作者：不详

骚动的思潮

1988年6月，中央电视台在黄金时段播放系列专题片《河殇》，共六集，总撰稿人是苏晓康。这个片子说的是：生活在黄河流域的黄土地上的黄种人的中华文明不行了，要走向“蔚蓝色”（注：指海洋）的西方文明。这个专题片轰动了全国，各种报刊登出很多赞杨文章，也登出一些批评文章。8月，中央电视台再次在黄金时段重播《河殇》。《河殇》影片的拷贝、解说词的单行本，在全国大量发行。

一天晚上，王震看完中央电视台的“新闻联播”后，接着播放的《河殇》引起了他的注意。他借来《河殇》的录像带、从市面买回《河殇》解说词，与家人、身边工作人员一起观看、议论。他先后找来邓力群、林默涵、曹禺、周谷城、刘白羽等人，一起探讨。他给李先念、彭真等人送去《河殇》的录像带、解说词，请他们关注这部电视片的错误倾向。李先念告诉王震：《河殇》就是鲍彤（赵紫阳的秘书）支持搞起来的。9月20日，王震在家里接待《人民日报》总编辑谭文瑞等人，他激愤地说：“《河殇》的片子我看了两遍，解说词的本子也看了两遍，引起很大的火！它把我们的民族一顿臭骂，把中国共产党一顿臭骂，把公有制一顿臭骂，实质上是主张搞私有制的。它说我们黄种人的人种不好，连我们的女排也骂。是可忍，孰不可忍!”“如果中央称赞，党的总书记（注：总书记是赵紫阳，赵紫阳支持《河殇》的传言当时传得沸沸扬扬）称赞，我也不称赞，无非是开除党籍。这次我就要讲话。坚持四项基本原则不是空的。政治运动不搞了（注：这是在四人帮垮台后中共中央定下来的），但是思想政治工作和意识形态领域里的斗争不能放弃。否则，你不去运动人家了，人家来运动你。”“现在舆论工具对《河殇》的评论是一面倒，全部叫好，不见对立面。建议你们找几位马克思主义历史学家写文章。这场笔墨官司一定要打。这关系到我们中华民族子子孙孙的精神支柱问题，关系到我们走什么道路的问题。”第二天，王震在银川会见自治区党政领导干部时说：“我们宁夏濒临黄河，黄河是我们中华民族的发祥地。而一些所谓学者，把黄河骂成有百害而无一利。”几天后，他又对他们说：“有个电视系列片《河殇》把我们伟大的中华民族和我们祖国、黄河说得一无是处。我看，这个片子是咒骂黄河、长城的，是污蔑我们伟大的中华民族和炎黄子孙的。”说完，王震向秘书交代：“我对《河殇》的议论明日要见《宁夏日报》。”这天深夜，宁夏管宣传的党委常委蔡竹林已入睡，他接到一个电话请示是否让王震批评《河殇》的讲话见报？他回答说：“即日见报。不必惊动其他领导。今后如果上边追问此事，就说是经过我同意的。”第二天，《宁夏日报》头版头条登载了王震对《河殇》的批评。消息传开，有人叫好，也有人说这是“打棍子”。

9月下旬，中共十三届三中全会在北京举行。会议开完，即将宣布全会闭幕前，赵紫阳例行地问大家：还有没有什么事？这时，坐在台下前排的王震站了起来，异常激动地说：“看了《河殇》，伤了我的心……伤了中华民族的心。《河殇》把中华民族诬蔑到不可容忍的地步!《河殇》从龙说起，说我们黄种人不好，说黄种人自私、愚昧，一连十二个‘黄’字。”“照那样改（革），改（革）到底，再过五十年啊，就回到1840年鸦片战争那个年代！”“为什么这样的坏东西能够出很多书？！”赵紫阳打断王震的发言，说：“今天不讨论《河殇》，王震的意見只代表个人，不代表中央。”当日下午，王震在中南海勤政殿向中央常委胡启立、书记处书记芮杏文、中宣部部长王忍之谈了自己对《河殇》的看法，然后说：“不能把过去的历史都否定了，把功劳都算成你自己的。你们新的领导要注意。……如果一说新中国的成就，什么都是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的成绩，就是割断历史。……毛、刘、周、朱、陈、邓，那个时候领导班子的大好事办得多，坏事错误是有，应实事求是地讲。不许自由化分子瞎骂！”10月17日，中央宣传、思想工作领导小组向中央政治局常委会写出报告，说鉴于前一段时间中一些报刊发表的文章对《河殇》不恰当的赞扬过多，建议有关报刊发表适量的评论文章，对《河殇》散布的片面的、错误的观点加以澄清。但考虑到“《河殇》热”目前正在降温，评论的文章不宜过多，过于集中，以免把温度重新升高。

10月16日，《人民日报》刊登诺贝尔物理奖获得者美籍华人杨振宁的谈话，他说：“中国的文化传统是世界最悠久的文化传统之一，中国的文化传统是世界唯一的在同一地区，从古时候一直延续到今天的传统。中国的文化传统西方人非常羡慕，为什么呢？因为它里面有非常良好的部分，教育传统就是其一。当然任何一个复杂的事情，任何一个几千年的传统，任何一个几亿人的历史背景，不可能纯粹是好的，其中有许多复杂的成份，对此是要讨论的。我觉得，《河殇》这个电视片作了一个贡献，它可以激发大家去思考、研究、反思。这个电视片里特别提到了三个象征，都是中国的传统象征，是中国历史的象征，是中国民族的象征：一个是龙传统或龙的神化；一个是长城；一个是黄河。我想全世界都承认这三者是中国传统象征。在这个电视片里，我最不能接受的是，把这三个传统都批评的一无是处。这个电视片认为，如果不把这种传统抛弃，中国就没有希望，我认为这是一个大错。”11月4日，《人民日报》又刊登另一位诺贝尔物理奖获得者美籍华人李政道批评《河殇》文章，文章写道：“中华民族的文化发源于黄河。当黄土文化移入了长江区域，使长江居住的黄人结合了北方的黄人。黄河的黄水流入了大海，使海外的华人也永远接连了这伟大的河流。黄帝的儿女们，我们必需团结，发扬民族理想，建立自尊、自信。……一个只依赖过去的民族是没有发展的，但是，一个抛弃祖先的民族也是不会有前途的。五千年的黄土文化值得我们骄傲，希望我们今后的创业，也能得到未来子孙们的尊敬。黄帝的儿女们，我们只要有志，不必害怕目前的贫穷。盼能启新自兴，望弗河殇自丧。”

其他报刊也都发表了一些批评性质的文章，大多是说《河殇》有点“偏激”了、“片面”了。于是，王震便找来文艺理论家林默涵等文人，说：“我文化不高，历史知识也懂得不多，想亲自写点文章，又写不好。想请你们写点生动、摆事实、讲道理的文章，把《河殇》宣扬民族虚无主义、‘全盘西化’的本质给驳倒。”10月25日，王震收到林默涵等人写的文章。文章说：“《河殇》实际上写的是一曲整个中华民族的葬歌；用唯心史观、地理环境决定论、中国人天生愚劣等观点解释中国历史；对黄河、长城这些中华民族象征，不加任何分析地进行嘲讽、挖苦和否定；对中国历史上争取祖国统一的一切努力，采用怀疑甚至嘲讽态度；对中国共产党领导的人民革命，不给以任何历史地位；对资本主义文明则极力加以歌颂和美化，并认为只有‘全盘西化’，才是中国的唯一出路。”王震看后，在上边批示：“这篇文章，正击中《河殇》毒瘤。”

其实，《河殇》只是一个例子，当时大量出格的观点出现在电视、报章杂志上，出现在大学校园里的各种各样的沙龙、论坛里。中国科技大学副校长方励之，在1988年接受外国传媒采访时公开批评四项基本原则。1989年初1月6日，他向邓小平发表公开信，要求释放异见人士魏京生（注：魏京生于1978年底在北京西单贴出题为《第五个现代化：民主与其它》的大字报，认为自由、民主比改善生活更重要，要求反省毛泽东的个人独裁，要求将政治民主化。1979年3月底，他又贴出大字报，题为《要民主还是要新的独裁》，他直言邓小平走的是独裁路线。几天后，魏京生被逮捕，并被指控“在中国对越自卫反击战刚刚开始时，主动向外国人泄露国家军事机密，并撰写反动文章和主编反动刊物《探索》”，被判刑15年）。境外的组织也参与进来。1989年人代会期间，香港有一个团体来北京，要求人权，要求释放魏京生。北京师范大学中文系教师 刘晓波，于1988年11月接受香港《解放月报》记者采访。记者问：“那什么条件下，中国才有可能实现一个真正的历史变革呢？”刘晓波回答说：“三百年殖民地。香港一百年殖民地变成今天这样，中国那么大，当然需要三百年殖民地，才会变成今天香港这样，三百年够不够，我还有怀疑。我无所谓爱国、叛国，你要说我叛国，我就叛国！就承认自己是挖祖坟的不孝子孙，且以此为荣。”自此，刘晓波得了个别名，叫“刘殖民”。【附注：后来，刘晓波在2008年发起起草《零八宪章》，要把西方的政治体制照搬到中国，2009年被控“煽动颠覆国家政权罪”，判处有期徒刑11年。次年，正在服狱的刘晓波被诺贝尔和平奖评选委员会评定为该年度诺贝尔和平奖获得者。】

在中央高层，总书记赵紫阳等人主张对不同意见持宽松态度，允许他们在电视、报章杂志里大量出现。邓小平和其他元老之间，虽然在经济改革方面的问题上有时存在不同意见，但在政治体制上的看法却是一致的：必须坚持四项基本原则，不能改动现在的政治体制，也就是要坚持共产党领导下的社会主义制度。他们认为：在中国实行多党制不行，虽然他们承认共产党的执政方式应该、而且可以作出改进。他们对赵紫阳的负面看法逐渐增多。

学潮再起

1989年4月8日早上10时，政治局扩大会议在怀仁堂举行，由赵紫阳主持。当讨论到教育问题时，胡耀邦突然心脏病发作。出席会议的上海市委书记江泽民，拿出自己随身携带的两粒“硝酸甘油”药片（注：这是救助心肌梗死的常用急救西药），让胡耀邦服用。很快，中央保健处处长牛福康医生赶到，他判断是心肌梗塞，病情危急，并立即将胡耀邦送进北京医院。经医院抢救，胡耀邦病情趋于稳定，但仍处于危险期。到了15日早上，胡耀邦再次突发急性心肌梗塞，经抢救无效，于早上7时53分辞世，终年74岁。四小时后，新华社报道了死讯，并赞杨胡耀邦是“久经考验的忠诚的共产主义战士、伟大的无产阶级革命家、政治家，中国军队杰出的政治领袖，长期担任党的重要职务的卓越领导人。”在天安门广场，陆续有人前来悼念胡耀邦；悼念的口号除了赞扬胡耀邦外，也诉求民主、反对贪污腐败。在上海，复旦大学召开了一场追悼会，有学生在会上发言说：“一定要争取民主，民主是我们的。”在西安，有人在钟楼邮电大楼广场挂出挽联：“敢说、敢干、公正、坚韧不拔是您的精神，民主、科学、法制是我们永远追求的目标。”

4月17日下午，位于北京的中国政法大学的法律系约500名学生，在人民大会堂（注：位于天安门广场西侧）东门附近举行悼念活动。翌日晨，北京大学约3,000人学生前往天安门广场，沿途近千名清华大学学生加入。他们在人民大会堂前静坐，要求人大常委接见并接受他们的请愿信。请愿信提出七点要求：一，重新评价胡耀邦同志的是非功过，肯定其民主、自由、宽松、和谐的观点；二，彻底否定清除精神污染和反对资产阶级自由化，对蒙受不白之冤的知识分子给予平反；三，国家领导人及其家属年薪以及一切形式的收入向人民公开，反对贪官污吏；四，允许民间办报，解除报禁，实行言论自由；五，增加教育经费，提高知识分子待遇；六，取消北京市政府制定的关于游行示威的十条规定；七，要求政府领导人就政府失误向全国人民作出公开检讨，并通过民主形式对部份领导实行改选。上午8时，国务院派出一名官员，接见学生代表郭海峰、王丹。期间，声援人数不断增加；至晚上9点，天安门广场已经聚集约两万名学生。

19日，数千学生从广场出发游行到中南海的新华门，要把请愿信送入中南海。武装警察以人墙阻挡学生。学生六次试图突破警戒线，未果。晚上，更多学生加入，有人高喊“李鹏出来”，并与警方冲撞。至20日凌晨，警察把学生和围观群众隔开，新华门前仅剩约300名学生，与武警对峙。然后，北京市政府用公车把这些学生拉回学校；有学生在被拉上车后，呼叫“打倒共产党！”回到北大后，北大学生王丹在一个民主沙龙宣布：废除听命于政府的北大学生会，由王丹、杨涛、封从德等七人建立北京大学“团结学生会”筹委会，下设宣传、纠察等八个部。会议提倡“非暴力、不抵抗”，以罢课争取民主。

同日，北京市委书记李锡铭、市长陈希同找到万里，希望能让他们在政治局常委会议上作汇报。万里把他们的要求转告了李鹏（当时，总书记赵紫阳在朝鲜访问，由总理李鹏代理主持常委工作）。第二天晚上，李鹏召集了常委会。李锡铭、陈希同在汇报时，说：有人公开喊出“打倒共产党”，有人指胡耀邦“是被迫害致死”，有人公开号召大学生到工厂、农村、商店去动员各界反对腐败政府，北大有“火烧中南海”的大字报，一些学生提出成立“修改宪法委员会”，要求实行地方自治，实行新闻独立等；北京的大学生派人到全国各地串联，到街上募捐经费，要搞更大规模的行动。李锡铭、陈希同认为：“一场全国规模的包括中学生、包括工人在内的大规模行动正在组织发动之中。”

21日，人民日报发表题为《维护社会稳定是当前大局》的社论，指责“数百人围聚新华门前制造事端”。社论的发表，引发全国多个城市的学生示威。在北京，19所高校学生举行示威游行，学生们高呼：“打倒官倒（注：“官”是指官僚，“倒”是指投机倒把）！”“打倒贪官污吏！”“新闻自由！”“民主万岁！”“反对独裁！”“爱国无罪！”沿街群众不时有人向学生鼓掌，还有人供应开水。在西安，学生翻过省政府办公楼前的铁栏，进入省政府大院，武警把走在前面的六人带走，这激起群众不满。在南京，学生游行至鼓楼广场，呼喊“打倒官僚”、“打倒贪污”、“还我民主”、“自由万岁”、“流血不要紧，自由最可贵”、“用战斗迎接五四”（注：指5月4日 五四运动纪念日）、“北京冲击中南海，俺们咋办？”同日，由诗人北岛发起、150名学者连署的请愿信送交全国人大，声援学生，但未获接收。

22日，官方办的“胡耀邦同志追悼大会”在人民大会堂举行，追悼会由国家主席扬尚昆主持，中共总书记赵紫阳致悼词。学生们静坐在天安门广场西部的人民大会堂东侧，有秩序地 按学校列队。当广场上的喇叭宣布追悼会开始时，学生们自动肃立，齐唱国歌，气氛肃穆。追悼会上，赵紫阳致悼词，称颂胡耀邦。中午，周勇军、郭海峰、张智勇三名学生跪在人民大会堂门前，中间那位举着一份请愿书。很多学生围在大会堂门前。有工作人员尝试扶起学生，未果。三名代表跪了半小时后，获准进内送请愿书。下午，追悼会结束后，学生撤离广场。接着，各校学生会通电全国：北京学生将无限期罢课。当日，其他城市也有悼念胡耀邦的活动，其中有些地方出现了打、砸、抢。在西安，有人焚烧两辆汽车、五间房子后，又在西华门、钟楼附近焚车、抢劫商店。西安公安部门逮捕了270人，其中有大、中学生72人；初审164人后，释放了106人。在长沙，有38家商店被抢劫，96人被拘捕，其中3人为大学生。在武汉，大学生冲击省政府机关时，警察动用警械，数人受伤。

23日，上海的《世界经济导报》以五个版面的篇幅，共约三万字，刊登了他们召开的“悼念胡耀邦座谈会”的纪要。纪要除了讲胡耀邦领导中国改革开放、平反冤假错案的政绩以外，也谈到他遭受的不公平待遇，并说不公平待遇主要来源于政治制度。纪要还报道了座谈会参加者严加祺 讲的一段话：“中国的政治领导人更替非民主化，胡耀邦就不是按照正常程序下台的。在这之前，中国的其他领导人也是这样。这是政治改革要解决的一个大问题。”上海市委书记江泽民，要求《世界经济导报》将该纪要删改500余字，但被该报总编辑钦本立拒绝。于是，江泽民下令收回该天的《世界经济导报》，共30万份。按照江泽民的要求，该报的上级主管部门解除了钦本立的总编辑职务，并让该报停刊整顿。该报驻北京办事处 随即聘请律师，指控江泽民解除他们总编辑的职务违法。全国近五百名记者，联名写信给《世界经济导报》，声援钦本立。后来在5月9日，约一千名记者和编辑联名，并另有230名艺术家、学者联署，发表文章抗议政府对媒体的控制、要求恢复钦本立的职位。

24日，李鹏召集常委会（注：当时赵紫阳仍在朝鲜访问）。会议把学潮定性为“有组织、有计划、有预谋的反党反社会主义的政治斗争”，并形成了会议纪要。25日，李鹏、杨尚昆向邓小平作汇报。邓小平同意把学潮定性为“反党反社会主义的动乱”，并提出要以“快刀斩乱麻”的方式加以解决。当天夜里，李鹏把邓小平的讲话向各级干部广泛传达。邓小平得知后，让他的女儿毛毛打电话给鲍彤（邓小平那个讲话稿的整理者），希望在讲话的整理稿中加上邓小平爱护青年的内容。常委会这个纪要、邓小平的这个讲话，都通过使馆传给了在朝鲜访问的赵紫阳。他回电表示：完全同意小平同志对付当前动乱所做出的决策。

26日，《人民日报》根据邓小平这个讲话的精神，在头版发表社论，题为《必须旗帜鲜明地反对动乱》，把这次学生运动定性为“极少数人发起的反革命动乱”。当晚，社论由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央电视台播出。很多学生听后情绪激动，次日上街游行的人数，一下子上升到十万。学生的标语是“和平请愿，不是动乱”、“打倒官僚”，以至“拥护共产党”。警方没有强硬阻挠。游行秩序良好，最终和平落幕。学生们原来以为游行可能受到镇压，结果什么事情也没有发生。他们回到学校以后，就庆祝胜利，欢欣鼓舞。

李鹏要求《人民日报》再发表一篇社论，语气要相对温和些。据此，4月28日的《人民日报》发表了题为《维护大局 维护稳定》的社论，指出中国需要稳定，稳定压倒一切，否则只会给国家、民族带来灾难；并将“极少数分子”与“广大学生”区分开来，申明“4·26社论”只针对“一小撮人”。李鹏又让国务院新闻发言人袁木、国家教育委员会副主任何东昌与学生对话。4月29日下午，袁木、何东昌等人，与北京16所高校的45名学生代表进行对话。在对话会上，袁木承认“党风不正和各种腐败现象有目共睹”，同时强调大多数“干部、党员还是好的”。他又说：这次运动背后有“长胡子的人”在策划，他说：“他们往往比长沙、西安那些直接打砸抢的人可能还要更厉害些，他们要造成的动乱可能还要更大一些。”4月30日，学潮有所缓和，约30%的高校学生陆续复课。下午，北京市委书记李锡铭、市长陈希同与北京17所高校的29名学生对话，话题包括学生关心的反贪污问题。言谈间，陈希同说自己是工人之子，每月工资仅数百元，不会参与贪污。

4月30日，赵紫阳结束在朝鲜的访问后回国。他认为处理学潮以对话、疏导的方式为好，“4·26社论”应该修改一下。他希望能与邓小平谈一下，就打电话给邓小平的秘书王瑞林。王瑞林说：邓小平最近身体很不好（注：这是事实），很担心到时候见不了即将来访的戈尔巴乔夫（注：苏共总书记），那问题就大了，所以现在什么事都不要报给他，以免分心。于是，赵紫阳就将他的以对话、疏导处理学潮的想法告诉了阎明复（中央书记处书记），请他通过杨尚昆等邓小平周围的人转告邓小平。几天后，消息逐渐回馈到赵紫阳这儿。杨尚昆告诉赵紫阳：已向王瑞林及邓小平的子女谈过，他们都认为现在修改4·26社论有困难，可以淡化，不要再提它，慢慢转这个弯子。杨尚昆又表示：他可以分头做其他几位常委的工作。当天，阎明复告诉赵紫阳，说王瑞林和邓小平的子女都表示：对学潮问题，由中央负责同志（注：指赵紫阳等常委）根据情况处理好了；如果现在找邓小平，万一他不同意，反而更难办。杨尚昆告诉赵紫阳他同各常委谈话的结果：胡启立、乔石赞成对话、疏导的方针；李鹏、姚依林反对，他们说定性“动乱”是邓小平定的。杨尚昆又说：他同彭真谈过，彭真完全支持对话、疏导的处理方针，彭真说：“如果将来小平同志怪罪下来，不能怪紫阳一个人，还有你、我，你算一个，我也算一个。”赵紫阳本人直接找万里谈过，万里完全同意对话、疏导的方针。这样，常委和列席常委会议者（后者是杨尚昆、彭真、万里）中，赞成对话、疏导方针的占了多数，只有李鹏、姚依林两人反对。

5月1日，北京高校学生自治联合委员会（简称“高自联”，与官方的原学生会

相对立）在北京大学球场外召开记者会，再一次提出七项要求。第二天，高自联的代表 王超华、王丹、郑旭光，向国务院的信访部提交声明，要求政府与普选出来的学生代表（也就是他们自己）对话，要求允许旁听、有电视直播，双方（指他们的高自联、官方的原学生会）代表要有相同的时间发言。中央政治局各位常委看到这份声明后，决定让袁木举行中外记者招待会。3日，袁木在记者招待会上说：对话不应有先决条件，他批评学生不仅想与政府平起平坐，而且要超越于政府之上，表现了学生们的“幼稚的冲动”。他又说：请愿书带有威胁性质，“从请愿书中看出确实背后有人给学生出主意，挑起社会的动乱……是极少数人在背后制造否定中国共产党的领导、否定社会主义制度的政治斗争。”但袁木同时承诺：若5月4日出现大游行，政府将平心静气待之。记者会结束后，高自联随即召集北京47所高校的学生代表开会，对明天是否去广场游行进行表决，结果是：41票赞成，5票反对，1票弃权。5月4日，北京各高等院校的数万名学生上街游行，并在天安门广场集会，发表了“五四”宣言，他们呼吁：“同学们，同胞们，让我们在这富有象征意义的天安门下，再次为民主、科学、自由、人权、法制，为中国富强而共同探索，共同奋斗吧！”

5月4日，赵紫阳会见“亚洲开发银行理事会”年会的代表时，发表讲话说：“……现在需要广泛地进行协商对话，同学生对话，同工人对话，同知识分子对话，同各民主党派和各界人士对话，在民主和法制的轨道上，在理智和秩序的气氛中，交换意见，增进理解，共同探讨解决大家共同关心的问题。”这个讲话，各报以《在民主和法制的轨道上解决问题》为题发表。此后几天内，北京各高校陆续复课。

5月10日，万里主持召开全国人大委员长会议。会议决定：“6月20日在北京召开全国人大常委会第八次会议，听取国务院关于学生游行示威和罢课问题的汇报，还要审议《游行示威法》和清理整顿公司的汇报。”李鹏打电话要求赵紫阳：取消人大常委会关于学潮的议程。赵紫阳回答：人大委员长会议已做了决定，不好改了。然后，万里按原定计划去北美访问。

5月13日，学生领袖们决定：乘戈尔巴乔夫5月16日来华访问的大好机会，发起绝食。当天下午，王丹、吾尔开希（一名维吾尔族学生）等二百多名学生，在一千多人的护卫下，进入天安门广场静坐、绝食。学生们在天安门广场搭起帐篷，吃、住都在那里。他们向全国发出绝食声明，其中引用了毛泽东“国家是人民的国家”等语录，要求政府肯定学生行动是爱国运动、推翻4·26社论。参加绝食的学生不断增加，最多时达两、三千人。学生们为这种悲壮的情景所陶醉，更加不肯撤离广场。当日，中共书记处书记阎明复 约请知识分子斡旋。知识分子严家其、戴晴、包遵信等然后到广场宣读了《我们对今天局势的紧急呼吁》，劝说学生停止绝食。但学生继续绝食。凌晨2点半，官员李铁映、李锡铭、陈希同等到达天安门广场，劝学生复课。第二天下午4时，官员李铁映、阎明复、尉建行等

再次与30余所高校的学生代表对话，劝学生停止绝食，亦未果。学生绝食进入第四天时，有学生昏倒。多间医院，包括军队医院，组织抢救。全国近20个城市的学生游行响应。铁路部门默许学生、医务人员不买票乘车；大量外地学生聚集北京。

15日，学生们在北京发动大游行，天安门前的长安街交通瘫痪，地铁的前门站关闭。游行口号针对赵紫阳、李鹏、何东昌（教育部长）。中央电视台每天转播天安门广场的实况，人民日报也不断报道。是日，阎明复、李铁映、尉健行等官员，与“北京高校学生对话代表团”，在中共中央统战部会议室再次对话。阎明复对学生说：“改革需要你们进行下去……你们要爱护自己，等待正义的裁判的这一天就要到来了。我请求你们，我可以和你们一起静坐，请求你们能够爱惜自己。”然而学生未于理会，继续绝食。

16日晚，赵紫阳在人民大会堂会见戈尔巴乔夫时说：“邓小平同志从1978年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是国内外公认的我们党的领袖。尽管在十三大根据他的请求，他退出了中央委员会，退出了政治局和常委会，但是我们全党都知道，我们离不开他，离不开他的智慧和经验。我告诉你一个秘密，在十三届一中全会有一个正式的决定，虽然这个决定没有公布，但是它是一个很重要的决定，就是说，我们在最重要的问题上需要他掌舵。”在这次会见戈尔巴乔夫以前，赵紫阳在会见外国兄弟党的领导人时，也说过类似的话，但都没有公开发表；而这次讲话却在电视、报纸上作了公开报道。他的讲话发表后，北京学生不再针对赵紫阳，而是开始打出针对邓小平的标语：“小平糊涂”、“老眼昏花 老而无能”、“八十五岁，尚能饭否？”等等。

是日夜，赵紫阳召集常委会议，讨论以五位常委的名义公开发表讲话劝说学生停止绝食。讲话稿中有“学生的这种爱国热情是可贵的，党中央和国务院是肯定的”这句话，李鹏说：“说‘可贵’就可以了，还要什么‘肯定’？”杨尚昆说：“学生反腐败，可以说肯定。”赵紫阳说：“既然说他们的爱国热情是可贵的，为什么不能肯定？如果这句话也不说，就等于什么话也没有说！那发这个公开讲话还有什么意义？现在的问题是如何使讲话能够缓解学生的情绪，不要老在字眼上计较。”多数常委都主张保留这句话，结果通过了讲话稿。接着，赵紫阳正式提出：要修改4·26社论对学潮的定性。李鹏说：4·26社论中的定性是按邓小平的原话写的，不能动。赵紫阳反驳说：4·26社论是按4月24日常委会纪要的调子写的，小平只是支持了常委的意见。杨尚昆表示：修改4·26社论将伤害小平。赵紫阳说：我去朝鲜时曾发电报同意小平的决策，所以我对4·26社论也要负责，必要时，也可以说是由我批准的。李鹏说：你这不是政治家的态度。因而修改4·26社论这个问题，就谈不下去了，最后没有作出结论。

5月17日，冰心、艾青、夏衍、钱钟书等30多位著名作家向中央紧急呼吁，要求中央与学生对话，同时肯定了学生的爱国民主运动。也是在这一天，严家其、包遵信等人发表《五一七宣言》称：中国的问题，是由于“独裁者掌握了无限权力，政府丧失了自己的责任，丧失了人性。”又形容邓小平是“一位没有皇帝头衔的皇帝，一位年迈昏庸的独裁者”，并要求推翻4·26社论，结束老人政治，独裁者必须辞职。他们并发动知识分子签名。

是日，赵紫阳打电话要求见邓小平。随后得到“邓办”的通知：下午到邓小平家里开会，常委（赵紫阳、李鹏、姚依林、乔石、胡启立）和杨尚昆出席。会议开始后，赵紫阳先讲了他自己的意见：“现在学潮在发展，形势在恶化，十分严重。学生、教师、记者、科研人员、机关干部都有不少人上了街，今天估计有三、四十万人，工人农民有不少人同情，之所以如此，除了腐败、透明度等热点问题之外，主要是各界责备党和政府对学生绝食为何麻木不仁，见死不救。而与学生的对话主要卡在4·26社论定性上。4·26社论引起这么多人误解，一直对立，总有说不清楚或不正确之处。现在唯一能够立即见效的，就是必须对社论定性松一下口。这是关键，可以赢得社会同情。我们给学生脱了帽子，就比较主动了。如果绝食拖下去，死了人，势必火上加油。如果采取和群众对立的措施，很可能有全局失控的现实危险。”赵紫阳一讲完，李鹏、姚依林立即站起来批他，把学潮升级的责任全部归结到赵紫阳5月4日在亚银年会上的讲话。胡启立发言，主张修改社论。乔石没有明确表态。杨尚昆不赞成修改社论。杨尚昆又说：“廖汉生（人大副委员长）主张戒严，是不是可以考虑戒严？”（注：本来杨尚昆一直是反对戒严的，这时他转述廖汉生的主张，改而支持戒严。）最后，邓小平拍板说：“事态的发展更加证明4·26社论定性的正确。学潮所以一直不能平息，问题出在党内，出在赵的5月4日的亚银讲话上。现在不能再退了，否则不可收拾。”他决定调军队进京，实行戒严；并且指定由李鹏、杨尚昆、乔石组成三人小组，负责实施。但邓小平接着说：赵紫阳还是总书记。赵紫阳表示：有个决策当然比没有决策好，但我非常担心它将带来严重后果，我作为总书记，组织执行这一决策很难得力。邓小平说，如果这个决策错了，由大家共同负责。李鹏说：常委会议经常有人把内容泄漏出去，内部有坏人，鲍彤（注：赵紫阳的秘书）就是一个。赵紫阳反问道：“你这样讲要负责任，你有什么根据？”李鹏说：“我有根据，以后告诉你。”

回家后，赵紫阳让鲍彤为他起草一封信，向常委辞去总书记职务。辞职信送到中办秘书局尚未分发出去的时候，杨尚昆打电话给赵紫阳，再三劝他收回该信。杨尚昆说：这个消息一传出去将使形势更加激化，不能火上加油。第二天，赵紫阳通知中办辞职信不要发出，并派秘书把辞职信收了回来。同日，他给邓小平写了一封信：“小平同志：现送上几位有影响的老同志的呼吁，望一阅。现在形势十分严重，最紧迫的事情是让学生停止绝食（这是最受群众同情的），避免死人。而学生答应停止绝食最关键的要求就是摘帽子，改变4·26社论的定性，承认他们的行动是爱国运动。我反复考虑，觉得我们必须痛下决心做出这个让步，只要我们主要领导人亲自到群众中去宣布承认这一点，群众的情绪就会大大缓解，其他问题才好解决。即使我们需要采取维护秩序的坚决措施，也必须先走出这一步然后才好行动。不然，在众多群众严重对立的情况下采取强硬行动，可能引起威胁党和国家命运的严重后果。我怀着万分忧虑的心情，再次请你考虑这个建议。 赵紫阳 五月十八日 ”信发出后，没有任何回音。

5月19日，赵紫阳向政治局请假三天，建议常委会由李鹏主持，并拒绝出席当晚将举行的宣布戒严令的动员大会。21日，他找来阎明复，说：现在只有提前召开人大常委会，由人大这个权力机关以民主与法制的形式，来扭转这种局面。他请阎明复转告杨尚昆，看这是否可行。在这之前，彭冲（人大副委员长）找赵紫阳谈过，他说：因为万里（人大委员长）在国外，因此我召集了人大副委员长会议，大家一致主张提前召开人大常委会。他又说：我还到玉泉山找了彭真，彭真也赞成这样办；我们已写了报告给中央，要求万里提前回国。当日下午，胡启立到赵紫阳家说：人大常委要求万里提前回国的报告现在没有人批覆，搁在那里。赵紫阳就让胡启立告诉彭冲，由人大党组直接发电报给万里，促他提前回国。胡启立问 可否说 你已经同意，赵紫阳说可以。随后赵紫阳又给吴学谦打电话，让他把电报发出去。但是，李鹏接着也给万里发了电报，不让他提前回国。最后，万里没有提前回国。在赵紫阳请假的这三天里，李鹏、杨尚昆、姚依林、宋平分别召开各部门会议，宣布赵紫阳犯了错误；同时分批把各省、市的第一、二把手召到北京来打招呼。

5月19日夜，中办安排中央领导人去医院看望因绝食而入院的学生。赵紫阳、李鹏去了。赵紫阳即席讲了话：“同学们，我们来得太晚了。对不起同学们了。你们说我们、批评我们，都是应该的。我这次来也不是请你们原谅我们的，不是这样。我想说的是，同学们的身体现在已经是非常虚弱了，你们绝食现在已经到了第七天，不能再这样下去了。……你们绝食是希望党和政府满意答复你们所提出的要求。但是我觉得，要得到满意的答复，我们的对话渠道是畅通的。有些问题还是需要一个过程才能解决。……你们还年轻，同学们呀，来日方长，你们应该健康地活着，看到我们中国实现‘四化’的那一天。你们不像我们，我们已经老了，无所谓了。国家和你们的父母培养你们上大学不容易呀！……最后，我再次恳请同学们冷静地想一想今后的事。现在已经六天、七天了。难道真正还要到八天、九天、十天吗？有很多事情终究是可以解决的。你们就是为了等到这一天，等到回答你们满意的那一天，你们也应早些结束绝食。谢谢同学们。”说完，赵紫阳向在场同学鞠躬，同学们热烈鼓掌，并纷纷索取签名。他的这个讲话，随后登在首都各大报纸上。

20日上午10时，邓小平在家中召集政治局常委扩大会议，参加者有：常委李鹏、姚依林、乔石（另两位常委赵紫阳、胡启立，没有被通知出席），通常列席常委会的杨尚昆，党内老人陈云、李先念，还有几位军队负责人。会上，邓小平提出：戒严“要尽量减少损伤，但是要准备流点血……”他说不能承诺“绝对不用杀伤性武器”，因为“那等于捆住自己的手足”。晚上10时，李鹏在电视上宣布：“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第89条第16项的规定，国务院决定，自1989年5月20日（晚上）10时起在北京市部分地区实行戒严，由北京市人民政府组织实施，并根据实际需要采取具体戒严措施。”接着，北京市长陈希同签发了实施戒严的第一、第二、第三号令，列明北京市市区的戒严范围，明令禁止游行、请愿、罢课、罢工，禁止境外记者进入机关、团体、学校、工厂、矿场、企业、街道等单位采访。直升机在天安门广场上空撒下传单，上面印着李鹏讲话。这引起学生鼓燥。是日夜，军队开往北京市区。他们分乘卡车、装甲车、坦克，从丰台、六里桥、沙子口、呼家楼等处向天安门广场方向前进，但被市民和学生阻在半路。市郊有零星冲突，但冲突并不严重。有不少民众向军人送水、送粮，慰问军人，也有人劝他们放下武器。士兵们显得不知所措。同日，香港百万人大游行，声援北京学生，并成立“支联会”，发起筹款。

23日，中学教师余志坚、报社美术编辑喻东岳、汽车司机鲁德成，将颜料、鸡蛋 砸向天安门城楼上的毛泽东画像。在场学生把该三人送交公安局，并说：我们只要求改革政府弊端，无意推翻共产党政权。晚上，北京高校学生自治联会（简称“北高联”）由广场撤回北京大学。

26日，新华社发布消息说：陈云主持中央顾问委员会常委会议，会议通过决议表示“老同志一致拥护中央”。彭真、李先念、王震等元老以个人身份公开表态，支持中央决定。李先念说：极少数人制造复杂局面，煽动学生反对共产党。其后，元帅徐向前、聂荣臻表示戒严部队不会对付学生。

27日，香港市民在跑马地举行“民主歌声献中华”筹款活动，筹得1,200万港元。活动后，“支联会”用捐款购买物资运往北京，并派李卓人把100万元现款送去北京。李卓人到北京后被拘留，并被迫签写悔过书，三日后获释，而款项则被没收。

28日，从上午10时始，北京大学、清华大学、中国人民大学、北京师范大学等首都高校的学生，从各自的校园出发，响应“全球华人大游行”，沿途高喊：“解除戒严”、“罢免李鹏”、“召开人大”。两天后，中央美术学院雕塑系师生集体创作的高七米的“民主之神”雕像被安放到天安门广场的人民英雄纪念碑的北侧。雕像揭幕时，中央音乐学院等校的学生演唱了“血染的风采”等歌曲，然后广场上所有人士齐唱“国际歌”。

5月底，赵紫阳找到中央办公厅主任温家宝，说要召开一次政治局会议。温家宝说：现在一切活动都是李鹏、杨尚昆安排的，并不通过中办；如果你一定要开会，中办也可以发通知，但后果会很不好，希望你慎重考虑。既然不能召开会议，赵紫阳便让秘书打电话找杨尚昆，要求与杨尚昆谈话。6月2日，王任重、丁关根来到赵紫阳家，说因你要求见杨尚昆谈话，中央决定委托我们来与你谈话，他们接着说：中央决定在最近召开政治局和中央全会，解决你的问题，要你好好考虑做个检讨。他们又说：小平同志说上次处理耀邦的问题，国内外有些议论，这次处理赵的问题，要合乎手续，要好好准备文件，文件准备好就开会。赵紫阳听后，首先向他们解释了与戈尔巴乔夫谈话的问题，接着问道：现在中央机构是怎样运作的？五个常委，除我之外，另一个（注：指胡启立）也靠边站了，现在开会是哪些人参加？王任重回答说：常委没有改选，最近也没有开常委会。赵紫阳说：“我三天病假以后，不让我参加工作，可以理解，让我靠边站也没意见，就是将来不要说我不管事、撂挑子，我找杨尚昆也是要谈这个问题。……我现在什么也不知道，到处批我，不和我核对事实，批判材料根本不与我见面就到处发，在这种情况下，检讨怎么写？如果将来我还有讲话的机会，我认识到的问题会做自我批评的。”接着，赵紫阳又讲了对4·26社论的看法、5月3日对青年代表的讲话、5月4日在亚银的讲话、5月19日不出席戒严大会的有关情况及看法。最后，赵紫阳提出鲍彤被拘禁的事。鲍彤是5月28日被组织部叫去谈话，一去就没有回来，他的办公室同时被搜查。赵紫阳说：如果认为鲍彤有什么问题，组织上可以审查，但应按《党章》和法律手续处理，党组织没有权力剥夺他的人身自由，组织部长更没有这个权力；现在八十年代了，不能用过去搞运动的办法了，要求他们向中央反映。

筹备建立新的领导班子

几乎与学生在天安门广场绝食静坐同时，邓小平等中共元老考虑改组中央领导层。5月21日，邓小平与陈云、李先念、彭真、杨尚昆、薄一波、王震、邓颖超等人，聚在邓小平家里开会，一共是八位元老。邓小平说：“我们大家一起先讨论一下选拔新的中央领导班子的问题。主要想请大家考证一下这个论点对不对：进入新的政治局、书记处特别是常委会的人，要从改革开放这个角度来选。新的领导班子要坚持做几件改革开放的事情，要让人民相信新班子是真正执行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的改革开放政策的。这样人民就可以放心了。在选人的问题上，要注意社会公论，不能感情用事，要抛弃个人恩怨来选择人，反对过自己的人也要用。要用政治家的风度来处理这个问题。”陈云接着说：“同意小平同志意见，补充一点，……关键一条是，新的人选要敢于坚持反对资产阶级自由化，坚持四项基本原则，这一点不能动摇。中国不搞四个坚持行吗？……这是根本的问题。”李先念说：“小平同志，大家想听你对总书记人选的考虑意见。”邓小平说：“比较来、比较去，上海市委书记江泽民同志的确是总书记的合适人选。我认为他能够胜任这个角色。在总书记人选上，陈云、先念同志和我都倾向于江泽民同志，大家有什么意见？”王震说：“你们三人说定了就定了，我对江泽民不了解，但我相信小平同志的眼力不会错。就选江泽民当总书记。”邓颖超说：“我与江泽民接触不多，从大家对他的反映来看，是不错的。我同意江泽民担任总书记。”李先念说：“江泽民缺乏在中央工作的经验，这是事实。但这个人很有政治头脑，年富力强，信得过。”然后,彭真、薄一波、杨尚昆也表态支持江泽民。会后，江泽民被召到北京，邓小平对他说万里将于5月25日从加拿大回到上海，他到达后

你代表中央向万里传达三件事：“一、赵紫阳因反对‘4·26社论’和戒严，及向戈尔巴乔夫透露邓小平是中共最高决策人这一机密已不能担任总书记；二、政治局常委会宣布戒严，不是针对学生和市民；三、有人和一些人大代表呼吁召开人大紧急会议，人大常委会已通知所有人大代表不要参加签名行动，中央希望万里在上海休息时，应该发表旗帜鲜明的讲话。”万里回到上海后，江泽民立即向他转达了邓小平的三点意见。万里于27日发表声明，同意戒严令。

5月27日深夜，这八位元老再次聚在邓小平家开会。邓小平说：“我看就这样决定，由江泽民同志来担任总书记，不公布。四中全会再公布。在这个问题上没有甚么好三心二意的。当初选择胡耀邦、赵紫阳没有错，但人是会变的，这一点也不要奇怪。你们可以再看看赵紫阳与戈尔巴乔夫的谈话内容，会明白一点。”这次碰头会，还讨论了戒严后的首都局势、下一步对策。

5月31日，邓小平约见李鹏、姚依林，向他们介绍建立新领导班子的情况。他说：

“改革开放政策不变，几十年不变，一直要讲到底。国际、国内都很关心这个问题。要继续贯彻执行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的路线、方针、政策，连语言都不变。十三大政治报告是经过党的代表大会通过的，一个字都不能动。这个我征求了李先念、陈云同志的意见，他们赞成。……平息之后，我们确实有些事情要向人民作出交代。主要有两条：

“第一，要改换领导层。新的中央领导机构要使人民感到面貌一新，感到是一个实行改革的有希望的领导班子。这是最重要的一条。这是向人民亮相啊！人民是看实际的。如果我们摆一个阵容，使人民感到是一个僵化的班子，保守的班子，或者人民认为是个平平庸庸体现不出中国前途的班子，将来闹事的情形就还会很多很多，那就真正要永无宁日。这次事情总的说还没有完啊！目前学生还没有上课，就是上了课，也还会上街。肯定的一点是，不论工人也好，农民也好，知识分子也好，学生也好，还是希望改革的。这次什么口号都出来了，但是没有打倒改革的口号。……

“第二，要扎扎实实做几件事情，体现出我们是真正反对腐败，不是假的。本来我们就是要反对腐败的。对腐败的现象我也很不满意啊！反对腐败，几年来我一直在讲，你们也多次听到我讲过，我还经常查我家里有没有违法乱纪的事。腐败的事情，一抓就能抓到重要的案件，就是我们往往下不了手。这就会丧失人心，使人们以为我们在包庇腐败。这个关我们必须过，要兑现。是一就是一，是二就是二，该怎么处理就怎么处理，一定要取信于民。腐败、贪污、受贿，抓个一、二十件，有的是省里的，有的是全国范围的。要雷厉风行地抓，要公布于众，要按照法律办事。该受惩罚的，不管是谁，一律受惩罚。……

“我们党的历史上，真正形成成熟的领导，是从毛刘周朱这一代开始。这一代的前期是好的，后期搞文化大革命，变成一场灾难。华国锋只是一个过渡，说不上是一代，他本身没有一个独立的东西，就是‘两个凡是’。第二代是我们这一代，现在换第三代。……我们这个第二代，我算是个领班人，但我们还是一个集体。对我们这个集体，人民基本上是满意的，主要是因为我们搞了改革开放，提出了四个现代化的路线，而且真正干出了实绩。第三代的领导也一样要取信于民，要干出实绩。……学生不过是提出继续进行改革的要求，而我们是真干。这样就合拍了，隔阂就自然消除了。这样的隔阂，不是写文章、辩论就可以消除的。这次出这样的乱子，其中一个原因，是由于腐败现象的滋生，使一部分群众对党和政府丧失了信心。因此，我们首先要清理自己的错误，对群众的一些行动要谅解一些，处理时要适度，涉及面不要太广。……新的领导班子一经建立了威信，我坚决退出，不干扰你们的事。希望大家能够很好地以江泽民同志为核心，很好地团结。只要这个领导集体是团结的，坚持改革开放的，即使是平平稳稳地发展几十年，中国也会发生根本的变化。关键在领导核心。我请你们把我的话带给将要在新的领导机构里面工作的每一个同志。这就算是我的政治交代。”

天安门广场的清场经过

6月3日，按照中共中央的决定在天安门广场实施清场。当晚6时半，戒严部队透过广播、电台、电视，发出通告：“一，三日晚九时起，戒严部队、武警部队开始平息首都发生的反革命暴乱，首都公安干警配合；二，关于天安门广场清场。戒严部队于四日凌晨一时抵达天安门广场，六时完成全部清场任务；三，戒严部队一定要坚决按计划执行戒严任务，决不能耽误或拖延时间；四，部队开进途中，任何人不得阻拦。如遇阻拦，戒严部队可以采取各种自卫措施和一切手段予以排除；五，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央电视台，特别是北京电视台、北京人民广播电台要向全市人民作不间断广播，发布北京市人民政府和戒严部队指挥部的紧急通告。同时，在天安门广场进行重点广播。”

当晚，在木樨地（注：位于天安门以西 约五公里处，是戒严部队去天安门广场的必经路口之一）聚集了数千学生、市民。晚9时，有人把三辆无轨电车推到木樨地桥上横著，有人将人行道上的水泥砖砸成碎块，堆在街道两旁。不久后，戒严部队到达，士兵手持木棒，并施放催泪弹。有市民、学生向他们丢碎砖。士兵立即排成一线，走向大桥，一边喊著：“人不犯我，我不犯人；人若犯我，我必犯人。”部队前进一段，群众就向后退一段。有民众大喊：“法西斯！”“流氓政府！”“杀人犯！”约十分钟后，戒严部队穿过木樨地桥，来到北京地铁木樨地站附近。民众在街心花园或楼房之间向军人投掷石头，焚烧了三辆电车。戒严部队士兵推开路中的电车，清除路障。晚11时，装甲车、军用卡车向天安门方向驶去。复兴门外大街两旁大楼的居民中，从楼上向军队扔东西，戒严部队开火还击，在那里的第22、24号部长楼，共有三人被枪弹击中，其中一人是住在22号楼8层的尹敬（人大法制工作委员会副主任宋汝棼的女婿），当时他进厨房开灯后，被子弹击中头部。长安街（注：在天安门广场的北缘）的路灯通明。新华门前，站着近百名士兵。有民众向他们扔石头，士兵们一言不发，有士兵受伤。有学生想拉走一名受伤的军人，士兵们立即子弹上膛，大声喝止。一辆装甲车以高速进入天安门广场，有人向装甲车投掷汽油弹。装甲车掉头向西单方离去。6月4日凌晨，一辆装甲车在建国门与一辆军车相撞，有四人当场死亡，其中三名是军人。在长安商场和铁道部附近，有人对士兵进行了攻击，打死数名士兵。而后，士兵开枪，铁道部大楼内内有数人伤亡。一辆装甲车的军人司机被学生拉下来，押进一架公交车，并关上门。然后，这辆装甲车被民众开走，在复兴门立交桥一带边开行、边放枪。

6月4日凌晨1时，戒严部队到达天安门广场南部集中在毛主席纪念堂以南的广场上。凌晨1时30分，北京市政府广播《紧急通告》：“全体市民们：首都今晚发生了严重的反革命暴乱。暴徒们猖狂袭击解放军指战员，抢军火，烧军车，设路障，绑架解放军官兵，妄图颠覆中华人民共和国，推翻社会主义制度。人民解放军多日来保持了高度克制，现在必须坚决反击反革命暴乱。首都公民要遵守戒严令规定，并同解放军密切配合，坚决捍卫宪法，保卫伟大的社会主义祖国和首都的安全。凡在天安门广场的公民和学生，应立即离开，以保证戒严部队执行任务。凡不听劝告的，将无法保证其安全，一切后果完全由自己负责。……戒严部队、公安干警和武警部队有权采取一切手段强行处置，一切后果由组织者、肇事者负责。希望北京市的广大人民群众严守戒严令的规定，支持军队制止动乱、维护安定团结的行动……全体市民要提高警惕，从现在起，请你们不要上街去，不要到天安门广场去。广大职工要坚守岗位，市民要留在家里，以保证你们的生命安全，避免遭受不必要的损失。”上万名市民和极少部份学生，开始离开广场。凌晨2时，广场只剩下了几千名学生和少数市民。不久，建国门、东单方向传来密集枪声；广场里的学生、市民从广场东北角往人民英雄纪念碑跑。广场西北角的“工自联”指挥部开始撤离。凌晨2时20分，广场南部的部队向广场中央推进，他们向高空发射照明弹，沿途施放催泪弹。学生们向北面后退。凌晨2时半，军队将仍留守在广场里人民英雄纪念碑周围的约三千名名学生学生包围了起来，待命。

3时左右，侯德健（台湾的一名歌手）、刘晓波、周舵、高新四位知名人士（他们被称为“四君子”，都不是学生）决定劝学生离开，他们在广播中说：北京已在流血，已足以唤醒人民，劝学生立即离开广场。他们发现学生手中有枪支，就要求学生立即砸毁枪械。他们要求学生：必须坚持非暴力原则，否则解放军就会有堂而皇之的理由向学生开枪。3时45分，他们坐着救护车从纪念碑向解放军部队开过去；他们举著双手，要求与军人谈判。部队派出一名团政委与他们接触。侯德健等人对团政委说，愿意带领广场上的学生撤出，要求解放军不要开枪。团政委随即去向上级汇报，三分钟后回来，告诉侯德健等人说：“总部同意你们的请求。请你们立即带领学生撤离广场，往广场南口撤。时间很有限。我们不会开枪。”听完答复后，侯德健等四人立即赶回学生那里。

4时正，官方预告的清场时间到，广场上全部关灯，同时戒严部队指挥部播放“清场通知”：“现在开始清场。同意同学们撤离广场的呼吁。”这时，纪念碑上的学生，用被子、木棍、帆布等物点起了几堆火，并唱起了国际歌。戒严部队广播说：“我们呼吁，全体市民和全体同学，不要再烧垃圾，不要再烧垃圾，不要再加强广场的混乱。”4时20分，广场再次开灯，戒严部队再次广播：“同学们，戒严部队指挥部决定，现在清场。我们同意同学们的呼吁，请同学们立即撤离天安门广场。”并且重复广播。凌晨4时45分，学生开始撤离广场。在学生纠察队手拉手的维护下，大批学生举着校旗、唱着国际歌撤离，期间不时有人喊“血腥镇压！”“打倒法西斯！”“土匪！土匪！”“畜生！”至5时20分，天色已明，大部分学生已经撤走，但仍有约200名学生不肯离去。他们不断高喊：“法西斯、法西斯！”“打倒法西斯！”的口号。戒严部队一边喊着“人不犯我，我不犯人”，一边朝天开枪走向学生，最后把这些人带走了。5时40分，清场结束。

6月4日清晨，有市民在木樨地重新设置路障，阻挡军车；有人怒骂士兵，有人向军车扔砖头。

6月4日清晨，有市民在木樨地重新设置路障，阻挡军车；有人怒骂士兵，有人向军车扔砖头。木樨地、北蜂窝、公主坟一带，很多市民出来围住军车。军人木然地坐在卡车里头，毫无表情。10时半左右，有人点燃衣服，扔向一辆指挥车，随后更多市民加入，数十辆军车被燃，军官命令部队全部撤离军车。6时许，一队学生到达六部口。三辆坦克开了过来，一边发射催泪弹，一边开枪，马路边有十一人死亡，多人受伤。其中一名市民的双腿被坦克辗压，后被送到北京积水潭医院抢救。同日上午，复兴医院门外聚集着一群人，焦急地询问着亲人的下落，医院外贴著一张死亡者的名单，列出42人。附近的铁路医院也公布了死者名单，共有23人。邮电医院则有16名死者。到下午4时，复兴医院停尸房向公众开放，约有数百人进去领尸。尸体被放在停尸房内外，用白布盖著。有人在医院门外烧纸送灵。

6月5日清晨，大量坦克驶入长安街，一位名叫王维林的学生模样的人站在坦克车前面阻档坦克车队前进；坦克就转向让开，王维林再去阻档，后又爬上坦克顶上，并与坦克车乘员对话。这个过程被当时在北京饭店5楼的 美国哥伦比亚广播公司一名记者拍下。这个视频立即在全世界广为传播。王维林随后被市民接走。当日，戒严部队先后发出两个《紧急通告》：“凡在这场反革命暴乱中参加打砸抢烧杀等犯罪活动者，必须立即向公安机关和本单位领导坦白自首，争取从宽处理。”“凡持有戒严部队散落的枪支弹药者，必须将枪支弹药立即送交公安机关，不得隐匿或擅自处理。……不要听信和传播谣言，发现造谣者要立即向本单位和公安机关报告。……遇有暴徒进行其他犯罪活动，要记下暴徒特征，立即向公安机关报告。”同日，中共中央、国务院发布了《告全体共产党员和全国人民书》，内容与戒严部队的《紧急通告》雷同。

6月12日，公安部发出“关于坚决镇压反革命暴乱分子的通告”，通缉中国科技大学副校长方励之教授和他的妻子李淑娴。（注：他们当时已逃入在北京的美国大使馆。后来他们去了美国。）13日，又发通告通缉“高自联”21名学生领袖：王丹、吾尔开希、刘刚、柴玲、周锋锁、翟伟民、梁擎墩、王正云、郑旭光、马少方、杨涛、王治新、封从德、王超华、王有才、张志清、张伯笠、李录、张铭、熊炜、熊焱。14日，再宣布通缉“工自联”的韩东方、贺力力、刘强等工人。17日，有八人被指放火抢劫，并被判死刑。19日，被通缉的韩东方从河北省回京自首，他说可能是当局搞错了一些事情，所以主动回去投案自首。24日，公安部通缉严家其、包遵信、陈一咨、万润南、苏晓康、王军涛、陈子明。当日，上海“高自联”骨干分子、香港居民姚勇战（又名张才）在虹桥机场出境时被捕。在接下来的日子里，香港发动“黄雀行动”，协助这些被通缉人士，以及其他民运人士逃离中国大陆。在他们的帮助下，前后共有三百多人经深圳蛇口、沙头角、南澳镇、惠东、汕尾等地成功逃到香港。港督卫奕信派出副政治顾问柏圣文，直接跟黄雀行动的人员联络。这些人最后都去了美国等西方国家。

六四事件后，美国等西方国家立即中断了与中国的官员互访。国际金融机构原定向中国的贷款被推迟。中国就加入世界贸易组织（WTO）与西方国家进行的谈判

严重受阻。同时，很多西方国家支持达赖喇嘛推动西藏问题国际化。这些国家的媒体，猛烈抨击中国政府镇压学生，并预言中国政府很快就会垮台。

死了多少人？

六四事件发生之后半个月，中共北京市委书记李锡铭在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上报告说：“经北京市与戒严部队指挥部、公安部、中国红十字会、北京市各高校、北京市各大医院等方面再三核实，有241人死亡。其中：戒严部队指战员23人，地方218人。戒严部队23人中，解放军10人，武警13人；地方（含市民、学生、外地人员和暴徒）218人中，北京高校学生36人，外地人员15人。……天安门广场范围内没有打死一个人。死亡的36名大学生，分别属于北京20所高等院校，其中：中国人民大学死亡6名，清华大学、北京科技大学各3名，北京大学、北京师范大学等7所高校各2名，其余10所高校各1名。”6月30日，北京市市长陈希同在第七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八次会议上，报告说：“在几天的暴乱中，被暴徒砸毁、烧毁、损坏的军车、警车和公共电汽车等车辆达1280多辆，其中军用汽车1千多辆，装甲车60多辆，警车30多辆，公共电汽车120多辆，其他机动车70多辆。一批武器、弹药被抢。戒严部队战士、武警战士、公安干警负伤6千多人，死亡数十人。……戒严部队在伤亡严重、忍无可忍、让无可让而又很难前进的情况下，经过一再警告，迫不得己奉命对空鸣枪开道，进行反击，击毙了一些肆虐的暴徒。由于围观的很多，有的被车撞、人挤，有的被流弹误伤，有的被持枪歹徒击伤击毙。据现在掌握的情况，暴乱中有3千多名非军人受伤，200余人死亡，包括36名大学生。这当中，有罪有应得的暴徒，有被误伤的群众，还有正在现场执行任务的医务人员、联防人员和维护秩序工作队员等。对于被误伤的群众和执行任务中受伤害的人员，政府要认真地做好善后工作。”中国官方称：解放军第63军的排长刘国庚，在六部口被打伤后被活活烧死；第39军的班长崔国正，在崇文门被烧死后吊起来；第65军的班长李国瑞，在阜城门被烧死后吊起来。政府给这三位军人，以及在六四事件中死亡的军人马国选、王锦伟、王其富、李强、杜怀庆、李楝国、王小兵、徐如军、臧立杰，共十二人，追授“共和国卫士”称号。

“广场四君子”之一的侯德健（注：他是台湾居民），在1995年10月在台湾受访时说：“很多人说广场上曾经有两千人被打死或者是几百人被打死，在广场上有坦克辗压学生、撒退的人群等等，那么我必须强调这些事情我没有看见，那么我不知道别人在哪里看见。我是六点半还在广场上，我一点都没有看见。我一直在想，我们是不是需要用谎言去打击那些说谎的敌人？难道事实还不够有力吗？”当年在北京报道六四事件的英国广播公司记者迈尔斯后来说：他当年的报道“给人错误的印象”，实际上“天安门广场并没有屠杀发生”。2011年6月，“维基解密”（Wikileak）网站泄露了美国驻北京大使馆发出的一个电文，内称：当晚在天安门广场上并未发生流血事件，但是军队在向天安门行进的过程中在其他地区向抗议者开火。

学生领袖柴玲逃亡成功后，于6月8日发表一个录音讲话，她说：解放军向广场纪念碑开枪，坦克施放毒气、辗压撤退学生，有的学生“还在帐篷里酣睡的时候坦克已经把他们碾成了肉饼……有人说同学死了两百多，也有人讲整个广场已经死了四千多。具体的数字，到现在我也不知道。但是在广场最外层的工人自治会的人，他们统统都死了，他们最少有二、三十个人。听说在同学们打算撤离的时候，这些坦克、这些装甲车把帐蓬，洒了汽油，还有同学们的尸体，统统都焚烧了。往后就用清水去洒地，广场就不留一点痕迹。”民运人士张万舒说：六四事件中死亡人数为727人，其中学生和群众713人，军队14人。民运人士鲍朴说：共313人死，当中有23名官兵。

所有学生领袖及知名人士全部没有死，当时在场采访的境外记者、从海外到场声援的学生也没有一个人死。六四事件前后知名的人士中，有三百多人获香港“黄雀行动”的帮助逃到境外。没有成功逃亡的，先后被逮捕、判刑，其中比较著名的有：学生领袖王丹于1989年7月在北京被捕，1993年2月获释，1995年5月再次被捕，1998年4月19日以保外就医的名义提前获释，并立即流亡美国；学生领袖王有才，于1989年8月19日在温州被捕，判刑四年，1991年11月获假释，后于1998年因组建“中国民主党”而被判11年徒刑，2004年也以保外就医名义流亡美国。

赵紫阳下台

1989年6月17日，王任重、丁关根再次来到赵紫阳家，说：中央将于6月19日召开政治局会议解决你的问题，希望你虚心、克制，即使一些老同志的话刺耳，也要保持冷静；你可以讲话，也可以不讲话，不要过多地辩解。赵紫阳答复说：既然是解决我的问题，总要给我讲话的机会。王任重向赵紫阳透露：内定还是保留你的中央委员、胡启立的政治局委员职务。他又说：你上次对隔离审查鲍彤的意见，已向中央反映了；现在对鲍彤是监视居住，合乎法律手续。

6月19日，政治局扩大会议召开。邓小平未到会；陈云也未到会，只作书面发言，就两句话：“赵紫阳辜负了党的期望”，“同意对他的组织处理”。会议开始后，李鹏代表常委作了一个报告，说赵紫阳犯了“分裂党”和“支持动乱”的严重错误，建议撤消他总书记、政治局委员、常委的职务，并对他继续审查。接着参加会的人纷纷发言，对赵紫阳展开批判。李先念的发言，语言尖锐。王震发言说：小平同志由于对耀邦处理轻了，保留了政治局委员，又举行国葬，因而鼓励了资产阶级自由化。第二天会议快结束时，赵紫阳要求发言。主持会议的姚依林，看看表说：没有时间了，如果你一定要讲，只能讲10分钟。赵紫阳说：“批判了我两天，难道只能占这点时间？”他不管姚依林是否同意，在会上宣读了他事先准备好的发言稿，用了20分钟。他一读完，姚依林立即宣布散会。赵紫阳当即离开会场。其他人没有动。在次日的会议上，表决对于赵紫阳的决议：赵紫阳犯了“分裂党”和“支持动乱”的严重错误，决定撤销其总书记、常委、政治局委员、中央委员职务。（注：这只是政治局的决议，还需得到中央全会的确认）表决时，赵紫阳举手投了反对票，同时声明：对撤消我的职务，没有意见，但对两顶帽子（注：指“分裂党”和“支持动乱”）不同意、不接受。他声明后，在场的人都没有作声。

6月23日，十三届四中全会在北京召开。会上，李鹏作了一个报告，题为《关于赵紫阳同志在反党反社会主义的动乱中所犯错误的报告》。

赵紫阳在全会上 作了一个自辩发言。他说：

“这次党的十三届四中全会将对我的问题做出组织处理，我欢迎同志们对我进行批评。这些年来我的工作有不少缺点、错误、失误和不得力的地方，辜负了党、人民和同志们的期望。现在我想仅就我所犯错误的一些事实做些说明和进行自我批评。

“（一）一些事实及我当时的思想……我讲过，对于学生不按法律规定申请，就上街示威，我们历来是不赞成的，对罢课、绝食更不赞成。我一再呼吁要在民主和法制的轨道上解决问题。……但是，我也看见这次学潮有两个很值得注意的特点：一是学生提出要拥护宪法，推进民主，反对腐败等口号。这些要求跟党和政府的主张基本是一致的，我们不能拒绝。二是参加游行的人和支持他们的人非常之多，各界人士都有，北京城人山人海。……我还觉得4月26日社论有个问题，就是没有肯定多数人的主流，而是从整体上做了一个多数人难以接受的笼统的敌我矛盾性质的定性。极少数人反对四项基本原则、混水摸鱼，肯定是有的。但是几十万人的行为，只用少数的人操纵是很难完全解释得通的。学生们认为4月26日社论给他们戴上一顶帽子，情绪变得激烈起来。因此，我曾主张对社论做些改变，松一松口。…… 

“（二）做的对和不对的地方…… 关于我同戈尔巴乔夫谈话的问题。十三大以后，我在接待国外党的主要领导人时，曾多次向他们通报：我党十三届一中全会有个决定，小平同志作为我党主要决策者地位没有改变。我的目的是让世界更明确地知道小平同志在我们党内的地位不因退出常委而发生变化，在组织上是合法的。这次访朝，我也向金日成主席谈了这个问题。我跟戈讲这个问题，实际上是惯例了。问题在于这次作了公开报导。……在此之前，陈希同同志就针对人们有关“垂帘听政”的错误议论，向大专院校工作的同志们做了解释，说明了党的十三届一中全会有关决定的情况，效果也是好的。陈希同同志在4月28日的常委会上还汇报过这个情况。因此，我就考虑，如果通过公开报导，把这一情况让群众知道，对减少议论可能会有帮助。我当时向戈尔巴乔夫通报的内容是：十三届一中全会郑重作出一个决定，在最重要的问题上，仍然需要邓小平掌舵。十三大以来，我们在处理最重大的问题时，总是向邓小平同志通报，向他请教（我有意识的没有讲可以召集会议，和由他拍板的话）邓小平同志也总是全力支持我们的工作，支持我们集体作出的决策。照理说，这些内容的话，是不会给人以一切事情都是邓小平决定的印象的。我实在没有想到，这样做，反而伤害了小平同志。我愿对此承担一切责任。…… 

“（三）经济工作中的问题……

“（四）资产阶级自由化的问题……在实践中，我愈来愈感到，政治体制改革对经济体制改革既不能超前也不能滞后了，应该大体上同步进行。……我原来曾想，只要把经济体制改革搞好，把经济发展起来，人民的生活水平得到提高，人民就会满意，社会就会安定，但后来发现，情况不完全这样。人民的生活水平，文化水平提高以后，政治参与意识、民主意识都会增强，如果思想教育跟不上，民主法制建设跟不上，社会仍然不会安定。……在实际工作中，我还深深感到，时代不同了，社会和人们的思想观念也发生了变化。民主已经成为世界潮流（当然国际上确有一股反共反社会主义的逆流，他们也往往打着民主、人权的旗号，应当注意到这中间复杂情况），人们的民主观念已经普遍增强，许多社会问题完全用原来的办法很难解决了。在我国，坚持共产党领导，不搞西方多党制，这条基本原则丝毫不能动摇。但一党领导必须能够解决民主的问题，能够解决对党和国家机关内部的消极的，不健康的，以致某些腐败现象的有效监督等问题，一党领导才能增强生命力。因此我想我们党必须适应新时代和新情况，学会用民主和法制等等新办法去解决新问题。例如，要加强政治生活的透明度，充分发挥人大的作用，加强与完善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制和政治协商制，完善并改进选举制度，加强人民群众对党和政府的监督，用具体法律来保证和规范言论自由，允许经过合法申请和批准的游行，等等。……适应民主，意见纷纭，表面上是“乱”。但是，有了在民主和法制范围内的正常的小“麻烦”，就可以避免大乱。国家才能长治久安。……民主的旗帜如果我们党不去高举，就会被别人夺去。我觉得，我们迟早要走上这一条路。我们与其被动地走，不如自觉地、主动地走…… 

“（五）对“支持动乱”和“分裂党”两项指责的保留意见……李鹏同志的报告中说我在亚行年会的讲话使动乱升级。事实上在我讲话以后各大学校继续纷纷复课的情况说明这种批评不符合事实，当时首都各报都有报导。……关于“分裂党”的问题，什么才是分裂党的行动，党的历史上是有案例的。……我认为，像这样一些在不同场合，不同时间出现的讲话侧重点的不同，具体措辞的不同，甚至口径上不太一致，有些是不合适的，甚至是错误的，但都不能上纲为“分裂党”。……”赵紫阳这个自辩稿，后来被印发给与会者。

赵紫阳自辩之后，全会就领导成员的变动进行举手表决，而不是无记名投票（注：通常，对重要问题采用无记名投票）。结果，决定撤销赵紫阳的总书记、政治局常委、委员、中央委员、军委第一副主席的职务，决定对赵紫阳的问题继续审查；免去了胡启立的政治局常委、政治局委员、中央书记处书记的职务；免去了芮杏文、阎明复的中央书记处书记的职务。会议同时增选江泽民、宋平、李瑞环为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增补李瑞环、丁关根为中共中央书记处书记，选举江泽民为中央委员会总书记。 

对赵紫阳的隔离审查

1989年9月3日，王任重、丁关根约赵紫阳到中南海怀仁堂谈话，向他宣布：根据十三届四中全会的决定，成立了以王任重为首的项目小组，专责对赵紫阳的审查。此后，王任重等人与赵紫阳谈过三次话，另外写过三次信。赵紫阳也回过三次信。

第一次谈话是在1990年6月21日，王任重带来项目小组写的一个材料，题为“在1989年政治动乱中涉及赵紫阳同志的有关问题”，征求赵紫阳的意见。整个材料共有三十条，罗列紫阳同志从1989年4月15日到5月21日的错误，其中第9条是关于在亚行年会的讲话：“（9）5月4日上午，赵紫阳口授由鲍彤整理了赵在会见亚行年会代表的讲话稿。赵在没有征求常委任何同志意见的情况下，当天下午擅自发表了一篇同中央制止动乱方针完全相违背的讲话。当时已经出现了严重的动乱，他却说：“中国不会出现大的动乱，我对此具有充分的信心”。中央明确指出，这场动乱的实质是否定共产党的领导，否定社会主义制度。他却说，他们绝对不是要反对我们的根本制度，而是要求我们把工作中的弊病改掉。在已有种种事实说明极少数人在利用学潮搞动乱的情况下，他还是说，有人企图利用学生的行动，当然这是难免的。讲话后，赵亲自交代新华社记者，他的讲话稿要全文照发。这就把他与中央的分歧暴露于世。讲话发表后，广大干部、党员和群众反映，中央出了两个声音，引起了思想混乱。一些高校又宣布罢课，游行示威的浪潮重新掀起，整个局势更加恶化。”第17条是关于对戈尔巴乔夫的谈话：“（17）5 月16日下午，赵紫阳同志会见戈尔巴乔夫时，一开头他就说，在重要政治问题上仍要邓小平掌舵，十三大以来，我们在处理最重大的问题时，总是向小平同志通报，向他请教。他还说，这是他第一次公开透露中国党的这个次定。这个讲话发表的第二天，游行示威的标语口号就集中攻击邓小平同志。“打倒邓小平”、“拥护赵紫阳”等标语口号，充斥游行队伍和天安门广场。”与这两条类似，其他二十八条罗列了赵紫阳在某某场合对某某人说了什么什么话。1990年6月27日，赵紫阳就这三十条复信，送去他的修改意见。他对其中的十二条提出了反驳。但此后，没有人就此来找他谈话或核对材料。

此后一年中，赵紫阳先后给江泽民、李鹏及政治局常委写过三封信，内容都是要求早日结束审查，尽快结束软禁，恢复人身自由。但都没有任何回音。1990年10月，赵紫阳自行决定：外出打一场高尔夫球。当中办警卫局得知后，便通知赵紫阳的秘书劝阻。赵紫阳说：没有人说我不能外出；如有，可以拿出规定来看看。中办警卫局于是通知司机：届时不要开车。赵紫阳说：如果司机不开车，我就坐公共汽车去。最后，警卫局只得同意司机开车，同时也派来一辆警车跟着。赵紫阳在昌平高尔夫球场（中日合资的）打球后，球场的日方人员便把消息告诉了日本驻华大使馆，随即日本及其他外国驻京记者都知道了，当天就发了消息出去。这场风波之后，中央口头通知赵紫阳：在审查期间不得外出。

1992年10月8日，乔石、宋平找赵紫阳去中南海怀仁堂谈话，代表中央宣布：结束对他的审查，维持十三届四中全会所作的政治结论、组织结论。赵紫阳听了之后，讲了三点意见：“第一，我对四中全会给我戴的两顶帽子：支持动乱、分裂党，我当时不同意，申明保留个人意见，现在态度没有变，仍然保留意见。第二，要求中央把这一结论以文件形式在全党一定范围内宣布，这一文件在宣布维持原结论的同时，应当把这一结论的事实根据同时写出来，维持原结论根据什么事实？是不是你们提的那三十条，我要求一条一条写上去。第三，审查结束后应立即恢复我的人身自由。我的行为需要注意什么，中央可以向我提出，我会尊重，但绝不接受限制人身自由的硬性规定。”乔石表示：会向中央汇报，结果以后再告诉你。乔石还说：即将召开的十四大会议期间，外国记者很多，你的问题很敏感，公报发表后，许多外国记者会在你的住处周围探听消息，希望你遵守党的纪律，顾全大局。赵紫阳说：十四大召开时我可以不出去。宋平说：十四大后，外出活动可以逐步扩大，经过一段时间后，慢慢淡化。后来，中办党委副书记孟宪中向赵紫阳传达了中央办公厅关于限制活动的几条规定：可以在家接待客人，但不接待记者和外国人；外出活动时警卫局派随卫人员，可以到郊区公园散步，如要到繁华人多的地方，警卫人员可劝阻；由于北京地区高尔夫球场多是外资或合资经营，打球的多是外国人或港澳人士，建议近期不要到这些地方去打球，可到顺义农民办的高尔夫球场去打球；如果要到外地去，目前可以安排到内地省份，不要到沿海或敏感地区，具体方案报中央批准。随即，赵紫阳给江泽民等常委写了一封信，信中说：我认为这一规定 不符合“党必须在宪法和法律范围内活动”的原则，也违反“党内不准用超出党的纪律和违反法律的手段对待党员”的原则（注：即中央“关于党内政治生活的若干准则”第十条）。这封信发出后没有下文。此后，赵紫阳外出活动的范围逐步扩大，先后去了南宁、长沙、贵州、成都、黑龙江、长春、哈尔滨、江西、安徽、无锡、镇江、杭州、四川、烟台、桂林等地。陈云、邓小平、彭真先后辞世时，赵紫阳还是深感悲痛，表示要去吊唁，但均未获准。1997年9月12日，中共十五大召开。赵紫阳写了一封信给常委：希望对“六四”事件重新评价。不久，孟宪中来找赵紫阳，说全国形势大好，要他不要影响大好形势，要遵守党的纪律。此后，对赵紫阳的行动限制变得严格起来了。赵紫阳给中央常委写信，再次表示抗议。中办党委把赵紫阳的秘书找去，说信已收到，“第一，这不是软禁；第二，是由赵紫阳自己引起的。”又说：打球可以了，冬天去外地也可以。2005年1月17日，赵紫阳因病辞世，终年85岁。这些都是后话了。

邓小平退休

1989年9月4日，邓小平约江泽民等常委来住处谈话，他说：“今天主要是商量我退休（注：邓小平当时任军委主席）的时间和方式。”他见几位来者想开口说什么，就挥了挥手说：“退休是定了……如果不退休，在工作岗位上去世，世界上会引起什么反响很难讲。如果我退休了，确实不做事，人又还在，就还能起一点作用。……自然规律是不可改变的，领导层更新也是不断的。退休成为一种制度，领导层变更调动也就比较容易。……退休这件事就这样定下来吧。”邓小平点燃第二支烟，伸出两个指头说：“第二个问题，退的方式。来个干净、利落、朴素的方式，就是中央批准我的请求，说几句话。……我退休方式要简化，死后丧事也要简化，拜托你们了。”邓小平又把目光落在江泽民身上，说：“军委要有个主席，首先要确定党的军委主席，同时也是确定国家军委主席。”他加重了语气，一字一句地说：“我提议江泽民同志当军委主席。”会议结束后，邓小平写信给政治局，请求辞去中央军委主席的职务。

11月9日，即中共十三届五中全会的最后一天，全会表决同意了邓小平辞去中央军委主席的请求。随后，邓小平来到人民大会堂，在江泽民等人陪同，步入灯火辉煌的大厅。掌声立即响起。他走到话筒前，满面笑容，对大家说：“感谢同志们对我的理解和支持，全会接受了我退休的请求。”稍停片刻，他再次表示：“衷心感谢全会，衷心感谢同志们。”接着，他与全体代表合影。

四天后，邓小平会见来访的日中经济协会访华团。邓小平对客人说：“你们这个团是我会见的最后一批正规客人。……退就要真退，不要使新的领导感到工作困难，这次我要百分之百地退下来。我今后不再代表集体、党和国家领导人见客人，要体现真正退休。……今后有些老朋友来中国，可能不见不礼貌。我可以去客人住地拜访，谈友谊，谈非政治性的事情。要让党、政、军领导放手工作，我不插手。这对他们的成长和工作很有必要。”此后，邓小平不再以官方身份会见外国客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