追憶大屠殺、坦克、人

作者：廖亦武

二十五年前，天安門大屠殺發生之前，父親對我說：“兒子，好好在家呆着，共產黨不是好惹的。

”父親是過來人，歷經數不清的政治運動，膽子被嚇破了。比如“解放初期”，在他的老家鹽亭，幾分鐘就槍斃了幾十個“惡霸地主”，有人不過癮，還揮舞大刀，將 破碎的頭顱一顆顆剁下來，踢下河岸。人頭就這樣，接二連三地漂遠了，如同時間，如同總是在下一個渡口等待最新的人頭漂過去的夕陽。

父親丟下勤勞致富的地主爺爺，連夜逃走了，從此沒說過共產黨一句壞話。哪怕遭遇大饑荒，全中國餓死近四千萬人，他的小兒子我也氣息奄奄了，他也忍住不說。 那是怎樣的非人間啊，許多人吃草、吃樹皮、吃一種帶咸腥味兒的粘土（又被稱作觀音土），如果碰巧吃着一根大地深處的蚯蚓，就算了不起的美味兒。許多人因吃 觀音土被活活撐死。我奶奶也是這時候咽氣的，爺爺將骨瘦如柴的她夾在腋下，在坡上隨便刨個坑就埋了——可中國人民的偉大救星毛澤東還拒不承認錯誤，更為荒 唐的，是將大饑荒的罪責推給前蘇聯，於是苟延殘喘的老百姓全都仇恨前蘇聯，只因為狗娘養的“修正主義”在關鍵時刻撤走專家，中止了國際援助——他的副手劉 少奇實在看不下去，不禁嘀咕了句“餓死人，是要上史書的”，於是倒大霉，在稍後的文化大革命中被秘密監禁，並在秘密監禁中被活活餓死，以此驗證了“病從口 入，禍從口出”的古訓。

可二十五年前，毛澤東早死了，我才三十來歲，是從精神和行動上追隨美國垮掉一代的無政府詩人，信奉“在路上”，我不相信父親那樣的過來人。而全國幾十個大 城市的幾千萬示威者，大多數比我更年輕，更不會汲取父輩的教訓。特別是二十歲左右的首都大學生，號稱“天之驕子”，已經占據天安門廣場幾十天，在全世界的 關注下，過足了民主和自由的“毒癮”——可父親的話還是應驗了，共產黨開槍了，坦克碾壓過來。

我在驚恐萬狀中朗誦了《大屠殺》：“打穿腦殼！燒焦頭皮！讓漿汁迸出來。靈魂迸出來。濺向立交橋、門樓、欄杆！濺向大馬路！濺向天空變成星星！逃跑的星 星！長着兩條人腿的星星！天地顛倒了。人類都戴着亮晶晶的帽子。亮晶晶的鋼盔。有支軍隊從月球里殺出來！掃射！掃射！掃射！多好玩啊！人類和星星一起倒 下。一起逃跑。分不出彼此。追到雲上去！追到地縫和皮肉里去掃射！把靈魂再打一個洞！把星星再打一個洞……”

可父親的話只應驗了一半。自1949年以來，共產黨造成近一億人的非正常死亡，大家不僅忍辱偷生，還私下慶幸自己命大；也許有過零星反抗，但官方嚴禁記錄，久而久之就再沒人記得——而這次，中國老百姓終於集體反擊，一雪國恥。

2012年深秋，我在德國和台灣同時出版《子彈鴉片——天安門大屠殺的生與死》，公布了十幾個企圖阻止戒嚴部隊行兇的“六四暴徒”，他們像原始人類那樣可 笑地對抗國家絞肉機，他們的主要“兇器”是棍棒、石塊與火。坦克人王維林由此在這場不均等的對抗中浮現，中國人面對大屠殺的英勇震撼了全球。我在《子彈鴉 片》裡寫道：“那天晚上，至少有上百萬手無寸鐵的‘暴徒’與全副武裝的軍人對峙。開頭是一輛接一輛的坦克和裝甲車開道，碰着路障，就直接碾過去；後來就開 槍掃射了，大伙兒發出陣陣驚叫，一片槍聲一片血，人如亂草，嘎嘎被割下地。有個坐牢近二十年的‘暴徒’說：‘西方人只知道王維林，因為他一個人站大街中央 擋坦克。一長串坦克，突突突冒着煙，像不斷放屁的巨型甲殼蟲，左繞右繞，硬是被這個人給擋下。你是鋼鐵我是血肉，壓過來呀，王八蛋！這個鏡頭進入了歷史， 因為湊巧被外國記者攝到。據說美國老布什總統看了實況轉播，也忍不住流淚了。可是那一夜，中國有無數個王維林，沒有被鏡頭記錄下來。

’”坦克人王維林不是學生領袖，不是知識精英，此前沒引起任何注意，他留下那個短暫畫面，成為一個不可磨滅的歷史象徵之後，就被人脅裹而去。因為六四流亡海外 的中國人超過十萬，香港社會發起營救政府通緝犯的“黃雀行動”持續了數年，王維林都不在名單上。經《子彈鴉片》中若幹個被判重刑的六四暴徒證實，監獄內也 從未聽說過有王維林。

我的父親在2002年秋天去世，最後一瞬，他說不出話來，可眼睛牢牢盯住他的政治犯小兒子。警察曾在他的眼皮下搜查我、帶走我許多次，他死也不放心。也許他死也要重複“共產黨是不好惹的”——王維林的人間蒸發就再一次證明。

二十五年眨眼過去，我們都有些老了，圖片中的王維林還那樣年輕。遠遠望去，那白襯衣如夏日的百合花，純潔無瑕。坦克在百合花前怯步，構成穿越歷史的詩意。 而在可歌可泣的詩意的另一面，近三千個生命被剝奪，被淡忘。在《子彈鴉片》裡，我再次整理了丁子霖教授和天安門母親群體數年蒐集的《死亡名單》，其中有九 歲的呂鵬，僅僅因為深夜被槍聲吵醒，悄悄溜出門，就被流彈擊斃；有二十二歲的夏之蕾，一位來自南方的大學女生，六四凌晨四點多，她隨學生長隊從天安門廣場 撤退，走到東單時，槍聲大作，她踉蹌倒地說：“快點！快點！找個地方歇歇。我好像是中彈了。”接着，從她緊捂着胸膛的指縫中，熱血一股股湧出。幾位女同學 脫下她的襯衣，發現左乳下中了一槍。血一直在涌。當時一片混亂，昏暗之中，戒嚴部隊正從四面八方合圍過來。大伙兒別無它途，只得抬起昏迷的如花的她，向前 走着，走着。幾分鐘後，迴光返照，她突然從昏迷中醒轉來，衝着悲戚的大伙兒，開了最後一個玩笑：“同學們！我的花季結束了。夏之蕾本來就是夏天的花蕾，凋 謝得快嘛。

”二十五年了，槍聲遠了，血也枯了，全世界還在追憶六四，就如一個人不斷抬頭望天上的星星，有疲倦，有忘卻，甚至有懷疑，但這逐漸成為人類的記憶財富，因為 1989是世界歷史分界線，共產陣營瓦解以中國人的流血開始，在西方各種文史檔案里，有關六四屠殺的證據累積如山。誰會料到，今年五月的中國首都，竟然爆 出因追憶“六四”而集體入獄的大案——在電影學院教授郝建家中，在十幾位知識精英舉辦“研討會”之後，全部被警察抓捕。其中五人，因“罪行嚴重”被羈押至 今，他們是維權律師浦志強、社會學家徐友漁、前政治犯胡石根、八零後網絡作家劉荻，及也是六四死難者家屬的郝建。

此案在國內外激起新聞狂瀾。在家中追憶六四，跟寫反動日記差不多性質，如果這也犯了“尋釁滋事罪”，那就退回到“思想犯罪”的毛時代了。這幾天在波蘭接受 採訪時，因感覺離奇荒謬，我就講了發生在毛時代的一則故事：“有一對夫妻做愛，丈夫為了延長快感，就一邊抽送一邊高呼‘毛主席萬歲’，他高呼幾十遍，的確延緩了射精，卻不料隔牆有耳。革命群眾鄰居們立馬舉報，火速招來了警察，兩口子被破門而入的警察當場拿獲，隨之痛毆，隨之判以‘反革命宣傳煽動罪’，勞改四 年。

”翻譯和記者都忍不住笑，跟着又感覺對不住六四死難者和新近入獄者。記者說：“廖先生，您這是謠言吧？”我說：“在家中追憶歷史叫‘尋釁滋事’，這聽起來才 像謠言。”記者說：“那麼，請問，中國是進步了還是倒退了？”我說：“沒進步也沒倒退，而是轟隆一聲騰飛了。”記者說：“我理解。可坦克人王維林和你的 《子彈鴉片》都不會轟隆一聲飛走的。”

2014年5月24日於華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