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万维看见这一篇香港中文大学政治与行政学系的周保松所写的《一个人的移民史》

引起共鸣，当年有多少优秀的大陆青年都是理想主义者，怀揣着几十元奔赴西方寻梦，历经艰辛，从未放弃内心深处的理念和坚守自己对这个世界的温柔情怀，不管怎么变，他们不是精致的利己主义者，他们即使散落落在这个世界的各个角落，心灵永远追求着平等自由和高傲的飞翔。一个人的移民史，也许就是千万个移民的共同大背景历史。

活在香港：一个人的移民史

一

　　我移民香港，22年了。

　　我是1985年6月30日跨过罗湖桥的。跨过去的时候，并没想过后来种种。现在回过头来，又显得有点欲说无从。昔日的日记相片书信还在，多年来尘封不动。外面正是十年回归大庆，我却独坐一室，茫然地整理个人的移民史。

20世纪80年代至今，有近百万新移民从中国来港。这百万人一离开罗湖，便好像细流入深海，静默无声，不知那里去了。再出现的时候，往往便是报纸头条的伦常惨剧主角。这并非事出无因。对很多香港人来说，“新移民”一词几乎和社会问题同义，常常和家庭暴力、骗取社会保障援助、贫穷落后等关联在一起，是个不光彩的标记。新移民既是外来者，同时又被视为社会问题制造者，遂背负双重的道德原罪。很多人认为，解决问题的根本之道，在于将新移民尽快改造成香港人，洗去他们旧的次等的不文明的价值，接受新的先进的香港人的生活方式。新移民跨过罗湖桥那一刻，便必须承认自己在文化上低人一等。这份深不见底的自卑，令新移民不愿面对过去，更加没有勇气在公共空间述说自己的历史。而手握权力的主流社会，不仅没兴趣了解新移民的前世今生，甚至有意无意丑化他们的形象，漠视他们面对的种种困难和承受的诸多不义。于是，新移民这一庞大群体，在据说是自由开放的香港，形成了某种集体性消声。

　　新移民明明无处不在，却又彷彿并不存在；明明有话想说，却又无法可说。这是一个非常奇特的文化现象，因为香港本身是个移民社会，1949年以降，历经几波的大移民潮，目前七百万人口中，真正称得上“原住民”的，少之又少。但在这样一个移民城市，新移民的生存处境和精神状态，却甚少在公共领域受到关注。两年前，我在报纸发表了一篇短文〈像我这样的一个新移民〉，结果收到很多素不相识的读者的电话和来信，分享他们的移民故事，情绪热切而激动。这教我诧异。那一刻，我才知道有多少新移民的郁结被这个城市压抑着。他们渴望被聆听被理解，渴望得到别人的肯认和尊重，却往往事与愿违。

　　在过往大部分的新移民讨论里，经济考虑是最重要，甚至是唯一的向度，例如新移民对香港人力资源的影响，对社会福利造成的压力等。因此，政府最关心的，是如何用最有效的方法，令新移民脱胎换骨，成为有利于香港经济发展的劳动力，并减少他们对社会福利的依赖。至于新移民作为有血有肉，有情感有过去的个体，他们在新环境中的实存感受，在精神、文化、家庭各方面遇到的种种困难，却往往被忽略漠视。每当有什么新移民家庭惨剧出现，媒体要么视其为个别事件，要么循例追究一下政府，要求增加多些社工便了事。

　　1999年12月，林婕，一个品学兼优的新移民女生，不堪在港生活的苦楚，在最美好的18岁，从高楼一跃而下，死后留下这样的问题：“我很费解，我到底做错了什么？难道‘我来自内地’就是我的罪过吗？”林婕的死，迫使香港社会作了一点道德忏悔。当时的教育署署长罗范椒芬，写了一封信给全港老师，说：“作为土生土长的香港人，我感到十分羞愧；对林婕和她的母亲，我有无限的歉意；作为教育署署长，我难以想像林婕所遭受的歧视，竟然发生在教育界、在学校里。这真是莫大的讽刺。”

　　林婕用她的生命，打破一池死水，让香港社会一瞥新移民的艰难。但池水顷刻回复平静，事件很快便被遗忘，社会并没任何改变。人们其实并不了解，又或不愿意了解，林婕为什么要死。香港这样一个“繁荣安定”的社会，没法承受致一个年轻新移民于死地这样一种集体责任。这和东方之珠的想像，有太大的认知和情感上的落差。于是，林婕的死，遂被视为极少数不能好好适应香港的特例。而万万千千的年轻新移民，早已安安份份完成改造。

　　一直以来，我也如此相信。以为只是自己改造得不够快不够好，才做香港人做得如此吃力。20年过去，我才开始懂得问，为什么过百万的新移民，会在这个喧哗的城市失去声音？为什么林婕要选择死，来表达她对这个据说是东方之珠的城市的憎恨？为什么一次又一次的人伦惨剧，总发生在新移民身上？我开始意识到，不应只是问如何改造，而要问为何要这样改造，改造的代价是什么，以及谁去付这些代价。我不知如何回答这些问题。以下我只尝试从我个人的移民史，对这些问题作一些初步的侧面的反思。但我必须强调，我的经历，不多也不少，只是我的个人经历。每个移民，都有自己的移民故事，尽管每个人的故事，皆无可避免地刻有时代的烙印。

二

　　1985年6月下旬的某个傍晚，我放学回家，母亲说过几天便要移民香港。我呆了好一会，然后咬着牙，说，我不去。眼泪跟着便掉下来。

　　我不愿意离开故乡，一个广东西部偏远的小县城，因为活得快乐。活得快乐，并非因为富有。事实上，家里一直很穷。我出生在农村，父母两家都被划为地主，父亲1957年更被打为右派，全家备受政治之害。我小时候在农村放牛打鱼，后来才出到县城读书。我那时在读中学一年级，既没有考试压力，也未懂得为前途担忧，一班同学相处融洽，日子过得无忧无虑。我走的时候，办的是停学手续，而不是退学，因为我相信自己一定会回来。离别那天，全班同学到车站相送，有人送我一瓶从江中打来的水，有人递我一包学校的泥土。

　　我能够移民香港，是因为父亲早在1981年来港探望几十年不见的伯父时留了下来。父亲1951年加入农业银行工作，为人能干正直，在单位受人敬重。他申请探亲时，压根儿没想过留下来，伯父却苦苦挽留。临返国内前一刻，伯父送了一首诗给父亲：“扁舟飘忽到桃源，车水马龙别有天。凡心未了留不住，他朝徒嘆误仙缘。”伯父认为香港是桃花源般的仙境，希望父亲不要回到大陆那样的人间。几经挣扎，父亲终于放下早已收拾好的行李。我后来才体会到，对父亲来说，这是个艰难的抉择。父亲那时正当盛年，工资虽然不高，但事业发展顺利，和同事合作愉快，工作带给他很大的满足感。选择留下来，便等于放弃几十年的事业，由零开始。而他当时在布匹公司做职员，一个月工资才1000元，减去租金，早已所剩无几。

　　我出来工作后，父亲有次和我说，考虑职业时，一定要选择有意义，能带给自己满足感的工作。这番说话，说来轻描淡写，却道尽了他的辛酸遗憾。人到中年而选择离开故土，放弃前半生辛苦累积的工作经验、地位、社会关系以至事业追求，在不确定的新环境中从新开始，代价不可谓不大。不少人认为新移民无论吃多少苦，受到怎样的对待，也是值得的，甚至应该的，因为即使从事最底层的工作，甚至领取社会援助，收入也较国内高。更重要的，这是他们的选择，因此没有资格抱怨。诚然，选择来的人，必有来的理由。而生活在香港的很多好处，也是毋庸多言的。但这并不表示，香港社会可以用任何方式对待新移民，更不表示对于新移民失去什么和承受什么可以视而不见，因而对他们缺乏基本的理解和尊重。

　　事实上，父亲那一辈其实无路可退。他们既不能回到过去，却又无力在新环境中赋予生活新的意义。他们面对的，是基本的生存问题。唯一的出路，是接受现实，胼手胝足努力工作，并将所有希望寄讬于下一代。他们初到香港，普遍存在强烈的自卑感，自觉处于社会边缘，而曾经有过的理想和追求，只能压抑于心底深处，并随年月流逝而逐渐淡去。这样的故事，多不胜数。

　　经过20多年茹苦含辛的工作，我们家里的经济环境已大有改善，父亲却已垂垂老去。即使粗心如我，也常常感受到父亲的落寞。真正能提起父亲兴致的，是和他谈起旧日国内生活种种，例如年少的轻狂，当年在银行工作的情况以至农村生活的种种趣事。即使是反右运动和文革时被批斗的情形，父亲回忆起来也津津有味。但我从来没敢问父亲，香港是否是他的桃花源。2007年6月30日，是我来港22周年纪念日。那天我们全家坐在一起吃了一顿饭。我问父亲，回首过去，可曾后悔移民来港。父亲沉默良久，说，看到你们今天活得很好，我不后悔。

　　严格来说，香港没有为社会贡献的概念，因为社会只是抽象地指涉单独的个体在其中追逐利益的场所，本身并非一个实体，更不是休戚相关的社群。人们得到什么失去什么，一切归于个人，与社会无关。因此，父亲只能说为他的子女付出了多少，却不能说为香港贡献了什么。家的概念，延伸不到那么远。或许正因为此，对于那些辛苦大半生却老无所依的老人家，我们往往既没同情之心，亦无亏欠之情。

三

　　未移民之前，我对香港的认识，来自流行文化。那个年头，香港电视剧刚开始流行，〈大地恩情〉、〈万水千山总是情〉一出场，便风靡一时。但真正教我们着迷的，还数〈大侠霍元甲〉。当时这套剧是晚上九点播放，而我们学校的自修课却要九点才完。因此，八时半过后，所有课室便会出奇地安静，人人收拾好书包文具，蓄势待发。待钟声一响，全校几百人立即蜂涌而出，以最快速度跑出校园，跳上自行车，在街上横冲直撞，直奔家里。

　　香港流行曲也开始普及，张明敏、邓丽君、徐小凤、许冠杰、林子祥一一登场。那时候，很多同学都有一本歌簿，将自己喜欢的流行曲歌词抄在上面，彼此交换，下课后一起在走廊引吭高歌，又或躲在课室一角独自吟唱。音乐课上教的那些革命电影歌曲，早已乏人问津。我班上有位同学的哥哥看准时机，开了一家唱片店，专门从香港买回歌星的最新录音带，然后大量翻录转售，几块钱一盒，在小镇很受欢迎。

　　但我真正受香港文化“荼毒”的，还数武侠小说。我自小沉迷书本，尤喜小说神话传奇，小学三、四年级时已将《三国演义》、《封神榜》、《三侠五义》、《大明英烈传》、《水浒传》、《镜花缘》、《东周列国志》等一大堆囫囵吞枣地读完。那时找书不易，什么书都读。我第一次接触香港的新派武侠小说，是梁羽生的《萍踪侠影录》。这本书是当时正在追求我大姐的未来姐夫借我看的，我之前对梁羽生一无所知。谁知书一上手，便放不下来。我不眠不休，两天便将书读完。我至今仍记得，看完后我走上天台，眼前晕眩，心中怅惘失落，书中主角张丹枫和云蕾的影子挥之不去，只想尽情大叫。在我的阅读史中，那是一个分水岭。我的近视，也因此加深，但当时却无眼镜可配，上课时总看不清楚老师在黑板上写些什么，结果影响了昇中学的考试成绩。

　　接着下来，我发现一本叫《武林》的月刊，正在连载金庸的《射雕英雄传》，那更把我弄得心痒难熬。很可惜，不知什么缘故，连载几个月后便停了，而我却像吸毒者一样，对武侠小说上了瘾，在镇上四处打探何处有梁羽生和金庸。上了中学，一位同样是小说迷的高年级同学告诉我，镇上某处有武侠小说出租，但一定要熟人介绍。出租室有点神秘，屋内黑沉沉的，书架上排满了金庸、梁羽生、古龙的作品，全是繁体字版，封面用牛皮纸包着。那个时代不如今天开放，出租港台图书还相当顾忌。租书除了十元按金，租金要两角一天。这是相当贵了。当时租连环图才两分钱一本，而我一个月也不过几元零用钱。但那真是一片新天地。为了省钱，我必须每天看完一本。我于是学会繁体字，也学会跷课，甚至学会一边骑车一边看小说。在别人专心上课时，我偷跑到学校后山的橡树林，在午后阳光和聒耳蝉声中，沉醉在侠骨柔情和刀光剑影的世界；在夜阑人静时，我抱着书偷偷跑到公共厕所，藉着昏黄微弱的灯光，与郭靖黄蓉杨过小龙女同悲同喜。

　　金庸和梁羽生的小说，除了功夫爱情，同时呈现了一个价值世界。对是非黑白的坚持，对弱者的同情，对朋友的道义，对承诺的重视，对民族的热爱，是这些小说不变的主题。当读者全情投入小说情节时，也不自觉地接受了背后的价值。可以说，武侠小说除了带给我无穷的阅读乐趣，也无形中影响了我的思想和情感。说来有点好笑，我在跷课中完成了另类的人格教育，而我对此却毫不知情。

　　我们是受香港文化影响的第一代。当时虽已开放改革几年，整个社会仍颇为封闭落后。历年政治运动磨尽了所有人的理想和热情，90年代全面资本主义的时代仍未到来，人人处于精神极度饥渴，却不知出路在哪的躁动状态。香港的电视剧、电影、流行曲和文学的传入，正好满足了这种需要。香港文化商品最大的特色，是使人欢愉。它没有什么政治道德说教，却能深深打动我们的情感。邓丽君的中国小调，〈大地恩情〉的乡土情怀，金庸小说的侠义精神，甚至张明敏的〈我是中国人〉，着实滋润了我们的心灵。尽管如此，我对香港并没多大嚮往。父亲去了香港以后，家里的生活慢慢有了改善，开始有了电风扇，黑白电视和卡式录音机，我间或也会向同学炫耀一下父亲带回来的斑马牌原子笔。但很奇怪，我从没想过要成为香港人。香港彷彿是个遥远得和我没有任何关系的世界。

四

　　抵达香港那天，最初迎接我的，是深水埗地铁站的北河街鸭寮街出口。当年的鸭寮街，和今天一样热闹挤拥。旧摊档满地，叫卖声盈耳。我和妈妈紧紧跟着父亲，拖着行李，一步一步在人群中穿过。抬头上望，只能隐隐见到天空的一抹蓝。

　　我们住的地方，是北河街一个单位的板间房。这是一幢非常残旧的“唐楼”，只有四百多平方尺，住了三户人家，大家共用一个厨房和厕所。板间房再分为两层，父母住下层，我住上层，算是个阁楼。阁楼没有窗，晦暗侷促，人不能站直，得弯着腰才能在茶几上读书写字。躺在床上，天花板好像随时会塌下来。

　　初来的一年，日子难过。我当时有写日记的习惯。最近重读，发觉1985年7月7日写下这样的感受：“离回家还有358天。 今天简直快要疯了，真想偷渡回故乡去。这几天简直度日如年。”然后是7月8日：“我真后悔自己来香港，现在要我死也愿意。”这样的情绪，整本日记随处可见。那时打长途电话很不方便，只能和故乡的朋友通信。生活的最大寄讬，便是等信和写信。邮差每天派信两次，分别是早上十时和下午四时。我每天起来，脸未洗牙未擦，第一件事便是跑到楼下看信箱。有信，便满心欢喜，读完又读。没信，便心里失落，只好不安地期待下午的到来。那一年，我写了好几百封信。

　　新移民最难适应的，也许并非居住环境恶劣，而是“生活世界”的突然转变。生活世界是个复杂的意义系统，包括我们的语言、传统、价值、人际关系，以至日常的生活方式等。只有在这样的系统里，我们才能确定自己的身份，理解行动的意义，并肯定生活的价值。如果我们由小至大活在一个稳定的世界，我们根本不会意识到它的存在，因为一切皆显得理所当然。只有当我们由一个世界急速转换到另一个世界，而两者又有根本断裂时，人才会深刻感受到无家的失落。

　　来港很长一段时间，我都活在这种疏离感中。表面上，我很快便适应下来，语言、读书、生活各方面，虽有困难，却都能应付。但在内心，却一点也不觉得自己是香港人，更不知日后的路该如何行。走在街上，觉得所有人和自己一点关系也没有；回到家里，躺在黑暗的阁楼，脑里只有昔日的回忆；看到中国和香港的运动员比赛，我会为中国队打气。而每次返回国内，我便有种着地的感觉。即使去北方旅行，碰到素不相识的人，我也有着难言的亲切。这种割裂，使我长期处于一种孤独状态。伴随这种心境，我沉迷的不再是武侠小说，而是李煜、李清照、柳永那些忧伤的长短句。

　　读到中学四年级，我的迷惘更甚，变得极度忧郁孤僻。为求出路，我开始找老师讨论人生的意义，跟同学去基督教会听福音，甚至胡乱找些佛学书来读。印象最深的一次，是某天放学后，夕阳斜照，我站在弥敦道和界限街交界的安全岛，看着川流不息的汽车和匆匆的人群，突然觉得完全无力再行下去。我软弱地斜靠在栏杆上，看着红灯转绿灯，绿灯转红灯，人动也不动，茫然四顾，不知何去何从。

　　苦闷的时候，我喜欢一个人在深水埗游荡。深水埗是穷人聚居之所，密密麻麻的唐楼又残又旧，街道也乱糟糟的。那时南昌街中间仍是店铺林立（后来拆了，变成现在的休憩公园），石硖尾街的天光墟（在天刚亮时将东西放在地上摆卖，故有此名）也在，黄金商场周围还有无数的流动熟食小贩，再加上福华街、福荣街、长沙湾道的时装批发店，北河街菜市场和鸭寮街的旧物和电器摊档，令深水埗成了个无所不包的大市集。在这里，你会见到蛇王在街头当众用口咬断蛇头，随即挑出蛇胆，给客人和着酒一口喝下去；会见到柜台高高，令人望而生畏的老当铺；当然还有琳瑯满目，堆积如山的色情杂志。

　　我最喜欢的，还是到鸭寮街淘书。鸭寮街并没书店，“收买佬”只是将收回来的书和其他杂物，随意堆在一起。要挑书，便要不怕脏，而且得有耐性。我在那里淘到最多的，是小说散文，但也找到一套三册马克思的《资本论》， 唐君毅的《哲学概论》和梁启超的《饮冰室全集》等。后来读大学时，我甚至在那里用十元买到最近逝世的美国哲学家罗蒂（Richard Rorty）的成名作《哲学与自然之镜》英文版。

　　住得久了，我便慢慢感受到深水埗的贫穷。我家的居住环境，还不算最恶劣。更差的，是那些住在“笼屋”的人，几十人挤在一个单位，每人只有一个铁笼般大小的床位。1990年12月南昌街笼屋大火，导致6人死亡，50多人受伤，人们才知道香港仍有那么多人居住在那样的非人环境。张之亮当年拍摄的〈笼民〉，便是以此为题材。深水埗也有许多老无所养的独居老人，天一亮便坐满街角的小公园，有的在下棋打牌，有的在发呆。新移民也不少。只要在街上转一圈，什么口音都可以听到。父母后来搬了两次家，却始终没离开过这区，而我每次回家，依然喜欢在深水埗闹市散步。

五

　　1985年9月，我入读大角咀福全街的高雷中学。父亲为我读书的事，四处奔走，却一直苦无头绪，最后只好选择这所自己同乡会办的学校，由中学一年级读起。严格来说，这不算一所完整的中学。学校在一幢工厂大厦二楼，楼下是售卖五金钢铁的店舖，噪音不绝于耳。学校除了几个课室，没有任何设施。课程只办到中三，中四以后学生便要另选他校。

　　学校离家不远，步行15分钟便到。第一天上学，我发觉全班50多人，有七成是像我这样刚到的新移民，以广东和福建为多，但也有更远的。大家一开口，便察觉人人乡音不同。我们很快便混得很熟。从一开始，我便喜欢这班同学。他们纯朴善良，彼此友爱没机心，而且回忆起国内生活种种，大家总会说个不停。平时下课后，我们会联群结队去踢足球，在游戏中心流连，到桌球室找乐，周末甚至试过一起去大角咀丽华戏院享受三级片早场的刺激。我们有心读书，却不知从何学起。学习环境实在太差，学生程度又参差不齐，老师难以施教。我们渴望融入香港社会，却不知从何做起。我们对香港的历史文化一无所知，父母教育水平又普遍偏低，更要日以继夜工作，对我们是爱莫能助。我们好像活在一个隔离的世界，自生自灭。

　　开学不久，我们便一起去工厂做兼职。事缘有位同学的父亲，在制衣厂专门负责穿裤绳（俗称裤头带）的工序，方法是用铁针将尼龙绳由短裤一端贯穿到另一端。由于工作多得做不完，同学便叫我们下课后去帮忙。工资按件计，一条一毫。如果熟手，一小时大约可赚到八元。工作本身极单调，但几位朋友一起，加上工厂可听收音机，不算特别苦闷。

　　我后来在工厂认识了一位负责牛仔裤包装的判头阿卓。由于他给的工资较高，而且工作较多，于是我和一位外号叫“大只广”的朋友便过去跟他。阿卓和好几间制衣厂有协议，那里要人便去那里，因此我们有时在大角咀，有时在长沙湾和葵涌。包装是整个成衣生产流程最后一道工序，相当复杂，包括贴商标，摺叠，入胶袋，开箱封箱，以及用胶带机将箱扎好。由于出口订单有时间性，厂方往往要我们一两天内完成大量包装，非常消耗体力，而且有时要加班到深夜，不是易做的工作。

　　大只广是恩平人，比我大两岁，人有点侠气也有点流氓气，好抱不平，喜饮酒抽烟，平时三句有两句是粗口，上课常常和老师作对，是我们这群同学的核心。我和他性格不同，却很投契。他的数学很好，英文却很差，所以读了半年，已经对读书失去兴趣。有次我们在葵兴下班，已是晚上11点，天下着小雨，我俩不知为什么抬起槓来，谁也不让谁，结果决定一起步行回深水埗。那一夜，我们没有伞，却不畏雨，一边健行一边笑谈彼此的梦想，回到家时已是深夜一点，吓坏了在家久等的父母。当时说过什么早已忘了，但那份对未来的豪情，却长留在心。1986年夏天，我领到回乡证后，便和大只广联袂返回故乡，会合我的几位同学，一起坐火车去桂林旅游。我们在漓江畅泳，在桂林街头放肆高歌追逐，在阳朔回味刘三姐的山歌，快意非常。

　　大只广读完中三，便辍学回家帮父亲做些中药转口的小生意，中间赚过一些钱，并请我们一班同学去鲤鱼门尝过海鲜。后来听说他生意不景，又迷于赌博，以致欠下钜债而要避走大陆。再后来，便没了音讯。我们的老闆阿卓，好几年后听说原来是个偷渡客，遭警方发现，坐完牢后也被遣返国内。我们工作过的制衣厂，早已一一搬到国内，工厂大厦则被推倒重建为几十层高的豪宅。至于我那群新移民同学，绝大部分读完中三或中五后便出来工作，最多是到发型屋做学徒。就我所知，能读上大学的，不足三人。而我读完二年级后，便透过考试转到何文田官立中学做插班生。

六

　　1987年转校后，我的生活起了变化。最大的不同，是大部分同学都是本地出生，而我的乡音，便间或成了同学的笑柄。那谈不上是歧视，但却时时提醒我和别人的差异。这还只是表面的差异。我很快便意识到，我和我的香港同学，其实活在两个世界，因为彼此的成长经历完全不一样。例如我从不看卡通片，也不喜欢漫画，更不热衷电子游戏。但这三样东西，却是香港大部分男生的至爱。结果一年不到，我最熟络的朋友，又变成学校中的新移民同学。

　　我们那一届四班同学中，大概有一成多是新移民。这些同学和高雷的有些不同。他们早来几年，很多从小学读起，因此较易适应香港的生活，而且何官是所不错的学校，学生自信心较强，也有较高的自我期望。他们很多喜欢看课外书，较为关心政治时事，甚至会坐下来认真讨论一些人生哲理问题。中四那年，我和几位同学成立了一个读书小组，定期讨论时事，并自资手写出版一本叫《求索》的刊物，取屈原的“路漫漫其修远兮，吾将上下而求索”之意。校长有点担心，派了一位老师在我们开会时前来旁听辅导，刊物内容亦需老师过目。我当年写了一篇文章，批评很多人弃香港而移民他国是不应该的，结果被劝导不要发表。

　　1988年夏天，我和国内一位同学，从广州坐火车去北京旅行。我自小喜欢中国历史，加上受武侠小说影响，对中国名山大川早已嚮往。旅费是兼职赚回来的，不用父母操心。只是到现在我也不太理解，我当时年纪那么小，为什么父母会放心让我这样去闯荡。我们去天安门看了昇旗礼，瞻仰了毛泽东的遗体，还登上了长城。玩完北京，我们再坐火车下江南。印象最深的，是我这个南方人第一次在火车上见到极目无山的华北大平原。我倚在窗口，敞开衣裳吹着风，“随身听”播着齐秦的〈狼〉，看着夕阳在天边被地平线徐徐吞噬，天地苍茫，美不可言。

　　三个星期后，当我从杭州坐火车回到广州，对中国有了很不同的感受。除了游览名胜古蹟，我更近距离观察了不同地方不同老百姓的生活，尤其是在长途的硬座火车旅程中，我从其他乘客口中听到许多闻所未闻的故事，了解国内人生活的艰辛。在旅途上，当别人问我从那里来时，我总说广东，却不愿说自己是香港人。这有安全的考虑，但我心底的确希望像他们一样，都是中国人。不同省份的人走在一起，让我有种四海之内皆兄弟的感觉。我喜欢那种感觉，但对别人对自己来说，香港却好像在四海之外。

　　从北京回来不够一年，六四事件便发生了。1989年5月，在学校默许下，我在课室率先张贴了支持学生运动的标语，接着参加了几次大游行，天天看报纸追新闻，沉浸在大时代的亢奋中。六四那一夜，我一个人坐在漆黑的家中，看着没有画面的电视，听着身在北京的记者电话中传来的密集枪声，一夜未眠。其后18年，只要在香港，六四夜我都会去维多利亚公园，和几万人一起点亮烛光，悼念那死去的英灵。

　　六四事件是我的移民史的分水岭。六四前，我没想过要在香港落地生根，总想着终有一天会回去。那几年，我读了不少文学作品，例如刘宾雁的《第二种忠诚》、戴厚英的《人啊，人！》、苏晓康的《自由备忘录》等，对1949年后的历史多了一些认识，但对中国的未来依然充满信心。我仍记得，1988年国内有一套纪录片叫《河殇》，中央电视台拍摄，探讨的便是中国应往何处去，引起海内外很大争论。教协办了一次播映会，一次过播完六集。我一个人去看了。当看完最后一集《蔚蓝色》，步出教协时，我心内激动，深信中国只要继续改革开放，一定可以告别传统，并与象征西方的蔚蓝色文明融合，振兴中华。六四后，我有种强烈的无家可归的失落。本来那么崇拜的国家，本来那么尊敬信赖的领导人，一夜之间却变得如此狰狞如此陌生，谁还敢认同那是自己的家？！悲剧过后，政治的残酷和暴力的可怖，在我和我那一代很多人身上，留下一道难以磨灭的伤痕。回去已无可能，也无能力再度移民，留在香港，便成了没有选择的选择。要安顿下来，第一件事便是要全心接受香港的价值观，好好做个香港人。

七

　　当时我并不十分清楚这种转变的后果。但会考过后，在对于报读大学什么学系一事上，我经历了一次难忘的试炼。我一直的志愿是中文系，因为这是我最喜欢，也读得最好的科目。我那时已试过投稿报纸的文艺版，也参加过一些征文比赛得过奖。我特别崇拜刘宾雁，希望将来也能做个报告文学家。可是家里及老师却主张我报读最热门的工商管理，理由当然是日后的前途考虑。如果我坚持，家里大抵也会尊重我的意愿。但我自己也犹豫了。我当时的成绩，是学校最好的几个，因此并不太担心录取的问题。我的困扰，在于我当时认为这是两种价值观，两种不同人生道路的抉择。如果我选读工商管理，便意味着我日后会在商界工作，以赚钱为人生最高目标，并放弃自己喜欢的文学和历史，当然更不会有时间写作。如果我本身很喜欢商业管理，很崇拜那些亿万富豪，问题倒不大，毕竟人生总要有所取捨。但由小至大的读书薰陶，令我并不怎么嚮往那种生活。金庸笔下的大侠，中国历史中的英雄，五四时期的作家，才是我欣赏的人物。

　　我被这个问题深深折磨，以至寝食难安。我请教过不同老师，所有老师都说，理想是当不得饭吃的，人最终要回到现实。然后我又发觉，过去几年校内成绩最好的同学，都进了工商管理学院。他们告诉我，如果我选读了自己喜欢却不热门的学科，很可能会后悔，因为香港是个商业社会，毕业后还是要在市场上和人竞争。他们好像很有道理，于是我这样说服自己：既然我以香港为家，便应努力做个成功的香港人，而成功的香港人，当然是像李嘉诚那样能赚很多钱的人。要赚很多钱，自然要熟悉商业社会的运作，并在激烈的竞争中击败别人，一步一步向上爬。而要有这种竞争力，理应从大学做起。我被自己说服，最后亦如愿入读中文大学的工商管理学院。

　　这次抉择，对我是一种挫折，也是一种解脱。我好像放弃了一些自己很珍惜的东西，好像作了某种屈服，但我也安慰自己，以后再不用为这个问题困扰，可以安心做个成功的香港人。事实并非如此。入了中大以后，我才知道自己根本不适合工商管理。这和性情及志趣有关，也和大学的经历有关。我一进大学，便参加了《中大学生报》，积极参与学生运动，关心校政也关心香港和中国的未来，那种生活和商学院的氛围，自是格格不入。而我在一年级时选修了哲学系陈特先生的课，自始步入哲学的门槛，开始认真思考一些困惑已久的人生哲学问题。结果在大学头两年，我又一次面对人生何去何从的挣扎。那种纠缠，极其累人，不足为外人道。最后，在大学三年级，我决定转系，读我喜欢的哲学。转系那天，陈特先生面试我，问我会不会后悔，我说不会，但其实我一点也不知道在香港读哲学，到底有什么出路。

　　如果我的挣扎，只是我的个人问题，那并没有什么特别。实情却非如此。在我认识的朋友中，考试成绩最好的一批，当年几乎都选择了商学院，理由也差不多。这种情况在今天的香港，只会有过之而无不及。容我武断点说，香港的大学生，很少是为兴趣和梦想而读书的。大部分像我一样，在未开始寻梦之前，已被现实压弯了腰，少年老成，放弃实现理想和活出自我的机会，很快便顺从社会设下的框框，走着一条非常相似的路。如果我们同意英国哲学家穆勒（J. S. Mill）的观察，人类并不是机器模塑出来的一式一样的东西，而是各有个性的独立生命，并在快乐的来源、对痛苦的感受，以及不同能力对人们所起的作用上有着钜大差异，那么便很难不同意他的结论：“除非在生活方式上有相应的多元性存在，他们便不能公平地得到属于他们的幸福，也不能在精神、道德及审美方面成长到他们的本性所能达到的境界。”（《论自由》）

　　到底是什么力量，令这个城市一代又一代优秀的年青心灵，即使曾经有过挣扎，最后也不得不妥协，放弃发展自己的个性和追求属于自己的幸福？而这对一个城市来说，是健康的吗？

　　要在香港行一条不那么主流的路，同时又能肯定自己，的确很难。香港表面上很多元，住得久了，便会发觉它的底层有个相当单一强势的价值观。过去几十年，香港逐步发展成为一个繁华先进的资本主义城市，亦令整个社会接受了一套根深柢固的意识形态：崇尚市场竞争，拥抱个人消费主义，以追求效率、发展和无止境的财富增长作为个人事业成功和社会进步的唯一标准。在市场中，决定一个人成败得失和社会地位的，是他的经济竞争力。因此，在一个高扬“小政府大市场”的社会，每个人由一出生开始，便被训练打造成为市场竞争者。竞争的内在逻辑，是优胜劣汰。市场中人与人之间最基本的关系，是对手的关系，是工具性的利益关系，而不是任何休戚与共，同舟共济的合作关系。每个人都是孤零零的个体。竞争中的失败者，没有尊严可言，更没资格说应得什么，有的最多只是胜利者给予的有限度施捨和同情。

　　香港是这样纯粹的一个经济城市，人人以此为傲。君不见，回归十年一片歌功颂德中，经济成就不就是它唯一的卖点？！要令这个神话延续，社会便必须更有效地培养出更多更纯粹的经济人，并透过各种方式，强化这种价值观的合理正当。但判断一个城市是否合理公正的其他向度，却往往被忽略，甚至被压制了。

　　严格来说，香港仍说不上是个现代政治城市，因为现代政治的基石，是肯定每个人都是平等的公民，享有一系列不可侵犯的基本权利；政治权力的正当性，必须得到人民的认可接受。很可惜，政治平等仍然离香港十分遥远。而在"小政府大市场"的指导原则下，贫者愈贫，富者愈富，以致数以十万计公民活于贫穷线之下的事实，也得不到社会真正的重视。社会公义从来不是香港政府的议题。

　　香港也算不上一个文化城市，因为文化城市的基本理念，是肯定文化生活作为相对独立的领域，有其自身的运作逻辑和审美标准，文化活动有其自足的内在价值，而不仅仅是经济发展的工具。但在过去两年种种有关历史保育和文化发展的讨论中，我们却看到，整个社会是如何的缺乏文化想像和文化底蕴。香港非常有效率也非常富裕，但我们却不知道，一种相应的属于这个城市，属于每个公民的丰富而多元的文化生活，该是何种模样。我们很懂得将所有东西折算为金钱，因此海景有价，历史建筑有价，土地有价，但我们并没想过，那些无声无息地流失的难以用金钱衡量的历史情感记忆，同样值得这个城市好好珍惜。问题并不在于如何平衡取捨，而在于很多价值根本未曾出现在我们的视野之中，连取捨都谈不上。我们往往是工具理性的巨人，价值理性的侏儒。

　　以上所谈的三种城市性格，是有内在张力的。香港要成为一个伟大的政治和文化城市，便必须寻找其他的价值资源，开拓我们的视野，丰富我们对美好人生和公正社会的想像，而不能只从单向度的经济人的观点看待世间万事。但就我观察，这套市场至上的价值观，近年变本加厉，不断被强化神化，并以各种方式渗透复制到生活其他领域，牢牢支配社会发展和我们的生活。明乎此，香港很多看来荒诞之事，才变得易于理解。以母语教育为例。我们应知道，母语教育对学生的心智成长、创造力、人格培养，以至对所属传统文化的认同等，有利而无害。但中文在香港的中学和大学，却一直被视为次等语言。为什么呢？因为据说母语教育会使学生英文水平下降。而英文水平下降，最大问题不在于学生无法有效学习知识或接触英语文化，而在于影响学生的谋生能力，从而影响香港的经济竞争力。对学生来说，语言是、也仅仅是谋生的工具；对社会来说，学生是、也仅仅是经济发展的工具。至于外语教学会否影响学生的心智成长，打击他们的自信心和求知欲，窒碍他们批判性思维能力的发展，以至限制他们成为积极关心社会的公民，却很少受到重视。又例如香港的民主发展。香港既得利益集团反对加快民主步伐的主要理由，据说是因为这样做会导致福利社会，而福利社会则有碍经济发展云云。亦因此故，面对愈来愈严重的贫富悬殊，大家也认为只要不影响社会繁荣安定便没问题。至于那些处于弱势的公民，是否享有公平的平等机会，是否得到政府同样的关怀和尊重，以至香港的财富分配制度是否合理，却从来不曾浮出水面，引起什么大的争论。

　　无疑，我们可以从不同角度描述香港的城市性格，以及呈现这种性格的香港人。但在我的生活经验中，体会最深感触最大的，便是这种资本主义意识形态对人的宰制。它的力量如此强大，影响如此深远，以致成为我们日用而不知的各个生活层面的价值规范，使得我们难有空间和资源，去想像这个城市和个人生活是否有其他更好的可能。要做一个成功的香港人，首先便要将自己打造成纯粹的经济人。就此而言，界定香港人身份的，并不系于一个人的语言文化，又或出生地，而在于你是否真心诚意接受这样的一套价值观。

　　但就其本性而言，人并不只是纯粹的经济人。除了残酷竞争和市场价值，人还有其他需要。人还需要爱，需要家庭和友谊，需要共同的社群生活，需要别人的尊重和肯认，需要活得有意义，需要政治参与和文化滋润，还需要自由和公正。这些需要，是活得幸福很重要的条件，但却往往和单向度的经济人的理念不相容。道理很简单。如果我们在生活中，只视所有人为满足自己利益的工具，我们便无法享受到真正的友谊和爱，因为友谊和爱包含了承诺和牺牲；如果生活只是一场无止境的竞争，我们的心灵便永远无法安顿；如果我们视自身只为孤零零的自足的个体，我们便难以感受社群生活的好；如果人与人之间处于极度不平等的境况，弱势者便无从肯定自身的价值和尊严。

　　即使一个在香港出生的人，只要你不接受自己是纯粹的经济人，在生命的不同时刻 — 尤其面对抉择时 — 内心一样会烽烟四起，承受难以言状的痛苦，一样会对这个城市有某种生活在他乡的疏离。你爱这个城市，却又觉得它并不真正属于自己，因为主宰这个城市的根本价值，和你格格不入。个体如此卑微，既改变不了城市分毫，却又不得不在此生活下去，遂有无力和撕裂。你最后往往别无选择，只有屈服，向这个城市屈服。

　　那么多年来，我目睹父母亲一辈，在没有任何选择下，被迫放下生命其他价值，将自己变成彻底的经济动物，努力抚养我们成人；我目睹很多同辈的新移民朋友，由于欠缺这个社会要求的竞争力，又不能从政府和社会中得到适当支援，被迫过早进入劳动市场，成为社会最低层的劳工；我目睹更多的，是那些有理想有能力对社会有关怀的朋友，大学毕业后虽然多番坚持，最后还是不得不弃守曾经坚持的信念。在繁荣安定纸醉金迷的背后，我无时无刻不感受到，一个个独立生命为这幅图像付出的代价。当然，更加悲哀的，是我们看不到这些代价，不愿意承认这些代价，甚至讴歌这些代价。

　　我不知道出路在哪里。不要说整个社会，即使在个人生活层面，也是困难重重。但我并不过度悲观。在1989年百万人支援北京的民主运动里，在其后年年数万人出席的六四烛光晚会里，在2003年50万人的七一大游行里，在这两年一波接一波要求保护文物古蹟，反对发展至上的社会运动里，在很多朋友于每天平凡细微的生活中努力不懈活出自我和坚持某些人文价值里，我看到力量。我相信，当公民社会愈趋成熟，累积的文化资源愈加丰厚，并对主流制度和价值有更多反思批判时，我们这个城市是有可能变得更加好的。或许，香港在回归二十年或三十年后，我们会不再只为我们拥有的财富而自豪，同时也为它是一个民主、公正、体面、有文化的伟大城市而自豪。

　　当我一开始以这种角度，这种心态去理解自身和关心香港的时候，我的新移民史便告一段落。我是以一个香港公民的身份，关心这个属于我的城市。我身在其中，无论站得多么边缘。

八

　　林婕死去的时候，才18岁。她在遗书中，说：“我很累，这五年来我憎恨香港，讨厌香港这个地方，我还是缅怀过去13年在乡间的岁月，那乡土的日子。”林婕选择离开的时候，已来香港五年，并由最初的乡村小学转读一所一级中学，品学兼优，全班考试名列前茅，家里也住进了公共房屋。我曾不只一次想过，如果林婕仍然在生，今天会是如何模样。

　　很多人无法理解，为什么林婕会如此憎恨天堂一样的香港，为什么会觉得做一个香港人那么累，以至如此决绝地一死以求解脱。这种不解的背后，也许正正隐藏了无数新移民说不出的辛酸故事。说不出，并不在于香港没有说的自由，而在于没有那样的平台，没有那样的聆听者，甚至更在于新移民在香港这样的社会，实在难以有足够的力量和自信，好好地理解和接受自己，好好地肯定自己，好好地做一个香港公民。

　　香港每天有150个大陆新移民，每年有54750人，十年便有547500人。他们是人，是香港的公民，也是香港的未来。

作者：周保松（香港中文大學政治與行政學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