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羅馬尼亞的“月經警察”和“打字機執照”

2014年02月18日14:16 人民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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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暴君的專制使人們變成冷嘲，愚民的專制使人們變成死相”----魯迅

（一）禁止墮胎法令和“月經警察”
獨裁與荒誕就像是一對孿生兄弟。有什麼樣的專制獨裁，就會有什麼樣的荒誕的事情發生。
就拿警察來說，生活在現代國家中的民眾都不會陌生。對於警察的種類，一般人隨隨便便就能說出幾樣。比較常見的，像什麼治安警察、戶籍警察、交通警察、刑事警察、鐵路警察、林業警察、經濟警察、司法警察、巡邏警察、外事警察、武裝警察、特種警察、航空警察等等。比較特殊的，像中東一些阿拉伯國家，宗教警察。但說到“月經警察”，絕大多數人恐怕沒有聽說過。
在前羅馬尼亞共產黨總書記齊奧塞斯庫所推行的政策中，最恐怖、最可荒誕的要算他的禁止節育和人口增長政策。為了提高人口數量，增強國力， 1966年，齊奧塞斯庫廢除了以前關於個人可以自由流產的法律，實施了禁止墮胎的政策。他宣稱，胎兒是社會的財富，不生育孩子的人就是背叛國家的人。他規定，完全禁止離婚、每對羅馬尼亞夫妻至少要生四個孩子，緊接着，國家頒布法令，節育和墮胎都屬違法，不能受孕的女性要交納稅金，打胎者將受到判刑和囚禁，婦女月經要受到嚴格地檢查與盤問。
為保證政令暢通，依據齊奧塞斯庫的指令，執法者紛紛進駐機關、工廠、農村、學校、以及各個單位，對婦女進行嚴格的監控，督促她們每月必須做婦科檢查，以確保沒有使用避孕工具；對那些避孕的婦女和默許墮胎的醫生一經查出，嚴厲打擊、處罰監禁。羅馬尼亞的老百姓把這些執法者鄙夷地稱作“月經警察”。在恐怖的高壓下，許多絕望的婦女鋌而走險，試圖偷渡多瑙河，到鄰國匈牙利尋求庇護，但在邊境線往往被當作叛國者，遭到羅馬尼亞士兵用機關槍的掃射。①
在這項政策實施一年之後，羅馬尼亞的嬰兒出生率翻了一番，成績顯赫。但地下流產與墮胎的服務也隨之出現，懷孕婦女的死亡率不斷上升。更讓齊奧塞斯庫感到鬧心和棘手的是，隨着嬰兒的大量出生，婦產醫院的設備、婦產專家、產科醫師、兒科醫師以及婦幼保健工作者嚴重匱乏，這可不是單靠行政命令就能馬上解決的。僅僅一年中，羅馬尼亞的嬰兒死亡率就增長了145.6%。消息傳出，全世界譁然，各國政要、媒體紛紛譴責：這簡直就是“現代社會的濫殺無辜”。面對國內外政治壓力，為掩蓋這種愚蠢而可怕的後果，齊奧塞斯庫下令，嬰兒出生一個月以後，再發出生證。如此一來，那些在未滿月中夭折的嬰兒就不會填寫在死亡嬰兒的統計當中了。正如一位羅馬尼亞作家指出：“很多嬰兒從來沒有合法地生存過。”這項政策的惡果，還不僅局限於此。在羅馬尼亞的兒童養育院及收容所中，有許多被遺棄或身體及精神殘疾的孩子，他們的生存狀況更加令人震驚。②
對於這一段荒誕而悲慘的歷史，羅馬尼亞年青的電影導演克里斯蒂安·蒙久（Cristian Mungiu），用攝影機的鏡頭，真實而藝術地再現給全世界人民。他執導的影片《四月三周兩天》，通過兩個女大學生一天中所遭遇的墮胎經歷，把獨裁專制統治對人性的摧殘和壓迫，以及在這樣的環境下，人性的醜陋、冷漠，甚至是邪惡、表現得淋漓盡致。
2007年5月２８日凌晨１時，第６０屆戛納電影節落下帷幕。在主會場盧米埃爾宮的頒獎慶典上，克里斯蒂安·蒙久執導的影片獲金棕櫚大獎━━最佳影片獎。
這部影片講述的故事發生在1987年的寒冬，此時距離柏林牆倒塌，齊奧塞斯庫的獨裁政權垮台還有兩年。
影片一開始，女大學生奧蒂莉亞（Ottila）正在為同一宿舍的同學嘉碧塔（Gabita）秘密準備行李。奧蒂莉亞匆忙地奔波在簡陋的宿舍樓和骯髒的窮街陋巷，向男友借錢，購買走私進口香煙、食品、香皂，預定飯店。所做這一切，就是因為嘉碧塔懷孕了，而且要趕在期末考試之前墮胎。
在當時的羅馬尼亞，流產和墮胎都是違法行為，而且要根據流產者或墮胎者懷孕的時間決定刑期監禁的長短。為了躲避處罰，她們找到了一個叫畢比（Bebe）的醫生私自墮胎，一場噩夢就此開始。
奧蒂莉亞幾經周折最終找到一家廉價的旅館，但醫生畢比藉口手術費太低，不願承擔犯法坐牢的風險。為了能使嘉碧塔儘快手術，面對畢比醫生“任何錯誤都要付出代價”的要挾，奧蒂莉亞不得不承受羞辱，與畢比做愛。嘉碧塔躲在門外飲淚而泣。
死嬰從嘉碧塔體內排出，被包裹在一塊白色的浴巾里，手掌般大小，略具人形，上面沾滿鮮血和污穢。奧蒂莉亞久久地凝視着屍體，默不做聲，悲傷地感嘆生命是如此的脆弱，人生是如此的無奈。
奧蒂莉亞把死嬰裝在書包里，衝出旅館，神經質地在街上奔跑，鏡頭一直跟着她，穿過一條又一條黑暗的街巷。
昏暗的路燈、遠處傳來的狗吠，街角上的流浪漢、疾馳而過的警車……這一切的背後，仿佛都隱藏着無限的殺機，隨時可以葬送奧蒂莉亞和嘉碧塔來之不易的解脫，奪走她們即將到手的自由。
由於害怕和緊張，奧蒂莉亞遲遲沒有找到丟棄死嬰屍體的地方。最後，她跌跌撞撞地衝進一個居民樓，慌亂地把裝着屍體的書包塞進了樓道里的垃圾箱內。在僅有的一點光亮里，奧蒂莉亞靜靜地站在那個垃圾箱前，仿佛為自己心靈的失落，為自己所做的一切懺悔。
處理掉死嬰的屍體，一切的恐懼與不安都結束了，兩個女孩坐在旅館的餐廳里，默默地等待她們的晚餐。不遠處，是一場婚宴的歡鬧場面。而這一天，正是嘉碧塔懷孕整整四月三周兩天。
自1966年避孕與墮胎被齊奧塞斯庫政權明令禁止以來，羅馬尼亞人民便喪失了一種基本權利。當人們擺脫不了性愛的天性，為自己種下的愛情之果面臨抉擇時，他們所遇到竟是罪與非罪的選擇。到底國家有沒有權力操縱人倫意向？到底能不能強行為私生活立法？對於這些，齊奧塞斯庫自有主張。他認為，黨是領導一切的，每一個人都應當聽從黨安排。他是黨的最高領導，因而他的意志就代表了黨的意志，任何人都必須服從。在他統治的國度中，“國王不僅要坐在國王的位置上，而且還要坐在上帝的位置上。”
為什麼對於人性的蔑視竟出自對於扼殺生命的禁止；源於對生命的珍惜與關愛的禁止墮胎，反而成了扼殺人性的藉口？歷史仿佛給人們出了一道難以解答的考題。
其實，禁止墮胎的法令並非只有羅馬尼亞一家，但為什麼其他國家並未出現像齊奧塞斯庫政權下這樣極端、這樣缺乏人性的殘忍？
1991年，愛爾蘭一位14歲的女孩子被她朋友的父親強姦後懷孕。罪犯受到了法律的嚴懲，但無辜受害的女孩也陷入法律對她的傷害。因為，法院援引憲法中“國家承認尚未出生的嬰兒生命權”的條文，阻止女孩進行流產。於是，這個事件使整個愛爾蘭陷入了一場政治和宗教上的危機。三分之二的愛爾蘭人，包括當初投票支持憲法的人，都對女孩的遭遇表示同情。最終，政府支付了訴訟費用，女孩獲准可以到愛爾蘭以外地區自由旅行，以妥協方式結束了這場危機。
愛爾蘭的妥協與齊奧塞斯庫的僵硬，充分體現出兩種制度的截然不同。美國歷史學家魯道夫?J．魯梅爾在他1994年出版的《因政府而死》一書中估算了一個數字：在20世紀，單是種族殺戮的死難者就達1．7億人。這一數字中幾乎不含政治迫害和戰爭所造成的“正常”死難者人數，同樣也不含該書出版後發生的種族殺戮死難者人數，比如在盧旺達或者巴爾幹地區發生的種族殺戮死難者。在人類歷史中，如此多的人死於暴政，在此前是亙古未有的。
在《通往奴役之路》這本書中，哈耶克認為，壞事不一定是壞人幹的，而往往是一些“高尚的”理想主義者干的，特別是，那些極權主義暴行的原則是由一些可尊敬的和心地善良的學者們奠定基礎的；“自由”常常在“自由”的名義下被取消，“理性”則是在把“理性”推到至高無上的地步被摧毀的。因此，一種合理的政治制度一定是適應人性的政治制度，而不是強迫改變人性的政治制度，如果一種政治制度，是建立在改變人性的基礎上，這樣的政治制度不可避免地會帶來暴力與恐怖。
理解了這點，或許就能找到問題的答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