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白樺《我的鄰居路先生》

改寫：爾新

動盪年代的貴族

白樺1956年在上海和電影演員王蓓結婚的時候，是借住的朋友的房子。這感覺讓他很不踏實，總想另尋一處居所。那時候，上海的房子已經全部收歸國有，私人租賃和買賣活動剛剛停止，為此他託過很多人，求了很多機關，甚至還找過十年後在中國政治舞台上顯赫一時的風雲人物張春橋，但都無濟於事。

一切努力全告失敗之後，1957年初春，白樺冒昧地給時任國務院秘書長兼專家局局長的齊燕銘寫了一封求援信，齊見信後給上海寫了一張便條，上海市房管局這才來找白樺看房子。開始，房管局給白樺看的都是條件極差的房子，甚至是地下室。直到第三次，才把他領到徐匯區一條幽靜的小路上，這裡沒有店鋪，只有住宅，在三條道路的交叉路口有一座街心花園，街心花園裡矗立着一尊俄國詩人普希金的頭像。這次看的房子按上海人的習慣說法，屬於弄堂花園洋房一類。 一進弄堂，白樺就被它的清潔、安靜和藤蘿爬滿牆壁的綠蔭所強烈吸引。全弄有24座連體花園洋房，一排四座。分配給白樺的兩間房子是弄堂最後一家的樓下，原是這戶人家的飯廳和客廳，與此配套的還有落地窗外的一座80平米的小花園。 看房子那天，房管局的工作人員告訴白樺，樓上的住戶就是原來的房東路先生，身份是“資產階級”。路先生當時不在家，只有路太太在廚房裡做飯，看見人來，立即放下手裡的鍋鏟，很客氣回答新住戶的各種提問，並告訴說：大家今後就是鄰舍了，會共用一個廚房，大門內玄關的牆上有一部電話，可以不必另外安裝，兩家共用要節省些。路太太還說，路先生在工廠上班。 從路家出來的路上，房管局的工作人員告訴白樺：路先生上班的工廠，就是解放前他自己的私產，現在已經公私合營了，他在廠里留用，擔任工程師。 白樺對這個即將進入的住處很滿意。在搬入之前，他給家具店打了一個電話，馬上就來了一個技工，按照他的想法，很快就在原客廳和原飯廳之間做了一堵可以兼做書櫥的牆，這樣，原飯廳就成了一間臥室兼書房，原客廳就成了夫妻二人的客廳和飯廳。 待搬入新家，已經是1957年的初春時節了。有一天夜晚，雨很大，白樺去蘭馨看演出回來已是深夜了。上海人進進出出都走後門，在進門的時候他看見一個高高的中年男人，披着濕淋淋的雨披從一輛很破舊的自行車上下來。當他在門廊里脫下雨披的時候，白樺發現他穿着一身藏青帆布工作服，袖子上還戴着袖套，每一個褲腳管都夾着一個曬衣服用的木夾子，半高腰的橡膠套鞋上補了好幾個補丁。他笑着小聲對白樺說：

　　“對不起，您就是白同志吧？”

　　“是的，您……？”

　　“我姓路……”“啊！您就是路先生。”

兩人稱呼不同，語意里寓含着各自的立場。路先生窘迫地乾笑了一聲說：“白同志！我們是近鄰，以後有什麼不符合革命原則的地方，請多多批評！多多指正！” 這一說倒使白樺尷尬起來，對方的過度謹慎，表明雙方間無形中有一道森嚴的階級壁壘。 “晚安！白同志！”路先生在門廊里把自行車擺好後，上樓去了。 路家有一位寄食的遠親，是個年近花甲的老婦人，據說她的夫家在早年曾有恩於路家，路家因此承擔起她的終身收養。她寄住在原來用來停放小汽車的車房裡，全家三代都稱呼他為“繼娘”。這位半主半奴的“繼娘”，經常由於自己的尷尬身份炫耀或忿忿不平的時候，嘴裡總會漏出一句半句閒話，從這些零星的信息里，可以拼湊起路家的許多往事。 路先生並不是路家的戶主，戶主是路先生的母親。這位路老太太已經是年逾古稀的人了，卻仍然不喜歡別人稱她為夫人，而樂意讓人稱她小姐。她很少下樓，更不大出門。為數極少的幾次出門，是到“紅房子”西菜館晚餐，行前總是要打電話把“祥生”汽車叫到門前來。弄堂狹窄，進出都很艱難。每逢這種時候，她的大孫子都要說一句俏皮話：“又要考司機了！” 白樺第一次見到“小姐”是在一個春天的下午，丁香花的清香從窗外飄進室內，白樺正在看書，先是聽見有一個女人的聲音在樓梯上用上海話喊叫： “人呢？人都到啥地方去了？我的下午茶呢？” 繼而聽見有人叩響房門。白樺開門一看，是一位老夫人，臉上塗滿了脂粉，手裡捧着一隻描金的小茶壺，領口綴着花邊的白色絲綢襯衣上，披着一件黑底暗紅花的外套，純黑色的曳地長裙。這使白樺立即聯想起狄更斯筆下沉溺於舊夢的塵封美人。她說的是一口帶有江南口音的國語： “對不起！先生！我們家裡的人都不在，我不知道煤氣是怎麼點燃的，想請您幫幫忙，給我點燃煤氣灶……可以嗎？” “當然，夫人！” “不，是小姐。”她神速地糾正說。白樺帶她走進廚房，劃着了火柴，打開了煤氣，點着，然後把火焰放大、縮小，關上，再打開。演示了一番。 “我從來都不敢動煤氣和電器一類的開關，以往，也不需要我動。您可以等水煮開了再離開嗎？” “當然。” “……聽說您是位作家？懂外語嗎？” “不懂……因為參加戰爭，不得已只好放棄學業……” “我對這種犧牲的得失，不敢置評……我想，一個作家不懂一門外國語是不可想象的，我可以教您英語，您有時間嗎？” “謝謝您，我怕很難抽出時間來，因為我的工作單位在北京。” “很可惜……”這時壺裡的水沸騰了。“這樣是不是算是開了？” “是。”白樺幫她沏好茶，關上煤氣，把她送到樓梯口，想扶她一把。她說：“謝謝！不用，我還能跳waltz（華爾茲）哩！”她說着把裙裾擺了一個半圓，踏着輕快的步子走上了樓梯。 有一天，白樺記得那是一個星期天早上，為了趕火車，他在四點多鐘就起來了，怕驚擾了樓上鄰居，去煮牛奶時腳步放得很輕。一出房門就聽到有樂曲聲隱隱從樓上飄下來，雖然聲音很微弱，還是能分辨出那是舒曼的《夢幻曲》。走進廚房，就聞到一股咖啡香。此時，廚房裡已經立着一個陌生人了，白樺只能看見他的背影。他頭上戴着一頂十分鮮艷的花線帽，頂上那團紅色的絨球耷拉在右耳邊，身上穿着一件雪白的絲絨睡袍。煤氣灶上正煮着一壺咖啡……白樺輕輕咳嗽了一聲，“陌生人”情不自禁打了一個寒噤，猛地轉過身來，白樺這才認出是路先生。只一瞬，路先生就鎮定下來，從容地說：“白同志！您起來得這麼早？”

　　“我要出差到外地，趕火車。”

　　“啊！您真辛苦！” “沒什麼，您……？”

　　“我還沒睡呢！利用周末，為廠里搞一項技術革新……您看，我這身打扮像不像個馬戲團小丑？”

他的自嘲使白樺很意外，沒等答話又繼續說：“這是從前當剝削階級時候的行頭，我覺得不穿是個浪費，浪費就是犯罪。都是些很結實的料子，白天把這種行頭穿戴出來，別人當然很難理解，以為是我在做白日夢，夢想失去的天堂。所以我只能晚上穿戴，勤儉節約，廢物利用嘛！還有這存放了好些年的咖啡，巴西產的，已經有點兒霉味了……一切供人享用的物質財富都是勞動人民創造的，巴西是個熱帶國家，種咖啡豆、摘咖啡豆都是非常辛苦非常辛苦的，有人說，一顆咖啡豆是用一千顆農場苦工的汗珠換來的……您看，我這麼做對不對？”

　　我不經意地回答說：“利用廢物，當然是對的嘍……”“謝謝白同志……”說完，路先生匆匆地端着沸騰的咖啡壺上樓去了。本來就很微弱的《夢幻曲》也嘎然而止。 等白樺回到上海的時候，已是1958年的春天了。一年間，一個屋頂下的兩家人都發生了很大的變化。白樺從一個革命軍人變成資產階級右派分子，下放到上海一個軍工廠當鉗工，接受監督勞動。妻子王蓓也跟着成了右派家屬，這個二人之家也成了反動家庭。 路先生一家則風平浪靜。當有人要他在一份向黨“進攻”的意見書上簽名時，他斷然地拒絕了，並且主動提出減免自己的工資和定息，積極參與批判資產階級右派的反黨反社會主義謬論。這使他不但平安無事，還得到工廠的嘉獎。春節期間，廠工會把大紅花送到他家裡，據說像他這樣表現極好的的資產階級份子，在上海只有千分之五。 從此後，路先生看白樺的目光，便發生了微妙的變化。 白樺頭頂着右派帽子，跌入了他人生的低谷。廠里的人都不敢同他接觸，只有理髮師傅願意和他交談。

1959年初理髮師告訴白樺：他的故鄉蘇北餓死了很多人，他的親戚跑到上海來找他求救，希望他把枕頭裡的壟糠（也就是稻穀的殼）倒出來給他們帶回鄉下充飢。許多故鄉人生了怪病，浮腫而死。醫生都不敢診斷，因為那些人的疾病是飢餓。白樺不相信這是真實的事情。後來，和他同宿舍的一個退伍軍人，黨員，在1959年夏天回了一次家，回來以後就變得沉默寡言。他的鋪位在白樺的鋪位上面，平時從來不和白樺說話。有天晚上，宿舍里只有白樺和他，他躺在上鋪，白樺躺在下鋪，他開始慢慢地向着屋頂敘述他返鄉的故事： “俺家鄉的人差不多餓死光了，我幾乎沒見到什麼親人。那麼多人餓死，沒有一個人敢說他們是餓死的。我只見到一個姑姑，她還活着。連她的小兒子都餓死了，為什麼她還會活着呢？說起來，讓人難以置信。有一天夜裡，狂風暴雨，霹靂閃電，俺姑聽見一頭牲畜把大門撞開了，她推開窗戶一看，是一頭餓瘋了的豬。她馬上跑出去關上大門，那頭豬在院子裡飛奔。俺姑拿起一根大門槓迎上去把豬擊倒在地，她自己都不知道自己哪來的這股勁。她趁着小兒子沒醒來，挖了坑把死豬埋在地里。她不敢告訴兒子，也不敢給他吃豬肉，因為他太小，不懂事，會露出口風。別人要是知道了，為了搶豬肉能把她娘兒倆活吞了。她總是在深夜裡挖開泥土，割一小塊肉燒熟咽下去。她眼睜睜地看着小兒子一天天地消瘦、浮腫，最後死掉……” 白樺沒有搭話，故意裝聾作啞。在全國人民高舉三面紅旗大躍進的時期，散播這樣的故事得到的懲罰將是最嚴重的，說給任何一個職工聽，都有可能被告密。只好說給一個階級敵人聽，退伍兵知道這個階級敵人不會揭發他，也不敢揭發他，即使揭發了，他也可以不承認，同時倒打一耙，說是階級敵人對黨員的誣陷。

這一年，路先生的妹妹居然從海外寫信回來了，這位大小姐在這個家庭里早已死滅，從來都無人提及。她在沒出走的時候，由於追求自由、自主，與母親反目失和，互相怨恨，一怒之下鋌而走險，跟着一個一文不名的爛海員遠嫁南洋。這件事使得舉家蒙羞，母親發下毒誓：永生永世、斷絕母女關係。不想，星移斗轉，這個被岳家看不起的爛海員發奮圖強，奇蹟般地成了億萬富翁。母親和女兒，兄長和妹妹之間的怨恨自然而然地冰釋了，而且倍顯親切。一封封催人淚下的家書飛往海外，雖然只能在信中表達思念之情，但在海外生活的女兒一眼就能看出：在上海生活的家人食物匱乏、生活艱辛。當時上海的很多所謂“資產階級”，最後悔的就是沒有在1949年春天之前遠走高飛。如果幸而還有一個、半個親屬留在海外，就有了所謂的“海外關係”。這種關係有利，也有弊。本來，“海外關係”只是個拖累，甚至是個禍害，能隱瞞的儘量隱瞞。

但隨着五十年代末大陸經濟日漸困難，“海外關係”忽然變得有利可圖起來。有了“海外關係”，你就可以享受到華僑家屬的待遇了。 當時，對於一個和西方世界沒有經濟聯繫，和蘇聯、東歐的聯繫又因交惡而幾乎中斷的國家來說，有限的外匯真是太珍貴了！按照外匯的多少，可以配給大米、白面、食油、豬肉和進入華僑商店的購物卡。當然，最好這種關係不是台灣，如果誰有一個親人在台灣，他一定會矢口否認，報稱：失蹤。“小姐”的這位不肖的女兒恰好僑居南洋，所以不僅可以定期匯錢來，而且還能在大饑荒的1960年回到上海探親。百聞不如一見，大陸人的生活果然窘迫，上海在全國人的眼裡算得上是幸福的天堂了，但百貨商店的貨架上，居然要用《毛澤東選集》來補充空缺。各種商品，樣樣都要配給，包括火柴、針線，都要票證。像錦江、國際那樣的著名飯店，都實行了高價銷售的政策，它們的菜餚比配給價至少要高五倍以上。這些飯店從天一亮就排成了長龍，大部分是過去的美食家、今日拿定息的老年人，他們有錢，也有閒。老男人高高豎起曾經豪華過的大衣的領口，老女人把厚厚的羊毛圍巾圍得只露着迎風落淚的眼睛，大聲交換着各自排隊逐食的經驗，他們幾乎吃遍了上海特許供應高價菜餚的餐館。

“喬家柵的‘貓耳朵’還是好的！”

　　“王家沙的肉湯糰不減當年！”

　　“潔而精居然還有地地道道的回鍋肉！不過要趕早。”

“老飯店的獅子頭滿壯，很解饞。”

說到瑞金賓館、東湖賓館、上海大廈、興國賓館、衡山賓館這些地方，個個忿忿不平。因為人所共知：那些地方永遠都有美味佳餚供應，但就是不對外，只接待中央、上海和各省市的高級首長。一個時代有一個時代的貴族，舊時代的貴族，有錢也不行，只能在秋風落葉中耐心排隊買高價食品。 “小姐”從遠方歸來的女兒看在眼裡，記在心裡，實實在在地覺得自己的親人很可憐，本來熄滅了的親情又死灰復燃了。當她一回到南洋，看見任何一個城鎮大街小巷都是賣吃食的大排檔，就迫不及待地寫信了，她寫道：“上帝啊！您為什麼在您拋撒福祉的時候，偏偏把集聚着您最多兒女的中國遺忘了呢？”據“繼娘”用壓得最低的嗓音透露，這封信嚇得路先生面無人色，立即點火把信燒成灰燼，再把紙灰丟進抽水馬桶，用水沖得一乾二淨。

從此，遠在國外的女兒就不斷地往上海家裡寄錢，大包小包寄食物和生活用品，從泰國香米、加拿大精白面，到各種各樣的罐頭、克寧奶粉、瑞士白脫、比利時巧克力、日本針線盒和新加坡的各種各樣的調味品……兩家共用的廚房，會經常在子夜以後突然飄出咖喱的香味來。 過了一段時間，寄錢寄包裹已經不能撫平海外的牽掛，女兒又花∫很多錢，替母親辦理了移民香港的手續，而且在香港為母親買了一套面向大海的公寓。“小姐”也被當局迅速批准移居香港。 白樺接受改造的軍工廠遠在閘北以北的郊外，每兩個星期才回家一次，每一次都是很晚才到家。有一次他和路先生在門口巧遇，路先生很意外地叫了一聲“白先生。”這讓被打成右派的白樺意識到自己的地位，比資產階級還要低一等了。

1959年冬天，白樺的兒子出生，那是大躍進之後的第一個飢餓的年份。兒子一剪斷臍帶就要吃奶，他的母親因手術後沒有奶水，當時的牛奶早已屬於特權控制的配給品了，有錢也訂不到。惟一一條路就是找奶媽，奶媽很容易找，上海周圍全是餓鄉，只要不帶口糧，給飯吃，工錢都可以不要。奶媽為了求生，把自己的孩子留在鄉下喝野菜湯。白樺通過居民委員會找了個揚州奶媽，年齡在三十歲上下，很消瘦。她放下包袱正趕上吃中飯，第一頓她不好意思，只吃了個半飽就是兩大碗。 這頓飯之後，白樺和妻子馬上舉行了秘密緊急會議。奶媽的一頓飯足足吃了兩個人的定量，原以為每人每頓少吃半碗就夠她吃的了，誰知道奶媽的飯量形同無底洞。白樺的糧食定量是每月28斤，妻子王蓓的糧食定量是每月25斤，一共53斤糧。白樺當時在工廠當鉗工，他的一份糧要帶到工廠里去，家裡只剩下妻子的25斤定量。從奶媽的飯量看，即使25斤全給她，她每天也只能吃一頓飯。奶媽不吃飽，就沒有奶水，沒有奶水，兒子就長不大。怎麼辦？即使有錢，沒糧票，連一根油條也買不來，糧票更不能買賣，買賣糧票是違法行為。這時候，白樺才體會到家無餘糧的難處。每頓飯妻子的眼睛都注視着奶媽的嘴，那張嘴實在是可怕！開始的時候，奶媽還有些不好意思，三天過去，她就放開肚皮吃飯了！多虧了妻子的同事，當時活躍在銀幕上的電影演員們，經常把他們節約下來的糧票湊起來送給王蓓。

有一天路家的“繼娘”給白樺家剛剛出生的兒子送來一聽克寧奶粉，這無異於大旱時節從天上降下來一場甘露。王蓓向“繼娘”道謝的時候，“繼娘”嚇得兩隻手搖個不停，小聲在王蓓的耳邊說：“可千萬別讓樓上知道！這是他們給我的。他們以為你們不知道海外有人給他們寄東西……怎麼可能不知道呢？樓上樓下，鄰里之間誰還不清楚呀！” 白樺夫妻當然是知道的，但他們理解路家的遮掩。路家所顧忌的並不是政府，他們怕的是左鄰右舍的嫉妒心，飯都吃不飽的人如果看見身邊有人享用大魚大肉，妒火必然上升，強烈的嫉妒心能驅使人做出想象不到的事情來。路家必須小心謹慎，裝出一副和大家同甘共苦的情景，然後在掩蓋的螺殼裡，保持自己的尊嚴和生活。

這種脆弱的掩飾一直保持到1966年文化大革命開始，螺殼終於被擊碎，出現了一次嚴重的危機。事情出在孩子們身上，路先生的長子路達明在弄堂里有一個無所不談的知心朋友法朗索瓦，這位法朗索瓦曾在北京某名牌大學攻讀法國文學，所以給自已起了個法蘭西名字。據說法朗索瓦考進大學的時候政審是不合格的，只是因為某副校長“分數掛帥”的思想作祟，把他招收∫進去，成為學校招生工作中的一個極壞的例證和難題。為了解決這一難題，畢業前的一個月，學校以“思想反動”為由，將法朗索瓦除名。 無所事事的法朗索瓦和路達明出身相同，不同的是：法朗索瓦不僅失去了父輩留下來的工廠，也失去了文憑。他的檔案跟着他回到上海，檔案里給他定性為“反動分子”，交給里弄委員會的婆婆大娘們監督勞動。挨批判是他的新功課，那些婆婆大娘嘴裡儘是一知半解的報紙語言，驢唇不對馬嘴，越發引起他的不滿。而他的不滿甚至仇恨都一覽無餘地掛在他那張瘦削的臉上。他和路達明從小就是一起在狗尾巴上點爆竹，翻牆頭捉蟋蟀的玩伴兒，一拍即合。兩個人每天夜裡在後門的門廊里談“美國之音”和台灣廣播的消息，說里弄委員會領導的壞話，發造反派的牢騷，訴被歧視的怨恨……不知道被哪個小赤佬聽見了，檢舉揭發到街道造反派那裡，當天就把法朗索瓦抓了進去，一番武鬥之後，打得他鼻青臉腫，不到半個小時就“竹筒倒豆子”，賣了自己，也賣了朋友，路達明隨即也被抓了進去。

對於路先生來說，這可是大禍臨頭。兒子的思想不就是他的思想嗎！恐懼之下，路先生首先向自己所屬工廠的造反派請罪認罪：痛悔自己革命警惕不高，教子不嚴，在堅決和兒子劃清界限的同時，保證動員兒子反戈一擊，重新回到人民的懷抱。然後又向街道造反派請罪認罪，請求准許他見兒子一面，做兒子的思想工作。由於態度誠懇而且卑微，打動了街道造反派的一號勤務員，特許他和兒子見面，讓他做分化瓦解工作。 在造反派頭頭的監督下，路先生和兒子見了面，那是一間陰暗潮濕的地下室，路達明已經嚇得面無人色，再來一次刑訊就有可能將自己以及全家的反黨言行和盤托出了。路先生語重心長地規勸兒子要端正態度，明白問題的嚴重性，並且反覆述說共產黨毛主席對路家天高地厚的恩情。一席話說得路先生自己淚如湧泉，路達明也跟着涕淚交流。造反派頭頭大受感動，認為他們的激動完全出於懺悔，而實際上路先生是出於緊迫，路達明是出於恐懼。路先生對兒子說的每一句話都是一語雙關，他用眼神、用語氣、用手勢把自已所要表達的意思交待得清清楚楚。 由於路先生一系列力挽狂瀾的措施，路達明被定性為盲從犯罪，作為“爭取對象”解除了隔離。法朗索瓦則作為主犯，一直到文革後才結束牢獄之災。

文革期間，白樺在外地被隔離審查，有七年時間和妻兒不能相見。七年後他回到上海，和妻兒團聚的第二天深夜，路先生突然來訪。兩人相見，路先生不稱白樺同志，而是直呼白樺老弟。 路先生說：“老弟！我們隔壁鄰居二十餘年，彼此應該是有些了解的。今天我們是一對一，沒有旁證。萬一你出了事，我可以矢口否認；萬一我出了事，你也可以矢口否認。二十多年的風風雨雨，我們是怎麼過來的，你們是怎麼過來的，誰也瞞不了誰，不用細說。我今天實在按奈不住了，想跟你說說心裡話。你如果覺得毫無可取之處，就只當是一陣風，左耳朵進，讓它右耳朵出。 我早就想勸勸你了，總覺得很不合適。你是老資格的少年革命家，我是什麼？一個資本被沒收的資本家。惟一的長處是痴長你幾歲，我痴長的那幾歲，恰恰是你所沒有的。那時候你正在為革命散傳單，拋頭顱、灑熱血，衝鋒陷陣。但你不知道人性中的普遍弱點，不懂得人際關係中的奧秘，不管是什麼社會，人際關係中的奧秘都是近似的。 世界上，許多無言的動物比人聰明得多。田螺給我的啟發最大，它們無疑是一種最弱小的軟體動物，你注意到沒有？它們從出生那天起，個個都不怕勞累的背着一個堅硬的殼。這二十多年來我也背着一個殼，很沉重，很不舒服，可沒有這個殼，我已經早就不存在了！老弟！我知道，你在漸漸了解了我的時候，很鄙視我，認為我是可恥的兩面派。我知道，可我不以為意。因為我的的確確是兩面派，而且是刻意為之的兩面派。雖然你鄙視我，我仍然非常感激你，因為你只是鄙視而已，沒有加害於我，你儘管處境很不佳，加害我還是很容易的，但你沒有！這讓我很敬重你。 可你為了人們對你的敬重付出了極其慘重的代價，你知道嗎？由於你的高尚追求，你的妻子，你的兒子，你的岳母就必須年年月月提心弔膽，惶惶不可終日，整整七年，一年三百六十天，兩千五百多天，天天以淚洗面。每天傍晚，我都能看見你的岳母和你的小兒子站在弄堂口等最後一班郵差，顫兢兢地問一聲：有我們家的信嗎？即使有，你在信里又能說什麼呢？每一封信都經過了嚴格審查，也許他們所奢望的僅僅是你還活着……在這方面，你可能沒有我知道得深切。那時候，你看不見他們，而我卻能天天看見他們。 還記得我剛剛見到你時候，你是一臉稚氣，一臉英氣，一臉傲氣。現在呢？蒼老了！當然，我更加蒼老。人定勝天是古人的一句狂言。人，即使是秦始皇麾下的龐大軍團也是無力回天的，他就是在瘋狂追求長生的時候一命嗚呼的！今天我可以對你坦白交待，數十年來，我每天晚上都要啜飲一杯，只一杯，最上等的法國白蘭地XO，一天都沒間斷過。即使是六十年代初的大飢餓，我依然過着資產階級的生活。在上海四周有人以樹皮草根充飢的日子裡，居然有人在悠閒地啜飲着XO，如果被饑民發現並且知道它的價格和來路，我一定會被亂棍打死。 1966年那個上海血腥的冬天，每一夜都有老朋友自殺身亡，其中有所謂的資產階級，也有知識界的反動權威。每時每刻都有人在出生，都有人在死滅。那一刻也許剛好某一位偉人、聖人，也許是一個惡人出生或是斷氣，我依然是一杯好酒，不增，也不減。既可以慶祝生，又可以悼念亡。我並不是說現在已經可以暢所欲言，已經可以揭去假面具了！不！永遠不！，我們的生存空間並無實質性改變，因為它不是客體所能決定的。你們革命者可以在剝奪別人的時候顯示大無畏精神，而我等懦夫，只要求好好的活着。今天我斗膽在你面前打開我這個密封了多年的瓶子，只是想說，比起你來，你說成功者是你？還是我？” 路先生沒等白樺回答，起身就走。 等白樺想追出去的時候，路先生已經走到樓上去了。

白樺咀嚼着路先生那番話，慢慢踱到門外的小花園裡。小花園的鋼柵欄在大躍進時被拆除煉了“鋼”，後來重砌的磚圍牆在文革中再次被拆除，任何人都可以直達窗下，對白樺這樣的反動家庭進行監督。現在又修起了新的圍牆，丁香的枝葉漸漸茂盛起來，窗下新種的一簇青竹和一叢薔薇，青竹已經可以伴着貝多芬的《月光曲》緩緩擺動了，薔薇也開始扶着圍牆伸向窗台。 曼妙的琴聲又一次隱隱從樓上飄下來，雖然聲音不大，卻充滿了人間的氣息和光澤。這一刻，白樺突然感知，發自內心的聲音，才是永恆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