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鄧飛

截至2019年末，全國60歲以上的老年人超2.5億，其中鄉村老年人1.3億，農村老齡化水平達22.5%。

鄉村老人收入較低，鄉村養老醫療配套落後城市，鄉村養老的物質、精神和生活狀況令人不安。更嚴峻的是，隨着勞動力向城市單向流動，中國農村出現一大批無人照顧的“空巢老人”，生活更加艱難，甚至一度出現自殺潮，這成為妨礙鄉村振興的一個巨大社會問題。如何破題，值得我們多方關切、研究和積極解決。

一

爺爺走的時候，無痛無疾，喊走就走了。

80年代的中國鄉村還沒有什麼惡疾，算是一件白喜事，流水席擺了三天三夜，熱熱鬧鬧。外公的村莊往西兩里地，他的母親活到100多歲，房間有幾口大木箱，她隨時都可以摸出一把雪棗小花片，所以她的房間裡總是孩子成堆，你追我趕，她坐着大木椅笑眯眯看着我們，享受大家族的親情滋養。

 她走後，就葬在菜園子裡，男女老少密密麻麻跪滿一地，記掛她的好。爆竹聲響起，哭聲雷動，村里都夸這個老人好福氣。

 奶奶一開始還住在村里，三個兒子去了三個不同城鎮，她也老了，只能跟着兒子住，一個家裡輪流住一年，顛沛流離。

 我們一家最後住在沅江縣城郊區，父親工廠破產多年，他和母親外出打工，才能供我們兄妹上學，生活窘迫。鄰居們陸續遷出，廠區凋敝，奶奶帶着我們，用心照顧我們。

某一年春節，大伯來沅江我家，要接她坐一天船去岳陽住。

 她步履蹣跚，我終於嚎啕大哭。父母怕影響接下來的高考，就留她多住了一年。

 她後來一直就住在岳陽南湖龍山島上，大伯和小叔家。我在長沙求學、工作，買來房子接她來住，她總是忐忑不安，要回島上去，她說她怕死在新房裡，不好。

 第一次看到三三，她小心翼翼抱着，用臉蹭貼，慢慢她不認識人了，大小便開始失禁。大伯肺癌走了，她就住在叔叔家一間小房裡，叔叔一家奔波生計，養老基本就是管飯，讓她不餓着。我每次回去，也只能帶一些食物和尿紙片，陪她說說話。太年輕，也不懂可以做些什麼。

 後來，我去了北京工作，見她的時間更少。

奶奶走的時候，瘦骨嶙峋，那口氣微若游絲，但一直頂在那裡，生命力很頑強。我守在旁邊，悲從中來，如果我們養護得好，奶奶還可以多活一些年。
 

大雨傾盆，她葬於一片蔥鬱山林。

外公外婆還健在，家人們有了更多經驗。
 五個兒女分散各地，就讓老人留在鄉村，絕不折騰，兒女們出錢，請兩個人照看。一有時間，兒女們就回家陪他們。

 88歲外婆是一個虔誠基督徒，數十年如一日為家人們禱告，她的心很安定。外公今年89歲，生性樂觀，身體硬朗，還可以和人打骨牌，精準記得每一個家人的農曆生日。

二

每一個中國基層家庭悲喜，都是相通的。

 因為奶奶，我曾對各地養老情況有一些留意。  

 2004年，我在廣東茂名市一小鎮調查多次掘墓盜取遺體案。真相是當地的土工佬（埋葬逝者的人）盜挖土葬遺體，送殯儀館做本鎮火化指標。

 中轉站就在鎮養老院。

 我第一次走進傳說中的養老院。它地處偏遠，無人問津。每個老人都有一個狹小房間，一張床和一個柴火小灶。他們自己做飯，做不動的，由養老院管飯。

新中國建立後，以血親為紐結的家族崩潰，分散的家庭被編成了農村合作社，集中生產。《1956年到1967年全國農業發展綱要》提出：“農業合作社對於社內缺乏勞動力、生活沒有依靠的鰥寡孤獨的社員，應當統一籌劃……在生活上給予適當照顧，做到保吃、保穿、保燒（燃料）、保教（兒童和少年）、保葬，使他們生養死葬都有指靠。”

享受“五保”的家庭稱為“五保戶”，形成獨具中國特色的農村五保供養制度的雛形。

當時，各地相繼興辦敬老院，集中供養部分五保對象。

1994年，國務院頒發《農村五保供養工作條例》，規定五保供養內容是“保吃、保穿、保住、保醫、保葬（孤兒保教）”，供養標準為當地村民一般生活水平，所需經費和實物，從村提留或者鄉統籌費中列支。

1997年，民政部頒布《農村敬老院管理暫行辦法》，規範了農村敬老院建設、管理和供養服務。

2000年以來，中國取消農業稅及附加後，供養經費主要從上級財政轉移支付和地方各級財政預算中安排。

 但更多中國人更認可居家養老。在他們看來，只有家庭失敗或走投無路的老人才會進鄉村養老院。所以，“養兒防老，積穀防饑“成為中國鄉村鐵律 ，傾家蕩產也要生兒子。1980年代，幼小的我就目睹鄰家大叔因為違反計劃生育政府，肥豬被拖走，房頂被捅破，家徒四壁，但他抱着兒子興高采烈，和人談笑風生。

同時，24個孝養老人故事傳頌至今，供後人效仿學習。

 弔詭的是，1990年代，中國鄉村迎來千年未有大變局。優先發展東部沿海和城鎮化等戰略，強力汲取中國各地鄉村勞動力。一夜之間，兒女們都進了城，單個家庭進一步分崩離析。

一部分老人選擇進城，投靠兒女，繼續含辛茹苦。

一部分老人留在鄉村，成為“空巢老人”，比例一度高達30.77%。

還有一部分老人在鄉村和子女生活，但遭遇新的挑戰——他們不能生病，否則就是大問題。

 眾所周知的是，一些鄉村因為多年農藥化肥累積，重化企業進入鄉村，直接污染空氣和水源，導致惡疾爆發。2013年《衛生計生統計年鑑》稱，惡性腫瘤、腦血管病、心臟病與呼吸系統疾病是造成農村居民疾病死亡原因的前四位。

2020年，中國新發生癌症人數為457萬人，占到了全球癌症新發生病例的23.7%；因癌症死亡為300萬人，占到全球死亡人數高達30%。
 

另一方面，鄉村居民缺乏醫療教育和敏感，沒有定期去縣城醫院做體檢的習慣，往往小病熬成了中病，最後拖成大病。
 

而到了重病階段，那就意味着要花很多錢——老人們往往會拒絕治療，一些鄉村老人採取了極端自殺。

 2007年，《中國新聞周刊》記者劉彥曝光了湖南華容縣錢糧湖農場多位老人服毒自殺，令人震撼。次年，鄉村老人自殺悲劇被進一步撕開。武漢大學社會學系講師劉燕舞調研湖北、山東、江蘇、山西、河南、貴州等11個省份40多個村莊，愕然發現農村老人的自殺現象“已經嚴重到觸目驚心的地步”。

劉燕舞曾主持《農村老年人自殺的社會學研究》項目，畫出一條“農村老年人自殺率”的曲線，顯示從1990年開始，中國農村老年人自殺率大幅上升，並保持在高位。

 2010年，黃潤龍、劉敏發表《對1987年到2010年我國老年人口自殺死亡的研究分析》，稱23年期間，中國55歲以上老人平均每年自殺死亡人數為7.29萬人，其中城市、農村每年平均自殺死亡人數分別為1.07萬人、6.22萬人，農村自殺老人為城市的 6倍左右。

鄉村老人患病後為何較多選擇自殺？

 劉燕舞告訴《中國青年報》，農村老人自殺最主要的原因是生存困難，其次是不堪病痛折磨，之後是情感問題。

 老人大病後，要錢治病，要人照顧，這對開支眾多的鄉村家庭是一個嚴峻挑戰，老人往往擔心拖累家庭，或遭家人嫌棄，“反正活到一把年紀了，也夠了”，選擇繩兒子（繩子）、藥兒子（毒藥）和水兒子（投水），自殺者眾。

這似乎是中國鄉民的宿命。華中科技大學中國鄉村治理研究中心主任賀雪峰將鄉村老人自殺歸因為“代際剝削”——自殺的老人們年輕時“死奔”(幹活干到死)，給孩子蓋房、娶媳婦、看孩子，一旦完成“人生任務”，喪失勞動能力，無論是物質或情感上，得到的反饋卻少得可憐。

 “被榨乾所有價值後，老人就變得好像一無是處，只能等死。”賀雪峰對《中國青年報》嘆喟。“代際剝削”和農村老年人自殺直接相關，特別是江漢平原、洞庭湖平原、以及長江中下游地區，尤為突出明顯。

三

 要減少鄉村老人非正常死亡，劉燕舞說要解決三個問題：不餓死，不病死，不寂寞死。

這是一個淺顯易懂的道理，只是這些事，誰來做？

1980年代，國家不堪人口爆炸，推行計劃生育，一些地方政府打出“只生一個好，國家來養老”等誘人口號。但政府只能做基本面的公共服務，為鄉村居民搭建一個更公平的養老醫保體系，並通過養老院繼續兜底鄉村最困難老人。

資料顯示，截至2018年，中國鄉鎮32527個，村委會54.2萬個，有鄉鎮農村敬老院1.8萬所，互助機構不足11萬個，覆蓋率分別為55%和20%。而中國鄉鎮、鄉村60歲老年人占總人口的比重分別為14.53%和18.47%。
 

一直有呼籲稱政府需要持續加大鄉村養老的投入，增加醫療衛生機構、老年活動中心等，善養鄉村老人。

市場被證明是一個解決問題的好辦法。各類資本獲特許經營建造多檔養老公寓，提供優質服務讓入住老人更加舒心、安心和放心，吸引老人付費，實現自由而公平交易。

鄉村老人往往年老體弱，積蓄不多，承包土地和宅基地又不能自由變現，無力購買商業養老服務，他們更多只能在家裡養老。而家庭養老質量不高，缺少充足的親情陪伴、物質供給和精神撫慰。

劉燕舞建議，緩解當前矛盾，可以建立一種“新集體主義”，通過半市場化、半國家化的居家養老，來緩解當前農村的養老和醫療矛盾。

常德津市，有一個公建民營的模型。政府投入數百萬資金，建立一個較高規格的養老院，然後租給民營機構分檔收費，但政府派出兩個工作人員駐場，形同監軍監督市場，避免剋扣、傷害喪失民事行為行為能力老人的極端事件。

一些集體經濟發展良好的村莊，可以輕鬆為本地養老買單。

在山東鄒平市西王村，堅持集合土地和機械化生產，專注玉米等農產品縱深加工，有較強財力集中照顧本村貧困老人，並較低收費照顧其他老人。
 

能否較好照顧本地老人，成為本地評價村莊負責人有無道義和能力的一個重要指標。

我們可以看見：不論政府還是老人，居家互助養老是最受歡迎的一種模式。

在江西吉安市，一些村將祠堂等場所改成互助養老之家，70歲以上老人每月只需要交一兩百元，就可以吃一日三餐，老人們在一起還可以聊天解悶。

在江西瑞昌縣武蛟鄉，生態良好，留守老人身體健康，卻無所事事，窩在家裡打牌看電視，黨委書記馮龍興將一個空心小學校園稍加維修，交給本地老人做“老人俱樂部”，迅速吸引老人走出家門，聚集在學校分成棋牌舞蹈等多個模塊。一些老人在一件閒置教室里加工狗糧，開始新的創業，並吸引老人們在外親屬紛紛捐款捐物，給年邁老人送飯者獲得獎勵，生成一個生機勃勃的協作養老中心。
 

四川青神縣高台鎮購買社會組織服務，走出一條新路：

1、不蓋養老院，不集中老人，讓老人分散在自己家裡，由子女為主照料，保障溫飽。

2、購買社會組織，組建村莊養老服務隊，為老人提供協助就醫、運動、營養等方式緩解慢性病問題。

3、購買陪伴，讓年輕老人去照顧年邁老人，後者不孤獨。前者獲得就業機會，並感知未來也有人陪伴照顧，從而心情愉快。

 化整為零，就地取材。以老養老，人人受益。這是一個聰明的辦法。

四

 民政部材料表明：至2019年底，中國鄉村互助養老點迅速增長，初步形成了以家庭贍養為基礎、養老機構和互助養老服務設施為依託的鄉村養老框架。

但中國幅員廣闊、鄉村老人眾多，差異巨大，我們需要梳理和組合機構養老、社區養老和居家養老等模式，並密切注意來自基層一線的養老創新，實現持續進化。

幸運的是，我們也看到來自一線基層的創造性變革。

2011年，一位老和尚來北京找我們，說他的寺院接納周邊鄉村上百老人，他想獲得更多支持。我去沙縣，年老老人身着一襲海青跟着和尚轉圈誦經。年輕一點的老人擇菜，做飯。

陽光一地，老人們有孩子一般的笑容。

後來，我又去了江西廬山東林寺。寺邊一棟房子裡，多位老人在為一名逝者遠程祈福。老人樂呵呵，說，我走的時候，阿彌陀佛也會來接我。
 

寺院養老通過建立信仰，幫助老人解除對死亡的恐懼，保持內心安寧喜悅。這被稱為寺院養老最大優勢。

可喜的是，我們還發現了寺院養老的升級版。

在甘肅渭源，有一個被稱周大夫的老人，在深圳用一根銀針為港台企業家解決病患，募集數千萬元，重建當地一個唐代寺院。他每次回寺院，周邊數百公里總有人們開車來找他解決各類疾病。

越來越多人理解養老是一個系統，包括打坐、飲食、睡眠等，提前養護身體，而不是等到病疾爆發，再去尋求手術、藥物治療。
 

渭源是一個西北藥材集散中心。千年來，當地人家都是用一個小石臼和各類草藥來解決自己各類病疾。

寺院周邊，遍地都是黨參黃芪。老人夢想在寺院開一個古中醫學校，集合和培訓西北年輕人，用針灸、艾灸和本地豐富廉價藥材，服務當地老人。

懂治病的僧人其實很多，他們被稱為“佛醫”，被百姓信任。中國2800餘縣市區，幾乎都有數個寺廟，多數都在鄉村，還有一些生態種養田地。同時，一些寺院完成龐大基礎建設，卻香火冷清，也需要創造價值獲得民眾信任。
 

寺院是否可以連接周邊老人，組合素食、打坐正念、中醫、良好作息、適度田園勞作來紓緩本地鄉村養老壓力，成為鄉村養老一支生力軍，值得期待。

這個清明，我從杭州回到湖南沅江市南大鎮外公家。

外公外婆的兄弟姐妹們，都是奔8老人，身體康健。數百公里之外的岳陽，奶奶所棲山林要被清理，小叔收了奶奶骨骸，回到老家村莊。

經歷鄉村環境整治後，這個小鎮變得潔淨，發展迅速，外公的村莊或將遭遇拆遷，大家族平靜生活被打破，老人們有些焦慮，以後怎麼養老？
 

家人們想在洞庭湖周邊，流轉一些拋荒土地做一個養老主題的複合型農場。計劃是用三年時間，完成土壤修復，逐步排除農藥、化肥激素抗生素，初步生成一個萬物繁茂、相互滋養的可循環農場，出產各類生態農產品，供應長沙市場，也用於養老。

當年的夯土房子或木樓搭起來，讓老人們回到當年熟悉環境，身心輕鬆。不同的是，大量科技設備將被裝配。
 

在杭州，各類生物、信息和老年輔助科技產品層出不窮，將移動互聯網、大數據、可穿戴、雲計算等組合，完成對老年人信息收集、護理照料、生活輔助和功能代償增進等服務，建設一個基於循證醫學的健康維護和干預體系。

近日，中共中央發布2021年第一號文件，對農村養老問題作出部署，提出要健全縣鄉村銜接的三級養老服務網絡，推動村級幸福院、日間照料中心等養老服務設施建設，發展農村普惠型養老服務和互助性養老。

時不我待，社會組織可以做什麼？

在杭州，花開嶺搭建一個平台，致力收集各類鄉村問題解決方案，分類入庫，推薦給各地縣域鄉鎮複製推廣，實現更大範圍的改變。
 

 和之前行動一樣，我們將：

 1、聚焦中國鄉村養老這一具體問題，掛起來，吊高些，傳出去，讓人看見。

2、面向全國政府、商業和社會等組織或個人，尋找有效、可複製的鄉村養老解決方案。

3、邀請優秀者，來杭州展示、分享各自解決方案，集中爆破鄉村養老問題。同時，我們組織學習，帶着方案走向全國，形成星火燎原之勢。

 所以，我們定於6月4日-6月6日舉辦鄉村振興社創大賽之鄉村養老邀請賽。將有8位夥伴來杭州花開嶺，來分享各自鄉村養老方案。

 從群眾中來，到群眾中去。我們期待如下夥伴參與，我們彼此連接，組織起來，實現共建共享。

1、正在鄉村有效解決養老問題的任何組織、個人。
 

2、想在鄉村積極解決養老問題的任何組織、個人。

3、對鄉村養老有興趣的任何組織、個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