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邓飞

截至2019年末，全国60岁以上的老年人超2.5亿，其中乡村老年人1.3亿，农村老龄化水平达22.5%。

乡村老人收入较低，乡村养老医疗配套落后城市，乡村养老的物质、精神和生活状况令人不安。更严峻的是，随着劳动力向城市单向流动，中国农村出现一大批无人照顾的“空巢老人”，生活更加艰难，甚至一度出现自杀潮，这成为妨碍乡村振兴的一个巨大社会问题。如何破题，值得我们多方关切、研究和积极解决。

一

爷爷走的时候，无痛无疾，喊走就走了。

80年代的中国乡村还没有什么恶疾，算是一件白喜事，流水席摆了三天三夜，热热闹闹。外公的村庄往西两里地，他的母亲活到100多岁，房间有几口大木箱，她随时都可以摸出一把雪枣小花片，所以她的房间里总是孩子成堆，你追我赶，她坐着大木椅笑眯眯看着我们，享受大家族的亲情滋养。

 她走后，就葬在菜园子里，男女老少密密麻麻跪满一地，记挂她的好。爆竹声响起，哭声雷动，村里都夸这个老人好福气。

 奶奶一开始还住在村里，三个儿子去了三个不同城镇，她也老了，只能跟着儿子住，一个家里轮流住一年，颠沛流离。

 我们一家最后住在沅江县城郊区，父亲工厂破产多年，他和母亲外出打工，才能供我们兄妹上学，生活窘迫。邻居们陆续迁出，厂区凋敝，奶奶带着我们，用心照顾我们。

某一年春节，大伯来沅江我家，要接她坐一天船去岳阳住。

 她步履蹒跚，我终于嚎啕大哭。父母怕影响接下来的高考，就留她多住了一年。

 她后来一直就住在岳阳南湖龙山岛上，大伯和小叔家。我在长沙求学、工作，买来房子接她来住，她总是忐忑不安，要回岛上去，她说她怕死在新房里，不好。

 第一次看到三三，她小心翼翼抱着，用脸蹭贴，慢慢她不认识人了，大小便开始失禁。大伯肺癌走了，她就住在叔叔家一间小房里，叔叔一家奔波生计，养老基本就是管饭，让她不饿着。我每次回去，也只能带一些食物和尿纸片，陪她说说话。太年轻，也不懂可以做些什么。

 后来，我去了北京工作，见她的时间更少。

奶奶走的时候，瘦骨嶙峋，那口气微若游丝，但一直顶在那里，生命力很顽强。我守在旁边，悲从中来，如果我们养护得好，奶奶还可以多活一些年。
 

大雨倾盆，她葬于一片葱郁山林。

外公外婆还健在，家人们有了更多经验。
 五个儿女分散各地，就让老人留在乡村，绝不折腾，儿女们出钱，请两个人照看。一有时间，儿女们就回家陪他们。

 88岁外婆是一个虔诚基督徒，数十年如一日为家人们祷告，她的心很安定。外公今年89岁，生性乐观，身体硬朗，还可以和人打骨牌，精准记得每一个家人的农历生日。

二

每一个中国基层家庭悲喜，都是相通的。

 因为奶奶，我曾对各地养老情况有一些留意。  

 2004年，我在广东茂名市一小镇调查多次掘墓盗取遗体案。真相是当地的土工佬（埋葬逝者的人）盗挖土葬遗体，送殡仪馆做本镇火化指标。

 中转站就在镇养老院。

 我第一次走进传说中的养老院。它地处偏远，无人问津。每个老人都有一个狭小房间，一张床和一个柴火小灶。他们自己做饭，做不动的，由养老院管饭。

新中国建立后，以血亲为纽结的家族崩溃，分散的家庭被编成了农村合作社，集中生产。《1956年到1967年全国农业发展纲要》提出：“农业合作社对于社内缺乏劳动力、生活没有依靠的鳏寡孤独的社员，应当统一筹划……在生活上给予适当照顾，做到保吃、保穿、保烧（燃料）、保教（儿童和少年）、保葬，使他们生养死葬都有指靠。”

享受“五保”的家庭称为“五保户”，形成独具中国特色的农村五保供养制度的雏形。

当时，各地相继兴办敬老院，集中供养部分五保对象。

1994年，国务院颁发《农村五保供养工作条例》，规定五保供养内容是“保吃、保穿、保住、保医、保葬（孤儿保教）”，供养标准为当地村民一般生活水平，所需经费和实物，从村提留或者乡统筹费中列支。

1997年，民政部颁布《农村敬老院管理暂行办法》，规范了农村敬老院建设、管理和供养服务。

2000年以来，中国取消农业税及附加后，供养经费主要从上级财政转移支付和地方各级财政预算中安排。

 但更多中国人更认可居家养老。在他们看来，只有家庭失败或走投无路的老人才会进乡村养老院。所以，“养儿防老，积谷防饥“成为中国乡村铁律 ，倾家荡产也要生儿子。1980年代，幼小的我就目睹邻家大叔因为违反计划生育政府，肥猪被拖走，房顶被捅破，家徒四壁，但他抱着儿子兴高采烈，和人谈笑风生。

同时，24个孝养老人故事传颂至今，供后人效仿学习。

 吊诡的是，1990年代，中国乡村迎来千年未有大变局。优先发展东部沿海和城镇化等战略，强力汲取中国各地乡村劳动力。一夜之间，儿女们都进了城，单个家庭进一步分崩离析。

一部分老人选择进城，投靠儿女，继续含辛茹苦。

一部分老人留在乡村，成为“空巢老人”，比例一度高达30.77%。

还有一部分老人在乡村和子女生活，但遭遇新的挑战——他们不能生病，否则就是大问题。

 众所周知的是，一些乡村因为多年农药化肥累积，重化企业进入乡村，直接污染空气和水源，导致恶疾爆发。2013年《卫生计生统计年鉴》称，恶性肿瘤、脑血管病、心脏病与呼吸系统疾病是造成农村居民疾病死亡原因的前四位。

2020年，中国新发生癌症人数为457万人，占到了全球癌症新发生病例的23.7%；因癌症死亡为300万人，占到全球死亡人数高达30%。
 

另一方面，乡村居民缺乏医疗教育和敏感，没有定期去县城医院做体检的习惯，往往小病熬成了中病，最后拖成大病。
 

而到了重病阶段，那就意味着要花很多钱——老人们往往会拒绝治疗，一些乡村老人采取了极端自杀。

 2007年，《中国新闻周刊》记者刘彦曝光了湖南华容县钱粮湖农场多位老人服毒自杀，令人震撼。次年，乡村老人自杀悲剧被进一步撕开。武汉大学社会学系讲师刘燕舞调研湖北、山东、江苏、山西、河南、贵州等11个省份40多个村庄，愕然发现农村老人的自杀现象“已经严重到触目惊心的地步”。

刘燕舞曾主持《农村老年人自杀的社会学研究》项目，画出一条“农村老年人自杀率”的曲线，显示从1990年开始，中国农村老年人自杀率大幅上升，并保持在高位。

 2010年，黄润龙、刘敏发表《对1987年到2010年我国老年人口自杀死亡的研究分析》，称23年期间，中国55岁以上老人平均每年自杀死亡人数为7.29万人，其中城市、农村每年平均自杀死亡人数分别为1.07万人、6.22万人，农村自杀老人为城市的 6倍左右。

乡村老人患病后为何较多选择自杀？

 刘燕舞告诉《中国青年报》，农村老人自杀最主要的原因是生存困难，其次是不堪病痛折磨，之后是情感问题。

 老人大病后，要钱治病，要人照顾，这对开支众多的乡村家庭是一个严峻挑战，老人往往担心拖累家庭，或遭家人嫌弃，“反正活到一把年纪了，也够了”，选择绳儿子（绳子）、药儿子（毒药）和水儿子（投水），自杀者众。

这似乎是中国乡民的宿命。华中科技大学中国乡村治理研究中心主任贺雪峰将乡村老人自杀归因为“代际剥削”——自杀的老人们年轻时“死奔”(干活干到死)，给孩子盖房、娶媳妇、看孩子，一旦完成“人生任务”，丧失劳动能力，无论是物质或情感上，得到的反馈却少得可怜。

 “被榨干所有价值后，老人就变得好像一无是处，只能等死。”贺雪峰对《中国青年报》叹喟。“代际剥削”和农村老年人自杀直接相关，特别是江汉平原、洞庭湖平原、以及长江中下游地区，尤为突出明显。

三

 要减少乡村老人非正常死亡，刘燕舞说要解决三个问题：不饿死，不病死，不寂寞死。

这是一个浅显易懂的道理，只是这些事，谁来做？

1980年代，国家不堪人口爆炸，推行计划生育，一些地方政府打出“只生一个好，国家来养老”等诱人口号。但政府只能做基本面的公共服务，为乡村居民搭建一个更公平的养老医保体系，并通过养老院继续兜底乡村最困难老人。

资料显示，截至2018年，中国乡镇32527个，村委会54.2万个，有乡镇农村敬老院1.8万所，互助机构不足11万个，覆盖率分别为55%和20%。而中国乡镇、乡村60岁老年人占总人口的比重分别为14.53%和18.47%。
 

一直有呼吁称政府需要持续加大乡村养老的投入，增加医疗卫生机构、老年活动中心等，善养乡村老人。

市场被证明是一个解决问题的好办法。各类资本获特许经营建造多档养老公寓，提供优质服务让入住老人更加舒心、安心和放心，吸引老人付费，实现自由而公平交易。

乡村老人往往年老体弱，积蓄不多，承包土地和宅基地又不能自由变现，无力购买商业养老服务，他们更多只能在家里养老。而家庭养老质量不高，缺少充足的亲情陪伴、物质供给和精神抚慰。

刘燕舞建议，缓解当前矛盾，可以建立一种“新集体主义”，通过半市场化、半国家化的居家养老，来缓解当前农村的养老和医疗矛盾。

常德津市，有一个公建民营的模型。政府投入数百万资金，建立一个较高规格的养老院，然后租给民营机构分档收费，但政府派出两个工作人员驻场，形同监军监督市场，避免克扣、伤害丧失民事行为行为能力老人的极端事件。

一些集体经济发展良好的村庄，可以轻松为本地养老买单。

在山东邹平市西王村，坚持集合土地和机械化生产，专注玉米等农产品纵深加工，有较强财力集中照顾本村贫困老人，并较低收费照顾其他老人。
 

能否较好照顾本地老人，成为本地评价村庄负责人有无道义和能力的一个重要指标。

我们可以看见：不论政府还是老人，居家互助养老是最受欢迎的一种模式。

在江西吉安市，一些村将祠堂等场所改成互助养老之家，70岁以上老人每月只需要交一两百元，就可以吃一日三餐，老人们在一起还可以聊天解闷。

在江西瑞昌县武蛟乡，生态良好，留守老人身体健康，却无所事事，窝在家里打牌看电视，党委书记冯龙兴将一个空心小学校园稍加维修，交给本地老人做“老人俱乐部”，迅速吸引老人走出家门，聚集在学校分成棋牌舞蹈等多个模块。一些老人在一件闲置教室里加工狗粮，开始新的创业，并吸引老人们在外亲属纷纷捐款捐物，给年迈老人送饭者获得奖励，生成一个生机勃勃的协作养老中心。
 

四川青神县高台镇购买社会组织服务，走出一条新路：

1、不盖养老院，不集中老人，让老人分散在自己家里，由子女为主照料，保障温饱。

2、购买社会组织，组建村庄养老服务队，为老人提供协助就医、运动、营养等方式缓解慢性病问题。

3、购买陪伴，让年轻老人去照顾年迈老人，后者不孤独。前者获得就业机会，并感知未来也有人陪伴照顾，从而心情愉快。

 化整为零，就地取材。以老养老，人人受益。这是一个聪明的办法。

四

 民政部材料表明：至2019年底，中国乡村互助养老点迅速增长，初步形成了以家庭赡养为基础、养老机构和互助养老服务设施为依托的乡村养老框架。

但中国幅员广阔、乡村老人众多，差异巨大，我们需要梳理和组合机构养老、社区养老和居家养老等模式，并密切注意来自基层一线的养老创新，实现持续进化。

幸运的是，我们也看到来自一线基层的创造性变革。

2011年，一位老和尚来北京找我们，说他的寺院接纳周边乡村上百老人，他想获得更多支持。我去沙县，年老老人身着一袭海青跟着和尚转圈诵经。年轻一点的老人择菜，做饭。

阳光一地，老人们有孩子一般的笑容。

后来，我又去了江西庐山东林寺。寺边一栋房子里，多位老人在为一名逝者远程祈福。老人乐呵呵，说，我走的时候，阿弥陀佛也会来接我。
 

寺院养老通过建立信仰，帮助老人解除对死亡的恐惧，保持内心安宁喜悦。这被称为寺院养老最大优势。

可喜的是，我们还发现了寺院养老的升级版。

在甘肃渭源，有一个被称周大夫的老人，在深圳用一根银针为港台企业家解决病患，募集数千万元，重建当地一个唐代寺院。他每次回寺院，周边数百公里总有人们开车来找他解决各类疾病。

越来越多人理解养老是一个系统，包括打坐、饮食、睡眠等，提前养护身体，而不是等到病疾爆发，再去寻求手术、药物治疗。
 

渭源是一个西北药材集散中心。千年来，当地人家都是用一个小石臼和各类草药来解决自己各类病疾。

寺院周边，遍地都是党参黄芪。老人梦想在寺院开一个古中医学校，集合和培训西北年轻人，用针灸、艾灸和本地丰富廉价药材，服务当地老人。

懂治病的僧人其实很多，他们被称为“佛医”，被百姓信任。中国2800余县市区，几乎都有数个寺庙，多数都在乡村，还有一些生态种养田地。同时，一些寺院完成庞大基础建设，却香火冷清，也需要创造价值获得民众信任。
 

寺院是否可以连接周边老人，组合素食、打坐正念、中医、良好作息、适度田园劳作来纾缓本地乡村养老压力，成为乡村养老一支生力军，值得期待。

这个清明，我从杭州回到湖南沅江市南大镇外公家。

外公外婆的兄弟姐妹们，都是奔8老人，身体康健。数百公里之外的岳阳，奶奶所栖山林要被清理，小叔收了奶奶骨骸，回到老家村庄。

经历乡村环境整治后，这个小镇变得洁净，发展迅速，外公的村庄或将遭遇拆迁，大家族平静生活被打破，老人们有些焦虑，以后怎么养老？
 

家人们想在洞庭湖周边，流转一些抛荒土地做一个养老主题的复合型农场。计划是用三年时间，完成土壤修复，逐步排除农药、化肥激素抗生素，初步生成一个万物繁茂、相互滋养的可循环农场，出产各类生态农产品，供应长沙市场，也用于养老。

当年的夯土房子或木楼搭起来，让老人们回到当年熟悉环境，身心轻松。不同的是，大量科技设备将被装配。
 

在杭州，各类生物、信息和老年辅助科技产品层出不穷，将移动互联网、大数据、可穿戴、云计算等组合，完成对老年人信息收集、护理照料、生活辅助和功能代偿增进等服务，建设一个基于循证医学的健康维护和干预体系。

近日，中共中央发布2021年第一号文件，对农村养老问题作出部署，提出要健全县乡村衔接的三级养老服务网络，推动村级幸福院、日间照料中心等养老服务设施建设，发展农村普惠型养老服务和互助性养老。

时不我待，社会组织可以做什么？

在杭州，花开岭搭建一个平台，致力收集各类乡村问题解决方案，分类入库，推荐给各地县域乡镇复制推广，实现更大范围的改变。
 

 和之前行动一样，我们将：

 1、聚焦中国乡村养老这一具体问题，挂起来，吊高些，传出去，让人看见。

2、面向全国政府、商业和社会等组织或个人，寻找有效、可复制的乡村养老解决方案。

3、邀请优秀者，来杭州展示、分享各自解决方案，集中爆破乡村养老问题。同时，我们组织学习，带着方案走向全国，形成星火燎原之势。

 所以，我们定于6月4日-6月6日举办乡村振兴社创大赛之乡村养老邀请赛。将有8位伙伴来杭州花开岭，来分享各自乡村养老方案。

 从群众中来，到群众中去。我们期待如下伙伴参与，我们彼此连接，组织起来，实现共建共享。

1、正在乡村有效解决养老问题的任何组织、个人。
 

2、想在乡村积极解决养老问题的任何组织、个人。

3、对乡村养老有兴趣的任何组织、个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