碎片集

蘇小和   批評書

我所理解的一生，僅僅是一個過程，不包括起點和終點，我是動態的、演化的、無限趨近於某個目標，但是永遠無法抵達。我所理解的人與人的關係，底色是背叛，是面對背叛時不可抑制的憐憫。試圖留住一件具體的事物，試圖用詛咒改變人生，都是沒有意義的。春天又來了，願你安好，我的或遲或早的仇人。 牢牢記住耶穌基督的話，”沒有一個先知在他的家鄉蒙悅納“。這個人性的現象適用於所有人。什麼衣錦還鄉，什麼落葉歸根，全是中國人在人性層面的無知。怎麼罵都不過分。我的一生就是在路上行走，走到哪裡，墓地就在哪裡。骨灰留給大地，靈魂去到天堂，這就是人生。 汪丁丁先生說，康德哲學其實就是知識論，或圍繞知識論發展起來的學說。在知識論的意義上，如果一名學者沒有理解康德，他無法釐清任何一種思想的源流、位置和價值。以此觀之，牟宗三先生試圖用康德分析儒學，可謂具有方法意義上的前瞻性，但他顯然沒有理解康德，因此再次掉進了儒學的坑裡。 按照托爾金的描述，人性的特點基本上表現為某種區域性的特徵，美國人看上去像精靈，美、正義、為利益所困；猶太人是霍比特人，心靈手巧、勇敢、愛財；中國人是龍的傳人，長期處在沉睡狀態，一旦醒來，便無底線作惡，視生命如草芥，充滿自信。 樊遲問仁，“子曰，愛人”。怎麼愛人？推己及人。“我欲仁，斯仁至矣”，孔子為什麼想仁就能仁？因為孔子是聖人。為什麼他是聖人，有確據嗎？問題到孔子為止。耶穌說，“愛主你的神，愛人如己”。神是人的原因，必須先愛神，才能愛人。什麼是神？答案在聖經里。所以儒家必尊孔，基督徒必讀聖經。 馮友蘭談中國哲學，直言中國哲學所提供的方法論，“乃修養之方法，並非求知之方法耳”。這意味着否定了中國文化傳統在知識和真理上的發現能力和創新能力。但馮同時又強調了中國人在“動靜合一”意義上擁有良好的學習能力，即中國人不會一根筋，而是適應各種變化。前者是不求真，後者則是說得過且過，屬於一群混吃等死的廢物。 年輕就是用來嘗試人生的各種錯誤，但回頭一看，有些錯誤太沉重，需要用一生來償還。願你從更加年輕開始，就學會禱告，學會在禱告中遠離試探。 中國文人對傳統的依依不捨，大概等同於每個人對故鄉的懷想。這是一種沒有經過思辨的集體意識，植入到了每個人的思維前端。比如衣錦還鄉、葉落歸根，在物理意義上解釋了人在蒼老之後的身體方向，卻沒有解釋人死去之後靈魂方向。因此，每個中國人都應該追問：人死之後，靈魂一定只能在故鄉嗎？ 我的老家每逢春節會耍龍，鬧龍燈，由此我才想所謂年的意義，原初觀念應該是指中國人關於龍的圖騰，是中國人非理性的集體偶像。中國人在生命與知識都無望的時候，在年的圖騰里尋找希望。年還是中國人集體向後看的集體無意識，過去不可留，未來不可知，在絕望之中，中國人集體懷舊，書寫鄉愁。其實過去已經腐爛，鄉愁比皺紋更容易死去。在關於年的禮儀里，中國人只剩下人與人之間的攀比，一種非常可悲的短視的生活。 要做以撒的孩子，不要做以實瑪利的孩子。以撒的孩子，是上帝的承諾，以實瑪利的孩子，是人的情慾。以撒的孩子溫柔謙卑，凡事交託給上帝。以實瑪利的孩子血氣方剛，想靠着自己的力量改變世界。以撒的孩子帶來和平，以實瑪利的孩子帶來殺戮。 胡適先生的自由主義沒有建立起與保守主義的聯繫，這使得胡適的自由主義只不過是一種工具理性。一種人生的中途風景。類似者還有蔡元培，他誤讀歐洲啟蒙運動與文藝復興，被法國式的革命民主所吸引，不能理解蘇格蘭哲學的深邃問題意識。兩個人構成了中國式的“半吊子自由主義”。 教會可以置疑，神職人員更可以置疑。一部基督教的歷史，就是一部朝着聖經回歸的改進史。沒有任何人任何組織有能力管理他人的靈魂，人的靈魂是上帝的管理範圍，但上帝給人自由意志。 無神論的本質，不是無神，而是把人當神。在這個意義上，中國的自由主義、極權主義、儒家思想和佛教思想，都是觀念的盟友。 人類對時間的理解一直是錯誤的，中國人尤其錯得離譜。人總以自己為奇點，思考時間的整體意義。這類似於瞎子摸象。應該從永恆的整體時間出發，把時間理解為一個十字架的坐標系，然後在這個坐標系範圍之內思考一個人的時間意義。這樣的方法，會推動個體的人在時間的整體坐標中給出自己的時間函數，將個人時間融入整體時間中。由此，個人時間和永恆時間同時獲得普遍意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