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威廉·道尔(William Doyle)
作家兼制片人,现居赫尔辛基。他的新书《参议院的巨人:奥林·哈奇和两党合作曾经和未来的黄金时代》将于9月出版
周日晚上7点05分,从圣彼得堡出发的最后一列Allegro高铁驶入赫尔辛基中央车站9号站台,这时,天空正好开始飘落雪花。
在此前的31天里,俄罗斯对乌克兰发动了一场无缘无故的战争,一些反对战争的俄罗斯人开始逃离自己的国家。
我住在离火车站几个街区远的地方,听说每天两趟的Allegro载着数量不同寻常的俄罗斯乘客,而且他们都提着沉重的行李箱。我很好奇他们对自己国家的情况和这场战争有着何种想法,所以从3月中旬开始,我开始带着录音机去接一些进站的列车。
我得知,想要离开俄罗斯,剩下的选择已经很少了。超过 30 个国家禁止俄罗斯起飞的航班飞越他们的领空,到达欧洲的唯一选择是陆路。少数几条大巴线路提供前往芬兰或爱沙尼亚的服务,从圣彼得堡到赫尔辛基的 Allegro 高铁是唯一剩下的铁路选择。乌克兰战争开始几天后,每天两班,每班可容纳 350 名乘客的火车票开始售罄。
接着,3月25日,运营这条高铁的芬兰公司宣布,Allegro服务将于3月27日(周日)停止,这意味着俄罗斯通往欧洲的最后一条客运铁路线也将被切断。
所以,周日,当大约340名乘客和4只装在旅行笼子里的宠物从最后一趟Allegro列车上走下来的时候,我就在那里,和我一起接站的还有一群神情严肃的芬兰边防警卫。他们在边境处登上列车,在开往赫尔辛基的列车上检查抵达的俄罗斯人。
一些乘客拒绝置评。前一天,一名中年男子隐晦地回答说:“如果我跟你说话,他们会来找我的。”然后匆匆离开。
但在过去几周里,许多俄罗斯人在走下火车时确实愿意跟我谈一谈。他们往往要求不要使用他们的真实姓名。他们中的一些人提着重得几乎拉不动的行李箱。许多人可以说一口近乎完美的英文。
许多人看起来是中产阶级或富裕阶层,但并非全部如此。我了解到,一个年轻人卖掉了他所有的家具和汽车,用大幅贬值的卢布兑换成欧元来买火车票,到达时剩下的钱所剩无几。他下了车后将去找青年旅社。一名年轻女子哭着走下火车,一名女士主动上前安慰她,后来她告诉我,这个年轻女子的家人都支持普京,已经和她断绝了关系,发誓再也不要见她。许多人在欧洲或加拿大有工作或配偶,并拥有旅行证件,这使他们能比普通俄罗斯人在出行方面更自由。所有人都被要求接种欧盟批准的新冠疫苗,这当中不包括俄罗斯最广泛使用的卫星(Sputnik)疫苗。
少数俄罗斯乘客坚持对我说,家里一切都很正常,生活还在继续,大多数商店还在营业,银行卡仍然可以用于国内交易。但也有很多人说,这个国家被震惊和怀疑笼罩着,制裁开始破坏日常生活。
左:2022年3月15日,人们在圣彼得堡一家商店购买剩余的食品。这家商店预计将因俄罗斯经济制裁而关闭。
右:1990年6月1日,一名苏联妇女从莫斯科一家商店几乎快抢空的冰柜里拿出最后几盒黄油。
一名拥有俄罗斯和某欧盟国家双重国籍的女性解释说,自20世纪90年代以来,俄罗斯不再像苏联时代那样,买任何东西都要排很长的队。她说,在入侵乌克兰之前,俄罗斯的大城市相当繁荣,她的莫斯科朋友认为巴黎是乡下地方,因为在巴黎如果是大半夜出门,找不到一顿像样的夜宵。
但她说,在入侵引发国际制裁后,突然之间,人们买什么东西都又要排起长队了,预计整个经济都会出现短缺,连医药和卫生保健也不例外。她说,麦当劳和宜家等西方连锁店的关闭,对许多俄罗斯城市居民来说是一个重大冲击。
当然,与乌克兰平民遭遇俄罗斯军队袭击的恐怖相比,这些乘坐火车逃离的俄罗斯人的经历仍然相形见绌。但他们同样是战争中的难民。
32岁的玛利亚是来自圣彼得堡的技术专业人士,她解释说:“我和很多IT领域的年轻人都在逃离俄罗斯。在地铁上,在街上,在机场,警察随意拦住人们并浏览他们的手机短信。有些人认为我不爱国,认为我恨我的祖国,但是我很爱我的国家。我只是不喜欢这个政府。真正的爱国主义者愿意正视事物消极的一面。当我批评我的国家时,我觉得我就像一个好母亲,爱她的孩子,但得帮孩子理解如何处理消极的事情,变得更好。昨天,我母亲给我看了她的墓地文件,说如果有一天我能回去的话,知道去哪里能找到她。”
“我出生在苏联,”50岁的艺术总监卡丽娜告诉我。“现在一切都回来了。莫斯科到处都是军队。如果你说了不合规矩的话,他们就会停下来逮捕你。恐惧无处不在。问题是有很多俄罗斯人不能承认我们的错误,不能意识到我们被困在噩梦中。俄罗斯人对批评非常敏感。他们可以批评自己,但如果批评来自外界,他们就会觉得自己是被针对者了。人们不想承认错误。看电视更容易全盘照收政府的宣传。不去思考,你就能活得更轻松快活。我们在苏联的70年里都是这么做的,现在又是同样的心理。反普京的人可能只是少数。这个国家太大了,有很多穷人,他们从来没有出过国。他们非常孤立,没有交流,只有电视。他们辛苦工作了一整天,回到家筋疲力尽,电视是他们唯一的信息来源。但世界需要知道,并非所有俄罗斯人都支持普京。我爱我的祖国。这是一个伟大的国家。我以自己会说俄语、身为俄罗斯人为荣。但是现在我必须离开我的国家,再也不回来了。我那81岁的可怜母亲一生都梦想着她的国家能够自由。今天早上在火车站,她哭着和我说再见,那是我一生中听到的最悲伤的话。”
“我出生在这堵墙后面,”她母亲说,“现在我也将死在这堵墙后面。”
“如今俄罗斯有两种不同的观点:支持(对乌克兰)行动的人和不支持的人,”30岁的商业经理阿纳托利告诉我。“看上去好像大多数人都支持它,但我也不能确定,我不知道这种支持究竟是来自宣传还是人们真心实意这么想的。我只知道,我的朋友,我认识的人都不支持。我还认为,其他国家在对俄罗斯的制裁方面应该力度更大,制造更多的压力。”
生物技术专家玛丽亚说,在她的朋友中,“我认为没有人支持入侵乌克兰。这是一个没有人支持的政权。当这件事发生时,每个人都很震惊。没人相信这样的事情还会发生。”尽管俄罗斯政府努力封锁非俄罗斯的信息来源,但她解释说,任何想要访问全球新闻来源的人都可以通过手机上的VPN做到这一点。
一名妇女自称来自莫斯科,属于“中产阶级”,她表示,她认识的每个人都对俄罗斯入侵乌克兰的消息感到“完全震惊”。“没有人问我们对这样做的看法,”她说。“如果他们问问我们,就知道没人答应。”
周日晚上,当大多数乘客离开9号站台时,我看到一个高个子的俄罗斯人从末尾的车厢里走了出来。我问他是否可以谈谈,他起初表示不同意,但后来他改变了主意。
“这一切真的让人感觉我们在倒退,”他告诉我。“这比铁幕还要糟糕,比回到苏联时代还要糟糕。我找不到合适的词来形容,但如果你读过一点俄语,你可能听说过一个叫瓦西里·罗扎诺夫(Vasili Rozanov,1856-1919)的人。他是第一个创造关于俄罗斯的铁幕这个说法的人。”
“一百年前的1918年,他写道,一道铁幕在哐啷哐啷、嘎吱嘎吱声中渐渐落下,遮住俄罗斯的历史,”与我交谈的这位乘客说。他几乎是一字不差地引用了罗扎诺夫的话。“一名播音员宣布表演结束。观众被告知穿上毛皮大衣回家。人们从座位上站起来,环顾四周,但毛皮大衣不见了,房子也不见了。”在俄罗斯革命后不久,罗扎诺夫在《我们时代的启示》(The Apocalypse of Our Time,1917-18)中写下了这篇文章。他死于疾病和饥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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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位男士推测,在经过几周严厉的国际制裁后,“相信这些谎言并在全国范围内传播这些谎言,后果是,也许一些俄罗斯人会发现,他们再也不会有来自西方的这些漂亮、美好、温暖、舒适的东西了。”
“也许,”他说,“他们应该重新考虑他们对从电视上听到的宣传的态度。正如一位聪明的俄罗斯人曾经说过的那样,冰箱将会战胜电视。”
当我问他的名字和家乡时,他礼貌地拒绝了我。
“就让我还是‘火车上的某人’,”他笑着消失在波罗的海的暮色中。“最后一班火车上的最后一个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