劉瑜：那些勇敢的年輕人
韓國人的民主真的是他們用幾代人的血與淚爭取來的。正因為韓國的民主運動是一個漫長的、不斷滲透和擴散的過程，從轉型的人心基礎來說，韓國的轉型是特別“紮實”的，因為幾乎家家、人人都有所參與，所以，每個人都覺得自己是新生民主制的“原始股東”，它不僅僅屬於某個階層、某個政黨或者一小批革命義士。在近現代社會，常常是觀念的變遷引發制度的變遷——事實上，觀念的力量如此強大，它甚至可能突破經濟利益的考慮、暴力機器的壓制、國際格局的約束，撬動制度的變化。可以說，觀念對於制度，具有一種引力作用。當社會觀念領先制度太多，它會拉動制度前進；當制度超前於觀念太多，社會觀念又會將制度拽回它的水平。某種意義上，也只有經由觀念變遷推動的制度變遷才是牢靠的、堅固的。因為如果是經濟利益驅動的制度變革，有可能經濟危機一到來就制度動搖了；如果是政治精英推動的變革，有可能換了一任領導人後制度就坍塌了；如果是國際格局變動引起的變革，也可能因為國際局勢的變化而倒退。只有制度變革是建立在觀念變革的基礎上的，它才是紮實的、可持續的，因為觀念一旦形成，往往具有相當的韌性。
為什麼觀念變遷對於制度變遷很重要？觀念變遷如何推動制度變遷？觀念的變遷又是如何發生的？要回答這些問題，我想從一個國家講起——韓國。確切地說，我想從幾部韓國電影說起。如果大家喜歡看電影，可能知道過去十幾年，韓國湧現出了一批反映本國民主轉型的電影。我看過的就有四部：《華麗的假期》《辯護人》《出租車司機》以及《1987》。其中，《華麗的假期》和《出租車司機》是講1980年的光州事件；《辯護人》講一個本來及時行樂的律師，如何轉變為民權辯護人的故事；《1987》則是講一個大學生朴鍾哲的死，如何點燃了整個社會的變革決心。說實話，我還沒有見過哪個新興民主國家如此熱衷於拍攝自己的轉型故事。而且，雖然是沉重的政治片，並非什麼娛樂片，但是據說，這些片子在韓國刷新了一個又一個票房紀錄，每出一部，就往往是萬人空巷。可見，對於韓國社會來說，這段歷史不僅僅是歷史，而已經成為他們的精神紀念碑，需要不斷重返、朝拜，以此來理解自身並尋找未來的方向。
為什麼說這幾部電影可以幫助我們理解當代制度轉型的觀念根源？首先，我們來看看這幾部電影中的“革命者”是誰。儘管這四部電影的主角身份各有不同，有的是律師，有的是司機，有的是公訴人，但是，他們保護的對象，其實都是同一群人——學生。在這幾部電影裡，學生運動都是電影的背景，但卻是汪洋大海一樣的背景，他們時刻在窗外、在街頭、在電視報紙上涌動，讓所有的人無法扭過頭去。事實上，大學生是韓國轉型運動的核心推動力。其他人，包括電影裡的這些主角，都是被動捲入革命的旋渦的。不過，大家想想，20世紀80年代以及之前的韓國，還是比較貧窮的，而在一個相對貧窮的國家——能上大學的都是什麼人？一般來說，或者來自精英家庭，或者很快本人將成為社會精英。所以，如果這些人純粹是從利益的角度出發，他們有必要去鬧革命嗎？沒必要。他們已經是天之驕子了，像《1987》裡面被打死的朴鍾哲、《華麗的假期》裡的那個學霸弟弟，都是前程似錦的青年精英。
不但他們個人前程似錦，當時韓國的經濟也是蒸蒸日上。我們往往認為，民眾為什麼會革命？因為民不聊生，對不對？的確，這是很多國家的轉型導火索，比如，1998年的金融危機推動了印尼的民主轉型，居高不下的青年失業率推動了阿拉伯之春的出現。但是，韓國並非如此，很多轉型國家都並非如此。韓國在轉型前，經濟發展態勢應該說很好。朴正熙當政時，1961-1979年，GDP年均增長率是10%。所謂的“漢江奇蹟”，很大一部分就是在朴正熙時代完成的。既然個人前程似錦，國家也蒸蒸日上，那為什麼要鬧革命？因為觀念的力量。觀念這個東西看不見、摸不着，但它是我們詮釋世界的“翻譯軟件”系統。要理解這個“翻譯軟件”的重要性，我舉兩個例子。比如，自發的買賣行為，在自由主義的觀念下，叫“市場交換”，但是在極左觀念下叫什麼？“投機倒把”。明明是同一件事，在兩個觀念體系裡，聽上去會成為道義上截然相反的事情。又比如，一個私營企業家投資掙錢了，在自由市場的觀念下叫“投資盈利”，但是在左翼的觀念下叫什麼？叫作“剝削剩餘價值”。仍然是同一件事，被兩個不同的話語體系詮釋成了褒貶相反的事情。這就是觀念的力量——它是我們吸收信息的“意義加工軟件”。具體到韓國當年，學生們為什麼要放棄大好前程去與威權政府抗爭？最重要的原因，就是他們接受了那種把政治權利放在個人利益之上的價值體系。根據這種價值體系，“生命誠可貴，愛情價更高；若為自由故，兩者皆可拋”。所以，你觀察電影裡那些示威者喊的口號，不是什麼具體的利益訴求，至少主要不是具體的利益訴求，比如工資、養老金、物價、就業、住房，等等，而是什麼？民主權利本身。
如果去觀察韓國轉型史，幾次大規模政治運動的爆發，都是與民主選舉有關。1960年的419運動，是因為李承晚選舉舞弊；1980年的光州事件，是因為全斗煥政變奪權，使得朴正熙之死創造的轉型機會被浪費；1987年最終推翻威權體制的百萬人大遊行，也是因為全斗煥6月10日不顧民意，直接指定繼承人，讓好不容易等到他下台的民眾再次幻滅。所以，韓國的轉型本質上是一場觀念驅動的變革。在有些歷史情勢下，革命是階級鬥爭，通過階級鬥爭實現經濟利益的再分配。但是，韓國的民主運動，儘管有工人運動的成分，卻很難說是一場階級革命，因為它的核心主體恰恰是既得利益階層。事實上，這不是簡單的韓國現象，歷史上尤其是當代史上很多轉型都是如此。當初的美國革命，真的是因為英國王室對北美民眾壓迫有多深重嗎？其實未必。獨立戰爭前，北美殖民地交的稅比英國本土還要低。那為什麼北美要鬧革命？“無代表，不納稅”，關鍵是“代表”二字。當代世界裡，蘇東劇變真的是因為中東歐民眾窮得過不下去嗎？也不是。這不是一個經濟階級推翻另一個經濟階級，而是民眾要推翻官僚統治。為什麼？正如東德電影《他人的生活》所揭示的，因為人們厭倦了謊言與羞辱。
觀念的水位如何影響制度的變遷？簡單來說，就是不斷提高舊制度的運轉成本，使其高到不可能再繼續運轉。關於這一點，這幾部電影都有清晰的呈現。我們看到，在電影裡，運動有一個不斷擴散的過程。最開始只是學生，但是慢慢地，隨着政府暴力的變本加厲，普通的中產階級、白領、勞工階層乃至街頭的大媽大嬸都開始加入。《辯護人》講的就是這樣一個故事，一個本來唯利是圖的稅務律師，因為一個朋友的兒子被刑訊逼供，最終走上了“反抗者”的道路。《出租車司機》裡的那個司機，《1987》裡那個清純的女學生，《華麗的假期》裡面的女護士……也都是本來完全不關心政治，但是，因為不堪忍受國家暴力而加入抗爭。
所以到運動的最後階段，無論是1980年的光州，還是1987年的首爾，都是傾城出動了。大媽大嬸給陌生人做飯送飯，司機們免費給傷員當志願者，加油站讓所有出租車免費加油，護士們跑到最危險的地方去救死扶傷……那種人與人之間的友愛互助，非常令人動容。但是，從國家的角度來說，當司機們、廚師們、清潔工們、教師們、白領們……都成為“異議分子”，這個國家還怎麼運轉？所以，全民抗爭會無限提高舊制度運轉的成本。但是，真正給舊制度帶來致命一擊的，是體制內的人開始動搖。在《1987》裡，公訴人拒絕給火化屍體簽字，因為這個學生的死因過於可疑；在《辯護人》裡，一個士兵成為扭轉案情的最關鍵證人；在《華麗的假期》裡，退伍前軍官成為反抗武裝的領袖。舊制度的螺絲釘一個一個開始鬆動，整個機器就無法再運轉了。
當然，這是一個過程。在影片中，我們看到很多體制內人物艱難的掙扎和變化過程，所以，雞蛋怎麼可能戰勝高牆？因為高牆也是由人組成的。他們也有在讀大學、中學的子女，在當律師或者記者的同學，在工廠參與勞工運動的親友……當整個社會的觀念發生變遷，這個觀念會發生一個“上滲”的效應，軟化堅硬的高牆。這種軟化之所以會發生，在這裡，不得不提到韓國人的執着。要知道，韓國的民主運動不是1987年才開始的，甚至不是1980年光州事件後才開始的。可以說，它斷斷續續進行了30年。從1960年的419運動，到1972年抗議獨裁的“維新憲法”，到1980年的5月抗爭，直到1987年的全民抗爭，這是一個漫長的接力過程。而且，這個過程充滿艱難險阻，無數大學生被開除、被毆打、被抓捕甚至被判死刑。僅1980—1987年，就有12萬多名大學生被開除學籍，到1986年還在押的3000多個政治犯中，85%是學生。為了進行勞工維權，數千名大學生假扮工人進入工廠，組織工會，一旦被發現被抓，新一波的大學生又跟上，這叫“排隊入獄”。在電影中我們看到，有大量民眾被毆打、被射殺的鏡頭，學生被刑訊逼供的情節。所以，韓國人的民主真的是他們用幾代人的血與淚爭取來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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