七十年代末，對我們家來說，時間的顏色，已經在黑灰色的基調上泛出點點白花。經過四年多的改造，父母又回到了小鎮上，重新用糧票買米吃了。姐姐，哥哥都以知青的身份，單獨回到鎮上上班了。剩下二姐，我和妹妹三個小的，還得留在原地。二姐沒有文化，因此不能以知青的名義回城，年齡又夠大，過了隨家長回城的年限。我和妹妹，雖然戶口已經隨父母遷了，但還是繼續住在農村，並不是喜歡，而是迫不得已。當時看來，上中學年齡的二姐，似乎要扎跟在廣闊天地了。
　　哥哥，大姐雖然是知青，其實連小學都沒有畢業的。二姐就更不成了，十多歲了，連自己的名字都不會寫。要說他們為什麼不上學，或者輟學，每人的故事裡都含着一把眼淚。不說也罷。
　　其實，哥哥和二姐，並不是我的親哥哥姐姐，而是堂兄堂姐。由於在那個特殊的年代，加上家庭背景，二姐還不到半歲時，伯父伯母都餓死了。死的時候，體重不到六十斤。留下孤獨的行動不便的奶奶，堂姐和五歲的唐兄。沒有辦法，能力有限的父母，就接手了伯父母的兩個孩子，再加上後來的我和妹妹，兄弟姐妹五人就成了父母的負擔了。
　　我和妹妹都上了小學，二姐只能幹農活，就這樣過着。知道是苦，因為沒有甜過，也就是不覺得有多苦了。幸福的時候也是有的。這不，春節到了，母親快來看我們了。
　　父母是跑水上運輸的，常年流動，活動範圍上千里。這也是為什麼我們不能跟他們住一起的原因。每當船回到老家附近，或者過年了，即使再遠，父母也要想辦法與我們一起過年的。
　　已經到了年二十九了，母親還沒有來。早前得到的口信說是要來的。外面下着雪，我們三個很懂事的，就在家裡，玩着，或做些家務，就象平時那樣。只是心裡老惦記着，母親什麼時候才回來。

　　到了晚上約九點鐘，一陣不大不小的敲門聲，我們知道，那一定是母親回來了。還真是。母親進門後，脫下塑料雨衣，說了聲，“好大的雪啊。”接着就拿出帶來的東西讓我們吃。年貨大概有二十斤重。我們吃着，問母親怎麼這麼晚才到，母親說：“一百二十里，走了十幾個小時。主要是雪太大，路滑。”我說，應該有公共汽車的。母親告訴我：“車費要一塊二角錢吶。”
　　這一塊二角錢，就在我心中占據的很大的份量。二十多年了，母親也於前年過世了，這一塊二角錢的故事卻一直在我心裡，從沒對人講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