傅雷（著名翻譯家）夫婦在風雨如晦的1966年9月3日凌晨雙雙憤然離世。

當時，傅雷夫婦的長子傅聰在英國，次子傅敏在北京被打入“牛棚”。一位戴大口罩的姑娘，冒充傅雷夫婦的乾女兒，勇敢地挺身而出，保留了傅雷夫婦的骨灰。這個女子究竟是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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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66年9月初，時年27歲、酷愛音樂的江小燕，正在她的鋼琴老師家學琴。鋼琴老師是傅雷長子傅聰的同學，而鋼琴老師的女兒是上海音樂學院的學生，所以，她們關注來自傅聰家的消息是理所當然的。鋼琴老師的女兒進門後告訴她一個令人震驚的消息：“傅聰的父母——傅雷夫婦雙雙自殺了！”

江小燕睜大眼睛，張大嘴巴，久久說不出話來。她跟傅家非親非故，素不相識，毫無瓜葛。她是在《約翰·克利斯朵夫》、《貝多芬傳》這些譯著中認識傅雷的。她非常敬佩這位翻譯家流暢、老辣的譯筆和深厚的文學根底。

江小燕從未見過傅雷，倒是見過其子傅聰一面—那是1956年，傅聰在獲得第五屆國際肖邦鋼琴獎之後，在上海美琪電影院舉行鋼琴演奏會。

她當時是上海第一女子中學的學生，由於喜歡鋼琴，便買了票。因為她深度近視，所坐的位置也比較靠後，所以，她只模糊看見台上演奏者的身影。

傅聰

傅雷是在1957年的反右運動中遭到批判，在1958年被上海市作協劃錯劃為“右派分子”的。當時，他的長子、鋼琴家傅聰正在波蘭留學，聞訊出走英國，一時間被說成是“叛國分子”。傅聰的出走又加重了傅雷的罪名。

傅雷與傅聰

當“文革”狂風驟起，傅雷便在劫難逃了。上海音樂學院的造反派到傅家抄家，批鬥傅雷，折騰了幾天幾夜。傅雷夫婦被逼得走投無路，憤然離世。

從鋼琴老師家回來，江小燕出於義憤，想給周恩來總理寫信，反映傅雷夫婦含冤離世。不過，當她拿起筆來，又覺得有點不踏實，因為她聽到的畢竟只是傳聞。給周恩來總理寫信是一件大事，來不得一絲馬虎。於是，她想去傅雷家看看，仔細了解一下傅雷夫婦自殺的真實情況。

她想辦法打聽到了傅雷的家。不過，傅雷家已經被查封，無法進去。她向傅家的鄰居打聽，得知傅雷家的保姆周菊娣就在附近一家當保姆，於是，她找到了周菊娣。

江小燕從周菊娣嘴裡得知，傅雷夫婦死後，在西寶興路火葬場（原萬國殯儀館）火化。周菊娣說：“傅家屬於黑五類，又是自殺的，死了不准留骨灰！”

江小燕聽後很着急。她想，能不能由傅雷的親屬出面去認領骨灰？她向周菊娣詢問傅雷親屬的地址，冒昧來到傅雷的姑母家中，問傅雷的親屬之中，誰能夠出面去認領傅雷夫婦的骨灰？傅雷的姑母說，傅雷次子傅敏在北京跟“牛鬼蛇神”一起勞動，無法來上海，而長子傅聰遠在英國。除此之外，傅雷沒有別的子女了。

傅雷與付敏

這些話，令江小燕坐立不安，夜不能寐。

戴上大口罩開始秘密行動

一種正義感，一種對傅家厄運的不平之情，驅使這個弱女子勇敢地挺身而出，進行了一系列秘密行動。江小燕戴上大口罩，出現在上海西寶興路火葬場，自稱是傅雷的乾女兒，無論如何要求保存傅雷夫婦的骨灰。她含着眼淚說得那麼懇切，終於打動了火葬場工作人員的心。

要留骨灰，就得買骨灰盒。當時的江小燕沒有正式工作，只是在家跟着父親學畫、做父親的助手，哪有錢買骨灰盒？

她從殯儀館的登記本上查到傅聰的舅舅朱人秀的名字以及地址。朱人秀是傅雷妻子朱梅馥的胞兄，是除了傅聰、傅敏之外，跟傅雷夫婦關係最親的親屬，所以，傅雷夫婦的後事由他料理。朱人秀在新中國成立之前便在上海從事中共地下工作，新中國成立後擔任上海市某局領導。“文革”中，朱人秀作為中共黨員和黨的幹部，不能出面為“反革命”傅雷夫婦保存骨灰。

江小燕給朱人秀寄去一封信，說明了情況，還與他約定了見面時間。信末，只留一個“高”字。其實，她並不姓高，只是她的姓氏在上海話中與“高”相近。

江小燕戴着大口罩，按照約定的時間，準時來到傅聰的舅舅朱人秀的家。朱人秀問她姓什麼，她說自己姓“高”。朱人秀問她住哪裡，她不肯說。朱人秀見她連地址都不肯說，而且又從未謀面，與傅家非親非故，有點兒不放心。於是，朱人秀把錢交給外甥張廷騮，讓他陪着“高”姑娘前往上海西寶興路火葬場。

在買好骨灰盒、領取了傅雷夫婦的骨灰之後，“高”姑娘把傅雷夫婦的骨灰盒放進一個事先準備好的大塑料袋裡，帶回到自己家中，暫且保存起來。

過了幾天，她把傅雷夫婦的骨灰盒送往上海永安公墓，辦理存放手續。考慮到傅雷的名字太醒目，“高”姑娘從朱人秀那裡得知傅雷原名傅怒安，就在骨灰盒上寫上了“傅怒安”三個字……

就這樣，中國著名的翻譯家，一位正直愛國的知識分子，雖然含冤而死，卻被一個忠誠的讀者，冒着生命危險，把骨灰保存了下來。

一封信暴露了她的地址

1979年，上海要為傅雷夫婦平反、舉行追悼會的時候，急於尋找傅雷夫婦的骨灰盒。傅雷妻子朱梅馥的胞兄朱人秀派女兒和一位親友到了永安公墓，竟然沒有找到傅雷夫婦的骨灰盒！他們非常着急。一問，才知道傅雷夫婦的骨灰盒安放在永安公墓之後，多年來沒有人來祭掃，也沒有交管理費，按照規定要處理掉。

但畢竟天下還是好人多，永安公墓一位管理骨灰盒的工作人員，當時從江小燕口中聽說那是傅雷夫婦的骨灰盒，就沒有處理掉，而是轉送到青浦鄉下的一個公墓。傅家親屬在那個管理員的陪同之下，在上海遠郊的青浦找到了傅雷夫婦的骨灰盒……

據朱人秀回憶，1979年當傅聰終於回到上海的時候，看到父母的骨灰盒，非常痛苦，同時又非常感謝那位不認識的姑娘。

而在這位姑娘看來，她為傅雷夫婦保存骨灰，只是一件“次要的事”。當時她認為最重要的事，是向中共中央反映傅雷夫婦蒙冤之事。

苦苦思索多日後，江小燕終於寫了一封信，寄給周恩來總理，如實反映了傅雷受迫害的情況。信中還提及傅雷臨終說的話—他至死還申明自己是愛國的！她擔心這封信不一定能寄到周恩來總理手中，所以未在信末署名。

1979年追悼會後，傅聰手抱骨灰盒，傅敏手捧遺像，前往公墓

江小燕的擔心不是多餘的。這封信並沒有寄出上海，而是落入上海市公安局的造反派手中，這件事被當成一樁大案進行追查。她的字寫得很漂亮，看得出是頗有文化修養的。信中又談到傅雷遺書，於是，上海市公安局的造反派便懷疑寫信者是傅雷的親屬。他們從傅聰的舅舅朱人秀那裡查到了那封署名只有一個“高”字的信，比對之下，筆跡相同，一下子就把給周恩來寫信這事與“骨灰事件”聯繫起來了。

不過，當時就連朱人秀也不知道“高”姑娘究竟是何許人。上海市公安局的造反派對這樁大案緊追不捨，查找傅雷的其他親屬。神秘女子曾與傅雷的姑母傅儀偶然說起，她的鋼琴老師就住在傅雷的姑母家附近。就憑這句話，公安人員追查到她的鋼琴老師那兒，終於知道了她的地址……

她差點被打成“現行反革命”

有一天，江小燕剛從外邊回來，剛一進家門，看到屋裡坐着三個陌生的男人，用異樣的、冷漠的目光注視她。她一下子便意識到：出事了！

果然不錯。來人用命令的口氣，要她收拾一下東西，馬上就走。趁她拿毛巾牙刷之際，母親壓低聲音對她說了一句：“他們說你是‘現行反革命’！”

她坐着轎車，被押到上海正泰橡膠廠（註：當時朱人秀在那裡工作，也遭審查，所以由該廠的造反派審訊她），關在一個單間裡。第二天，上海正泰橡膠廠的造反派開始審訊她……幾輪審訊下來，審訊者什麼把柄也沒抓到。

造反派們查來查去，查不出這個年輕女子有什麼政治背景，這才沒有給她戴上“現行反革命”的帽子，不得不把她放了。

江小燕的寫生作品

從1966年9月起，到1976年粉碎“四人幫”，江小燕在不安之中度過了十個春秋。有幾次，戶籍警來查戶口，使她受驚不已。她在精神上一直承受着無形的壓力。

1972年，江小燕的父親病故，她到社會上找工作，由於有過“現行反革命”嫌疑，她只能到里弄生產組工作—這是她第一次從家庭步入社會，她已經33歲了。當時她一天的工資，最初是三角、四角，後來是八角、九角。

1979年，傅聰從國外回來，四處打聽才打聽到江小燕的地址。傅聰托親友向她表示深切的謝意。她卻淡淡地說：“何必說謝！何足道謝！”她還說，如果她今日接受傅家的報答，當初她就不會挺身而出了。傅家的感謝只會使她“窘迫和難堪”。

她說她只是一個很平常的人，做了一件很平常的事而已。如果她當時不寫那封為傅雷鳴冤的信，也許她就不會“暴露”，傅聰、傅敏也就永遠不知道她是何許人—她本來就不想讓任何人知道。她之所以做那件事，只是因為她深深地敬重人民翻譯家傅雷。

來源：新周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