早年讀史的幾點印象

早年在美國讀書，學過幾天歷史。當時國內改革開放，對外交流頂多十年之久，中外之間學術交流（特別是社會科學方面的學術交流）還非常少，在海外留學生中學習社會科學（包括歷史）的學生人數屈指可數，寥寥無幾。初出國門，置身於完全不同的教育和學術環境之中，美國（西方）社會科學（我這裡主要談歷史方面）的研究成果，研究方法等，曾經給我留下了極深的印象。這些印象對我讀書做研究、觀察社會都有很大影響，為此一直想把它們總結一下。一點體會或也可以供其它對歷史有興趣的朋友們參考。

“百花齊放，百家爭鳴” 這幾個字大家都很熟悉，但我真正體會到其中能量，感受到其存在，還是在來到美國讀書以後。那時，我們每學期上三個seminar，分別圍繞美國的某一歷史時期或歷史問題進行討論。每一seminar至少要閱讀6-8本專著，基本上是一周一本，三門課下來一學期一般要讀到20來本專著（不包括寫term paper做研究另外查看的書籍和資料）。平均每本書在300頁左右，600來頁的著作也很尋常。當時英文水平有限，讀起來真的是很苦。

上面說的書籍都是教授挑選指定的，比較有代表性。有的是某方面的經典作品，有的代表了某種新觀點或者新研究趨勢。總之內容豐富，觀點極為多樣化。我們一般要給每本書寫3-5頁書評，在寫書評之前，通常要參考peer-reviewed專業評論，從中又接觸到其它觀點和該著作在學術方面的貢獻。許多嚴謹的歷史著作後面往往附有一篇“文獻綜述”(Bibilographical Essay)，細說某一方面研究的演化、代表性作品、和主要學派。什麼經典學派，後經典學派，修正學派，後修正學派等等，五花八門。或觀點迥異，或相互補充，光大發揚，往往有獨闢蹊徑者，從不同角度和視野提出獨到見解，真的是“百花齊放，百家爭鳴”。我那時剛從國內出來，忽然接觸到這樣內容豐富，具有個性，有些甚至很有智慧的見解，非常受啟發，也覺得很過癮。這種開放、自由的思想風氣，我私下想在中國恐怕只有春秋戰國諸子百家時代才有。美國聚集了來自各國的人才，並允許他們各抒己見，獨立思考，其產生的能量是非常之大的。從這一點來說，我當時覺得美國很厲害。也改變了以往“美國無歷史”的成見。美國歷史雖短，但發展經歷豐富而且多樣化，其歷史研究（尤其是本國歷史研究）內容非常豐富，博大者有之，細緻深入者更是屢見不鮮。

“說話要有根據” 這句話要和上面的“百家爭鳴”聯繫起來。空發議論，沒有根據不行。道理很簡單，一旦做起來很多人就忘了。我們那時每個seminar都要交一篇paper。我寫過的最短的paper大約10頁，double space。一般在15-30頁之間，不算注釋和參考文獻。記得有一次寫paper，老先生要求我們每寫一個段落，就要有一個endnotes。我當時很有些氣憤，寫文章作注釋誰不懂呀？但每一個段落都要寫注釋，太過分了。有些段落可能是我的總結或Introduction，怎麼寫注嘛？老頭是中西部人，很倔很嚴格的那種。不過人家是老師，只好聽他的。我當時對他的要求很有怨言，但後來（一直到現在）覺得他的那種訓練方式很有道理。久日久之形成習慣，注重investigation，以事實為根據，儘量避免說些沒有根據的話，這對寫文章、觀察問題，乃至於為人處事都有益處。（當然也可能有副作用，搞得人一板一眼比較羅嗦）。

說到這裡，順便提一件事情。我曾經寫過一篇term paper，內容是關於美國公眾輿論和尼克松總統訪華的關係。後來把文章擴大，囊括了從1945至1972尼克松訪華二十多年的中美關係以及美國政府-公共輿論之間的互動，成為我的畢業論文。在分析尼克松對華“新思維”起源的時候，引用了尼克松回憶錄的相關材料。沒想到老教授（即上面說的那老頭）把文章立馬打回來，在課堂上對我（還有其他同學）說道：Nixon is a liar. I don’t believe him。其口氣之堅決肯定一點討價還價的餘地都沒有。我又一次對他非常氣憤：我研究的是尼克松對華思想的轉變，不用他自己的回憶錄用什麼？沒有辦法，只有再去查資料。後來找到尼克松在1967/68(?)年間當選為總統之前寫的一篇文章，這是一篇非常重要的文章，發表在著名的《外交季刊》(Foreign Affairs)上。當時為了給68年總統大選作準備，尼克松到亞洲（包括東南亞）、歐洲做了一次相當全面、深入的fact-finding訪問，通過和當地領袖人物交流，尼克松意識到美國的對華政策有些脫離亞洲和國際政治的reality。在這篇文章里，尼克松首次表示了不應繼續孤立中國，以及維護國際和平需要中國參與的想法，這是後來尼克松政府對華政策（包括72年破冰之旅）的思想基礎之一。這篇文章證實了尼克松回憶錄中他本人對當年思維轉變的回憶和記載，只是一般回憶錄多少有些self-serving的嫌疑，而且水門事件之後尼克松本人的信譽大打折扣。《外交季刊》上的那篇文章顯然更令人信服，兩者結合，比較說明問題。在這件事上我不得不佩服薑還是老的辣，在運用證據方面嚴謹、一絲不苟。

關於“Authority” 上面提到的老教授並不是我的主要指導教授。其實對我的英文寫作和研究幫助最大的還是我的指導教授和一位共過事的老闆。不過，老教授對我的一些基本功很有幫助。下面說的仍與他有關。

為了寫美國民意和對華政策關係的term paper，需要選擇一些美國的主要報刊（這裡說明一下，報刊只是研究公眾輿論的數種資料中的一種。我個人便使用了包括報刊、民意測驗等至少5-6種以上不同資料來源，不然全局觀不夠，更是很難搞清公眾輿論(public opinion)和輿論製造者(opinion maker)之間的互動。 我當時到美國不太久，對美國的主要報刊並不熟悉，於是在課堂上請教老師。原話記不清楚了，只記得當時我的問題是：美國有哪些權威性的報刊？老先生一聽愣了一下，然後邊思索邊回答：我們[指美國]沒有權威性的報刊。沉思片刻，老頭又說道，也許是你的背景吧（指我從中國大陸來的背景）。我們通常只說某些報刊比較有影響(influential)，或者liberal，conservative等等。然後他舉了紐約時報、Chicago Tribune等幾個例子。從那以後，我儘量在思維方式上避開authority, 或authoritative這樣的概念，不僅在對待學術問題上，而且在對待諸如媒體，社會，政府等問題上。美國史學界有沒有權威性著作和人物？當然有。我的意思是沒有人把他們當作“神明”。敬重歸敬重，同時一定要具備質疑和批評的精神。還是對等的心態比較好。

去年看到國內報刊一篇文章，引用了華爾街日報editorial的某個觀點，證明“民族主義”也是美國的主流思潮。華爾街日報固然是美國最有影響的大報之一，也反映了一部分主流精英的想法。但畢竟是一家之言，以此概括美國社會某種主流意識，即使歪打正着，在證據使用和論證方面都嫌不足。比如說我的同事們基本上都是些民主黨人或民主黨同情者，我看他們平常只看紐約時報，對華爾街日報不聞不問者大有人在，更不用說要華爾街日報代表他們了。而以前做過事的一個地方，各種報刊都收集，但老闆的立場顯然是在華爾街日報一邊。從最近幾年的選舉看，美國似乎liberal, conservative一半一半，還加個中間派獨立人士，觀察美國的媒體也好，主流意識也好，要有多元、系統的思路，以及多方面收集材料的功夫。這個好像與上面“authority”的小標題似是而非，說走題了。

“Moral Judgement” 說老實話，我對這個概念的界定不是很清楚。尤其是分寸如何掌握，頗費斟酌。這個概念是我在修“史學方法論”(Historiography and Historical Method)時接觸到的。西方史學講究描述(de????ive)，和分析(analytical)，儘可能還原、恢復歷史的真相、原貌，而不要對歷史事件和人物作“道德評價”。要做到這一點很難。什麼是“Moral Judgement”？標準是什麼？歷史研究難免對一些事件、人物做出這樣那樣的評價，比如歷史人物的功與過算不算“Moral Judgement”？其中分寸、尺度怎麼掌握？如果道德評價僅僅是善與惡，是與非，（或者中國傳統的忠與奸），似乎又過於簡單。還有，有些歷史問題如美國南北戰爭之前的南方黑奴制度，希特勒的Holocaust等本身就帶有濃厚的道德色彩，歷史學家應該如何處理？人們常說，把某人（或事件）的功過是非留給歷史評說。個人覺得，歷史學家的職責是對歷史真相進行investigation，通過描述和分析，儘可能恢復歷史真相和原貌，功過是非可以說一說（這是難免的往往也是必要的），但道德評價留給他人去各自表述吧。

這樣一個彈性較大、含糊的概念，西方“史學方法論”（至少是我接觸到的）把它列為原則之一，我想，可能還是為了避免研究者受“Moral Judgement”的影響，以便儘可能保持歷史研究的客觀性。試想不同時代有不同的價值觀，人們的道德觀念也有差異，此一時彼一時，用一個時代，或者自己的的價值觀、道德觀去套另一個時代，很難避免偏見。而且歷史學家也是有血有肉、有思想有觀念的人，要做到完全客觀公正的確是非常難。也許正因為如此，提出避免“moral judgement”這個原則還是很有必要的，可以時時提醒人們在歷史評價方面一定要慎重，不要輕易做道德上（也許可以推廣一下，包括所謂“政治正確”- Political Correctness）的評判，儘可能客觀對待歷史。

“Exhausting all available materials” 還有一位老教授，個子高高的，七十來歲的人了，身板總是筆直，顯得很挺拔。面色紅潤，雙眼銳利有神，頭髮有點兒稀疏發白，我總覺得他和已故的美國前總統艾遜豪威爾將軍有些相像。初看有軍人的威嚴，莞爾一笑又顯得很和藹。老頭子常常一個人坐在辦公桌前，嘴上含着個大煙頭（那時教授好像允許在自己的辦公室吸煙），在一台老式打字機前用兩根食指乒乒乓乓敲打鍵盤。

閒話少說。我有次修他的課，老教授要求我們寫term paper時，要“Exhausting all the available materials [in the library]”。其實一般我們寫學期論文(term paper)，都要遍尋學校圖書館的有關資料，有時候根據題目需要，往往還得通過圖書館的inter-library loan service向外校去借。老頭是美國農業史領域碩果僅存的幾位老專家之一，學問很深。他鄭重其事要求“Exhausting all available materials”，我們更是一點也不敢馬虎。這裡順便說一個小故事，期末的最後一次seminar上我們討論各自寫的論文，老頭在由兩張桌子拼起來的長桌頭前坐下，掃了大家一眼，然後當着眾人的面，直截了當地點着一位沙特來的博士生的名說他抄襲。老頭書本都不用翻開，隨口就能說出抄襲的內容出自那一本書，作者是誰，第幾頁，甚至段落。那位同學開始還想辯解，最後啞口無言。第二個學期以後，再也沒有看見那位沙特的學生。

我後來如果對某個問題感興趣了，想寫點兒東西時，多少會有一點“Exhausting all available materials”的勁頭。有人靈機一動也能寫出好文章，但歷史和社會科學的東西還是要靠系統研究和平日積累（老一輩人說“厚積薄發”，仍然有道理）。“Exhausting all available materials”可能有點類似科學研究中的讀文獻和試驗工作，一方面了解、掌握某種動態，特別是知道別人在同一題目上作過什麼，有哪些觀點，如果沒有新的發現，沒必要重複。有些相同的觀點，必要的話可以補充發展；不同，尤其是相反的觀點，也要心中有數。往往資料讀多了，時常會有意外的發現，可以不斷補充、修正自己的觀點。不然的話，結論的準確性往往受到限制。讀書/研究資料的過程中，可以看到作者從不同角度、不同側面，不同思路tackle同一個問題，很受啟發。

另外不可忽視的是，現在學科專業內部分得很細，每個人都研究本專業內的一、兩個分支，許多專門史著作和文章的確是寫得很棒。這本來是好事，但很多讀者閱讀範圍和數量有限，也沒受過多少專業訓練，往往在讀過幾本書後就得出很generalized結論，往往是撿了芝麻丟了西瓜。這樣的事例很多，我看網上有許多不必要的誤會和爭論也都是由此引起的。兩千多年前國人就知道“盲人摸象”的道理，現在還是有很多人抱住了大象的大腿就說這就是大象。如果真地對某個歷史、社會問題很感興趣，最好還是多觀察、並多讀些相關的專業書和原始材料。要想全面，急不得。

上面聊的，都是些常識。做起來並不容易，有些需要一定的專業訓練或有意識的培養才能逐漸形成習慣。就我自己而言，已經離開史學、國際問題領域很久了。近年來偶爾操點舊業，還是會遵循讀書時養成的習慣（觀察社會問題也是如此）。不過自認為做得很不夠。尤其是“Exhausting all available materials”，常有力不從心之感。現代資訊發達，信息膨脹，在研究歷史問題，特別是當代問題，或者涉足不熟悉的領域時，在潛意識裡要多長個心眼，隨時留意以前沒有見過的資料，新的情況和新的觀點，我這裡指的是“informed opinions”。

還有幾句話不吐不快。我在網上多次看到有人提及“文科思維”，似有輕蔑之意。可以理解，國內中學就開始分文科理科，重理輕文，加上早年文科“政治掛帥”，內容單一陳腐，近來就業壓力大等等，許多人對文科有偏見，不足為怪。另一方面，我有時也很詫異，覺得越是口口聲聲貶低“文科思維”的人，越是對文科和所謂文科思維並不了解，對現代西方社會科學研究成果和方法接觸得就更少。有興趣的朋友如果不帶偏見把上面提到的幾點印象回味一下，不難發現，獨立思考的習慣往往就是在這樣的學術訓練和研究中潛移默化形成的，這恐怕就是我所理解的文科思維。Investigation, respecting facts, questioning, criticism, independent thinking, open to and tolerance of different views是文科/社會科學研究的精髓，不僅史學如此，其它社會科學領域也不例外。

很多在海外留過學的華人的背景都是理工科，在國內時受到的文科教育是很狹窄的。國內的文科專業本身（這裡泛指社會科學教育和研究），在研究方法和成果方面，現在的狀況比我當年出國前要強很多了，不過遺憾的是學術、思想、言論自由仍然受到一定限制。一般學生在中學和大學中受到的公共政治課教育，公共歷史課教育等就更不用說了，大體上仍然是同一思維體系下的一以貫之似的灌輸。去年在國內時看到一本有關國際政治的大學教材，內容有不少是新的，包括正在發生的國際事件，但思路和觀點還是幾十年前“帝國主義”，“霸權主義”等冷戰時期的老一套，有點舊瓶裝新酒的感覺。學生說書本就是個擺設，老師講課常常說自己的，不照書本來，這也許是一點進步吧。不過我看教材上學生用彩色筆認真畫下一行行重點，這樣意識形態濃厚，統一思想的教材對學生看問題的角度和方法不能說沒有影響。

想想有些悲哀。文科/社會科學這樣重要的學科，一方面受到政治的牽制，另一方面受到社會的輕視。看看中國內部的種種社會問題，我們是多麼的無能為力；國際爭端一起，往往固執於傳統思維方式和民族主義情緒。我們的教育體制，培養出一大批在某一方面的精英，同時在其它方面無知又狂妄的人。這種同一的，缺乏探索精神，和不能寬容不同觀點的思維慣性，使我們在睜眼審視自己和看世界的時候，常常又情緒激動地閉上了自己的眼睛。

啟明 2008.04.2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