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78年12月18日開幕的中共十一屆三中全會，對我們這一代人的命運極其重要。正因為如此，當我2007年秋天回國探親，幾個朋友攛掇我參與一部題為《“解凍”紀事》的電視專題片創作，回顧和反思改革開放第一階段（即通常所說的“思想解放運動”）思想文化界主要事件時，我答應了。
　　策劃者給我看的簡介中說：

　　……此片通過敘述這一時期思想文化界的主要事件，追溯各個事件的起因與條件，以及圍繞這些事件的各種不同觀點，着重表現這些事件在中國當代思想文化史中的意義。
　　在中國的社會轉型取得階段性成果之後，對於這一歷史性進程，已經有了不少紀實專著、口述回憶和影視作品，進行單項的或全景式的回顧和總結。但是由於種種原因，回顧和總結還受到種種有形和無形的限制，還有待深入和細化。2008年年底，將是歷史性的中共十一屆三中全會召開、確定中國進行“戰略轉移”三十周年，幾位改革開放的參與者和撰述者發起製作本片，意圖是通過採訪改革開放初期重大事件的國內和海外的當事人和知情人，從更寬廣的視野來討論這一具有深遠意義的歷史階段。
　　為將該段歷史放到冷戰後世界共產主義運動改革、人類發展路徑的競賽這一宏闊的全球背景中去考慮，本片借用了一部來自蘇聯解凍時期的著名小說，在中國思想文化界已經取得相當共識、約定俗成的名稱——“解凍”，作為這段歷史的命名。
　　初步考慮本片分為六集……

　　我修改過六集的標題，叫作《冰裂》，《春汛》，《南風》，《熱泉》，《海市》，《尋夢》（但後來意見沒有統一，未確定是否這麼安），每集30分鐘。

　　因為我算“出國人士”，於是策劃者不由分說就將寫“出國潮”的第六集分配給我，要我寫出提綱的草稿來。
　　片子的提綱寫出來了，但這個電視專題片因為種種原因胎死腹中。據說有人將本子拿去參考借鑑。但願能對其它人所創作、推出的關於改革開放三十年的電視專題片，有一些幫助！

　　兩三年很快過去了，我們已經紀念過了十一屆三中全會30周年。將自己所寫的這第六集的草稿貼在這裡，作為紀念。其他朋友所寫的其它集，我無權處理。
　　這個片子當時着眼的還是能在國內電視台播出或者進入市場，細心的朋友不難看出在行文上的某些顧慮。另外，作為電視片，主要還是要靠鏡頭，所以總的來說，還是描述性的。
　　片中寫到的所有採訪對象，都沒來得及去徵求他們本人的意見，只是表明我的意向而已。但所引用的採訪對象說的話，並不是虛構的，都出自他們此前在媒體的文章和答問。




　　八十年代初的中國大陸“出國潮”，被兩位報告文學作家稱為“世界大串聯”；留學者自我調侃說是“洋插隊”。他們這樣說，因為最初湧出國門的那一批青年，都在“文革”中有過“大串聯”和“插隊”的經歷。
　　“文革”中奔赴井岡山、延安的大串聯，是要將自己的青春匯進時代的洪流；而考托福、GRE出國深造的“世界大串聯”，是要在開始五彩斑斕的年代，凸顯具有獨特個性的生命筆觸。
　　“文革”中上山下鄉“插隊”，是服從無可違拗的“最高號令”，“到最艱苦的地方去”；而到西方留學的“洋插隊”，則顯示了自主選擇、挑戰命運的決心，“到最刺激的地方去”。
　　在紅色的夢破滅之後，他們要尋覓彩色的夢。

　　（張勝友：
　　創作長篇報告文學《世界大串聯》的採訪經過）

　　（兩個年代的迭影：
　　“文革”中大串聯的人潮，步行長征的隊伍，知識青年上山下鄉出發的火車月台……
　　連夜排隊申請簽證的長龍，托福、GRE考場……）

【一】

　　當1949年10月1日之後，中國人激動地重複着毛澤東的莊嚴宣告：“中國人民從此站起來了！”很長時間他們都沒有意識到：中國人民只能站在自己那塊土地上，去不了別的地方。而如果他們的父輩和親友，曾經，或者正站在別的土地上，也成為他們揮之不去的夢魘。

　　（人事檔案材料中，“有海外關係”“海外關係複雜”的字樣觸目驚心。）

　　“海外關係”這四個字，在封凍季節，曾經是凍結在許多人檔案里的沉甸甸的冰塊。
　　“海外關係”指的是：居住在大陸的中國公民與大陸以外（主要指在歐美、台灣、香港）的人具有的親戚、朋友關係。
　　“海外關係”從未被明文規定為罪行，1962年5月31日，中共中央批準的僑委黨組《關於所謂“海外關係”問題的報告》，甚至明確批評“有的單位甚至把華僑與五類分子並列（所謂地、富、反、壞、右、資、僑），混淆了敵我界線”，建議“從人事、鑑定、審查工作中取消所謂海外關係”。然而有“海外關係”的人，仍然普遍被認為社會背景複雜，有“通敵”嫌疑，不僅在政治運動中首先受到審查，難被信任和重用；而且凡是國防、科研、民航單位，人事、組織部門，都要剔除有海外關係者。
　　這與當時官方心目中的世界模式有關：中國被美帝國主義、蘇聯修正主義、日本、南朝鮮、台灣等反動派團團包圍，帝修反“亡我之心不死”，時刻在用武力進犯、和平演變及陰謀滲透等種種方式，企圖顛覆紅色江山，因此一切與西方、台港有關的事物都包藏禍心。

　　（廣東省1969年10月《處理有海外關係幹部的六條規定》提出：
　　“凡是有港澳、海外關係的幹部，不管親屬從事什麼職業，如果經過教育，仍然保持政治、經濟聯繫，要從嚴處理”；“要視情況進行必要的批判鬥爭教育，並要進行審查（嚴重的要清除出隊，有的退職）”；今後“一律不吸收有海外、港澳關係的人當幹部，對幹部的婚姻要把好關”。）
　　1950年代回國投身建設的學者、專家和青年，都受到嚴格審查，被下放或調動。公民同國外親友的正常通信被說成“裡通外國”；僑匯等來自國外的一切金錢都被說成是“特務經費”；人們填寫履歷表都儘量隱瞞海外親友，一旦泄漏，又被視作“欺騙組織”。
　　鐵幕隔絕了中國與外界的一切信息交流。就連閱讀西方古典名著，都會被扣上“嚮往西方腐朽生活方式和資產階級思想”的帽子。任何出國的念頭，除非是被當局選中執行“保密任務”，都被看作“大逆不道”，與“叛國投敵”畫上等號。

【二】

　　（曾任僑委政策研究室副主任兼辦公廳主任的彭光涵，如今已經86歲。他回憶說：1977年10月1日鄧小平會見港澳同胞代表團時說，“我們現在不是海外關係太多，而是太少。海外關係是個好東西，可以打開各方面的關係。”）

　　“海外關係是個好東西”——這句話鼓舞了經歷過“文革”的無數人，儘管從鄧小平口中說出，着眼的是“可以打開各方面的關係”以吸引海外的人才、資金和技術，但是聽在青年耳朵里，意味着開拓了自我發展的更廣闊機遇。“海外關係”一變而為讓人們艷羨、眼紅的資本。
　　鄧小平在同一次講話中還說：“對願意出去的人，不要搞得那麼緊，繼承遺產、娶親等等，都可以出去。”
　　出國熱起來了。最早出國的是兩部分人，第一是公派出國留學進修的科研人員；第二是一些有“海外關係”的普通民眾，靠海外親友提供經濟擔保，以繼承財產或自費留學的名目跨出國門。他們將海外的情況反饋到國內，“外面的世界很精彩”，物質與精神的雙重誘惑讓青年學子難以抗拒。
　　1978年底，首批中國留學生赴美的消息見諸報端，但是並沒有多少中國人意識到這件事可能產生的深遠影響。對絕大多數普通中國人來說，“留學”？想都不敢想，“外國”如同天堂和地獄一樣遙遠。
　　儘管鄧小平說：“繼承遺產、娶親等等，都可以出去。”不過，被國外各種誘惑所吸引，繼承遺產、娶親，國家從法律上允許，從道德上貶抑。人們津津樂道一句老話：“子不嫌母醜，狗不嫌家貧”。出國與愛國，被置於針鋒相對的矛盾雙方。你愛國嗎？你就不該出國；你出國嗎？這證明你不愛國。
　　當局加強“正面教育”，推崇的，是《廬山戀》中胸襟里時刻迴響着“我愛你，中國”激越旋律的少男少女。

　　更典型的，是根據一位被打成“右派”的作家改編成的影片《牧馬人》。
　　張賢亮的小說《靈與肉》被上海電影製片廠看中，請作家李准改編成電影《牧馬人》。儘管在拍攝過程中，因為主人公是“右派”而受到文化部、上海電影局某些領導的提醒或質疑，幾度險乎下馬。劇本最後到了時任中共上海市委書記汪道涵手上，他點了頭，謝晉導演才吃了定心丸。
　　影片完成後，上海電影製片廠徐桑楚廠長特意請上到上海市委書記、市長、下到部長、處長，四百多位官員參加審片，把錦江小禮堂塞得滿滿當當。影片放映完後，全場爆發出雷鳴般的掌聲，復旦大學校長蘇步青教授激動得高喊：“好戲啊！真是一部好戲！好久沒看到這麼好的戲了！”《牧馬人》奪得了1983年百花獎最佳影片獎。
　　影片創作者是否想到：寫“右派”固然有一定風險，寫“絕不離開祖國”，卻順應了當時的宣傳口徑？

　　（《牧馬人》片段：朱時茂扮演的男主角，對叢珊扮演的女主角表白：自己絕不出國，絕不離開她。）

　　嚮往出國的青年學子，並不認同將愛國和出國置於這樣“勢不兩立”的對峙局面。《苦戀》提出“你愛這個國家，這個國家愛你嗎”的尖銳問號，理所當然地成為了被批判的靶子，也理所當然地成為眾多嚮往出國的青年心底的潛台詞。
　　更多的人試圖找到報效祖國和實現自我的平衡點。

【三】

　　將社會和人心真正攪動起來的是自費留學的開放。
　　1981年1月14日，國務院批轉教育部等七個部門“關於自費出國留學的請示”，並頒布了“關於自費出國留學的暫行規定”。這是當局對外開放政策所邁出的最大膽一步。　
　　中國社會對年輕一代的活力的窒息，已經太久：沒有財富可追求，沒有政治可投入，沒有可供想象馳騁的精神天宇，甚至沒有一方不受侵犯的個人領地！在這裡生存，年輕人最需要的本領不是全力衝刺，而是耐心等待，等待什麼？誰也說不清楚。他們不相信這個社會亙古不變，但是他們擔心與自己短促的生命相比，這個社會的改變未免遙遙無期。而出國，便成了無數青年平凡生活中的一線亮光。“出國夢”給他們樹立了目標，顯現了機遇，激發了希望，他們競相投入對自我價值的檢驗。
　　幾乎在1978年第一批中國留學生赴美時，就已經有人自費出國留學。根據美方統計，美國駐華使館1979年共簽發523個F－1簽證。 “出國潮”很快就由涓涓細水變成了滾滾巨濤。1983年，自費留學人數僅一千多；三年後的1986年，數字增長了十倍，自費留學人數達一萬多；又過了一年，到了1987年，驟然又翻十倍，突破了十萬大關。幾年下來，北大、清華、浙江大學、中國科技大學這些中國著名高等學府中的許多科系，半數以上的畢業生，在美國相聚。

　　（錢寧：我為什麼要寫《留學美國》？）

　　與中國留學史上幾次機遇比較一下，我們對這一時期的留學規模就能看得更清楚：
　　容閎的幼童留美計劃因清朝統治者的愚昧和腐朽而毀於一旦；庚款留美學生的派遣由於革命爆發而被迫中止；上個世紀三十年代的留學事業備受侵略戰爭和內戰的衝擊；五十年代的留學事業被東西方的冷戰和國內政治運動所左右……
　　就拿1932年到1946年這15年的統計數字來看：1932年起留學人數逐年增加，並於1935年達到高峰1033人；
　　1937年抗日戰爭爆發，政府公布留學限制暫行辦法，留學人數立即銳減，於1941年跌至谷底，全年只有57人；
　　1942年，政府開始放寬留學政策，廢止了留學限制規定，1944年舉行英美留學獎學金考試。
　　1945年，日本投降，戰爭結束。1946年7月，舉行了全國公費留學考試，應考者多達4463人。這一年留學總人數回升到730人。　
　　但是，緊接着，中國又捲入另一場天翻地覆的大變化……
　　百年留學史幾乎沒有幾年風平浪靜，而這一次，從八十年代初算起，不受國際外交、政治風雲牽制和中國當局宣傳的干預，中國的留學潮、出國熱持續了四分之一世紀。

　　尤其是當出國者中出現了越來越多的文化界眾所矚目的偶像，出國潮就更不可抑止了，方式途徑更是八仙過海，各顯神通：旅遊、做生意、開公司、出勞務、留學、考察、科學研究、比賽、探親、訪問、治病、探險……當然，還有非法偷渡，期滿不歸。
　　曾經以汗水換來金牌為國爭光，讓五星紅旗冉冉升起的體壇“國手”“國腳”：陳亞瓊、李孔政、陳肖霞、焦志敏、李小平、李月久、童非、陳永妍、吳佳妮、郎平、周曉蘭、蔡振華、謝賽克、古廣明、馬燕紅、汪嘉偉、豐雲、曹燕華、宋曉波、何智麗……
　　曾經用他們的才華傾心謳歌祖國的影星、歌星，以及作曲家、演奏家、畫家、雕塑家：陳沖、張瑜、陳燁、朱明瑛、蓋克、羅燕、梁彥、史可、龔雪、王姬、娜仁花、張鐵林、叢珊、沈丹萍、斯琴高娃、蘇小明；盛中國、呂思清、胡曉平、張建一、詹曼華、傅海靜、苗青、葉英、譚盾、陳逸飛、陳丹青、葉小鋼、陳佐煌、胡坤、章亞倫……
　　在這個長長的名單中，我們還看到了那麼多以中國文字為業的作家：高行健、劉賓雁、北島、張戎、劉索拉、張辛欣、江河、查建英、嚴歌苓、顧城、楊煉……

　　（美國新澤西州華光文化協會會長吳康妮女士：
　　華光文化協會曾經幫助了很多剛來美國的作家、詩人如黃翔、鄭義、劉賓雁，也贊助了很多由大陸文化人士為主舉辦的文化活動。這些文學家、藝術家為什麼要出國？）

　　儘管他們遠走他鄉前多曾留下回國的承諾，然而，去而復返者寥寥無幾，許多人的“國籍”一欄，已換成了美國、法國、日本、澳大利亞……

【四】

　　“考出去”，“派出去”，“帶出去”，“嫁出去”……在出國的各種途徑中，最引起人們議論的，或許是通過涉外婚姻這種方式了。
　　這一代青年的涉外婚姻與他們的上一輩、上兩輩的涉外婚姻很不一樣。從十九世紀末期肇始的幾波中外婚姻潮，都是以中國人迎娶外族妻子為主。從一百多年前容閎等人與西洋妻子結為伉儷，到上個世紀之初蔣百里、郭沫若、田漢、蘇步青、魯迅的兩個弟弟都娶了日本女子回國；再到共產革命興起以後，蔣經國、李立三、蕭三等等帶回俄、德少婦。
　　前幾輩人“娶回來”，而這一代人則是“嫁出去”。
　　2003年12月，華師大人口研究所和市民政局發布關於20 年來的涉外婚姻“白皮書”，上海涉外婚姻中的洋女婿、洋媳婦幾乎覆蓋全世界，1998年達到40個國家和地區，涉及除南極洲以外的所有大陸。但是在 1996年到2002年期間，21,000多對“中西合璧”新人中，洋媳婦只有2331個，近九成是“嫁出去”。
　　在涉外婚姻中，日本人最受上海人的青睞，占境外配偶總數的39.6％；占據第三位的是美國，占9.1％。還有幾個相對集中的國家和地區是澳大利亞（6.1％）、香港（5.5％）、加拿大（3.9％）和歐洲（5.7％）。

　　中國乒乓國手焦志敏與韓國乒乓國手安宰亨認識於1984年的巴基斯坦亞錦賽，1985年，安宰亨拜託來韓國比賽的耿麗娟給焦志敏帶去第一份禮物，從此二人開始魚雁傳書。1989年，焦志敏退役後自費到瑞典留學。正服兵役的安宰亨在體育部長官的疏通下獲准赴瑞典求婚，在韓國駐瑞使館註冊結婚。

　　（焦、安回到韓國時，漢城金浦機場將一個通道專門留給他們，電視台對婚禮進行現場直播，警察整齊地站成一列，各路長官、會長夫人和韓國乒壇名將手捧鮮花等在通道兩旁。出了機場，警車開道護送。參加婚禮的嘉賓都是韓國各界要員。）

　　在今天對涉外婚姻見怪不怪之際，我們不能忘記第一個“吃螃蟹的人”。第一位登上月球的美國太空人阿姆斯特朗說過：“今天我邁出的一小步，是人類邁出的一大步。”北京女子李爽向“愛情無國界”邁出的一小步，也是中國人的婚姻邁上世界舞台的一大步。她堅定地捍衛自己愛的自由，引起軒然大波。

　　（旅法華裔女畫家李爽作畫。李爽畫作：古董椅子等）

　　1979年北京星星畫會創始期唯一的女性成員、當時年僅22歲的李爽，是上世紀80年代初中國改革開放起步時，第一個嫁給西方人的中國女子。
　　中國藝術界有人說：“現在風行一時的行為藝術，李爽已經轟轟烈烈舉行過了。李爽事件是中國最大的一項行為藝術作品。”
　　李爽生於北京，父母分別在清華和北大任建築系教授，她從小失卻受教育機會，卻生來喜歡畫畫，畫得最多的是靜物和風景，油畫和版畫具有強烈政治和社會色彩，表現出畫家本身對個人生活及生命的感嘆。她特別喜歡畫古董椅子，因為她的祖父，是中國有名的中國古董椅子鑑賞家和收藏家。
　　用當時中國官方媒體的話來說，她“道德敗壞”、“喪失國格、人格”，因為她膽敢與法國駐北京使館文化處的外交官白天祥（Emmanuel Bellefroid），於“錯誤的時間”，“錯誤的地點”，碰撞出“錯誤的愛情”。
　　李爽的確算得上“出格”，竟然藏在建國門法國外交官公寓裡，渡過三個月“美麗的愛情囚徒”生涯。那段時間裡，李爽絕不能單獨外出，每次進出都緊緊依偎着白天祥身旁，倚賴白天祥的外交官身份的庇護，才得以安然返回。
　　北京市公安局忍無可忍。1981年9月9日，李爽姐姐來到外交公寓探訪她，李爽下樓站在公寓門口的玻璃門前。她知道若再往前多邁一步，就無法全身而退。說時遲那時快，李爽身後的兩位中年婦女突然一邊一個架着她的胳膊猛力向外拉，外邊立即上來多名恭候已久的公安人員，將她推入警車內。北京市公安局判決她兩年勞動教養，其法國男友白天祥則被驅逐出境。
　　一樁本來不大的跨國戀情，引發中法之間的外交風暴，也成為轟動世界的焦點。為愛入獄，對於今天的年青人來說就像天方夜譚。李爽身陷囹圄，絕不低頭。她表示：“這份愛情在我眼裡這麼真實，這麼純潔，我不會放棄爭取愛與被愛的自由。”白天祥也決不屈服。整整兩年，這位法國“羅蜜歐”積極為營救自己的中國“朱麗葉”出獄而奔走。他感動了法國政界和媒體，甚至整個西方世界對於這宗中法婚戀都給予強烈關注。
　　法國總統密特朗訪華期間，親自請求中國領導人釋放李爽：“請允許這位小姑娘赴巴黎與其相愛的人團聚並結婚。”
　　當年執政的鄧小平親自批示釋放李爽——歷史彷佛重演：中華人民共和國第一位與外國人相戀成功的中央美院女學生宋懷桂，也是驚動了周恩來總理，才能喜獲連理。

　　這就是當時中國的國情：保障跨國婚姻的靠人治而不是法治。如果不是一兩位通達的領導人發話、批示，還會有多少生死離別的中外情侶？遼寧大學學生尹國慶和法國留學生瑪麗安，湖南師院學生梁恆和美國外教夏竹麗，中國社會科學院新聞所研究生高原和美國外教朱麗……“用小球推動了大球”的中美乒乓外交的主角之一、國手莊則棟和佐佐木敦子，也是在鄧小平親自過問下才得以舉辦婚禮。他（她）們都得感謝開明領導賜予了幸福。
　　鬧騰了這麼久，李爽家附近總有些好奇者守在樓門外，想一睹出獄美人的風采：“能迷得法國情種神魂顛倒、玩命救她，一準是個天仙。”見到李爽，他們大失所望：“她一點也不好看！老外準是眼睛長歪了。”
　　1983年底，李爽抵達巴黎定居。1984年2月4日，白天祥與李爽在巴黎舉行婚禮，時任巴黎市長為其證婚。目前夫婦居住巴黎，育有兩名男孩。她在巴黎南部有一間工作室，每天作畫六七個小時。

　　（李爽說：
　　“以行為藝術的開拓性來說，我是當時一個敢於嫁給外國人的中國女人，也是開風氣之先了！在監獄中我只能用功讀書，獄方不給我外國書，我就要求看中國歷史書和古典名著。他們要我和白天祥一刀兩斷，代價是，送我進入正規的美術學院。”
　　“我們結婚之後，曾經因為文化背景的不同產生過相當大的衝突，有時候根本就無法溝通，盡嗆嗆。怎麼辦呢？我也曾經困惑過，但是我絕對不會為這些困惑質疑我的婚姻。因為生活是創造，而不是去毀滅。既然我們為了感情選擇了共同生活，我們也就只能盡力去解決問題，維護我們的婚姻。為此，我們雙方都做出了巨大的努力。”
　　李爽還說：“幸福是我爭取來的。實際上大凡涉外婚姻，因為文化背景和生活方式的差異，都難免遇到各式各樣的衝突，但這並不是共同生活下去的主要障礙。美滿婚姻的秘訣就是，你是否有一個能包容對方的心胸，是否願意為這種包容做出努力。”）

　　李爽事件之後，1983年，《中國公民同外國人辦理結婚登記的幾項規定》出台，要求各地放寬對涉外婚姻的限制條件。

　　不是所有的人都能像李爽的婚姻這樣，經得起外界和家庭內部的風雨的考驗，“公主與王子從此過上了幸福生活”。影星沈丹萍自稱“幸運”，她和德國人烏韋相識於一次偶然的聚會，結婚走過了二十多個寒暑。沈丹萍認為，烏韋最吸引她的，正是他“始終如一的好品德”。但是更多的人、大多數人，戀愛談得火熱，婚姻經營慘澹，這一份名單也幾乎長得沒有盡頭：韋唯傷痕累累，寧靜與美國帥哥分手，楊二車娜姆與挪威“王子”不再走婚……

　　如果說，這些影星歌星婚姻雖然觸礁，但是總算還能夠得到同胞的撫慰和接納的話，那麼最慘的要算乒乓球選手何智麗了。1989年她移居日本同小山英之結婚，改名小山智麗。5年後，小山智麗在廣島亞運會上與中國選手鄧亞萍對陣，喊出“喲西”，讓中國觀眾聽了眼睛噴血。她贏了那場球，卻輸了國人的心。1998年，小山智麗因丈夫感情出軌而離婚，事業與個人生活墮入低潮，國人對她也很少表現出同情。

　　“為了愛不惜背井離鄉、為了愛不怕跋山涉水……”那種早期的浪漫色彩逐漸褪去，當涉外婚姻也成為大潮之際，取而代之的是“新民謠”：“一等美女嫁美軍，二等美女嫁日軍，三等美女嫁國軍（台灣人），四等美女嫁偽軍（海外持有綠卡的華人）……”在學識、技能、經濟實力和海外關係一時欠缺的境況下，姑娘們和她們的父母發現，上帝賜予她們的容貌、儀表，魅力，同樣可以成為推開國門的利器。
　　“出國熱”熱到一定的程度，一種特殊的市場便應運而生——涉外婚姻介紹所，雖然營業招牌上不是這麼寫，大都以出國留學諮詢為名，但經營項目就一個，就是充當“國際紅娘”。

　　幸福的家庭都相似，不幸的家庭各不同。然而作為跨國婚姻，不幸家庭的原因卻有相似之處：文化差異太大。韋唯就說：“我們離婚，並非出現了第三者，也沒有互相猜疑。兩個人的文化背景太不一樣，我感受不到快樂……”
　　資料顯示，海外華人與異族通婚的離婚率相當高。加拿大人和中國人結為夫妻的，離婚率為60％；1997年，日本丈夫和中國妻子離婚的占結婚人數的30％，日本妻子和中國丈夫離婚的占結婚人數的35％。
　　《中國青年報》記者武力自費留學去了澳大利亞，寫了一本自述《娶個外國女人做太太》，賣得很火。武力後來不幸罹患癌症而去世。他的過早去世，是否也與家庭內部的文化差異和衝突有關呢？
　　有專家分析：涉外婚姻成功與否，一個重要因素是看當事人將婚姻當成目的還是手段：為出國而結婚，婚姻往往失敗；為結婚而出國，婚姻往往成功。
　　——但是，婚姻就算失敗，出國畢竟成功。


【五】

　　相比之下，“嫁出去”的人遇到的經濟壓力是最小的，而出國大軍中的絕大多數人，尤其是自費留學者，最大的困難正是在經濟上——所謂“經濟擔保”，大多數都是虛的，一切還得靠自己。天文數字的學費和生活費嚇不倒出國的決心，砸鍋賣鐵也要出去，刷碗扛包也要留下。
　　根據中國官方的統計數字，從1978年到2005年底，中國公派和自費留學生總數高達93萬人，是全球留學生大軍中陣容最龐大的一支隊伍。這支隊伍還不包括非學生簽證的合法移民和什麼簽證都沒有的非法移民，其人數可能比留學生高得多，精確統計數字無從查考。
　　為何會有出國熱？一句民間俗話足以解釋原因：“水往低處流，人往高處走”。人類的跨國遷徙，不論是留學還是求偶，不論是合法申請還是非法偷渡，主要流向都是從相對貧窮的國家流往較為富裕的國家，“尋求更好的生活”“尋求更多的機會”，甚至也許只是為了多生一個、兩個孩子——這就是中國出國熱的驅動力。
　　一位中國學者甚至把中國人職業遷徙的經濟動機進行了“量化”：收入比差在1：1.5以上，促使勞動力跨企業流動；1：2以上，促使勞動力跨地區流動；1：10以上，促使勞動力跨國境流動。這一規律，同樣適用於合法和非法的移民。
　　外國的月亮並不比中國的圓，美國並非遍地黃金。初到異國他鄉，生活是艱苦的，遇到的困難甚至大於他們出國前。但是這並沒有嚇退出國者。因為他們相信：在自由競爭的社會中，自己的一份耕耘就能換來一份收穫，眼下吃得苦中苦，未來才能享得福中福——還不僅是為自己，而且是為子孫：後代能得到比在中國所能受到的更好的教育，更健康的成長環境和施展空間。

【六】

　　中國改革開放之初，中共高層對於是否開放自費留學，是否放寬出國限制，有過十分激烈的爭論。爭論的結果，主張開放的觀點占了上風。

　　（中國民辦學校“新東方”副校長徐小平在接受香港《鳳凰周刊》記者採訪時說：“1978年鄧小平就說過鼓勵留學，他甚至說，出去的人能有三分之一回來就不錯了，教育部也是一種來去自由的態度。但是民間，特別是媒體，反倒顯得很保守，總認為這是‘人才流失’。”）

　　最後的結果，卻是誰也沒有料到的——不僅反對者沒料到，就連支持者也沒料到，實際上的結果，好過他們當時想象：“出國熱”使大批中國學子湧入西洋、東洋最好的學府和企業，取到了“真經”：學到了發達國家的先進科技、人文知識和經營管理經驗。即使那些純粹出外打工掙錢的“假留學生”或偷渡客，也有不少人靠着吃苦耐勞、精明算計，從移居國底層攀升到中層甚至上層，熟悉了發達國家市場經濟的運作方式。
　　“出國熱”熱了不到一代人的時間，我們看到了方興未艾的“海歸潮”，不管是作為外企雇員派往中國，還是回國受聘於中國政府、私企或國企、非政府機構，或者自行創業，“海歸”成功的案例數不勝數。從“聯想”“網易”到“神舟”“嫦娥”，從證監會到交響樂團，“海歸”成為中國走向現代化的大潮中的一滴水、一朵浪花，直接、間接地推動了中國的發展和變革。

　　中國為什麼能夠走出大多數窮國都苦於面對的“人才單向外流”的困境？
　　答案並不複雜：在中國的出國者剛剛學成不久、尚未完全在移居國紮根、尚未喪失回流衝動之時，中國經濟便在全球經濟轉型、西方調整遲滯的時期，及時起飛了！相對於西方，中國展現了人才實現自我價值的更豐盈的機會和更燦爛的前景。這裡仍然符合前述那個“收入比差超過1：10，足以促使勞動力跨國境流動”的規律。促使勞動力回流的收入比差還無須達到10：1這樣高的比例，因為驅動人才回流的動力，還有文化認同、祖國社會關係、親情、鄉情等多種因素。
　　與其他民族相比，無可否認，中華民族的精神文化傳統有着更強的凝聚力，在人才流動的心理動機中占更高的比重——如果說，這對於出國者是更有力的牽制，那麼，對於回國者則是更有力的吸引。
　　隨着“海歸”急劇增多，“海歸”概念的延伸和泛化，“海歸”的含金量開始降低，良莠不齊的問題凸現出來。“海歸”們的境遇和社會地位的變化，對於當代出國者正在發生樣板效應。不過，這已經超出了我們這一《“解凍”記事》的敘述範圍了。


【六集專題片尾聲】

　　出國二十多年的“海歸”，悚然發現，他們面對的中國，與他們離去時的中國相比，已經全然陌生。這不僅因為原來低矮灰暗的平房變成了聳入雲霄的高樓，原來狹窄骯髒的馬路變成了寬闊繁忙的高速公路，也不僅因為原來牆上、廣播中、電影裡的各種革命口號變成了五光十色的商品廣告，更重要的、更深刻的，更始料未及的，是中國人人心大變。
　　通過“解凍”，中國文化結構發生嬗變，革命文化、傳統文化、西方文化，雖然隨時在發生進退消長的三者互動，但基本上確立了三大板塊的“鼎立－互補”結構：官方仍然掌握着影響力最大的媒體和輿論工具，大力進行主旋律的灌輸；傳統文化隨着官方過去壓制和剷除的方針轉向有條件扶植和利用，開始在一邊復甦繁衍一邊變形走樣；西方文化正在不斷進入，擴大其占有的版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