往事微痕----第五十期-跨國婚姻-萬維論壇-萬維讀者網（電腦版）

當年所謂“陽謀”，就是先許諾、後收回，剝奪言論、出版自由，從此建立起了對思想、輿論實行絕對、嚴密控制的“五七體制”。這樣的控制之網始終存在，近年則大有逐漸收緊之勢。於是我們注意到了今年通過的兩個法律。一是經修訂後重新公布的《著作權法》，其中規定：“著作權人行使著作權，不得違反憲法和法律，不得損害公共利益。國家對作品的出版、傳播依法進行監督管理。”這裡所加的“不得損害公共利益”的限制，就給黨和政府任意干預出版自由以極大的法律空間。因為“公共利益”是一個無法界定的概念；而在中國官方意識形態、政治語境下，黨和政府是先天地代表“公共利益”的，因此，黨的各級組織和政府，都可以以“損害公共利益”的罪名，對它們不喜歡聽到的聲音，不喜歡看到的著作的“出版、傳播”進行監督管理。

還有4月修訂的《保守國家秘密法》，明確要求電信運營商和互聯網服務提供商必須“協助警方和國家安全部門對泄露國家秘密案件展開調查”。而我們知道，在中國現實政治條件下，“泄露國家機密”又是一個可以任意、無限擴大的罪名，這就事實上賦予警方和國家安全部門按照自己的主觀認定，隨意侵犯使用互聯網與電信的公民的隱私權的絕對權力，從而根本上剝奪了互聯網上的言論、信息傳播自由。

這裡所發出的信息，是應該引起嚴重注意的。它表明，當局正在有計劃地剝奪公民的思想、言論、出版、信息傳播的自由，強化對思想、輿論的管控。這一方面是前述“五七體制”的延續，同時又有了新的發展：不再是“無法無天”，而是自覺地運用法律手段（這也就暴露了當局所謂“依法治國”的本質）；並且用“維護公共利益和國家安全”的名義，代替以“反黨，反社會主義，反革命”的控告治罪。這是一種更加精緻、嚴密，更加“現代”的思想、輿論控制，更具有“合法性”、隱蔽性、欺騙性，因而也是更令人恐怖的。

在這樣的大背景下，來考察最近對《往事微痕》的打壓，包括對本專輯編輯工作的干預，就可以明白，這都絕非偶然。當局正是要藉此而發出明白無誤的信息：第一，不但不允許發表反對意見，也不允許發出當局不願意聽到的聲音，包括歷史的反思。我們在一開始就追問“反思為什麼如此艱難”，原因就在這裡：在當下的中國，言論自由只限於歡呼“就是好，就是好”（當局稱為“主旋律”），其他的聲音都是“不和諧音”，都是隨時可以限制、取締的。第二，一切當局無法控制的民間聚會，哪怕僅是茶敘，也都在嚴禁之列——而這兩點，如果完全、徹底、普遍地做到了，就真的離反右運動和文化大革命不遠了。本專輯裡的許多慘痛的記憶，就不再僅僅是“歷史”了。

更耐人尋味的是，出面干涉《往事微痕》這些言論、活動的，都是公安部門、國家安全部門和所謂“維穩辦”。這就表明，當局是把這些右派老人視為“有礙國家安全的不穩定因素”的。其潛在的罪名，依然是“反黨，反社會主義，反革命”，不過換了一個說法。這更是說明，反右運動的邏輯依然支配着當下中國的統治者，影響着政治、思想、文化、國策的制定，這或許是更加值得警惕的。

“五七體制”的另一個重要方面，就是嚴密的，無所不在的，對社會的絕對控制，建立了嚴厲的監控、懲治機制。不僅有監獄、勞改所、收容所這樣的專政和准專政的國家機器，還有群眾專政的告密、監控系統。這是一個真正的天羅地網，將社會每一個成員的物質生活、精神生活，以至最隱蔽的私生活，都控製得嚴絲密縫，少有疏漏；並將一切鑽網的努力都消滅於萌芽狀態中，如有破網者更是嚴懲不殆——這是經歷了毛澤東時代的大多數人都有的切身體驗；本專集裡的許多文章，都在這方面留下了血的記憶。

問題是，這樣的毛澤東遺產，正在被自覺地繼承和發展：在2008年的奧運會經驗總結中明確提出，要建立“打防結合，預防為主，專群結合，依靠群眾”的“社會治安防控體系”。這樣的經驗，在2009年的國慶慶典和2010年的世博會，都得到更為嚴格的實施，並有了新的發展。這就是在全國各基層，發展“維穩信息員”、“治安志願者”，用網上的說法，就是將“臥底”遍布全國。這本來就是前述毛澤東時代社會控制的重要手段，不過當年是秘而不宣，現在卻作為經驗公開宣布；當年是用政治手段培養臥底，現在卻是用金錢收買，將其職業化——我想，每一個毛澤東時代的過來人，面對這樣的新發展，都是要倒抽一口冷氣的。

這絕不是歷史，是我們必須正視的現實：當下的中國，在強化政治、思想、社會控制方面，正在自覺地向毛澤東時代靠攏。

問題的嚴重性更在於，這是有社會、群眾基礎的。魯迅說過：“曾經闊氣的要復古，正在闊氣的要保持現狀，未曾闊氣的要革新。”（《而已集。小雜感》）。在當下中國，“曾經闊氣”的毛澤東時代的骨幹與積極分子，“正在闊氣”的權貴資本階級事實上正在聯合（儘管他們之間也會存在矛盾），自覺推動毛澤東時代的復活。他們正借着“中國崛起”打起“愛黨愛國”的旗號，試圖影響年輕一代，這樣的蠱惑，對完全不了解毛澤東時代的歷史真實，而又富有愛國主義、民族主義熱情的年輕人的吸引力是不可低估的。更值得注意的，是一些知識分子也在將這樣的復活毛澤東時代的努力理論化，合法化；他們聲稱，強化政治、思想、社會控制，是建立“強有力的有效政府”所必須的，是“中國道路、中國模式”的優越性所在。所有這些都表明，今天的中國，正形成了一股試圖復活毛澤東時代的從上到下的強大的社會勢力和社會思潮；正在深刻地影響着中國現實和未來的發展，這是絕對不能視而不見，掉以輕心的。

因此，如何認識毛澤東時代，是當下中國政治、思想、文化、學術的一個不可迴避的問題。努力恢復毛澤東時代的歷史真實，就具有了極大的現實重要性與迫切性。本專集裡的歷史當事人的回憶和反思，正是在這樣的政治、思想背景下，顯示出它的現實意義。儘管這還不是對毛澤東時代的全面討論，那是一個更加複雜的問題，需要對歷史事實進行更全面、精細的發掘、梳理，和更深入的學理的研究；但第一，它是真實的——之所以要這樣強調，是因為今天正有人對年輕人說，毛澤東時代的一切錯誤、災難，包括大饑荒所造成的大死亡，都是不存在的，或是被誇大的。因此，我們必須用事實，而且是血的事實，戳穿這些遮蔽歷史重要方面的謊言。對待歷史的科學態度，絕對要求面對“一切事實”，包括本專集所揭示的這些讓不了解那段歷史的善良的人感到恐怖，也讓一些人不安的事實。第二，如前所說，這裡所揭示的事實，在今天的中國，還在以不同的形式繼續發生，而且還有人要當作歷史的正面經驗加以推廣，它就有了警示的作用——我讀本專集裡的文字，就總要想起年輕時候讀過的《絞刑架下的報告》裡的那句話：“人們啊，你們要警惕！”

本專集的第二個警示意義，就是它提醒我們思考：要做怎樣的“人”？——當下的中國，正面臨着深刻的“人”的危機，民族精神的危機。

我讀完本集中的文字，腦子裡縈繞不去的，是兩個人的形象：老共產黨游擊隊員，原廣西環江縣的首任縣長、縣委副書記王定；底層百姓、原廣西鹿寨小學教師傅世傑。他們在1949年後的中國，地位懸殊，文化程度也不同，但卻有着同樣的遭遇：都被打入右派深淵，受盡磨難。但又始終不屈不撓地追求自己的人生目標——完全可以把他們視為廣西，以至全國右派的典型代表，而又有不同的啟示意義。

王定，心中惟有老百姓。其為官之道是“察民瘼，摸民心，為民謀利”。因此，1955年就發現了農業合作化所滋生的弊端，於1956年在全區、全省，甚至全國首先倡導並推行“包產到戶”，因而在1957年劃為“極右分子”，整個縣委也被迫改組。在王定自己已經成為賤民後，他依舊關心人民疾苦：1958年大躍進中新任縣委書記一手炮製的“密植奪高產的假戲法”、“放衛星後的高徵購”、“追瞞產置人於死地”，以致最後“大饑荒，餓死五萬人”——所有這些發生在環江土地上的荒唐事、大悲劇，他都看在眼裡，“感到揪心地痛楚”。他冒着巨大的風險，先後十二次向廣西區黨委和黨中央反映、申訴，卻毫無迴響。在他自己獲得“改正”以後，又為之奮鬥了近二十年，最後才在報上發表文章《狂熱及其災難》，揭開了40年前環江慘劇的真相，“對歷史作出了嚴正交代”。而歷史也給他以公正的評價——當之無愧的環江人民的真正公僕。（參看：王定：《一顆“衛星”五萬人命》、盧蒙堅：《中國包產到戶首創者王定的遭遇》）在我看來，這同時也就樹立了一個“為官”的標尺，並向今天每一個執政者發出考問：你自稱“公僕”，但你能夠像王定這樣為維護人民的利益，不惜得罪上級，以至丟掉“烏紗帽”嗎？你能夠幾十年如一日地堅持說真話，堅持為老百姓“鼓與呼”嗎？

而我們特別感興趣的，是同在環江縣，王定之外，還有一位繼任縣委書記洪華。他的為官之道就是迎合上級，作假虛報，打擊說真話的幹部，壓榨百姓，不惜以百姓的生命來染紅自己的“烏紗帽”。對於宣稱以“為人民服務”為宗旨的中國共產黨，本應該以王定這樣的黨的幹部為依靠對象，這才是立黨之本；而洪華之流則是真正的“害黨之馬”。但正是在毛澤東時代，王定被整得家破人亡，洪華則步步高升。這樣的“選劣淘優”的“自噬”機制，顯然是中國共產黨自身腐敗的重要原因。而下面這個事實卻更為發人深省：洪華曾因民憤太大而判刑，到了八十年代，卻被宣布“平反”；而王定則和所有的右派一樣，只獲“改正”。這樣的鮮明對比，正說明即使在改革開放以後，亦或直到今天，也依然延續着毛澤東時代的“自噬”體制。這是現行體制的一個致命傷，同樣應該受到考問。

傅世傑，這是在廣西城鄉隨處可見的普通婦女，但她身上卻處處閃現人性、人格的光芒。一是善良：她自己身處困境，卻賣血為右派難友雪中送炭；在遭到反誣和傷害後，卻絕不記恨，仍然以善待人。二是活得尊嚴：拒絕下跪，拒絕掛牌，因此失去工作，陷於生存的絕境，卻絕不後悔。三是堅韌：以柔弱之軀，獨自支撐着有着四個兒女的家庭。憑藉自己的勞動，清清白白地活着，並且總能絕處逢生。因此，當苦難結束，她能夠坦然地說：“我，作為一個大寫的人，問心無愧，理直氣壯地活在這個星球上。”（傅世傑：《血淚澆心——一個女右派的悲慘實錄》）——在今天，這同樣是對我們每一個人良知的考問：在這價值混亂，道德淪喪的時代，你守住了“為人”的底線了嗎？你活得尊嚴嗎？你的靈魂還是乾淨的嗎？在出席張志新、林昭塑像揭幕典禮時，我在紀念冊上寫道：是這些民族聖女“在民族精神墮落的黑暗年代，拯救了我們民族的靈魂”；現在，我又要說，傅世傑也是我們民族靈魂的拯救者。今天，當再一次面臨民族精神危機時，我們要高聲呼喚“傅世傑”！

無論是當年，還是今天，與傅世傑們同時存在的，還有告密者，吹牛拍馬者，出買靈魂者——社會從來就是這樣。問題是，一個健全的社會，會“揚善抑惡”，傅世傑們備受尊敬；出買靈魂者則為人們所不恥。如果相反，傅世傑們處處受壓，出買靈魂者橫行於世，這樣“揚惡抑善”，正氣不彰，邪氣上升，這個社會就出了問題，而且是大問題了——不幸，我們正生活在這樣的社會；過去如此，現在也如此。這也是一種“自噬”，民族的自噬，這是應該引起警覺和深思的。

我們為王定們和傅世傑們的存在，感到自豪與欣慰，從中看到了希望；我們又為王定們和傅世傑們總是擺脫不了不幸的命運，感到悲哀，從中看到了危機。

正是這兩個方面，構成了歷史與現實的中國的真實。我們要從正視這樣的真實出發，開始新的思考，新的探索，新的努力——我們的“反思”就真正有了意義。

2010年5月10日——12

日

幕已落劇未終

原編者

廣西來賓縣古瓦和柳江縣新興兩個勞改農場，在上個世紀50至70年代，曾關押過2000多名被勞動教養的“右”派分子。《屈辱的歲月》僅僅是他們斑斑血淚史之一頁，2006年夏共印了280本(2001年印了一本《百草情》10萬字)。後來，有幾位編者被“維穩辦”“問話”。一位編者當面慨贈本書，說：“書中寫的，句句是實。我們受苦受難幾十年，今天難道連講幾句話都不行?!”這才不了了之。聞說，1982年6月12日廣西區黨委統戰部上報：廣西共劃右派14740人，已改正14681人，不予改正46人(14740是否“縮水”；今天是否都“改正”了?無法得知)。大家知道：副省長陳再勵、省委組織部長王夢舟、宣傳部長駱明、文教部長王勁、財經部長廖原、兵役局長廖聯原(大校)被打成“右派集團”。廣西是重災區。如：平樂縣劃了500多右派；荔浦縣委和人委機關的幹部，70％被打成右派，人去樓空，基本癱瘓。

在那無情的年代，柳江縣法院門庭若市，離婚訴訟盈尺：女方“被迫自願”，男方“魂斷藍橋”，法院“秉公判離”(只有極少數是假離婚)——“夫妻本是同林鳥，大限來時各自飛”……

奇怪的是，勞教了3年才宣布“勞教定期”(3年白搭了)。就這樣：投入勞教——勞教定期——解除勞教不摘帽留場——解除勞教摘帽回家——解除勞教摘帽留場就業。這“留場就業”極可怕，實際就是無期徒刑。“留場就業”的原因是：一、老婆離婚，無家可歸；二、老婆單位不同意入戶；三、原單位拒不接收。因此，當年竟有55名右派分子在勞改農場足足羈押了21年!直到公元一千九百七十九年三月三十一日，農場發給每個人一點錢，並用汽車拉到火車站，任其作鳥獸散……這55人中有一位叫曾紀正的，是鐵路扶輪中學地理老師，湖南人，老婆和女兒在長沙，有房子。老婆離婚後，他有家難歸。當他終於被清理回原校時，校方才告訴他：當年並沒有定他為右派。忠厚老實的曾老師驚呆了，禁不住大聲抗議道：“我為什麼不是右派?!”

在三年大饑荒期間，勞改農場的右派幾乎人人浮腫。古瓦農場和新興農場當時餓死了多少老右，誰也不知道。農場醫院設在廣林中隊。據一位當年在醫院做護理的右派透露：前後送來的病號約七八百人，大多有來無回。那個地方到處都能看見用小木板甚至磚頭寫着“×××之墓”的土饅頭，一任日曬風吹雨淋牛踩——墳墓是永恆的沉默，真是愁煞了苦苦尋覓的斷腸人!

新興農場右派分子死亡人數屬於國家機密，至今從未公布，想來不至於像夾邊溝死的多；但這絕非老毛開恩，實是老天有情。因為，新興接近北緯24度，夾邊溝卻接近北緯40度。不過，我們親歷的“國家機密”也有些少：王成(廣西人民出版社辦公室副主任)被鬥打致死。秦黛(作家)和朱世安(廣州海政文工團。他舅舅是有名的包天笑)被鬥打後送廣林醫院死亡。田映(才20多歲)挨鬥打後撞牆慘死。蘇漢鈞，中學教師，不承認是右派，拒絕出工勞役，被拷上腳鐐，關在牢裡，直關到死為止。阿們!魏永壽，花名毒蛇，愛打小報告；挨斗後想不開，身捆石頭在夜晚跳水塘自殺。王朱田均未結婚，人死子斷孫絕。多年之後，在熱心難友何榕高主持下，我們在柳州市郊梳妝嶺之陽為王成修了一座墳墓，裡面只放有一頂帽子。每逢難友聚會，大家都要去王成墓前祭掃一番。已故難友馮建國說，它是廣西右派的“圖騰”。

在“文革”中，灌陽縣水車鄉右派蔣潤琪(小學教師)時紹光兩家共10多口人，除了一孕婦，全被殺光。南寧市郊明陽農場右派曾南星、龍孔光、汪說漢、劉忠開被就地槍決；還有一些右派被裝進蔴袋丟進邕江淹死。平桂礦務局右派張泮生被活埋……

勞改農場竟有兩位老紅軍“右派”，一位叫李志英，原宜山統戰部副部長，山東人；一位叫李耿昭，廣西龍州人，紅八軍幹部，知識分子，死於新興農場廣林醫院。還有個柳州鐵路局的“右派”工人王和科，是個文盲。

老紅軍“右派”、工人文盲“右派”、抗勞教“右派”、非右派“右派”：“右派博物館”一級文物。

這裡，值得推薦兩位難友。一位是包產到戶全國首創者王定。他去世後，家人為他立墓碑：“反黨反社會主義右派分子”、“不屈不撓爭民主人民英雄”，眉額“廣西納吉”。李昌玉譽之為“中國獨一無二的右派墓碑”。李老師說：“這是罕有的勇敢，坦然的心地，自豪的稱謂，更是憤怒的抗議。”“不屈不撓爭民主人民英雄”是家人和百姓對他的禮讚。“廣西納吉”則是地方黨報賜封給王定的光榮惡諡。

另一位是第一個揭露“文革”吃人肉獸行的王祖鑒。他原是來賓縣委副書記，夫妻右派，被貶到武宣縣文化館打雜。他冒着生命危險，搜集武宣在“文革”中殺人吃人肉100多名的事例，通過廣州友人向中央舉報。中央派歐致富率兵一連馳赴武宣，才制止了殺人瘋。

廣西難友積極響應由史若平教授執筆的《要求平反右派大冤案補發物質和精神損失》上書，至2008年春全國聯署簽名的四千餘人中，廣西就占一千多人。直到今天，廣西百色地區平果等縣基層的難友仍然生活在貧困之中，晚景極為悽慘，至今沒有得到應有的照顧。

為了不致被厚厚的歷史灰塵所湮滅，我們在2006年收集了一份當年在古瓦和新興勞改農場的右派難友名單，讓大家增補訂正。現共得500餘人。今天，我們要高聲呼喚：廣西的右派難友，親愛的兄弟姐妹們，你們在哪裡……

讀了這個專輯，人們會發現：這些所謂的右派，原來卻是理性、純樸的一群。他們既無野心，也非狂妄，他們忠於祖國，忠於民族，忠於人民；但是，幾十年來卻被誣衊，被扭曲，被踐踏，被傷害。

53年過去了，難道人生都有兩個53年？國務院1980年68號文件《關於錯劃右派補發工資的通知》發布30年了，難道還要再等30年才落實?!

《屈辱的歲月》編者 2010年清明節

《屈辱的歲月》編者按：“改正”不等於“平反”。右派只“改正”，但未“平反”。因此，至今不予補發被扣21年的工資。即使貴如朱鎔基，也一樣。“改正”了，就是完整的公民嗎？

一顆“衛星”五萬人命

廣西全州王定

40年前，即公元1958年9月9日，廣西環江縣放出了水稻畝產稻穀13萬斤的“大衛星”。這顆全國最大的水稻假衛星，在一個正常年景里，給環江縣造成巨大災難，黨和政府的威信更是受到難以估量的損失。

自1949年末建立環江縣政權之始，直到1957年底反右，我是環江縣的首任縣官，有責任就所親見、親聞及30多年來搜集的有關資料，具書陳述，並供後世查尋。

環江縣位於廣西西北部，總面積4500多平方公里，居住着毛難族、壯族、漢族、苗族、瑤族、仫佬族、水族、侗族等多種民族。山區人民敦厚純樸。環江是個產糧大縣，畜牧業以養牛、養豬為主，農民有圈養黃牛的傳統。縣內森林資源較為豐富，有大片的原始森林（只是在放水稻大衛星後兩個多月，環江又放出日產鋼鐵6萬噸的大衛星，原始森林遭到嚴重破壞）。

合作化滋生弊端

土改後，農民分得了土地，生活有所改善，生產積極性很高。1953年開始成立互助組，隨即成立合作社。1954年春，全縣只有3個初級農業社。1955年初，上級要求提高合作化的進程，在幾個月內，多數農戶已加入農業合作社。遵照上級指示，1956年春，全縣的初級社又全部合併為高級社，共計有109個。

成立高級農業生產合作社後，實行集體的生產方式和統一的分配製度，這給環江的農民帶來許多困難。尤其大石山區，一些居住分散的農戶，為了參加集體勞動，五更前便要起床，走兩三個小時山路後才能到達勞動地點；下午集體收工後，回到家中已近半夜，全家老少，叫苦不迭。秋後分配也出現諸多問題，一個村屯收穫的農產品，其他村屯農民都來參加分配，農產品互相挑來挑去，疲於奔命；偏僻的村屯種出的糧食瓜菜，因路途遙遠竟無人收割爛在地里，造成了浪費。有的梯田田塊小，集體勞動也極不易，有的人形容一個螞蟲另（青蛙）可跳過12條田埂，田塊太小，幾頭牛進去無法耕犁。不合理的生產方式使農民難以適應，群眾對此反應強烈。

包產到戶、到組，縣委遭改組

上述情況反映到環江縣委，當時正好又接到上級要求整頓農業合作社的指示，縣委決定由我帶幾個同志下鄉調查，其中有農業部副部長李堅和下南區委書記韋明等幾個幹部，下到幾個經營管理問題較大的大山區鄉的高級社調查整頓。

調查回來後，召開了縣委會。根據實際情況，縣委決定在邊遠山區實行“水稻三包（包工、包資、包產）到隊，到組，到戶，超產獎勵，旱地零星作物下放到戶”的經營管理辦法，並在1956年9月12日縣委三級幹部大會上提出討論。會後縣委還組織部分幹部到景陽、希遠兩個山區社介紹“包產到組到戶”和“小作物下放”的經驗，總結了山區搞三包到戶的優點和好處。1956年11月5日

，我就此向宜山地委作了專題書面報告。

我的報告上報地委後，地委以文件的形式給我們扣了破壞集體經濟、帶頭走資本主義的大帽子。提出方案的環江縣委被迫改組。原縣委4個正副書記，3個劃為右派，書記王定劃為極右，副書記車丙寅、陳朝群為右派；農村部正副部長譚彥明、李堅劃為中右；全縣8個區4個區委書記劃為右派，一個劃為中右，全縣幹部中有97人打成了右派，66人被劃為中右；更多的則被扣上‘王定的社會基礎’的帽子，被清除回農村管制勞動。

密植奪高產的假戲法

1957年11月，新任縣委書記洪華等人清洗了一大批所謂“右派”分子以後，接着在全縣開展大躍進運動，提出“不怕做不到，只怕想不到，只要想得到，一定能做到”的口號。洪華曾宣告要“爭全區第一，全國第一，天下第一，他在大大小小的會議上打“擂台”，誓言要放水稻高產衛星。

為了讓環江放出天下最大的水稻高產衛星，經過縣、區兩級的精心策劃，決定選用並蔸的方法。柳州地委（這時環江縣已改屬柳州地區管轄）領導也特別關照環江的水稻衛星，並為放衛星具體地指出了方向。他們暗示：“……湖北3萬斤畝（產）的衛星是把6畝移到1畝里去了。全國衛星沒有10萬斤（畝）是放不出去的。”

縣裡根據上面意圖，制定了實施方案，派出副書記季某和農業副部長覃某、李某等一批人馬，於1958年8月22日前後，召開了城管大隊農業社的社隊幹部會議，8月23日

，行動開始。

具體的做法是：把原來搞試驗的一塊1.13畝試驗田中的禾苗全部拔出來，再犁耙、深耕，將大量各種肥料施入田中，然後耙融耙爛。8月28日至30日內，動員當地社員、縣直機關幹部和在縣裡參加集中學習的中小學教師等近千人，從城管大隊的南門、北門、地麥、陳茶、良傘、三樂大隊的劉家、地理、歐家等生產隊的一百多畝中稻秈谷水稻田中，選出長勢最好、且已成熟的禾苗，將禾苗連根帶泥移到試驗田中並蔸。由於不分晝夜，那塊田的並蔸兩天即告完成。其植之密，乃至小孩在禾苗上即使爬來爬去也掉不下來。

在並蔸過程中，為了將禾苗穩住，他們用木樁支撐後再用竹篾片攔腰，將田塊分割成五六尺見方的格子；四周也用木樁頂實，這樣禾苗便直立在一塊一塊的格子裡。他們還在田頭搭棚紮寨，成立現場指揮部，裝有電話機，由大隊幹部日夜看守，派專人護理。移植的禾苗密不通風，他們便用噴霧器改成鼓風機，給禾苗插裝竹管，由十多個人輪流鼓風，日夜不停。

按常理，禾苗在收割前是無須施肥的，但是人們不斷給這塊地的禾苗施肥。在施人畜糞尿時，糞渣子粘在葉片上壓了禾苗，人們竟用蚊帳將糞水過濾，再用灑水壺噴灑。

一台密植奪高產的假戲，布置就緒。對此，不少人表露了反感的情緒，但均被壓制。

畝產13萬斤的“製作”過程

1958年9月初，以洪華為首的環江縣委就向柳州地委和自治區黨委報了喜，聲稱要放一顆畝產超10萬斤的全國最大的衛星。自治區、柳州地區黨委隨即發函邀請各新聞單位和電影製片廠到現場採訪報道；還組成檢查驗收團，成員有黨政領導、政協領導，還有廣西農學院、廣西大學等科研院所的與水稻種植有關的教授、專家。

1958年9月9日

上午10時左右，中共環江縣委書記洪華，向一名領頭開鐮的副書記授勳似的授給了系有紅綢帶的新鐮刀，舉行了隆重的開鐮儀式。開鐮儀式共有6000多人參加，包括特邀來的檢查驗收團成員，來自廣西各縣每個生產隊的參觀者、環江縣各公社的代表以及奉命到場的當地社員。400多男女社員參加現場收割。

在收割時，把田頭收割下的穀子用一擔擔籮筐裝滿，每人一擔挑起排成隊伍，在縣城主要街道游轉一圈後，把穀子運到縣委大院過秤堆放。在街道上遊行時，在四個生產隊的糧倉里，一群群社員遵照指令，將準備好的一擔擔穀子等遊行隊伍路過時，就尾隨跟上。挑谷遊行的隊伍人數，一下子便增加了兩倍多。

即使如此，恐怕還不能達到預計的產量。在亂鬨鬨的過秤現場，策劃者又施展魔術，指揮過完一次秤的，不倒上谷堆，又挑起穀子回到未過秤的隊伍中再次過秤。如此循環往復，過秤的數字便越來越大了。

經過十幾個小時的折騰，縣委大院堆滿了穀子，統計人員從登記簿累計出數字，這塊試驗田共1.13畝，當天收割了1.075畝，收到干谷140217.4斤，折合畝產130434.14斤。就這樣，一個全區、全國、人類歷史上空前的水稻畝產最高紀錄便魔術般地“創造”出來了。

事後細心的人士作過了解和統計，當天在這塊收割的1.075畝稻田裡，實收穀子26000多斤；從四個生產隊的糧倉里又挑出了67000多斤穀子參加過秤；另外47217.4斤，則是團團轉、重複過秤“創造”的。

策劃者要求驗收團在驗收喜報上簽名。大多數成員都把自己的大名列在了參加驗收的名單裡。

不過，區黨委組織部一名副部長陳東沒有簽名。

第二天，1958年9月10日上午，縣委書記洪華為試驗田的大“豐收”舉行了有中央和區、地各新聞單位16名記者參加的記者招待會，正式宣布這塊1.13畝並篼移植的試驗田已收了1.075畝，實收干谷140217.4斤，平均畝產130434.14斤，尚有0.055畝未收，留待以後組織參觀。全國最大的水稻衛星，就這樣放出去了。

浮誇騙來榮譽、權位

環江縣放出荒謬絕頂的“大衛星”，榮譽也隨之而至：環江縣成了區內外聞名的紅旗縣、上游縣，縣委書記洪華成了英雄。在地委召開的三級幹部會上，洪華除披紅掛彩，還領到一面特大紅旗。洪華在扛紅旗回縣裡那天，預先動員和策劃的歡迎隊伍擠滿街頭，在一片鑼鼓和鞭炮聲中，洪華被高高抬起，從街頭一直抬到縣委會。

洪華不斷地吹噓、浮誇、放“衛星”，也一次次得到獎勵。有人統計過，在環江縣委書記兩年多的任期內，洪華共領到過96面紅旗。洪華漸漸以黨的化身自居，樹立他在環江縣的絕對權威。在環江縣，洪華要去哪裡，必先打電話通知當地，要求組織社員夾道歡迎。有一次洪華去山川公社巡視，離公路遠的社員晚上要打着火把往公路邊趕，有的凌晨兩點鐘便守候在公路邊。全公社18000多人口，這次出動了11000多人，歡迎的隊伍有5里之長。

放“衛星”的“功臣”相繼得到提拔和重用。洪華後來被提升為中共柳州地委書記處書記。

放衛星後的高徵購

環江的糧食似乎已堆積成山，無倉可放了。不過，1959年初，縣裡向上級匯報和向外公布的數字是：1958年全年糧食總產量3.3億斤；而實際的產量卻只有1.05億斤（就是這個數據，也還含有水分）。

環江糧食“豐收”了，向國家多交徵購糧是理所當然的，上級給環江下達了0.71億斤徵購糧任務，是上年（1957年）實際完成任務的4.8倍。這當然無論如何也完成不了。

不能完成徵購任務，怎麼辦？縣裡便強迫基層幹部和農民上交糧食，說是反“瞞產私分”。柳州地委在環江縣水源公社召開現場會，組織了全地區3340個社隊幹部和社員代表前來參觀。他們預先策劃和布置了瞞產私分的假現場，證明群眾有糧不交，向參觀現場的隊干和群眾施加壓力。這次會議逼出達2.4296億斤的所謂“後手糧”（即黑糧和瞞產糧）。

結果，各社隊僅留的一點口糧和農民家中的存糧都被當作“後手糧”上交外運了。但是，催交徵購糧仍沒有放鬆和停止，到1959年春，農民的口糧都無法保證，糧食出現全面緊張，斷糧的農戶越來越多，四五月間饑荒出現，死人日益增多。這時區黨委貫徹落實中央鄭州會議精神，給環江批了100萬斤統銷糧，才使環江人民勉強度過1959年上半年的饑荒。

1959年8月廬山會議召開後，全國掀起了反“右傾”和保衛“三面紅旗”運動，一場高產浮誇、高指標分配徵購任務的狂風吹到環江縣，伴隨而來的“反瞞產運動”掀起了新的高潮，環江縣委書記洪華自告奮勇，爭當先鋒。

1959年，上級分配給環江縣的糧食總產量指標是9.6億斤，比1958年的3.3億斤又翻了兩番，分配下來的徵購任務是貿易糧0.71億斤（折合原糧便是1億斤），而當年環江縣實際產糧僅為0.828億斤，將全部糧食上繳也交不出這1億斤糧食，群眾無糧可交。

實在沒辦法，只得將原來分配的9.6億斤總產量調整為2.4億斤總產量上報，按上報的2.4億斤產量，環江縣1959年分得徵購任務0.385億斤貿易糧。洪華為了奪紅旗，在當年10月20日地委召開的三級幹部會議上報完成了0.388億斤。環江縣倒是又扛回了一面紅旗，但實際入庫數僅有0.1881億斤。

虛報的數字，要用實物去兌現，各公社都無法用實物去完成分配的任務，當權者以高壓手段強迫農民交出糧食。

追瞞產置人於死地

縣裡開展反“右傾”、反瞞產的政治鬥爭：召開大會，發動各公社開展聲勢浩大的反“後手糧”（即反瞞產）運動。在會議上，由各大隊選一個報產量報得多的小隊為標兵，要其他小隊向他看齊，達不到的便是瞞產私分，就要挨斗受批。他們還要報得多的小隊幹部去批鬥報得少的小隊幹部。不願多報的、報不出瞞產私分的人，就要拿去“小勞改”，不給飯吃。

在洪華親自蹲點的城關公社陳雙大隊的逼糧會上，連斗連傷加上挨餓，竟死去13人。洪華還說：“這些人是社會主義的逃兵，死去幾個不要緊。”

逼得走投無路，也有人在會上當眾指摘洪華放衛星是好大喜功、出風頭、吹牛皮。這些人都遭到殘酷的迫害，有的甚至被迫害至死。

為了完成上交徵購糧任務，環江縣委按自治區的布置，將各集體小倉庫里的糧食作為徵購糧一起併入國家倉庫，這樣總算完成了徵購任務0.3156億斤。

縣裡既將群眾的口糧，豬、牛牲畜的飼料糧全部併入國家倉庫，又實行餓死人也不給開倉的政策，誰若擅自開倉，輕的開除黨籍、公職，重的挨批挨斗，甚至被整死。

城關公社塘蘭大隊黨支書崖日堅，不忍讓群眾活活餓死，開倉庫撥了部分糧食給斷炊的群眾救急。洪華在全縣三級幹部會議上指着崖的鼻子大罵：“有你崖日堅，就沒有我洪華；有我洪華，就沒有你崖日堅。”於是這位土改的積極分子、多次的勞動模範、合作化的帶頭人、公社黨委委員、大隊支部書記，就被當場宣布開除黨籍，撤銷一切職務，並被罰站到散會。此後又被拉去縣裡和村里，召開大大小小的鬥爭會。這位身強力壯的30多歲農村好幹部走不到兩里路，活活地餓死在回家的路上。

飢餓難以忍受，一些不甘心等在家中餓死的人紛紛外逃，到貴州、金城江等地討飯。縣委即下令追捕，集中關押進行“教育”。在關押之中，連悶帶擠，死去44人。在追捕過程中，水源公社書記韓祖文曾按照洪華指示宣布：“外逃人員經動員還不肯回來的，就打死算了。”

大饑荒，餓死五萬人

饑荒愈演愈烈。社員家中無炊煙，幾個公社的公共食堂都長期停火，最長的達130多天，最短的也有1個月以上。因飢餓造成了各種疾病、浮腫、肝炎、乾瘦、婦女子宮脫垂等病人不斷增多。

據調查，1959年5月至6月間，環江縣的明倫公社病倒1600多人，其中重病1004人，浮腫486人，死亡146人。

在1959年至1960年間，環江縣究竟死了多少人，沒有統計出一個準確數字。我的計算方法是：我任縣委副書記兼縣長的1954年人口普查時，環江縣的人口為15.7萬人。當時實行獎勵多生育政策，是人口增長速度最快的時期；到1959年，環江縣人口已增長到17萬多人；而到1962年，全縣統計發布票人數（當時發布票是一人一份的，這個數據比較接近實際人口）是12萬人。粗算下來，這段時間人口減少了4萬多，占當時人口的四分之一。另據自治區一位領導在1995年春節告訴我，環江縣在那一場災難中死去5萬多農民。

據當時調查者不完全的統計，1959年至1960年，城關公社的陳雙大隊、付點公社的中山大隊、馴樂公社的康寧大隊等大隊的死亡率分別為26%、46.57%、5.5%；水源公社的龍樹屯、馴樂公社訓林大隊岩口屯兩個自然村的村民則死光了。據對水源公社所死的1706人的情況調查，其中餓死的有1500多人，鬥爭吊打至重傷而死的82人，當場斗死15人，開槍打死5人，全家死絕的有9戶。

迫害反映情況的好幹部

面對着不着邊際的浮誇和大量死人的嚴重事實，有良知的人曾用不同的方式進行抗爭。但在狂熱的背景下，抗爭不但無濟幹事，反而屢遭無情的迫害。

1959年3月，環江縣人委幹部譚紹儒在剛出現饑荒時，就以環江縣城關區公所的名義向中央和報社寫信反映飢餓情況：“木薯在環江來說約在1940年引進的，至1954年王定號召推廣作養豬的飼料，自古以來人民是沒有吃過的……洪華看待環江人民（連）雞狗也不如……現在人民每天吃一斤木薯，吃木薯還壓迫群眾講每天吃兩飯一粥，菜是每餐三菜一湯，……請（問）洪華書記，三菜一湯在哪裡。請上級黨委深入農村調查。”此信被洪華截獲，他指定公安機關拍成照片，在全縣範圍內查對筆跡，追查寫信人，後來查出是譚的筆跡，便下令組織機關幹部進行鬥爭，並在全縣輪流批鬥。譚後來被開除公職，送回農村監督勞動。

1959年3月，譚紹儒又以“環江縣全體農民”的名義，寫信給毛澤東，信中寫道：“在我們環江縣委直接領導下，在實踐中，有些是中央提的不相稱的，請派員下來深入調查，針對問題糾正。”“環江畝產十三萬（斤）糧食是怎樣得來的呢，縣委領導把那塊田耙好，在禾苗已抽穗勾頭穀粒已黃近收時，把禾株全部拔出來雲集到那塊田裡（發動整個的群眾來搞），這不是浪費勞動力嗎？這樣做我認為十三萬斤太多（少）了，那塊田可堆百多萬斤穀子呀”。這封信也成為譚攻擊“三面紅旗”的罪證。

為掩蓋環江死人的真相，洪華曾對郵電局長下令：“凡是寫給上級黨委的信，全部扣留，送交縣委審查。”

1959年上半年，環江各地開始出現餓死人現象，幹部群眾議論紛紛。洪華則說：“死幾個人值得什麼大驚小怪，有生就有死，生生死死，死死生生，這是自然規律。”

1959年下半年，縣人委監察室副主任羅傑多次反映明倫公社死人多、餓死路邊也無人掩埋的真實情況，結果被扣以“對黨不滿，是反領導”的罪名，於當年10月被停職反省，管制勞改，在機關反覆批鬥，每天罰撿三擔牛糞。

1960年1月，城關公社副主任莫仁忠下到塘蘭大隊，見到病人很多，死人現象嚴重，回來後與醫院院長談論，院長向洪華匯報此事，洪華聽後氣憤地說：“莫仁忠反映社員沒有吃，病人死得多，真是豈有此理！這個人一向右傾，你們要好好解決他的問題。”結果莫在反右傾中給戴了頂“右傾分子”的帽子。

有些環江籍部隊戰士回家探親，見餓死家人，寫信到報社被批迴環江調查。結果，有的被開除回家，有的被送去勞改。

設置障礙，調查受阻

後來，自治區還是覺察出環江縣大量死人的現象。1960年3月，區黨委、地委檢查團的一個組來環江縣實地調查。

洪華等人如臨大敵，想方設法給調查組設置障礙，他們多次組織召開秘密會議，在會上威脅說：“亂反映情況是大是大非問題，是敵我矛盾的鬥爭。”共青團區委幹部李月清（現任區老乾局副局長）帶調查組來到環江後，發現死人嚴重，想把死人情況向上級反映，電話無法掛通，拍電報電報稿還沒發出去，便被扣壓下來交到了洪華手中。

洪華指摘檢查組是“不懷好意”“專找岔子”，還說：“這些人年輕無知，生活在城市裡很少下鄉，下來後專找死人材料，反右非打成右派不可。”還指摘檢查組不向縣委匯報就直接報自治區黨委；強迫檢查組在上報材料中把死人的數字一再改小，死人的原因說成是傳染病引起的。改成這樣後，才允許向區黨委匯報。

在對待敢於向檢查組反映的幹部和群眾，洪華等人的態度也很惡劣。腰間常掛有手槍的縣委副書記韋某曾說：“你反映（死人）的情況如果真實，墳頭在哪裡，你敢簽名蓋章嗎？”

這樣，檢查組的工作困難重重，無法順利進行。後來由於環江縣災難日趨嚴重，餓死人無法掩蓋，自治區的黨政領導親自下到環江，調查工作才得以進行。

造假者的結局

1960年元月，洪華被提升為中共柳州地委書記處書記；3月5日，洪走馬上任。

經檢查團調查，環江縣大量死人是由於餓死的這一事實被認定。6月，洪華被撤職，改任地委財貿部長。1960年冬在“整風、整社”運動中，因在環江縣大放衛星，大刮“五風”受到幹部群眾的揭發批判，洪被揪迴環江批鬥。1961年3月2日在環江縣幹部群眾大會上，洪被宣布開除黨籍，並逮捕法辦。1963年10月31日

洪被自治區高級人民法院判處有期徒刑5年。

1980年，有關方面作出決定，給洪華平反。

（原載《南方周末》報1998年10月9日18版，原題《狂熱及其災難》）

中國包產到戶首倡者王定的遭遇

廣東三水盧蒙堅

王定，原名廖基豪，廣西全州人，1923年生，肄業於具有革命傳統的桂林兩江師範。1947年他和愛人蔣繼璘把剛8個月的女兒留在家，參加我黨領導的全（州）灌（陽）武裝起義，是游擊隊中惟一的夫妻戰士。這支隊伍成立不到10天，就遭到反動保安團的嚴重襲擊而被打散。王定等衝出重圍。蔣繼璘不幸被俘，同年9月15日在縣城英勇就義。死後被慘無人道的反動派割乳剖腹，取身孕泡酒。她是解放戰爭時期全州第一位女烈士。

王定突圍後，化裝到達武漢，輾轉至香港，寄住我黨領導的達德學院。1948年1月參加西江游擊隊，次年2月加入中國共產黨，3月調回廣西，先後擔任過游擊大隊長、參謀主任兼聯隊長等職。

上世紀50年代前期，他擔任過副縣長、縣長、縣委副書記。1956年，農業合作化運動席捲全國農村，廣西環江縣一夜之間冒出109個高級社。縣委書記王定卻一頭鑽進山旮旯，察民瘼，摸民心。他察覺到，高級社和“大躍進”實際上並不符合農民的根本利益和心願。於是，他破天荒地提出了“包產到戶”的主張。為此，縣委對宜山地委作了專題匯報。起初，地委批示：各縣可參考，環江可試點。

1957年1月16日

，《廣西日報》正面報道了環江“包產到戶”的消息；同月27日，《浙江日報》也刊登了永嘉縣委書記李雲河關於“包產到戶”的專題報道。但不幸的是，不久後王、李雙雙被打成了“右派”：李被開除黨籍、撤職降薪；王被開除黨籍、公職，勞動教養。

還有一段插曲：1957年5月，廣西省第二次黨代會召開。王定在大會發言，對省委拖延兩年仍未處理平樂地區大量餓死人事件，公開提出了較為尖銳的批評，贏得了大會代表的熱烈掌聲。王定尚不知“陽謀”為何物，禍根就埋下了。

被打成右派後，王定全家被掃地出門，攆出縣委大院，住到四面通風的圩亭。幸有好心人騰出一間房，他一家才得安身。王定之妻葉葵仙是財政科副科長，也被株連，逼迫她和王定離婚，她堅決不從，被罰到酒廠挑水。從此王定一家淪為“賤民”。

1958年秋，王定被武裝轉押到柳江縣新興農場。這個廣西最大的勞改農場，當年集中了300多名（注一）被“勞動教養”的“極右分子”，他們以前大都是區、縣級幹部。在該農場的開荒隊，筆者和王定成了昔日戰友和今日難友。

這時候，“大躍進”席捲全國。專政場所的新興農場更是熱火朝天：打擂、獻禮、深耕、夜戰……幻想早日脫帽的教養分子，人人爭先，個個拼命，日夜猛干。由於勞動強度過大，勞動時間延長，更主要的是營養缺乏（每人每餐只有3只木薯粑粑），在“大躍進”了一段時日之後，教養分子們骨瘦如柴，面黃肌瘦。有一天，晚收工的時候，一位姓蔣的教養分子（前小學老師，玉林人，名字忘了），挑了一大擔茅草，走在小組的最後面。回到大茅棚後，當晚並沒有人留意。第二天早上出工點名，才發覺少了他一個。隊部馬上派教養分子循着原路找去。最後，在一條幹了的小溝邊，發現甩着兩捆茅草，蔣老師躺在溝底，全身早已冷硬。幾天之後，大組長王定在發包裹的時候，一連喊了幾聲“蔣××”，沒有人答應。王定滿臉淒楚，筆者和在場的難友聞聲無不心酸。

勞改農場實行“以教養管教養”。王定當大組長，有權請醫務室（也是教養醫生）上報隊部批准病號休息。當時，筆者在木工組扛重活拉鯉魚鋸。有一天下午剛出工，半路上迎面碰見王定，他驚訝地望着筆者說：“盧蒙堅，怎麼搞的，你的臉腫得像南瓜一樣大？！快點快點，莫出工了，回茅棚休息。”

筆者用手一按自己的臉頰，感到鬆軟得就像一團棉花，心驚肉跳，即刻低頭掩面回到茅棚，蒙頭便睡，一兩天后才消腫。——想當年，蒙王定之蔭庇者，又何止我一人！

因營養不良而造成的浮腫病，在教養分子中間悄無聲息地蔓延開了。除了少數幾個大夥房的教養伙夫以外，全體教養分子，人人面現菜色，大眼凹頰，舉步維艱。舉凡四腳蛇、蜈蚣、螞蟲另、螞蚱，只要抓到，馬上燒吃；甚至連牙膏和甘草片劑也成了美食。前《梧州日報》總編輯黃莎（他與筆者同在王定的大組），就是這個時候餓死的。他死後，口袋裡還有一張他未見過面的嬰兒照片，他在相片背面寫給妻子幾個字：“請撫養好兒子。黃莎臨終前。”

筆者剛投入勞教時體重63公斤，於今只剩36公斤

。已經到了這種地步，農場只好宣布停工，停止勞動大約有半個來月。當時，教養分子的伙食也有所改善，有時每人還能獲得一片豬肉的加菜。

40年後，一位當年的農場幹部才透露，那時新興農場“全場因餓致病而死的勞教人員有幾十人”。（注二）

終於，教養分子總算從餓魔之爪中掙脫了出來。憑良心講，大組長王定的確是積了蠻多陰功的。

這裡，有個鮮為人知的小插曲：新興農場當時的政委李殿，原是環江縣公安局長，在剿匪時王定曾救過他的命，後來，又是他結婚的月下老人。李將王從開荒隊調到場部附近的某個隊後，找他談話，互相約好，由李的愛人把食物放在隱蔽的地方，再讓王定暗中取來吃。

王定在勞改農場“勞教”了三年，於1961年解除勞動教養，摘掉右派帽子，成為“摘帽右派”。王定先後在幾個農場幹過工人、保管員。當時筆者仍“勞教”於新興農場，記得在某次大會上，李殿語含惋惜地告訴大家：“王定脫帽後，不好好改造，又被戴上了右派帽子。”這句“不好好改造”，用王定自己的話來解說，就是：“我自1961年以來，曾8次向廣西區黨委申訴，4次向黨中央、中組部申訴，迄無回音。”

“四人幫”覆滅後，王定又於1978年再度申訴。他措辭犀利地質問道：“假如當時廣西省委把平樂餓死人事件作為前車之鑑，哪裡會釀成1959年再次出現更慘的廣西餓死人事件呢？！”他並且指名道姓地要求嚴懲有關責任人——卻原來，年近耳順的王定，軀殼裡居然還住着一個孩童，他未免太天真了。

王定的“右派罪狀”主要有二：一是“反對農業合作化”，二是“污衊省、地委領導”；但王定壓根就不承認。他堅信，包產到戶“救了中國，也救了社會主義”（萬里同志語）。他直斥所謂“污衊省委”是“違背黨章”，並反詰：“難道對大量餓死人的事件熟視無睹就是好黨員嗎？！”

1979年2月，組織上為王定改正，“恢復政治名譽，恢復黨籍，恢復原工資級別，分配適當工作。”至此，長達21年的“革命吃掉自己兒女”的悲劇終於落幕。

“改正”後，王定先後當過小學教師、農校校長，統戰部宗教處處長、副廳級諮詢員。他從來就不在乎所謂的職務和級別職稱，而仍然是童心依舊，一往情深，憂國憂民。筆者案頭有兩篇王定寫於1980年的短文的複印件，這是他得知當年環江縣餓死人事件的主要責任人洪華獲得平反之後，在驚訝與憤慨之中寫的。其中一篇這樣寫道：“干蠢事的人不受懲罰，每每啃着甜頭，不肯罷手；做好事者吃着苦頭，難以翻身。”另一篇題為《讀<說假話者誡>的感想》，則寫道：“現實告訴我們，與其說要說假話者誡，倒不如說要說真話者誡了。好人受罪，壞人神氣的局面什麼時候扭轉，說假話才會被人引以為誡的。”

1988年環江事件30周年之際，王定又再次上呈《申訴意見書》，坦陳心跡：“大慘案30周年了，使我這個曾經任過環江縣委書記的黨員幹部，感到揪心地痛楚。”他對事件“仍處於不了了之的境況”表示明顯的不滿，並且明確提出了三點要求：一、從速安置受冤和被株連清洗回鄉的幹部；二、追查主要負責成員的罪責；三、請飭《廣西日報》對當年假報道速作公開檢討。最後，他請求：要對“環江事件有個了結，向歷史作出嚴正交代” 。

1997年秋末，這位“曾經作過環江人民的公僕和‘父母官’，常感悲痛，難以自容”的王定，終於衝破重重樊籬，毅然投稿黨報。1998年10月9日，《南方周末》報於18版以大半版的篇幅，刊出王定的長文《狂熱及其災難》（編者按：王定的原稿約二萬字），從而向國人揭開了40年前環江慘劇的真相。

“我說出來了，我拯救了自己的靈魂。”（卡爾·馬克思）遵循馬克思的教導，王定說出來了，他拯救了他的靈魂。

王定這篇“解密”文章的發表，相當於一次地震，環江有人馬上將文章複印了100份廣為散發。環江的幹部和老百姓寫信給王定，向他傾訴多年來埋藏在自己內心深處的心聲！——是的，王定是當之無愧的環江人民的真正公僕。

反右派——大躍進——餓死人：環江就是這“多米諾效應”最殘酷的典型。

本來完全是人為造成並且完全可以避免的事情，竟然成了不可避免的宿命的歷史的必然。這教訓，實在太慘痛了！而這一切，全都是那條害黨禍國殃民、“實用主義為本質，左為表現形式，自殺為特徵的左傾自殺主義路線”造的孽。王定同志就是堅決反對左傾自殺主義錯誤路線的勇士。

經確診為晚期骨癌，公元2000年7月26日午時，勇士王定歸天，享年77歲。

注一：應是2000多人注二：應是幾百人

（刊於《炎黃春秋》2003年1月。2003年9月《讀者》鄉村版轉載。這是作者原稿）

（作者祖籍廣東三水，1922年10月出生，1938年9月加入中共。自1949年三罹冤假錯案共36載[含勞教12年]。1979年“改正”，1983年恢復黨籍，1985年“徹底改正”，旋離休。二等公民。）

歷史的警鐘

廣西陳家鎧

“右派”來了

1957年“整風”、“反右”時，我正在專政機關改造場所的新興農場工作，領略了這場宏大的歷史事件過程。

報紙登“右派”，“右派”來了。1958年秋，一隊隊，一幫幫的“右派”到新興來了。我好奇地盡力從他們身上尋找報上“右派”的影子，但怎麼也搜索不到。他們中多是知識分子，多是青年人，也有老年人；有教師，也有少數在校大學生；有工程技術人員，也有幹部。我覺得他們並非青面獠牙，凶神惡煞，不似牛鬼，也不像蛇神，而是與常人無異；不少人比一般人還要有風采，戴着一副金邊眼鏡，文質彬彬，知書達禮，一表人才，態度平和，但不卑躬屈膝。他們不但不可怕，反而令人憐憫。再看看檔案，都是一些完全站不住腳的“材料”。啊！他們完全是冤枉的。我陷入了沉思。

說他們是“鬼”，在某個含義上講，倒有點像。剛來時，一個個身體尚算健壯。過了段時間，特別是1959年至1961年，一個個又骨瘦如柴，眼深顴高，肩膀高過耳。這種形象，只有在電影裡日本皮鞭下的中國勞工才見到。這時的“右派”，外貌還像什麼人？倒真像鬼了。那些餓死、病死、逼死的“右派”的的確確是冤鬼、餓鬼啊！

後來知道，“整風”整出了五十五萬右派。他們中有錢偉長之類的科學家、教授；有由國外回來建設祖國的科學家。報紙上喜歡用“一小撮”來形容。秦始皇殺了幾百儒生，他們說是“一小撮”；現在五十五萬“右派”，他們也說是“一小撮”。他們就不痛心，這是中國的知識分子、科學家。中國人才缺乏，若把這五十五萬人投入到建設國家中去，作用有多大！這五十五萬人，連同株連的親屬，就是幾百萬，幾百萬本來是積極的因素，竟變成消極因素，這損失又有多大？秦始皇焚書坑儒，死的雖是幾百儒生，焚的雖是一批典籍；但他給中國的文化造成了巨大損失，開了消滅文人、消滅典籍的先例，寶典湮沒造成了歷史空白，從此人人自危，百口莫開，使暴政更加肆虐，加速了暴秦的滅亡。“反右”造成萬馬齊喑，再無人敢講話，再無人敢講真話，造成了後來的“大躍進”變成了“大躍退”，大辦食堂變成了大挖墳場。“文化大革命”變成了武鬥暴殺的十年浩劫。當年焚書坑儒後，鹿可變為“馬”；而今“反右”後，畝產可達“十三萬斤”。學生可以斗老師；整村的地主可以斬草除根；國家主席可以戴高帽遊街！“反右”，給中華文明，中華文化造成了莫大損失，“反右”之過錯，怎樣講，都不為過。

有人說，已經給“右派”改正了，恢復了工作，領了優厚的薪金，還要怎樣，還不知道感恩？呸，這是勢利小人之見。現在所講的完全不是個人恩怨糾葛，而是國家興亡的大事。個人恩怨可冰釋，國家興亡大事就要作為一面鏡子，留後人借鑑。

右派多忠賢

1958年冬，我由勞改局學習化驗回來，場裡安排我主管科研室。

科研室歸直屬隊管，隊長傅永久。教養人員中有個大組長王定，白天帶幾十名“右派”搞基建雜工等。晚上科研、修造廠、基建等一百多人先由王定集合好向傅隊長報告，隊長講話後，分組學習討論，我和其他幹部也到場掌握。

當我得知他是聞名全國的環江縣前書記時，心中為之一震。他富於正義感，為了環江縣人民，搞包產到戶，結果被打成“右派”，送農場勞教，先在開荒隊即後來的龍鳳隊，不久與莫一庸等人來到直屬隊。我對這位一表人才、彬彬有禮、誠實愛民的受害者，深表同情與敬佩；對當時紅人洪華則憎之。

王不為難幹部，不卑不亢。他服管服教，但不認罪悔改。所謂服管是指遵守監規紀律，不頂撞幹部；服教只是表面上聽從幹部怎樣教就怎樣做，不與分辯，但內心是不可能服教的。莫說我們一般幹部水平沒有他高，即使是中央理論教員也教他不服。因為明明是白的，你卻說是黑的；他正確，你說他錯誤，能服嗎？至於說不認罪悔錯，則何罪之有？無罪又如何認？不錯又悔什麼？把正確的改去，豈不是越改越錯！

王關心難友，常開導大家，自己要看重自己，總有一天會水落石出的，留得青山在，不怕無柴燒，不要做蠢事。難友有病，他安排休息看大夫。對人以誠相待，不欺下瞞上，在難友中威信很高，都把他當知已。

不久，科研室名亡實存，我和莫一庸搬化驗室到都樂一加工廠，就再也沒有見過王定，但我心中一直惦記着他。

我一直想知道假話畝產十三萬斤的真相，但有關當局諱莫如深。現在的電視連續劇熱衷於清朝男人的長辮子，編這個“戲說”，那個“戲說”，但對現實的、活生生的、絕好的環江假衛星典型題材卻不敢問津，這是不正常的現象。

王定寫了篇關於環江畝產十三萬斤真相的文章，登在1998年10月9日《南方周末》報上，題目是《狂熱及其災難》。此文嚴謹、翔實，具有很高的歷史價值，是作者經過多年的明查暗訪，衝破層層阻力和壓力，費了許多心血才寫出來的。

1958年，環江縣委書記洪華搞了塊1.13畝的“試驗田”，先將此田中禾苗拔去另插，然後在9月28至30日，在一百多畝較好的中稻秈谷選用約六十畝最好的已成熟的禾苗，集插到試驗田中。10月9日上午，在區、地縣驗收組監督下開鐮，晚上結束，剩0.055畝作參觀。第二天上午，洪華宣布在1.075畝得干谷140217.4斤，平均每畝產130434.14斤。在報紙、電台、記者、電影界的鼓動下，特大“衛星”上天了！

作者調查的真實情況是：這1.075畝得谷26000斤，另處擔來充進67000斤，另外的47217.4斤是虛數，是“團團轉”反覆過稱得來的。

洪華因此升了官，上了地委。而環江卻因此帶動全縣弄虛作假，大減產變成大豐收，因無餘糧而餓死五萬人，有的整村死光。後來，由於反應強烈，洪華被判五年刑。1958年春，筆者下放柳江成團，親自目睹了買江村一個生產隊長，因私自用自己的30斤米蒸酒，被扣上“用谷種蒸酒破壞生產”的罪名判刑15年，真是捉一個人比捉鄰居一隻雞還容易。用自己的30斤米蒸酒判15年，而5萬條人命才判5年刑，同是1958年的事，而處罰卻有天壤之別，真不知法律天平是怎樣秤的。

王定在臨終前兩年，揭出了死死捂了40年的歷史上最大的假話的真相，以告誡世人、後人，其精神是多麼可貴啊！

洪華口講為民，實則害民，他權欲薰心，好大喜功，他欺山區人民老實好騙，結果餓死十七萬人中的四分之一多。亂石小岡，白骨累累，當官的雖給他平反，但環江人民不答應，冤魂不答應，一提起洪華名字，人們眼睛冒火。他永世是可恥的反面教員！

王定真心為民，包產到戶蒙冤，但24年後，全國走他創的路，農民過上小康生活，先聲王定，多麼勇敢睿智啊！誣他為“牛鬼蛇神”，企圖把他搞臭，是徒勞的。“改正”後升為副廳級，歷史作出了結論。王定於2000年逝世，臨終前還做一件大好事，留下一筆寶貴精神遺產，丹心可見。他是好公僕，永遠活在環江人民心中！

編者按：作者陳家鎧先生是一位正直、敬業的老公安。退休前曾任新興農場和石榴河農場幹事、科員和大隊長。現定居柳州市，安享晚年。祝好人長命百歲！

懷念父親王定

丹麥廖新軍

2000年4月中旬，我在丹麥接到父親病危的通知，可是，我父親直到臨終，都沒有見到我這個兒子，我也沒能看上他老人家最後一眼。

我的父親原名廖基豪，“王定”是他投身共產黨武裝革命使用的化名，後一直沿用。1957年，父親因直言批評上級和在廣西環江實行“三包到戶”而被打成右派，押赴農場勞教，我們全家開始了長達二十多年的苦難生涯。

我是家中的長子，父親被關押勞教那年，我才七歲。母親去勞改農場探望父親，都按父親的囑咐帶上我一同去，在短暫的相聚之後又是長時間的別離，失去父愛的那些日子，在我的心裡留下了終生痛苦的烙印。

大饑荒時，父親所在的勞改農場裡，成批成批的人因飢餓和非人折磨而死去，與父親的每次相見，都有可能成為永別。

在反右運動中期，面對上級的高壓，組織的要挾，旁人的相勸，善良的母親始終拒絕與父親“劃清界線”。作為對她的懲罰，母親所在單位的領導從此不批准她請假去探望丈夫。自那以後，每次都是年邁的外婆帶我去看父親。有一回，外婆用家中僅有的一點米做了幾個小粽子，帶去給父親，父親把其中幾個粽子分給了難友。在我吃完了一個之後，又把他吃的那個分了大半給我。

三年後，父親從勞改農場釋放出來，回到家裡才一個多月他又被送到一個遠離環江的勞改場，作為“脫帽右派”繼續接受管制勞動。就在那個時候，我突然染上了瘧疾，由於得不到及時診治，生命垂危。父親接到病危通知後，獲准迴環江看我。當我從昏迷中醒來時，首先看到的是父親慈祥的臉，淚水頓時湧出我的眼眶。在那大飢餓的歲月里，母親和我們五個兒女及外婆和兩個舅舅一起挨餓，種種辛酸苦楚，我多想跟父親說說啊。可是，我的嗓子像是被堵住了似的，發不出一點聲音。

父親又回勞改農場去了。離家那天，他坐在我的床邊，叮囑了我很多話。臨別時，他掏出一張一角的票子，塞進我的口袋裡，我拼命地忍着不讓自己哭出聲來。父親離去的身影，漸漸地被淚水模糊了。

後來，母親帶着我和弟妹們也來到農場，一家人終於又在一起了。在艱苦的歲月里，在飽受欺凌的日子裡，父母的關懷愛護，讓我和弟妹們得到了家的溫暖。

幾十年來，不管環境怎樣惡劣，父親總是要我們努力向上，做一個對社會，對國家有益的人。他自己也以他的正直，以他為人民、為國家所做的一切，影響着我們。

嚴酷的政治迫害，從沒有動搖過父親對人民，對正義事業的忠誠；但卻嚴重地損害了他的身體，留下了許多久治不愈的傷病。

在勞改農場，年逾五十、體弱多病的父親被迫與年青人在一起干同樣繁重的體力重活。有一次，他們裝車，裝運建築的片石，拖拉機在過渡時，突然剎車失控，順着陡坡衝下河岸，傾翻在水邊，滿拖斗的石塊四處飛散。坐在車上的父親和裝車的同伴，摔倒在河岸上，幸好命大。父親頭部和頸部受了重傷，幾經治療，仍留下傷痛和胃潰瘍症；在以後的十多年裡，一直靠藥物維持。

1999年，父親因身體不適，多次住院留醫，直至秋天終於一病不起，診斷的結果是晚期骨癌。得知父親將不久於人世，我的心情非常沉重，恨不能立刻回到老人家的身邊。

2000年7月29日

上午9：30舉行遺體告別儀式。但作為長子的我，由於種種原因，直到父親的火化都沒有可能看上他老人家最後一眼。也沒有可能回家安慰我的母親，造成終生遺憾！

編者註：廖新軍僅僅由於在國外發表了一篇直抒胸臆的文章而失去了回國給慈父送終的最後機會。中華民族自古以來的美德孝道，被邪道放逐了！

作者簡介：廖新軍，王定（廖基豪）長子，現定居丹麥。此文有節刪。

龍骨溝悲歌

湖南懷化馮建國

新興農場的前身是上世紀50年代建立的勞改農場，勞改對象多是當時的土匪，惡霸和不法地主。到了50年代末，一些輕刑犯人已經服刑期滿，一些有一技之長的人，如木工、泥水工等則留場就業。後來的教養人員把他們稱之為“就業土匪”。他們中有的已娶妻生子，可以單獨居住，成了勞改系統裡管理較為寬鬆的人群；在他們之中有些人不忘舊時的優越，對共產黨的天下懷有仇恨。他們對共產黨反右派運動把大批的幹部打成右派分子送來農場勞動教養幸災樂禍，拍手稱快。有一次，一名“就業土匪”在一次偶然的機會認出了一名右派勞動教養人員正是當年判他勞改的法官，真是冤家路窄。這名“就業土匪”毫不掩飾內心的仇恨，指着這名前法官罵道：“就是這個王八蛋，當年是他判我勞改的；如今我就業了，你反而來教養了，沒想到會有這樣的下場吧？活該，報應！！”這名“就業土匪”仇恨的發泄在“就業土匪”中是有代表性的。

“就業土匪”常在教養人員面前顯示他們的優越和威風，因為教養隊的幹部常把他們當做監視教養分子的打手。

1960年6月1日

是龍骨溝教養隊10天一次的休息日。1960年也正是“三年自然災害”的飢餓時期，教養人員的日口糧定量從舊秤12.8兩的主糧改變成了紅薯、木薯甚至木薯渣，靠定量供應的食物已無法維持生命的起碼所需。教養人員在野外勞動學會了抓蛇、抓青蛙及尋找各種能填充肚子的野菜帶回監舍，搶在晚上“學習認罪服管”之前，用飯盒、罐頭盒等鐵皮餐具在監舍後邊架起三塊石頭“開小鍋小灶”。隊部雖有明令不准開小鍋小灶，實際上是睜一眼閉一眼，因為在飢餓的年代他們也體會了飢餓的滋味，幹部們也面有飢色。此時正在教養人員聚精會神地開小鍋小灶的時候，“就業土匪”手持棍棒沖了過來，說是他木工房邊種的南瓜丟了。正好柳州鋅品廠的一名教養人員（忘記其名）的小鍋就煮有南瓜，於是不由分說的就遭到一頓毒打。飢餓中忍辱負重的教養人員，在精神上，在體能上對當時的折磨已經是不能承受了，再加這一頓無端的毒打，只見他躺在地上口吐白沫，連哭喊的力氣也沒有了。“就業土匪”挑戰似地望着其他在場的人，嘴裡罵罵咧咧揚長而去。眾人見此情形不勝傷感。

因為有人見證這個小南瓜是被打人在公路邊向農民買的，並說敢於站出來做證，於是激發了眾人的暴怒，一下子集合了20餘人，有人拿着繩子、扁擔要去和“就業土匪”算帳。

當時我沒有在事發現場，但我很快知道了事情的原委，我說：“我也去，我們去和他說理，不是打架，把繩子、扁擔都放下！”監捨去木工房之間沒有圍牆，在我們到達木工房之前“就業土匪”早有準備，他手拿一把斧子站在門前惡狠狠地說：“別過來！過來我就不客氣！”我邊走邊說：“你放下斧子，我們不和你打架，我們是來證明那個南瓜不是偷你的，是買的，有人做證。”說話間我已來到他面前，猛的按住了他的手，奪下了斧子。眾人見勢一擁而上，我只說“不要打死就行了”。

在我們到達木工房之前，早有教養分子的“積極分子”跑去隊部報告了，說有人鬧事。隊部知道事態嚴重，就近調來了一個班的武裝看守跑步趕到木工房，解救了“就業土匪”的性命。

武裝把我們團團圍住，押回監舍。早有其他“就業土匪”、改造中的積極分子，把參與人的名單報給了隊部。隊長站在門口照名單逐個點名，然後由“就業土匪”執行捆綁。他們用腳蹬，用手勒，捆好了手澆上一瓢冷水，被捆的人頓時手臉發烏，大汗淋漓。隊長命全隊集合，向證人了解真實情況後，明知引發事件的南瓜是買的，隊長向大家訓話，宣稱：“這個南瓜一半是偷的，一半是買的。”一個南瓜一半是偷的，一半是買的這種邏輯，只能出自強權之口。隊長不緊不慢地講了10多分鐘的話，下邊被綁的20多人在地上痛苦地掙扎，呼喊聲牽動在場人的心，上邊講什麼，根本沒有人聽。隊長見此怕綁死人，宣布散會，聽候場部處理。

鬆綁後收監的（農場設的監獄）只有我和柳州鐵路局的火車副司機謝一民兩人。在被綁的20多人中也只有我和謝一民雖然汗濕衣褲，但卻強忍着劇烈的痛苦沒有呼叫。在農場改造記錄里，我曾在古瓦農場在過“強制班”“看押組”，被幹部稱之為死不認罪的反改造分子。

龍骨溝隊向場部上報本事件時定性為“暴動”。為防發生意外，第二天全隊不出工，對事件的參與者、幕後人進行揭發、批判。場部對此事件十分重視，對參與者連夜“過堂”，先審訊未收押入籠的人。人們都一致訴說了“就業土匪”平時因隊幹部或默許或授意對教養人員捆綁毆打的事實。最後在提審我和謝一民時已半夜兩點鐘，場長、政委、管教科長等主要場部幹部都在場。

我的陳述是：“就業土匪”毆打、捆綁教養人員由來已久，且肆無忌憚，手段毒辣。如昨天無端毆打好人，致人不省人事，激發了人們忍無可忍的事件；又如昨天捆人時把棕繩捆進了肉里還要加一瓢冷水，這都是隊幹部親眼所睹。其殘酷甚於坐“老虎凳”“灌辣椒水”的舊時刑罰，此等行為是對教養政策的破壞。

“就業土匪”捆綁、毆打教養人員帶有階級報復性質，是在發泄“就業土匪”們對共產黨政權的仇恨。我列舉了前面說過的“就業土匪”對以前判過他徒刑的右派教養分子的謾罵內容，即可證明他們仇恨毆打的非僅教養人員，而是仇恨共產黨政權。事件的發生是某些隊幹部所謂的“以毒攻毒”的手段，縱容、默許“就業土匪”打人的結果。我們的陳述全無懼色且理直氣壯。

新興農場政委李殿是一位政策性較強的領導，在他的參與下，場部經過對事件的審訊，聽取了受審人的陳述，分析了案情的實質後，下了規定：“各隊開鬥爭會要先報場部批准再執行，禁止在鬥爭會上打人。”在這個事件中受捆綁酷刑的20多人換得了申張正義的機會。場部立下的各隊開鬥爭會要報場部批准和不准在鬥爭會上打人的規定，給了教養人員一個暫短的免受皮肉之苦的生存環境。可是好景不長，後來“文化大革命”中場長、政委也要下跪挨打了。政委李殿曾一度被下放到礦業隊監督勞動，和右派分子們一起勞動。大家很同情他，尊重他，因為他當政委時很尊重教養人員的人格，人心自有公道。

“文革”中新興農場死了十名幹部，其中四人被當場打死，這是必然的；但已經超出我要說的範圍了。

這是龍骨溝的悲歌，是右派的悲歌，也是我們民族的悲歌！——誰能說不是？！

作者簡介：馮建國，湖南人。桂林市郵局副處級離休幹部。享年80歲。

逝水留痕

廣西柳州羅建雲

我14歲參加革命，在白區搞地下鬥爭。解放後投身剿匪，榮立三等功。16至23歲歷任柳地公安處、柳江公安局、廣西公安廳偵查員、中隊長、特派員、所長、監獄負責人等職。平時喜歡舞文弄墨、談古論今，還自負胸懷大志。豈知1957年冷不防身中“陽謀”，當年的紅小鬼被打成了反黨反社會主義的右派分子！1958年4月宣布右派名單時卻沒有我，乃起立質問，政委答曰：市委還未批，我們會有辦法對付你！

兩周后，果然被開除公職送古瓦農場勞動教養，並立即派人押送回家拿行李，限時30分鐘。

一到家，結婚才一年的妻子已淚流滿面地忙着為我張羅行李。我抱起剛出生40多天的兒子，他剛會笑，他頻頻對我傻笑。也許嬰兒純真無邪的笑打動了一旁監聽的年輕公安幹部，他一扭頭就離開了。我與妻抱頭痛哭。一望嬰兒，他又笑了。傻小子怎會明白，由於爸爸的株連，你的未來將要面對多少坎坷，多少苦難啊！

在古瓦農場和新興農場的幾年，說是經歷一場人間煉獄並不為過。對身體的摧殘，是超強度的勞動加飢餓、打罵和凌辱；對精神的摧殘，則是日本戰犯、國民黨戰犯、刑事罪犯、土匪特務皆可大赦特赦，唯獨右派是十惡不赦。殘暴的肉體摧殘加精神摧殘，終於導致了大量的非正常死亡，這不是明擺着把人往死里整嗎？筆者就曾被兩個刑滿留場的土匪用扁擔痛打一頓。他們邊打邊咬牙切齒痛罵：“你也有今天！你燒成灰我都認得，姓羅的，你不是看守所長嗎？老子今天教訓教訓你！”我痛得臥床兩天；但這兩個反革命暴亂時被俘被判刑的土匪卻未受任何批評處理。

1962年，我終於解除勞教回到柳州，以為憑勞動總可以養活一家子。豈知不久又碰上文革大刮十二級颱風。為“純潔社會主義城市”，在街道幹部押送下，我牽着稚子的小手，踏上了充軍流放的茫茫山路，流放地是宜山縣一個最偏僻最貧困的山區小荒村。有詩為證：

流放途次·1969年5月

挈婦將雛投大荒，煙水雲山兩茫茫。

天若有情容我老，人間豈可無滄桑！

危樓獨上吊落英，遷客窮途此登臨。

黃花自黃山自壯，愁煞南冠斷腸人。

在農村一呆就6年，工分值是每天0.17元。開始住的是一間牛欄。幸好純樸的山民和大隊直至公社都待我甚好，認定我既在大廠當過車間主任，技術必定高超，非要我當全公社的機電技術員不可。我只好硬着頭皮，靠老友寄來的幾本看圖識字式的技術資料，邊干邊學邊摸着石頭過河，居然不負眾望，為山區修好了數十台柴油機和手扶拖拉機，設計安裝了4個小水電站，辦了兩期培訓班。公社為此5次頒給我先進生產者獎狀。公社高中和初中也經常請我到校講課。當公社駐地和十幾個村莊破天荒用上電燈時，農民開大會慶祝，高呼“向羅同志學習！向羅同志致敬！”面對此情此景，我陷入沉思：一個備受凌辱和虐待的另類分子，一旦被當作人看待，是可以拼發出閃亮的光和熱的。

被當作人對待，尤其是被當作自己人看待，我那喜歡舞文弄墨的老本性，竟然不知不覺又冒了出來。每逢節慶或紅白事，都熱情應邀幫農民寫對聯。其中一聯頗得公社領導稱讚：新春辦喜事，不忘國事天下事。大旱奪豐年，牢記黨恩政府恩。還結交上好幾位喜歡吟詩作對的農民和高初中老師，並時有唱酬。他們的贈詩真摯感人，有“九月重陽喜相逢，賢兄割草在山中 ”、“多虧良才獻高策，山村也有機器聲”、“華燈不減城鎮色，山村豈無機器聲”等令人難忘的詩句。把我這個流放犯尊稱為賢兄、良才，心裡總是暖乎乎的，不禁自忖自慰：靠這點現炒現賣的機電技術，可以在農村混完這下半輩子了。

被株連流放到山村的稚子，他似乎覺得很好玩，不到一年就滿口壯話，認了幾位老庚，養了一幫鴿子，還學會閹雞。憑藉手巧手小，生意還不錯，既補貼了家用，還邦補了煙越抽越厲害的老爸。有詩為證：

山村抒懷·1971年10月

獨倚柴門聽暮鴉，寂寞荒村何處家？

歷落雄心驚歲晚，嶙崢傲骨閱鬢華。

牛棚偏宜住牛鬼，野樹何妨綻野花。

此生學得雕蟲技，一路風光迎晚霞。

1975年鄧小平復出，我舉家重返柳州，安排在日用電器廠當電鍍工。1979年胡耀邦雷厲風行幫右派改正。剛從海軍轉業的二空政治部主任認為我最冤，要第一個改正。然而令人十分費解的是檔案不見了，反右批文和勞教手續也不見了，到市公安局查底子居然沒有。於是當年的反右英雄，現又執掌改正大權的骨幹們主張：既無不實之詞可供推倒，又無勞教手續可供改正，放到今後再說。眼看改正名單宣布，改正機構即將結束，我的怒火終於爆發，與他們大吵一場，又到主管局大吵大鬧。他們威脅說要叫公安局來抓人；我罵他們是誤國誤民禍害幹部的涼血動物。直至1980年底，才不得已召開老幹部座談會重新建檔。除照例留下幾條尾巴外，也不得不寫上“在地下工作中，對敵特鬥爭積極、勇敢”，最後結論是“恢復工齡、恢復干籍”。這時我的鬢髮已過早斑白了。有詩為證：

改正有感·1980年12月

雪凌霜摧憶當時，心有餘哀鬢有絲。

歷落雄心驚歲晚，嶙崢傲骨嘆暮遲。

難友陰魂猶驚夢，駭世陽謀耐反思。

歲月空流人空老，掬吐衷腸賦此詩。

改正之後，我既不想從政，也不想重返公安戰線，乃重拾22歲時為響應團中央向科學進軍號召立下的誓言，滿腔熱忱地投入科學技術這塊淨土。20多年來，終於學有所成。撰寫的20多篇論文分獲國家、省部和地市級獎項，其中一篇入選工程院與中科院合編的《中國科學技術文庫》。五項專利獲國家授權，其中一項發明得到中國科技日報、清華科技和英國專利文獻推介。有關事跡載入了湖南省科委編撰的《中國發明家大辭典》。

天道酬勤，我終於以初中二年學歷，破格晉升為工程師。並先後擔任主任工程師、總工程師、科研所長、名譽所長，成為中國機械工程學會、中國環境科學學會會員，獲柳州市先進科技工作者稱號，並連續10年當選柳州電鍍協會秘書長及理事長，是西南10省市電鍍協會秘書長聯席會召集人。

1992年我毅然提前三年離休，全身心投入自辦工廠。有道是光陰如白駒過隙，不知不覺就年進古稀。手拿明鏡當頭照，我已滿頭銀鬢，垂垂老矣！有詩為證：

七十初度·2005年3月

刀光劍影憶舊時，往事如煙鬢如絲。

故壘黃花頻入夢，戰地英魂每念思。

生無媚骨媚世俗，老有丹心著丹書。

歲月蹉跎吾輩老，簫鼓夕陽賦此詩。

回首前塵，22年大有作為的大好青春，在沒完沒了的政治迫害中虛擲了。告誡國人，不論陰謀陽謀皆可休矣！國家絕不能只靠政治運動過日子。一波接一波發起政治運動，把看不順眼的、敢講真話的、敢進逆耳忠言的幹部成千上萬往死里整的“其樂無窮”，萬萬不可再重演；否則政治文明、經濟文明、技術文明將無從談起。萬幸的是，中國“以人為本，構建和諧社會”的宏圖，終於在新世紀起步。這是國家之幸，百姓之福，民族之光。

張文祺其人

廣西龍州葉向東

新興勞改農場礦業隊有一個生產幹事張文祺，他很偶然也漏點老底給大家聽。他說1949年他39歲扛山炮來到柳州，以後就下地方管勞改犯了。按此推算，1963年他是54歲了，雖長得滿臉皺紋，身材也矮而且佝僂，但精神好，上山步履輕捷。唯獨他常背一支駁殼槍，好似看管什麼重犯一樣的架勢。

有一次他說，他在東北日本人的煤窿挖煤，那個煤窿有處看着要塌下來了，那裡正站着一個監工的日本鬼子，說時遲，那時快，他匆忙過去把那鬼子一抱出來。那鬼子脫險後很感激他，送給他一袋麵粉呢！又一次他說，他在一個老財家裡做長工，老財很信任他，給他駕馭大膠皮軲轆車，而老財的大少爺在縣衙門裡當縣長（漢奸），他經常趕膠皮軲轆大馬車到衙門裡，馬鞭抽得啪啪響。看他的神情，至今仍感到十分愜意，實在是一副活靈活現的狗腿像。也因為過去的經歷吧，現在不用打扮，真是天生的董超、薛霸再世。在他的淫威下，我們受盡凌辱與磨難。舉點事例聊聊：

礦業隊的挖礦定額是十分沉重驚人的，1963年——1964年，每人每天的定額是1000斤毛礦，並且是按小組要集體完成，比如，一個小組15個人，每天就要完成15000斤。碰着窿口挖到富礦點時，還好過點，一般情況都是要幹得骨頭架子都要散了才能完成；但是，你越拼命干，張文祺的壓迫也越沉重，他一步一個“包”：

一、包給養：每組都有一個做給養的，就是為大家下山回家挑飯，於是給養的任務要小組去完成。

二、包土方：如礦層上面壓有較厚的土方，必須挖掉的話，你挖多少土方，就加多少天的任務。比如說，你專門挖了一天的土方，明天每人就要2000斤任務。

三、包病號、包工傷：如果小組出現病號、工傷，留下的任務就要小組去完成。

四、包下雨：每天下雨耽誤了的任務要加在明天去完成。

五、包逃跑：小組內摻雜有些社會教養小流氓，如他們逃跑了，小組就要為他完成任務。

至於秤礦的那桿秤，1963年開始時，是一杆很古老的商品秤，秤砣也是原來配套來的；但張文祺要在秤砣上加上半截十字鎬。這樣，你起碼要挑110斤去才能秤得100斤，比高玉寶遇到的地主老財有過之無不及。後來那桿秤被人偷了（晚上收工都留在工地），就叫木工自己粗製濫造一杆。那秤更大了，特別是秤砣是用一塊蜂窩礦來替代的。什麼叫蜂窩礦呢，就是錳礦的一種礦瘤，它內部有千瘡百孔，狀如蜂窩，遇上下雨天，它能大量吸收水分而加重。木製秤桿濕了也加重，秤起東西來，由於力點的加重，使得挑130斤去過秤，也只能得100斤了。

最慘的還是強迫你在極端危險的地方挖礦，數次發生大塌方。其中最嚴重的是一個叫做5號窿口的地方。本來1963年開窿口時在山邊開挖，礦量多，土方薄，很好開採；但是日日月月向前水平推進，土方越來越厚。到了1965年上面已經壓着22米高的土方了，而礦層又更薄，且還低落下去。如果要先挖掉土方才開採，隨便一動工就是六七千立方，沒有一千個勞動力拿不下來。所以，張文祺昧着良心要第一組的十幾個人天天往深處再向里掏空挖進去，明明知道嶺頂已經開始出現裂縫了，他每天早上也去看一看。裂縫一天比一天長，一天比一天寬，後來裂縫的寬度已經超過一米了，仍然強迫大家下去採挖。在他的淫威下，只好提心弔膽地去賣命了。好得那天正是大家出窿口吃午飯的時候，果然，崩塌下來了，幾千乃至上萬土方倒下來，整個窿口完全被掩埋了。唉呀！如果提前十分鐘崩塌，那悽慘真是永世難忘了——被埋在塌方下面的人，不管上面出動好多人力，三天之內也挖不出屍體來啊！

張文祺對其他的幹部也不時露出兇相。如1964年底，柳州外貿局來礦場裝運錳礦時，那個叫做龍秘書的人，因與張文祺對採樣發生爭執，張文祺竟漲紅了臉罵道：“媽的，你不要犯錯誤送到我這裡來，我叫你好受，我不整你個半死，我不姓張。”

1964年的深秋，有一天收工回來，大家都急忙到龍榜村背的小溪流去洗澡，恰巧陳家禎在我旁邊，他突然發出驚訝的聲音，我掉頭過去一看，見他正在翹起腳板來看，並驚叫：“怎麼搞的，我腳板的厚繭肉都給老鼠啃光了！怪不得今天走路有點痛！”我過去看個清楚，果然見他的腳板那層厚厚的繭肉還有老鼠牙齒啃過的一條條痕跡。他昨晚太好睡了，老鼠啃腳板竟然不醒。當時，我覺得無法理解。可是，沒過幾天，同樣的事情就發生在我的兩個腳板上！實在太累了，睡下去簡直像死了一樣，連自己的監舍，自己的床鋪是什麼樣子，幾乎弄不清楚。睡在自己附近的人，只要不是同組的，有時終年也互不相識。原因也很簡單：天未亮出去了，天黑回來又去露天場去“學習”。晚上十點之後摸黑回來就倒上床困死累死了，巴不得立刻睡熟，哪裡還顧得其它？

文化大革命的1968年，正當“專政是群眾的專政”、“刮他一個十二級颱風”的腥風血雨年代，張文祺就更威風了。那個平時陰森可怕的指導員李景和也帶妻兒逃避回哈爾濱了，那時張文祺更是奪權在手。當時，新興農場李殿政委也被管制在他手下，憑其頤指氣使，李殿只能低聲下氣聽驅使。而作家秦黛及海軍送來的朱世安就是慘死於其時。

在董超、薛霸之流的淫威下，說什麼“勞動教養”，什麼“改造”，都是百分之百的鬼話。真實情況是奴役！是敲骨吸髓的剝削！是任意垢罵侮辱乃至毒打……。還有就是鼓勵變節、誣告，讓人出賣良心：專門收集別人的言談，上綱上線去告密，以為就能從狗洞鑽出去。

作者簡介：葉向東，廣西龍州人，1925年生。1958年7月劃右，保留公職送勞教。1964年摘帽，被無理扣留在農場6年。1970年“清理還鄉”。1975年收回安排工作，1979年“改正”，1988年離休。定居南寧。

苦澀的回憶

廣西橫縣黎世輝

自從我被劃為右派分子後，就被送去農場勞動教養，歷時十餘年之久。

農場勞動教養的生活，令我終生難忘，許多人物，事物和自己的親身經歷，時刻浮現在眼前。為了一個忘卻的紀念，僅將銘刻心靈的點滴之事，如實記錄，與難友們共話。

麻瘋草里尋寶

新興農場龍鳳中隊對面雷劈山背後的穿山，是一大片排列不齊、大小不一、形狀各異的旱地，人民公社社員種花生、紅薯、木薯、芝麻……是當年隊裡的勞教人員完成生產任務後常到此處撿漏的場所，你翻挖了我再翻挖……，尋寶似的尋求得到那怕指頭大小能充飢的遺漏農作物。我也曾不少次到此地光顧。

某天鏟草皮，我完成任務較早，抓緊時間到該處“尋寶”。經過一番挖地三尺的勞動，毫無收穫，筋疲力盡，喪氣地在一個凹囊地旁邊躺下休息。這個凹囊地橫直頂多十多來米，長着比人高的雜草，濃濃密密，最多的是一種叫麻瘋草的野草。這種草最可怕的是全身杆葉都長有透明的白毛，毛很硬，極尖利，你不小心碰着它，刺得你疼痛；過後發癢，癢得你咬牙切齒抓破皮膚！大約為此被稱為“麻瘋草”。當時我坐近休息，只為避避冷風，無意中發現身旁有幾株半枯萎的花生藤，拔起一株，帶出幾粒花生，再拔一株又有幾粒，令我十分驚喜。時間不多趕着回隊參加晚學習，當晚神秘地享受着意外的收穫。這晚我怎麼也睡不好，老想着凹囊地里的花生尚未挖完。

第二天，我突擊完成任務後又神秘地溜到那裡，先在凹囊地周邊“尋寶”，有了收穫，保證當天的充飢，繼而細心觀察，發現麻瘋草的根部雜草叢生，也有一些花生藤，我想一定是大躍進後社員丟棄丟荒的！我探險般地用鋤頭柄壓開可怕的麻瘋草，現出一條小道，側身深入，到中間，我的天！竟發現一小片茂密的花生，我驚喜萬分……以後，我斷斷續續地到該處光顧有20多次。多麼感激蒼天對我的保佑！多麼感激在危難中大自然對我的恩賜！這是我苦難的歲月中又一段最難忘的插曲！

1998年我帶着妻子到柳州參加難友聚會，坐車一過穿山，我就十分注意那片救過我命的寶地……接近了，到了，終於發現了！我心潮起伏地指給妻觀看，妻不斷點頭，頃刻之間，凝成了夫妻間愛情中一個耀眼、灼熱的亮點！！

一次巧妙的合理抗爭

當年被送去勞動教養的右派分子，大多都能接受勞動改造，強烈地希望通過改造，早日回到革命隊伍；最少也希望脫掉帽子，回家團聚，做個普通的公民。因此，都忠心耿耿地努力勞動，認真學習，咬緊牙關，忍着病痛，堅持出工，努力完成生產任務。我因有一技之長，曾被派當勞教醫生，體驗最深刻的是：不少人在三年困難時期，糧食緊張，吃不飽肚子，面黃肌瘦、眼瞼、下肢浮腫，有心臟病的，肺結核的……都堅持出工不輕易休息，醫藥又十分缺乏。在所謂三年自然災害的歲月，每餐兩個“火柴盒”木薯饅頭，一盆無星點油花的青菜湯，不要說勞動，就是維持心肺跳動所需的熱能都不夠；每當寒潮到來，不少人員連30℃的體溫都達不到！我記憶最深的是柳州來的熊展英，他憑着強烈的渴望堅持出工——任何一位傑出的生理學家都難以理解其中的“偉大”！

對被勞教的右派分子來說，最可怕的是要完成每天的生產任務。之所以說可怕，是你今次完成了，明天的任務又增加，永無止境！而更可怕的還是完不成任務，扣你飯菜，不准收工，這是生產幹部最常用的“有效”手段。

為了生存，當時我們曾進行過一次合理的抗爭。

記得是1962年的冬季，很冷了。當時龍鳳中隊二分隊，隊長姓劉，一個腳有點跛的北方人。他抓生產最厲害，勞教人員怎麼賣力他也不會滿足，他下的任務很重。本來入冬以後都稍微放鬆一點，但他卻是反其道而行之。我們總是敢怒而不敢言。當時的大組長（由教養人員擔任）叫莫福民，他原是南寧桂西衛生學校的教師，矮個子，人極機敏，辦事果斷，他巧妙地“組織”了一次合理的抗爭。

一天，劉隊長下達了具體任務，明確命令：“任務不完成，不得收工！不准吃飯！”莫福民終於抓到機會。他講得更明確，更嚴肅：“……近來完成任務都很好。今天定額雖提高了，通過努力還是可以完成的。從今天起，個人完成不行，小組不完成也不行，要全分隊人人平均完成才算數！完不成不得收工！不准回隊！不得吃飯！組長聽清楚沒有？”幾個組長高聲回答：“堅決完成任務！”

劉隊長見組長的情緒飽滿，很滿意！他對大組長是很信任的，然而，隊員們卻憂心忡忡：又是多麼可怕多麼難挨的一天啊！連續多天的苦戰，性命都賠進去了，今天還要增加任務……一到工地，個個垂頭喪氣，沒精打采，往日苦中作樂的調侃嘻笑再沒有了。然而，仍有幾個體格較好的隊員要求組長分任務到個人，好完成去“撿漏”；但馬上受到冷嘲熱諷，有的說“不用去‘撿漏’囉，你多出點力，我份飯菜送給你？”莫福民則堅持集體完成才算完成，弄得想分任務到個人的也不好意思了。

上午，大家還幹得似模似樣，劉隊長巡到之處幹勁更足，他一走又鬆勁了，幾乎全明白，今天挨整是無疑的了；高不可攀的任務往往適得其反。中午飯一般是不被扣的，吃過午餐，莫福民不准休息，要大家繼續干。劉隊長見中午都不休息，很滿意。不是搶收搶種的季節，生產幹部大多中午回家休息，下午再到工地巡查，劉隊長更是這樣。劉隊長一走，體弱多病的躺下了。明知完不成任務等着挨，誰都無心幹了，當組長的幹了一下也無心了。莫福民招呼幾個組長坐下聊天。下午劉隊長臨收工前又到了工地，一了解，離完成任務差一大截。他惱火了，大發脾氣，招來大組長小組長狠批一頓……下令抓緊時間突擊完成。最後忘不了重申“完不成任務不得收工，不得領飯”的指令。組長回到組裡假意發動又幹起來了。劉隊長滿肚子火。但他終歸明白任務太重了，不可能完成。超過晚收工時間後他先回去了。去前自然命令莫福民非完成不可。

要是以往，任務完不成，幹部走後個把鐘頭大組長也敢下令收工，晚上接受一頓訓斥，是最含冤的事。今天莫福民一反常態，不叫收工。他對大家說：“今日完不成任務劉隊長發火了，我不敢下令收工。回去挨批的是我和幾個組長，求大家諒解。誰想收工自己回，我們不負責，我願和大家繼續干，等到幹部來叫收工才回去！”他的話音一落，隊員們發出嘰哩咕嚕的輕叫聲……很難體會其中的滋味；但大部分人員已心照不宜了。

每晚七點半鐘，全中隊集體大操場學習，白天勞動改造，晚上思想改造，是勞教場的制度，不能無故缺席。這晚二分隊的位置空着，一個人也不見。管教員覃幹事感到奇怪，問梁中隊長，梁中隊長也不知何故，詢問其他分隊長也無人能回答……此時伙房組長跑到操場報告：二分隊全未領飯，飯罐少不能周轉，影響明天早餐的準備工作，請示解決。八點多鐘莫福民不失時機回到大操場，越級向梁隊長覃幹事匯報情況，請示完不成任務能否收工？能否給飯吃？並強調天黑了，又寒冷，隊員四處分散，下落不明；要緊的是有不少帶病出工的老弱殘，恐怕出問題……弄得梁隊長和覃幹事不知所措。完不成任務不得收工，不得吃飯也是他們常說的口頭語……梁隊長只好尷尬地指示莫福民：“先叫大家回家再說……”

當晚，二分隊人員三三兩兩，稀稀拉拉地回隊。有十點以後回的，有十二點回的，大部分不吃飯，個別根本不回隊（當然幹部不太擔心右派分子會逃跑）。

人格侮辱

記不準是1960或1961年，但卻是我整個勞教期間最難忘的一件事。大小情節歷歷在目，就像昨天的事——

那時，我在新興農場謝村礦業隊當醫生。該中隊除少數機關來的教養人員外，全是社會教養。挖礦勞動強度大，隊員大多是青年和中年。那個飢不擇食的年代，大家都有深刻的體會了。有一位來自廣西某地質隊的右派名叫曾志軒。他個子矮小，極端老實，受過高等教育，這種人夾在社會教養中，自然有格格不入的心理。物以類聚，我與他接觸不多，但思想溝通還可，彼此有點友誼。

當醫生的一般不與隊員同住，牆外有一間獨屋作衛生室。某天是休息日，記得當日下午4點鐘左右吧，突然中隊幹事劉明貴，命令式叫我到大監捨去處理一個緊急病人，要我跟他馬上前往。我以為是什麼危急病人，一拿藥箱就跟上。一到監舍門口，劉幹事大聲叫道：“曾志軒，你快出來！”曾志軒出來時，監舍內似乎出現一陣幸災樂禍的笑聲。曾到我面前時有點顯得不知所措。劉幹事大聲問：“你是不是吃了生木薯？”他膽怯地承認了。劉幹事接着對我下令：“你馬上灌他大便，讓他吐出來！”並用手向廁所指指。事情那麼突然，我也懵了；但我很快鎮靜下來，心想：防止吃生木薯中毒催吐灌糞便？夠古怪新鮮！為了慎重，我扼要問了曾志軒到底吃了沒有？吃多少？什麼時候吃？現在感覺怎麼樣？……曾說是昨天下午收工時過老百姓的地里拾到吃的，並用手比劃大如雞蛋，只有四、五寸長，又是開春後的木薯，目前並無不適感覺……我心中有了點底，但劉幹事又大聲對我下命：“不管那麼多，××的娘，灌他大便，教訓教訓他……”此時監舍內又有些笑聲。我對劉幹事說：“不必這樣，有藥會讓他能吐出來的！”劉幹事馬上向我瞪火眼，惡狠狠地罵：“他媽的你黎世輝！”我堅持說我會處理，馬上回衛生室要藥……當我取好針和藥回到大監舍時，看到隊員已集合在廁所前的空地，曾志軒站在列隊外，樣子十分難堪……劉幹事叫出一名隊員到廁所用碗裝來大半碗稀糞便端到曾的面前，劉幹事命令：“你吃不吃？不吃就灌！”此時隊員中發出一片：“灌他！灌他！”的呼喊聲。曾苦瓜着臉說：“我吃！我吃！……”他閉上眼睛無奈吞下兩口糞便，立刻噁心嘔吐……。

這是我終生難忘的最苦澀的回憶！

註：他教數學從來不用看教科書，但復職後就是不讓他上講台。後因腦溢血殉職於辦公室內。

作者簡介：黎世輝，廣西橫縣人，學醫從醫一生。兩個兒子，一為生態學博士，另一個也是醫生。

2000年11月6日

（原載《百草情》）

終生難忘的假槍斃

湖南何寧明

在勞改農場的那段時間，我身高1.72米；而每月糧食定量只24斤，要應付強制性的體力勞動，顯然是極其艱難的，因此經常處在飢腸轆轆的狀態中。

回憶在龍骨溝勞動，已屬強制性勞動；這還不算，龍骨溝又在這個隊設置一個看押小組，也就是強制性中的高度強制。組長派曾經是公安部門犯了錯誤的人擔任。這種人厲害得很，一天到晚總是橫挑鼻子豎挑眼地斥責我們，我們的行動處處受到限制。

一天我們在隊部附近勞動，我藉故解大便，暫時離開小組，走到50多步遠的地方，見一新挖成的糞池，尚沒使用。在糞池碼頭處，有人拉了三四堆糞；糞池的那端，地勢比較低，最深處有一尺深的雨後積水。我發現那裡丟棄了一頭剖開肚子的豬，真是太可惜了。我在那裡休息了將近20分鐘的樣子，才回到小組，可心中總是在盤算如何將那豬拿來美美地吃一頓。我把這一發現，告訴其他隊員，商議如何把豬拿來大家分食。我們隊員，大都可靠，唯有那劉德桂一人，陰險狡詐，陽奉陰違。我邀他晚飯後兩人溜出去，把豬在清水裡洗乾淨，就地找些枯玉米杆堆起來燒烤。恰巧那天夜晚，隊裡開鬥爭大會，鬥爭那些在勞動中偷吃紅薯、玉米的人，隊裡鬧哄哄的，我們可以從容地處理好燒烤的豬肉。劉德桂對我說：“你在這裡守着，我回去看看動靜。”誰知他回去後，將我們的行為向蔡隊長匯報，並領着隊長朝我烤豬的地方奔來。朦朦的月色下，我遠遠地看見一前一後兩個人影直衝我的方向而來，我高聲問是誰?也不答話。我見勢不妙，忙將豬從火中取出，做好一切轉移準備。離開火堆丈多遠的樣子，見有一叢雜草，便將豬肉丟入草叢中。此時，人影爬上斜坡，蔡隊長曆聲說話：“你何寧明好大的膽子，殺死我的豬，在這裡燒烤!”在他身後不遠處，有一個人匍匐在地。我說：“蔡隊長，我在糞池裡發現一條剖開肚的豬，我揀來燒烤吃。”蔡隊長硬說我用刀殺死了豬，追問我用的什麼刀子，刀藏何處。我說：“我的確沒用刀殺豬。調查清楚了，如果我是用刀殺豬，可以槍斃我。”話音剛落，只聽得清脆的一聲槍響，並且還發出火花。我立刻嚇昏了頭，魂不附體地跳起老高，跌倒在地，也不知是怎麼一回事，莫名其妙下意識地想：有槍的響聲，又看見火花，我可能中了子彈；但又馬上想到，為何沒有痛的感覺？蔡隊長厲聲呵斥：“還不快起來！”他繼續和我爭論，在爭論當中又朝我開了一槍，真是嚇人得很。蔡隊長連續開了四槍，嚇得我魂不附體。最後蔡隊長對我說：“這裡是三岔路口，是隊員出工收工必經之地，把你槍斃在這裡，嚇壞了他們。我要將你槍斃在那偏僻的地方。”我聽說他今晚非槍斃我不可，兩腿發軟無力，站也站不穩，對蔡隊長苦苦哀求道：“蔡隊長，為了怕餓，偷點東西吃，不致於犯死罪嘛?”

“不行！你犯的錯誤太大!”我感到講好話行不通，只好橫下一條心，準備一死了之。一想到勞動教養的折磨也實在難以忍受，死了也好，我膽也壯了，腿也不軟了。我問蔡隊長準備在什麼地方槍斃我？他就說聽他的口令，叫我在前面走，他就在後面指揮我向左轉或向右轉走了一陣。我發現身後沒什麼動靜，遂停下來，看看究竟是怎麼一回事?此時只見蔡隊長距我四五丈遠正在解小便，我也馬上報告隊長，我要解小便。得到他的許可後，解了小便，繼續走。行到兩山夾峙的過道，他喊了立定口令，只聽得蔡隊長在距離很近的地方扳手槍的聲音。他一字一字吐音很清楚地說道：“我於中華人民共和國×年×月×日對何寧明執行……”我硬着頭皮靜聽他吐出“槍斃”兩字結束生命。良久，蔡隊長高聲呼喚我的名字，我應聲而立。他問我家裡有些什麼人，我乾脆利落地一一回答。他說，難道你不想他們嗎?我說：“想也無用!”他語氣緩和地對我說：“唉!家裡這麼多人，他們可想你啊!偷東西吃這個大缺點，難道改不了嗎?……”說話聲一點殺氣也沒有，並轉而對我進行一番思想教育。然後兩人沿着山坡回隊，經過丟豬的草叢時，尋到燒烤的半生不熟的肉，他叫我送到伙房，給大家加菜。

後來聽人家說，蔡隊長一回隊，馬上斥責劉德桂，說他險些送掉何寧明的命，在場有很多人都聽到。

次日出工，經過假槍斃現場，我尋覓彈殼，拾得二顆，不禁全身發抖，仿佛仍在受死刑折磨!

我自從那次假槍斃後，精神過度緊張，半個月內，頭髮無緣無故脫了很多，埋下了後來患神精分裂症的病根，吃精神分裂症的藥一直到現在，38年了，病仍未好!

作者簡介：何寧明，湘籍，百色師專美術教師，已魂歸離恨天，再也不會害怕假槍斃了；何況，蔡隊長也沒要兩角錢子彈費。

心聲——為了不可忘卻的紀念

上海顧家良

若是我們不能忍受煎熬，又怎能贏得對自己的看重呢。

——尼采

從理想到夢想——直到夢想的破滅

1949年5月25日上海解放了。我所在的中正中學理所當然的也解散了。接管當局給我們這些還留在學校的學生的出路是：轉學到其他普通學校或自願進入其選送的“青訓班”或隨軍的“南下服務團”、“西南服務團”。我則自願由“上海市學生聯合會”介紹報考了“中國人民解放軍華東軍區軍事政治大學”。錄取報到後，也就算開始了我的革命軍人生涯。

1949年7月17日—1958年5月，這短短的9年從軍生涯里，我感到值得推敲與令我費解的有：

一、有人常問我：“你參加革命的動機是什麼?”我始終堅持這麼說：“我當時只是個不足17歲的中學生，就說是一時的衝動吧！我經歷了日本侵占與國民黨統治下的時期；我看到中國共產黨政府官員與中國人民解放軍進入上海市後的種種表現和處處受到人民群眾愛戴的情景，我能不衝動、不激動地考慮自己今後對新中國應盡的義務和責任，以及對人生的選擇嗎?從軍，是我從小從啟蒙老師的教導中得來的崇高理想：做一個軍人，保衛祖國。有國才有家，洗刷近百年來帝國主義列強侵略者給我們國家、民族蒙上的恥辱，難道說這不正是時候嗎?可是，當時偏有這麼些“黨”官，在我以後經歷的每次運動中，總是認為我這樣陳述是在唱高調，是不肯暴露自己的真實思想，他們抓住我這個出身不由已的家庭出身問題，一再做文章。就是那怕我兢兢業業，每年以出色的學習、工作成績 (有歷年來所屬單位出具的立功受獎證書及職務晉升)，來證實我對革命事業的忠誠、對崇高理想的真摯追求，結果還是被掛起來。終於，1958年5月竟然被以莫須有的罪名劃為右派分子，被迫離開了我自幼所心愛的、理想的事業——海軍。

二、中國人民解放軍是中國共產黨絕對領導下的人民軍隊，這是現行國家體制所特定的。可是當對與我們一起工作的蘇聯專家有不同意見時，我們的黨委領導卻公然要我們以“蘇聯專家的意見就是黨委的決定”去無條件執行。試問，我們的黨對軍隊的絕對領導這時又到哪裡去了?

三、“統一戰線”是中國共產黨領導中國革命取得勝利的“三大法寶”之一；但我就不懂，為什麼末了被清洗出軍隊的都是那些非黨幹部、群眾，難道就因為他們不是共產黨員，或曾是國民黨海軍起義人士、技術骨幹?而這些人，在人民海軍創建初期都可說是有功人員。有的曾是我的教員，在教學上是非常認真的。畢竟他們也都是炎黃子孫，在舊中國，除了為了生計所迫，也有像我那樣，為了中華民族的復興才從事海軍的。相對再看那些和我們一起工作的蘇聯專家，吃飽喝足後，幾乎一絲不掛躺在甲板上曬太陽。他們動不動就指手劃腳地按他們的海軍艦艇條令訓人。我們自己的某些黨政幹部，平時不好好學習軍事技術，大海航行中不想克服暈船困難堅持不了值班不說；可是當艦艇一進港灣剛靠好碼頭，就想方設法先上岸取樂……難道說這就是所謂的“黨內外有別” ?

四、我的海軍生涯，我做夢也沒想到竟然只有10個年頭；但有幸這是我人民海軍創立的頭10年，我一直是在國防第一線——水面艦艇部隊服務，從信號員、信號班長、觀察通信部門長，一直晉升到掃雷艦大隊的觀察通信業務部門長；從東海到南海，從黃海到渤海都留有我的航跡。在華東軍區海軍學校我曾以優秀的成績畢業，並被選派去北京參加國慶一周年的海軍檢閱方隊，接受黨和國家領導人的檢閱。在艦隊我曾先後以出色的工作成績榮立過四等、三等功數次，獲得海軍二級先進工作者光榮稱號。可是，我怎麼也沒想到，正當我以這麼些無可非議的成績，爭取加入我心目中理想歸屬——中國共產黨時，突然被劃為所謂的反黨、反社會主義的右派分子……當我被迫離開海軍時，我的心碎了，我的理想、夢想，被這無情的階級鬥爭粉碎了，我的心在顫抖、在流血。要不是當時我還有年輕的妻子和年幼的女兒、年邁的雙親在，我是會以死相抗爭的；我是絕不會順從按“黨官們”的階級鬥爭的需要的路走下去的。

在那黑暗無天日的“改造”日子裡

我參加革命是為了中華民族的復興，是純潔的對祖國、人民的愛和奉獻；要不然在上海解放前夕，我完全可以隨學校遷往台灣，或在解放後繼續求學，繼承家業，走一條完全不同於前者的道路。可是歷史卻偏偏給我開了個絕不能算小的玩笑：正當我從理想跨向夢想的一剎那，竟然被以莫須有的罪名，推進到今天也還沒法說清的歷史上最最大的糾“錯”而不了了之的所謂“反右”運動漩渦。這究竟是誰“錯”了？誰該糾錯？在前後長達22年的改造日子裡，妻子被迫改嫁；老母臨終也沒能見我這長子一面；小弟也因受我株連不能上大學，且被迫帶病插隊落戶遠鄉，慘遭滅頂之災。理想與夢想的破滅，親人與家族的被株連，以及我在被改造“圈子”里所經歷的那種沒有公道的暗無天日的日子，難道就這樣以所謂“糾錯、改正”而不了了之一刀切掉嗎?

從我被定“罪”那天起，直到現在，我可說心中始終沒有認過什麼“罪”，只是有時被迫作“檢討”時，才口不從心地作出些象徵性的認“罪”表演，以求得少受皮肉之苦與精神上的折磨罷了。由於我政治上的天真、幼稚，開始，我曾幾次三番以書面形式向有關當局申訴，結果是被一再以不認罪服管而加重處分。大小公開批鬥不算，被迫進“圈”內的小“圈”(即禁閉室——農場小牢房)前後就有4次之多。以後，在同窗難友的開導下，我在殘酷的現實面前開始學會了思考，學會了在特殊環境下保護自己的鬥爭藝術。我樹立起信心，一定要活下去，要活着走出這個所謂的“共產主義的勞動改造大學”，徹底衝破這牢籠，迎接明天的太陽。我深信：人民的眼睛是雪亮的，歷史會還我清白！

我和“圈”內所有右派難友一樣，從進“圈”那天起，第一、二年，還相信單位領導及那些“黨”官們，一而再、再而三、信誓旦旦地向我們保證：只要好好改造自己思想，不用一、二年，就可以“脫帽”返回原單位工作。但到時候，就算是有那麼幾個名額，除了被用作對內外宣傳作秀外，也幾乎全是被迫作“留場就業”(俗稱“二勞改”)處理。這樣年年復年年，該死的運動一個接着一個……為了儘可能不使家人在運動中受牽連，為了能使自己活着等到天總會亮的那一天，大家只好學古人“臥薪嘗膽”的精神，對“圈”內外所發生的一切醜聞，一忍再忍。你，“黨”官，一年又一年的騙我們，我們就無奈一天又一天的騙你——磨洋工。你騙、我騙、大家騙着過日子。但“團結起來到明天……”的信仰，始終不渝地在我們心中蕩漾着!

我的處分明文是“監督勞動”，可實際上執行的竟然是“勞動教養”。但最後當我在原單位落實“糾錯、改正”政策清理檔案時，竟找不到我被改判勞動教養的文書，可在農場卻當我是勞教分子。真是冤上加冤，令人髮指！

“勞動教養”聽說是當時向蘇聯老大哥學來的。我們這些右派在圈子內部文檔里，被套以紅色(代表“政治犯”)。我們原來的官銜要比現管我們的那些黨官大；現在又不逃跑，不發表反動言論，勞作定額也儘可能完成或超出。因而一般管教幹部也不那麼和我們過不去。當然也有些幹部由於政策水平不高，運動中別有用心，使我們心靈、肉體受到難以修復的創傷，甚至使有些人失去了寶貴的生命。這筆賬到頭來又該向誰去清算?！

由於勞教人員隊伍來源複雜(有來自社會上的小偷小摸、夠不上刑事處分的所謂“歷史反革命分子”)，我們右派分子和這些人混在一起“大合唱”時，就有機會得到“重用”，一般單獨出外勤務都指派我們去。

在所謂三年“自然災難”期間，儘管農民自己生活也很貧困，但看到我們挨餓、坐以待斃的情景，也都深表同情，有的還偷偷把寶貴的口糧賣給我們，或讓我們到他們已經收穫過的耕地上復收(俗語“檢漏”)。更有甚者，找對象竟敢找上門來(有寡婦、也有大姑娘)，排除各方壓力，找到了她們心愛的好人。最終，老天也沒有辜負這些心地善良的人們。今天，當年與我們右派結親的壯族婦女，都有着美滿、令人羨慕的家，過着幸福的晚年生活。

難忘“圈”內的小“花絮”

1．所謂休息：在法定節假日，說是給休息，但借大掃除、人員調動、重新編組等為名，進行翻箱倒櫃的檢查，弄得大家疲於奔命。那些被以所謂違“紀”為由沒收炊具、食品、書報刊物的難友則敢怒不敢言，自認碰上了鬼，活該倒楣！

2．所謂“加菜、議價菜”。每逢重大節假日，加菜還是多少有一些的(那怕是些老、殘、病、弱而死的牛、豬、羊、雞等動物)，這也算是節日給我們疲勞一天后的補償吧。而平時的議價菜，也還是用上述的那些動物為原料，加工後，以每小勺 3--5元的高價賣給我們。有些人戲說：“我們這些人從此也就可以過‘窮不出一個月(所謂月“工資”到時是發的)，富不超過七天’的日子了。”

3．終生難忘的小鍋小灶：當時我們大家把它視為“煉鋼”。這不僅使我們保持爭取活着走出去的本錢，同時在取得那些原材料的過程中，也能接觸到圈內外可信任的難友與群眾帶來的一些信息，加強了團結與友誼。

4．竟有這樣來自上級的一位管教幹部，他強迫所有我們(這是我一生中唯一的一次)，每兩個人掛不同數碼牌在一起照相。完畢後的訓話中，他除了把柬埔寨讀成東坡寨、“剛果有個非洲”、裙帶風讀成褲帶風等顛三倒四的胡言亂語外，還狂稱我們都是為了“上下兩個洞”而進來的貪官污吏、好色之徒。然後又怕我們不懂，就解釋說，這上洞為嘴——好吃懶做；下洞就是媽你的“B”。這時，似乎天公也聽不過去了，便以雷聲對他發出警告。可是他還以為我們怕下雨，就大聲吼叫“不要怕，下雨我也要講” 。但老天爺卻馬上下起了雨。當我們正要看他怎樣往下講時，他卻不顧—切，像兔子那樣飛快地溜了。

5．文娛活動：就拿我在的那個稱為“右派分子成堆”的地方來說，真是到了“天生我才必有用”，可以“苦中作樂”的時候了。記得在龍鳳隊一次晚會上，當黃松蕃、柳原兩人用英語合唱《當我們年輕的時候》和國語“桃花江”以及用哼調哼出《上帝保佑》這首外國古老民歌的時候，包括在場幹部在內，一片叫好(當然，在場全體幹部和部分人員不懂外語；只能說是欣賞他們的歌喉和桃花江上美人多的歌詞，並佩服他倆的外語水平而已)。另外，霍實那副好嗓子，在從天不亮出工到天已黑收工途中，他用高吭的歌喉，為大家歌唱抗日戰爭時期激動人心的歌曲，鼓舞我們堅韌地活下去，相信真理必將戰勝邪惡，光明一定會來到。這些情景，令我至今難忘。

在此，我深切緬懷昔日在“圈”內而現已相繼故去的益師良友王成、秦黛、田映、黃松蕃、周繼頤、蘇建德、霍實、張鵬、呂輔周、石仰人、朱世安等難友。他們都是中華民族優秀的子孫，他們患難與共的高貴品質，令我畢生難忘！

心願

一息尚存的“五七”難友們，熱望你們——

保護好自己的身體，教育好自己的兒孫，為祖國的和平統一、中華的復興而奮鬥終生！

保護好右派心目中的圖騰——王成的墳墓及墓碑，讓有幸見到它的人們，都知道我們這一代人的真、善、美心靈和苦難的歷程！

2005年5月5日

住址：上海市國科路29弄1號902室郵編：200433

電話：（021）55061416 手機：13501610629

法與非法

四川樂山柯林

這算什麼《教養條例》

1961年12月，那時我在新興農場基建隊，隊部布置學習《中華人民共和國勞動教養條例》。

我明白了兩點：1、這是最高行政處分，屬人民內部矛盾；2、勞教有時間限制，最長三年。

學習一個星期，討論了幾天，最後是自己對照“罪行”，自報勞動教養期限，

算是對認罪好壞有所認識，有所提高的表現。

不提自定期限尚可，一提我就火氣來了。我來農場從1958年4月19日算起，到現在已經整整三年八個月了，這一千三百三十五天算什麼？是住賓館招待所嗎？這是勞改農場呀！我什麼也不想了，便說：“我來時通知書上明白告訴我：‘反黨、反社會主義、反革命’罪大惡極，應定最長三年。”管教員說：“你說點具體的罪行才好定罪呀。”我說：“我只是提了一些意見，而且大都是在機關學習討論會上聯繫實際時說的，講的是一些觀點，認識，當然也有一些不滿和牢騷，我說不出有什麼罪。”我又說：“三反分子，還算不是大罪？三年算是寬大我了。”（註：直到1979年2月，才知劃我為一般右派）他說：“你認罪態度很好，定期一年半（十八個月）就可以了。”

直到龍南隊，那是1963年4月，寬大又降臨至我身，提前宣布：解除勞動教養，提前了兩個月；但是卻不同於其它十七人：既不宣布遣送我回鄉，也不宣布留場就業，算是等待處理。好傢夥！一等待前後總共就是二十一年。

說到這裡，我總又記起了1958年4月15日，桂林市計委主任李用甫對我說：“小柯，你錯誤不大，去農場勞動、學習、改造，一年半載即可回來；要是不去，就要脫離革命隊伍。”我是要繼續革命的，我就高高興興自己去市公安局報到。到那以後才知道從此失去了自由。不知道那位李主任是欺騙我還是他也上了陽謀的當，誰也不知道。可惜他已早離人世，不然，我一定要問個清楚明白。

講什麼依法治國？這明明白白是無法無天。講誠信，講取信於民；但歷史的教訓，誰來澄清，誰來補救？

我們被迫當了一回“小白鼠”

1961年12月，就是學習教養條例，自報定期後不幾天，中午飯時得到通知：今天下午不出工，在監舍等候。約三點，哨聲響了，集合點名，一個不少，站好隊，叫蹲下。並說要小便的先報告再去；回來也要報告再蹲在原來的地方。

接下來便搬來桌子、凳子、飲水。來了兩個不認識的人；一個說今天來給大家治病，大家要守規定，不用驚慌，喊一個上來一個。管教員在一旁監督，一人在一旁發藥丸（好像魚肝油丸一樣大小的膠丸）。管教員很認真，眼睜睜看着藥丸是否在舌面上才叫喝水吞下，然後，命令回監舍躺下，不准出監舍一步。我吃了藥丸，一進監舍，往日的嘈雜聲一點也沒有了，只有輕微的鼾聲。我也感覺頭昏昏沉沉，連想一想的時間都沒有，一下子便倒在床上睡着了；但是，人還是有一點知覺，手足想動一動都不行，頭腦里是唿唿、嗡嗡的聲音。大約在晚飯時才有人慢慢起來，屋子裡才有響聲。直至吃飯時，我仍頭昏昏，眼前金光閃閃。第二天出工，一身沒勁，手足軟無力，大家都是一樣的感覺，便議論：大家吃同樣的藥，得的是什麼同樣的病？有當過醫生的難友斷言：肯定是什麼新藥，拿我們做試驗。而且事後管教員還警告過：“不准亂說，誰說誰負責任。”

幾十年過去了。現在想起這件事，真還有些後怕。我們就是應當拿來做新藥試驗品的嗎？為什麼不光明正大地說明真實原因並動員我們為革命作貢獻呢？一定要強制吃藥，又不說明真實原因，這完全是違法行為，是侵犯人權的。

2005年6月30日

柯林，四川樂山人，1927年生。1943年參加學生公教人員志願中國遠征軍，在印度受訓。下士坦克兵。1946年返學校。南下後，在桂林市計委劃“右”。1986年離休。大專文化。

離休教師16年拼成千萬富翁

高霞肖傑明王瓊琰

在我市鷓鴣江有這樣一個老人：1989年，60歲的他從長塘中心校離休後，借款7萬元開了一家服裝廠。經過精心經營16年後，服裝廠擴大到三個分廠，身家超過千萬。他，名叫何榕高。記者近日採訪了這位頗具傳奇色彩的老人。

莫名其妙成右派

1957年，何榕高是柳州地委的一名小幹事。1958年，他無緣無故成了右派，被送到農場勞動教養。“當時我就是：‘—頭霧水不知天’，忽然一下，就變成了—個‘削尖腦袋鑽入革命隊伍的異己分子’。”何榕高一邊用手比畫着“削尖腦袋”的動作，一邊對記者說着。

這教養一教就是6年。1964年6月，何榕高終於從勞教場回來了。雖說不用再勞動教養了，可是，何榕高仍然沒有脫掉右派的帽子。每天活幹得不比別人少，可是工分卻比別人要少得多，而且上街需要跟大隊請假。儘管如此，何榕高仍然沒有放棄，他一直在心中鼓勵自己：“我是好人，總有一天，歷史會還我清白的!”

含冤二十年終平反

一眨眼15年過去了。1979年，已經48歲的何榕高終於獲得了平反。

“那一天，我正在家附近的地方挑牛糞。遠遠的就看到一輛吉普車開進了村里，停在了我家門口，從車上下來了三個拎着包、幹部模樣的人。”何榕高回憶起當時的情形。“這三個人在確定我就是何榕高后，對我說了一句我—輩子都不會忘記的話：同志，我們冤枉你21年了……”說起當時的往事，何榕高還是濕潤了眼眶。

從那以後，何榕高才正式得到平反，開始回到原單位工作。

離休之後才創業

1989年，60歲的何榕高從長塘中心校離休了。離休在家後，每個月靠200多元的工資生活，還要養活幾個正在上學的孩子，何榕高感到必須要搞一番“實業”來乾乾才行。搞什麼“實業”呢?何榕高想到了開—個服裝加工場。

於是，說干就干。他先是用自己在村裡的6間平房從朋友那裡借來了7萬元。7萬元，在1989年看來，這是—個不小的數目，對於何榕高在那個年代就敢借如此大筆的款項，記者感到非常吃驚。可是，何榕高說：“當時，我的心裡根本沒有多想，只是想：如果我虧了，大不了這房子就不要了，帶着家人回老家種地。”正是有着這樣的信念支持，何榕高開始了他的“實業之夢”。接着，何榕高又找到了鷓鴣江村委，在經過村委和生產隊同意後，何榕高拿到了一塊三畝大小的土地作為工場的建築用地。

在有了土地和錢之後，何榕高便開始着手建廠房、買設備。由於一切都是剛剛起步，何榕高回憶時說：“所謂的廠房，其實就是一個用油毛氈蓋的棚子。剛開始買來生產用的機子，都是我從二手市場上買來的，一共有10台機子。”

一個月後，一切準備就緒了。看着在村子裡整天無所事事、到處閒逛的年輕人，何榕高心想：與其讓他們這樣在村里閒着、給村委增添麻煩，不如把他們招到工場，給他們一份工作做。於是，何榕高就從村子裡找了8個青年，然後又從市針織廠請來了兩個有經驗的老工人，就這樣，他的服裝加工廠開始正式投入使用了。為了更好地打開市場，工場開工沒多久，何榕高就在駕鶴市場租了一個攤位，專賣每天由他廠里生產的衣褲。“由於我們生產的衣褲款式好、做工細，因此，每天—拿到市場，一會兒工夫就賣光了，後來還有人直接到廠里預訂呢!”一回憶起當時的情景，何榕高就特別開心。

真誠感動上帝

一年半之後，何榕高不但還清了那7萬元的債，又起了一棟三層樓、面積達330平方米的廠房，生產的機子也全部重新添置，規模擴大到了60台。儘管成績做出來了，可是，何榕高仍然沒有滿足於當時的成就。他又從市針織總廠聘請了一位老師傅，讓他設計比較流行的服裝款式，同時還按照規範的要求監督服裝的質量。於是乎，他們場裡生產出來的服裝基本都是“當天生產當天賣光”。1994年，他們廠生產的衣服不僅被區內的客商認可，還引來了外地的客商，甚至走出國門、出口到了越南。

隨着人們生活水平的提高，人們對服裝的要求也漸漸發生了變化，現在人們在服裝的布料方面有越來越高的要求。根據這一特點，何榕高也開始提高服飾在布料方面的要求。正是由於他的這種隨時根據市場需求改變策略的做法，使得他的服裝廠越做越好、越開越大。

如今，何榕高當年的那家小服裝廠已經擴大成了3家大型服裝廠，總共11個車間，占地700多平方米，總面積達3000多平方米，聘請的工人人數達300多人，總資產超過1000萬元。現在，工廠每月所需的布料就達50多噸，每月可以生產成品服裝達25萬套，服裝的範圍涉及到了童裝、居家服飾等方面。

但年歲不饒人，現已76歲的何榕高決定把廠子交給3個兒子管理，自己正式退休了——頤養天年。

愛心回報社會

由於何榕高的事跡突出，他先後多次獲得由自治區、柳州市政府評出的“離退休先進個人”、“老有所為奉獻獎”、“優秀共產黨員”等多項榮譽稱號。

何榕高富了，可是他並沒有忘記鄉親們的幫助，沒有忘記社會的幫助。上世紀90年代，在柳州遭受洪水的侵害後，何榕高老師先後捐款捐物達10萬餘元。2001年和2003年，何榕高還自行出資4萬多元，為鷓鴣江村馬鞍屯的村民修建了一條直達村子的水泥路。

（原載於《柳州晚報》2005年10月18日）

從科學家吳仲華的遭遇看反右派的沉痛教訓

廣西陸川李業勛

1979年我剛恢復黨籍不久，聽到傳達當時國務院副總理方毅同志的報告。其中談到科學家吳仲華的事，其大意：吳早在四十年代便是名揚世界的飛機製造專家，三叉戟飛機是他發明創造的，英國飛機公司把他當寶貝，不僅給他非常高的工資待遇，還給他提供很好的科研條件。他有強烈的愛國心，對國民黨政府的腐敗獨裁，造成國家貧窮落後深感痛心。新中國成立後，他看到在共產黨的領導下，發奮圖強，艱苦奮鬥，認為祖國復興富強有望，便決定回國參加新中國的建設，以報效祖國。他多次謝絕英國飛機公司的挽留，衝破英國政府設置的障礙，於1954年回國。

回國後繼續搞飛機研究工作，但對當時開展的知識分子思想改造，及單位領導對科研人員的工作干預過多有意見。57年被打成右派，從此剝奪了他搞科研工作的權利。

1962年林彪想坐三叉戟飛機，派人去英國採購，飛機公司的老總第一次見面便問：“三叉戟飛機的發明創造者在你們中國，怎麼向我們購買三叉戟飛機呢？”我們無言以對。在交貨時英國人給我們飛機是次品，試飛時性能不好，便向英國人提出要求：退貨或換貨。英國人的答覆是：按合同規定如果飛機不合格，可以退貨或換貨。但是你們得說清楚，飛機哪方面不合格，然後派人檢查證實後才能退貨。但我們只覺得性能不好，又說不清是什麼問題。在開會研究如何處理此事時，王震同志提出：唯一的辦法就是請吳仲華去交涉。當組織找吳談此事時，他並不計較幾年來所受的冤屈，為了挽回國家的聲譽和經濟上的損失，答應去交涉。英國飛機公司的老總看到吳仲華來了，談判一開始便說：這件事不用談判了，我方接受你方的要求，由此造成你方的損失，由我方賠償，並向你方表示歉意。

經歷了二十一年的苦難，人間的悲劇慘劇，我經歷的、看到的、聽到的實在太多了，我的心也漸漸麻木起來，沒有過去的激情豪情了。但聽完這個傳達，心情還是很沉重的，很久無法平靜下來。

我想如吳仲華這樣有真才實學發明創造的科學家，實在是人類社會的寶貝，任何國家都是求之不得的。對中國更寶貝的是：他還有一顆熾熱的愛國之心。他放棄在國外的高薪厚祿和優越的科研條件，衝破重重阻力回到一窮二白的祖國，雖生活和科研條件都很差，還是努力工作。在新中國建立的初期回國，說明對新中國和共產黨是擁護的；被無端迫害幾年後竟不計前嫌，以戴罪之身去找英國人交涉，以維護國家利益。其拳拳愛國之心，真是“雖九死猶未悔”，他是人類的精英，更是國家的棟梁。

如此國寶式的人物，只因為當權者多次請他參加座談會，說什麼提意見幫助黨風就是愛護黨，跟黨一條心，要求大家做到“知無不言，言無不盡，言者無罪，聞者足誡”。多次點名要他發言時，才提了一點意見，當權者聽了如果覺得逆耳，又無雅量，把他大批一通，已是過份；而以莫須有的罪名，將他打成右派，定為敵人，置之死地，更是令人毛骨悚然。

秦始皇焚書坑儒，已經罵名千古，但他是明來，並不搞什麼“引蛇出洞”“陽謀”之類的卑劣手法。先發布禁令：不准議論朝政；有些儒生不屈服於獨裁專制的淫威，繼續議論，才下令殺了一百多個儒生。這與55萬相比，實在不成比例。項羽設“鴻門宴”是有點“陽謀”的做法了，但他最終也不敢把劉邦置之死地，只不過給他嚇出一點冷汗罷了，我想，項羽也害怕千古罵名的。

在採購飛機的過程中，英國人對那些專會整人的“英雄”們，是採用玩弄和羞辱的手法。倘若在國內，“英雄”們一定把他們當作反革命，抓起來處以極刑；可憐魔爪短了一點，還無法伸向國外，也只好忍氣吞聲了。“英雄”們也知道要挽回面子和損失，只能靠科學和法律的知識，而這方面自己偏偏沒有，無可奈何之下，只能屈尊請吳仲華去交涉了。請一個被自己定為敵人的人，去代表自己的國家和外國人談判，心裡自然是一股辛酸苦澀之味，很不情願的，但除此又能有什麼辦法呢？

最近讀報知道，歐洲空客已能製造航程超萬里，載客800人的特大型客機。而我們呢，只能製造航程千里，載客百人的中型客機。我想如果當年不迫害吳仲華，而是重用他，國家的飛機製造業絕不會這麼落後的。中外無數歷史事實都證明了：“殘害忠良，寵信奸臣”，必然是以害人開始，以害已告終。但最痛心的是害了國家和民族！

作者簡介：李業勛，廣西陸川人，1933年生，1948年參加中共地下黨領導的革命活動。1958年劃為右派，一貫不“認錯”。“改正”後在廣西玉林師範學院離休。

深度撞擊

廣東汕頭吳雛龍

人間有否此如來

孫悟空火眼金睛，是非分明，在取經路上，卻被認為不服管教而飽嘗了緊箍咒之苦；到了西天，如來卻封他為鬥戰勝佛。這不僅是對孫悟空的肯定，而且也是對自己的一次否定——否定他在五百年前，把孫悟空鎮壓在五指山下。

在天界，如來至高無上，法力無邊，沒有誰敢對他說不；如今，他居然有了這種胸懷，豈不是令人刮目麼。那麼，我們人間呢？

歷史是塊大理石嗎

在學校聽歷史課，老師會插講一些有關歷史是什麼的知識，給我印象較深的是介紹胡適博士對歷史的一個比喻：歷史像塊大理石，在張三手中，是一個樣子，在李四手中，又是一個樣子。（注）不可思議——當時我這樣認為。

可是，上世紀50年代及以後，得以看到發生在自己與別人身上的事，就由不得你不信了。

舉個例子：一直都說劉少奇是中國工人運動的傑出領袖，是白區工作的卓越領導者，是新中國黨和國家的領導人。可是，到了文革，一夜之間，他又變成了叛徒、內奸、工賊，光是這六個字，就使人觸目驚心。然而，文革過後，又說這些都是不實之詞，要重新推倒……

這是不是給胡適博士的比喻找到了新佐證呢？如果不是讓張三從李四手中拿回這塊大理石，那麼，李四的劉少奇塑像就要變成永恆的了。想起來，該有多麼可怕啊！

鮮麗得好像是血

在新中國的大地上，有一段時間，真是帽子滿天飛。不是說，江青是帽子工廠的老闆娘麼。這些帽子，可不是扮靚飾美、遮雨擋風的。每個帽子，都有它的名稱。有一頂帽子，記起它的名字來，可有足足的19個字，請聽：反黨、反社會主義、反人民的資產階級右派分子。那真是朗朗上口，擲地有聲。而且，還是用55萬個青春編織，用22年的血汗染色的。這該是多麼沉重，多麼鮮麗：沉重得讓人窒息；鮮麗得好像是血。

巴掌該打在誰的臉上

正在大躍進與災荒齊頭並進時，我在蒙難中，被農民兄弟打了一個巴掌。

當時，我所在勞改農場中隊的那個村的村民，因為據說要過起提前來到的共產主義的美好生活，就按上級指示，把鍋頭、鐵器砸爛送去煉鋼，然後興高采烈攜家帶小直奔那吃喝不要錢的集體食堂去了。祖輩居住的舊土屋不要了；爐灶也被挖去做肥料了。

可是，還不到一個星期，他們又回來了。興高采烈消失了，只有一股氣與怨，迎接他們的只有那個破敗的家，而且還是由他們自己造成的。因為當天我高燒沒有出工，這個屋主見了我，就不由分說，一個巴掌朝我打過來。

當然，我能有什麼話說；只是心裡在想：農民兄弟的這個巴掌，到底應該打在誰的臉上？

偉大的創舉（上）

天還黑麻麻，就要出工，在工地吃早飯，寧可讓我們在工地呆着等天亮，也不讓我們多睡一會。

中午也是。當我們吃完午飯，好不容易在四處無遮擋的工地，用所有工具和自帶的床單搭起一個帳蓬後進去躺一會時，開工的哨子又響起來了。

下午，不，應該是晚上，因為天已經黑了。大家拖着一身疲憊，一身汗污回到宿處時，便急急忙放好工具，掏出2分錢（2兩米的官價）去向那些就業人員的家屬買來一盆河水，匆匆抹拭一下之後，便將自己的身子往床板上一擲，呼呼睡去。

這樣的糟蹋，不是創舉麼？

偉大的創舉（下）

將我們這些從事超強度勞動的“勞教分子”的糧食定量從原來的40市斤改為27市斤；

把我們應有的主糧比例超規定搭配雜糧；

玉米煮熟後上面有一層厚厚的殼和渣；

紅薯煮得爛扒扒的再稱斤；

木薯渣蒸成饃塊，每人兩塊，每塊比火柴盒要大些，就是一餐。

遇到有死豬仔，便切成丁，連同屬於應剝棄的芥蘭菜皮，炒成一鍋，裝成小碟。每碟各有幾丁幾片，賣1元，可以打白條，到時在當月生活費扣還。而當年絕大多數的我們每月只有18元，扣除每月固定伙食費10元，還有8元，這8元便變成欠條了。因為一口氣可以吃下10碟8碟的。這1元錢1碟，是當年官價糧的10市斤，而當年的豬肉，官價不超過7角錢1市斤，換算成現在市場價，那一碟要10元錢的。

這樣的盤剝，不是創舉麼！

註：這些話不是胡適說的，而是胡適介紹詹姆士的實在論哲學思想時，詹姆士所說的話：“實在是我們自己改造過的實在。這個實在裡面含有無數人造的分子。實在是一個很服從的女孩子，她百依百順地由我們替她塗抹起來，裝扮起來。好比一塊大理石到了我們手裡，由我們雕成什麼像。”（《胡適作品集》第四集，台灣遠流出版公司，1986年10月）

作者簡介：吳雛龍，汕頭市人，生於1931年。青少年時代僑居西貢金邊等地。1950年起分配至柳州市工作，任職於公安民政部門。大專學歷。

心語

江西張廷球

一

反右運動是文革十年浩劫的序幕，是頭一次浩劫。被錯劃的右派對國家對人民是和屈原、魏徵、岳飛、文天祥、于謙、袁崇煥、方志敏、張志新等一樣的忠貞不渝的人。

二

我上大學和工作時，主張除對有大功勞者外，對任用和提升人員都應通過考試。革命先行者孫中山先生早就主張這樣。可是，反右時批判我的人卻說這樣就要人頭落地。但是，改革開放後卻又實行了考試制度。

三

當時，國內報章上替蘇聯說話，說蘇聯軍費比例小，美國比例才大。我心裡覺得，蘇聯為了自衛自強，軍費比例不會小的。這本來只是心中的想法，為了表示自己的誠懇，我也說出了這個想法。可是，結果就把我劃成極右分子，給了我最重的處分——勞動教養。我做了最繁重的挖錳礦勞動，每天任務1噸，價值50元。整整經過21年，體重由70公斤降至40公斤

，到“摘帽”時，已是面黃肌瘦慘不忍睹了！

作者簡介：張廷球，江西人，1926年生，1952年復旦大學畢業，廣西冶金建設公司幹部。在勞教中從未斗過人，亦未被人斗過。他採取鍋牛式勞動，從未完成過一天任務。“改正”後，他的惟一願望是找位女右派組成家庭。惜乎，迄今未如願。現獨居柳州，晚景孤淒。嘆嘆！

在古瓦的那些日子

廣西柳州戴義開

一

我是1958年3月到古瓦農場磚瓦廠的。我們這些在“反右”中被千夫所指，日以繼夜，七斗八斗過來的老右們，早已斯文掃地，半點臉面都沒有了，聽說能讓集中到一個農場，在一起邊勞動邊學習，改造好了，一年兩年就可以回到革命隊伍里去，當然一般都願意聽從安排的。我還帶了石印版的一本《蘇東坡詩選》、一本《吳梅村詩選》。負責送我們一行十三人去勞教農場的公安局趙科長在火車上，逐一遞送香煙，跟中學的黃衍斌校長還握了手，讓國畫家敖老感動得要掉淚。其實呢，行政處分嘛，不但我們右派們沒有想到，也許辦慣案子的趙科長當時真的也沒有想到,一場更慘烈的厄運正降臨到這些被稱為右派分子的頭上，而且，這場厄運歷時竟長達二十二年，能夠活下來的，還留下許多後遺症。

到來賓車站，趙科長召來幾個挑夫幫挑行李，這個時刻，再麻木的人也能找回“反右”前那種與人平視的感覺，以致我剛踏進農場時，仰望藍天白雲，居然還有點“今日得寬餘”的情懷呢。

第一天晚上，磚瓦廠管教幹部馬幹事就叫集隊聽講話。他說：“把右派分子打下去了，我們排除了干擾，大躍進就可以轟轟烈烈地搞起來，跑步進入共產主義……”接下去說的是“脫胎換骨”、“花崗岩頭腦”等等。

但是，出乎想像的嚴酷的挑塘泥勞動，很快就把書生們從肉體上壓垮了。首當其衝的是肩膀紅腫、潰爛，可塘泥照樣得挑。從嶺腳挑到嶺上，我把滲透着汗水和血水的衣服一層層卷在扁擔上，以緩衝肩膀所受的磨擦。不少人通過各種辦法弄到墊肩，系起來，兩肩墊角蹺起，疲憊已極地拖着扁擔走向工地。晃眼望去，好像孫悟空變幻出滿山遍野向風車挑戰的唐吉訶德。不過，這個時候唐吉訶德挑戰的對手不是風車，只能是自己。為了填肚子的兩餐活命飯，為了頂住“一年、兩年”的煎熬，求得與父母妻兒團聚，舍此別無它途。

收工途中，就路邊水溝洗滌，我臨水自顧，照見鬢髮眉毛斑白如星霜，猛然—驚：難道真的伍子胥一夜白頭了?原來是整天的汗漬造成的，只不過比別人顯著些而已；身上惟一的一條藍短褲，也像撒上石灰似的。蹲在水裡把它擦幾下，洗掉了，回到大宿舍它也幹了，用不着脫下晾曬。這條短褲從春暖穿到冷冽的寒潮到來，無論日曬雨淋，日作夜息，都沒脫離我的身體。最後脫下時，已不能再穿上。國畫家敖老幽幽地勸說我：“後生家不要太沖，你不看人家老農，下田還專門穿件長袖衣。”他樣子該五六十歲吧，身體一天比一天衰弱，他那件被稱為全場最昂貴、特厚特大的墊肩，就越顯得更大更沉重，套到他肩上，簡直成了《水滸傳》里林沖那副大木枷了。後來，他連飯碗大的兩砣塘泥也起不了肩。之後被調到蔬菜組鋤草淋菜，再後來不多久，就聽說他死了，是早上起床時鄰鋪發現的。老畫家被蓆子捲走沒幾天，又聽見負責放牛的教育學老專家盧顯能教授倒斃野嶺。去年，因為盧教授兼學院教育工會主席，學院的一些學生便到他宿舍請他表態支持延長學年的要求，老教授說了幾句勸慰的話。這幾分鐘的會見，竟使他老人家蒙上黑後台的惡名，卒致死於非命。48年後的今天，想起來，我還十分難過。

紅水河漲大水，上游衝下來許多木頭，我們組臨時接到緊急任務，要跑步趕去撈木頭。跑得最快的是戴右派帽之前任桂林市人民政府民政科所屬教養院學校教師的李軍。此人粗眉大眼，是個美男子，又兼老實熱忱，多多少少能緩解他周圍這些勞教分子的憂悒、消沉、孤僻、冷漠的氣氛。近來他不斷在各種場合表態，說要爭取獲得第一批解除勞動教養，儘早回到革命隊伍。我覺得他的表態是極為熱切的。由於過量勞動，他浮腫比別人明顯，好在年輕，幹活路還有勁。我們趕到河邊，他已脫掉長褲、鞋子，向洶湧的急流中疾馳而過的木頭划過去。這是個結霜的早晨，水很冷。負責管生產的韋幹事正在跟大家布置工作，有人一聲驚叫，只見李軍往水裡一沉，木頭上蒼白的手臂迅即沒入洪水中，就在眾人驚恐的注視下，李軍的身影從此永遠消失了。韋幹事在水邊呆立一陣，突然大發脾氣，大罵一通之後，叫我這個小組長回監舍整理好李軍的遺物，然後送交隊部。我整理李軍的棉被，似乎還觸感到他的體溫。我打開他的家書，有被水漬模糊了的文字——是妻子的還是丈夫的淚水?抑或是夫妻兩地共有的苦淚?他妻子的信里說：“現在的日子，最大的快樂是撫摩肚子裡的小寶寶，明年的今天，他該會叫爸爸了。”我忍不住淚水奪眶而出，震顫不已，完全失去了控制。我終於明白了李軍為什麼敢於向洶湧的紅水河奮不顧身地撲過去。

二

老畫家和李軍的離世，就像悄然無聲地沉沒於幽潭深處的兩顆小砂粒。相比之下，來自某高中的謝老師的故事就顯得熱鬧多了。那是馬幹事明白說了“勞動教養有什麼期限?幾時改造好幾時得出去”之後才爆發出來的。

人們白天跟兩泥箕大的沉重的塘泥拼搏得精疲力竭，晚上還要跟自己兩塊同樣沉重的眼皮作鬥爭。只要管教幹部不在附近，學習時個個像和尚打坐似的，都不吱聲；可也怪，誰要頂不住眼皮閉合，鼻鼾聲跟着就出來了。自然有打小報告的。毛澤東講得對，凡有人群的地方，就有左中右嘛。第二天打鼻鼾的果然就被管思想的幹部點名批判了，這種批判使那倒楣鬼總得要有幾天甚至長時間變成委頓不堪的病人。

謝老師的事情發生在晚間小組學習的例會上。這晚上兩間大監舍勞教隊員集中門前就地坐下。坐我旁邊的是原中學老師潘老，先兩年“肅反”結束，最早送來的老教養，因為有一嘴濃濃的一字胡，得綽號“魯迅”。原來抱着膝蓋很悠然地抽着煙斗的他，突然發現勞改隊也來了十多個，他神色大變，緊張地喃喃自語：“出事了，出事了。”潘老是老勞教，有見微知著的能耐。平常這時候馬幹事出來巡視，總是叼着牙籤的，今晚就沒有，我認為這也是個兆頭。馬幹事身影從隊部那邊一出現，這邊會場立即鴉雀無聲，“魯迅”的煙斗也瞬間消失。馬幹事雙手抱胸，繞會場踱圈子，踱到潘和我背後竟然止步不前了。怎麼回事?難道潘老燒煙的氣味被聞出來了?吸煙被認為是“蹺尾巴”的表現——也許我借《蘇東坡詩選》給潘老被打小報告了?霎時間，我感覺得背後好像是矗立起一座大冰山，寒氣透骨。好在他終於踱進會場，叫一聲“不要勾頭!”全場的眼睛刷地都向着他。他作了這樣的開場白：

“你們這些右派，眼前有兩條出路：一條，夾緊尾巴，改邪歸正；一條，繼續胡鬧，自取滅亡!”接着說勞動教養是改邪歸正的必由之路……然後提高聲調，厲聲說：“今天還有人膽敢大放毒草，叫囂什麼‘勞動教養違反憲法!’”

原來如此!我那股冷感頓時回暖，也分明覺察到潘老僵直的身軀鬆弛下來了。接着就是全場先唱一輪當時流行的“社會主義好”：

社會主義好，社會主義好,

社會主義國家人民地位高。

反動派，被打倒，

右派分子想反也反不了!

謝老師被揪出來。他一口咬定“勞動教養就是違反憲法”，而且有批必駁。他的倔強使那些勞教分子的情緒更為亢進，很快就把鬥爭會推向高潮。身材頎長的謝老師完全淹沒在這幫勇夫的拳腳之下。飛揚的塵土籠罩全場。批鬥結束，各人起身，拍拍褲子，弄起更大的灰塵。燈光陰暗，人們在蒙蒙的灰塵中像幽靈般散去。

大會沒有再開。謝老師與我不同監舍，不同工地，接下來的情況不大清楚；但那晚他所在組的外號“小報告”的某某受到表揚，因此特別招人注目。在來來去去的人群中，“小報告”持續幾天所得回頭率很高。聽說他那個組天天在工地搞現場批鬥。謝老師就只有“勞動教養違反憲法”那一句話；批鬥他的話也就是“花崗岩頭腦”那幾句，了無新意。

隊員們當然寧可嘴巴累點，巴不得多占用那怕幾分鐘的幹活時間，所以也樂於這樣搞。後來，聽說管生產的韋幹事跟管思想的馬幹事吵了一陣，說那個組的生產不成樣子了。馬幹事很乾脆地頂回去說：“政治是靈魂!”吵完折衷一下，把謝老師每天交到各小組工地，輪流批鬥。輪到我這個組，他跟着去挖土方。大家也不跟他說話，見到韋幹事身影，就吆喝幾聲：“老謝，動一動!”到休息時大家圍成圈坐地，比大家更為鳩形鵠面的謝老師站在中間，組員輪流發言，因為幹部不在，大都言不及義。解放前是某大報記者的老秦，說話愛挖苦人，看到被斗者垂眉閉目，一副與世無爭的樣子，嘆口氣說：“你呀，你想充電影《紅岩》那個許雲峰啊?”

其他發言也都慢條斯理，不溫不火，都想把批鬥拖到開午飯時候。不料韋幹事更是棋高一着，工間休息時間一到，就出現於工地，叫喊：“開工!”吩咐我立即把謝老師“押回隊部”，以免影響生產。他全身有傷，走得很慢，我只好耐心像個跟班似的跟着。走上一段鄉間牛車路，他變得活躍起來，見地面有果皮蔗渣之類，必定踉蹌上前，拾進嘴裡。

我們組就只輪斗過這一次，最後聽到他的一條消息是：死了。這原是大家意料中的事；又兼大饑饉的流言越來越多，謝老師生前雖然用生命為代價反抗了一陣子，死訊傳來，卻沒有產生什麼轟動效應。

2005年，報紙上有這樣的報道：“中國政府正在積極研究《公民權利和政治權利國際公約》涉及的重大問題，一旦條件成熟，就將履行批准公約的法律程序。”所要研究的兩個“目前最大的焦點問題”之一，就是“勞動教養”。

謝老師辭世快五十年了，泉下有知，當會樂見其成的吧。

短短的時間裡，幾位認識的相繼死於非命，心裡總有些想法。這個時期，也是我過勞動關最艱難的時期。肩膀磨傷劇痛才熬過，腰部的挫損卻越來越嚴重。幹活時沒大感覺，休息下來就劇痛。晚上，怕觸痛腰部，得小心翼翼地躺下，在大宿舍此起彼落的、從惡夢裡發出的呻吟和哀哭聲中，似睡非睡地度過夜晚。早上起床，先得要翻身扒着，兩手撐着，背後好像壓着兩百斤大米袋，慢慢抬起上身，雙腳就勢用力，然後再翻過身來坐定。就這樣，每早起床就要把“腰痛”這個對手摔倒我才能起身。我不知道哪天終於被摔倒，但我必須咬緊牙關堅持。

每天兩餐的熱量不足以對付體力的開支，看不到盡頭的一天比一天更嚴重的飢餓和衰弱感，跟周圍的同伴一樣，我也浮腫了。實在累得不行，我就脫下眼鏡，借抹眼鏡汗水之機，放下挑子喘口氣，歇他幾秒鐘。挑擔已經是一種求生本能的驅動，不勞動，誰養活你?

兩個別組的隊員挑着滿泥箕燒壞的磚經過，聽說是專門負責掩埋死者的；這燒壞的磚是給死者立個記號，好對來找親人的家屬有個交代。這掩埋專業隊我知道其中的一個，外號叫亨達利。有些年紀的知識分子大都知道，亨達利專門賣眼鏡，他就有眼鏡賣。誰都知道他從哪裡進的貨，可誰都不願意說出來。同我一道來農場的十三人，近三分之一戴眼鏡，敖老已經與世長辭，其他眼鏡佬都轉到種菜、看牛等輕工組去了。有人說從重工轉輕工的，等於下了病危通知。現今還在重工組的，就只剩下我一個了。

面對天際憂鬱的群山和眼底滔滔不息的紅水河，我腦子裡縈迴着莎士比亞《哈姆雷特》那句永恆的話：

“生，還是死?這是一個值得思考的問題。”

沙漠中的綠洲

廣西來賓肖定靜

1988年荔浦縣紀委書記邱海洋先生趁在南寧開會之機，順路驅車到遷江中學看望我這個右派難友。他與我在勞改農場共同服苦役三年。他去農場教養前是荔浦縣委宣傳部副部長。今天真如古語所言：有朋自遠方來，不亦樂乎。我們在飲酒暢談中，回憶了農場時的生活，這使同他來的年輕手下幹部，如聽天方夜譚，不可思議。如邱書記的一套呢子衣服，只換了幾斤大米；我的一支美國派克金筆，只換了幾斤紅薯。真是：金筆誠可貴，呢衣價更高；若為生存故，兩者皆可拋。

歡聚後，我常常在沉思，我在古瓦農場遇上了幾位好人，如戴義開、邱海洋、李敏章，他們年紀都比我大些，學問和社會閱歷都比我高和豐富。我是剛從師範畢業後，工作僅只一年，就踏上了這條沙漠之路；由於年輕，遇事缺乏分析考慮，這樣就會犯很多小錯誤。他們對我諄諄開導，時時幫助，既是名師，又是益友。我在農場中遇到他們，就像一個人在茫茫沙漠中艱苦跋涉，烈日當空，唇乾口燥，五內如焚時，突然遇到了一片綠洲——這是我生命中永恆的記憶。

每當花朝月夕之時，回憶之門就情不自禁地打開。那沙漠之旅確實是驚心動魄，但亦有綠洲的溫馨。那苦苦掙扎的艱辛，我在《百草情》一書中的《浪漫人生路》已有記敘；現在要表述的是綠茵的芬芳。

記得有一次我們組有一位姓姜的，在夜間偷去了我的伍元錢，第二天他去小賣部買東西時，被別人發現檢舉，當晚在組裡進行批鬥。當時除開伙食費外，這五元錢就是全月勞動所得了，因此我很氣憤，準備在批鬥時狠狠揍他一頓。晚飯後幾位師友找我談話，他們情深義重地對我說：你的氣憤我們理解，但是你對姓姜的難友了解嗎？他的妻子已離婚再嫁，父母在大躍進時，貧病交加，相繼去世。他舉目無親，無人看望，實在可憐。我們只批評他的錯誤就行了，打人既是野蠻行為，也是對人性的不尊重。這些既樸素又具有哲理的話，在我心靈深處第一次起了深深的震撼。當晚組長點到姜的名字時，他一站出來就撲通一聲跪下了。當時我情不自禁地上前把他扶起，看着他黑黃的瘦臉，呆滯的眼神，比魯迅筆下的潤土還要潤土。那種精神麻木狀態真令人慘不忍睹。事後我又和幾位師友聚在一起，談到下跪之事。從奴隸社會起，奴隸對奴隸主要下跪；封建社會臣下要對皇上下跪，民對官要下跪，家僕對老爺下跪。現在批鬥也要喊下跪；而姜姓不經喊就先下跪。難道下跪也是我們的國粹嗎？一位師友說，美國學者馬格利特認為：社會性的羞辱之所以是一種傷害，就在於，羞辱不把人當人，使一個人失去了對自己生存尊嚴的把持。中國又有位哲學家說，一個人的內心深處，既有天使的美德，也有魔鬼的邪惡——那晚上你的表現，是向天使之路起步了。

又記得我們組裡有一個姓王的，他是地質隊的工人，原籍山東，個子高大，確屬山東型大漢。他只有高小文化，頭腦簡單，他一心只想聽幹部的話要積極改造，爭取早日回到人民隊伍中去。因此在收花生和紅薯時，有人吃了一點，他晚上就偷偷地去向幹部匯報，使小組經常為此開批鬥會，真是組無寧日。幾個師友在一起商量，如何應付如此狼狽不堪的局面：你對其正面教育，他頭腦簡單接受不了；你說在收穫時吃點東西，只是生活小節，不稱偷（正像魯迅《故鄉》中的潤土說，過路的口渴吃一兩個西瓜是不稱偷的）；但要是他將原話匯報給管教幹部，那麻煩會更大。討論結果，大家想出一個辦法：當他威脅和打罵弱者時，由我出面教訓他。他雖然是山東大漢，個子大，但因平時吃不飽，消耗熱量比別人多，臉已有些浮腫，馬步不穩，正像黔之驢一樣。雖然我們這裡不是貴州，可廣西也有我這樣的小老虎。在大家的鼓勵下，我也就勇氣倍增了。有一天他又發了氣，要對別人動粗了，於是我向前去勸阻。他不但不聽，反而撲向我，我和他較量了三個回合，他都被摔在地下，氣喘吁吁。然後由幾位師友上前去和他娓娓談心，我也向前對他道歉。山東大漢就有這個特點，佩服將他打敗的人。他不但心平氣和地接受大家的好意，而且還承認了他過去的不對。從此我們小組也就風平浪靜，海晏河清了。

積極改造，回歸隊伍，我們都知道這是騙人的鬼話。正如小說《人啊，人》里寫的，在階級鬥爭的年代，人成了階級鬥爭的工具。但我們組的生產任務每天都要完成，可又不能讓任務不斷上升（以我們當時的口糧和體力是不堪上升的重負的）。所以年輕體壯者完成任務後，就主動幫助一些年老體弱者一起完成。這樣管教幹部也就滿意；他們在上級面前輕鬆，我們也就輕鬆了。每晚上的學習，別組是亂鬨鬨你方唱罷我登場，今晚批鬥這個，明晚批鬥那個。而我們組的學習都是在談生產和生活中的趣事，偶爾傳出一些愉快的笑聲，就像一道流星劃破夜空，成為學習場上一道亮光。我們組在裝紅磚時，對技術不斷改進，既省煤，又省工，質量還不斷上升。來賓縣建大禮堂就是全部使用我們生產的紅磚。因此我們組獲得了先進，個人也得了獎。每當工余之暇，或風雨之天，我的幾位師友，特別是戴義開先生就先進入書域，今古中外。在他的影響下，我也就登書山，觀奇景，兩三年來許多名著和古典詩詞都在這時得以飽覽，這為我以後恢復工作打下了良好的堅實基礎。後來我曾寫下了一首小詩：

憶那一片芳草地

崎嶇沙路鬼神驚，知友相依自可行。

喜得綠茵芳草地，嚴寒過儘是新春。

三年多的農場勞教生活結束後，在回家的路上，真如陶淵明所寫《歸去來兮》一樣，“載欣載奔”，總以為獲得了自由。其實，接着十七年的農村勞動，更是艱難之旅。好在有了那片綠洲的經歷，能遇事不驚，從容應對，正像鄧拓的詩：“久經壩底驚灘險，何懼深淵起巨霆”。

在農村中我結識了不少插隊知青，有高中生、初中生。他們這一代是到農村接受再教育的，我們這一代則是到農場勞動改造，其艱苦程度，借用一個古代成語，真是有“異曲同工”之感啊！在這些人中我認識了兩個傑出的少年，黃立羽君和唐宏建

君。他們年僅十五歲，初中畢業，都是剛破土而出的小苗，就離家去經受風雨的磨鍊了。於是我把那片草地的溫暖、綠茵的芬芳、書域的智慧、孟子的正氣講給他們聽。恢復高考後他們先後考上了重點大學，現在成了社會棟梁。

1981年二十多位高考落榜的農村同學向我和黃立羽，陸才能老師懇求，辦一個高考補習班。我們深知他（她）們家庭困難，無錢到縣裡或其它地方補習。面對着一張張淳樸的面孔，一雙雙渴求知識的眼光，儘管我們也困難重重，但卻無法拒絕他們的請求，於是我們只好答應了。當時學校沒有教室，我們租用了校園附近的一間民房，並與同學們一道動手，清理雜草叢生的庭院，打掃到處是蜘蛛網的房屋，還修整了學校捨棄的課桌。開學的第一天我和同學們說：“我們這間教室就像劉禹錫《陋室銘》中所寫的‘斯是陋室，唯吾德馨’。讓我們師生為美好前程，用書聲，墨香裝點這陋室吧！”

在一年的艱苦生活學習中，我們不僅傳授了知識，我還把在農場“勞教”中得到師友們薰陶為人的高尚美德，言傳身教給他們：一是善良厚道，二是光明磊落，三是聰明機智，當以善良厚道為最。

一年後，有的考上了大學，有的考上了公務員，有的在商海中奮戰，十多年後各有所成。2002年他們在同學聚會時，盛情邀請我們幾位老師。除了尊敬和感激之外，他們一致說：回憶那補習班學習生活的一年，不僅學了好多知識，更重要的是學會做人之道。那一年，我們在茫茫的人生途程中，就好像在大沙漠中遇到了一片綠洲……這句話深深地撥動了我的心弦，使我感動至深，思如潮湧。

聚會後我又想了很多。年年都有高考落榜的青年，而今更有大學畢業後找不到工作的寒士。夜裡我再讀杜甫的《茅屋為秋風所破歌》：“安得廣廈千萬間，大庇天下寒士盡歡顏。”現在仍有不少寒士在人生崎嶇的途程中艱苦跋涉。啊！我心中默默地祝願他們，也能在沙漠中遇上一片綠洲，得以喘息休息，然後鼓起勇氣前進，到達杜甫所寫的“廣廈千萬間、寒士盡歡顏”的境地。

蒼天有眼

廣西柳州虞忠仁

解放初，我投筆從戎報考軍政大學，畢業後在部隊任組織幹事，後轉業當上了人民教師。

和平建設時期到了，各處欣欣向榮。為了國家的美好前程，黨號召我們幫助整風，“知無不言，言無不盡；有則改之，無則加勉”。我提了些意見，結果把我打成了極右分子，送勞教，從此葬送了22年青春年華。

1958年6月一個沉悶炎熱的夏天，被柳州市的便衣警察送我到來賓古瓦農場接受教養。去時講：學習半天勞動半天；結果是超強勞動。開荒造田，每人每天要完成土方開始5立方米，後來加到8立方米。種田（雙搶時期）鏟秧、挑秧、插秧一天一人一畝（一般農民每人只能插三分啊！）。

秋天鏟草皮積堆肥，一人一天2700斤，只准帶10%的泥。

做木工的，只給方料，一人一天一副門（包框）。

完不成任務就是反改造，就挨批鬥。

到底教養有否期限，誰也不知。脫帽了，又說：“你無仔、無女、無親屬、無人接受。”用種種藉口，要我留場就業繼續改造，每月每人21元生活費。我只能聽天由命：不死是自己的命；死了等於消滅反革命。

如今已是事過境遷，回憶當時的一切，無限感慨！幸得改革開放的春風吹遍了神州大地，一切被冤屈的人，能重新回到人民的隊伍，我方能娶妻生育繁衍後代。

當然，不是好了傷疤就忘了痛，22年漫長的苦難日子，不是一朝一夕就能忘掉的，而且也是不應該忘掉的。但我堅信，自己能以中華民族的一員，心平氣和地與祖國共榮辱，干好一個炎黃子孫該干的一切。

啊，蒼天啊！蒼天有眼，大難不死，必有後福。願難友們同享。

荔浦“反右”傳奇

山西王漢班

荔浦反“右派”運動已過去47年多了。這個運動把一個好端端朝氣蓬勃的縣擊倒了。從此使該縣各項事業走入低谷，一個蒸蒸日上的社會，一下子變得死氣沉沉，其主要原因是把黨多年培養的幹部隊伍摧垮。這是陰謀家鄭益三從中搗鬼得逞、直接危害所致。時間長，直到改正錯劃右派政策和改革開放政策落實，才逐步有了恢復。現將我耳聞目睹回憶片斷寫出來，供後來人回味和反思。

炮擊縣委、人委

荔浦縣1958年3、4月間開展了反“右派”鬥爭。開始是大鳴大放，大字報，思想發動摸底，只在縣委、人委牆上貼出了些大字報。接着開始了所謂“鬥爭”，揪出並鬥倒了各級幹部共362人。如：

縣委副書記包天興，縣委副書記吳景文，宣傳部長唐季民，宣傳部副部長丘海洋，財貿部長曾祥葵，縣長莫子成，副縣長羅雲（當時已調廣西日報），人委秘書王石民（現名王漢班），文化科長李敏，教育科長李一心，工商科長廖李芳，農業科長彭賢英，交通科長李明亮，手工業科長劉軒，衛生科長黃更里、周仰欽，公安局長莫林，公安副局長韋躍宣……

大部分骨幹被打倒，職能科室癱瘓，各項工作處於無人負責狀態。

黨的領導核心垮了

按我們黨歷來工作方式，大的中心工作，必須在當地黨委統一領導下，開展工作。縣委書記鍾鎮靜是整風領導組長，公安局長鄭益三是成員，領導運動。剛開始不久，鍾書記認為應該準確掌握政策不能過“左”過“右”（因有1957年以來的經驗）。但鄭益三覺得不對他的胃口，向上反映荔浦整風有右傾。上級不明真情，把整風組長改由鄭負責。這正是鄭所祈盼的。書記不管中心工作，即意味着靠邊了，也是鄭奪權成功了。

“反右”的擴大化

荔浦當時全縣人口有18、9萬人。幹部職工在冊人員1565人，劃出右派362人，占職工總數23.13%，縣委和人委機關劃“右派”占70%。反右後，機關人去樓空，基本癱瘓。與鄰縣陽朔縣委、人委才劃9人也相差甚遠。按當時中央規定運動處理人數不得超過百分之四，也大大超過了。而同級和上級對此情況無人提出異議，也無真正意義上的監督，劃誰誰就是“右派”，一錘定音。監察工作不是軟弱無力，而是虛設。一個縣經過解放後八九年，全體人民艱苦奮鬥，精心培養出的幹部隊伍，是精英，是帶領全縣人民走向繁榮的帶頭人，是最大的財富。可見幹部在革命和建設中的重要性。然而，這次“反右”恰恰把一大批好幹部打倒了。這是全縣人民最大的災難。廣大幹部在工作中勤勤懇懇，運動一來卻遭到無情打擊，任人宰割無人保護。為什麼縣委書記出來主持公道，掌握政策，竟被推開靠邊了？在共產黨執政的情況下，有些情況真是咄咄怪事。

這次反右間接不說，直接造成362個家庭流離失所，家破人亡的慘狀。廣東支邊青年、商業幹部馮光，被戴上“右派”帽子，不給摘帽近二十年，四十多歲才結婚，害得人家有家歸不得。改革開放後他返香港探親再也不回來了，叫人傷透了心！中學校長蔣源，因照顧鄭益三不周被劃上“右派”，1979年才落實政策；改正恢復工作後決心返回家鄉，堅決不留在荔浦。還有一位校長潘曉初，是1938年入黨的老同志，也給戴上“右派”帽子，妻離子散，一個孤老頭子，一人在家，年老力衰，自謀生路，在市場上幫人切煙絲度日。

這次反右，把社會風氣敗壞了。壓制民主，堵塞言路，無中生有，中華民族美德“言者無罪、聞者足誡”，“誠信做人”，變了味，居然叫“引蛇出洞，聚而殲之”。把我們黨光明磊落，實事求是的傳統都丟盡了。社會風氣道德敗壞的損失，這筆天帳無法計算。

這次荔浦“反右”慘案，如何能在以後荔浦或其他地方不再發生類似案件？我想，加強法制教育，堅決執行法律制度，任何鄭益三、趙益三在法制的強大銅牆鐵壁面前，也會碰得頭破血流。

向黨委討回“右派”帽子

荔浦縣報社排字工人伍啟芳，把鄭益三錯排成“鄭三益”，招來大禍。首先是批鬥，工人們不答應，斗不起來；鄭指示縣報社負責人李頌一定要把他打成“右派”。因為不是幹部，在送右派去古瓦農場時，李不敢違抗鄭的命令，也將伍隨車送古瓦農場。在六十年代 “右派”脫帽時，因為農場找不到伍的檔案，一直在農場教養。直到農場結束時，才寫了個條子，送他回荔浦原籍。1979年“右派”改正都辦完了，也輪不到伍啟芳，伍很着急，到統戰部問個明白，統戰部說：“右派中沒有你。”伍說：“怎麼沒有？我已當了二十多年‘右派’，還到古瓦勞教了13年，你們就給我個‘右派’改正吧！”這把縣領導難住了，查遍了所有資料，也沒有他的名字。請示縣領導黃河富，才特批了作退休處理了事，沒有道歉，沒有經濟賠償。一個正正噹噹的工人，沒有手續，白當了20多年‘右派’，又在古瓦地獄中熬了13年，妻兒子女受了多少苦難？人身受到多少不明不白的侮辱？耽誤了本人，又耽誤了妻兒前途。當工人當的毀了自己，毀了家人，毀了下一代，誰負責？向誰討回公道？國法在哪裡？天理在哪裡？人權又在哪裡？

右派“翻了天”的變化

1979年，中央政策來了，荔浦的“右派”全部改正，官復原職。

1979年縣委書記黃河富同志給改正的同志辦了改正手續，恢復了公職。不久接替他的是劉萬福同志（後任區林業廳廳長），上任後調查了荔浦情況，認為這是個“左”的重災區，立即採取堅決果斷徹底的行動：凡22年前從崗位下來的，立即仍回原崗位，恢復原職務；現任職的調出去。所以荔浦立即出現了幹部大調動，大換班、大改組、大恢復的新局面。群眾說：“右派”翻天；人們流傳“老右”回來了。老八路又回來了！“老右”成了榮耀的代名詞。這期間，恢復原職的人家，門庭若市，道賀的人們絡繹不絕，像過年一樣，見面就雙手合十恭喜！恭喜！

縣各系統立即補充了300多位有經驗的幹部，各行各業立即出現熱氣騰騰蒸蒸日上的新局面。

多年來人們幾乎忘記了烈士們。在“改正”後的丘海洋同志主持下，花兩年時間，在黃砂嶺上即荔桂路旁最高的250米處建起了烈士紀念塔。周圍種上珍貴花草，綠林成蔭，每天早晨，中青年都要到此晨練，與地下烈士們共度美好時光。

新建五十米、三十米

寬的大街，荔柳、荔桂路延長線的街道兩旁高樓拔地而起，幾年間，荔浦高樓林立。從來沒有的地下商城，百貨大樓，在荔城中心建成了。人們到縣城再不是往日的圩日鬧哄哄、淡日冷清清的了；天天是圩市，城鄉物資大出大進。

罐頭廠、飲料廠、食品廠、製鞋廠等紛紛開張，全縣已向工業縣轉化，也許不久會變成荔浦市了。

隨着豐魚岩的發現和開發、龍槐鎮的建成及附屬設施的投入使用，把世界級的桂林風景區，延伸到荔浦新的旅遊點，給千萬戶人家創造了新的就業機會。

前幾十年，當晚上10點聽到清脆銅鈴聲，人們都知道，那是唯一的荔浦中學的作息鐘聲。僅有初中的荔中，現在不僅有了高中，而且不是獨子，已有了多個兄弟姐妹，在為荔浦人民培養着各類人才。

荔浦政法戰線，公安系統配備了幾十輛摩托和現代化通訊工具，可與大城市公安媲美。一遇案件，公安人員像風將軍一樣，從天而降，嚇死了壞人，大長了好人的志氣，做到了公正嚴肅執法，使破壞分子得到應有打擊，保衛了各條戰線的安全發展。當然，我們不能把近二十年荔浦的發展都歸功於“右派”政策的落實；但迅速全面發展，是有改正“右派”政策落實的功勞。一個縣一下子補充了具有火山爆發一樣幹勁的幹部300多，其力量是巨大的。

荔浦走過的彎路，願它永遠成為過去。相信在黨的正確領導下，重振精神，以更大的碩果展現在世人面前——我這個老“荔浦人”，殷切地期盼着。

2005年8月5日

作者簡介：王漢班，山西人，1932年生。17歲南下入桂參加剿匪、土改、鎮反工作。26歲被錯劃右派，48歲改正。歷任荔浦縣人委秘書、工業科長。土建工程師。離休。

瘋狂年代

北京張墨森

晴天響霹靂瞬成階下囚

1958年春節剛過不久，輪到縣級整風運動開始。我當時是平樂縣委秘書，前不久，一位好心的朋友忠告我：“整風是假，反右是真；整風是名義，反右是目的。所以，凡是有意見，不管正確與否，都不能提；不管是誰提意見，他就是右派。動員會上，千萬不要聽信別有用心的人的花言巧語。”他還舉了一個例子：地委辦公室有幾個年輕的秘書，在地委大院貼出了一張漫畫式的大字報，標題是《升官圖》，其中，畫着地委書記楊林的愛人郭英（平樂縣委書記）、地委副書記蒙谷的愛人明義（蒙山縣委書記）。有的幹部看了這幅畫認為提的意見很正確，也簽了個名在大字報上。幾天之後，地委開始反右派，畫大字報的人當然以“攻擊黨的領導、醜化黨的領導、反對黨的領導”等罪名被劃為右派；認為意見提得正確而簽名的人也無一倖免。這位好心的朋友還說：“反右派的任務是百分之五，一百人中要反出五個；如果批鬥會上斗到你，就肯定劃你是右派了。鬥爭你時，逼你反省，所列事實，無論是真是假，你都要承認，可免受皮肉之苦；如果你認為是捏造事實，不承認，他們會採取‘車輪戰’輪番批鬥你，強迫你跪下，拳腳棍棒並用，往死里打。”

果然不錯。在整風運動動員報告上一再強調：“這次整風一定要做到知無不言，言無不盡；言者無罪，聞者足誡；有則改之，無則加勉。”保證‘三不’，即‘不打棍子、不抓辮子、不扣帽子’，要‘大鳴、大放、大字報’。”我聽了之後，心中有數。

平樂縣“整風五人領導小組”組長薛家駒，忍耐不住，沉不住氣，寫了一張大字報，標題是《啞巴和官》，意思是不提意見的人好升官。內容是長灘區委書記張機生時常吹捧縣委書記，從來不提任何意見，吹大炮(虛報、吹牛之意)又是他的強項，有一次在向縣委書記匯報工作時稱：紅薯大豐收，一個紅薯有四斤半重。後來被提升為縣委農村部副部長。大字報貼出幾天之後，地委的通知就下來了：“撤銷薛家駒平樂縣整風五人領導小組組長、工交部部長職務，降為一般幹部，工資由十九級降為二十四級。”據傳說，當時的縣委書記肖含艷出面力保薛家駒，因為他倆在解放前地下黨游擊隊是親密戰友，否則“右派”非他莫屬。薛家駒氣病交加，幾年後與世長辭。

整風運動進行10多天后，就召開動員大會開始反右派。平樂縣委首先鬥爭的對象是華大校友原宣傳部長馬成功和桂北土改隊來的原農村部副部長蔣斌，因為他們兩人曾向中央反映過平樂縣在搞糧食統購時過左，造成餓死人事件而引起中央對廣西的高度重視。

鬥爭完他們倆人之後，就開始出關於我的大字報。此時此刻，我清楚地預感到厄運到來了：他們要打我為右派。

我沒有大鳴大放；但他們講：你在1957年春寫了一份報告要求調回北京，在報告中向党進攻。

的確，我寫過一份報告。寫報告肯定要寫一些理由，如父母年老，需要照顧；還引用了一條成語“烏鴉尚有反哺義，為人當報父母恩”。又如，南下幹部到廣西後，培養了很多本地幹部，目前又提倡幹部地方化、民族化，南下幹部的歷史任務已經完成，請求准予調回北京。

大字報聲討我的內容是：

“打倒右派分子張墨森！”

“右派分子張墨森污衊黨的領導!攻擊黨的領導!反對黨的領導!攻擊幹部地方化政策！攻擊幹部民族化政策！”都是無中生有、斷章取義、胡亂上綱、歪曲事實，“欲加之罪，何患無辭。”

直到現在，我還清晰地記得，鬥爭我的那天晚上，還沒進會場，就聽到口號聲不斷：“打倒右派分子張墨森！”這種“煞”被鬥爭人的威風的做法，在“三反”、“肅反”中，我早就用慣了，”所不同的是，這次是別人“煞”自己的威風。

我牢記那位好心朋友的話：不承認也得承認，免受皮肉之苦。

鬥爭會開始了。主持會議的王紹忠(他原是我領導下的縣委辦公室保密幹事)訓斥我：“你要好好交代反黨罪行。”

“你把我們共產黨講得連禽獸都不如！”

我回答：“是。”

“你是日本漢奸！”

“是。”(我心裡想：“七·七”事變時我才5歲。是就是吧!)

“你是國民黨特務！”

“是。”(我17歲在北京入華北大學，是三門幹部：家門、校門、革命門；南下剿匪，還沒見過國民黨特務。)

“交代右派組織！”

會場喊聲呱呱：“老實坦白！不講叫他跪下！打！拿棍子來！”

迫於形勢逼人，我交代了我們右派組織的成員：都是些已經死去的人的名字和還沒有出生的人的假名。

“繼續交代你們的行動綱領、計劃！”

我就亂編(因為是亂編，沒有印象，無法記憶) 。

他們還提出了一些“莫須有”的罪名，栽在我身上，我都一一承認。

他們已經達到目的，便喊我出去，還一邊警告我：“老實點，不許搞破壞！”

看來，他們是“來者不善”。這時候，我想到，我小小年紀“投筆從戎”，南下廣西解放他們，在剿匪中差點被挖眼砍四肢。這些事情，他們早就拋到九霄雲外了。現在，他們想到的是打倒我們，坐我們的位子。

我們挨斗之後，還到平樂地區禮堂開了一次大會。會上，地委書記駱明(原省委宣傳部長)講話，狠狠地罵我們，說右派怎麼怎麼壞，罵得唾沫四濺。還沒罵完我們，何秘書上來與他耳語：“省委長途電話，通知你馬上回南寧。”幾天之後，《廣西日報》頭版頭條登載：省委挖出一批反黨集團，其成員有原省委宣傳部長駱明、原組織部長王夢周、原財貿部長廖原、副省長陳再勵，還有農村部副部長陳岸也被劃為狹隘民族主義分子。原來大家都是“—丘之貉”彼此彼此！難怪群眾講：“整風整風，越整越瘋。”

1958年6月宣布把我劃為右派不算，還加上“極右”開除了我的公職和黨籍，送勞動教養(就是“勞改”，美其名勞教)。

宣布送勞動教養後，我就收拾行李（當時，我是真正的無產者，只有被子和蚊帳）。第二天由武裝民警押送起程。當時，我單身一人，毫無牽掛，感到無所謂，只是憋着一肚子氣。到平樂縣汽車站，見到同去勞動教養的縣醫院院長莫楚寶，他的妻子、孩子都來為他送行，呱呱哭；小孩不停地喊：“阿爸你冤枉，你不能走！”看到這般“生離死別”的情景，不由催人淚下。對於憑空捏造的冤假錯案，只能忍氣，萬萬不可氣不過而自殺、逃跑；如果那樣做，他們會扣你一個更大的帽子：“畏罪自殺”、“畏罪潛逃”。華大校友、縣文化館館長馮岩氣不過跳樓自殺身亡，棄下嬌妻黃黛西，還落得個“畏罪自殺”罪名。當時，平樂縣挨打成右派的知名人士有：縣委第一書記陳岸，宣傳部長馬成功，財貿部長李會峰，農村部副部長蔣斌，縣委秘書張墨森；政府機關有：副縣長張墨林，縣府辦公室主任吳保新，糧食局副局長李耀（文革被丟下河），縣公安局副局長李上達，縣檢察院副檢察長肖漢輝（文革丟下河），縣人大常委主任蘇式平（文革被打死），縣人民醫院院長莫楚寶，縣公安局政保股長桂庚生（文革丟下河），沙子區區委書記鄢廣王，沙子區副區長張祖乃。平樂縣被打成右派的據說有500多人。

四同古瓦

古瓦農場在來賓縣以西18里處，原是勞改農場，因為這次被劃的右派人數眾多，特地將其騰出來安置右派。我到農場的第二天，荔浦縣的右派也被送來了，等他們下車後互相一看，大家都哭笑不得，因為不少是華大校友，荔浦縣縣直領導差不多都來了。

華大校友鐘山縣的席得本和原平樂地委共青團書記柳志秀都來了，看來華大同學是“殺雞儆猴”的標準犧牲品。

我們閒暇時開玩笑：我們是“四同”人員，即“同學”(華大同學)、“同志”(革命同志)、“同案”(右派同案)、“同監”(共同被關在古瓦勞動改造)。

同是南下的華北大學同學，分配在省、市工作的極少被劃成右派；分配在縣一級工作的，百分之八十至九十被劃成右派。打個比方講：省市如大海，大魚多得很，一尺長的魚還算小的，在那裡的華北大學的同學大小如五寸長的魚，所以都能穿網而過倖免於難；縣一級如小河溝，五寸長的魚就算是大魚了，連小孩也可以輕而易舉地用畚箕撮到你，所以縣一級的華大同學個個禍來難逃。

可憐華大同學，小小年紀參加革命，從北到南，為了解放全中國，置生死於度外，在解放戰爭、剿匪戰爭中沒有犧牲，卻不明不白地被打成反革命右派，相逢在古瓦。此次不是一般的相聚，而是同監相聚，“同是天涯淪落人”，不覺淚漣漣，悲憤不已。我和一些校友被分配在來賓磚瓦廠。開始，大家都認為可能是毛澤東他老人家一時惱火，故意整治我們一下；過了這一兩年，他的氣消了，就會釋放我們回家的。所以大家都積極勞動，爭取早日解除勞動教養，脫帽回家。還在勞動中開展競賽，你追我趕，打磚由每天一千塊到一千五百塊，到二千塊、二千五百塊、三千塊，轟轟烈烈的場面好像當年延安的大生產運動。

餓飯新興

由柳州魚峰山向南，往石龍方向走，距柳州二十五公里的磚瓦廠，稱“二十五公里磚瓦廠”，這個磚瓦廠，是正宗的勞改場所，前幾天剛走了一批勞改隊。環境也不好，住的全部是茅草房，也沒有床，墊些茅草睡在地上。當時由於磚瓦銷售不暢，暫時不生產，我們每天幫附近月亮塘、拌塘的勞改農業隊積肥、刨草皮、燒草皮。我們所在的這個磚瓦廠隸屬於新興農場，糧食靠自給自足，由於大部分土地種木薯，所以每天的早、晚餐分給我們的都是一塊比手巴掌還小的木薯粑，一勺青菜湯。吃完之後，還用舌頭舔乾淨碗，即使這樣還跟沒有吃過飯似的，肚子裡空空蕩蕩。

這段時間，大部分勞教人員由於長期營養不良，顯得面黃肌瘦，不久，便發生臉、腳浮腫。眼看勞動教養快三年了，還沒有聽到一點點釋放的消息。看來，毛主席他老人家的氣很難消了。於是大家便私下議論：大概被判了無期徒刑，準備死在這裡了。

我暗下決心：要儘量保命才有出路，留得青山在，不怕沒柴燒。

有一天，叫挑牛糞到地里去，每人每天定額六百斤。往返一次約12里路，而且沒有路，須從耕地里走過，每擔挑一百斤，總計72里，簡直無法承受，即使是騾馬可能也會掉眼淚了。遙想我們當初在北京響應號召報名時，誰也沒有意料到應徵南下換來的竟是如此的境遇。

天黑了，收工了。還沒有吃飯，隊部就來通知：馬上在草坪開會。大家頓時感到凶多吉少。果然，那個隊長氣勢洶洶地點了完成任務比較差的40多人的名單(占全隊人數的百分之三十)，要留下來繼續勞動；其餘人員散會吃飯。那個隊長鼓起眼睛罵我們，他“狗嘴吐不出象牙”，不外乎“右派分子！反革命分子！膽敢抗拒改造！不給你們飯吃，餓死你們！”

夜深北風緊，天寒雨更飛。陳毅在打油詩中有兩句：“日當午，飢腸響如鼓。”現在，我們早上吃了一塊不足巴掌大的木薯粑，挑了一天牛屎糞，是“日當子，飢腸響如雷。”郊外“更深露重”，凍得我們腳尖疼痛，渾身打哆嗦，真是“饑寒交迫”。我們沒有一個人出聲，只是暗地裡悄悄流淚，心想：當年動員我們南下，解放全中國，誰知會落到今天這個下場；早知如此，你就是跪下求我，我也不會去報名了！

深夜兩點，喪心病狂的隊長還不肯放過我們，強迫我們每人挑30擔水沖廁所。“人在矮檐下，怎能不低頭。”大家只得又挑起糞桶，到池塘邊挑水沖廁所。天黑得伸手不見五指，下雨路又滑，有的只挑一瓢水，“嘩啦”一倒，有點響聲；有的乾脆來回挑空桶。負責監視我們的那個幹事也“睜一隻眼閉一隻眼”，一個原因可能是天寒地凍，看到我們可憐巴巴的樣子而於心不忍；另一個原因可能是良心受到了譴責。於是他宣布每個人都已完成30擔的任務，收工吃飯。我們哪還顧得洗手，三口兩口就吞食了那塊巴掌大、又冷又硬的黑木薯粑。此刻大概是凌晨3點。

釋放回家又重返樊籠

第四個冬天又到了。11月的一天，隊部召開大會，宣布：“經自治區公安廳批准，張墨森脫掉右派帽子，解除勞動教養。”但是，緊接着又講：“張墨森表現不好，不給走。”我心裡想：我根本不抱什麼希望，早已做好“無期徒刑”的思想準備了，不給走，就不走。但是，第二天早上，隊部通知我：“你快走吧!”這次和我一起被釋放出去的還有華大同學北京籍的張少儒(原在永福縣公安局工作)。到新興農場場部辦戶口時遇到麻煩，我們要求回原來工作的縣，被拒絕。

我說：“既然不准回原工作的縣，那就回北京家裡吧!”

答：“也不行。”

我說：“這不准那不行，到底可以回哪裡?”

答：“農村。”

我問：“農村沒有親人，怎麼生活?”

答：“那是你們自己的事情。”

我說：“那就由你定吧!”(反正是身不由己)

我家在北京西城區，他卻把我轉到石家莊。張少儒家在北京宣武區，被轉到通州。

我們有個指導思想，就是“出去再說”。

我如“籠中之鳥”重返大自然，歡天喜地，換上了華大校友李志忠由平樂寄來的衣服。汽車把我們送到柳州火車南站，轉乘貴陽至武昌的火車。1962年春節前回到北京，母親見我活着回來，悲喜交加，高興得反而淚流滿面。

我的北京市戶口，一直保留到1960年北京實行糧食計劃供應時才被註銷。如今回到北京，既沒有戶口，也沒有糧食供應。家裡的糧食本來就很緊張，我的父親已經被餓得輕度浮腫，弟弟、妹妹又年幼，根本就不可能省出糧食來再多養一個人。在走投無路的情況下，我又給平樂縣的好友李翔飛寫了一封信。他很快就回信了，他的意見是重回廣西，他負責接待，保證有飯吃。

1962年春節後，春暖花開季節，我無可奈何地第二次南下，又回到了廣西平樂縣，住在李翔飛家。通過他的介紹，幾天之後，得到了有關部門的答覆：來當幹部不行，當職工可以。儘管如此，但在那個不容選擇的年代，我還是同意了，被安排到平樂縣二塘錳礦做工。

1963年春節，我到平樂縣城，見到縣委副書記董廣宏，我向他請求：錳礦工作是露天作業，風吹日曬，比較辛苦，請你幫我調換一個比較輕鬆的工種。他滿口答應：“到五金公司當個採購員吧!”但是，董副書記和朱榮華書記一說，朱書記講：“張墨森說的這些理由，說明他的思想還沒有改造好，不能給他換工作。”(在以後的歲月中，朱書記這句話反而救了我的命。)

1963年6月平樂縣錳礦合併到荔浦錳礦。心裡想：我為了新中國貢獻青春，差點獻出熱血和生命，沒有功勞有苦勞；你平樂縣對不起我，打我為右派，送我去勞動教養，如此地對我不公平，我還呆在你平樂縣幹什麼?加之對朱書記的話耿耿於懷，不如“三十六計走為上計”。調動工作進行得很順利，6月到達荔浦錳礦。同年10月和本礦職工雷慶蘭結婚，是標準的“有緣千里來相會，無緣對面不相逢”。在那極左路線、高壓政策、陰森恐怖的政治背景下，還能“喜結良緣”，實為“天作之合”、“天賜佳配”。到荔浦錳礦一年多，由於人多礦少，決定減員，組織上將我調到興坪供銷社。興坪供銷社分配我一個人負責氮肥、磷肥、農藥、氨水、柴油5個倉庫，工作又臭又髒又辛苦，旺季時從早忙到晚，一天下來頭昏眼花，星期天也沒有人來換班。

府台衙門

1956年冬，平樂地委召開四級幹部會議。晚飯後，大家坐在專署對面的花牆上聊天，來自桂北土改隊的翻身農民張祖乃（當時任平樂縣沙子區副區長），看到專署大門口掛的牌子，講：“平樂地區專員公署相當於舊社會的‘府台衙門’。”有人說：“是。戲台上有蘇州知府況鍾，四品正堂，肅靜迴避。”還有的人補充講：“過去省里是道台衙門，正二品，縣裡是七品芝麻官，區長是正八品，副區長是從八品。”

整風反右派中，也把這些茶餘飯後、閒言碎語當成反黨罪證，定為“醜化黨的領導、攻擊黨的領導”。

可憐桂北翻身農民張祖乃這回他的身又被翻回去了，被劃為右派，開除黨籍，開除公職，回農村管制，監督勞動，一去就是20年。

這次，給他親身體驗了“三不政策”：“不戴帽子”是指不戴布帽、草帽、呢子帽，而是“鐵帽”，是孫悟空的“緊箍”，想取取不掉。“不抓辮子”，連鬍子、眉毛一齊抓，還要加上“汗毛”。 “不打棍子”，棍子太小，不夠力，要拿大棒子來打。

草鞋縣長

馬華村，是解放初期的荔浦縣縣長，正牌大學畢業，是走“和工農相結合的道路”的典範。他生活非常樸素，身穿粗布藍衫，打赤腳穿草鞋，平易近人，沒有一點官架子，和農民群眾打成一片，下鄉都是步行，眾所公認。後升任平樂地委宣傳部長、常委。1955年平樂地區因糧食統購過火，發生餓死人事件，受到中央查處，地委書記楊林挨撤職查辦(他倒無所謂，只動了點汗毛，調到梧州當市委書記)。楊林挨後，馬華村可能講了一句“過後乖”的話：“我們當時不同意糧食統購層層加碼；楊林一意孤行，造成糧食統購過火，發生餓死人事件。”

1957年秋，地、市一級開始整風、反右派，可能是拿馬華村來“搬本”，平樂《農民報》頭版頭條就登載出“穿草鞋”的右派馬華村，罪名是，在傳達中央文件時“歪曲篡改”。例子是：中央文件原文是“有反必肅；有錯必糾”，馬華村讀完中央文件後，進行了解釋加了一句“有反必肅，無反不肅；有錯必糾，無錯不糾”。不知是當真馬華村進行了解釋，還是“栽贓”，總之，經批鬥後，賜“鐵帽”一頂，下放鐘山縣農村監督勞動，終因年高體弱，病氣交加，沒等到1978年“改正”昭雪，就含冤與世長辭。

“狠狠地打”

鐘山縣縣委宣傳部長，1957年年底，在縣直幹部大會上，傳達中央文件《中共中央關於在整風運動中反擊資產階級右派分子進攻的決定》，其中有一句：“右派分子抹煞成績，必須狠狠地打擊!”

這位宣傳部長在台上盛氣凌人，當他讀到這一句時，更是裝腔作勢，用手推一推眼鏡，頭殼歪一歪，乾咳兩聲，然後，加大嗓門：“右派分子抹‘熬’成績，必須‘狼狼’地打擊！”

台下幹部開始時聽不懂，不知是什麼意思，只是發愣；經片刻思索，才恍然大悟。散會之後，思維敏捷、個性開朗、天真活潑、聰明伶俐的青年幹部也裝模作樣講：“右派分子抹‘熬’成績，必須‘狼狼’地打擊!”

1958年春，縣裡開始整風反右派，凡是講過“右派分子抹‘熬’成績”，“必須‘狼狼’地打擊”的幹部，一律打成右派，進行批鬥，罪名是“醜化工農幹部，醜化黨的領導，攻擊黨的領導，反對黨的領導!”統統開除，回鄉監督管制勞動，鐵帽，無期——標準的“只許州官放火，不給百姓點燈”。

用極左路線的人的口氣講：狼狼批鬥倉頡(倉頡是“造字權威”)！哪個喊你造方塊字時，造了“熬”字又造“煞”字，造了“狼”字又造“狠”字，字形又差不多，字音卻不同。愚弄工農，罪該萬死——全靠不知倉頡埋葬在哪裡，不然，挖出他來批鬥。笑話，欺古壓今。瘋狂的年代!

“黑丙鍋”

整風運動中被劃為右派分子的張鳳鳴，被武裝押送來賓縣古瓦農場勞動教養。有一天，他到古瓦農場衛生所看病，護士喊“張鳳鳴”。當他走進醫療室時，醫生大驚失色，脫口而出“黑丙鍋?”(廣東話，“是哪個?”)原來張鳳鳴是平樂地區人民醫院人事科長。三反、五反，鎮反、肅反、肅反覆查運動中，他把有點政治問題的醫師，統統“擴大化”，送到古瓦農場勞改。這些醫師到古瓦農場後，仍然當醫師幫犯人看病。哪知張科長把人家送勞改後，在1958年整風反右派中，又有人把他打成右派，並給予最高獎賞——送古瓦農場勞動教養。真是一出滑稽鬧劇，一盞“走馬燈”。

這場政治滑稽劇，醫師們哪會料想得到,還以為張科長又來抓他們回平樂批鬥，怎不大驚失色，驚呼“黑丙鍋”！？哪知此時的張科長也變成“瓮中之鱉”了。

海外關係

馮光，生於香港，父親是祖傳中醫，在香港有房屋家產。

1949年祖國解放，香港青年歡欣鼓舞，馮光抱着一片赤誠，滿腔熱情，放棄香港的優越、安逸生活，1950年回到廣州，參加祖國的社會主義建設。因為他專長中醫，所以分配在廣州醫藥公司工作。1952年，廣西請求廣東支援商業幹部，馮光又響應號召，到祖國最需要的地方去,到最艱苦的地方去。1953年到廣西，分配在荔浦縣醫藥公司工作。

“人無千日好，花無百日紅。”1958年春縣裡開始整風、反右派，在這次運動中，馮光主要因有“海外關係”，被劃為右派，被批鬥、跪、打。300多右派除送勞動教養的、開除回家的，還有幾十個右派，包括馮光，被送縣錳礦監督勞動改造。

馮光，口服心不服，揚言“一恢復自由，馬上回香港!”上面領導卻講：“你回香港，永遠不幫你脫帽!”

其他右派勞教3年以後，都脫帽恢復工作，唯獨馮光因有海外關係，一直不給脫帽，由青年到中年，又到老年，仍在錳礦勞動教養。20年呀20年!自古講：“人活三十得半世，人活七十古來稀！”人的一生有幾個20年?真是漫長的苦難歲月啊！

俗話說：“天無絕人之路”。1979年終於“喜從天降”，黨的十一屆三中全會後，馮光不但摘了右派帽子，而且“三恢復”，才得以重見天日。馮光隨着日月的推移，頭髮、鬍子已經花白，滿臉皺紋；加上20年的苦役生活，更顯得蒼老，是標準的老頭子了。正字號的紅花仔，55歲才喜結良緣，作上了新郎。青春已一去不復返，風華正茂時代，已付諸東流!

政策稍有鬆動，馮光就打報告，要求回香港探親。經批准後，攜夫人啟程赴港，乘柳州至廣州班車，在黃埔港乘坐“穗港班輪”。

輪船汽笛一響，徐徐開離碼頭。馮光站在甲板上凝視着廣州，百感交織，30年的苦難往事全部湧上心頭，不覺淚流滿面，感慨萬千：

祖國啊，母親!非兒不孝，實是懼母!/懼怕你政治運動不斷，無故上線上綱!/懼怕你殘酷鬥爭，無情打擊!/懼怕你鬥爭會上拳打腳踢！/懼怕你跪石子、踩槓子，皮開肉裂血淚流！/懼怕你鐵案鐵帽，勞動教養永無期！/ 懼怕你戴高帽游大街，打一棒子丟下河去!/再見吧，親愛的祖國!/再見吧，美麗的第二故鄉!/再見吧，廣州!/ 想當年，回國時，朝氣蓬勃，興高采烈! / 到如今，歸去兮，白髮蒼蒼淚滿面！/茫茫大海水連天，輪船遠上白雲間。/維多利亞灣的高樓大廈已清晰可見。/香港碼頭，親朋好友、兄弟姐妹翹首相望，/還有那，衰老的爹娘！/這一去，如開籠放鳥!/這一去，肉包子打狗不回頭！/這一去，寧做“殖民仔”不做“右派”囚！/這一去，生命、人身安全得保障!/這一去，優越生活樂無窮！ 2000年12月於廣西桂林市荔浦縣

作者簡介：張墨森，北京人。1949年進華北大學。曾任平樂縣委辦公室主任。1958年被劃右，勞動教養。1979年“改正”。1996年在荔浦縣商業局長任上離休。中共黨員。自費出版《血灑南疆蒙冤記》。本文系該書摘錄。

黃莎同志被冤害慘死

廣西環江譚厚望

黃莎同志是廣西象州縣百丈街人，家庭出身貧民，本人成分自由職業，主要是教書育人。他曾經在上思縣國民中學和柳州龍城中學任教師。他能書善畫，文章也寫得不錯，還會拉小提琴，是個十分難得多才多藝的人才。

廣西還在國民黨統治時期，他就毅然秘密地於1949年2月加入中國共產黨，並被派在中國人民解放軍桂中支隊八團做宣傳工作。廣西解放後，他被任命為梧州市工人日報社總編輯，兼任梧州市馬列主義理論教員。梧州工人日報當時口碑不錯，被稱為“人民的喉舌”。黃莎同志上政治課也很受當時梧州市幹部的歡迎。

1957年中國共產黨整風，梧州市委馬列主義講師團全體人員受市委領導的派遣，下到全市各基層單位去發動幹部、職工和人民群眾起來幫助黨整風，開展大鳴大放大字報活動。按照當時中共中央的規定，各地、市和省委都要把幹部、職工和人民群眾的鳴放意見摘要登報。

當時以黃莎同志為首的梧州市工人日報編輯部全體人員都忙得團團轉，黃莎同志每天都是起五更睡半夜，忙着挑選全市幹部、職工和人民群眾的鳴放意見登報，和看報紙的“大樣”。

梧州市委曾經受到廣西省委的表楊，說梧州市開展大鳴大放大字報活動做得好，鳴放意見質量高。

可是，當人民日報社論《文匯報的資產階級方向應當批判》發表後，早在5月15日(毛澤東主席有個內部文章《事情正在起變化》，文中有一句“誘敵深入，聚而殲之”——引蛇出洞)，風向就變了。——共產黨整風就轉變為 “反擊資產階級右派分子和反黨分子猖狂向党進攻！”

在黨整風中，積極提意見，幫助黨整風的幹部、職工和報社的編輯人員、梧州市委講師團的講師就大難臨頭了！

在“反右”和反“反黨分子”的鬥爭中，梧州市第一位遭受批鬥和劃為“資產階級右派分子”的是梧州市政府副市長、梧州市民盟主席李鎮先生。

更為可笑和可恨的是：批鬥李鎮先生時，以楊明書記為首的中共梧州市委領導，任命黃莎同志為批鬥李鎮領導小組的組長。可是，把李鎮先生劃成“資產階級右派分子”以後，黃莎同志也就成為批鬥對象。黃莎同志被劃為“資產階級極右派分子”，開除黨籍，並於1958年4月，送古瓦勞改場勞動教養。

梧州工人日報編輯部全體編輯人員都被劃為“資產階級右派分子”，編輯部中共支部書記呂映稻同志(女)被劃為“反黨分子”。編輯部的編輯李雪冷同志被劃成資產階級右派分子以後，送農村勞動管制，其愛人離婚，李雪冷同志受盡折磨，最後被迫自殺身亡。

黃莎同志於1959年8月23日在新興勞改農場死亡，他是被活活餓死的。據其難友何榕高(也冤劃右派，和黃莎同場勞教)說：“黃莎當時因長期勞動過度，天天吃木薯渣當飯，身體虛弱。1959年8月22日晚餐，有幸加了一次涼薯吃，他連口稱讚好吃、好吃，好極了。豈料23日早晨出工時，他身體不舒服，請假不准，被逼出工，十分勉強。

到工地實在干不得，就坐在地上休息。管教幹部覃幹事說他裝病、偷懶，午餐的木薯渣也不給他吃。晚上收工時，黃莎走了一段路，實在走不動，只好由何榕高(黃莎在龍城中學教書時的學生)背回到中隊部。這時何榕高揑黃莎的鼻子，已經無氣，停止呼吸，就立刻報告隊部，請求給黃莎搶救。隊部的覃幹事說：“裝死，別理他。”就這樣，得不到任何醫治、飲食和救助，黃莎死了!隊部派何榕高等人把黃莎抬到野外，草草埋了!他們在黃莎同志的身上發現我們兒子的照片。我們惟一的兒子是在黃莎同志進勞改場六個月後出世的。兒子出世六個月時，我給他照了一張相片，寄給他父親黃莎。

我十分感謝何榕高等先生托人把兒子的照片返轉給我。在兒子六個月時的照片背後，黃莎同志寫了如下的字句：“譚：我對不起你，請撫育好兒子。黃莎臨終前。”

我把兒子的這張照片珍藏着。不是黃莎同志對不起我，而是極左路線及其忠實執行者對不起我!!

文化大革命時，1967年9月17日紅衛兵抄我的家，把黃莎同志在兒子相片後面寫有字的這張照片抄走了——作為我的“反革命罪證”，鬥爭我，後來也沒還給我。

1979年3月29日，中共梧州市委會發文《關於改正黃莎同志被錯劃為右派分子的決定》，恢復其政治名譽、恢復黨籍。可是其人已死了幾十年。真是人間悲劇!!我百思不得其解：在“偉大的、光榮的、正確的中國共產黨”領導下的中國朗朗乾坤，為何會出現如此的人間悲劇呢??

當時梧州市的人民群眾說：“梧州工人日報辦成真正的人民的喉舌，報社的總編還能活得成嗎?!”——這就是黃莎同志被劃成為“資產階級極右派分子，勞改致死”的原因吧!?

僅梧州市一個市，幾乎當時各條戰線的業務骨幹都被以市委書記楊明為主的極少數人打成“右派分子”和“反黨分子”，而鐵的事實越來越證明全部都是錯誤的，冤枉的!1979年以後已經全都改正。可是，卻經歷了受災受難，死去活來，長達廿一年的慘痛過程。一個人的生命有多少個廿一年?很大一部分早已慘死；留下來未死的，已年高身殘，返回工作崗位，也幹不了多少時間。所以說反右對我國生產力是極大的破壞!在政治上更是極大的反動!

可是，這樣的脫離實際，個人獨斷專行，卻仍繼續下去，如“大躍進、三面紅旗”，環江縣在風調雨順的年頭卻餓死了五萬人，全國是幾千萬人死於非命，直至“文化大革命”。

但願過去那幾十年禍害，徹底埋葬，給倖存者及後來者真正過上幸福歡樂的生活，也讓黃莎等成千上萬的遇難者，得以含笑於九泉！！

2005年7月28日

作者簡介：譚厚望，女，毛難族。1949年入黨，現年75歲。因黃莎故，文革中她受盡折磨。在廣西電視大學副校長任上離休。

一個女右派的際遇

廣西鹿寨羅維

古人云：“自古英雄多磨難，從來紈絝少偉男。”事實的確如此，我深有體會。

1968年，“文化大革命”後期，橫掃牛鬼蛇神，清理階級隊伍。我作為右派——階級敵人，免不了被開除教師隊伍。愛人李丙林受我株連也被開除公職，清除幹部隊伍回鄉勞動改造。於是我倆只好帶着三個幼小孩子（大兒子11歲、二兒子9歲、小兒子4歲），開始過着極其艱苦的生活。

老李家鄉在湖南新寧縣三渡水區，屬丘陵山區。當時當地一個勞動日（10分）僅有5角錢，一般男社員一天10分，婦女勞動8分，而李丙林與我，每天分別是7分、5分。兩人勞動一天，早、中、午三節工僅得6角錢，一年收入約200元。而我們幹的都是重活、累活、髒活、危險活。如挑牛糞下水田、挖牛欄糞，上山挖山砍樹蔸種雜糧，下河運木頭，上山燒炭等等。一天勞動下來骨頭就像散了架，那種滋味真無法形容。

最可憐的還是我三個孩子。在他們那種年齡本該是無憂無慮、背着書包蹦蹦跳跳，一天樂呵呵的時代。可是跟我們回到湖南，因沒錢交學費不但不能讀書，大兒子僅11歲就得每天跟我們上山勞動了，一天才掙1分。二兒子負責全家生活的燒柴和烤火柴。三兒子太小隻好關在家裡。

工作勞累些倒不怕，更可怕的是餓着肚子幹活。當時每月供應我們糧食是200斤稻穀，碾成米只有120多斤，每日平均只有4斤米。一家五口人，兩個勞動力，三個正在長身體的孩子，四斤米分作三餐煮，怎麼夠吃啊？大人只有咬緊牙頂着。不久大兒子浮腫了；二兒子瘦得像根藤；三兒子餓得天天哇哇哭。此情此景，感到心在滴血，多悲痛啊！作為母親我不但不能呵護孩子，倒反連累他們，他們多無辜啊！我時時都擔心着我家庭的安危。

真是天無絕人之路。一棵小草就有一滴露水。經過幾個月的勞動，大兒子、二兒子學會了很多東西。他們知道向大自然索要食物，索要錢財了。他們知道：玉米杆雖然不如甘蔗甜，但也有點甜可以吃，山上許多野果、野菜可充飢，哪些野蘑菇可以吃，金銀花可以拿到藥店賣錢，找竹子編竹器賣錢。二個幾歲的孩子，也能為家裡增加經濟收入了，真是窮人孩子早當家。我們家生活逐漸好些了。孩子經風雨，見世面，身體也開始恢復原來的水平了。

1970年春，縣委組織部來人叫我們全家回鹿寨。重新安排了工作，農村艱苦生活結束了。一年半雖然給我們身心帶來一定痛苦，但對我兒子的成長還是帶來很多裨益的。他們懂得了：汗水掙來的糧食、物質財富不容易，要珍惜，勞動人民創造了物質文明要尊重。惡劣環境是可以改變的，只要經過自己努力和拼搏。

回到鹿寨後，三個兒子都進了學校。因有了湖南那一段艱苦生活的錘鍊，孩子知道能讀書不容易。當時我帶老三在鄉下教書，老李整天在鄉下工作，大、二兒子在縣城讀中學。他們獨立生活，自己管理自己，學習很自覺，很刻苦，因而成績很優秀。1978年恢復高考，大兒子考取了廣州華南工學院，二兒子經過插隊做工人在1985年也考取了桂林廣西師範大學，圓了他們的大學夢。在工作崗位上表現也較好：大兒子李白明是柳泥集團董事長，九、十屆全國人大代表，二兒子李小躍現是柳城縣國稅局副局長，都是共產黨員。他們能有今天，我認為，那段艱苦環境造就了他們。一位哲學家說過：“艱苦的環境是最好的大課堂。”一點不錯。

2005年8月16日

作者簡介：羅維，女，現年75歲，廣西鹿寨縣中渡鄉人。劃右派前在鹿寨縣婦聯工作。改正後在鹿寨縣任小學教師。

患難夫妻情深似海

廣西荔浦黃惠珍

南北有緣來相聚。1952年我們財政科調來了一位長的很帥的小伙子，任科長，他叫李敏。他是1949年3月在北京參加第四野戰軍南下分到荔浦的。我是從賀縣調來荔浦的，當時縣直機關稱我為五朵金花之一。

長時間的在一起工作、學習、生活，發現我們之間有很多共同語言。逢節假日食堂不開飯，我們就在一起煮紅薯、芋頭吃。兩人之間共同有相見恨晚的感覺，終於撞擊出愛情的火花。那時我才18歲，李敏23歲。當他送給一條格子布的小手帕，我伸手去接時，他緊緊地握住我的手不放鬆，那一刻真和觸了電一般，全身顫抖，當晚徹夜難眠，初戀的情懷悠然在心中蕩漾，被觸動的那顆心久久不能平靜下來。當時的政策對幹部的戀愛、結婚有嚴格的規定，我們的地下戀愛談了三年，直到1955年政策放開了，我們才走進了婚姻的殿堂。相濡以沫五十多年的坎坷人生，經受了嚴峻的歷史考驗。1956年李敏調任文化科長。

1957年在參加自治區宣傳工作會議時，給周恩來總理寫了一封信，信的原文是：“敬愛的周總理：您好!每天料理國事，您已經夠忙的了，但我有個問題還是向您反映：我們荔浦縣有座始建於南宋時期的古寶塔，七層，高35.4米，由於過去遭雷擊，年久失修，第四至第五層之間已崩塌了三分一，從第四層自上而下又開了一條長長的裂縫，每逢颳風下大雨，經常有磚瓦跌下來，嚴重影響着附近居住的幾十戶居民生命財產的安全。為這事，我曾向縣財政科、專區文化科、自治區文化局反映情況，並請求撥款維修，但都說沒有錢。我真不明白，究竟政府是願事前拿錢將寶塔修好呢?還是待事故發生後拿錢來買棺材呢?這座寶塔是我們縣唯一的文物古蹟，如無錢維修請求將它拆去，否則—旦出問題將會給附近的人民群眾帶來不可估量的損失。懇求總理在百忙中過問此事。”五天會議結束，剛返回荔浦，就接到國務院的加急電報：“荔浦古寶塔不能拆，在五千元範圍內迅速修復，款由省財政撥給”(縣財政年終結算說明有記載)。

當李敏看到國務院的電報時，不知有多興奮，真是高興的跳起來，馬上找建築隊的負責人，研究施工方案，選定開工日期。經過短時間籌備，即按計劃開工維修。工程緊張有序的進行着，在不太長時間內將塔身全面加固；外部的裝飾圖案也恢復了它的原貌。為避免再遭雷擊，他請了電廠和電信局的師傅們給塔身安裝了避雷針。這算是他任文化科長給荔浦人民做了一件大事。工程完工並拍照留念，縣委、縣政府還將像片放大懸掛在會議室。

天有不測風雲。1958年反右開始，縣人民政府反右領導小組組長等人，凶神惡煞地質問李敏：“你給周總理的信是在哪裡寫的?”李說：“在南寧。” ×××說：你的行為是越級上告縣委，就是反黨行為，反黨就是右派。命令李敏如實寫下來。李敏含着眼淚看着我臨產的身體，無奈地在隨身的日記本上扯下一頁，寫下所謂的罪狀。工作組又押起他回宿舍蓋私章。我緊跟在他的後面扯衣尾說，這個章蓋不得。工作組立刻將我推開，並斥責我，要站穩立場!就這麼一個小紙條40多字定下了李敏為右派分子。之後送柳州地區來賓縣古瓦農場勞動教養。我被株連下放到馬嶺鄉布龍寨屯勞動鍛煉。兒子還不滿兩歲，又多病，全家就我45.5元的工資，請不起保姆，只好要我那1l歲的弟弟作林來幫我帶小的。這時最困難的是糧食問題。我按幹部標準每月供應24斤，兩個小的按農村標準，弟弟11斤，兒子8斤，合計43斤，每天只有1.43斤，每餐才4.8兩。為確保兒子的小命，每餐在生產隊的食堂給兒子代蒸二兩米雙蒸飯(蒸一次再放些水進去再蒸)；餘下二兩多的糧，就是我姐弟的救命糧了。為了活命在菜場檢些黃菜葉和老糠粉拌在一起煮粥來充飢。農民再苦還有紅薯、芋頭、瓜菜來補充，我們卻一無所有，真是叫天天不應，誰會來可憐我們右派家屬呢!我原來體重120多斤，這時只有70多斤，簡直是皮包骨頭了。就這樣每天還要按規定出集體工。原接替我的×××同志年終不會編制決算表，縣裡決定將我抽回來繼續做總會計工作，至此總算在死亡的邊緣線上熬了過來。

那時有不少人議論我：人年輕又漂亮，工作單位好，業務又熟練，比李敏好的人多的是，為什麼要為他而守活寡呢?我反覆思考，並結合李敏的實際：一個革命青年，響應黨的號召，投筆從戎，就為了給總理的一封信，一夜之間就成了反革命，這怎麼可能呢?這決不是黨的政策，烏雲終究遮不住太陽。別人怎麼議論這是別人的自由，但我堅信被顛倒了的歷史最終還要恢復它的本來面目。幾年來的朝夕相處，我深深地了解李敏，我信得過他，我決不會為外面的流言蜚語所蠱惑。

在這期間我曾不間斷地向國務院總理辦公室寫信，請求給李敏平反昭雪。

1979年李敏終於獲得改正，恢復了政治級別和工資待遇，他又回到文化局任局長。我已擔任財政局長。兒子李平原從日本留學歸來也擔任縣畜牧水產局局長，當時的六口之家同時出任三位局長。我們革命意志不減當年，我還被選為縣委後補委員，六連冠被評為自治區、地區、縣的先進工作者，先進共產黨員，現還保存各種獎狀和榮譽證書達36份。2003年我們的孫子李榴又考取了清華大學自動化系。我和李敏都享受着優厚的離休幹部待遇。今年的2月18日是我和李敏金婚喜慶的日子，回味這苦盡甘來的五十個春秋真是感慨萬千。

我們情不自禁、賦詩以寄深情：

南北有緣結鸞儔，風雨同舟五十秋。

患難相依長互勉，榮辱與共復何求。

鐵窗難隔鴛鴦戀，銀侶勝如萬戶侯。

且喜夕陽無限好，金婚更上一層樓。

山珍野味吾等獨嘗

廣西浦北譚乙進

轟轟烈烈的“驚心動魄”的大躍進年代，正是我們右派被送勞動教養進行所謂的“改造”年代。世人未嘗過的山珍我們吃過；高官巨富未“享受”過的野味，吾等獨嘗。正所謂：得天獨厚，“受寵”、“若驚”！？

在那非常的歲月里，整天繁重的超負荷勞動，使人感到度日如年，還要晚上加班；超極限的勞動還美其名曰：“放衛星”。還說是進行“脫胎換骨”的改造。而糧食供應，起初是每人每月三十斤糙大米，尚可填得半肚，後來從三十斤一減再減，直減至零。之後就花樣百出：以雜糧干玉米薯片代大米，又從雜糧干改為鮮雜糧，是澱粉廠的過濾余渣。那時可謂是腸胃大清理，拉屎像拉尿，排便次數及排量猛增。幸好場裡宣布“大優惠”全體休眠。天啊！集體大減肥！？效果確實神效！本人身高1.76米，原體重140斤，降至94斤，減少46斤。曾當過病號組組長的我，有骨無肉，真是“骨幹”十足，輕鬆減肥，走路飄飄若“仙”也。然而，天然減肥之後不久，很多人又自然“肥胖”起來。據醫學專家說，是飢餓性水腫。官方媒體至今還未公布升天者幾何？吾等何所考！？

為了生存，為了活命，吃過的山珍野味多矣，多到數不勝數，可謂前無古人，後無來者。聞說有人吃過的必吃；沒人吃過的也品嘗無遺。凡是蛇鼠爬蟲、飛禽走獸，上品下品，不分等級，皆含‘肪脂’蛋白；據此為理，通通獵取，絕不放過。所以，最多之時，曾日食五六十隻。食法一般以剝皮煮吃為多，間或也燒吃，撲鼻之香難以言表。情況不允許之時，被逼改生吃，味道差矣。一般烹調統統清一色的原汁原味，毋需添加油醬醋作佐料（亦不可能有），味感亦“甚佳”。植物類除玉米、花生、番薯、木薯之外，還有野菌，作物苗杆，薯苗薯葉，青草木葉，還有垃圾堆里發霉變黑的木薯頭，哪怕是丁點，也視若珍寶，撿拾無遺。當時煮食的辦法是：八仙過海各顯神通，瓷缸瓦罐，面盆口盅，瓷銅鐵鋁齊上馬，三腳鼎立用石頭，茅棚內外就是開火的“陣地”。開火還得提防管教員，還得採用“運動戰”“游擊戰”：他來即走，他走即攻，繼續“開火”。不然，重者必遭管教幹事的拳打腳踢，輕則全盆覆沒，鍋底朝天。再者，在寒風刺骨，飢腸轆轆的春播期間，明知拌有農藥“六六六”粉的玉米花生種子，也難忍放過，僅控少量而已，照嘗不漏。那是拿生命開玩笑？不是！是拼命的顧命。還吃過豬胎盤、牛胎盤、生老鼠、死老鼠、生蛇死蛇，並連皮骨，全蛇燒烤，全蛇清燉，均是理想山珍，且物越少味更佳。

當時流傳一句宣傳語：台灣同胞處在水深火熱之中。我亦深信台灣同胞和高官巨富也無能“享受”到如此的“美食”生活——他們連低能量的粗糠那怕是丁點也未曾“享受”過，更無法談及如此的山珍野味了！真的，深信不疑。

官方媒體稱當時是“三年自然災害”時期；後來又改稱為“三年困難時期”。實際是大躍進時期一個蠢貨的過錯造成的民族災害，為何還要謳歌？是不是罪過？老實話為何如此難說！？

是呀！彭德懷老總說實話已將老命搭進去了！當年年青的我們僅是把青春、婚姻、智慧、事業、成就全部“獻”出而已。請世人和歷史學家明鑑：吾等是“幸運者”！？吾等是死剩還活着的“美食家”！？

2005年7月20日

作者簡歷：譚乙進，1934年12月生。廣西浦北縣人，原廣西農科所甘薯良種選育課題主持人。1957年反右被批判走白專道路，定為極右，1958年4月20日送古瓦農場。1963年5月回原籍農民。1979年復職原籍農業局及水果局。1995年退休。

啼笑皆非

廣西宜山鄒紀

人生應該是理性的，社會也應該是理性的，回憶我的一生是遵循理性的，可是，這個社會待我卻沒有理性。

我的理性使我從23歲起便走上革命的道路，使我1946年在柳州龍城中學執教時便參加了當時的一個叫“民盟”的組織，宣傳反飢餓，反獨裁反內戰。之後，在1948年又與其他三個老同志毅然下廣州參加西江游擊隊。雖然曾經一度被捕並坐進了國民黨廣州軍事法庭看守所，但仍嚴守黨的紀律及革命信念。一直到李宗仁任代總統，我才得到釋放，又直奔香港，再次參加了東江游擊隊。之後便參加了當時寶安縣的接收和軍管工作，後來又擔任了新的工作，我都是積極負責的。

而社會待我卻是沒有理性，使我兩次受誣，兩次被開除黨籍。

第一次受誣是在1953年，我正在廣西省委黨校學習。有人從解放前的舊報紙里找到一個什麼發現，就誣陷我與另一位同志被關押在廣州軍事法庭看守所時，曾出賣同志。省黨校也不調查就草草地據此把我們開除出黨。在誣陷面前，我據理力爭。我呈送了當時廣州軍事法庭釋放我的文件，這個文件沒有列舉任何“立功表現”。在當時，如果參加革命工作而又向國民黨告密，那是要“論功行賞”的。而且，被我們“出賣”的那位同志也證明了告密與我們無關。這樣，在經過了一年多時間後，才恢復了我們的黨籍。這真是令人啼笑皆非。

接着，又出現了另一件更使我啼笑皆非的事。反右期間，我在羅城礦務局硫酸廠任車間主任。忽然，廠里派人外調，說我是一個暗藏在革命隊伍里的國民黨特務——一個原來國民黨的電台發報員！根據是：1.這個發報員當時在貴州榕江——我曾經在該地擔任中學校長；2.這個發報員愛唱歌——我也愛唱歌一直至今。3.雙腳為平板腳——我似乎也是平板腳……4.……經過我的有力的反證和抗爭，“反革命分子”毫無根據；但是，我還是難逃厄運。當時正是反右高潮，為了完成單位右派人數指標，就把我定為右派，第二次開除我的黨籍，並且送去農場勞動教養。回到鄉間，又被作為五類分子加以“管制”，前後共22年。到了1979年，又宣布對我是“錯劃”，第二次恢復我的黨籍，重新分配工作。這時，我已經56歲了，我的青春年華已被消耗殆盡。

最後，做了幾年的羅城礦務局中學的支部書記兼校長。到了1983年，在這個崗位上離休，我的革命歷史最終才得到承認。

所以，每逢回想起來，真是啼笑皆非。所以，在我的理性的基礎上，又懂得學點糊塗，在名利得失面前，多點糊塗，心理便得到釋然，得到平衡，得到充實。不是麼？從那個22年之後，我到現在又活了25年。這個25年，我又得到了長進，身心都很健康和清醒。目前我還喜愛讀書，喜愛唱歌和適當的勞動（家務）實踐。

瀑布之所以形成奇觀，是因為它有一瀉千里的壯美，是因為它有自己在曲折中永不退縮的勇氣。我崇拜瀑布，讓我的生命像瀑布一樣向前奔流。

作者簡介：鄒紀，融安人，高師畢業，1946年參加革命。解放後兩次蒙冤，兩次被開除黨籍。1983年在中學校長及支部書記任上離休。

血淚心聲

廣西融水馮鳴

元戎遠矚欲防修，擬定“陽謀”妙計周。

舉國若狂將右劃，機關內定早名鈎。

整風直道忠誠語，扣罪喪心與黨仇。

一自鬥爭成右派，哪堪血淚二十秋。

1957年反右運動開始，黨號召廣大幹部助黨整風，鼓勵大家積極發言。後發展用大字報形式大鳴大放，謂“言者無罪，聞者足誡”，並選余為《野火》小報主編。此報系代表大苗山森工局單位，作為鳴放園地之油印小報。余自知出身歷史不佳，未敢有過激言論。及至運動後期要揭發檢舉誰為右派，余已被內定為揭批對象。余雖無明顯之反黨言行，但某次小組學習會上曾有過發言謂：“有些部隊領導轉業下地方當領導，彼對革命有過苦勞功勞，對革命一貫忠誠，論理亦應該；但地方工作究竟不同打仗，如文化過低則難以領導好業務工作，可給高薪待遇保送學習，再委重任。黨外人士有德有才者，亦可委以重任；如以其非黨員見棄，則為人才浪費。國家建設正需大量人才之際，幹部政策應使人盡其才。”

森工局反右領導小組遂定余上項發言為反黨言論，追問余：“汝見何單位黨員領導能力不勝任？汝見何黨外人士未被量才使用？汝攻擊黨之幹部政策浪費人才資源居心何在？汝之言論，分明響應大右派分子儲安平之黨天下謬論，借整風之機猖狂向党進攻，要共產黨下台，欲取而代之，狼子野心昭昭可見。”

余之發言並非無中生有捏造事實攻擊黨的幹部政策。余曾見本單位前任局長文化過低，某次開縣林農代表大會，唸余為彼所撰之發言稿，期期艾艾不能成句，終至滿頭大汗赦顏而退，由人代唸。余認為全縣之林業生產、採伐、收購、運輸情況極其複雜，此局長之才，在部隊可當連長指揮士兵打勝仗；下地方未必就能領導好一個局之全面工作。關於幹部不能勝任致使工作失誤，造成巨大損失之事，歷年報刊多有報道批評，乃眾所周知。如某廠領導擅自將工程師設計工程使用之鋼筋口徑改小，認為如此節約鋼材；豈知由於鋼筋徑小不勝負荷，終致工程報廢，造成巨大經濟損失。此等事例不勝枚舉。報刊可揭發批評；而由余提出則為造謠、無中生有、惡毒攻擊黨的幹部政策、仇視共產黨專政之言論。黨中央號召幫黨整風，要求知無不言，言無不盡。“言者無罪，聞者足誡”。既是組織小組學習，號召各抒已見，即有錯誤亦屬思想認識問題。局領導為湊夠5%之右派分子數目，用推導方法定為右派言論，羅列罪狀，將提意見者列為“不拿槍之反革命分子”，予以無情的無產階級專政。運動開始反覆動員謂言者無罪，誘人發言後卻將其打成右派，出爾反爾，言而無信，翻雲覆雨，用盡機謀，如此何以取信於人民？劃余為大右派，謂為一貫反黨，藉鳴放興風作浪，存心欲推翻共產黨政權。此等莫須有罪狀余實難違心承認。

當時余被勒令寫思想檢查，獨住於局中一間堆放雜物木屋中，不許隨意出房門走動，不得與革命群眾交流，食宿其中，幾等禁閉。余寫幾次檢查均未被通過，繼又召開大小鬥爭會逼余永記上述諸項罪惡。

蓋余枉讀書多年，以參加革命為榮，始添此番煩惱；如系無文化，只知勞動生活，即使講更多錯話，亦不致被劃成與人民為敵之反革命右派分子也。是夕月色明朗，如水銀瀉地，夜深人寂，余心煩亂不能成寐，起身徘徊於房外空地水井之旁，思緒萬千……回憶參加革命，自慶新生，不辭艱危辛勞工作，多次獲評功受獎。而今反贏得假裝積極爭取群眾信任之罪名；復被視為一向仇恨共產黨，要推翻共產黨政權，欲升官發財作威作福。更被認定曾參加特務組織，遣派到國軍當連政治指導員，隱瞞反革命歷史罪惡。余雖據實交代過去歷史，卻難取信於眾，內心感受委曲，萬分痛苦，無以自解，懣憤絕望，幾欲投井自盡，以死抗議無端加罪於已，以死表明清白。欲死至易耳，投身井中，一了百了。唯念及老母在堂，彼視余為其命根，余若自盡，豈不更催其老命。余有子女七人，均未成年。余妻為車衣工人，工資微薄，怎能獨支一家老小生活？伊必然陷入困境，既不能撫養子女，則將忍痛割愛，送與他人。如此人亡家破，實余之罪過，余心何忍為之。況曾屢被警告：“若堅決不認罪，以死頑抗，自絕於人民，必累爾妻兒。”是夕余徬徨絕望，內心悲楚，作生死抉擇之思想鬥爭，終於想通：余若投井一死無知，固能從痛苦中求得解脫；然余身為人子、人夫、人父，負有家庭重任，輕生則為逃避責任之懦弱行為，不可取也。縱使被打成右派分子，罪不致死，最多開除公職，自謀生活，還有奉母承歡，助妻維家教子之日；若擇自盡，反貽人口實，謂余系隱瞞歷史之特務分子，畏罪自裁，永遠含冤莫白矣！因從鬼門關折回，返木屋就寢。

現回首往事，若當晚意志不堅，為求從冤屈痛苦中解脫而自沉深井，則無今日之83歲老翁寫回憶錄矣！當年反右運動中因故自殺者不少，殊為可悲可嘆！願歷史悲劇不再重演，願彼等冤死鬼魂在天之靈得到安息！

余在縣森工局被當作反右重點鬥爭對象，為余召開之大小鬥爭會不計其數。為擴大戰果，揭示右派罪惡言論教育廣大幹部，縣召開大規模反右鬥爭大會，將余與縣民政局幹部黃河清列為典型，推上鬥爭舞台，從此成為臭名遠揚全縣典型大右派。余百辭莫辯，只有忍辱偷生，硬起心腸，按單位反右領導小組意圖，將一切強加余身上不實之詞一概承認，自供罪狀寫思想檢查，簽名畫押，結束此無窮盡之鬥爭折磨，準備作一介草民，不復有邯鄲黃梁之夢。

融水森工局劃出數名右派，在未送往農場勞動教養前，先留單位監督勞動，作掃地除草、洗廁所、找牛糞，耕單位之責任田等雜工。負責派工監督者為工人出身黨員身分之工會主席。在鳴放中余看不慣其對上級奉承拍馬，特寫《他的眼睛長在頭頂上》諷刺詩對其批評嘲諷；彼有事實，敢怒不敢言，遂懷恨在心。及余成為階下囚，在其管轄下勞動，常故出難題向余報復。如清掃廁所糞池，一般清出糞便，用掃把清水刷洗乾淨即可。余如此作但彼驗收認為不夠潔淨，要余手持抹布，身下糞池擦洗四壁，牆縫中夾有糞便用竹籤挑出，沖洗乾乾淨淨始為合格。又局中承包之樣板田需翻犁，有耕牛不用，令余等用人力拉犁，導致精疲力竭仍不能完成指定任務，要加班加點始能完成，其整人手段異常陰毒，難以盡述。

上級規定右派分子不許與革命群眾接近交談，右派分子之間亦不許交談議論，不許回家探視，勞動之餘，幽居斗室，反省思過。昔日六親視如陌路，曾同單位工作多年同事亦敵我分明，右派分子猶如麻瘋佬，人不敢近。在人身自由受限制，人格受侮辱，如轅下之駒備受鞭策馳使之痛苦中，亟願早離單位往農場教養，以冀變換環境，待遇稍能改善。

森工局反右運動結束，將余劃為中右，開除公職，送農場勞動教養。領導找余談話，謂去農場勞動，改造思想，每日半工半讀，亦有工資發給；汝雖已被開除公職，勞動一年半載後，改造好仍可復職回局中工作。豈知到古瓦農場後始知農場14元生活費。脫帽釋放遙遙無期，回單位復職更不敢作此奢望。怎知：離開傷心地，卻入苦役鄉。

勞動教養之右派分子，雖非刑事罪犯，然亦屬政治犯範疇，雖未有判刑，但比被判刑更令人心焦失望。何時改造好，何時脫帽，解除教養，由農場考核決定。好壞並無明文規定，以管教幹部之憎愛認定，伸縮性極大；如管教員對汝印象不佳，脫帽更遙遙無期，較有刑期之勞改尤甚。人生無希望最易沮喪，精神垮台，憂鬱至死。余在農場度過1959、1960年大饑荒，僥倖未成餓殍。6年後因余家庭生活極度困難，經鎮政府同意接收，農場給予脫帽遣釋返鄉生產，自謀生活。1979年全國右派“改正”，評審至余單位，當權者兩次均不通過；最後上級派員至局堅決執行政策始給“改正”復職，尚留一尾巴在案。若干年後才全部推翻不實之辭，燒毀原有反右檔案，可見極左流毒之深。若非胡耀邦爭回歷史公正，則我輩恐至死仍被當作要顛覆共產黨政權之反革命分子看待矣。

余復職時已年五十有六，瞬屆六十退休之年。由於被錯劃右派，荒廢21年青壯年華；為給革命事業多作貢獻，余繼續留圖書館工作。1982年上級指示必須退休，方辦退休手續（實則在職與退休工資並無差異，超齡二年工作並無加工資）。退休後，余拒絕參與兒輩經商致富，寧願領為數不多退休金過清貧生活。吃家中飯，打廟裡鍾，不領津貼，作義務工，為繁榮融水，振興文化，弘揚詩藝而參與創建玉融詩社，出版《玉融詩詞》，建立香山公園兩座詩廊，為宣傳融水作出不平凡成績。融水縣人民政府因授予“在社會主義現代化建設中貢獻突出獎”，頒發榮譽證書。縣文化局、文化館、文聯以余工作出色並屢獲全國詩聯大賽獎，而為余特開表彰會，授予獎狀獎金。余前後任玉融詩社社長13年之久，退職後仍聘為玉融詩社名譽社長兼《玉融詩詞》主編。諸多顧問職務，恕不詳列。設若仍強調“階級鬥爭要天天講、月月講、年年講”，將余列為“黑五類”終身管制，只讓掃街、清廁、出賣勞力維生，則斷無此老樹開花之成果矣。

掙扎在飢餓死亡線上

桂林雷日新

自從被打成右派分子後，被送去農村監督勞動，我就作好了長期被管制的打算。但是，剛經過“大干、苦幹、拼命干”的大躍進，鹿寨縣的“鋼鐵衛星”升天后，不幾天就被通知：全部參加大煉鋼鐵的右派分子立刻集中縣城附近的黃斑園藝場，實行教養改造。

不到一年，我們幾位原來在縣委大院工作的老右，可能是由於勞動、生活接觸比別人多一些，而被懷疑為有不軌行為，竟以“右派反革命集團”的罪名，連夜遭到搜查、拘留，最終逮捕，被關進鹿寨縣公安局的看守所。又經過了四百多個難熬的日日夜夜，未經任何審判手續，就收到了一張“刑事判決書”，獲得了八年的有期徒刑。

九死一生憶遷江

1961年4月13日——這個被西方人認為不吉利的日子，凌晨四點多鐘左右，晨曦未露，鴉雀無聲，六名武警，個個荷槍實彈，人人眼露凶光，在所長趙文秀點名後，我與其他10名同監難友，上了囚車。

抵來賓縣後，武裝看守人員，與鹿寨縣公安局的押送人員辦好了交接手續，由遷江農場的幹部替我們鬆了綁，上了農場的一輛大貨車。大約兩個小時後，我們終於到達了來賓縣的陶鄧公社，步行約半小時，進入遷江農場二中隊。抬眼四望，全是一派荒涼景象。因為在看守所關押太久，原來早就盼望着早日送農場勞動改造的心情，一下子就涼了半截，心裡暗自思忖：“這豈不是才出了牢籠，又入羅網了嗎?”

原來在看守所早就餓得半死的囚徒們，已是個個骨瘦如柴，坐臥無力的半條命，現在下得車來，東倒西歪，坐睡臥跪，千姿百態。正當大家唉聲嘆氣時，來了一位農場的管理幹部，此人看來還算和善，按照花名冊一一點名，將我們像貨物一樣驗收入庫。今後的日子，我們即由他們長期看管。

一到農場我就當起了在別人槍桿子底下被人嚴管而又要嚴管他人的犯人小組長。更想不到的是，這一“烏紗帽”竟然扣在我頭上長達十年之久，直到我出獄後，才把它扔給了農場。

我所在中隊的全部囚徒，都是被飢餓折磨成半條命的苟延殘喘的人。平時到伙房取飯打開水，都已東倒西歪，弱不禁風，哪還能上工地去勞動?所以剛到的一個月裡，天天都是帶領組員，排好隊，在武裝看守的警戒線內蹓躂、散步、聊天、曬太陽；除了保證沒一個人逃跑外，也不准一個人進監舍睡懶覺，因為幹部們擔心這些半條命一睡不起。

眼看春耕生產迫在眼前。全中隊118人中，經醫師檢查、幹部批準的病休人數都在80人以上，剩下一二十人只准半休，被強制送到工地作半勞力。

這時，開始不時傳聞外隊餓死人的小道消息。我所帶領的病號們，倒床全休的人有增無減，不少人連散步曬太都不能參加了，普遍都作好了死在農場的最壞打算。全隊百分之百浮腫病。

糧食定量指標，名義上每月18市斤，但不是白面或大米，而是十分粗糙的木薯粉。每日六兩木薯粉，分成早中晚三餐，用罐子兌水蒸成稀糊糊，每餐一罐，拿到手上三分鐘就喝光。百分之百的人都把洗罐子的開水喝得一乾二淨，太寶貴了，實在捨不得倒掉啊。

眼看春播在即，中隊領導召開了一次特殊的大會，不但幹警犯人全部參加，而且隊長夫人也到席了。姓常的老隊長作了報告，他說：“現在國家遇到了暫時困難，糧食指標是少了一點，這點指標也還是來賓縣糧食局供給我們的，因為我們是新辦場，自己還沒能生產糧食，只好吃低標準。”他邊說邊把自己的褲腳撈上膝蓋，用手指不斷擠按着腳肚和腳面對大家說：“現在不光你們浮腫，我們幹部和家屬都浮腫哩。希望你們安心改造，在目前的春耕生產中，積極出工，把紅薯、玉米、陸稻、花生播種下去，等秋收後，生活就會得到改善的。”

就是在這個“撐着拐棍也要下工地，為春耕生產出工出力”的鼓動下，我帶着病號組的組員參加了春耕春播。在翻耕熟地時，常有上年漏收的木薯紅薯被拖拉機翻露出地表，組員們搶着揀起，在身上擦去黃泥就生吃起來。揀得螞蚱青蛙，活生生地就一口吞下肚子。在種花生、玉米、紅薯時，也公開偷吃，被幹部斥責、訓示、掌嘴、罰跪……可是，對於飢餓難忍的囚徒們來說，連死都不怕了，還怕你什麼打罵?人啊，到了這種求生絕境的邊緣，斯文和面子早已拋到九霄雲外了。

農場各隊天天傳出死人的消息（場裡面統統稱之為“病死”），我們隊也開始出現“病死”現象。此時，場部公開宣布了兩項緊急措施：一是允許犯人家屬立即來場探視親人，送食品、糧票、現金；二是各隊伙房自製一種叫小球藻的營養湯加入木薯糊糊內食用。一時間，向親人求救的信件，發向了四面八方。

到農場將近三個月，坐臥無力，頭暈眼花；開始悲觀，經常萌發“生不如死”的念頭。但是，上有年近花甲的老母，下有入學就讀的女兒，還有情深義重的愛妻，我不能不給他們一個清白的交代啊。就是在這種既矛盾又絕望的狀態中，我向妻子發出了難以啟齒的求援信。

半個月後，妻獨自一人，挑着大袋小袋的食品、糧票、現金，從龍勝——柳州——來賓——合山——白鶴隘，再步行近二十里山路，帶着老母親的重託，前來農場挽救我這個瀕臨死亡邊緣的親人。

當天到達時已近傍晚，管教人員允許我與妻子另開小伙，吃了我入監後的第一餐夫妻團圓飯。妻偷偷地告訴我，由百鶴隘到農場這段山路，太荒涼了，太可怕了。一個年輕女人，挑着十多斤的物件，單身穿行在四野茫茫的山間小道上，既害怕虎狼，更害怕壞人。最嚇人的是在—處不知名的峽谷里，要橫跨一座二十多米長的鐵索橋，而十多米高的橋下，又是奔流直下的咆哮山洪。儘管有多害怕，還是冒着掉下橋底被山洪沖走的危險，一步一晃地，迷迷糊糊地走到了對岸，全身冷汗淋淋，手腳都癱軟，坐在橋頭才敢哭出聲來。是什麼力量鼓舞着妻去完成了她這一離奇而驚險的深山孤旅?我想，除了正義感與同情心之外，必定還有愛的偉大力量的支持和激勵。聽了妻的令人後怕的講述，看着妻那副萬分疲憊不堪的模樣，我的喉頭立即梗塞起來。我意識到自己過於自私，為了自己，竟令愛妻跋山涉水，擔驚受怕，萬一在荒野中出現一點意外，我怎麼向家人交代?我沉重地對妻說：“這個鬼地方，你下次不要再來了，再苦，我會有辦法頂過去。”

想不到農曆八月中旬，妻又獨自一人挑着各類食品二次到了遷江農場。由於山間小路不易記，竟又迷路誤入荒野，當日不能到達農場，而晚上竟露宿一戶農民的屋檐下。第二天凌晨，臉都不洗，空腹趕路，中午時分才到達農場。在管教人員的監視下，我含淚對妻說：“上次就告訴你不用再來了，你怎麼又來了啊?”妻說：“下星期就要開學了，我必須提前趕回學校做好準備工作；開學後，我沒有時間來看你，又要等一個學期才能來，怕你挺不住啊。”唉，太為難妻了！她把維持自己生命的食物節省下來，把整個假期都用到我這個半條命上。人性、親情、愛情，共同鼓舞着我掙扎在生死線上，完成我見證歷史的使命。

在遷江農場將近半年的勞動改造，由於病餓交加，我們基本上就沒有真正的勞動過；講得實在一點，其實就是在餓着肚子等死。所有人的健康情況，越來越差，全隊118人，已經有七、八人去場部醫院“留醫”，都不能回隊，人們心知肚明，肯定是“出院”去“土耳其”報到了。人人都害怕不知何日輪到自己去“留醫”，去“土耳其”、去……

當玉米中耕季節到來時，中隊幹部又召開了一次大會，公開宣布：根據上級指示，全場在最近要全員調離去其他較好的老場。

起死回生石榴河

三天之後，我們中隊一百來號人，早上離開遷江，下午就到了鹿寨縣境內的石榴河農場。它是自治區公安廳的一個直屬勞改農場，距鹿寨縣城僅四公里，鐵路、公路穿場而過。有一條人工引水渠道——當地人稱石榴河。

石榴河農場的糧油肉菜，早就全部自給有餘了。所以，剛到的第一件事，就是把我們的糧食指標提高到每月28市斤，而且是按大米計算；到伙房實際操作起來，還有適當的自主。所謂自主，就是把28市斤指標，用三分之二計大米三分之一計雜糧(如一斤大米折一斤半乾玉米或五斤紅薯)。每日三餐平攤，可以全吃乾飯，比起遷江農場那種睜着眼睛死撐強得多了，完全有希望恢復健康。

當時我們來到石榴河農場，恰恰是夏收夏種季節。俗話說得好，來得早不如來得巧。我們到達的當天，適逢全場開始收摘花生，而我們所在的隊，僅花生即近千畝之多，這不是天賜良機嗎?

當時很多人走路都還離不開拐棍，竟然爭相報名出工，百分之百上了收花生的工地。這種勞動積極性，居然還感動了主管生產的鄧隊長，當場給予了一番表揚呢。收花生，每天除拔花生用兩個小時外，都是坐着摘花生，在這種環境中，誰又挺得住，敢講不動嘴吃花生呢?我們那時認準了一個理：總不能因為我們吃花生，你就不要我們去收花生了吧。於是吃花生反而形成了一個運動，膽大的居然還帶回監舍吃起宵夜來了。囚徒們還不斷總結經驗教訓，或明或暗地進行傳播：

一、吃要吃，干要干，老吃不干屬搗蛋；

二、吃飽為宜，不要過度，過度拉稀，吃虧自己；

三、保命事大，放下架子，批評莫怕。

花生，你以你豐富的營養，復壯了一批待斃的生命，挽救了一批瀕臨死亡邊緣的靈魂。你保護了一批創造財富的苦役犯。

在遷江農場的飢餓，造成了我們一百來人的“病”。經過一個多月的收花生運動，除幾位確是老弱者外，我們百分之百地都已同時脫離了險境。那種恐怖的飢餓歲月，是人為因素造成的惡果，一萬年以後，神州大地都不應重複這個令人寒顫的錯誤。

在大多數人的健康狀況好轉後，大家積極投入場部開展的隊與隊之間的勞動競賽，迎接來年的春耕生產。場部又向各隊宣布了一項土政策——各中隊以小組為單位，平均每人劃給一分旱地，作為小組的“自留地”。具體的做法是：“在各組耕作區內，把地頭、地尾的邊角零星地塊，按人頭每人一分劃給小組，由組長負責安排到人，只准種植紅薯、木薯、玉米、瓜菜等作物。種子、化肥、農藥可在中隊大田中耕植保的同時，按需供給。小組利用節假日集體護理，收穫時按誰種誰收分配。

種自留地的積極性很高，各組全年的收穫，一般每人可收得干玉米20斤左右，或者紅薯一百斤，木薯高的可得三百斤，一般也在一百斤以上。局外人可能不理解，也不可能相信，在人民公社大砍資本主義尾巴的年代，勞改農場反而出此下策!可見，同是一個黨和政府領導，只因掌權者的選擇差異，其政策產生的效果竟是天壤之別。我們這些被專政者，親歷或親自嘗到了這個豐收的實惠——每天每人可加餐玉米三兩或紅薯五斤的食量，長達一年之久。這對於經過長期飢餓的我們來說，無疑是一種天大的賞賜。可惜這一政策，次年就取消了。

我原是在鹿寨縣總工會工作，如今落得個階下之囚，且送回距縣城僅四公里地的勞改農場強迫勞動改造，這個消息不幾天就傳到了我原來的幾位好友那裡。記得好像是在國慶節前後吧，縣新華書店的經理樂景戎、售書員潘春錫、縣人民醫院的鄒傳孝，以及當時設在鹿寨縣城的廣西軍區幹部文化補習學校的文化教員楊綠、黃鶴松，珠江航道管理局技術員廖勛等幾人，結伴到石榴河農場探望我，給我帶來了食品、煙葉、衣物等。在隊部的接見室里，我猛然見到幾位昔日的至友，頓時目瞪口呆。我一萬個想不到，也萬分地驚訝。在那種階級鬥爭一抓就靈、七斗八斗的政治環境裡，別人避之猶恐不及，他們竟敢不顧個人政治安危，不怕惹來政治麻煩，不考慮招來引火燒身的可怕後果，跑到農場這種對付階級敵人的禁地，探望一個已被無情打落在階級鬥爭漩渦里的朋友!我萬分無奈，相對無言，羞愧難當，熱淚盈眶。我自被打成右派及右派反革命以來，除了白髮老母探監第一次流下悲憤的眼淚外，這是第二次的真情感動，雙眼飽含熱淚，在無聲中潸然而下。

會見的時間當然是很有限的，在我的記憶里，大約不到十分鐘。在寶貴的十分鐘裡，他們在管教幹部的監視下，把帶給我的物品，一一點交後，還說了些什麼話，我一概茫然。我只記得我是在沉默中度過那難耐的十分鐘，好像謝謝二字都沒來得及說一聲，管教幹部就代我送客出門了。事後，我給他們寫了一封感謝信：“深情厚意愧領，定當後報。農場禁地，今後不可再來。切切。”

1979年，右派脫帽改正，右派反革命冤案昭雪平反。我專程拜訪上述幾位摯友，重聚鹿寨，俱已白頭，感慨萬千，難以言表。後來各自工作都已調動，但我們每一年的春天，都約定分別在桂林、龍勝、柳州、鹿寨、桂平聚會一次，風雨無阻。可惜好景不常，進入九十年代後，樂、鄒、楊、黃、廖五位仁兄竟先後作古，所以，2003年我再訪鹿寨時，發出了“鹿寨知音今何在?灑淚捶胸看墳塋”的哀號！我雖是一個不成熟的無神論者，但是，面對友人的遭際，我卻信服先人說過的一句俗語：“好人不長命，禍害得千年。”

曲折的平反改正

1978年6月5日

，中共龍勝各族自治縣委員會統戰部，在我的出生地——和平鄉和平生產隊，召開了一個社員大會，宣讀了為我摘掉右派分子帽子的通知。

1979年9月5日

，當面送達了中共鹿寨縣委會鹿發（1979）196號文件：《關於對雷日新原劃右派問題的審查改正的批示》，其原文如下：

鹿寨縣委工交部：

經研究，同意你部《關於雷日新右派問題的審改報告》，劃雷日新為右派分子屬錯劃，應予改正，決定撤銷原中共鹿寨縣委整風領導小組關於劃雷日新為右派分子的決定，恢復政治名譽，恢復原工資40元，收回安排工作。

中共鹿寨縣委員會

一九七九年九月五日

而在此之前的7月17日，鹿寨縣人民法院，已經先行發出《鹿寨縣人民法院刑事判決書》（79）刑復字第10號，其核心內容如下：

“一九五八年三月，陽從明等人，被劃右派以後，在集中勞動其間，互談生活出路……屬於政治思想上的錯誤，可不以反革命定罪。因此，根據黨的有關政策規定，依法改判如下：撤銷本院一九六一年三月十八日對陽從明、蔡菩奄、楊祖芳、雷日新、蔣承志、劉光化的判決，宣告無罪”。

鹿寨縣人民法院

一九七九年七月十七日

到此，壓在我頭上的第二頂帽子——右派反革命，最後摘掉。

二十一年後的這兩個紅頭文件，還給我以清白，儘管心情沉重，但我還是感到十分欣慰。一方面給鄉親父老們知道，我雖含冤受難二十餘年，仍然誠懇為建設家鄉出謀獻策，勤奮為家鄉脫貧致富辛勤勞動；另一方面，我當理直氣壯地告慰我的列祖列宗，無愧我十年寒窗報效祖國，矢志不改的品德。

1979年9月，我滿懷重見天日的喜悅，在妻兒的伴同下，重新走上了我離開二十餘年的工作崗位，時年正值五十周歲。

恢復工作後的1985年元月，我又再次收到了中國共產黨鹿寨縣委員會鹿發（1985）90號文件《關於雷日新同志被錯劃為右派的再次複查糾正的決定》，文內稱“雷日新同志，原中共鹿寨縣委整風領導小組批准，錯劃為右派分子，經縣委一九七九年九月五日予以複查糾正，撤銷中共鹿寨縣委整風領導小組對雷日新同志的處分決定，恢復政治名譽，恢復原工資待遇，但在《關於雷日新右派問題的審查報告》中，仍留有一些‘尾巴’，現根據中共中央一九七八年五月55號文件精神，經研究，給予重作決定：推倒複查報告中的一切不實之詞，徹底糾正。”

三個紅頭文件相比之下，確實證明了極少數人的極左思想的嚴重程度，中央已經明令改正，糾錯糾偏，本來是件好事，他還是歪嘴和尚唸錯經，硬是要打一點折扣給我們不能睡安穩覺。三個文件有些什麼區別呢？

第一個文件：雖然你改正，但你還不能稱為同志；留點尾巴，幫你改正，以後好再……

第二個文件：倒還乾脆：談生活出路，只是思想錯誤，不可定成反革命罪，所以屬於錯判，現宣告無罪。

第三個文件：既改正了，就可稱為同志了，所留下的“不實之詞的尾巴”，現在全部推倒不留了。

二十一年前一紙不足一百字的決定，即把一個滿腔熱情，勤奮工作的革命青年，推進了險遭滅頂之災的政治泥潭。經過歷史的長期考驗，如今以實事求是的態度，以大無畏的革命氣魄，給無辜者改正，作為受害者的我，從心底欽佩黨的光明磊落，實事求是，認真負責，有錯必糾的精神。但願這是一次真正的沒有留下任何“尾巴”的糾正。

月被雲遮重露彩

改正回縣工作後，知天命之年，已經鬚髮斑白了，但我並不悲觀，我仍是壯心不已，以愛家愛國的精神，全身心投入到事業上，勤勤懇懇，兢兢業業，在不辭勞苦的任何環境或崗位上，干出不平凡的業績。從1983年起，連續五年獲得全縣和本系統的先進工作者，曾兩屆榮任縣政治協商會議的委員和常委，參加全縣林、果、茶三大項目的考察和決策，1985年被家鄉人民政府聘請為經濟顧問，為家鄉的建設出謀劃策。

1986年中共龍勝縣委組織部正式行文龍組字（1986）156號《關於確定雷日新同志行政級別的通知》中：“經縣委常委研究同意，確定雷日新同志為正局長幹部。”當我年近五十八歲時，還被縣裡選送進京，在北京鄉鎮企業學院學習培訓。在全國開展產品質量標準檢查驗收期間，中央電視台和鄉鎮企業總局共同舉辦的《產品質量電視講座》節目時，被應聘為專業輔導員，後被評為桂林地區優秀信息員。兩次帶領全縣鄉鎮企業辦公室主任和財務人員赴京參觀學習，以及赴蘇、杭、滬考察刺繡工藝品的生產工藝流程，為山區鄉鎮企業的振興發展，做了我力所能及的本職工作。

1990年10月，按政策規定我辦理了退休手續後，經縣人事部門批准，返回到縣鄉鎮企業局主持《龍勝各族自治縣鄉鎮企業志》的編修工作，三年內跑遍全縣各鄉鎮的全部基層企業，收集上千組的經濟數據，核實上百件典型廠礦、商號的變革例證，於1994年完成全書二十萬字的編印任務，並親送縣委、政府、人大、政協四家領導班子領導人彭祖意、粟永華，吳國崇、吳凡審閱題詞後，正式付印出版。1994年又受聘於縣黃金管理局，從事文秘工作六年之久，至2000年，正式退出工作崗位，時年正好七十周歲。

黃崇倫，你在哪？

廣西陸川徐超勛

我是1958年3月6日被劃右派，11日即被押到來賓古瓦農場，編在開荒隊修理地球。此後，每天都有各地右派“入伍”，有時一天幾批。

大約是5月的一天上午，我所在的小組添了一位難友，其人三十多歲，身材高大，臉色微黑，表情跟所有被“流放”的老右一樣：悲戚、無奈、冷峻、疑慮、驚恐……

他到來後，一聲不響，操起扁擔挑土，大步流星，來來回回，腳有點跛。我也挑土，有時和他並排走。交談中，他知道我是陸川縣來的，便親近起來。因為他來自博白縣，兩縣臨近，又同為“玉林五屬”，算半個老鄉。他自我介紹：叫黃崇倫，蘇北人，原是博白縣商業局局長。我立即記住了他的名字，因為和當時一位著名勞模相同。

過了一會，他突然發力，猛幹起來：畚箕裝得滿滿的，還嫌少，要鏟泥的人再往上加，直堆成小山包；約摸兩百斤的擔子，他挑起來一拐一拐地飛跑，別人跑一趟他兩趟。時近中午，烈日當空，他渾身被汗水濕透，仿佛剛從河裡爬上來。

他表現很不正常。我揣度他內心極度痛苦，藉此發泄憤懣或者折磨自己。果然，發瘋似地猛衝了一陣後，他突然把擔子一撂，重重地倒在地上，仰面朝天，雙手掩臉，大聲哭喊：“黨呀，黨呀！我冤枉啊！我冤枉啊！”聲音撕心裂肺，不是內心深處有巨大的悲痛，受到極度的冤屈，是不可能發出這樣悲慘的哭喊聲的！特別是，這讓人耳不忍聞的喊冤聲，出自一位高長大漢的口中，更具有強烈的穿透力和震撼力！這是我這輩子聽過的最悲痛的哭喊聲之一。頭兩天，農場剛發生一位右派臥軌自殺的慘劇，我怕他無法控制情緒，走向極端，慌忙扶起他，好言規勸，多方開導，他才漸漸平靜下來，又悶聲幹了一陣。開飯時，他坐在田埂上，抱着腦袋。我勸了又勸，他才捧起飯盆。

隨後，我了解到，他是蘇北宿遷人，參加過抗日戰爭和解放戰爭，親歷電影《南征北戰》所反映的戰事及淮海戰役、渡江戰役。南下解放廣西後，留在地方工作，和一位農村姑娘結了婚，有一女一子，過着幸福美滿的生活。不料，整風中，他如實反映統購統銷不當，農民生活太苦，被劃為右派。剛強耿介的他據理力爭，被劃為極右。一位忠誠的革命戰士瞬間被打成青面獠牙的惡魔；一個溫馨的小家庭突然被投入冰窟中。更可悲的是：被批鬥時，單位貼出許多“揭發”他的大字報，他那剛三歲的女兒不知是怎麼回事，連蹦帶跳回家向媽媽“報喜”：“爸爸是右派，爸爸是右派！”

想起此事，這位身經槍林彈雨、魁梧雄壯的老戰士泣不成聲。

幾天后，他愛人來農場“探監”。人清清秀秀，身體單薄，滿臉悲戚，背着不滿周歲的兒子，牽着女兒。夫妻在這樣的場合見面，淚眼相對。

一位羸弱的年輕女子，家中的頂梁柱折斷，失去了依靠，孤身帶着幼兒稚女，擺在前面的生活道路怎麼樣——我不敢想。

此後，他的情緒反而平靜下來。我們一直在一個組，他對我非常信任，常向我掏心裡話，並將一個小包託付我保管，裡面有包括淮海戰役、渡江戰役在內的紀念章和軍功章以及榮譽軍人證書——他多次受傷，腿上有一個碗大的疤。我起初不肯接受，怕他想不通，出大事。他說：“你放心，我會好好活下去的，為了愛人和兒女。你有箱子，好保管。你比我年輕，罪比我小，會先出去的……”這樣，我就為他保管那用汗水和鮮血換來的沉甸甸的小包。可是，八月底的一天，我突然被調到新興農場。不巧，他被派去別處幹活。我把那珍貴的小包交給管教幹事，他正忙着接收剛入場的一大批右派，同時，估計也有點怕麻煩，推說：“你先帶過去，他過幾天也過去的。”這樣，我就把那小包帶到了新興農場開荒隊。但黃崇倫一直沒有調過來，也沒有任何消息。我就把它交給了開荒隊的黃隊長。因為憑直覺，我覺得這位黃隊長正直、善良、有同情心，並且也是南下幹部，可以信任。但後來，他有沒有把那珍貴的物品轉到黃崇倫手中呢，我一直不知道。接下來是三年大饑荒，大革文化命……他留給我的地址也被抄走了……

斗轉星移，滄桑巨變，五十一年過去了。如今，我苦盡甘來，衣食無虞，住有定所，且舒適寬敞、明窗淨兒，還能賴在世上消費物質，並能安然地在電腦前撰文回憶難友。但黃君境況如何呢？在漫長的嚴酷的政治寒流中，在兇殘無比的極權暴政傾軋下，他和家人熬過來了嗎？如果健在，他該八十多歲了，他的兒女也該五十多歲了。如今，他們在哪裡？他們安好嗎？

最後，以一首小詩結束本文。詩是五十年前作的，自然，當時只能深埋在心裡。

獎章成堆傷滿身，污水潑向老功臣。稚女不識極左烈，慈父劃右當喜訊。 2010年1月20日

不堪回首憶難友

廣西靖西曾尚朴

呂輔周：牛高馬大，性耿直，病逝於龍州，骨灰送回北方老家。去世之前我幸運能和他通一次電話，他當時已臥床不起，聲音模糊，但神志還清醒。他說記得你是“表哥”曾尚朴。顧家良和葉向東去龍州看望他，當時我路過南寧不知這回事，錯過見面機會，真是遺憾。記得那年在新興二加工廠，得到通知到場部等待處理，我們都高興地挑着行李上路，走到方壙村放下行李擔子休息。他叫我：來！尚朴，這裡還有幾個紅薯你吃吧！大家來。那時吃個紅薯算不了什麼，不像60年那樣飢餓年月，可是這時我覺得既親切又內疚。因為在文化大革命後期，呂輔周在二廠曾和霍實、伍廷樞等人一起上了腳鐐。二十多斤重的腳鐐白天拖着勞動，夜晚還帶着睡覺。在那隆冬季節不帶腳鐐的整夜都睡不暖和，何況帶着沉重冰冷的鐵鐐睡覺，可想而知是什麼滋味。在這人人自危、顛倒是非、混亂無序的年月，當時我只能向他投個同情的目光，其他全不能幫他什麼，所以內疚。

右派在漫長的二十多年所謂“改造”的日子裡，這非人的對待是舉不勝舉。如：我和顧家良等二十多人由二廠調到一廠，又由一廠調回二廠。那時是文革後期，在“到農村去，農村是廣闊天地大有作為”的號召下，很多青年、造反派都插到農場的各隊來，原來我們住的監舍已安排他們住了。我們就住到豬圈裡。才趕出豬又住進人，雖將豬糞掃出，可難聞的豬尿依然潮濕。沒架床，我們只能砍樹枝、墊上稻草，真是返古構木為巢。插到二廠的青年約一百人。他們做的是“風流”工，打鐘出工，時間到收工吃飯，沒任務、沒定額。那隊裡幹部，敢管他們這造反成性的青年嗎？二廠的農活全壓在二十多個脫帽右派就業人員的肩上。撿牛糞每天每人都要撿千多斤，無奈，逼着到鄰近隊的牛欄去偷。千多斤光是挑回二廠都夠嗆了。

吃的不能跟那些插隊青年同個廚房，是陸瑞瑄做伙伕。我們吃的是“地腳糧”蒸出來的飯，罐底全是沙子，實在不能忍受。顧家良拿着飯罐倒出給幹部看，幹部不但不承認事實，反說顧家良鬧事，馬上集中插隊青年，就在田映死的倉庫前曬坪，對顧家良進行武鬥，脫下衣服進行鞭打，我們全體在旁陪斗。不知顧家良當時如何考慮，他脫下他帶的一塊上海牌手錶丟給我，我撿了。但馬上那個隊長警告點名：“曾尚朴也不是好東西。”我心想，完了馬上輪到我挨打了。幸運我還能扶着顧家良回“監舍”——豬圈，將我家寄來的兩顆田七，和酒磨細，服用和塗抹傷口。我們吃的不是人吃的飯；做的是牛馬的工。

呂輔周在礦業隊大夥房當過組長，在伙房勞動是個美差。在改造場所逢年過節也殺一兩頭豬，加加菜。此時隊裡幹部家屬都優先來割肉，選好的，盡要的是排骨、筒骨、豬肘子。向來伙房組長都很聰明，說是骨頭其實精肉還比骨頭多，稱也稱得高高的，那些幹部家屬都非常滿意。剩下七零八落，就是改造分子吃的了。呂輔周就不這樣，市面該怎麼割，怎麼稱就怎麼做。幹部家屬當然大不滿意。不久呂輔周被調出伙房了。當時幹部貪這小便宜比起現在的腐敗是微不足道了。

文光佑：留着像魯迅那樣的鬍鬚，他深謀遠慮，藏而不露。休息時就下圍棋。宋克元、王一民是他棋友。文光佑已故，我只能在葉向東那裡見到他的照片。我和他一般交往。在二廠他逃跑之前曾向我要一件襯衣，因為到社會上沒有一件襯衣穿怕露了馬腳。當時我沒有給他。不是我捨不得一件舊襯衣，而是一旦他逃不脫，抓回來懂得我給他襯衣逃跑，那時我就倒楣了。事後我很後悔，為什麼這樣自私、這樣怕事。這事使我終生內疚。

鄧儒雅：他針線活非常好，一條單褲破了補，補了又破，補來補去一層疊一層，平平整整足有二斤重，就像一條棉褲。我們這種改造分子從來沒有領過布票；鄧儒雅就憑一手好針線活也能穿得整潔、暖和。

鄭展英：德保縣人氏，已故。他和鄧儒雅相反，他那件棉衣全身開花，一條麻繩一捆腰就是了。那年“八一”火燒了監舍。大家都搶着搬出被褥、衣物，他老哥什麼都不要，就抱出南瓜和木薯粉。為什麼？那時在新興礦業隊，糧食供應每月45斤，加上油水很少的兩夾青菜，這樣的強勞動量，肚子是最重要的。

火燒過後，鄭展英的被褥、衣服全燒光了（其實他那東西也是一堆破爛）。上頭有救濟，是教養的衣物，鄭展英當然是重災戶，被褥衣服全新。那些救出被褥、衣服的人，穿舊的，蓋舊的，燒了花生麩、木薯片，小鍋沒得開了，餓肚子。鄭展英笑了，煮他的南瓜、木薯粉。

蔣宏祚：浙江奉化人，說是和蔣介石同鄉。他每月都給當時的廣西省主席韋國清寫信，匯報自己思想和改造情況，盼早日回原單位。

莫明旺（莫老弟）：是終身給養。改造場所有飯堂，但從來不准個人單獨到飯堂吃飯，每組輪流派個人（就是給養）到飯堂領飯，挑到宿舍或工地，菜由給養分到各人的碗裡。那時的菜天天如此，餐餐一樣的三大菜——苦麻菜、牛皮菜、芥蘭包老葉，都是餵豬的菜。可是那飢餓年月，分多分少都很計較的，每天擔負着繁重的勞動，從哪裡攝取能量呢？唯有這半斤米飯和油水很少的兩夾青菜：所以做給養的要公正無私。莫老弟任勞任怨，大公無私；更有趣的是有的天還能報道“菜譜”，比如：千千萬萬的動物——小河蝦；四腳大耳朵——死豬肉；兩腳會飛——死雞，等等。平常我們能吃上丁點肉都是農場的死貨，不管是多是少分至飯罐上，叫做飯面菜。莫老弟有很多可愛之處，在漫長的苦難歲月里，他給我們帶來短暫的樂趣。

莫老弟身體有毛病，每月要吃上七八斤鹽，吃飯放鹽、喝水要加鹽、像吃糖一樣吃鹽。落實政策後，一次因服錯藥而中毒身亡。可愛的莫老弟再也見不到了。

曾秉禮：已故。在礦業隊他沒有參加體力勞動。他對新興農場礦業買賣可以說有“貢獻”。要特別指出的是，他被迫在礦堆布“梅花陣”——高度錳、低度錳巧妙混合布陣，從取樣到化驗，都能使整體礦堆提高度數。據說他在1970年處理回鄉。他年紀大了，到農村在人民公社能勞動嗎？沒勞動就不得工分。“五保戶”輪不到你這個脫帽右派。他又到新興農場要求回來留場，可是場部不同意。無奈，又回到農村，回到人間天堂的人民公社。不知在那年月就在無人關懷、貧困潦倒中離開人世，離開這人間天堂——人民公社，到另一個天堂去了。

劉大讚：湖北人，是大學學生右派。在二廠大家都叫他癲子，因為每天晚上，我們按組排隊，坐着小板凳，唱着語錄歌等候管教幹部來訓話之前，他都跑到隊伍前面，檢討、懺悔自己，直到幹部把他哄下來為止。看來他是被折磨得有了精神分裂症了。

黃侃傑：寧明人。這人乖巧，他腦子裡盡想如何能表現自己改造好，如背誦老三篇語錄、打小報告等等。在二廠他能撈到當記分員。龐昆明因頂撞指導員，挨了一槍，接着鞭打武鬥後丟在屋檐下無人管。伍廷樞不忍，就跑到衛生室說，龍醫生你是醫生，醫生是救死扶傷，龐昆明如此你都不管，有人道醫德嗎？正好被黃侃傑碰上，他馬上去向高經理匯報，伍廷樞隨着也被上了腳鐐。黃侃傑立功了，可能他認為，他又多積累一條“改造好”。

梁挪亞：廣州人氏。最後處理到龍州農場。在礦業隊我和他在就業廚房幹活。1971年還有通信，他來信說蚊帳爛了，我寄給他幾尺布票和二十塊錢。以後也斷了音訊。

韋沛鴻：都安人，國家一級體育裁判。已故。喻良璋，湖南人，原在那坡縣任商業局局長，在湖南落實政策。史成章，湖南人，今在德保縣，改正後被任為政協副主席。李華田，田東人，今在田林。劉居毅，那坡人，已故。呂世禎，靖西人，已故。李榕芬（花名表妹），廣東東莞人。龍大成、黃晃、石國林、梁干、王學風、吳錫林、羅紹鈞、童世凱、霍鉅、黎明……

梁學政“老紅軍”，六十年代在礦業隊就摘帽回家。回到農村當地稱之為勞改釋放右派。文化大革命又第二次回爐——勞改。

可怕的詞語：冬訓；夏收夏種；出工帶肥；收工帶草。現在聽起來還是毛骨悚然。

後語

1949年共產黨執政以來，反右是最大的冤案。人數之多何止55萬，迫害之久長達二十多年。右派有什麼錯，又有什麼罪？二十多年的苦役，憑什麼量刑？一句騙人的話：“一年半載，改造好了就回來。”那些右派分子相信黨，乖乖聽話。日復一日，年復一年。艱難困苦熬過了二十多年，雖然有的在五年、七、八年不等的時間放回單位或鄉下，有的卻一直留在改造場所。放、留，是否是改造好壞之分，是幸運是倒楣，是禍是福，且看。

很多放回農村或單位的右派，在文化大革命時期又一次罹難；倒不如改造不好的留在場裡。其實沒有什麼改造好與改造不好。右派是冤案，可是和其他冤案又不同，不補發工資，又是為什麼呢？記得電視劇《宰相劉羅鍋》中有一首插曲：“說你是，你就是；不是也是。說你不是就不是；是也不是。”是是非非，非非是是，是非顛倒、顛倒是非，何時休已。

千秋功罪，後人自有評說。

二○○五年七月二十八日

相見歡

——憶一次右派大聚會

陳佚生

1958年3月的一天，一大早，老天爺就板着那黑沉沉的臉，好像對人世間最近發生的事情很不滿意。

同學們按學院的告示，吃過早餐後領上一分作中飯用的乾糧，匆匆趕到體育場集中。不知是誰面對全院千多人的群體說了些什麼之後，隊伍便出發了。

華南師範學院（即如今的華南師範大學），在陳唯實院長領導時期，養成了艱苦樸素的優良校風，一座可容上千人的大禮堂是用茅草蓋成的。全院師生到廣州粵秀山廣場參加“五一”或“十一”這種全市性的集會，總是徒步前往。這次從學院所在地石牌到白雲山植樹，當然也安步當車了。

不知走了多久，長長的隊伍突然停了下來。大約三四十分鐘後，有人從隊伍前往後傳話：“右派分子出列”，“右派分子出列”。原來學院植樹的地方要通過白雲機場大門才能到達，機場管理人員政治警覺性很高，不讓右派分子進入。隊伍中的右派分子一個個心情沉重地走到路的兩旁，背向着繼續前進的隊伍，那場景令人心酸，流淚。

大隊伍全部進入機場後，留在路旁的右派沒有移動一步，只有少數站累了的在原地蹲下，抱頭抽泣。又過了一段時間，有人從機場大門走出來吆喝：“你們跟我走！”這些散落在路旁的“你們”，像散兵游勇似的跟着那個“我”往回走了一段路後，便轉上路邊的一個土坡，坡不算陡，也不長，上坡後見不遠處房舍儼然。走到一排平房前，那個“我”下令：“你們在這裡等一下。”便徑直入屋去了。不久，一個農村幹部模樣的人跟着“我”走出來發話：“大家今天的任務是給果樹坑放肥料。肥料在那邊。”他用手指了指：“工具也在那邊。”當這群“大家”正要行動時，“農村幹部”又發話：“大家把帶來的午餐放到屋裡去。”“大家”遵照指令，魚貫進屋，把帶來的包子、饅頭放在拼排着的大桌上，然後去開工。

在一大堆垃圾旁邊放着有鐵鏟、鋤頭、泥箕一類工具。這百多名“大家”夾手夾腳，不言不語地埋頭幹了大約一個小時左右，把一堆小山似的，經過篩選的垃圾分散搬到大約百多個挖好的土坑後，便無所事事了。這時，天老爺也降下了細雨。正當大家不知如何是好的時候，“農村幹部”走過來招呼：“大家進屋歇歇！”而帶這群人來的那個“我”卻不見露面。

這排房子有二三十米長，只有一個門進出，裡面用磚隔成三間，都有門相通，也有窗透光透氣。我們放在中間屋的乾糧不見了，取代它們位置的是兩個開水桶和一大堆碗與口盅之類的容器。牆角堆放着幾個手搖式噴霧器和竹籮、扁擔等工具，從牆上張貼的表格文字說明中，得知這裡是廣東省直機關幹部農場。進屋不久，門前屋檐淅淅瀝瀝地滴着雨水；不能（也有不放的成分）出去觀光，大家只好呆在屋裡。

在無人過問的情況下，這群被視作另類的大學師生，逐漸活躍起來了。在學校時，同來的還未見過面，別的除幾名“頑固”、“極右”分子聞過其名之外，多數人並不相識。今天卻是天賜良緣，給我們這群從未謀面的同類分子相聚一室，於是，十個一群八個一堆的便聚在一起，互道姓名、系別後，便交談起來。起先說話還有所顧忌，音量還有所控制，談來談去，便“得意忘形”了。兩個鐘頭前在路邊那股棄婦般的愁情，已拋到九霄雲外。說到自己“莫須有”的罪名時，也會從這些大學生中大聲吐出幾句下里巴人的話；講到批判會上羅織的那些天方夜譚式的“反黨言論”和“上綱上線”的狗屁邏輯時，便會縱聲大笑。在屋的另一頭的教授、講師們就儒雅多了，或抽着煙，或抿着開水，低聲交談，依稀嘆息，像在舉行文藝沙龍。但從表情上可看得出，這些高級知識分子對今天的相聚心情還不太壞。

談興正濃，屋的後牆一扇我沒留意到的門突然打開，幾位“農村幹部”抬着幾個散發着騰騰熱氣的蒸籠進來，熱情招呼我們：“開飯咯！”有手錶的同學看了看手腕，午時已過，確實該開飯了。1958年初“人民公社化”剛開始，還可以“放開肚皮吃”，這百來人不慌不忙地取了自己應有的一份“飯”，要了些開水，仍然回到原處繼續談笑風生。

不知過了多少時間，帶我們到這裡來的那個“我”不知從哪裡冒了出來，並發出短促的指令：“回去了！”這時我們才發現雨停了，天要黑了，在白雲山種樹的人早就回去了。我們正談得興高采烈，也只好聽從命令離開農場。一路上，人們還是保持漫談時的序列，邊走邊談。回到學院，已是華燈初上了。

這次塞翁失馬式的唯一一次相聚，給我留下了難忘的記憶。事後聽說在農場熱情招呼我們的那些“農村幹部”，原來都是廣東省直機關的右派分子，真是“惺惺惜惺惺”啊！

血淚澆心

—— 一個女右派的悲慘實錄

加拿大傅世傑

社會第一站

“解放區的天是明朗的天……”

“共產黨像太陽，照到哪裡哪裡亮……”

1951年的春天，到處洋溢着喜氣洋洋的氣象。全國各族人民群眾為新生活歡欣鼓舞，為祖國繁榮富強放聲歌唱。

這時我正值15歲的花季，因家庭出身的關係，我已輟學在家，多想在這和平的日子裡能找到我能做的工作呀！我邀了與我同時輟學在家的同學羅智祥，到處找工作。哪兒有報名的單位，我們都去。幹校、銀行、郵局、學校，見我們兩個小姑娘太小，都婉言謝絕，並叫我們去念書。

1951年4月份，我倆終於找到一分到農村鹿寨江口小學當小學教員的工作。這是我進入社會的第一站，雖然在離家僻遠的農村工作，但是我們喜歡這個職業。

剛到校第二天，早餐時，一個女教師6歲的兒子問我：“你來這裡幹什麼？”我高興地告訴他：“我來教書，做老師哦。”他嗤的一笑說：“你這麼小來教書？你來吃飯喲！”我臉紅了，眼淚立即滲出。女老師不斷罵着她的兒子；而這時我在想：我能勝任這工作嗎？

為了迎接“五一”節的到來，我把孩子們組成秧歌隊、腰鼓隊，訓練得有模有樣；業餘協助鎮上群眾組織宣傳隊，開展各種宣傳活動。隨着工作的進展，我與學生、老師、群眾打得火熱，深受大家的喜歡。

1953年，我被調往鹿寨縣城重點小學，1956年被提為教導主任，並送桂林師範進修。學業完成被調往洛埠小學任教導主任。在工作中我克勤克儉，努力學習，在同事的幫助下不斷進步成長起來了。

遭難1958中秋節

1958年有閏八月，兒時聽母親說過“閏七閏八，百姓糟蹋”的成語。這年果然是一個多事之秋。一場“反右派”鬥爭大劫難席捲全國，牽連之廣，禍害之烈，使世人觸目驚心。多少家庭一夜之間妻離子散，家破人亡；多少有識之士慘遭厄運。此時我僅22歲，是一個善良、心直、單純而無知的姑娘，也遇禍遭難。從此，我被迫踏上了一條布滿荊棘的人生之路，永遠離開了我熱愛的教師工作。

1958年秋天，鹿寨縣小學教師“反右”運動進行補火（這之前，寒假學習期間已有幾十個人被劃為“右派分子”）。因為比例數尚未達指標，為湊數，全縣小學教師再次開始揭批。在單位的一次批判會上，我被點名交代“罪行”。我交代什麼？思想上一點準備沒有。此時我真害怕極了，憶起了“春季反右”批判會的一幕幕：許多好同事在會上幾天幾夜被輪番批鬥，直到認罪為止……這時，口號聲四起，會議主持者嚴辭斥責。我只好硬着頭皮，顫驚驚地站在會場中央說：“寫大字報時，我曾寫過儲安平發表的‘黨天下’一文有正確之處。”我的話尚未盡，會場主持者就制止我發言，要我按他們的部署承認：寫過反動詩篇，與大右派分子來往密切，為大右派嗚冤叫屈……我是反黨反社會主義的右派分子。

我沒有反黨，沒有反社會主義，沒有罪行，無法擬出違心的交代。這時，我不知哪來的勇氣，什麼怕意全消失了。我嚴詞拒絕了他們的安排，會上發出要我跪下的狂呼聲。“跪”對我來說，是奇恥大辱，士可殺不可辱，堅決不跪！幾個彪形大漢積極分子把我按倒在地，我就是不跪。按倒我又掙扎站起多次，我寧死不跪。我用自己的頭顱猛撞水泥地板……會場一片混亂。僵持、沉默良久，一位文教科的幹事叫李家壽（人稱草包的）衝到我面前，野蠻地用雙手拽住我兩條兩尺多長的長辮子，把我拖出離會場足有幾十米遠的地方。我被拖得鼻青臉腫，滿身傷痕。鬥爭擱淺，從此我再也不開口。罪行未獲，在不經任何法定手續的情況下，懷疑我有特務嫌疑，中秋節的前夕我被投入鹿寨“看守所”，第一次進了監獄。關了我一個多月後，宣布我為右派分子，並送農村監督勞動。

在農業社被“監督勞動”的日子

戴上“右派分子”的帽子，我到1959年11月20日被編入洛埠“五類分子”管制組勞動改造。

管制組裡共有五類分子14人，每日早出晚歸參加體力勞動，都有民兵用槍跟着，因為地、富、反、壞、右全是人民的敵人。就這樣我成了犯人。不久，趕上大辦鋼鐵放衛星的運動，五類分子被派到離圩鎮20多里的深山挖土窯、挖鐵礦。

大放鋼鐵衛星的運動如火如荼，七天七夜不分晝夜地挖、扛……實在頂不住了，走在路上只要有一分鐘的停腳時間也打起瞌睡來。啊！勞動改造的滋味才有所體會。

後來我被抽調到蔬菜隊。這裡沒有五類分子，與農民同在一起勞動，心境寬鬆了許多。一天，我跟幾位農民上山割魯雞草回隊墊節瓜。我從未做過這項勞動，被魯雞草刺得滿手鮮血，痛到心肺。我不敢聲張，人家能做，我為什麼不能？割、割，痛不怕。社員們先割夠任務收工回隊了，我因任務未完成，只好繼續埋頭割。

突然，雷鳴電閃，狂風暴雨無情襲來，一剎那，我渾身上下被雨水澆透，寒氣逼得我下意識地停下鐮刀，尋找同伴。啊！他們都回去了，啊！我怎麼辦？山上的雨水匯成一股股瀑布似的急流往下猛衝。我的腳已不能立穩，只能讓水把我整個身軀沖掛在坡下的一棵樹幹上，我全身濕漉漉地抱着樹幹。雨還下、電仍閃、雷在鳴，已近黃昏了。山上到處是股股的水流，沒有路，沒有人，怎麼辦？山上猛獸出來如何是好？急中生智，我沿着樹幹滑下，身子在水裡慢慢移步，移步……

摸到山下，天已漆黑，我分不清方向了，正在思忖，遠處傳來呼叫“傅世傑”的聲音，我連忙答應。原來是一位好心農民阿姨，提着馬燈找我來了。隨着呼喚聲，認出方向，我才得平安回生產隊。

至今，我一直沒有忘記這位好心人。

爭取開除公職，返回柳州

在農業社勞動的數月，勞動強度之大，加上糧食多是紅薯，使我原來的胃病加重，胃出血了，體重顯著下降。在母親的請求下，生產隊批准我回柳州治病。

治病，談何容易？沒有錢，若不參加勞動，一個月2元錢的工資生產隊都不發，只靠母親找些便宜的民間藥方給我止血。經過休養，病也減輕了。為了早日摘帽，為了“改造好”，我掙扎着要回農業社勞動。母親心痛地流着淚反對我帶病回農業社勞動。1959年的糧食很緊張，父母都年過六旬，還要參加街道挖土方來維持生活，參加勞動一日工資只得1.25元，怎能養我？痛定思痛，我拖着病軀去縣裡找有關領導，但縣裡幾個有關單位竟找不到對我處分的決定。這時我只得請求：開除我吧！讓我回家吧！回家也可接受群眾監督勞動改造。經多次請求，縣裡給我開了一張“開除公職，回家監督勞動”證明。

1959年8月份我的戶口從洛埠遷回柳州。

因家庭成分是剝削階級，父親是有歷史問題的偽人員，父母只能參加街道勞動；弟弟只有11歲，家庭非常貧苦。住房是簡陋的木板房，面積只有10多平方米，床連着灶；我回家又要加個床位，真是進出門都要側肩而過。

胃病使我更加虛弱，為了能生活，我執意要去街道挑土方。母親堅決不同意，並幫我到多家服裝廠、手套廠找手工活干。我每日早起夜睡地干，每天能掙6-8角錢，這樣可以減少父母的生活負擔了。

1960年饑荒，缺糧遍及全國，到處傳來餓死人的消息。我們在城裡供應的口糧只有21斤，在口糧里還要搭半數以上玉米之類的雜糧。家裡沒有一個人有固定收入，有時購買口糧的錢都沒有，不用說吃其他什麼了。我們一家四口都浮腫了。為了活命，母親帶着我和弟弟在半夜裡到郊外去挖草根、芭蕉蔸回家伴餐。說也怪，我的胃病竟在“飢餓療法”中好了。

回柳州後，我到派出所管轄的五類分子組報了到，每星期參加集中學習一晚，還交代了各種規章制度，總之是讓自己明白：五類分子是人民的敵人，不能亂說亂動；外出要報告派出所—我成了人民的敵人！？

最可嘆的是，在我們這間小小斗室里，竟有兩個“人民的敵人。”

何為“三妖”

鹿寨縣上千名小學教師隊伍中，唯我、羅智祥、溫梅君最年輕，我們仨都是出生於1936年的同年姑娘。我們仨都於1951年參加工作，三人愛好性格相近，活潑、可愛，雖然都在鹿寨縣工作，但不在同一學校，只寒假集中學習時在一起。我們一見面親密無間，蹦蹦、笑笑，嘻哈打鬧樂極了。

1956年提倡打扮，我們仨都留着長辮子，都縫製過一條花色一樣的連衣裙來穿；最時髦時每人在發上系朵蝴蝶結。當我們三人結隊在街上行走時，有人時而遞過來讚美、羨慕的眼光。我們為此驕傲極了，辨子拋來丟去，忘乎所以了！

我們仨都是誠誠實實，激情向上，熱愛生活，熱愛教育工作的好青年。

在“反右派”鬥爭中我們仨不幸都被劃為“右派”分子，並侮辱我們為“三妖”。

羅智祥因丈夫也是“右派”而被冤為現行反革命分子送農場教養。溫梅君被遣回老家四排監督勞動。

1978年落實政策，我們才在柳州見面，梅君去西北十多年也回來了。我們歡聚、快樂、盡情傾訴各自的辛酸苦辣。但願我們晚年健康幸福。

我的老師——李榕芬

李榕芬是1956年從華中師院畢業，是我在桂師進修時的老師，1958年春被劃為右派分子。在糧食極困難的1960年春，我收到了李老師一封信，得知他在柳州附近新興農場勞動教養，要求我在危難時刻支持他度過飢餓關——他怎麼沒想到我也被劃為“右派分子”？

我知道他被劃右派是因他家庭出身不好，也同我一樣是湊數的“冤鬼”。我很同情他。他在農場沒一個親人探望過他，因他家在廣東東莞，處境更難。雖然我們很困難，但是幾年來我堅持給他送物和食品——出城要天沒亮就偷偷出發，不能讓人知曉。

1966年他從農場釋放回廣東，來信深情地對我說：“全靠你救我了。”他回廣東仍在生產隊勞動，因自己是“右派分子”，找對象很難，後來與一個弱智女孩結了婚。落實政策後，李老師在廣東石龍中學教書，生活雖有了改善，因負擔重，還是很苦，很累，他已蒼老得變形了。

給鹿寨的右派難友雪中送炭

1960年困難時期，鹿寨集中在農科所的“右派”更是雪上加霜了，飢餓中常有人喪命。聽說原與我在一間學校教書的崔正斌老師在勞動途中，因飢餓跌下去就死了，我心裡真難過。我與在柳州的幾個“右派”蘇生、葉健常千方百計從牙縫中節省些食物，給他們送去。因太缺錢了，為解決資金，我到醫院賣過300cc血支持困難的“右派”難友。

楊祖芳從古瓦農場保釋回鹿寨養病，我們也千方百計在柳州幫他尋醫找藥。誰知這位先生狠心反咬了我一口，說我是他的“反革命組織”（其實沒有這個組織）的發展對象。

怎麼會這樣？我真百思不得其解啊！

“誰叫你們是五類分子”

1961年後，我能掙些錢輔助家庭，弟弟也唸書了。多好！

夏天的晚上很熱。我們這間小屋子一個窗戶都沒有，全家人個個滿身長着熱痱，實難入睡。不僅熱，屋子後面是第二中學的一排大公共廁所，晚上散發出極臭的怪味，蚊子多得隨手一抓10多隻。真無法睡，只得搬到門口馬路上用門板作床睡覺。其他鄰居早就這樣搬出來睡，一條街的路上成了露天旅社了。

我們讓父親和弟弟睡在門板上，我和母親只能依靠在門邊打盹。一家人和諧相聚，雖苦亦樂。

一天晚上父親高興地說：“世傑，你看我都60歲了，頭髮都白了，但還能與那些小伙子一塊挑土方賽跑。我不服老的！”我笑着說：“是啊！”當我轉過背時，眼淚情不自禁地直淌。父親挑土方已背駝，還要早出晚歸挑土方。我真無能，不能養活老人，反而讓老人為我耽心……

父母正在高興享受這天倫之樂的傾談時，突然，街道主任站在父親後面用腳狠力踢父親用磚支撐的門板，門板立即歪斜，父親滾跌在馬路上。街道主任厲聲呵斥：“誰叫你睡在外面？回去睡……”父親急忙從地上爬起，連聲說：“我馬上進去。”

啊！五類分子連睡自己門口都不行。我當時不服氣地問：“全街人都這樣睡在門口，我們為什麼不能睡？”

這個50多歲的街道主任說：“誰叫你們是五類分子！”

五次牢獄之災

（一）

柳州市這麼大，就是容不得我這個“女右派”，沒有一個能長時間給我做工的處所。為了吃飯，我靠勞力都不得，到處做零工，三天五天一換。真難呀！

1961年春，我在和源華醬料廠做零工。鹿寨公安局的兩個公安到工場找到我，要我跟他們走。我詫異問：“什麼事？憑什麼要我跟你們走？”我不理，直往家裡走。半小時後，派出所管我們這條街的民警叫我到派出所，見到鹿寨公安局的公安人員，他們說有些事找我調查，要我去鹿寨。後來，我回家撿了兩件換洗衣服去了鹿寨。一到鹿寨，我就被關進看守所的一間小房裡。

這時，我在思索：出了什麼事？……

這是我第二次進鹿寨監獄。

一天晚上，一位姓潘的公安把我叫出看守所，進行訊問，內容不外乎：認識鹿寨農場的右派嗎？哪些人去找過你？一連串的問題我無法解答。我據實承認我只給了糧票、食品之類幫助他們。又問農場組織什麼活動？啊！我明白了，有人設計一個“反革命組織”的陷阱了。我如實地否定一切。

第九天的晚上，午夜12時許，叫我先回家。聽說給我回家，我馬上收拾衣物，飛一般跨出牢門，乘晚車回柳州。

（二）

事隔半月，一日午夜時分，派出所的民警拍門把我叫醒，要把我帶走。母親不依說：“她一個女孩家，半夜三更叫她去哪？”民警說：“派出所負責。”這時我很鎮靜地安慰母親說：“媽！放心，我不會有事的。”

跟着民警到了浮橋頭，帶着我走的民警用手電向側邊打了一個暗號，即出來兩個公安局的人。我被這兩個公安帶進了柳州看守所。啊！我又被送進監獄。這是我第三次進牢房。

我被關進女牢三號房。

牢裡有10多個犯人，因不認識，我從不說話。我是後進牢房，又須挨着馬桶睡（大小便都在牢內）。牢房有8個平方來寬，一排的木板床，比鹿寨監獄寬敞、明亮些，10多個犯人挨着睡，還不太擠。白天只能坐着反省，牢門緊鎖着。每天由男犯人送來兩餐似粥的飯，飯上有幾條豆芽。這飯大家不捨得一次吃完，總是分數頓吃，吃了幾口又加點水，量多一點，慢慢吃，這樣少餓一點。然而在牢內的頭三天，我是顆粒沒有進肚啊！也不知餓，只是晚上睡覺時，我蒙頭偷偷地哭……

痛定思痛，我振作起來。“還不是追問反革命組織那事嗎？我就是不知道。”我自己安慰自己：這牢裡住的比家裡還舒服，臭也沒家後面二中廁所那麼臭嘛！不管它，坐牢等於休息，在這裡還睡得香呢！

後來聽同牢人說，只要進了看守所，風吹進來都要坐幾個月才處理。啊！這麼久，我又懾住了。

第七天的下午，鹿寨又來人追問我關於鹿寨右派組織“反革命”的事。我還是告訴他們我不知道。

第八天的下午，看守所的管理員點我的名，叫我撿行李出來。我犯難地想：又把我弄到哪裡去？看守員把我帶到辦公室，算了算伙食，叫我回家，但要拿伙食費來交。

這第三次的監獄生涯告訴我：此後，難得安然。我常從夢中驚醒：說不定，明天又叫我進監獄。這以後，我天天洗頭、洗澡，收拾破衣爛衫、草鞋，隨時準備再去坐牢。

（三）

果不出所料，一星期後，又把我送進柳州監獄。這是我第四次進監獄、第二次進柳州看守所。許多犯人都熟了，她們問我：“你怎麼又來了？”我當然無言以對。個別武警罵我“返頭婆”。聽見這污衊、謾罵聲，我真氣壞了肚皮，總是用眼瞪着罵我的人，不屑一顧這些騾。反正我是堂堂正正的好人！

關了半個月，鹿寨又來人提審我，把我關在一間小審訊室里。來提審我的又是那個姓潘的股長（後來聽說他才真是參加反革命組織的敵人，1980年時被判勞改15年）。這時他凶神惡煞，先把手銬用力拍打桌子嚇唬我。我的心跳了一下。他警告我說：“這一次不同以往，你再不老實交代，就要你好看。”追問我參加反革命的事。我死也不承認——我的天吶，確實沒有這回事啊！

姓潘的惱火了，把一疊材料扔在我面前。我拾起細看時，不禁熱淚直瀉而下。原來這信是鹿寨一個曾經要我幫助的右派楊祖芳勸我認罪的檢舉信，並硬說我是他發展參加“中國自由同盟”反動組織的對象（事實上根本沒有這個組織）。還說他已坦白交代，組織上寬大他，沒有受處分，能自由地在鹿寨養病（後來因他亂承認，被判了15年徒刑。落實政策後，這些錯誤的判決也被否定了）。

看完了信，我痛心極了。我理直氣壯，毫無畏懼地說：“楊祖芳瞎說，他是陷害我，我可以同他對質。我真希望見到這個無心肝的壞人，搧他幾個耳光方能解我的恨！”

姓潘的想方設法騙我，要我說參加了“反革命組織”。我一一拒絕。他說我太頑固，後果自負。又被關進牢房的我，沒勁地哭。我恨！氣憤中當晚我竟休克在牢房。看守所中不知什麼人抬我到工人醫院搶救。等我醒過來時，已是第二天了，又把我釋放回家。

（四）

許多為鹿寨右派分子伸出過援助之手的好人，先後都被牽連判刑，送勞改去了。我知道我也難逃“法網”，只有等着宣判的那天。

1961年春節前三天，父親和我被派出所叫去參加全市“五類分子”的集訓。當時說一個月。

柳州市幾百名五類分子被押送到馬鹿山上挖石頭，幾百人中，年青的女人只有我一個。當時真是“遮顏過鬧市，恨路漫履艱”呀！

馬鹿山離市里有近10公里，荒涼一片，山上禿溜溜，野草不生，除了大山，就是石頭。煮飯的水都是山上泥凹用瓢舀起沉澱後，還是黃泥水；根本說不上洗面，洗澡。每天天蒙蒙亮就開山搬石頭。中午只有15分鐘用餐，餐後接着挖、挑、搬石頭建水庫。天黑伸手不見五指才收工。每天晚上還要開會，12點鐘後才能睡覺，勞動強度之大，真無法形容。加上幾十天不能洗臉、洗澡，我不由自主地說：“這真是一天等於20年！”這天晚上召集訓話時，指導員問：“誰說‘這真是一天等於20年’這句話？……”我立即回答說：“是我。”這時幾個人拿了一根手指那麼大的麻繩把我雙手死死捆勒，痛得我冷汗淋漓，不禁發出悽慘的嚎叫聲……（我手臂上的幾道血痕兩年後才消退）。

一個月後，來馬鹿山集訓的人，坦白交代自己罪行，並書面寫好交給指導員。指導員根據各人情況，一一點名，叫這些人交了伙食可以回家。我父親也被點名叫回去；他駝着背，依依不捨地望着我，揩着眼淚下山去了。

而我和另外五個男人從馬鹿山又被押送到柳州監獄去了——這是我莫名其妙的第五次進監獄。

（五）

這一次一關就是四個多月。反正我來柳州監獄已是第三次，無所謂了。我心想：這次要準備去勞改了。

在牢房裡我把兩尺多的辮子剪掉，我捧着它哭了。啊！18年教書生涯的紀念物，要含冤在牢房扔掉，我的心多痛啊！

在牢房關了幾個月，人已瘦的一把骨頭了，全身無力。為了舒展筋骨，我拼命要求勞動。看管員有時讓我們出牢房外在院子幫伙房摘掐青菜。

掐菜時，其他女犯拼命偷菜芯、菜葉吃；我因胃不好，再餓也不敢吃那泥裸裸的菜芯。

有一天，幸運的被看管員叫到外面做工；同去的還有一個女右派，她叫謝玉華，是柳州五公司技術員。

我倆在一巷道里做煤餅，沒人管我們，倆人說說講講，還合得來。她告訴我說，她有一次去幹部伙房做工，見到很多白蓬蓬的包子，大塊大塊的豬肉丟進飯桶里，多可惜，我們看都看不到……聽她講完，我下意識不假思索地說了一句：“朱門酒肉臭，路有凍死骨。”她聽我說完，笑了笑，忙說她要去方便。我在做煤球，沒有介意。10分鐘後，預審科謝科長派人來傳我去。我進到預審科，謝科長板着面孔說：“你叫傅世傑嗎？看不出你小小年紀，思想如此反動。你說了些什麼？”啊！我恍然大悟，是那個女右派告了我。我馬上不假思索地說：“我什麼也沒說。是謝玉華告訴我，她去小伙房做工，看見你們丟豬肉、包子進飯桶，餵狗。我根本不知道。”謝科長怒了：“全不是好東西，關起來，不給你們出來做工。”好不容易能出去做工，這下完了。回到牢房，牢房的人都說要打這個謝玉華；想到她也是“右派分子”，我制止不給打。以後我再沒理過她。

1961年7月21日，未經任何審訊，宣判我為：“抗拒改造罪判處管制兩年。”（這是刑事處分，是被剝奪政治權利的）管制兩年？我不在乎；幾年來不都是被管被抓來坐牢嗎？

滴血的心只留下最後一點“尊嚴”

五次的監獄生活，使我在精神上、人格上飽受踐踏。我常一個人跑到河邊沒人去的地方向蒼天狂呼亂叫：“為什麼這樣作賤我？我前世作了什麼孽？這一次一次的污辱何時才了結？！”

我不甘心再作賤自己，絕不能自卑、自棄，我要自己看重自己，我要發掘心底的“尊嚴”。面對現實，窮困是目前最大的難關，我要用我的體力勞動，擔起一家四口的生活重擔，一定要好好活下去！

1961年冬，市場有開放的轉機，我發現市場肥皂緊缺。我翻閱了許多有關化工的書籍，在家大膽試驗，幾次，幾十次，上百次，終於用燒鹼把廢桐油或其他植物油製成水皂，經使用，去污垢效果還很好。

試製肥皂成功後，想供應市場需求；但自己是刑事犯人，又無本錢，怎麼做？花了許多精力找人合夥，我負責技術生產，同夥人出面領執照和藉資，終於在62年春天辦起了小小化工廠生產肥皂。那時銷售勢頭很好，每月可掙70多元。我很滿足，因為這些錢可解決我一家人的生活費了。

父母親不能勝任挑土方的勞動了，但可領執照做點小買賣。母親得了賣小菜的執照，每天天未亮就到10多公里外的竹鵝壙購買小菜，天亮了與父親到菜市擺賣，雖然清苦，一家人和諧相處苦中也甜了。

但好景不長，兩個月後，社會上出現許多像我們這樣的肥皂廠，生意在競爭中快要失敗了。我在市場上碰碰撞撞又了解到市場上醬油、皮硝、蘇打之類日用品緊缺，我即轉向和同事們生產醬油等物品供應市場。

生活困難的問題，靠自己勞動解決了。人的尊嚴在鼓勵着我：不管在什麼困難的環境裡，我都能爭取勝利的。

為什麼不能結婚？

1964年我已是二十七八歲的老姑娘了。“婚姻”從來不敢想，因為人家一聽見“右派分子”躲都來不及，誰敢娶個“敵人”做妻子？所以這一輩子“獨身”我是認定的了。

1958年未劃成右派分子前，曾與一個初中同學（高年級）有過短暫的書信往來，也常對“愛情”有過幸福真摯的憧憬和自信。

這個同學叫陳宗輝（我現在的丈夫），他是1958年才從部隊轉業回柳州，分配在柳州飯店（市高級幹部招待所）工作。我未被劃右派前，他向我求過婚。從外表看，他儀表堂堂，落落大方。我也有願許之意，只因接觸了解太少，尚未貿然應允。

1958年秋我被劃為“右派分子”。為了不牽連影響他的前途，我在農場監督勞動時，就詳細地給了他一封信，說明了我的情況，表示我們的關係從此斷絕；我也下定決心“獨身”一輩子。

我們之間關係斷了數年。1962年，他知道我從監獄回來，很關心地來看望我，安慰我。我非常感謝他；但為了不影響他，勸他少來我家。他多次表示不怕。他心目中知道什麼是“右派”，他了解我，並再次向我求婚，甘願冒着丟掉工作的危險，不做幹部去拉板車都要與我在一起。

此時的我，矛盾極了：我何嘗不願有個與我終生廝守、百年好合的伴侶，因我也是女人呀！然而殘酷的現實該如何面對？我能和一個國家幹部結婚嗎？後果將怎樣？從長計議我還是沒有勇氣答應他。

他的真誠和熱情終於感動了我。確實，在當時的情況下我沒有權利再挑選——怕人家不要還來不及啊！我再次表白說：“我是被管制的，沒有結婚的權利。”他直截了當地說：“刑場上還有舉行婚禮的，為什麼我們不能結婚……”

啊！我還能說什麼呢？我答應結婚。由於我身分特殊，為免他受連累，我們不讓他單位知道，由他搞了一張單位空白證明領了結婚證。在朋友的幫助下，於1964年4月22日在江濱飯店，邀了雙方親戚、朋友舉行了婚禮——我們偷偷結婚了。

為了不讓他單位知道，我們在遠離市區6公里的地方——箭盤山（原來是兵營，兵營撤走了，房子全空着）租了一間小房，每月房租只要貳元錢。這間小房就是我們的新房。新房內只有我父母買的一張雙人床；其他的家產就是舊被、舊蚊帳等。

為了保住丈夫的工作，避免單位的人發覺，他每個星期天只回家一次。

新房這地方偏僻、荒涼，居住的人很少，晚上電燈也沒有，一個人孤零零的真害怕呀！有時想着自己連結婚都要躲躲閃閃，熱淚總是情不自禁奪眶而出……

我做了母親

我們雖結了婚，但我知道陳宗輝是苦於找不到理想的對象；而我這個戴帽的“右派分子”又無選擇的權利，只要有理由能離開四人中竟有兩個“階級敵人”的小屋，也就無話可說了（我何嘗願意離開我親愛的父母和弟弟啊！）。

婚後，我早出晚歸勞動。每當黃昏後，獨自行走在沒路的水溝小道上，匆匆回到只有我一個人的家時，心裡悽然難受；但一想到這樣才能讓丈夫平安無事，我也就任勞任怨了。

靜寂的生活，激發了我希望有孩子的迫切願望。我想：女人最神聖的使命就是做母親了。

當我孕育第一個孩子時，我充滿希望，快樂極了。由於肚皮的凸起，又擔心見到丈夫的同事（怕人家泄露我們結婚的事實）。偶爾與丈夫星期天上街，碰上他單位的人，他會加快腳步，把我拋離很遠；我也習慣地放慢腳步與他越遠越陌生才好。

1965年我的朋友羅智祥、張傳芬等（她們也被冤為抗拒改造的“右派分子”）從教養場所放回來，來到我的身邊。在她們的照顧和伴隨下，我勇敢多了。一天收工很晚，她倆在月光照映下伴着我走水溝回家。妊娠七個多月的我，因白天要站立勞動十一二個小時，晚上走在這水溝窄狹的羊腸道上，飄忽而艱難，不小心，我一個筋斗翻下水溝。這水溝離地面小路足有一米多深，幸虧她們把我扶起，才安然無恙。

這樣危險的事，難免再有發生。她倆無論如何不忍心我再住下去，便幫我租了市區谷埠街一條小巷的破屋。一個板車把我全家搬到了市區。

1965年化工執照要收回，不給單幹要組織合作社。這時我在懷孕，勞動能力差了；加之自己是“右派分子”，好的合作社不能參加，我被安排到繩類社。這是勞動強度大的一種工種。原來72元的工資沒有了，要靠打繩子計件工資每月最多只能拿30元。眼看就要分娩了，多虧母親丟下賣菜的工作來幫我。丈夫每月59元工資，他要贍養他的祖母、母親，他沒有錢給我，我不怪他。我用我單薄的身軀在苦難中搏鬥，靠勞動還是活過來了。

1965年10月我生下第一個女兒陳美。母親伴着我和女兒，我們祖孫三代相依為命地掙扎在一起。

丈夫仍是每星期回家一次。他什麼也不用管，吃飯、睡覺，又上他的班去了。

1967年我又懷了第二個女兒陳悅。這時文化大革命進入武鬥狀態。文化大革命一開始，合作社工作不正常，我這個在合作社獨有的“右派分子”又被叫去亮相多次，宣布我是“牛鬼蛇神”，不許亂說亂動。

為了第二個孩子的出世，我白天去合作社勞動，晚上領衣服在家車縫。丈夫每個月開始給我6元錢。

1967年11月10日午夜，為多掙幾角錢，我忍着陣陣腹痛，還在幫人家車衣。直捱到叫媽的力氣都說不出時，才由母親攙着我穿過魚峰山下武鬥造反派據點，冒着紅衛兵不停摔下的石頭，往工人醫院艱難地走去。

女兒出世已是半夜時分，只有母親守護在我的身旁。母女倆四目相望，悽然地笑了。

我突然想起家裡還有個兩歲的女兒獨自一人睡着，怎麼辦？我只得哀求母親回去照顧大女兒。我知道母親一個人穿過魚峰山時，那像雨點般的石頭落在身上的滋味……我真對不起我的母親，她為我吃盡了苦頭，受夠了累呀！

1969年我又生了第三個孩子傅勁松。因是男孩，母親高興得給孩子父親打電話。孩子的父親不是喜歡，而是在電話里恐懼地責備母親：“讓人家知道怎麼辦？”

丈夫的種種表現，使我有所戒備，心裡加重了另一層壓力。

再以後，我又生了第四個男孩陳入春。

有了四個孩子的我，精神上有寄託：我要把生命的全部力量統統傾泄給他們，祈願他們茁壯成長。

由於我是戴着“右派分子”帽子的牛鬼蛇神，從來不敢想享受什麼產假，只要能坐起來，就幫人家織毛衣，車縫衣服，因為有幾張嘴要靠我吃飯啊！

幾個孩子都是在我極困難的年代出生的。我在坐月子的日子裡沒有休息好，給我留下滿身難以言狀的多種疾病。

但我誰也不怨，堅持挺起胸站起來。我要活下去！

在“文化大革命”的瘋狂日子裡

1966年“文化大革命”洶湧澎湃向我們“牛鬼蛇神”撲來，有事無事找麻煩。“階級鬥爭為綱”，“敵我分清”，合作社的“牛鬼蛇神”只有我，誰也不敢同我說話。我總是老老實實埋頭苦幹。髒的、累的活社員不願干，我這個“非社員”總是搶着干。工資誰都比我高，我只能每月30元；若請了假還要扣工資。

一天，主任交代我回去做一塊50公分見方的牌子，寫上自己“右派分子”身分，每天掛着牌子上班。聽完她的交代，我的臉變灰了。當我看見一些掛着大牌子在街上匆匆行走的“牛鬼蛇神”時，心裡真有難說的滋味；現在要我掛大牌子，我不掛！勞動中苦、累，工資低我都忍得；要我掛牌在大街上走，這是人格的侮辱，我受不了。我寧可餓死，也不願去工作了。

為了掛牌事，我在家痛哭了三天。母親和弟弟都來安慰我：為了孩子，還是要堅強，面對現實；不上班，無米、無錢，其他工作不給做，怎麼辦？

工宣隊、紅衛兵、單位領導無止境地糾纏，逼我去做工，逼我掛牌……痛定思痛，捫心自問：“右派分子”丑在哪裡？掛就掛。我寫上“右派分子傅世傑”，用一小扣針別在胸前去上班了。中午，社裡在工地上召開鬥爭會，叫大家看我的牌子像什麼？他們換上了早已制好的一塊一米見方的牌子，硬掛在我的頸上。我把牌子除掉。從此，我堅決不去上工。社裡不發工資，我就不要。家裡僅有三斤米，一角錢買了豆腐花，我們祖孫仨熬粥頂了七天。

1967年派性鬥爭矛盾激化，一切顯得紊亂，我不去上班也沒人找麻煩。為了生活，我頂着烈日到處找工作。幫土產公司車縫補火車上的舊帆蓬，這活又重又髒，我不怕；我想，只要是出力勞動的收入都是清清白白的。

弟弟不幸殞命

1968年夏天，柳州市的武鬥進入高潮，在街上走路的行人，常被嚇得東奔西跑。我的住處，正好是所謂造反派盤據的據點，當時的“聯指”大批人員時常以此為目標開槍射擊。我與母親帶着兩個年幼的女兒，每月付5元租金，租了一架衣車，在住處不遠的路口替人縫補衣服，在槍聲的威脅下尋求生計。街上已無行人，這時，我的住處被槍彈擊中，引起了火災。而孩子的父親在柳州飯店上班，不敢回住處。正在我無計可施時，我的弟弟汗流浹背地跑來看我。他見我們如此情景，馬上用兩個籮筐把兩個女兒挑起就朝安全地帶跑。我與母親才如夢初醒地收拾一些簡單的行李，跟着弟弟急匆匆地向南站方向猛跑。總算命大，全家老小平安地渡過了這次劫難。

我弟弟為了救護我們，自己的行李尚未帶去，為了轉回去要自己的衣物，不幸被爆炸的彈片擊中腰部，倒在了街上，血流不止，最後因流血過多而被奪去了年輕的生命。

弟弟的死，實在是“文化大革命”的武鬥所致。一場飛來橫禍，令全家人痛不欲生。弟弟啊！你才20歲啊，正是年少方剛，為國為家出力的時候。歷經多年，一想起弟弟英俊魁梧、誠實稚氣的青春笑貌，想起他機靈的神氣，想起他正直無私的品德……我的心就痛，就覺得心在流血。

因為家裡生活困難，弟弟從小就跟着我在鹿寨城鄉度日。儘管我的工資低，弟弟心明眼亮，從不鬧吃鬧穿，姐弟倆相依為命，過着清苦的生活。他總是穿着我改過的舊衣服過冬。在食堂搭夥食，兩人吃着一個人的菜。記得有一次年除夕吃飯，食堂加菜，得了兩盤雞肉。弟弟嘴饞了，兩眼盯着菜盤雞肉，忍不住用手拈了就吃；吃完自己盤裡的雞肉後，又一直望着我盤子裡的。一位好心的工友過來對他說：“你怎麼能這樣呢？你姐姐一點都還未吃啊！”當我剛進飯堂聽到工友的批評後，心裡難過極了，感到十分愧疚，忍着酸楚的淚水，連忙向那位工友解釋說：“小孩子不懂事，沒關係，讓他吃吧。”這時，略知人情世故的弟弟哭着對我說：“姐姐，我錯了……”此時此地，我們姐弟二人，相互擁抱着，不約而同地哭了起來，以淚洗面，度過了一個苦澀的除夕之夜。

弟弟自幼就跟着我，相依為命地過着這種清苦的生活，品嘗着人間的辛酸苦辣，經歷着坎坷人生的艱難磨練，我怎能不時時想念他呢！

正當弟弟準備考初中的時候，發生了一件意外的事，導致了他終生受辱的厄運。

有一天，他在公共廁所里發現了一幅反動標語，就告訴了同街的幾位同學，並帶着他們去觀看。晚飯後，派出所的人就找上門來，把弟弟帶到派出所去，問他那條反動標語是誰寫的。他說不知道。派出所的人又說：“別人說是你寫的。”他堅決回答說：“不是我寫的；但我在廁所發現，告訴同學去看了。”

當晚，年僅12歲的弟弟，被派出所的人留在派出所繼續審問，威脅他嚇唬他說：“你爸爸成分不好，你說是你寫的就算了；你如果抵賴不承認，我們就連你爸、媽一起抓起來。”年幼的弟弟被他們這樣一嚇唬，害怕連累爸爸、媽媽受罪，就懇求他們說：“我說了你們放我回去嗎？請你們不要抓我爸爸、媽媽，我說就是我寫的行了嗎？”經過一夜的折磨，這個天真無邪的孩子，就被他們認定為 “寫反動標語的罪人。”

由於這樣，弟弟不能進入公辦初中讀書，只好無可奈何地進了一間民辦初中。實在是不公平啊。三年初中畢業後，由於上述原因，弟弟沒能進入高中讀書，只好呆在家裡，有時搞家務勞動，有時幫母親到市場賣小菜，有時幫父親去做零工。

弟弟十六歲時想幹活，想賺點錢替家裡分擔一些負擔，通過朋友介紹，他獨自一人到離家幾十里地的一個礦山打工去了。我的一位女朋友看到他一個人打着赤膊在野外篩礦，轉告訴了我。我說：“我有什麼辦法呢？”生活逼迫，使他過早地擔起了生活的重擔……

弟弟在這個世界上僅僅活了20年，多麼短暫、匆匆！而留在我心裡的弟弟，卻是長久的，永恆的。我愧疚地雙膝跪在父母親面前，懺悔而悲憤地說：“我沒有照顧好弟弟，他的死，我有責任，我對不起你們。但請你們放寬心，哪怕是幹活累死，甚至討米要飯，我一定要把贍養你們的責任擔當起來，只要我有一口氣在，你們就不會挨餓受凍……”

我苦命的弟弟啊，我沒有背棄自己的諾言，我以自己的刻苦勞動，讓父母過好了他們的晚年生活。九泉之下，在天之靈，你們都應該略以自慰吧。

弟弟無辜的死，令我化悲痛為力量，繼續鼓起勇氣，拼搏在求生的荊棘叢中。

武鬥的炮聲隆隆，我仍然在武鬥的槍林彈雨中奔忙着。有朋友約我做醬油生意，我傳授技術，每月工資100元，在當時是十分優厚了的。我冒着生命的危險，背上背着七個月大的二女兒陳悅，步行到市區購置原材料，穿行在武鬥最激烈的市中心用沙包壘成的防禦工事之間。一次，槍聲四起，五米外的一位行人被流彈擊中倒地身亡。我急忙彎腰迅速轉入商店的騎樓底下。稍避鋒芒後，我想着母親和大女兒還在家等着我，便再次回到險境，繞過剛才倒地的無辜男屍，冒死離去。

“右派分子”有病，醫生都怕治

1968年10月後，武鬥之風趨於和緩。我重操舊業，向人租用一架舊衣車，到布店門前擺攤，每日清晨挑着擔子出去，向人吆喝：“車衣啊，馬上開工，立等可取。”也還每天可得幾元錢。都是很晚才收工回家煮飯燒菜，奶孩子和家務，壓得我喘不過氣來。

這時，所在的合作社都恢復生產了，但仍然是高舉“以階級鬥爭為綱”這面大旗，每個單位必須有鬥爭對象；我這個被斗多次的活把子，不回單位是不行的。如是，社裡的工宣隊立即將我的衣車、布料、衣服統統收走，命令我回社裡“抓革命，促生產”。為了將衣車衣料討回還給物主，我只好硬着頭皮回社裡去上班了。

回到社裡後，早上早請示，晚上晚匯報，我都被趕出隊列，獨自一個人去搞衛生。社裡搞學習或鬥爭會，照例我總是站在中央，做社員們的鬥爭靶子。在勞動方面，都是分派我做勞動強度大烈日風雨露天的工作。每天勞動時間都在12小時以上。而工資我總是最低的，別人每月80元，我僅40元，心情常常抑鬱，苦惱。社員也大多不敢與我接近、說話。有一次，一位同組的社員送了一個糍粑給我吃，馬上就被叫到辦公室，批評為“沒有階級立場”。為了不影響別人，我也頗有自知之明，不主動與別人打招呼、講閒話、搭熱呼，幾乎成了一個活啞巴。我的健康狀況，也一天不如一天了。

一天中午下班時，我忽然頭暈眼花，跌倒在一根鐵器上，鐵器的利鋒刺中了我的頭，立刻鮮血淋淋，我痛得幾乎休克，不能動彈。在這個人命關天的時刻，全社竟無一個敢站出來做一下救死扶傷的事情。而冷血動物的領導竟散布說，這是八小時以外的時間，與社裡無關，後果自負。

稍事休息，腦子漸漸清醒後，我開始意識到只有自救才是惟一的活命辦法。我咬緊牙關，拼命掙扎着行走了約五十米，碰上一位好心的鄰居，她找到一輛三輪車，扶我上車趕去醫院，她則跑回我家告訴了我母親。

醫院見我傷情較重，就安排我住院，並叫我要單位補開一個證明。

當母親趕到單位拿來證明交給醫院後，醫生一看，證明上寫着：“我廠右派分子自傷，請醫院考慮治療。”主治醫生馬上把已經開好的住院手續要了回去，嚴肅地對我說：“你請去看門診吧。”話音一落，醫生也不見了。

母親無奈，只好借一架板車，淚流滿面地把我拉回了家。

半夜跑貴州

隨着父母親年紀的增長，他們都不能參加繁重的體力勞動了。我要用自己的毅力和勞動，養活一家七口人，以證實自己決不是一個懦弱的女人。1970年春節，我背着半歲的三兒子，到貴州的一個苗寨傳授製造肥皂的技術，曾獲得過每月150元高薪報酬。儘管那時在市里仍然還戴着五類分子的帽子，受到嚴厲的專制（星期一集中學習、星期二義務勞動，星期三至星期日才屬於自己找生活）。但我就利用這屬於自己的五天，每星期都往返柳州和貴州之間，向貴州的苗族群眾傳授制皂技術。我總是在半夜背着孩子趕火車，以免引起別人的懷疑，惹來不必要的麻煩。

記得一次在去貴州的時候，時值早春二月，乍暖還寒，山風呼呼，我摟着孩子坐在車廂里打盹，孩子尿濕了褲裙，我只好把孩子摟得更緊，用我骨瘦如柴的體溫把它烘乾。孩子在我的懷中甜睡着，第二天凌晨四時，把孩子背上，跟着苗族農民（社裡派來接應的社員），再爬60里的山路趕到一個叫三江的苗寨。

苗族群眾在我的培訓下，僅僅不到一個月的時間，就掌握了生產操作技術，生產出了產品，拿到市場銷售一空，當即把150元的培訓費兌現給我。我欣喜若狂，要知道，那時150元值錢啊。我可以用它維持全家數月的生活費用啊。

這項培訓工作，本來可以在貴州長期搞下去的，後來因為市裡面對我們的學習時間經常變動，我害怕他們發現我擅離柳州而被批鬥，結果就不再外出搞這個業務了。

最後一次鬥爭會

從貴州回來後，我不敢坐吃山空，每天領得一些車衣的活路干。日子剛剛平靜一些，肉體的創傷剛剛癒合，心靈的創傷尚未撫平，想不到的麻煩又來了。

社裡面工宣隊，革委會的領導們，跑到我家裡，說我開地下工廠，消極對抗，把我替別人加工衣服的布料全部拿走，並命令我立即回社裡參加生產。

在武裝脅迫下，我只好背起幾個月大的三兒子跟着他們走。當我們走到社裡，舉目一看，天哪，又是鬥爭大會，“批鬥傅世傑大會”的橫幅、標語口號，貼滿會場。主持人宣布大會開始後，就指名問我為什麼不回社裡參加勞動，為什麼逃避勞動，為什麼消極對抗領導？我據理力爭說：“我沒有一天離開過勞動。我有病，有傷，社裡不理我；社裡復工了為什麼不通知我？我在無人理會的情況下，自找活路保命，能保住活到今天就算不錯了。”一些所謂的積極分子，高呼口號，說我態度惡劣，竟喪心病狂地一擁而上，把我雙手抱着的三兒子搶過去丟在會場旁邊的工棚水泥地上，並且禁止我去照看還吃奶的三兒子。大會就這樣拖拖拉拉開到下午七點鐘。散會後，我趕緊跑去抱起三兒子。他完全浸泡在尿屎中了，哭聲嘶啞。我不顧屎尿的髒臭，趕緊餵孩子吃奶。孩子不哭了，而我的熱淚卻奪眶而出，一邊不斷地清理孩子的身上。唉，孩子是無辜的，可憐他幼小的童心，竟也遭此無情的衝擊！

批鬥會結束後，我趕緊背着孩子往回家的路上趕。次日，孩子病了。我的胃病加重了，大便帶血，經醫生診斷為“4個+”。醫生動員我住院治療，我哪有錢住院。醫師說：“你這麼嚴重的病，不趕緊設法住院治療，恐怕凶多吉少。”聽到醫師的忠告，我無奈地慢慢走出了醫院的大門。

說來也是“無毛的雞仔天照應”。當我一個人低頭走在四周無人的小道上時，猛然發現地上有一疊人民幣！我驚恐萬分地彎腰拾起仔細反覆端詳，才肯定手中拿着的確實是一疊救命的人民幣；又仔細認真地一張張反覆數起來，一共38元之多。我立即向四周掃視一眼，並未看到一個人。我下意識地想，這難道真的屬於我嗎？我忐忑不安地懷揣這38元錢回到家中，詳細告訴母親，把錢交給了母親。

母親拿着這38元錢，深思了片刻，然後開口說：“38元錢不少啊，可能是皇天大慈大悲吧，是天助你呀，快去治病購藥吧。”

扛着大肚子上山挖白雲石礦

疾病無情地拆磨着我，而一家人生活的重擔仍然壓在我的肩上。

但最可怕的還是怕社裡來找我的麻煩。為了逃避他們的糾纏，我又懷上了第四個孩子。當我病情稍好轉時，聽說市玻璃廠需要大量的白雲石作原料，我扛着大肚子多次步行到離家十幾里的玻璃廠聯繫、選樣、化驗，終於達成了協議：在一個山頭選礦點，把開出的礦石，一擔一擔地從山上挑到山下集中堆放，然後定期交到廠方驗收，結算。在山上開採礦石是有一定危險的，但它的經濟效益可觀，每月可以得到150-200元的收入，所以哪怕是經常有小的工傷事故，我也在所不惜，懷着身孕，帶着母親一道去干。直到後來礦源稀缺，開採難度越來越大時，我們才改行。

不久，社裡擴充，廠社聯辦，由社改廠，規模大了，廠里因我較長時間沒去上班，怕我回廠後沾了他們的光，就再也不通知我回廠的事；我也“就湯下麵”，自由了。每天回到家，與四個兒女們在一起，嘻嘻哈哈，反而開心起來，精神也舒暢許多了。

“割資本主義尾巴”又找到我

1972年，社會形勢開始好轉，國家對搞好工農業生產開始給予重視了。

第四個兒子出生後，我又開始到處聯繫找工做，很快就在郊區和柳江縣聯繫了生產醬油的業務。我花去180元購買一架自行車，早出晚歸，跑郊區的亞鵝、柳江縣的穿山。每次往返都是幾十里路程，每次都是身上背着不滿周歲的四兒子摸黑回到家裡。我以每個月150元的工資報酬，又幹了一年多。

我把自己幾年來的積蓄，與友人聯合開辦小型塑料廠，搞一些工藝簡單的產品，生活開始初步安定。每天晚上能與母親和子女們在一起，做家務，聊天，輔導子女們的學習，心情漸漸好轉了。

由於我的精打細算，刻苦勞動，到1975年時，開始有一千多元的存款，在當時，供子女們上學和家用，是完全無憂無慮了。再苦再累，只要兒女們不因我的處境而影響他們的學習和生活，我就感到十分滿足了。

誰知道突然又接到人民公社的通知，要我去參加公社開辦的“割資本主義尾巴”的學習班。啊！問題又來了。我本能地意識到，可能我又要被捲入一場不輕鬆的漩渦之中了。

因為我是右派分子，曾經在郊區和柳江縣辦過小型生產事業，被認為是幫助農業社復僻資本主義。這樣，亞鵝鄉人民公社理所當然地就通知我去參加他們舉辦的學習班。此一去，不准帶小孩，統一在公社吃住，又一次把我與幼小的兒女、年邁的母親分開了。幼小的四個娃娃，日夜眼望他們媽媽的遙遙歸期。

這個學習班，是由市“打擊資本主義復辟”領導小組召集的，共50人，女人只有我一個，白天勞動晚上學習，時間一個月。方法是自我坦白交代自己的資本主義非法行為、地下工廠、非法買賣……隨後是退出非法收入。50人中，有49人退了非法收入，數量少的幾百元，多的幾千元。凡退了款的按時放回了家。而我是指導農業社辦醬料廠的，每月領工資150元，我堅持沒有非法收入，也無款可退，結果多呆了半個月。工作組撤走時，我也被放回家了。

從學習班回來後，我又開始在駕鶴路、魚峰路辦塑料廠，每月領定額工資56元，基本可以滿足全家人的生活開支。由於廠子是街道的，有效益了，街道幹部比較滿意，沒有把我當牛鬼蛇神經常亮相或批鬥，管制也稍有另眼相看了。我一方面把廠里的工作做好，一方面也在業餘時間找些力所能及的零工做，以彌補家用開支。大部份時間找的零工都是拿回家裡做的，稍大的兩個孩子，也能常幫一些忙。如我領回繩草回家打草繩，孩子就輪流幫搖機子；我領回白布回家車口袋，孩子們飯後就幫着翻袋……經常與兒女們吃在一起，玩在一起，勞動在一起，這就是我惟一的樂趣。

可愛的小天使

我的四個兒女，像路邊的小草一樣，自出生之日起就經受了嚴酷的考驗，經歷了風風雨雨的洗禮，慢慢地在成長壯大起來了。栽什麼樹苗結什麼果；撒什麼種子開什麼花。1975年我替廠領導外出搞供銷業務。當我一回家時，四個兒女一齊擁抱着我，說是要為我的勝利歸來舉辦一個歡迎會。10歲和8歲的女兒把房間早就收拾得乾乾淨淨，把我的日常用品和上班用的物品放得整整齊齊。6歲的兒子用粉筆在小黑板上畫上花草，五顏六色，歪歪斜斜地寫上 “熱烈歡迎媽媽歸來”的橫幅。此情此景，使我激動萬分，情不自禁地緊緊抱着孩子們狂吻不止，熱淚盈眶……

帽子工廠關門大吉

黨的十一屆三中全會後，“反右派鬥爭”這一歷史錯案，由黨中央宣布給予“改正”。

我是1978年冬天接到“改正”通知書的，心裡頓時撥開了一層蒙蔽了二十年的烏雲。孩子們的前途將會出現一線曙光、一個前程似錦的新局面。

真的，孩子們先後跨進了大學的校門。啊！我真是興奮極了！我先後從北京——石家莊——廣州——桂林，專門親自走進兒女們讀書求學的幾所大學的大門，去探望他們，鼓勵他們。

回顧我的青年時代，又何嘗不是夢想着小——中學——大學的求學美夢呢？可惜的是，命運捉弄了我，殘酷的現實無辜地懲罰了我，使我在短暫的人生旅途中，多次險些命喪黃泉，哪還能跨進大學的門檻呢！所幸的是，兒女們為我爭回了這口氣。他們在陽光普照的春暉里，既實現了自己的大學夢，也多少彌補了我未能進大學校門的遺憾。兒女們給了我最大的安慰，這就是我引以為榮的最大幸福！

落實政策後，我被分配到一個區辦的工廠擔任廠長職務。工作中我團結同志，克已奉公，與工人們一道把一個瀕臨倒閉的工廠，救活起來，使我在有生之年，為祖國做了一個普通公民應該做好的事情，盡到了自己一分應盡的義務。

由於操勞過度，我病倒了。好在得到了組織上的關懷照顧，先後到北京、南寧治療，挽救了我垂危的生命，穩定了我的病情。由於我的體質較差，加上長期的勞累，不能再繼續勝任現有的工作，1986年獲准病退，至今一直在家安享晚年之樂。

光陰易逝，歲月難留，人生如夢（噩夢？）！曾幾何時，我們的祖國不是也經歷了不尋常的大變革，才邁開大步向前的嗎!

歷史是公正的，也是無情的；但歸根結蒂，是公正的。二十年右派生涯，磨鍊了我，儘管我付出了沉重的代價。公正的歷史終於恢復了我善良誠實、刻苦奉獻的本真面目。我，作為一個大寫的人，問心無愧、理直氣壯地活在這個星球上。

但願我所經歷過的歷史悲劇從此劃上一個堅實的句號。

2000年（原載《百草情》）

編者：請閱李昌玉讀後感《苦澀的女中豪傑傅世傑》（摘要）

中國的女右派比男右派人數少得多，但不乏足可叫男右派們俯首折腰甘拜下風的巾幗英雄、女中豪傑。其中有被稱為聖女的林昭，但是林昭畢竟只有一個。傅世傑和林昭相比，她們的文化背景差異非常大。林昭的年齡比傅世傑大幾歲，而且受到過西方文化和基督教文化的洗禮，參加了北京大學的反右運動，所見所聞都是傅世傑難以企及的。傅世傑只初中畢業，而且是在鄉下做小學教師。但是，她卻從自身的遭遇中，不自覺地認識到反右運動的反人權反人性的邪惡本質。

傅世傑雖然在苦難的深淵中苟且求生，但是她始終保持着一顆善良的誠摯的心，在任何高壓的逼迫下，寧可忍受巨大的屈辱，也要維護人格的尊嚴。她賣血去幫助右派難友，而不記恨人家對她的傷害。她對於告密者謝玉華表示出高貴的蔑視。

傅世傑還是幸福的，因為她的屈辱與艱辛，使4個子女都上了大學。最後，她和丈夫去投奔兒女，移民加拿大。傅世傑在《多倫多日記》中寫道：“三月，避寒離去數月的大雁，又一群群一對對飛回來，時而在這湛藍如洗的天空中自由翱翔；時而在湖邊、公園和我的住宅草坪上，成雙結對，漫步遊蕩，多快活、自在啊！誰也不會去干擾它們。”我們衷心地祝願傅世傑和她的先生陳宗輝先生，在楓葉如火的那個自由的國度里，安享晚年！

李昌玉 2006-7-4於山東大學附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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