經過幾周的調整和磨合，對於每個星期天到苗苗中文學校的上課問題，我們認同了這樣的安排：
早上9點到12點，在幼兒漢語班上跟秦老師學拼音；
下午1點到2點，學習初級繪畫；
下午2點到5點，在我的班級上跟我學基礎漢語。

按說，對於一個4歲的孩子來說，一天滿打滿算有7個小時的連續學習，應該是很枯燥和疲憊的了，但是千千卻總是興致勃勃。

每到星期天早上，他一睜開眼就問我：“媽媽，今天是星期天嗎？”

我說是啊。

他馬上跟着說：“口耶，我要去苗苗學校上學了。Hooray——”

然後，跟上足了發條一樣跳下床，穿衣服、穿襪子、整理自己的小書包。

千千的星期天，沒有一點被迫上學的無奈。

有時候我也很納悶啊，學習是一件多麼辛苦的工作啊，那麼多的知識都要從書本上、從老師的腦子裡裝進自己的記憶中，不管你願意不願意。何況千千才4歲，4歲的孩子是那種陀螺屁股，沒法坐住坐穩的啊。為什麼千千卻那麼期待呢？如果說是他願意成為我的一名學生的話，那他平時在家裡和我一起學漢字的時候，怎麼就沒有這樣濃郁的激情呢？
也許，是苗苗學校的那種學習氛圍吧，那種幾百個孩子一起聚在操場上嬉笑打鬧的場景，那種有許多人陪伴、不寂寞的周末？

是啊，在人口稀少的澳洲，你在一個小小的單位里，一下子可以見到那麼多的中國面孔、大家在一起說中國話，着實是一件激動人心的事情。對於我們成年人如此，對於我們的孩子，大約也是一樣的吧。

在海外的漢語教學中，我們並不強加給學生一些硬性的指標，有些家長也明確跟我們說，他們送孩子來學中文的初衷就是讓孩子記得和懂得這個母語，至於是不是能夠熟練使用甚或是成為漢語作家，那是他們從來都不曾奢望的事情。對於高年級的學生是這樣要求，對於象千千這個年紀的孩子就更是寓教於樂了。所以，我們的基礎教學中，通常講故事、做遊戲什麼的，先讓孩子們了解中國，同時也鍛煉孩子們的聽和說的能力。

千千總是很喜歡回家以後跟我複述老師在課堂上講的事情。

有一次，千千告訴我，老師今天講了毛主席。

我很驚訝地問他，都說了些什麼啊？

千千說：“老師說，在北京，有毛主席的什麼糖，毛主席就睡在那裡。”

我問他：“不是毛主席的什麼糖，是毛主席紀念堂。”

千千馬上回應我說：“對對對，媽媽你說得對，你真了不起，和我們老師說的是一樣的。”

他接着說：“我們老師還說了，北京的一個什麼廠，也有毛主席。”

當時，我的腦子沒有轉過神來，什麼叫“北京的一個什麼廠”啊？

千千提示我說：“那個廠里還有一個什麼門。”

我越聽越糊塗了，說，每個廠都有門啊。

千千有點着急了，解釋說：“媽媽你說得不對，那個廠叫什麼門！”

什麼門的廠？！

我可是想了半天也沒想過神來，心說，我在北京也住了小十年啊，怎麼就沒聽說過有這麼個廠子呢？

然後我就有點疑惑了，給千千他們上課的那個秦老師是南方人，不應該比我更熟悉和了解北京啊。

千千看我想了半天也沒想出來，就調皮地用手指頭點點我鼻子說：“媽媽，你看看，我們秦老師就比你懂的東西多吧？秦老師說了，每個中國人都應該知道毛主席，應該知道那個什麼門的廠。”

我恍然大悟——那是個每個中國人都應該知道的什麼門的什麼廠，那根本就不是個工廠，是天安門廣場！

我是頭一次聽人把天安門廣場說成“什麼門什麼廠”的，長見識！把我都給弄蒙了。估計也只有老外和這些象半個老外一樣的“ABC（Australia born Chinese，意思是澳大利亞誕生出來的中國人——注）”的孩子們才有這種創造力。

我跟千千說，你出生後回中國去的第一天就從天安門廣場前穿過，那時候你才3個月大呢，後來你一歲、兩歲的時候都去過天安門廣場······天安門廣場，那是中國的象徵啊，你怎麼就不記得呢，怎麼還把它說成是什麼門什麼廠啊，太不應該了。

千千說：“媽媽，那你就再帶我回一次中國吧，我要去看天安門廣場。我還要看看毛主席。”

我告訴千千：“毛主席已經死了。死了很多很多年了。”

千千馬上追問我說：“那，那個毛主席紀念堂里的毛主席呢？”

我解釋說：“那是他的遺體，就是死了以後的身體。”

千千又問：“那不是一些骨頭啊？”

——千千在幼兒園裡玩過人體骨骼的玩具，老師也告訴過他人死了以後埋在地底下就都會變成這個樣子。

我說：“那不是骨頭，是用藥水處理過的身體，穿着衣服，就象他活着的時候的樣子。”
千千問：“媽媽，那你見過毛主席活的時候嗎？”

我回答說，沒有。我告訴千千，毛主席死的時候，媽媽才4歲，就象你現在這麼大。媽媽什麼都不記得。

千千很不理解地說：“你沒有見過他活的時候，你怎麼說毛主席紀念堂里的毛主席就象他活的樣子呢？”

毛主席，您老人家在天有靈的話，就點撥我一些，告訴我該怎樣回答我的兒子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