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空看看，很憤青的說。看這篇東東的時候，很有匯心一笑之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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羞辱無休無止，痛苦無人知曉。魏瑪，1900年3月25日，弗里德里希·尼採去世。他生命的最後十一年完全是在瘋狂和黑暗中苟延殘喘。幾乎沒有人願意讀他的書，大家都在為一個即將到來的新世紀狂喜，這是工業時代，摩登時代，掘金時代，機器開動，轟轟作響。在歐洲，世界的中心，資本才是最熱門的話題，人們殺伐自然，物競天擇，自己動手戴上“萬物之靈長”的桂冠，沒人理會莎士比亞在道出這個稱謂時的譏諷語調。
　　
　　而只有被遺忘在魏瑪的這個瘋子，急匆匆地預言了人類精神的荒原。
　　
　　上帝死了，他說。人類兩千年的理想大廈立刻在他的聲音中塌陷。
　　
　　一個時代註定要出賣一些人。不是“與時俱進”的那些人，而是超越時代的人。尼采所希望建立的人類精神帝國，始終是鏡中空花，夢幻泡影。
　　
　　不過，誰知道呢？也許人的精神世界就是一場幻夢。1900年，弗洛伊德發表了《夢的解析》。他試圖從精神病理學上說明人為什麼這樣複雜，複雜得像一塊三明治，上層是意識，下層是潛意識，被魚肉在中間的，不是你是誰。打那以後，這世上的精神病人就越來越多……想想看，如果弗博士能有機會早幾年遇見尼采，擺開家什請他做夢，會發生什麼呢？
　　
　　世界大戰並不因為弗洛伊德的理論而推遲爆發，在美國，恰恰是那些生活優裕的小伙子們正在為遙遠的歐洲戰事激動得渾身顫抖，恨不得第二天就衝上戰場成為炮灰。全世界的潛意識都出了毛病。和充滿正義感的二戰相比，這場戰爭多少像一出無厘頭鬧劇，只有在布拉格，1915年，好兵帥克赤手空拳和幾乎整整一個帝國作對。帥克長着胖胖的臉蛋，閃閃發光的小眼睛，從早到晚一副純樸無辜的表情。帥克一點也不覺得自己在這偉大新時代的歷史上有什麼重要性，他很謙卑地走着自己的路，誰也不去驚動。如果你請問一下他貴姓大名，他會用樸素而謙卑的聲調說：“我是帥克。”在一個發瘋的帝國里，好兵帥克從不招惹是非，他總是很謙卑地把到手的每一件事搞砸，直到整個奧匈帝國在他腳下變成一堆碎片。
　　
　　尋找刺激的美國小伙兒一踏上歐洲大陸就傻了眼，這裡有的是刺激，就是缺少逃生的機會。他們夢想中的刺激在這裡被放大了一千倍劑量，足以要他們所有人的命。交戰雙方一邊發瘋般地互相撕咬，一邊都盼望着對方先停下來，好結束這場失去意義的戰爭。但這需要時機，還需要有人來利用它——只要一場革命，推翻那些自我愚弄的大肚皮內閣。所有的跡象都顯示，這個時機應該出現在彼得堡，1917年11月6日，列寧，這位禿頂的深沉的老伯伯，把一隻手的大拇指插進胸前的衣袋，另一手揮向前方。
　　
　　在列寧化裝登上一列從德國啟程的密閉列車，準備去彼得堡建立革命的權威之前，有人已經搶先一步解除了藝術的權威。紐約，1917年4月，馬賽爾·杜尚買了一隻小便器。他將它命名為“噴泉”，並在上面簽了一個假名字。但是獨立藝術展拒絕了這個玩藝兒。“這東西太下流了。”他們說。但杜尚甚至走得更遠。他給明信片上的《蒙娜麗莎》勾出兩撇鬍子，然後說：“最奇妙的是，當你看它時，蒙娜麗莎就自然地變成了一個男人。”他就此成了在美國最著名的法國人之一。這時他放棄了繪畫，專心下棋。此後的幾十年中，全世界的藝術家一直在苦苦思索這個人怎麼可以不斷地做減法。
　　
　　另一個做減法的人是酒徒、拳擊手、冒險家、吹牛大王歐內斯特·海明威。1920年，他帶着戰爭賜予他的二百多處傷痕來到巴黎，滿有信心大撈一筆。不過暫時他還只能靠給人當拳擊陪練撈點小錢。辭去了《多倫多星報》的工作後，他一直致力於削減生活開支和小說中的形容詞，他的小說寫得就像用鉛筆刀削出來的一樣。這就是巴黎，有人做初一，有人做十五，1922年，衣着講究卻眼力不濟的詹姆斯·喬伊斯發表了《尤利西斯》。那裡邊全是加法。你每讀一個句子，就好像在讀10個句子。到今天為止它仍然是一本讓人望而卻步的書。
　　
　　戰後所謂迷惘的一代，不過是些犬儒和伊壁鳩魯的化身。在像央視春節晚會一樣熱鬧的盛世享樂園之外，布拉格，1922年，病弱的弗朗茲·卡夫卡想像自己是一個土地測量員，想盡辦法要進入一座難以描述的城堡。在冗長的交涉中，城堡和他始終保持着距離，但又讓他無法擺脫。卡夫卡和城堡之間達成了一種奇特的施虐／受虐關係，對立而又統一。今天，卡夫卡的城堡無處不在，遍地開花，從一份工作，到每晚的電視劇，都讓我們不得不帶着卡夫卡式的幽默感忍受下去。
　　
　　現在輪到本世紀最著名的丑角，也是最可憎的施虐狂出場了。慕尼黑，1923年11月18日，退伍的奧地利下士阿道夫·希特勒在從小酒館到監獄的路上。這個20世紀最邪惡的天才，做夢也想不到10年後他會成為德國首相。他將一手製造出數百年來最巨大、最恐怖的景象，以他“惡魔般的人格，鐵石般的毅力，異常敏銳的直覺，冷酷的心腸，非凡的智力，奔放的想像力”短暫地一統世界，最終落得一無所有。
　　
　　1923年德國通貨膨脹，希特勒因顛覆罪入獄，1929年席捲全球的經濟危機卻給了他翻本的機會。86歲的興登堡總統有意利用納粹黨挽救行將崩潰的政治結構，沒想到卻把這個6500萬人口的龐大帝國斷送給了希特勒。
　　
　　整個歐洲暴雨將至，奧地利被吞併，波蘭淪陷，但依然有人認為這場雨只會淋濕別人。他們以為，希特勒的野心只在於東方，而不會蠢到再打一次世界大戰，那會毀了一切。沒錯，如果不是在倫敦，1940年春天，溫斯頓·丘吉爾爵士被迫用希特勒式煽情的演說去動員他的內閣繼續抵抗，一切早就毀了。此時英國遠征軍正像洪水一樣從敦克爾克狼狽地撤退，法國軍隊土崩瓦解，比利時國王已經準備投降，英國內閣也幻想求和。在下議院，丘吉爾動用了有生以來最豐沛的情感，提醒人們面前的希特勒不僅僅是個穿着小丑服裝的極右分子或惡棍運動首領，也是人類歷史上罕有的邪惡政治天才：“如果我們這個島嶼的漫長故事終將結束，那也只能是我們每一個人都躺倒在地，窒息於血泊之中才會終結！”整個下院向他歡呼，丘吉爾移動笨重的身軀，占據了歷史的一頁。
　　
　　歷史並不是常常眷顧小人物。通常是，世界的大老闆們揮斥方遒，然後叼着雪茄絕塵而去，只留下小人物承擔最直接的痛苦。讓我們看看北極地區，1945年2月，索爾仁尼琴的一天。清晨5點起床，動作遲一點就會被關禁閉，旱餐是燒糊的粥，魚骨頭和爛菜葉，飯後點名排隊，搜身，在監視下勞動，攪拌水泥，蓋房子，午餐和晚餐後只能休息片刻，點名，搜身，回到冰冷的牢房，200個人擠成一堆，想盡辦法讓他們凍僵的四肢暖和一點。
　　
　　因為“反對斯大林”，索爾仁尼琴被判8年勞役，刑滿後他將這段經歷寫成小說《伊凡·傑尼索維奇的一天》。在讀者看來，這是漫長的一天，主人公將自己的一份麵包吃得乾乾淨淨，偷藏了一條繩子和電線，還存了一小撮煙草，在給醫務室跑腿時，享受到了片刻熱空氣，這一天他覺得自己還算幸運，沒生病，可以離開牢房，設法多吃了一碗湯，還弄到了煙草。“這幾乎是快樂的一天，在刑期中，有3，053個這樣的日子，從起床號到熄燈。多了3天是因為閏年的關係。”
　　
　　1970年，索爾仁尼琴獲得諾貝爾文學獎。4年後蘇聯將他驅逐出境。
　　
　　在所謂的自由世界，同樣令人窒息的政治高壓和清教勢力的抬頭導致了垮掉派和嬉皮士運動。如果有可能，政客們顯然樂於把這兩種人都送進集中營去活活焚化。政客們永遠不會理解，為什麼有人自甘墮落，拒絕工作和麵包，而要到處浪蕩。他們更喜歡那些在家裡喝喝啤酒看看電視傻笑不止的選民。
　　
　　經歷過在女人、同性戀、大麻、爵士樂、縱酒和搭車流浪中打轉的生活以後，在還沒有世貿大廈的紐約，1951年，傑克·凱魯亞克就着安非它命，用了20天時間和120英尺打字紙，寫出了《在路上》。這部充滿波希米亞風情的流浪小說中，裝模作樣的大道理和裹挾在騷動敘事中的美國風光只存在於表面，作者的心境時常孤獨而又淒涼：“在我的幻想曲之中，既沒有海洋之光，也沒有鼓點，只有寒風吹過廚房的窗戶，在十月的清晨。”
　　
　　1969年，篤信中國禪宗的凱魯亞剋死於酗酒。在自毀的路上，他是垮掉派中唯一的謫仙。
　　
　　60年代的美國形勢大好。年輕的總統有一張經常出現在陽光下的笑臉，還有個讓全體選民心儀的妻子，瑪麗蓮·夢露在睡夢中死去，沒有醜聞，沒有人逼着他向國會講述拉鏈的故事，他獲得了連任，解決了古巴危機，正準備從越南泥潭中拔出腳來，但是在達拉斯，1963年11月2日，一聲巨響划過約翰·肯尼迪乘坐的敞篷汽車，他下意識地想轉過臉，第二顆子彈從遠距離射入了他的後腦。
　　
　　這就是60年代的美國，40萬年輕人從此不得不在遙遠的熱帶叢林中用鮮血塗改青春，整整一代人，以一個陌生國度人民的曠世災難，換來自己一生的惡夢。
　　
　　如果能夠未卜先知，約翰·肯尼迪一定會選一輛防彈車。或者乾脆繞過達拉斯。而另有一個早早預見到死亡的人，卻堅定地認為自己必須這樣死去，這就是為什麼在波利維亞，1967年10月8日，神色疲倦的切·格瓦拉一再安慰他的劊子手：“開槍吧，膽小鬼！”
　　
　　和他的敵人肯尼迪不同，格瓦拉死後成了理想主義的化身，像麥當勞一樣行銷全球，填補反叛青年T恤衫胸前的空白，為曾經滄海的青老年文藝家提供名片和一日三餐。
　　
　　能想像這樣一個人嗎？沒有名片，不穿T恤衫，鄙嗤理想主義，似乎也不需要一日三餐，也許因為他終其一生都游離在所有既定的規則之外，於是那些規則就只好來遷就他。1968年，威廉·巴勒斯坐在家裡為《君子》雜誌報道美國大選。但是他甚至連候選人都沒大搞清楚。《君子》雜誌發行人金·瑞奇接到這份槁件後，在發稿單上這樣寫道：我只讀懂了第3，6，7，9，12，15，17，19，22段，只要其他編輯能讀懂剩下的部分，我沒意見，可以發表。
　　
　　紐約，1980年12月8日晚上10點半，查普曼手裡拿着一張列儂的唱片，懷裡揣着手槍。他看上去可憐巴巴的，有些神經質。由於在寒風裡等了一天，他全身都在發抖。但他可能已經被自己將要干出來的事驚呆了，所以他看上去十分鎮定。20分鐘後，他向約翰·列儂開了4槍。
　　
　　他被判20年監禁。兩年前出獄時，有記者問他獲得自由的感想。他說，我有什麼想法？想想看，人家問你幹過什麼，你說，你沒幹什麼，只不過殺了約翰·列儂，那你還能指望什麼？
　　
　　他唯一的指望就是會有出版商來買他的自傳。
　　
　　1980年5月18日，23歲的伊安·柯蒂斯在他的廚房自縊身亡。這個“快樂分裂”樂隊的年輕主唱，同時也是曼聯隊的球迷，威廉·巴勒斯是他的偶像，吉米·莫里森、大衛·鮑威和婁·里德是他的前輩。他用短短一生把他心中的甜蜜和痛苦、哀傷與極樂、幽冷與光亮交織成歌，然後帶着它們永遠離去。
　　
　　他看的最後一部電影是一個音樂家的自殺故事，和他一樣。電影中的人也捲入了一場婚外狂戀。但是死亡與音樂無關，與愛情無關，與伊安的癲癇病無關，他們想要尋找的，是對死亡的迷惑和認同，而不僅僅是一個在愛情遊戲中迷失的靈魂。
　　
　　這個人被封為90年代最後的反諷英雄。真正反諷的是，他的死使他真的成了英雄，並且不遠萬里來到中國落地生根，星火燎原。1994年4月9目，科特·柯本躺在家中地板上，用一支獵槍對準下巴，和整個世界決裂。
　　
　　這不是什麼歷史性的時刻，人類世界依然像90年前一樣充滿了動盪不安和盲目樂觀。人們在一百年內的科學成就讓幾千年來的人看上去簡直像是無所事事，但隨之而來的社會規則對個體的控制也達到了前所未有的高度。看起來每個個體所能享受到的自由度越來越大，實際上，只不過是社會規則神秘地擴大了控制範圍。並且還讓人們為此暗自慶幸。這似乎很符合巴勒斯所謂的“心靈控制術”。
　　
　　於是，科特·柯本的自戕就這樣害了成批成批缺少才能的搖滾青年，格瓦拉的復活也只能聊補村上春樹的無味，一個外表浮華的庸俗時代總是映射出社會心理的虛火上升，這也是一個用幌子、標籤和莫明其妙的成語解釋一切的時代，它讓所有的人都成為投機分子——機會到底是什麼，一時還不太清楚，可是行動已經是雷厲風行而且嚴肅。
　　
　　這世界上有兩種人，一種人永遠企圖創造點什麼，即使徒勞無功。另一種人則在沒完沒了地製造和消耗，滿足於既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