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從審薄熙來案中看到的是什麼？

中國天朝的紅二代，其實也是在其父輩被打倒，被下放的特定歷史時期中艱難熬過來的，他們當時的社會地位和政治地位都比一般的老百姓低。後來因為父輩們的平反，解放，恢復官職以後，他們才一步步地昂首闊步進入了中國金融，政治，經濟領域，這都是苦熬了大半輩子的成果。

可是，這樣來之不易的好景，竟然被張揚跋扈的薄熙來給攪渾了視線。薄熙來被他的鐵腕下屬王立軍“偶然”的休假式治療中給推翻了船，這還真給同是紅二代的新領導習近平添了亂。王立軍私闖成都美領館事件，令全世界震驚，這是中國政界幾十年來很大的醜聞，弄得世人皆知，不法辦，很難給世人作個交待，但是，搞得過頭了，給薄熙來臉上潑糞，不就同時也給紅二代自己臉上潑髒水嗎？所以，如果普通人以為審判薄熙來是有好戲看，那也低估了善於欺世的弄臣們和他們的手腕了。

在審判前，網絡出現了“中國首席法醫”之稱的王雪梅，她為谷開來案件分析為：谷開來是形而上的魅力女人，大家不要跟當今形而下那些性感女人相提並論。
劇團我也相信谷開來是非常有魅力的女人，從出身的家庭和她所受到的良好教育來講，都是智慧和理性兼具備的女性。但是，在中國集權封閉陰險的殘酷政治鬥爭中，到後來都會自然發展成夫妻政治，因為最後的鬥爭都是變成了敵人，只有夫妻間可以互相協作，所以說夫妻雙方都是脫不了干係的，谷開來淪為階下囚，還不單單只能說是命運的作弄，也跟權利，金錢，腐敗的發酵脫離不了干係的。

首席法醫還對謀殺英國商人伍德案件分析成“間諜”戰線上的案件，作為首席法醫，肯定比我們常人都有技術性的支持，或者超出常人的智慧，即使我不反對這樣的分析，但是，光從薄熙來在重慶期間，以迅雷之勢，以打黑的名義，很快就幹掉了重慶是公安局長許文強的事件，就可以看出薄熙來在清洗隊伍和安插王立軍上位的事情上是如此的專制獨裁和殘忍。草民出生，靠實幹出來的許文強，即使再有罪，也罰不該罪該萬死。他在薄熙來政治仕途上的替罪羊都談不上，就是冤了些。

審判薄熙來，與審判四人幫的不同之處在於：審判薄熙來事先就把政治因素排斥在外了，再者還把在職期間的系列謀殺案件給排斥在外了，30多年前審判四人幫的時候，中央大有在政治上搞臭四人幫，而薄熙來在重慶期間唱紅打黑，此次根本就不提及，這是一個敏感的話題，也是當局者的最大心病。排除了政治因素，也就避免了審案以後的意識形態之爭吵了。

中國獨立的學者和評論員戴晴在談論薄熙來的時候指出：“除了他性格、他受到的教育和他自己對他的才能的估計以外，還有一個當局面臨最大的難題是，我是毛主席的好學生，我都是按照毛主席（的話）做的，毛澤東的紅旗你們要不要高舉……這是他有底氣的地方，所以他才敢翻供。”

還有一點就是不要忘了，薄熙來是中國剛開放時期1979年就在中國社科院新聞研究院讀研究生，這社科院新聞研究院的研究生是常人非常難考入的殿堂，考生一般都是先讀完英文專業本科，然後再奮發努力，都難考得進的地方（顯然薄熙來是靠自己的背景優勢進入的）。當時，薄熙來跟其他同學一樣：“薄熙來就是比較西化的。我們那伙人都是比較西化的，因為七十年代末到八十年代初是中國人是進行自我靈魂探索的時期，靈魂探索的一個標準就是借鑑西方的文明。儘管當時也有“反資產階級自由化”這樣的運動，但是從內心裡，中國人，尤其是中國那一代的知識精英也覺得西方文明在很大程度上超過了東方文明。那個時候向西方看還比較盲目，因為你剛剛打開視野的時候，看到的西方好的東西要更多一些。”

那麼，一個具有“國際化視野”的薄熙來，又是怎麼樣從“洋務派”轉向走“毛路線”的呢？

薄熙來的一個社科院同學講道：“仕途險惡，經常是零和遊戲，只有一個職位的時候，不是你得，就是我得。我覺得他一路走到遼寧省的時候，還算是相對循規蹈矩，但是到了商務部的時候就十分高調，而且表現出個人霸道的一面，很張揚。我們關注過幾次他與美國商務部門的對等官員進行談判時候的表現。當然有些人喜歡他那樣，認為終於有人可以硬起來，而且在談判中可以拿英文對付他們。從商務部那個時候，就開始覺得他的政治企圖不只是做一個省部級的官員。

…...因為有些同學後來也在中央部委工作，大家也知道一些情況。媒體上有一些報道講到當時吳儀不滿意啦，吳儀裸退是要阻擋他升任中央政治局常委和副總理啦，都是媒體上講的。他在商務部時是有上副總理那個職位的態勢，因為當他在商務部的時候，“太子黨”已經基本上擺脫了過去的很多規管，昂首挺胸地進入中國金融、經濟和政治的主要崗位。那個時候，比如說中央委員的選舉已經難不倒他了，但由於他的張揚和跋扈，中國政治內部搞平衡就把他‘平衡’到了重慶。按道理講呢，這個基本上就是被貶了。當時商務部長是個很重要的位置，因為中國和任何國家進行外交活動基本上都要涉及商務活動；而且中國對一些貧窮國家的援助，還有發達國家大規模的訂單，都是中國政治和外交活動的砝碼。因此他在這個位子上是經常見報，經常出現。那麼他從這樣一個重要的崗位突然就跑到了重慶，而重慶是中國直轄市中最差的一個地方。“

就薄熙來唱紅打黑，薄熙來的同學這樣來看的：他不一定完全是理想化的。當然他做一些事情還是有些視野。比如說在大連市城市規劃方面有一定的國際視野，體現出一種“國際范”。到重慶之前，他已經辛辛苦苦熬了幾十年，而且已經見到進入中國最高領導層的曙光。這時候他被貶到了重慶，如果沒有新的更上一層樓的機會，他基本上就在重慶退休了。如果說年輕的時候他可能沒有想到自己會成為中國的領袖，可能說做到一定的領導崗位也就算了。但是之後，我們看到中國的權貴階層，在中國的金融、經濟、文化和政治領域，全面地進入了主導地位。在這種情況下，他熬了這麼多年，而且在中國的官吏中知識水平還算比較高，視野比較廣，又有一定的英文水平，當然是不甘心看到和他同樣的資歷的人，或者比他能力還差的人跑到他前頭去。那麼他要翻身的話，必須有一定的實力。要怎麼辦呢？要兩個方面的表現：一個是GDP的表現；一個就是說能夠在政治上獨樹一幟，能夠成為一方人稱頌的政治人物。然後以這方面的業績，或者光環，跟最高領導人進行政治上的討價還價，才有進入最高領導層的希望。


說起唱紅打黑的實質，薄熙來的同學說：當時我是覺得那是走火入魔。我認為一個人要是做一個事情久了，就會變成是他做的事情的一個部分，或者是他做的事情的全部。而從他們太子黨的角度來看，“父輩的江山”是一個很重要的思想基礎，就是“父輩的江山”由我們來繼承，由我們來保衛。因此他要想回到舊有的共產主義的話語體系也不奇怪，因為那是共產黨執政的法統來源。他們要是回到那個地方也是自然的。從他們的家庭教育、家庭背景，和父輩們打江山的所謂農民造反，奪取皇位的角度來講，這是個自然的反應。第二點，他們在走向資本主義的過程中，利用社會主義的元素能夠獨樹一幟。而且當時也有新左派、左派、右派之爭，還是有相當一部分人願意以一種浪漫的情懷回顧過去的三十年，或者以浪漫的情懷回顧文化大革命的經歷。而所謂的“重慶模式”就是經濟上的“國進民退”和“均貧富”再加上“唱紅打黑”。

從這點也可以看出，習近平在7月份考察武漢時，參觀了位於東湖之濱的毛澤東故居，習近平還參觀了1949年中共軍隊進攻北京前毛澤東居住的西柏坡舊居。習近平說，“我們的紅色江山永遠不變色。”

最近幾個月，習近平不僅發表了帶有毛氏色彩的言論，還從毛澤東戰術思想中汲取靈感，發起糾正黨內不良風氣的運動，並進一步限制對民主、法制和憲政等觀點的討論。

這些情愫，不難看出都是同出於太子黨的共同出身背景和思想根源，那就是父輩紅色江山情節重。

在審判薄熙來法庭外，民眾對於這樣的遊戲和演戲不再有那麼大的興趣，他們不是關心薄熙來這個人了，他們更加理性地要求當局者在審判薄熙來案件以後，新政要在政治上有所改革，透明和民主進步。

而作為新政者，總不能變相拿出“唱紅打黑”，或者“悶聲發大財”這樣的老把戲吧。當局者若不改革，民眾可是越來越按奈不住了。這就是從審薄熙來案件中，社會與民間的民眾所發出來的聲音和態度。

資料來自： 

        1， 我的同學薄熙來(三)：父輩江山情結重，唱紅打黑入魔途
       2，專訪戴晴：薄熙來為何翻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