七十年代末，对我们家来说，时间的颜色，已经在黑灰色的基调上泛出点点白花。经过四年多的改造，父母又回到了小镇上，重新用粮票买米吃了。姐姐，哥哥都以知青的身份，单独回到镇上上班了。剩下二姐，我和妹妹三个小的，还得留在原地。二姐没有文化，因此不能以知青的名义回城，年龄又够大，过了随家长回城的年限。我和妹妹，虽然户口已经随父母迁了，但还是继续住在农村，并不是喜欢，而是迫不得已。当时看来，上中学年龄的二姐，似乎要扎跟在广阔天地了。
　　哥哥，大姐虽然是知青，其实连小学都没有毕业的。二姐就更不成了，十多岁了，连自己的名字都不会写。要说他们为什么不上学，或者辍学，每人的故事里都含着一把眼泪。不说也罢。
　　其实，哥哥和二姐，并不是我的亲哥哥姐姐，而是堂兄堂姐。由于在那个特殊的年代，加上家庭背景，二姐还不到半岁时，伯父伯母都饿死了。死的时候，体重不到六十斤。留下孤独的行动不便的奶奶，堂姐和五岁的唐兄。没有办法，能力有限的父母，就接手了伯父母的两个孩子，再加上后来的我和妹妹，兄弟姐妹五人就成了父母的负担了。
　　我和妹妹都上了小学，二姐只能干农活，就这样过着。知道是苦，因为没有甜过，也就是不觉得有多苦了。幸福的时候也是有的。这不，春节到了，母亲快来看我们了。
　　父母是跑水上运输的，常年流动，活动范围上千里。这也是为什么我们不能跟他们住一起的原因。每当船回到老家附近，或者过年了，即使再远，父母也要想办法与我们一起过年的。
　　已经到了年二十九了，母亲还没有来。早前得到的口信说是要来的。外面下着雪，我们三个很懂事的，就在家里，玩着，或做些家务，就象平时那样。只是心里老惦记着，母亲什么时候才回来。

　　到了晚上约九点钟，一阵不大不小的敲门声，我们知道，那一定是母亲回来了。还真是。母亲进门后，脱下塑料雨衣，说了声，“好大的雪啊。”接着就拿出带来的东西让我们吃。年货大概有二十斤重。我们吃着，问母亲怎么这么晚才到，母亲说：“一百二十里，走了十几个小时。主要是雪太大，路滑。”我说，应该有公共汽车的。母亲告诉我：“车费要一块二角钱呐。”
　　这一块二角钱，就在我心中占据的很大的份量。二十多年了，母亲也于前年过世了，这一块二角钱的故事却一直在我心里，从没对人讲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