由老鬼的《母亲杨沫》想起的一连串话题

引子

前不久在一个音乐论坛看到一贴，提到老鬼最近出版的新作《母亲杨沫》，又提到他的姐姐被害的往事。帖子不长，也就三五句话，却引起了我极大的兴趣。今天得空，到新浪网的读书频道把老鬼先生的《母亲杨沫》有关章节大致翻了一下，感触良多。不由得想起一些话题，又引出了一些问题，在此向诸位网友请教。

一、中国艺术团和歌曲《我们一定要解放台湾》

像我这个岁数的人对《我们一定要解放台湾》这个歌曲是绝对不陌生的，不光是因为词写的好曲谱的好，更重要是这首歌也引起了中美外交史上一个不小的外交事件，也就是发生在七四年（或者七五年）的中国艺术团事件。

中国艺术团并非一个常设的艺术团体，而是为当时出访美国而建立起来的演出团体，演员都是当时的声乐器乐顶尖人才，象马国光朱逢博刘德海等。就在艺术团快要动身的时候，突然宣布不去了，外交部也发了抗议，当时的各大报纸电台用现在的话说就是主流媒体都成篇累黩地发表有关谴责文章。其原因就是我们送交的曲目美方不接受，要求将女声独唱《我们一定要解放台湾》从节目单里撤掉。

其实在七十年代初中美之间这样的摩擦事情司空见惯，不足为奇。有时是工作上双方人员的疏忽而有时就可能是故意而为。比如说美方来的信函把受信人写成中华民国外交部而不是中华人民共和国外交部，不知是有心还是无意，但不管如何我方则坚决退回去。紧接着，我方也马上回以颜色，在送交的信头上换个主席语录，原来是和平共处五项原则，这回改了：成了五二零庄严声明里的一句话：“全世界人民团结起来，打败美国侵略者及其一切走狗！”这绝对是有意为之，谁叫他们上回写成中华民国的？而用主席语录作为信头是那时候的公函统一格式，全国一盘棋，外交部也不例外。美国人也不傻，当然要编排个理由退回来，那就更是有意了。所以说外交无小事，尤其和美苏两霸的交锋，无疑就是一场没有硝烟的战斗。

这次的中国艺术团事件就绝对不是更改曲目的问题，先是取消访美，再将队伍拉倒上海，在当时上海最大的室内剧场----文化广场演出了一些日子，间或还到基层慰问演出，最后再出访非洲十国。武汉的男高音吴雁泽就是这个时候临时调来取代老鬼书中提到的那个当时杀人嫌犯现在的政协委员L，也正是那个时候吴老师从一个湖北省著名演员一跃而成为全国家喻户晓的著名演员，而L就从中国艺术团消失了。

这个事件要是放在现在，白纸黑字的八卦新闻早就登上报了，信息就是财富财富就是金钱，不写白不写写了不白写。那时候的人似乎还不懂这些，就编些小道消息自娱自乐，当然也没有什么稿费。
小道消息和民谣一样属于民间文化的一种，我将之划为民间口头文学，也是当时政治经济军事的一种民间的综合反映，更是老百姓人心向背的晴雨表，不能一概认为是流言蜚语奇谈怪论。还是拿中美外交的破冰之旅来说，当时流传的一些小道消息还是颇能让人回味的。

二、有关中美关系的小道消息

当时尼克松访华，上面好像是由专门文件传达的，也就是吹吹风希望大家要向前看，后面和日本建交招呼就打得更多了。尼克松要到的单位都要特别照顾，清华大学的主道大家都知道，还叫尼克松大道可能现在的学子们知道的就不多了，就是为尼克松到清华访问专门修的。这个还不是小道，属于大道。下面说小道。

尼克松随行有好多记者，其中也有爱占小便宜的。每次宴会之后，那些大人物的筷子总是被一些随行记者拿走当成纪念品收藏。先是拿周总理尼克松的，后来拿乔冠华基辛格的，再后来是筷子就拿。有一个记者就更不象话，他把喝酒的夜光杯都揣怀里了。工作人员急了，不能当面问他要回来，更不好把人家当小偷抓起来。咱是文明古国礼仪之邦，人家是毛主席周总理请来的外国友人，有朋自远方来不亦说乎，不能当面给人难堪，打人不打脸么。于是工作人员向科长汇报，科长汇报处长处长汇报局长局长汇报部长一直到总理。总理一听笑了，对那些排着队进来的长们说：没关系我自有妙计。回头又对秘书说：把今天晚上的魔术演员叫来。原来的节目钓鱼就成了钓酒杯了。

记者里还有一些心术不正的，欺负我方个别陪同人员在美方答谢宴会上不会用刀叉的，他们拍好了照片据说是要在美国的两报一刊上发表。中国人民的老朋友斯诺先生在第一时间将此事告诉了总理，总理马上用英语回答让老朋友放心，还说今天晚上我请他们吃兰州拉面。总理没用翻译，因为翻译不知兰州拉面怎么翻，总理的英文比翻译好，总理知道。那拉面是中国手艺最好的厨师做的，细如发丝，更绝的是一碗就一根。这下宴会里乱套了，尼克松夫人吃得都绕脖子上了。我方的摄影记者把这一幕全偷拍下来，他们的两报一刊上一发表的话，我们的两报一刊也马上发表，让全世界人民看看谁更难看。结果他们怕了，帝国主义和一切反动派都是纸老虎，他们不敢登。

还有小道说，尼克松访华的那几天，北京上海的布店都不用布票，街道居委会出面做工作希望大家尽量不要到布店买布。北京上海的人们觉悟高，那几天还真没有发生哄抢现象。还有传说美国记者搞突然袭击，要访问大街上的工人家庭，结果区政府紧急送家具上门。

从这些在七一年流传很广的小道消息，网友不难看出国人在对外开放初期时的心态：对一切都是那末好奇还有点不知所措。其实，从七一年的中美破冰之旅到引进金山宜征等大型石化设备只花了短短三年的时间。而七五年上映的优秀战斗故事片《难忘的战斗》有一个小小的瑕疵，就是里面的一个面口袋用的是日本尿素的口袋，这是由于道具组的工作人员一时疏忽没有把口袋上的日文彻底染掉。当时还有人拿这种化纤口袋做裤子的。

三、有关这次中国艺术团事件的小道消息

当时我们私下听到的有关中国艺术团事件的小道消息却和当时媒体的报道大相径庭：原先中国艺术团的节目里并没有《我们一定要解放台湾》这个歌曲，这首歌是出发前临时加上去的，目的就是为了取消艺术团的这次访美。原因是演员里有人想叛国投敌，这个人就是那个L。他私下里和杨沫的女儿好上了，都不是好闹属于生活作风腐化一类的。那男的对女的说，这次去了就不回来了。女的不依，说要去你带我一起去。那男的说我是那么想来着，也省得成天价我们这么偷偷摸摸的。然后话头又一转：但这是不可能的，别说唱歌的不让带老婆，就是总理出访都不带老婆。那年刘少奇出访印尼倒是带着王光美的，回来就被打倒了。再说你还不是我老婆，根本没有可能。女的又不依，说那你就老老实实回来算了。那男的那时候是小人得志哪里听这个，说非去不可。女的就说不回来我就到政府告你个叛国投敌，男的怕事情败露，干起了杀人灭口的勾当。

今天回头来看老鬼的《母亲杨沫》，好像没有这个对话。要有的话，L口才再好，就是说得比他唱的还好，不被枪毙这辈子也只能在劳里呆着了。所以还是那句老话：小道消息还是当成民间口头文学为好，可以成为当时社会的映照，不能作为司法依据。

杨沫的女儿一死，L也就抓起来了，而中国艺术团政治思想工作薄弱的问题得到充分的暴露。高层决定停止访美，将队伍拉倒上海整顿。但对美国方面有不好实话实说，就在节目单上做文章，这就引起了当时全国轰动的中国艺术团事件。

关于这一段我对小道消息将信将疑。相信的原因是当时人人皆知的基本事实：美国是绝对不能接受《我们一定要解放台湾》的，不光是因为他们和台湾当局还有正式的外交关系，冷战时期的国际大环境也决定了这一点。别说中美双方，就是东西方两大阵营在原则问题上都是根本没有通融余地。这从当时的体育比赛就能略知一二，东方阵营遇到以色列选手，西方阵营遇到巴勒斯坦选手都是要停赛的，中国乒乓球队就有这样的先例。80年美国抵制莫斯科奥运会84年苏联抵制洛杉矶奥运会都是很好的说明。所以中国艺术团既然想访美，一开始就不能有《我们一定要解放台湾》，有了就是不去，不去还要把人拉倒北京干什么？这么说来后来加上去的可能还是有的。这是我相信的原因。

不信的原因是这个小道消息太低估了双方外事人员的智力水平。别说中国艺术团出访延期，就是国家元首政府首脑出访延期也是可以通过正常的外交手段达到的。再说美国政府驻北京办事处那班人也不是吃素的，连北京的公交车上都在议论。最后发现加进《我们一定要解放台湾》就是为了一杀人疑案，这个就是国际笑话了，这是我不信小道消息的原因。

我还是相信主流媒体的说法，一开始送的节目单就有《我们一定要解放台湾》。但真正的原因可能是美方办事人员开始没有注意到这个曲目，等发现了已经晚了。我前面说了外事人员疏忽大意也是常有的。我想还有一种可能，《我们一定要解放台湾》又名《台湾同胞，我的骨肉兄弟》，开始的节目上用的是后者，想打个擦边球。等最后把歌词送上去之后才知道就是《我们一定要解放台湾》，当然这是我的猜测。

四、结语：中国艺术团事件的一些启示

有必要说明一下，笔者并非外交口人士，所记所写之事虽不乏当年人们以讹传讹，均为当年人所共知。走过这个时代的人都会对那些小道消息或者说是奇谈怪论有一种莫名的亲切感，和当年的红色歌曲一样，是当时我们生活的一部分，并在我们的生命里留下不可磨灭的印记。当然这些印记不可能全是美好的，对某些人来说可能苦涩的或者说是无奈的。另外我也不苛求网友们对我的所想所悟感同身受，就象让老鬼写出梁晓声那样对母亲的怀念和感受来。推而广之，我们可以在组织框架内对某个或者若干个重大历史问题做出决议，但要求人民从思想上甚至于感情上获得一致的看法往往是很幼稚可笑的。所以才有毛主席的“群众是真正的英雄”也才有后来的“情为民所系”。

中美关系大门的打开，是我国对外全面开放的序曲，是毛周在国内外党内外克服和排除各种困难和阻力的结果。从七十年代初社会上广泛流传的这些小道消息来看，红色中国向世界或者说是西方大门的敞开，不难看出当时我们国家领导人的决心之宏大任务之艰巨决策之英明和手段之高超。联想我们我们进世贸朱镕基总理头上的白头发，就可以猜到当年红色中国向西方打开大门的难度。

中国艺术团事件给我们的启示就是如何在对外交往中或者说是对我存有陈见的强国交往中做到“有理有利有节”和“不卑不亢”，坚持以我为主而不是被别人牵着鼻子走。消气外交要不得，我们现在用中央电视台赵安老师导演的春节晚会上的话说都“太平盛世”了，难道还不如国民经济达到崩溃边缘的文革时代？

中国艺术团事件给我们的另一个启示，就是我们应当知道共和国的那段历史并不是一个闭关锁国的历史，而是一个共和国的第一代领导人不断寻求机遇冲破封锁的历史。把话题推得更广一点，体制改革并非现在所谓的主流经济学家的首创。蒋子龙在七五年发表的小说《机电局长的一天》就已经深刻地揭露这一问题，当然，这不是本文的主题，就随便提一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