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都想自由，但有些不自由却是命定的。比如说，你生在何时，是男是女，父母是谁，属何民族，统统你都说了不算，只有认命。这就不免生出许多幻想。
　　
好比国外曾经流行一个测验，问如果能够自由投胎，你最愿意做的十个人是谁？各种答案五花八门，从基督、孔子到梦露、杨贵妃，千人万愿，莫衷一是。如果我被问到这个问题，我想我不愿回答，一是不敢高攀，二是怕爹娘不高兴。但我愿意回答一个类似的问题：你最愿意生活在哪十个时代？实际上，这个问题，是问你最喜欢哪十个时代；并且希望，不要带着标准历史学家的眼光，而只依你个人的喜好去选择。
　　
这样，这个问题就变得很诱惑，让你按捺不住地说出心中所想。下面就是我的答案。
　　
一、十一世纪的北宋
　　
这个时代之所以高居榜首，我的想法很简单，是因为这一百年里，五个姓赵的皇帝竟不曾砍过一个文人的脑袋。我是文人，这个标准虽低，对我却极具诱惑力。
　　
这得托宋太祖的福。他曾对儿孙立下两条死规矩：一，言者无罪；二，不杀大臣。难得他在十一世纪的五个继任者都特别听话。
　　
于是文人都被惯成了傻大胆，地位也空前地高。想想吧，如果我有点才学，就不用担心怀才不遇，因为欧阳修那老头特别有当伯乐的瘾；如果我喜欢辩论，可以找苏东坡去打机锋，我不愁赢不了他，他文章好，但禅道不行，却又偏偏乐此不疲；如果我是保守派，可以投奔司马光，甚至帮他抄抄《资治通鉴》；如果我思想新，那么王安石一定高兴得不得了，他可是古往今来最有魄力的改革家；如果我觉得学问还没到家，那就去听程颢讲课好了，体会一下什么叫“如坐春风”。
　　
当然，首先得过日子。没有电视看，没有电脑用，不过都没什么关系。我只想做《清明上河图》里的一个画中人，又悠闲，又热闹，而且不用担心社会治安……高衙内和牛二要到下个世纪才出来。至于这一百年，还有包青天呢。
　　
二、本世纪六十年代的美国
　　
首先我得声明，我没有移民倾向。我只想站在人群里，听鲍勃·迪兰唱“HOW MANYROAD MUST A MAN WALK DOWN，BEFORE WE CALLED HIM A MAN。”（一个人要走过多少路，他才能叫男人），这首名叫《答案在风中飘》的歌，是一首反越战反种族歧视的歌曲，也是那个时代的圣经。
　　
那是一个最红火又最灰暗的年代。青年人在那时，几千年来第一次打赢了反抗父母的一仗。父母代表了什么？他们供你吃供你喝，又为你安排了一个妥妥帖帖的前程，你怎能不当他们的乖宝贝？但是，儿子觉得，父母的爱已经窒息了他们的每一个毛孔。他们不得不大声自问：怎样才是一个真实独立的我？　　
　　
若我生在那个年代，我想我会和他们一起，开着破车冲上美国的每一条大路，把收音机开到最大音量，听鲍勃的歌，听披头士和滚石乐队的歌，大声朗诵金斯堡的诗句。我们随处野营，享尽最狂热的爱情，也用空空如也的脑袋去琢磨最根本的哲学问题。当然，我们还会遇到马丁路德金博士，他正领着黑人兄弟向华盛顿进军。他一遍又一遍地对他们大声说：“Ｉ ｈａｖｅ ａ ｄｒｅａｍ。”（我有一个梦想）。
　　
我有一个梦想！让你觉得血在烧。
　　
三、杜牧时代的扬州
　　
如果他肯，我愿意随他去扬州。他能够自请下放，我想我也能。
　　
“落魄江湖载酒行，楚腰纤细掌中轻。十年一觉扬州梦，赢得青楼薄幸。”生在晚唐，盛唐国威不再，北方正是军阀割据，朝廷里两派又斗得不可开交，所以我们一起去扬州过过舒心日子。
　　
中国就是这样，衰落的年代，反倒美女如云，而且善解人意婉鸾可喜，不像杨贵妃和虢国夫人那样骄横跋扈。这是一个小家碧玉的时代，扬州就是代表。还在早些时候，徐凝就在诗里写道：“天下三分明月夜，二分无赖是扬州”。无赖，就是天然的可爱，现在看看杜牧怎么说：“二十四桥明月夜，玉人何处教吹箫。”不必如南宋姜夔那样“唤起玉人”，仅这诗句就已让人心醉了。有人说，这是亡国之音，可那些道貌岸然的兴亡说教，和我们又有什么相干呢？顾炎武固然说过“天下兴亡匹夫有责”，可如果人家连这个责都不让你负呢？
　　
还是回来吧，回到这个精神上温柔的家园。
　　
四、苏格拉底时代的雅典
　　
这个老人穿着脏兮兮的长袍，肩上还湿淋淋地一片，信步向雅典的集市走去。路人见到纷纷闪开，仿佛有点怕他。
　　
他出来之前，刚和刁蛮的老婆吵了一架。出门时，一盆水便从二楼泼了下来。尽管如此，我还是向往这个时代，因为如果今天再发生这种争吵，怕就不是一盆水所能解决问题的了。老人抹抹脸上的水，头也不抬，只轻轻地说了一句：“我早知道，雷霆之后必有大雨。”
　　
如果我是一个雅典公民，那么我很可能被老人拉住袖子问道：“告诉我，朋友，什么是幸福？什么是正义？”但真正的雅典人已经被他问怕了。他们会说：“苏格拉底，别再用你那著名的反讽和我们穷开心了。你什么都知道的，你就直说吧。”
　　
但老人固执地摇摇头，说：“我知道什么！我唯一知道的，就是我一无所知。”在太多的人满足于一知半解的今天，我向往这个有人宣称他一无所知的时代。

在太多的人说“你累不累呀”的今天，我也向往这个真诚地探讨什么是正义和幸福的时代。那个时候，雅典人还不知有上帝，所以，他们思考，上帝就不会发笑，一般的人更不会笑。尽管他们自己怕被苏格拉底缠住问个不休，但他们愿意听，即使听不懂，也不会一哄而散。
　　
但这终于要了他的命。雅典当局认为他在和他们争夺青年，便逼他服毒。那时，我真想和柏拉图一起守在他身边，听他说出最后一句话：
　　
“每个人身上都有太阳，只是要让它发光……”
　　
五、穆罕默德时代的阿拉伯
　　
人类几千年的历史，各种信仰和主义可谓多矣，但有信心要求人无条件接受的并不多。更多的，不过是一手拿着信仰，另一只手却举着面包或仅仅是对面包的承诺。这种有条件的信仰，终究都可以归结为一种面包主义；而无条件的信仰，伊斯兰教，如果不是第一个，也是最后一个了。
　　
如果承认人必须有信仰，那么我愿意生活在穆罕默德时代的麦加。我也许只是一个普通牧羊人家的孩子，也没有太高的觉悟，能够在那个月黑风高之夜（公元六二二年），成为穆罕默德出走麦地那的少数追随者之一。但我知道，他教我们仰望苍穹，用心灵去体会那天地间至大的伟力。
　　
电影里曾有很多这样的场面：医生对拄着拐的病人说：“试试，扔掉你的拐杖，你其实自己能走的。”病人起初并不自信，但在医生的鼓励下，最后终于迈出了不靠拐杖的第一步。在信仰的领域，穆罕默德就像这位医生，他强迫阿拉伯人放弃偶像崇拜—那些已经无用的拐杖，径直投向真理的怀抱。对于心灵来说，这是一次伟大的解放。
　　
他本人并不能消灭人世间所有的苦难，但他有这个信心。他说：我是最后也是最大的一位先知。而我们知道，从亚伯拉罕（伊斯兰教称为易卜拉欣）到耶稣基督，先知的名字总是和无穷无尽的苦难相连。现在，既然最后一位先知出来，那么人类的苦日子是不是要到头了？
　　
如果我生在那个时代，我想我会相信的。
　　
六、名士时代的东晋
　　
《世说新语》里讲，王献之居山阴，突然想念戴安道，便冒雪连夜乘船前往访戴。天亮到了戴家门前，却连门都没敲，转身就走。仆人很奇怪，问为什么。王说：“吾乘兴而来，兴尽而去，何必见戴？”
　　
这就是名士风度，以心照不宣为特征。在人际关系复杂化的今天，我有理由怀念这个时代。当然，站在道德的立场上，我们有一万条理由攻击名士们都是废物，但我们似乎并不理解他们对文化的感情。
　　
如果逃跑是光荣的，那么外国有敦克尔克大撤退，中国则有“衣冠南渡”。英国人是 “留得青山在”，而东晋士族则留得了文化在。既然抛家舍业地到了江南，只剩下文化上的一点点优越感，那么他们就必然要把这文化珍而重之地供奉起来。
　　
我们都知道，对一样东西感情太深，往往并不会总是挂在嘴边。名士们也一样，对文化爱得太深，反倒不谈了。他们喝酒，穿奇装异服，品评人物，在一般人眼里是放诞，但在他们心里，却是用这些为文化筑起了一道篱笆，不让别人轻易染指。甚至连他们自己，消费的也不再是文化本身，而只是它的观赏价值。
　　
对文化的珍视，是心照不宣的名士风度的基础。他们的幸福，在于以这种方式，居然不乏同志。
　　
七、宋襄公时代
　　
春秋时，宋襄公与楚国打仗。部下劝他乘楚人半渡击之，不听，终遭败绩。宋人怨他，他却说：“君子不困人于厄，不鼓不成列。”
　　
与敌人讲仁义道德，历来，宋襄公被看成傻瓜。但是我们应该注意到，他不过是在维护一种传统军人的荣誉感，只是行将过时罢了。
　　
这种荣誉感，为贵族所独有。当时打仗，大概不像后来残酷，倒有点过家家的意思。战斗的胜负，主要取决于双方贵族的决斗，一般士兵，不过跟着摇旗呐喊而已。而贵族，往往又把荣誉感看得比生命还重。孔门弟子子路与人作战，宁可被打死，也要先把帽子扶正再说，就是这种荣誉感最后的折光。另外战斗中还有许多规矩，像“不杀二毛”，就是不伤害头发花白的人，在今日看来也颇为不可思议。
　　
你尽可以笑他们痴，笑他们傻，但你不能不承认，那是一个充满人格魅力的时代.当时大地上还很空旷，做人，必须顶天立地才能自存；而阴谋诡计，只有在人挤成球的地方才会有市场。同时，贵族固然世袭，但也必须拿出真家伙来，不但要勇敢，而且能够出使外国，即席赋“诗”言志，不辱使命，才能证明你无愧于“君子”。
　　
这个时代之所以令人神往，在于它是一个堂堂正正的时代。中国的大国风范，就是奠定于此时。
　　
八、达芬奇时代的意大利
　　
无疑，文艺复兴是个伟大的时代。你不但能够目睹许多伟人和他们的作品，还可以感受到一种朝气蓬勃的生活态度。
　　
与中世纪相反，这不再是一个考虑人类集体幸福的时代（很奇怪，当一个时代的精神，以人类整体幸福为研究对象时，却往往使所有的个人都生活在不幸之中），而是开始关注个体自身的幸福。你很难说，达芬奇在画他的圣母的时候，心中没有崇高的宗教体验，但他却画出了最个性的微笑和世俗的生活体验。一般的说法，这是人文主义的觉醒。市场开始活跃起来了，匆匆的步履代替了以往的谨小慎微和亦步亦趋，人们由于自而脸上洋溢着光彩。甚至，一个叫哥伦布的人已经扬帆航往美洲了。

这是一段好时光。在过去的一千年里，基督教总在对人们说，你们是生来有罪的,所以你们今生的目的就是赎罪和受苦。而这时，人们终于为自己的付出向这个讨还利息了。甚至可以说，人们为此在一二百年里，挥霍掉了本应均摊于过去千年之中的幸福。
　　
这是一个以微笑著称的时代，蒙娜丽莎的微笑，维纳斯的微笑，圣母的微笑，还有，假如我是一个威尼斯水手的话，在岸上欢送的人群里看见的微笑，全都那么意味深长。总之，我愿意生活在这个人们都学会了微笑的时代。
　　
九、本世纪二十年代的巴黎
　　
这个年代和这个地方的叠加，给人的印象就两个字：艺术。
　　
我并不很清楚，为什么在这十多年间，巴黎一下子变成了艺术的耶路撒冷和麦加。 的确有数不清的艺术家曾聚居在这里，为这个城市蒙上了一种纸醉金迷的颓废色彩。他们当时并不出名，但日后都成就非凡。
　　
在香榭丽舍大街上随便找一间酒吧坐下，还有什么比这更舒坦的事吗？那时，对马蒂斯、毕加索、海明威还有加缪等人，你并不毕恭毕敬地仰视他们，而是面红耳赤地和他们争论着有关艺术原则的问题，说到兴浓之处，每个人都不觉已经酩酊大醉了，然后互相扶持着回宿舍，继续争论或者开始创作。
　　
几乎本世纪所有的艺术流派和思潮，都能在二十年代的巴黎找到其源头。这种多元的存在和可能性，真是令人兴奋不已。如果你是他们中的一员，那么你的前途也是不可限量的呢。或许，巴黎并不真正告诉人们什么是艺术，她只是为你提供生活的可能性，提供故事发生的场景，为你提供一种艺术的心情。这是沙龙艺术时代的余绪，但更加平民化了。
　　
当然，巴黎并不是没有严肃的事业。比如你对历史感兴趣，你可以加入年鉴学派，与布洛赫他们讨论历史研究方法的问题。别以为这是枯燥乏味的事情，事实上，你经常会有“柳暗花明又一村”的感觉。
　　
十、今天
　　
喜爱今天是一件别无选择的事，就像你别无选择地要喜爱父母和祖国一样。
　　
这是一个物质生活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为丰富的时代。各种新技术的应用，使人们产生了空前的骄傲感，认为今天的时代，比以往任何时候都伟大，生活在这个时代，至少在幸福感上可以傲视前辈。
　　
但是牛顿说过：“我之所以比别人看得更远，是因为我站在巨人的肩膀上。”我们能有今天的一切，难道是因为我们自己伟大吗？我们这个时代又是否产生了真正的巨人呢？换句话说，由于我们这个时代没有巨人和巨人的事业，在子孙面前，我们有能拿得出手的礼物送给他们吗？

在这个意义上，至少上个世纪就比今天伟大得多。不错，我们有电视、电脑、飞机，而他们没有；我们曾登上过月球，而他们没有；我们打过两次人类历史上最大的战争，而他们也没有。但是，我们今天所安享的一切，不都是他们在上个世纪奠定的吗？他们有进化论，有电磁理论，甚至有马克思主义、弗洛伊德精神分析学，在这个高度上，我们今天有堪与之媲美的东西吗？本世纪最伟大的学说，莫过于相对论，但爱因斯坦完成其主体构思，却是上个世纪末的事。
　　
本世纪，特别是今天，是一个技术化的时代，而不是理论的时代。今天的成就，不过在于把前人的理论从技术上取得实现。这就像前人栽树后人乘凉，难道我们有凉可乘就可以目空一切吗？想想，我们栽过树吗？我们不过是在前人栽的树下浇浇水而已，就把结的果子统统据为己有了。一个技术的时代，如果没有相应的新理论支撑着，终归是无源之水，并且终将减缓其上升的势头。打个比方，以现有理论，人类在技术上可以实现登月，但人类能够冲出太阳系甚至银河系吗？至少今天，我们还拿不出一种能够与之相对应的理论。
　　
相对而言，技术上的实现容易，而理论的建造则难。在这方面，今天这个时代，颇有避重就轻的味道。况且，今天许多技术上的实现，不过是靠了大量人力物力的投入；而这种高投入，终究会有个极限，因为地球是有限的。这种情形，很像小孩玩积木，他雄心勃勃地打算造一座最高的房子，但实际上办不到，因为积木码得再高也是有极限的—如果没有胶水的话。打个不太恰当的比方，如果技术是积木，那么理论就是胶水。
　　
再说理想。与以往相比，我们今天最值得骄傲的是有个联合国，但这个理想却是法国人孟德斯鸠在二百年前设计的。我们谈论人的权利和民主，但其原则，却是由美国立国时确立的。我们今天超出前人的理念，不过在于对和平的执著。这倒不必非从前人那里挖根子，无非是我们自己用血的教训换来的。相信只有这个，才会被后人划在我们头上。
　　
总之，细想想，如果拨开令人眼花缭乱的物质生活，我们身处的这个时代，也就平平无奇而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