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78年12月18日开幕的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对我们这一代人的命运极其重要。正因为如此，当我2007年秋天回国探亲，几个朋友撺掇我参与一部题为《“解冻”纪事》的电视专题片创作，回顾和反思改革开放第一阶段（即通常所说的“思想解放运动”）思想文化界主要事件时，我答应了。
　　策划者给我看的简介中说：

　　……此片通过叙述这一时期思想文化界的主要事件，追溯各个事件的起因与条件，以及围绕这些事件的各种不同观点，着重表现这些事件在中国当代思想文化史中的意义。
　　在中国的社会转型取得阶段性成果之后，对于这一历史性进程，已经有了不少纪实专著、口述回忆和影视作品，进行单项的或全景式的回顾和总结。但是由于种种原因，回顾和总结还受到种种有形和无形的限制，还有待深入和细化。2008年年底，将是历史性的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召开、确定中国进行“战略转移”三十周年，几位改革开放的参与者和撰述者发起制作本片，意图是通过采访改革开放初期重大事件的国内和海外的当事人和知情人，从更宽广的视野来讨论这一具有深远意义的历史阶段。
　　为将该段历史放到冷战后世界共产主义运动改革、人类发展路径的竞赛这一宏阔的全球背景中去考虑，本片借用了一部来自苏联解冻时期的著名小说，在中国思想文化界已经取得相当共识、约定俗成的名称——“解冻”，作为这段历史的命名。
　　初步考虑本片分为六集……

　　我修改过六集的标题，叫作《冰裂》，《春汛》，《南风》，《热泉》，《海市》，《寻梦》（但后来意见没有统一，未确定是否这么安），每集30分钟。

　　因为我算“出国人士”，於是策划者不由分说就将写“出国潮”的第六集分配给我，要我写出提纲的草稿来。
　　片子的提纲写出来了，但这个电视专题片因为种种原因胎死腹中。据说有人将本子拿去参考借鉴。但愿能对其它人所创作、推出的关于改革开放三十年的电视专题片，有一些帮助！

　　两三年很快过去了，我们已经纪念过了十一届三中全会30周年。将自己所写的这第六集的草稿贴在这里，作为纪念。其他朋友所写的其它集，我无权处理。
　　这个片子当时着眼的还是能在国内电视台播出或者进入市场，细心的朋友不难看出在行文上的某些顾虑。另外，作为电视片，主要还是要靠镜头，所以总的来说，还是描述性的。
　　片中写到的所有采访对象，都没来得及去征求他们本人的意见，只是表明我的意向而已。但所引用的采访对象说的话，并不是虚构的，都出自他们此前在媒体的文章和答问。




　　八十年代初的中国大陆“出国潮”，被两位报告文学作家称为“世界大串联”；留学者自我调侃说是“洋插队”。他们这样说，因为最初涌出国门的那一批青年，都在“文革”中有过“大串联”和“插队”的经历。
　　“文革”中奔赴井冈山、延安的大串联，是要将自己的青春汇进时代的洪流；而考托福、GRE出国深造的“世界大串联”，是要在开始五彩斑斓的年代，凸显具有独特个性的生命笔触。
　　“文革”中上山下乡“插队”，是服从无可违拗的“最高号令”，“到最艰苦的地方去”；而到西方留学的“洋插队”，则显示了自主选择、挑战命运的决心，“到最刺激的地方去”。
　　在红色的梦破灭之后，他们要寻觅彩色的梦。

　　（张胜友：
　　创作长篇报告文学《世界大串联》的采访经过）

　　（两个年代的迭影：
　　“文革”中大串联的人潮，步行长征的队伍，知识青年上山下乡出发的火车月台……
　　连夜排队申请签证的长龙，托福、GRE考场……）

【一】

　　当1949年10月1日之后，中国人激动地重复着毛泽东的庄严宣告：“中国人民从此站起来了！”很长时间他们都没有意识到：中国人民只能站在自己那块土地上，去不了别的地方。而如果他们的父辈和亲友，曾经，或者正站在别的土地上，也成为他们挥之不去的梦魇。

　　（人事档案材料中，“有海外关系”“海外关系复杂”的字样触目惊心。）

　　“海外关系”这四个字，在封冻季节，曾經是冻结在许多人档案里的沉甸甸的冰块。
　　“海外关系”指的是：居住在大陆的中国公民与大陆以外（主要指在欧美、台湾、香港）的人具有的亲戚、朋友关系。
　　“海外关系”从未被明文规定为罪行，1962年5月31日，中共中央批准的侨委党组《关于所谓“海外关系”问题的报告》，甚至明确批评“有的单位甚至把华侨与五类分子并列（所谓地、富、反、坏、右、资、侨），混淆了敌我界线”，建议“从人事、鉴定、审查工作中取消所谓海外关系”。然而有“海外关系”的人，仍然普遍被认为社会背景复杂，有“通敌”嫌疑，不仅在政治运动中首先受到审查，难被信任和重用；而且凡是国防、科研、民航单位，人事、组织部门，都要剔除有海外关系者。
　　这与当时官方心目中的世界模式有关：中国被美帝国主义、苏联修正主义、日本、南朝鲜、台湾等反动派团团包围，帝修反“亡我之心不死”，时刻在用武力进犯、和平演变及阴谋渗透等种种方式，企图颠覆红色江山，因此一切与西方、台港有关的事物都包藏祸心。

　　（广东省1969年10月《处理有海外关系干部的六条规定》提出：
　　“凡是有港澳、海外关系的干部，不管亲属从事什么职业，如果经过教育，仍然保持政治、经济联系，要从严处理”；“要视情况进行必要的批判斗争教育，并要进行审查（严重的要清除出队，有的退职）”；今后“一律不吸收有海外、港澳关系的人当干部，对干部的婚姻要把好关”。）
　　1950年代回国投身建设的学者、专家和青年，都受到严格审查，被下放或调动。公民同国外亲友的正常通信被说成“里通外国”；侨汇等来自国外的一切金钱都被说成是“特务经费”；人们填写履历表都尽量隐瞒海外亲友，一旦泄漏，又被视作“欺骗组织”。
　　铁幕隔绝了中国与外界的一切信息交流。就连阅读西方古典名著，都会被扣上“向往西方腐朽生活方式和资产阶级思想”的帽子。任何出国的念头，除非是被当局选中执行“保密任务”，都被看作“大逆不道”，与“叛国投敌”画上等号。

【二】

　　（曾任侨委政策研究室副主任兼办公厅主任的彭光涵，如今已经86岁。他回忆说：1977年10月1日邓小平会见港澳同胞代表团时说，“我们现在不是海外关系太多，而是太少。海外关系是个好东西，可以打开各方面的关系。”）

　　“海外关系是个好东西”——这句话鼓舞了经历过“文革”的无数人，尽管从邓小平口中说出，着眼的是“可以打开各方面的关系”以吸引海外的人才、资金和技术，但是听在青年耳朵里，意味着开拓了自我发展的更广阔机遇。“海外关系”一变而为让人们艳羡、眼红的资本。
　　邓小平在同一次讲话中还说：“对愿意出去的人，不要搞得那么紧，继承遗产、娶亲等等，都可以出去。”
　　出国热起来了。最早出国的是两部分人，第一是公派出国留学进修的科研人员；第二是一些有“海外关系”的普通民众，靠海外亲友提供经济担保，以继承财产或自费留学的名目跨出国门。他们将海外的情况反馈到国内，“外面的世界很精彩”，物质与精神的双重诱惑让青年学子难以抗拒。
　　1978年底，首批中国留学生赴美的消息见诸报端，但是并没有多少中国人意识到这件事可能产生的深远影响。对绝大多数普通中国人来说，“留学”？想都不敢想，“外国”如同天堂和地狱一样遥远。
　　尽管邓小平说：“继承遗产、娶亲等等，都可以出去。”不过，被国外各种诱惑所吸引，继承遗产、娶亲，国家从法律上允许，从道德上贬抑。人们津津乐道一句老话：“子不嫌母丑，狗不嫌家贫”。出国与爱国，被置于针锋相对的矛盾双方。你爱国吗？你就不该出国；你出国吗？这证明你不爱国。
　　当局加强“正面教育”，推崇的，是《庐山恋》中胸襟里时刻回响着“我爱你，中国”激越旋律的少男少女。

　　更典型的，是根据一位被打成“右派”的作家改编成的影片《牧马人》。
　　张贤亮的小说《灵与肉》被上海电影制片厂看中，请作家李准改编成电影《牧马人》。尽管在拍摄过程中，因为主人公是“右派”而受到文化部、上海电影局某些领导的提醒或质疑，几度险乎下马。剧本最后到了时任中共上海市委书记汪道涵手上，他点了头，谢晋导演才吃了定心丸。
　　影片完成后，上海电影制片厂徐桑楚厂长特意请上到上海市委书记、市长、下到部长、处长，四百多位官员参加审片，把锦江小礼堂塞得满满当当。影片放映完后，全场爆发出雷鸣般的掌声，复旦大学校长苏步青教授激动得高喊：“好戏啊！真是一部好戏！好久没看到这么好的戏了！”《牧马人》夺得了1983年百花奖最佳影片奖。
　　影片创作者是否想到：写“右派”固然有一定风险，写“绝不离开祖国”，却顺应了当时的宣传口径？

　　（《牧马人》片段：朱时茂扮演的男主角，对丛珊扮演的女主角表白：自己绝不出国，绝不离开她。）

　　向往出国的青年学子，并不认同将爱国和出国置于这样“势不两立”的对峙局面。《苦恋》提出“你爱这个国家，这个国家爱你吗”的尖锐问号，理所当然地成为了被批判的靶子，也理所当然地成为众多向往出国的青年心底的潜台词。
　　更多的人试图找到报效祖国和实现自我的平衡点。

【三】

　　将社会和人心真正搅动起来的是自费留学的开放。
　　1981年1月14日，国务院批转教育部等七个部门“关于自费出国留学的请示”，并颁布了“关于自费出国留学的暂行规定”。这是当局对外开放政策所迈出的最大胆一步。　
　　中国社会对年轻一代的活力的窒息，已经太久：没有财富可追求，没有政治可投入，没有可供想象驰骋的精神天宇，甚至没有一方不受侵犯的个人领地！在这里生存，年轻人最需要的本领不是全力冲刺，而是耐心等待，等待什么？谁也说不清楚。他们不相信这个社会亘古不变，但是他们担心与自己短促的生命相比，这个社会的改变未免遥遥无期。而出国，便成了无数青年平凡生活中的一线亮光。“出国梦”给他们树立了目标，显现了机遇，激发了希望，他们竞相投入对自我价值的检验。
　　几乎在1978年第一批中国留学生赴美时，就已经有人自费出国留学。根据美方统计，美国驻华使馆1979年共签发523个F－1签证。 “出国潮”很快就由涓涓细水变成了滚滚巨涛。1983年，自费留学人数仅一千多；三年后的1986年，数字增长了十倍，自费留学人数达一万多；又过了一年，到了1987年，骤然又翻十倍，突破了十万大关。几年下来，北大、清华、浙江大学、中国科技大学这些中国著名高等学府中的许多科系，半数以上的毕业生，在美国相聚。

　　（钱宁：我为什么要写《留学美国》？）

　　与中国留学史上几次机遇比较一下，我们对这一时期的留学规模就能看得更清楚：
　　容闳的幼童留美计划因清朝统治者的愚昧和腐朽而毁于一旦；庚款留美学生的派遣由于革命爆发而被迫中止；上个世纪三十年代的留学事业备受侵略战争和内战的冲击；五十年代的留学事业被东西方的冷战和国内政治运动所左右……
　　就拿1932年到1946年这15年的统计数字来看：1932年起留学人数逐年增加，并于1935年达到高峰1033人；
　　1937年抗日战争爆发，政府公布留学限制暂行办法，留学人数立即锐减，于1941年跌至谷底，全年只有57人；
　　1942年，政府开始放宽留学政策，废止了留学限制规定，1944年举行英美留学奖学金考试。
　　1945年，日本投降，战争结束。1946年7月，举行了全国公费留学考试，应考者多达4463人。这一年留学总人数回升到730人。　
　　但是，紧接着，中国又卷入另一场天翻地覆的大变化……
　　百年留学史几乎没有几年风平浪静，而这一次，从八十年代初算起，不受国际外交、政治风云牵制和中国当局宣传的干预，中国的留学潮、出国热持续了四分之一世纪。

　　尤其是当出国者中出现了越来越多的文化界众所瞩目的偶像，出国潮就更不可抑止了，方式途径更是八仙过海，各显神通：旅游、做生意、开公司、出劳务、留学、考察、科学研究、比赛、探亲、访问、治病、探险……当然，还有非法偷渡，期满不归。
　　曾经以汗水换来金牌为国争光，让五星红旗冉冉升起的体坛“国手”“国脚”：陈亚琼、李孔政、陈肖霞、焦志敏、李小平、李月久、童非、陈永妍、吴佳妮、郎平、周晓兰、蔡振华、谢赛克、古广明、马燕红、汪嘉伟、丰云、曹燕华、宋晓波、何智丽……
　　曾经用他们的才华倾心讴歌祖国的影星、歌星，以及作曲家、演奏家、画家、雕塑家：陈冲、张瑜、陈烨、朱明瑛、盖克、罗燕、梁彦、史可、龚雪、王姬、娜仁花、张铁林、丛珊、沈丹萍、斯琴高娃、苏小明；盛中国、吕思清、胡晓平、张建一、詹曼华、傅海静、苗青、叶英、谭盾、陈逸飞、陈丹青、叶小钢、陈佐煌、胡坤、章亚伦……
　　在这个长长的名单中，我们还看到了那么多以中国文字为业的作家：高行健、刘宾雁、北岛、张戎、刘索拉、张辛欣、江河、查建英、严歌苓、顾城、杨炼……

　　（美国新泽西州华光文化协会会长吴康妮女士：
　　华光文化协会曾经帮助了很多刚来美国的作家、诗人如黄翔、郑义、刘宾雁，也赞助了很多由大陆文化人士为主举办的文化活动。这些文学家、艺术家为什么要出国？）

　　尽管他们远走他乡前多曾留下回国的承诺，然而，去而复返者寥寥无几，许多人的“国籍”一栏，已换成了美国、法国、日本、澳大利亚……

【四】

　　“考出去”，“派出去”，“带出去”，“嫁出去”……在出国的各种途径中，最引起人们议论的，或许是通过涉外婚姻这种方式了。
　　这一代青年的涉外婚姻与他们的上一辈、上两辈的涉外婚姻很不一样。从十九世纪末期肇始的几波中外婚姻潮，都是以中国人迎娶外族妻子为主。从一百多年前容闳等人与西洋妻子结为伉俪，到上个世纪之初蒋百里、郭沫若、田汉、苏步青、鲁迅的两个弟弟都娶了日本女子回国；再到共产革命兴起以后，蒋经国、李立三、萧三等等带回俄、德少妇。
　　前几辈人“娶回来”，而这一代人则是“嫁出去”。
　　2003年12月，华师大人口研究所和市民政局发布关于20 年来的涉外婚姻“白皮书”，上海涉外婚姻中的洋女婿、洋媳妇几乎覆盖全世界，1998年达到40个国家和地区，涉及除南极洲以外的所有大陆。但是在 1996年到2002年期间，21,000多对“中西合璧”新人中，洋媳妇只有2331个，近九成是“嫁出去”。
　　在涉外婚姻中，日本人最受上海人的青睐，占境外配偶总数的39.6％；占据第三位的是美国，占9.1％。还有几个相对集中的国家和地区是澳大利亚（6.1％）、香港（5.5％）、加拿大（3.9％）和欧洲（5.7％）。

　　中国乒乓国手焦志敏与韩国乒乓国手安宰亨认识于1984年的巴基斯坦亚锦赛，1985年，安宰亨拜托来韩国比赛的耿丽娟给焦志敏带去第一份礼物，从此二人开始鱼雁传书。1989年，焦志敏退役后自费到瑞典留学。正服兵役的安宰亨在体育部长官的疏通下获准赴瑞典求婚，在韩国驻瑞使馆注册结婚。

　　（焦、安回到韩国时，汉城金浦机场将一个通道专门留给他们，电视台对婚礼进行现场直播，警察整齐地站成一列，各路长官、会长夫人和韩国乒坛名将手捧鲜花等在通道两旁。出了机场，警车开道护送。参加婚礼的嘉宾都是韩国各界要员。）

　　在今天对涉外婚姻见怪不怪之际，我们不能忘记第一个“吃螃蟹的人”。第一位登上月球的美国太空人阿姆斯特朗说过：“今天我迈出的一小步，是人类迈出的一大步。”北京女子李爽向“爱情无国界”迈出的一小步，也是中国人的婚姻迈上世界舞台的一大步。她坚定地捍卫自己爱的自由，引起轩然大波。

　　（旅法华裔女画家李爽作画。李爽画作：古董椅子等）

　　1979年北京星星画会创始期唯一的女性成员、当时年仅22岁的李爽，是上世纪80年代初中国改革开放起步时，第一个嫁给西方人的中国女子。
　　中国艺术界有人说：“现在风行一时的行为艺术，李爽已经轰轰烈烈举行过了。李爽事件是中国最大的一项行为艺术作品。”
　　李爽生于北京，父母分别在清华和北大任建筑系教授，她从小失却受教育机会，却生来喜欢画画，画得最多的是静物和风景，油画和版画具有强烈政治和社会色彩，表现出画家本身对个人生活及生命的感叹。她特别喜欢画古董椅子，因为她的祖父，是中国有名的中国古董椅子鉴赏家和收藏家。
　　用当时中国官方媒体的话来说，她“道德败坏”、“丧失国格、人格”，因为她胆敢与法国驻北京使馆文化处的外交官白天祥（Emmanuel Bellefroid），于“错误的时间”，“错误的地点”，碰撞出“错误的爱情”。
　　李爽的确算得上“出格”，竟然藏在建国门法国外交官公寓里，渡过三个月“美丽的爱情囚徒”生涯。那段时间里，李爽绝不能单独外出，每次进出都紧紧依偎着白天祥身旁，倚赖白天祥的外交官身份的庇护，才得以安然返回。
　　北京市公安局忍无可忍。1981年9月9日，李爽姐姐来到外交公寓探访她，李爽下楼站在公寓门口的玻璃门前。她知道若再往前多迈一步，就无法全身而退。说时迟那时快，李爽身后的两位中年妇女突然一边一个架着她的胳膊猛力向外拉，外边立即上来多名恭候已久的公安人员，将她推入警车内。北京市公安局判决她两年劳动教养，其法国男友白天祥则被驱逐出境。
　　一桩本来不大的跨国恋情，引发中法之间的外交风暴，也成为轰动世界的焦点。为爱入狱，对于今天的年青人来说就像天方夜谭。李爽身陷囹圄，绝不低头。她表示：“这份爱情在我眼里这么真实，这么纯洁，我不会放弃争取爱与被爱的自由。”白天祥也决不屈服。整整两年，这位法国“罗蜜欧”积极为营救自己的中国“朱丽叶”出狱而奔走。他感动了法国政界和媒体，甚至整个西方世界对于这宗中法婚恋都给予强烈关注。
　　法国总统密特朗访华期间，亲自请求中国领导人释放李爽：“请允许这位小姑娘赴巴黎与其相爱的人团聚并结婚。”
　　当年执政的邓小平亲自批示释放李爽——历史彷佛重演：中华人民共和国第一位与外国人相恋成功的中央美院女学生宋怀桂，也是惊动了周恩来总理，才能喜获连理。

　　这就是当时中国的国情：保障跨国婚姻的靠人治而不是法治。如果不是一两位通达的领导人发话、批示，还会有多少生死离别的中外情侣？辽宁大学学生尹国庆和法国留学生玛丽安，湖南师院学生梁恒和美国外教夏竹丽，中国社会科学院新闻所研究生高原和美国外教朱丽……“用小球推动了大球”的中美乒乓外交的主角之一、国手庄则栋和佐佐木敦子，也是在邓小平亲自过问下才得以举办婚礼。他（她）们都得感谢开明领导赐予了幸福。
　　闹腾了这么久，李爽家附近总有些好奇者守在楼门外，想一睹出狱美人的风采：“能迷得法国情种神魂颠倒、玩命救她，一准是个天仙。”见到李爽，他们大失所望：“她一点也不好看！老外准是眼睛长歪了。”
　　1983年底，李爽抵达巴黎定居。1984年2月4日，白天祥与李爽在巴黎举行婚礼，时任巴黎市长为其证婚。目前夫妇居住巴黎，育有两名男孩。她在巴黎南部有一间工作室，每天作画六七个小时。

　　（李爽说：
　　“以行为艺术的开拓性来说，我是当时一个敢于嫁给外国人的中国女人，也是开风气之先了！在监狱中我只能用功读书，狱方不给我外国书，我就要求看中国历史书和古典名著。他们要我和白天祥一刀两断，代价是，送我进入正规的美术学院。”
　　“我们结婚之后，曾经因为文化背景的不同产生过相当大的冲突，有时候根本就无法沟通，尽呛呛。怎么办呢？我也曾经困惑过，但是我绝对不会为这些困惑质疑我的婚姻。因为生活是创造，而不是去毁灭。既然我们为了感情选择了共同生活，我们也就只能尽力去解决问题，维护我们的婚姻。为此，我们双方都做出了巨大的努力。”
　　李爽还说：“幸福是我争取来的。实际上大凡涉外婚姻，因为文化背景和生活方式的差异，都难免遇到各式各样的冲突，但这并不是共同生活下去的主要障碍。美满婚姻的秘诀就是，你是否有一个能包容对方的心胸，是否愿意为这种包容做出努力。”）

　　李爽事件之后，1983年，《中国公民同外国人办理结婚登记的几项规定》出台，要求各地放宽对涉外婚姻的限制条件。

　　不是所有的人都能像李爽的婚姻这样，经得起外界和家庭内部的风雨的考验，“公主与王子从此过上了幸福生活”。影星沈丹萍自称“幸运”，她和德国人乌韦相识于一次偶然的聚会，结婚走过了二十多个寒暑。沈丹萍认为，乌韦最吸引她的，正是他“始终如一的好品德”。但是更多的人、大多数人，恋爱谈得火热，婚姻经营惨淡，这一份名单也几乎长得没有尽头：韦唯伤痕累累，宁静与美国帅哥分手，杨二车娜姆与挪威“王子”不再走婚……

　　如果说，这些影星歌星婚姻虽然触礁，但是总算还能够得到同胞的抚慰和接纳的话，那么最惨的要算乒乓球选手何智丽了。1989年她移居日本同小山英之结婚，改名小山智丽。5年后，小山智丽在广岛亚运会上与中国选手邓亚萍对阵，喊出“哟西”，让中国观众听了眼睛喷血。她赢了那场球，却输了国人的心。1998年，小山智丽因丈夫感情出轨而离婚，事业与个人生活堕入低潮，国人对她也很少表现出同情。

　　“为了爱不惜背井离乡、为了爱不怕跋山涉水……”那种早期的浪漫色彩逐渐褪去，当涉外婚姻也成为大潮之际，取而代之的是“新民谣”：“一等美女嫁美军，二等美女嫁日军，三等美女嫁国军（台湾人），四等美女嫁伪军（海外持有绿卡的华人）……”在学识、技能、经济实力和海外关系一时欠缺的境况下，姑娘们和她们的父母发现，上帝赐予她们的容貌、仪表，魅力，同样可以成为推开国门的利器。
　　“出国热”热到一定的程度，一种特殊的市场便应运而生——涉外婚姻介绍所，虽然营业招牌上不是这么写，大都以出国留学咨询为名，但经营项目就一个，就是充当“国际红娘”。

　　幸福的家庭都相似，不幸的家庭各不同。然而作为跨国婚姻，不幸家庭的原因却有相似之处：文化差异太大。韦唯就说：“我们离婚，并非出现了第三者，也没有互相猜疑。两个人的文化背景太不一样，我感受不到快乐……”
　　资料显示，海外华人与异族通婚的离婚率相当高。加拿大人和中国人结为夫妻的，离婚率为60％；1997年，日本丈夫和中国妻子离婚的占结婚人数的30％，日本妻子和中国丈夫离婚的占结婚人数的35％。
　　《中国青年报》记者武力自费留学去了澳大利亚，写了一本自述《娶个外国女人做太太》，卖得很火。武力后来不幸罹患癌症而去世。他的过早去世，是否也与家庭内部的文化差异和冲突有关呢？
　　有专家分析：涉外婚姻成功与否，一个重要因素是看当事人将婚姻当成目的还是手段：为出国而结婚，婚姻往往失败；为结婚而出国，婚姻往往成功。
　　——但是，婚姻就算失败，出国毕竟成功。


【五】

　　相比之下，“嫁出去”的人遇到的经济压力是最小的，而出国大军中的绝大多数人，尤其是自费留学者，最大的困难正是在经济上——所谓“经济担保”，大多数都是虚的，一切还得靠自己。天文数字的学费和生活费吓不倒出国的决心，砸锅卖铁也要出去，刷碗扛包也要留下。
　　根据中国官方的统计数字，从1978年到2005年底，中国公派和自费留学生总数高达93万人，是全球留学生大军中阵容最庞大的一支队伍。这支队伍还不包括非学生签证的合法移民和什么签证都没有的非法移民，其人数可能比留学生高得多，精确统计数字无从查考。
　　为何会有出国热？一句民间俗话足以解释原因：“水往低处流，人往高处走”。人类的跨国迁徙，不论是留学还是求偶，不论是合法申请还是非法偷渡，主要流向都是从相对贫穷的国家流往较为富裕的国家，“寻求更好的生活”“寻求更多的机会”，甚至也许只是为了多生一个、两个孩子——这就是中国出国热的驱动力。
　　一位中国学者甚至把中国人职业迁徙的经济动机进行了“量化”：收入比差在1：1.5以上，促使劳动力跨企业流动；1：2以上，促使劳动力跨地区流动；1：10以上，促使劳动力跨国境流动。这一规律，同样适用于合法和非法的移民。
　　外国的月亮并不比中国的圆，美国并非遍地黄金。初到异国他乡，生活是艰苦的，遇到的困难甚至大于他们出国前。但是这并没有吓退出国者。因为他们相信：在自由竞争的社会中，自己的一份耕耘就能换来一份收获，眼下吃得苦中苦，未来才能享得福中福——还不仅是为自己，而且是为子孙：后代能得到比在中国所能受到的更好的教育，更健康的成长环境和施展空间。

【六】

　　中国改革开放之初，中共高层对于是否开放自费留学，是否放宽出国限制，有过十分激烈的争论。争论的结果，主张开放的观点占了上风。

　　（中国民办学校“新东方”副校长徐小平在接受香港《凤凰周刊》记者采访时说：“1978年邓小平就说过鼓励留学，他甚至说，出去的人能有三分之一回来就不错了，教育部也是一种来去自由的态度。但是民间，特别是媒体，反倒显得很保守，总认为这是‘人才流失’。”）

　　最后的结果，却是谁也没有料到的——不仅反对者没料到，就连支持者也没料到，实际上的结果，好过他们当时想象：“出国热”使大批中国学子涌入西洋、东洋最好的学府和企业，取到了“真经”：学到了发达国家的先进科技、人文知识和经营管理经验。即使那些纯粹出外打工挣钱的“假留学生”或偷渡客，也有不少人靠着吃苦耐劳、精明算计，从移居国底层攀升到中层甚至上层，熟悉了发达国家市场经济的运作方式。
　　“出国热”热了不到一代人的时间，我们看到了方兴未艾的“海归潮”，不管是作为外企雇员派往中国，还是回国受聘于中国政府、私企或国企、非政府机构，或者自行创业，“海归”成功的案例数不胜数。从“联想”“网易”到“神舟”“嫦娥”，从证监会到交响乐团，“海归”成为中国走向现代化的大潮中的一滴水、一朵浪花，直接、间接地推动了中国的发展和变革。

　　中国为什么能够走出大多数穷国都苦于面对的“人才单向外流”的困境？
　　答案并不复杂：在中国的出国者刚刚学成不久、尚未完全在移居国扎根、尚未丧失回流冲动之时，中国经济便在全球经济转型、西方调整迟滞的时期，及时起飞了！相对于西方，中国展现了人才实现自我价值的更丰盈的机会和更灿烂的前景。这里仍然符合前述那个“收入比差超过1：10，足以促使劳动力跨国境流动”的规律。促使劳动力回流的收入比差还无须达到10：1这样高的比例，因为驱动人才回流的动力，还有文化认同、祖国社会关系、亲情、乡情等多种因素。
　　与其他民族相比，无可否认，中华民族的精神文化传统有着更强的凝聚力，在人才流动的心理动机中占更高的比重——如果说，这对于出国者是更有力的牵制，那么，对于回国者则是更有力的吸引。
　　随着“海归”急剧增多，“海归”概念的延伸和泛化，“海归”的含金量开始降低，良莠不齐的问题凸现出来。“海归”们的境遇和社会地位的变化，对于当代出国者正在发生样板效应。不过，这已经超出了我们这一《“解冻”记事》的叙述范围了。


【六集专题片尾声】

　　出国二十多年的“海归”，悚然发现，他们面对的中国，与他们离去时的中国相比，已经全然陌生。这不仅因为原来低矮灰暗的平房变成了耸入云霄的高楼，原来狭窄肮脏的马路变成了宽阔繁忙的高速公路，也不仅因为原来墙上、广播中、电影里的各种革命口号变成了五光十色的商品广告，更重要的、更深刻的，更始料未及的，是中国人人心大变。
　　通过“解冻”，中国文化结构发生嬗变，革命文化、传统文化、西方文化，虽然随时在发生进退消长的三者互动，但基本上确立了三大板块的“鼎立－互补”结构：官方仍然掌握着影响力最大的媒体和舆论工具，大力进行主旋律的灌输；传统文化随着官方过去压制和铲除的方针转向有条件扶植和利用，开始在一边复苏繁衍一边变形走样；西方文化正在不断进入，扩大其占有的版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