往事微痕----第五十期-跨国婚姻-万维论坛-万维读者网（电脑版）

当年所谓“阳谋”，就是先许诺、后收回，剥夺言论、出版自由，从此建立起了对思想、舆论实行绝对、严密控制的“五七体制”。这样的控制之网始终存在，近年则大有逐渐收紧之势。于是我们注意到了今年通过的两个法律。一是经修订后重新公布的《著作权法》，其中规定：“著作权人行使著作权，不得违反宪法和法律，不得损害公共利益。国家对作品的出版、传播依法进行监督管理。”这里所加的“不得损害公共利益”的限制，就给党和政府任意干预出版自由以极大的法律空间。因为“公共利益”是一个无法界定的概念；而在中国官方意识形态、政治语境下，党和政府是先天地代表“公共利益”的，因此，党的各级组织和政府，都可以以“损害公共利益”的罪名，对它们不喜欢听到的声音，不喜欢看到的著作的“出版、传播”进行监督管理。

还有4月修订的《保守国家秘密法》，明确要求电信运营商和互联网服务提供商必须“协助警方和国家安全部门对泄露国家秘密案件展开调查”。而我们知道，在中国现实政治条件下，“泄露国家机密”又是一个可以任意、无限扩大的罪名，这就事实上赋予警方和国家安全部门按照自己的主观认定，随意侵犯使用互联网与电信的公民的隐私权的绝对权力，从而根本上剥夺了互联网上的言论、信息传播自由。

这里所发出的信息，是应该引起严重注意的。它表明，当局正在有计划地剥夺公民的思想、言论、出版、信息传播的自由，强化对思想、舆论的管控。这一方面是前述“五七体制”的延续，同时又有了新的发展：不再是“无法无天”，而是自觉地运用法律手段（这也就暴露了当局所谓“依法治国”的本质）；并且用“维护公共利益和国家安全”的名义，代替以“反党，反社会主义，反革命”的控告治罪。这是一种更加精致、严密，更加“现代”的思想、舆论控制，更具有“合法性”、隐蔽性、欺骗性，因而也是更令人恐怖的。

在这样的大背景下，来考察最近对《往事微痕》的打压，包括对本专辑编辑工作的干预，就可以明白，这都绝非偶然。当局正是要借此而发出明白无误的信息：第一，不但不允许发表反对意见，也不允许发出当局不愿意听到的声音，包括历史的反思。我们在一开始就追问“反思为什么如此艰难”，原因就在这里：在当下的中国，言论自由只限于欢呼“就是好，就是好”（当局称为“主旋律”），其他的声音都是“不和谐音”，都是随时可以限制、取缔的。第二，一切当局无法控制的民间聚会，哪怕仅是茶叙，也都在严禁之列——而这两点，如果完全、彻底、普遍地做到了，就真的离反右运动和文化大革命不远了。本专辑里的许多惨痛的记忆，就不再仅仅是“历史”了。

更耐人寻味的是，出面干涉《往事微痕》这些言论、活动的，都是公安部门、国家安全部门和所谓“维稳办”。这就表明，当局是把这些右派老人视为“有碍国家安全的不稳定因素”的。其潜在的罪名，依然是“反党，反社会主义，反革命”，不过换了一个说法。这更是说明，反右运动的逻辑依然支配着当下中国的统治者，影响着政治、思想、文化、国策的制定，这或许是更加值得警惕的。

“五七体制”的另一个重要方面，就是严密的，无所不在的，对社会的绝对控制，建立了严厉的监控、惩治机制。不仅有监狱、劳改所、收容所这样的专政和准专政的国家机器，还有群众专政的告密、监控系统。这是一个真正的天罗地网，将社会每一个成员的物质生活、精神生活，以至最隐蔽的私生活，都控制得严丝密缝，少有疏漏；并将一切钻网的努力都消灭于萌芽状态中，如有破网者更是严惩不殆——这是经历了毛泽东时代的大多数人都有的切身体验；本专集里的许多文章，都在这方面留下了血的记忆。

问题是，这样的毛泽东遗产，正在被自觉地继承和发展：在2008年的奥运会经验总结中明确提出，要建立“打防结合，预防为主，专群结合，依靠群众”的“社会治安防控体系”。这样的经验，在2009年的国庆庆典和2010年的世博会，都得到更为严格的实施，并有了新的发展。这就是在全国各基层，发展“维稳信息员”、“治安志愿者”，用网上的说法，就是将“卧底”遍布全国。这本来就是前述毛泽东时代社会控制的重要手段，不过当年是秘而不宣，现在却作为经验公开宣布；当年是用政治手段培养卧底，现在却是用金钱收买，将其职业化——我想，每一个毛泽东时代的过来人，面对这样的新发展，都是要倒抽一口冷气的。

这绝不是历史，是我们必须正视的现实：当下的中国，在强化政治、思想、社会控制方面，正在自觉地向毛泽东时代靠拢。

问题的严重性更在于，这是有社会、群众基础的。鲁迅说过：“曾经阔气的要复古，正在阔气的要保持现状，未曾阔气的要革新。”（《而已集。小杂感》）。在当下中国，“曾经阔气”的毛泽东时代的骨干与积极分子，“正在阔气”的权贵资本阶级事实上正在联合（尽管他们之间也会存在矛盾），自觉推动毛泽东时代的复活。他们正借着“中国崛起”打起“爱党爱国”的旗号，试图影响年轻一代，这样的蛊惑，对完全不了解毛泽东时代的历史真实，而又富有爱国主义、民族主义热情的年轻人的吸引力是不可低估的。更值得注意的，是一些知识分子也在将这样的复活毛泽东时代的努力理论化，合法化；他们声称，强化政治、思想、社会控制，是建立“强有力的有效政府”所必须的，是“中国道路、中国模式”的优越性所在。所有这些都表明，今天的中国，正形成了一股试图复活毛泽东时代的从上到下的强大的社会势力和社会思潮；正在深刻地影响着中国现实和未来的发展，这是绝对不能视而不见，掉以轻心的。

因此，如何认识毛泽东时代，是当下中国政治、思想、文化、学术的一个不可回避的问题。努力恢复毛泽东时代的历史真实，就具有了极大的现实重要性与迫切性。本专集里的历史当事人的回忆和反思，正是在这样的政治、思想背景下，显示出它的现实意义。尽管这还不是对毛泽东时代的全面讨论，那是一个更加复杂的问题，需要对历史事实进行更全面、精细的发掘、梳理，和更深入的学理的研究；但第一，它是真实的——之所以要这样强调，是因为今天正有人对年轻人说，毛泽东时代的一切错误、灾难，包括大饥荒所造成的大死亡，都是不存在的，或是被夸大的。因此，我们必须用事实，而且是血的事实，戳穿这些遮蔽历史重要方面的谎言。对待历史的科学态度，绝对要求面对“一切事实”，包括本专集所揭示的这些让不了解那段历史的善良的人感到恐怖，也让一些人不安的事实。第二，如前所说，这里所揭示的事实，在今天的中国，还在以不同的形式继续发生，而且还有人要当作历史的正面经验加以推广，它就有了警示的作用——我读本专集里的文字，就总要想起年轻时候读过的《绞刑架下的报告》里的那句话：“人们啊，你们要警惕！”

本专集的第二个警示意义，就是它提醒我们思考：要做怎样的“人”？——当下的中国，正面临着深刻的“人”的危机，民族精神的危机。

我读完本集中的文字，脑子里萦绕不去的，是两个人的形象：老共产党游击队员，原广西环江县的首任县长、县委副书记王定；底层百姓、原广西鹿寨小学教师傅世杰。他们在1949年后的中国，地位悬殊，文化程度也不同，但却有着同样的遭遇：都被打入右派深渊，受尽磨难。但又始终不屈不挠地追求自己的人生目标——完全可以把他们视为广西，以至全国右派的典型代表，而又有不同的启示意义。

王定，心中惟有老百姓。其为官之道是“察民瘼，摸民心，为民谋利”。因此，1955年就发现了农业合作化所滋生的弊端，于1956年在全区、全省，甚至全国首先倡导并推行“包产到户”，因而在1957年划为“极右分子”，整个县委也被迫改组。在王定自己已经成为贱民后，他依旧关心人民疾苦：1958年大跃进中新任县委书记一手炮制的“密植夺高产的假戏法”、“放卫星后的高征购”、“追瞒产置人于死地”，以致最后“大饥荒，饿死五万人”——所有这些发生在环江土地上的荒唐事、大悲剧，他都看在眼里，“感到揪心地痛楚”。他冒着巨大的风险，先后十二次向广西区党委和党中央反映、申诉，却毫无回响。在他自己获得“改正”以后，又为之奋斗了近二十年，最后才在报上发表文章《狂热及其灾难》，揭开了40年前环江惨剧的真相，“对历史作出了严正交代”。而历史也给他以公正的评价——当之无愧的环江人民的真正公仆。（参看：王定：《一颗“卫星”五万人命》、卢蒙坚：《中国包产到户首创者王定的遭遇》）在我看来，这同时也就树立了一个“为官”的标尺，并向今天每一个执政者发出考问：你自称“公仆”，但你能够像王定这样为维护人民的利益，不惜得罪上级，以至丢掉“乌纱帽”吗？你能够几十年如一日地坚持说真话，坚持为老百姓“鼓与呼”吗？

而我们特别感兴趣的，是同在环江县，王定之外，还有一位继任县委书记洪华。他的为官之道就是迎合上级，作假虚报，打击说真话的干部，压榨百姓，不惜以百姓的生命来染红自己的“乌纱帽”。对于宣称以“为人民服务”为宗旨的中国共产党，本应该以王定这样的党的干部为依靠对象，这才是立党之本；而洪华之流则是真正的“害党之马”。但正是在毛泽东时代，王定被整得家破人亡，洪华则步步高升。这样的“选劣淘优”的“自噬”机制，显然是中国共产党自身腐败的重要原因。而下面这个事实却更为发人深省：洪华曾因民愤太大而判刑，到了八十年代，却被宣布“平反”；而王定则和所有的右派一样，只获“改正”。这样的鲜明对比，正说明即使在改革开放以后，亦或直到今天，也依然延续着毛泽东时代的“自噬”体制。这是现行体制的一个致命伤，同样应该受到考问。

傅世杰，这是在广西城乡随处可见的普通妇女，但她身上却处处闪现人性、人格的光芒。一是善良：她自己身处困境，却卖血为右派难友雪中送炭；在遭到反诬和伤害后，却绝不记恨，仍然以善待人。二是活得尊严：拒绝下跪，拒绝挂牌，因此失去工作，陷于生存的绝境，却绝不后悔。三是坚韧：以柔弱之躯，独自支撑着有着四个儿女的家庭。凭借自己的劳动，清清白白地活着，并且总能绝处逢生。因此，当苦难结束，她能够坦然地说：“我，作为一个大写的人，问心无愧，理直气壮地活在这个星球上。”（傅世杰：《血泪浇心——一个女右派的悲惨实录》）——在今天，这同样是对我们每一个人良知的考问：在这价值混乱，道德沦丧的时代，你守住了“为人”的底线了吗？你活得尊严吗？你的灵魂还是干净的吗？在出席张志新、林昭塑像揭幕典礼时，我在纪念册上写道：是这些民族圣女“在民族精神堕落的黑暗年代，拯救了我们民族的灵魂”；现在，我又要说，傅世杰也是我们民族灵魂的拯救者。今天，当再一次面临民族精神危机时，我们要高声呼唤“傅世杰”！

无论是当年，还是今天，与傅世杰们同时存在的，还有告密者，吹牛拍马者，出买灵魂者——社会从来就是这样。问题是，一个健全的社会，会“扬善抑恶”，傅世杰们备受尊敬；出买灵魂者则为人们所不耻。如果相反，傅世杰们处处受压，出买灵魂者横行于世，这样“扬恶抑善”，正气不彰，邪气上升，这个社会就出了问题，而且是大问题了——不幸，我们正生活在这样的社会；过去如此，现在也如此。这也是一种“自噬”，民族的自噬，这是应该引起警觉和深思的。

我们为王定们和傅世杰们的存在，感到自豪与欣慰，从中看到了希望；我们又为王定们和傅世杰们总是摆脱不了不幸的命运，感到悲哀，从中看到了危机。

正是这两个方面，构成了历史与现实的中国的真实。我们要从正视这样的真实出发，开始新的思考，新的探索，新的努力——我们的“反思”就真正有了意义。

2010年5月10日——12

日

幕已落剧未终

原编者

广西来宾县古瓦和柳江县新兴两个劳改农场，在上个世纪50至70年代，曾关押过2000多名被劳动教养的“右”派分子。《屈辱的岁月》仅仅是他们斑斑血泪史之一页，2006年夏共印了280本(2001年印了一本《百草情》10万字)。后来，有几位编者被“维稳办”“问话”。一位编者当面慨赠本书，说：“书中写的，句句是实。我们受苦受难几十年，今天难道连讲几句话都不行?!”这才不了了之。闻说，1982年6月12日广西区党委统战部上报：广西共划右派14740人，已改正14681人，不予改正46人(14740是否“缩水”；今天是否都“改正”了?无法得知)。大家知道：副省长陈再励、省委组织部长王梦舟、宣传部长骆明、文教部长王劲、财经部长廖原、兵役局长廖联原(大校)被打成“右派集团”。广西是重灾区。如：平乐县划了500多右派；荔浦县委和人委机关的干部，70％被打成右派，人去楼空，基本瘫痪。

在那无情的年代，柳江县法院门庭若市，离婚诉讼盈尺：女方“被迫自愿”，男方“魂断蓝桥”，法院“秉公判离”(只有极少数是假离婚)——“夫妻本是同林鸟，大限来时各自飞”……

奇怪的是，劳教了3年才宣布“劳教定期”(3年白搭了)。就这样：投入劳教——劳教定期——解除劳教不摘帽留场——解除劳教摘帽回家——解除劳教摘帽留场就业。这“留场就业”极可怕，实际就是无期徒刑。“留场就业”的原因是：一、老婆离婚，无家可归；二、老婆单位不同意入户；三、原单位拒不接收。因此，当年竟有55名右派分子在劳改农场足足羁押了21年!直到公元一千九百七十九年三月三十一日，农场发给每个人一点钱，并用汽车拉到火车站，任其作鸟兽散……这55人中有一位叫曾纪正的，是铁路扶轮中学地理老师，湖南人，老婆和女儿在长沙，有房子。老婆离婚后，他有家难归。当他终于被清理回原校时，校方才告诉他：当年并没有定他为右派。忠厚老实的曾老师惊呆了，禁不住大声抗议道：“我为什么不是右派?!”

在三年大饥荒期间，劳改农场的右派几乎人人浮肿。古瓦农场和新兴农场当时饿死了多少老右，谁也不知道。农场医院设在广林中队。据一位当年在医院做护理的右派透露：前后送来的病号约七八百人，大多有来无回。那个地方到处都能看见用小木板甚至砖头写着“×××之墓”的土馒头，一任日晒风吹雨淋牛踩——坟墓是永恒的沉默，真是愁煞了苦苦寻觅的断肠人!

新兴农场右派分子死亡人数属于国家机密，至今从未公布，想来不至于像夹边沟死的多；但这绝非老毛开恩，实是老天有情。因为，新兴接近北纬24度，夹边沟却接近北纬40度。不过，我们亲历的“国家机密”也有些少：王成(广西人民出版社办公室副主任)被斗打致死。秦黛(作家)和朱世安(广州海政文工团。他舅舅是有名的包天笑)被斗打后送广林医院死亡。田映(才20多岁)挨斗打后撞墙惨死。苏汉钧，中学教师，不承认是右派，拒绝出工劳役，被拷上脚镣，关在牢里，直关到死为止。阿们!魏永寿，花名毒蛇，爱打小报告；挨斗后想不开，身捆石头在夜晚跳水塘自杀。王朱田均未结婚，人死子断孙绝。多年之后，在热心难友何榕高主持下，我们在柳州市郊梳妆岭之阳为王成修了一座坟墓，里面只放有一顶帽子。每逢难友聚会，大家都要去王成墓前祭扫一番。已故难友冯建国说，它是广西右派的“图腾”。

在“文革”中，灌阳县水车乡右派蒋润琪(小学教师)时绍光两家共10多口人，除了一孕妇，全被杀光。南宁市郊明阳农场右派曾南星、龙孔光、汪说汉、刘忠开被就地枪决；还有一些右派被装进蔴袋丢进邕江淹死。平桂矿务局右派张泮生被活埋……

劳改农场竟有两位老红军“右派”，一位叫李志英，原宜山统战部副部长，山东人；一位叫李耿昭，广西龙州人，红八军干部，知识分子，死于新兴农场广林医院。还有个柳州铁路局的“右派”工人王和科，是个文盲。

老红军“右派”、工人文盲“右派”、抗劳教“右派”、非右派“右派”：“右派博物馆”一级文物。

这里，值得推荐两位难友。一位是包产到户全国首创者王定。他去世后，家人为他立墓碑：“反党反社会主义右派分子”、“不屈不挠争民主人民英雄”，眉额“广西纳吉”。李昌玉誉之为“中国独一无二的右派墓碑”。李老师说：“这是罕有的勇敢，坦然的心地，自豪的称谓，更是愤怒的抗议。”“不屈不挠争民主人民英雄”是家人和百姓对他的礼赞。“广西纳吉”则是地方党报赐封给王定的光荣恶谥。

另一位是第一个揭露“文革”吃人肉兽行的王祖鉴。他原是来宾县委副书记，夫妻右派，被贬到武宣县文化馆打杂。他冒着生命危险，搜集武宣在“文革”中杀人吃人肉100多名的事例，通过广州友人向中央举报。中央派欧致富率兵一连驰赴武宣，才制止了杀人疯。

广西难友积极响应由史若平教授执笔的《要求平反右派大冤案补发物质和精神损失》上书，至2008年春全国联署签名的四千余人中，广西就占一千多人。直到今天，广西百色地区平果等县基层的难友仍然生活在贫困之中，晚景极为凄惨，至今没有得到应有的照顾。

为了不致被厚厚的历史灰尘所湮灭，我们在2006年收集了一份当年在古瓦和新兴劳改农场的右派难友名单，让大家增补订正。现共得500余人。今天，我们要高声呼唤：广西的右派难友，亲爱的兄弟姐妹们，你们在哪里……

读了这个专辑，人们会发现：这些所谓的右派，原来却是理性、纯朴的一群。他们既无野心，也非狂妄，他们忠于祖国，忠于民族，忠于人民；但是，几十年来却被诬蔑，被扭曲，被践踏，被伤害。

53年过去了，难道人生都有两个53年？国务院1980年68号文件《关于错划右派补发工资的通知》发布30年了，难道还要再等30年才落实?!

《屈辱的岁月》编者 2010年清明节

《屈辱的岁月》编者按：“改正”不等于“平反”。右派只“改正”，但未“平反”。因此，至今不予补发被扣21年的工资。即使贵如朱镕基，也一样。“改正”了，就是完整的公民吗？

一颗“卫星”五万人命

广西全州王定

40年前，即公元1958年9月9日，广西环江县放出了水稻亩产稻谷13万斤的“大卫星”。这颗全国最大的水稻假卫星，在一个正常年景里，给环江县造成巨大灾难，党和政府的威信更是受到难以估量的损失。

自1949年末建立环江县政权之始，直到1957年底反右，我是环江县的首任县官，有责任就所亲见、亲闻及30多年来搜集的有关资料，具书陈述，并供后世查寻。

环江县位于广西西北部，总面积4500多平方公里，居住着毛难族、壮族、汉族、苗族、瑶族、仫佬族、水族、侗族等多种民族。山区人民敦厚纯朴。环江是个产粮大县，畜牧业以养牛、养猪为主，农民有圈养黄牛的传统。县内森林资源较为丰富，有大片的原始森林（只是在放水稻大卫星后两个多月，环江又放出日产钢铁6万吨的大卫星，原始森林遭到严重破坏）。

合作化滋生弊端

土改后，农民分得了土地，生活有所改善，生产积极性很高。1953年开始成立互助组，随即成立合作社。1954年春，全县只有3个初级农业社。1955年初，上级要求提高合作化的进程，在几个月内，多数农户已加入农业合作社。遵照上级指示，1956年春，全县的初级社又全部合并为高级社，共计有109个。

成立高级农业生产合作社后，实行集体的生产方式和统一的分配制度，这给环江的农民带来许多困难。尤其大石山区，一些居住分散的农户，为了参加集体劳动，五更前便要起床，走两三个小时山路后才能到达劳动地点；下午集体收工后，回到家中已近半夜，全家老少，叫苦不迭。秋后分配也出现诸多问题，一个村屯收获的农产品，其他村屯农民都来参加分配，农产品互相挑来挑去，疲于奔命；偏僻的村屯种出的粮食瓜菜，因路途遥远竟无人收割烂在地里，造成了浪费。有的梯田田块小，集体劳动也极不易，有的人形容一个蚂虫另（青蛙）可跳过12条田埂，田块太小，几头牛进去无法耕犁。不合理的生产方式使农民难以适应，群众对此反应强烈。

包产到户、到组，县委遭改组

上述情况反映到环江县委，当时正好又接到上级要求整顿农业合作社的指示，县委决定由我带几个同志下乡调查，其中有农业部副部长李坚和下南区委书记韦明等几个干部，下到几个经营管理问题较大的大山区乡的高级社调查整顿。

调查回来后，召开了县委会。根据实际情况，县委决定在边远山区实行“水稻三包（包工、包资、包产）到队，到组，到户，超产奖励，旱地零星作物下放到户”的经营管理办法，并在1956年9月12日县委三级干部大会上提出讨论。会后县委还组织部分干部到景阳、希远两个山区社介绍“包产到组到户”和“小作物下放”的经验，总结了山区搞三包到户的优点和好处。1956年11月5日

，我就此向宜山地委作了专题书面报告。

我的报告上报地委后，地委以文件的形式给我们扣了破坏集体经济、带头走资本主义的大帽子。提出方案的环江县委被迫改组。原县委4个正副书记，3个划为右派，书记王定划为极右，副书记车丙寅、陈朝群为右派；农村部正副部长谭彦明、李坚划为中右；全县8个区4个区委书记划为右派，一个划为中右，全县干部中有97人打成了右派，66人被划为中右；更多的则被扣上‘王定的社会基础’的帽子，被清除回农村管制劳动。

密植夺高产的假戏法

1957年11月，新任县委书记洪华等人清洗了一大批所谓“右派”分子以后，接着在全县开展大跃进运动，提出“不怕做不到，只怕想不到，只要想得到，一定能做到”的口号。洪华曾宣告要“争全区第一，全国第一，天下第一，他在大大小小的会议上打“擂台”，誓言要放水稻高产卫星。

为了让环江放出天下最大的水稻高产卫星，经过县、区两级的精心策划，决定选用并蔸的方法。柳州地委（这时环江县已改属柳州地区管辖）领导也特别关照环江的水稻卫星，并为放卫星具体地指出了方向。他们暗示：“……湖北3万斤亩（产）的卫星是把6亩移到1亩里去了。全国卫星没有10万斤（亩）是放不出去的。”

县里根据上面意图，制定了实施方案，派出副书记季某和农业副部长覃某、李某等一批人马，于1958年8月22日前后，召开了城管大队农业社的社队干部会议，8月23日

，行动开始。

具体的做法是：把原来搞试验的一块1.13亩试验田中的禾苗全部拔出来，再犁耙、深耕，将大量各种肥料施入田中，然后耙融耙烂。8月28日至30日内，动员当地社员、县直机关干部和在县里参加集中学习的中小学教师等近千人，从城管大队的南门、北门、地麦、陈茶、良伞、三乐大队的刘家、地理、欧家等生产队的一百多亩中稻籼谷水稻田中，选出长势最好、且已成熟的禾苗，将禾苗连根带泥移到试验田中并蔸。由于不分昼夜，那块田的并蔸两天即告完成。其植之密，乃至小孩在禾苗上即使爬来爬去也掉不下来。

在并蔸过程中，为了将禾苗稳住，他们用木桩支撑后再用竹篾片拦腰，将田块分割成五六尺见方的格子；四周也用木桩顶实，这样禾苗便直立在一块一块的格子里。他们还在田头搭棚扎寨，成立现场指挥部，装有电话机，由大队干部日夜看守，派专人护理。移植的禾苗密不通风，他们便用喷雾器改成鼓风机，给禾苗插装竹管，由十多个人轮流鼓风，日夜不停。

按常理，禾苗在收割前是无须施肥的，但是人们不断给这块地的禾苗施肥。在施人畜粪尿时，粪渣子粘在叶片上压了禾苗，人们竟用蚊帐将粪水过滤，再用洒水壶喷洒。

一台密植夺高产的假戏，布置就绪。对此，不少人表露了反感的情绪，但均被压制。

亩产13万斤的“制作”过程

1958年9月初，以洪华为首的环江县委就向柳州地委和自治区党委报了喜，声称要放一颗亩产超10万斤的全国最大的卫星。自治区、柳州地区党委随即发函邀请各新闻单位和电影制片厂到现场采访报道；还组成检查验收团，成员有党政领导、政协领导，还有广西农学院、广西大学等科研院所的与水稻种植有关的教授、专家。

1958年9月9日

上午10时左右，中共环江县委书记洪华，向一名领头开镰的副书记授勋似的授给了系有红绸带的新镰刀，举行了隆重的开镰仪式。开镰仪式共有6000多人参加，包括特邀来的检查验收团成员，来自广西各县每个生产队的参观者、环江县各公社的代表以及奉命到场的当地社员。400多男女社员参加现场收割。

在收割时，把田头收割下的谷子用一担担箩筐装满，每人一担挑起排成队伍，在县城主要街道游转一圈后，把谷子运到县委大院过秤堆放。在街道上游行时，在四个生产队的粮仓里，一群群社员遵照指令，将准备好的一担担谷子等游行队伍路过时，就尾随跟上。挑谷游行的队伍人数，一下子便增加了两倍多。

即使如此，恐怕还不能达到预计的产量。在乱哄哄的过秤现场，策划者又施展魔术，指挥过完一次秤的，不倒上谷堆，又挑起谷子回到未过秤的队伍中再次过秤。如此循环往复，过秤的数字便越来越大了。

经过十几个小时的折腾，县委大院堆满了谷子，统计人员从登记簿累计出数字，这块试验田共1.13亩，当天收割了1.075亩，收到干谷140217.4斤，折合亩产130434.14斤。就这样，一个全区、全国、人类历史上空前的水稻亩产最高纪录便魔术般地“创造”出来了。

事后细心的人士作过了解和统计，当天在这块收割的1.075亩稻田里，实收谷子26000多斤；从四个生产队的粮仓里又挑出了67000多斤谷子参加过秤；另外47217.4斤，则是团团转、重复过秤“创造”的。

策划者要求验收团在验收喜报上签名。大多数成员都把自己的大名列在了参加验收的名单里。

不过，区党委组织部一名副部长陈东没有签名。

第二天，1958年9月10日上午，县委书记洪华为试验田的大“丰收”举行了有中央和区、地各新闻单位16名记者参加的记者招待会，正式宣布这块1.13亩并篼移植的试验田已收了1.075亩，实收干谷140217.4斤，平均亩产130434.14斤，尚有0.055亩未收，留待以后组织参观。全国最大的水稻卫星，就这样放出去了。

浮夸骗来荣誉、权位

环江县放出荒谬绝顶的“大卫星”，荣誉也随之而至：环江县成了区内外闻名的红旗县、上游县，县委书记洪华成了英雄。在地委召开的三级干部会上，洪华除披红挂彩，还领到一面特大红旗。洪华在扛红旗回县里那天，预先动员和策划的欢迎队伍挤满街头，在一片锣鼓和鞭炮声中，洪华被高高抬起，从街头一直抬到县委会。

洪华不断地吹嘘、浮夸、放“卫星”，也一次次得到奖励。有人统计过，在环江县委书记两年多的任期内，洪华共领到过96面红旗。洪华渐渐以党的化身自居，树立他在环江县的绝对权威。在环江县，洪华要去哪里，必先打电话通知当地，要求组织社员夹道欢迎。有一次洪华去山川公社巡视，离公路远的社员晚上要打着火把往公路边赶，有的凌晨两点钟便守候在公路边。全公社18000多人口，这次出动了11000多人，欢迎的队伍有5里之长。

放“卫星”的“功臣”相继得到提拔和重用。洪华后来被提升为中共柳州地委书记处书记。

放卫星后的高征购

环江的粮食似乎已堆积成山，无仓可放了。不过，1959年初，县里向上级汇报和向外公布的数字是：1958年全年粮食总产量3.3亿斤；而实际的产量却只有1.05亿斤（就是这个数据，也还含有水分）。

环江粮食“丰收”了，向国家多交征购粮是理所当然的，上级给环江下达了0.71亿斤征购粮任务，是上年（1957年）实际完成任务的4.8倍。这当然无论如何也完成不了。

不能完成征购任务，怎么办？县里便强迫基层干部和农民上交粮食，说是反“瞒产私分”。柳州地委在环江县水源公社召开现场会，组织了全地区3340个社队干部和社员代表前来参观。他们预先策划和布置了瞒产私分的假现场，证明群众有粮不交，向参观现场的队干和群众施加压力。这次会议逼出达2.4296亿斤的所谓“后手粮”（即黑粮和瞒产粮）。

结果，各社队仅留的一点口粮和农民家中的存粮都被当作“后手粮”上交外运了。但是，催交征购粮仍没有放松和停止，到1959年春，农民的口粮都无法保证，粮食出现全面紧张，断粮的农户越来越多，四五月间饥荒出现，死人日益增多。这时区党委贯彻落实中央郑州会议精神，给环江批了100万斤统销粮，才使环江人民勉强度过1959年上半年的饥荒。

1959年8月庐山会议召开后，全国掀起了反“右倾”和保卫“三面红旗”运动，一场高产浮夸、高指标分配征购任务的狂风吹到环江县，伴随而来的“反瞒产运动”掀起了新的高潮，环江县委书记洪华自告奋勇，争当先锋。

1959年，上级分配给环江县的粮食总产量指标是9.6亿斤，比1958年的3.3亿斤又翻了两番，分配下来的征购任务是贸易粮0.71亿斤（折合原粮便是1亿斤），而当年环江县实际产粮仅为0.828亿斤，将全部粮食上缴也交不出这1亿斤粮食，群众无粮可交。

实在没办法，只得将原来分配的9.6亿斤总产量调整为2.4亿斤总产量上报，按上报的2.4亿斤产量，环江县1959年分得征购任务0.385亿斤贸易粮。洪华为了夺红旗，在当年10月20日地委召开的三级干部会议上报完成了0.388亿斤。环江县倒是又扛回了一面红旗，但实际入库数仅有0.1881亿斤。

虚报的数字，要用实物去兑现，各公社都无法用实物去完成分配的任务，当权者以高压手段强迫农民交出粮食。

追瞒产置人于死地

县里开展反“右倾”、反瞒产的政治斗争：召开大会，发动各公社开展声势浩大的反“后手粮”（即反瞒产）运动。在会议上，由各大队选一个报产量报得多的小队为标兵，要其他小队向他看齐，达不到的便是瞒产私分，就要挨斗受批。他们还要报得多的小队干部去批斗报得少的小队干部。不愿多报的、报不出瞒产私分的人，就要拿去“小劳改”，不给饭吃。

在洪华亲自蹲点的城关公社陈双大队的逼粮会上，连斗连伤加上挨饿，竟死去13人。洪华还说：“这些人是社会主义的逃兵，死去几个不要紧。”

逼得走投无路，也有人在会上当众指摘洪华放卫星是好大喜功、出风头、吹牛皮。这些人都遭到残酷的迫害，有的甚至被迫害至死。

为了完成上交征购粮任务，环江县委按自治区的布置，将各集体小仓库里的粮食作为征购粮一起并入国家仓库，这样总算完成了征购任务0.3156亿斤。

县里既将群众的口粮，猪、牛牲畜的饲料粮全部并入国家仓库，又实行饿死人也不给开仓的政策，谁若擅自开仓，轻的开除党籍、公职，重的挨批挨斗，甚至被整死。

城关公社塘兰大队党支书崖日坚，不忍让群众活活饿死，开仓库拨了部分粮食给断炊的群众救急。洪华在全县三级干部会议上指着崖的鼻子大骂：“有你崖日坚，就没有我洪华；有我洪华，就没有你崖日坚。”于是这位土改的积极分子、多次的劳动模范、合作化的带头人、公社党委委员、大队支部书记，就被当场宣布开除党籍，撤销一切职务，并被罚站到散会。此后又被拉去县里和村里，召开大大小小的斗争会。这位身强力壮的30多岁农村好干部走不到两里路，活活地饿死在回家的路上。

饥饿难以忍受，一些不甘心等在家中饿死的人纷纷外逃，到贵州、金城江等地讨饭。县委即下令追捕，集中关押进行“教育”。在关押之中，连闷带挤，死去44人。在追捕过程中，水源公社书记韩祖文曾按照洪华指示宣布：“外逃人员经动员还不肯回来的，就打死算了。”

大饥荒，饿死五万人

饥荒愈演愈烈。社员家中无炊烟，几个公社的公共食堂都长期停火，最长的达130多天，最短的也有1个月以上。因饥饿造成了各种疾病、浮肿、肝炎、干瘦、妇女子宫脱垂等病人不断增多。

据调查，1959年5月至6月间，环江县的明伦公社病倒1600多人，其中重病1004人，浮肿486人，死亡146人。

在1959年至1960年间，环江县究竟死了多少人，没有统计出一个准确数字。我的计算方法是：我任县委副书记兼县长的1954年人口普查时，环江县的人口为15.7万人。当时实行奖励多生育政策，是人口增长速度最快的时期；到1959年，环江县人口已增长到17万多人；而到1962年，全县统计发布票人数（当时发布票是一人一份的，这个数据比较接近实际人口）是12万人。粗算下来，这段时间人口减少了4万多，占当时人口的四分之一。另据自治区一位领导在1995年春节告诉我，环江县在那一场灾难中死去5万多农民。

据当时调查者不完全的统计，1959年至1960年，城关公社的陈双大队、付点公社的中山大队、驯乐公社的康宁大队等大队的死亡率分别为26%、46.57%、5.5%；水源公社的龙树屯、驯乐公社训林大队岩口屯两个自然村的村民则死光了。据对水源公社所死的1706人的情况调查，其中饿死的有1500多人，斗争吊打至重伤而死的82人，当场斗死15人，开枪打死5人，全家死绝的有9户。

迫害反映情况的好干部

面对着不着边际的浮夸和大量死人的严重事实，有良知的人曾用不同的方式进行抗争。但在狂热的背景下，抗争不但无济干事，反而屡遭无情的迫害。

1959年3月，环江县人委干部谭绍儒在刚出现饥荒时，就以环江县城关区公所的名义向中央和报社写信反映饥饿情况：“木薯在环江来说约在1940年引进的，至1954年王定号召推广作养猪的饲料，自古以来人民是没有吃过的……洪华看待环江人民（连）鸡狗也不如……现在人民每天吃一斤木薯，吃木薯还压迫群众讲每天吃两饭一粥，菜是每餐三菜一汤，……请（问）洪华书记，三菜一汤在哪里。请上级党委深入农村调查。”此信被洪华截获，他指定公安机关拍成照片，在全县范围内查对笔迹，追查写信人，后来查出是谭的笔迹，便下令组织机关干部进行斗争，并在全县轮流批斗。谭后来被开除公职，送回农村监督劳动。

1959年3月，谭绍儒又以“环江县全体农民”的名义，写信给毛泽东，信中写道：“在我们环江县委直接领导下，在实践中，有些是中央提的不相称的，请派员下来深入调查，针对问题纠正。”“环江亩产十三万（斤）粮食是怎样得来的呢，县委领导把那块田耙好，在禾苗已抽穗勾头谷粒已黄近收时，把禾株全部拔出来云集到那块田里（发动整个的群众来搞），这不是浪费劳动力吗？这样做我认为十三万斤太多（少）了，那块田可堆百多万斤谷子呀”。这封信也成为谭攻击“三面红旗”的罪证。

为掩盖环江死人的真相，洪华曾对邮电局长下令：“凡是写给上级党委的信，全部扣留，送交县委审查。”

1959年上半年，环江各地开始出现饿死人现象，干部群众议论纷纷。洪华则说：“死几个人值得什么大惊小怪，有生就有死，生生死死，死死生生，这是自然规律。”

1959年下半年，县人委监察室副主任罗杰多次反映明伦公社死人多、饿死路边也无人掩埋的真实情况，结果被扣以“对党不满，是反领导”的罪名，于当年10月被停职反省，管制劳改，在机关反复批斗，每天罚捡三担牛粪。

1960年1月，城关公社副主任莫仁忠下到塘兰大队，见到病人很多，死人现象严重，回来后与医院院长谈论，院长向洪华汇报此事，洪华听后气愤地说：“莫仁忠反映社员没有吃，病人死得多，真是岂有此理！这个人一向右倾，你们要好好解决他的问题。”结果莫在反右倾中给戴了顶“右倾分子”的帽子。

有些环江籍部队战士回家探亲，见饿死家人，写信到报社被批回环江调查。结果，有的被开除回家，有的被送去劳改。

设置障碍，调查受阻

后来，自治区还是觉察出环江县大量死人的现象。1960年3月，区党委、地委检查团的一个组来环江县实地调查。

洪华等人如临大敌，想方设法给调查组设置障碍，他们多次组织召开秘密会议，在会上威胁说：“乱反映情况是大是大非问题，是敌我矛盾的斗争。”共青团区委干部李月清（现任区老干局副局长）带调查组来到环江后，发现死人严重，想把死人情况向上级反映，电话无法挂通，拍电报电报稿还没发出去，便被扣压下来交到了洪华手中。

洪华指摘检查组是“不怀好意”“专找岔子”，还说：“这些人年轻无知，生活在城市里很少下乡，下来后专找死人材料，反右非打成右派不可。”还指摘检查组不向县委汇报就直接报自治区党委；强迫检查组在上报材料中把死人的数字一再改小，死人的原因说成是传染病引起的。改成这样后，才允许向区党委汇报。

在对待敢于向检查组反映的干部和群众，洪华等人的态度也很恶劣。腰间常挂有手枪的县委副书记韦某曾说：“你反映（死人）的情况如果真实，坟头在哪里，你敢签名盖章吗？”

这样，检查组的工作困难重重，无法顺利进行。后来由于环江县灾难日趋严重，饿死人无法掩盖，自治区的党政领导亲自下到环江，调查工作才得以进行。

造假者的结局

1960年元月，洪华被提升为中共柳州地委书记处书记；3月5日，洪走马上任。

经检查团调查，环江县大量死人是由于饿死的这一事实被认定。6月，洪华被撤职，改任地委财贸部长。1960年冬在“整风、整社”运动中，因在环江县大放卫星，大刮“五风”受到干部群众的揭发批判，洪被揪回环江批斗。1961年3月2日在环江县干部群众大会上，洪被宣布开除党籍，并逮捕法办。1963年10月31日

洪被自治区高级人民法院判处有期徒刑5年。

1980年，有关方面作出决定，给洪华平反。

（原载《南方周末》报1998年10月9日18版，原题《狂热及其灾难》）

中国包产到户首倡者王定的遭遇

广东三水卢蒙坚

王定，原名廖基豪，广西全州人，1923年生，肄业于具有革命传统的桂林两江师范。1947年他和爱人蒋继璘把刚8个月的女儿留在家，参加我党领导的全（州）灌（阳）武装起义，是游击队中惟一的夫妻战士。这支队伍成立不到10天，就遭到反动保安团的严重袭击而被打散。王定等冲出重围。蒋继璘不幸被俘，同年9月15日在县城英勇就义。死后被惨无人道的反动派割乳剖腹，取身孕泡酒。她是解放战争时期全州第一位女烈士。

王定突围后，化装到达武汉，辗转至香港，寄住我党领导的达德学院。1948年1月参加西江游击队，次年2月加入中国共产党，3月调回广西，先后担任过游击大队长、参谋主任兼联队长等职。

上世纪50年代前期，他担任过副县长、县长、县委副书记。1956年，农业合作化运动席卷全国农村，广西环江县一夜之间冒出109个高级社。县委书记王定却一头钻进山旮旯，察民瘼，摸民心。他察觉到，高级社和“大跃进”实际上并不符合农民的根本利益和心愿。于是，他破天荒地提出了“包产到户”的主张。为此，县委对宜山地委作了专题汇报。起初，地委批示：各县可参考，环江可试点。

1957年1月16日

，《广西日报》正面报道了环江“包产到户”的消息；同月27日，《浙江日报》也刊登了永嘉县委书记李云河关于“包产到户”的专题报道。但不幸的是，不久后王、李双双被打成了“右派”：李被开除党籍、撤职降薪；王被开除党籍、公职，劳动教养。

还有一段插曲：1957年5月，广西省第二次党代会召开。王定在大会发言，对省委拖延两年仍未处理平乐地区大量饿死人事件，公开提出了较为尖锐的批评，赢得了大会代表的热烈掌声。王定尚不知“阳谋”为何物，祸根就埋下了。

被打成右派后，王定全家被扫地出门，撵出县委大院，住到四面通风的圩亭。幸有好心人腾出一间房，他一家才得安身。王定之妻叶葵仙是财政科副科长，也被株连，逼迫她和王定离婚，她坚决不从，被罚到酒厂挑水。从此王定一家沦为“贱民”。

1958年秋，王定被武装转押到柳江县新兴农场。这个广西最大的劳改农场，当年集中了300多名（注一）被“劳动教养”的“极右分子”，他们以前大都是区、县级干部。在该农场的开荒队，笔者和王定成了昔日战友和今日难友。

这时候，“大跃进”席卷全国。专政场所的新兴农场更是热火朝天：打擂、献礼、深耕、夜战……幻想早日脱帽的教养分子，人人争先，个个拼命，日夜猛干。由于劳动强度过大，劳动时间延长，更主要的是营养缺乏（每人每餐只有3只木薯粑粑），在“大跃进”了一段时日之后，教养分子们骨瘦如柴，面黄肌瘦。有一天，晚收工的时候，一位姓蒋的教养分子（前小学老师，玉林人，名字忘了），挑了一大担茅草，走在小组的最后面。回到大茅棚后，当晚并没有人留意。第二天早上出工点名，才发觉少了他一个。队部马上派教养分子循着原路找去。最后，在一条干了的小沟边，发现甩着两捆茅草，蒋老师躺在沟底，全身早已冷硬。几天之后，大组长王定在发包裹的时候，一连喊了几声“蒋××”，没有人答应。王定满脸凄楚，笔者和在场的难友闻声无不心酸。

劳改农场实行“以教养管教养”。王定当大组长，有权请医务室（也是教养医生）上报队部批准病号休息。当时，笔者在木工组扛重活拉鲤鱼锯。有一天下午刚出工，半路上迎面碰见王定，他惊讶地望着笔者说：“卢蒙坚，怎么搞的，你的脸肿得像南瓜一样大？！快点快点，莫出工了，回茅棚休息。”

笔者用手一按自己的脸颊，感到松软得就像一团棉花，心惊肉跳，即刻低头掩面回到茅棚，蒙头便睡，一两天后才消肿。——想当年，蒙王定之荫庇者，又何止我一人！

因营养不良而造成的浮肿病，在教养分子中间悄无声息地蔓延开了。除了少数几个大伙房的教养伙夫以外，全体教养分子，人人面现菜色，大眼凹颊，举步维艰。举凡四脚蛇、蜈蚣、蚂虫另、蚂蚱，只要抓到，马上烧吃；甚至连牙膏和甘草片剂也成了美食。前《梧州日报》总编辑黄莎（他与笔者同在王定的大组），就是这个时候饿死的。他死后，口袋里还有一张他未见过面的婴儿照片，他在相片背面写给妻子几个字：“请抚养好儿子。黄莎临终前。”

笔者刚投入劳教时体重63公斤，于今只剩36公斤

。已经到了这种地步，农场只好宣布停工，停止劳动大约有半个来月。当时，教养分子的伙食也有所改善，有时每人还能获得一片猪肉的加菜。

40年后，一位当年的农场干部才透露，那时新兴农场“全场因饿致病而死的劳教人员有几十人”。（注二）

终于，教养分子总算从饿魔之爪中挣脱了出来。凭良心讲，大组长王定的确是积了蛮多阴功的。

这里，有个鲜为人知的小插曲：新兴农场当时的政委李殿，原是环江县公安局长，在剿匪时王定曾救过他的命，后来，又是他结婚的月下老人。李将王从开荒队调到场部附近的某个队后，找他谈话，互相约好，由李的爱人把食物放在隐蔽的地方，再让王定暗中取来吃。

王定在劳改农场“劳教”了三年，于1961年解除劳动教养，摘掉右派帽子，成为“摘帽右派”。王定先后在几个农场干过工人、保管员。当时笔者仍“劳教”于新兴农场，记得在某次大会上，李殿语含惋惜地告诉大家：“王定脱帽后，不好好改造，又被戴上了右派帽子。”这句“不好好改造”，用王定自己的话来解说，就是：“我自1961年以来，曾8次向广西区党委申诉，4次向党中央、中组部申诉，迄无回音。”

“四人帮”覆灭后，王定又于1978年再度申诉。他措辞犀利地质问道：“假如当时广西省委把平乐饿死人事件作为前车之鉴，哪里会酿成1959年再次出现更惨的广西饿死人事件呢？！”他并且指名道姓地要求严惩有关责任人——却原来，年近耳顺的王定，躯壳里居然还住着一个孩童，他未免太天真了。

王定的“右派罪状”主要有二：一是“反对农业合作化”，二是“污蔑省、地委领导”；但王定压根就不承认。他坚信，包产到户“救了中国，也救了社会主义”（万里同志语）。他直斥所谓“污蔑省委”是“违背党章”，并反诘：“难道对大量饿死人的事件熟视无睹就是好党员吗？！”

1979年2月，组织上为王定改正，“恢复政治名誉，恢复党籍，恢复原工资级别，分配适当工作。”至此，长达21年的“革命吃掉自己儿女”的悲剧终于落幕。

“改正”后，王定先后当过小学教师、农校校长，统战部宗教处处长、副厅级咨询员。他从来就不在乎所谓的职务和级别职称，而仍然是童心依旧，一往情深，忧国忧民。笔者案头有两篇王定写于1980年的短文的复印件，这是他得知当年环江县饿死人事件的主要责任人洪华获得平反之后，在惊讶与愤慨之中写的。其中一篇这样写道：“干蠢事的人不受惩罚，每每啃着甜头，不肯罢手；做好事者吃着苦头，难以翻身。”另一篇题为《读<说假话者诫>的感想》，则写道：“现实告诉我们，与其说要说假话者诫，倒不如说要说真话者诫了。好人受罪，坏人神气的局面什么时候扭转，说假话才会被人引以为诫的。”

1988年环江事件30周年之际，王定又再次上呈《申诉意见书》，坦陈心迹：“大惨案30周年了，使我这个曾经任过环江县委书记的党员干部，感到揪心地痛楚。”他对事件“仍处于不了了之的境况”表示明显的不满，并且明确提出了三点要求：一、从速安置受冤和被株连清洗回乡的干部；二、追查主要负责成员的罪责；三、请饬《广西日报》对当年假报道速作公开检讨。最后，他请求：要对“环江事件有个了结，向历史作出严正交代” 。

1997年秋末，这位“曾经作过环江人民的公仆和‘父母官’，常感悲痛，难以自容”的王定，终于冲破重重樊篱，毅然投稿党报。1998年10月9日，《南方周末》报于18版以大半版的篇幅，刊出王定的长文《狂热及其灾难》（编者按：王定的原稿约二万字），从而向国人揭开了40年前环江惨剧的真相。

“我说出来了，我拯救了自己的灵魂。”（卡尔·马克思）遵循马克思的教导，王定说出来了，他拯救了他的灵魂。

王定这篇“解密”文章的发表，相当于一次地震，环江有人马上将文章复印了100份广为散发。环江的干部和老百姓写信给王定，向他倾诉多年来埋藏在自己内心深处的心声！——是的，王定是当之无愧的环江人民的真正公仆。

反右派——大跃进——饿死人：环江就是这“多米诺效应”最残酷的典型。

本来完全是人为造成并且完全可以避免的事情，竟然成了不可避免的宿命的历史的必然。这教训，实在太惨痛了！而这一切，全都是那条害党祸国殃民、“实用主义为本质，左为表现形式，自杀为特征的左倾自杀主义路线”造的孽。王定同志就是坚决反对左倾自杀主义错误路线的勇士。

经确诊为晚期骨癌，公元2000年7月26日午时，勇士王定归天，享年77岁。

注一：应是2000多人注二：应是几百人

（刊于《炎黄春秋》2003年1月。2003年9月《读者》乡村版转载。这是作者原稿）

（作者祖籍广东三水，1922年10月出生，1938年9月加入中共。自1949年三罹冤假错案共36载[含劳教12年]。1979年“改正”，1983年恢复党籍，1985年“彻底改正”，旋离休。二等公民。）

历史的警钟

广西陈家铠

“右派”来了

1957年“整风”、“反右”时，我正在专政机关改造场所的新兴农场工作，领略了这场宏大的历史事件过程。

报纸登“右派”，“右派”来了。1958年秋，一队队，一帮帮的“右派”到新兴来了。我好奇地尽力从他们身上寻找报上“右派”的影子，但怎么也搜索不到。他们中多是知识分子，多是青年人，也有老年人；有教师，也有少数在校大学生；有工程技术人员，也有干部。我觉得他们并非青面獠牙，凶神恶煞，不似牛鬼，也不像蛇神，而是与常人无异；不少人比一般人还要有风采，戴着一副金边眼镜，文质彬彬，知书达礼，一表人才，态度平和，但不卑躬屈膝。他们不但不可怕，反而令人怜悯。再看看档案，都是一些完全站不住脚的“材料”。啊！他们完全是冤枉的。我陷入了沉思。

说他们是“鬼”，在某个含义上讲，倒有点像。刚来时，一个个身体尚算健壮。过了段时间，特别是1959年至1961年，一个个又骨瘦如柴，眼深颧高，肩膀高过耳。这种形象，只有在电影里日本皮鞭下的中国劳工才见到。这时的“右派”，外貌还像什么人？倒真像鬼了。那些饿死、病死、逼死的“右派”的的确确是冤鬼、饿鬼啊！

后来知道，“整风”整出了五十五万右派。他们中有钱伟长之类的科学家、教授；有由国外回来建设祖国的科学家。报纸上喜欢用“一小撮”来形容。秦始皇杀了几百儒生，他们说是“一小撮”；现在五十五万“右派”，他们也说是“一小撮”。他们就不痛心，这是中国的知识分子、科学家。中国人才缺乏，若把这五十五万人投入到建设国家中去，作用有多大！这五十五万人，连同株连的亲属，就是几百万，几百万本来是积极的因素，竟变成消极因素，这损失又有多大？秦始皇焚书坑儒，死的虽是几百儒生，焚的虽是一批典籍；但他给中国的文化造成了巨大损失，开了消灭文人、消灭典籍的先例，宝典湮没造成了历史空白，从此人人自危，百口莫开，使暴政更加肆虐，加速了暴秦的灭亡。“反右”造成万马齐喑，再无人敢讲话，再无人敢讲真话，造成了后来的“大跃进”变成了“大跃退”，大办食堂变成了大挖坟场。“文化大革命”变成了武斗暴杀的十年浩劫。当年焚书坑儒后，鹿可变为“马”；而今“反右”后，亩产可达“十三万斤”。学生可以斗老师；整村的地主可以斩草除根；国家主席可以戴高帽游街！“反右”，给中华文明，中华文化造成了莫大损失，“反右”之过错，怎样讲，都不为过。

有人说，已经给“右派”改正了，恢复了工作，领了优厚的薪金，还要怎样，还不知道感恩？呸，这是势利小人之见。现在所讲的完全不是个人恩怨纠葛，而是国家兴亡的大事。个人恩怨可冰释，国家兴亡大事就要作为一面镜子，留后人借鉴。

右派多忠贤

1958年冬，我由劳改局学习化验回来，场里安排我主管科研室。

科研室归直属队管，队长傅永久。教养人员中有个大组长王定，白天带几十名“右派”搞基建杂工等。晚上科研、修造厂、基建等一百多人先由王定集合好向傅队长报告，队长讲话后，分组学习讨论，我和其他干部也到场掌握。

当我得知他是闻名全国的环江县前书记时，心中为之一震。他富于正义感，为了环江县人民，搞包产到户，结果被打成“右派”，送农场劳教，先在开荒队即后来的龙凤队，不久与莫一庸等人来到直属队。我对这位一表人才、彬彬有礼、诚实爱民的受害者，深表同情与敬佩；对当时红人洪华则憎之。

王不为难干部，不卑不亢。他服管服教，但不认罪悔改。所谓服管是指遵守监规纪律，不顶撞干部；服教只是表面上听从干部怎样教就怎样做，不与分辩，但内心是不可能服教的。莫说我们一般干部水平没有他高，即使是中央理论教员也教他不服。因为明明是白的，你却说是黑的；他正确，你说他错误，能服吗？至于说不认罪悔错，则何罪之有？无罪又如何认？不错又悔什么？把正确的改去，岂不是越改越错！

王关心难友，常开导大家，自己要看重自己，总有一天会水落石出的，留得青山在，不怕无柴烧，不要做蠢事。难友有病，他安排休息看大夫。对人以诚相待，不欺下瞒上，在难友中威信很高，都把他当知已。

不久，科研室名亡实存，我和莫一庸搬化验室到都乐一加工厂，就再也没有见过王定，但我心中一直惦记着他。

我一直想知道假话亩产十三万斤的真相，但有关当局讳莫如深。现在的电视连续剧热衷于清朝男人的长辫子，编这个“戏说”，那个“戏说”，但对现实的、活生生的、绝好的环江假卫星典型题材却不敢问津，这是不正常的现象。

王定写了篇关于环江亩产十三万斤真相的文章，登在1998年10月9日《南方周末》报上，题目是《狂热及其灾难》。此文严谨、翔实，具有很高的历史价值，是作者经过多年的明查暗访，冲破层层阻力和压力，费了许多心血才写出来的。

1958年，环江县委书记洪华搞了块1.13亩的“试验田”，先将此田中禾苗拔去另插，然后在9月28至30日，在一百多亩较好的中稻籼谷选用约六十亩最好的已成熟的禾苗，集插到试验田中。10月9日上午，在区、地县验收组监督下开镰，晚上结束，剩0.055亩作参观。第二天上午，洪华宣布在1.075亩得干谷140217.4斤，平均每亩产130434.14斤。在报纸、电台、记者、电影界的鼓动下，特大“卫星”上天了！

作者调查的真实情况是：这1.075亩得谷26000斤，另处担来充进67000斤，另外的47217.4斤是虚数，是“团团转”反复过称得来的。

洪华因此升了官，上了地委。而环江却因此带动全县弄虚作假，大减产变成大丰收，因无余粮而饿死五万人，有的整村死光。后来，由于反应强烈，洪华被判五年刑。1958年春，笔者下放柳江成团，亲自目睹了买江村一个生产队长，因私自用自己的30斤米蒸酒，被扣上“用谷种蒸酒破坏生产”的罪名判刑15年，真是捉一个人比捉邻居一只鸡还容易。用自己的30斤米蒸酒判15年，而5万条人命才判5年刑，同是1958年的事，而处罚却有天壤之别，真不知法律天平是怎样秤的。

王定在临终前两年，揭出了死死捂了40年的历史上最大的假话的真相，以告诫世人、后人，其精神是多么可贵啊！

洪华口讲为民，实则害民，他权欲熏心，好大喜功，他欺山区人民老实好骗，结果饿死十七万人中的四分之一多。乱石小冈，白骨累累，当官的虽给他平反，但环江人民不答应，冤魂不答应，一提起洪华名字，人们眼睛冒火。他永世是可耻的反面教员！

王定真心为民，包产到户蒙冤，但24年后，全国走他创的路，农民过上小康生活，先声王定，多么勇敢睿智啊！诬他为“牛鬼蛇神”，企图把他搞臭，是徒劳的。“改正”后升为副厅级，历史作出了结论。王定于2000年逝世，临终前还做一件大好事，留下一笔宝贵精神遗产，丹心可见。他是好公仆，永远活在环江人民心中！

编者按：作者陈家铠先生是一位正直、敬业的老公安。退休前曾任新兴农场和石榴河农场干事、科员和大队长。现定居柳州市，安享晚年。祝好人长命百岁！

怀念父亲王定

丹麦廖新军

2000年4月中旬，我在丹麦接到父亲病危的通知，可是，我父亲直到临终，都没有见到我这个儿子，我也没能看上他老人家最后一眼。

我的父亲原名廖基豪，“王定”是他投身共产党武装革命使用的化名，后一直沿用。1957年，父亲因直言批评上级和在广西环江实行“三包到户”而被打成右派，押赴农场劳教，我们全家开始了长达二十多年的苦难生涯。

我是家中的长子，父亲被关押劳教那年，我才七岁。母亲去劳改农场探望父亲，都按父亲的嘱咐带上我一同去，在短暂的相聚之后又是长时间的别离，失去父爱的那些日子，在我的心里留下了终生痛苦的烙印。

大饥荒时，父亲所在的劳改农场里，成批成批的人因饥饿和非人折磨而死去，与父亲的每次相见，都有可能成为永别。

在反右运动中期，面对上级的高压，组织的要挟，旁人的相劝，善良的母亲始终拒绝与父亲“划清界线”。作为对她的惩罚，母亲所在单位的领导从此不批准她请假去探望丈夫。自那以后，每次都是年迈的外婆带我去看父亲。有一回，外婆用家中仅有的一点米做了几个小粽子，带去给父亲，父亲把其中几个粽子分给了难友。在我吃完了一个之后，又把他吃的那个分了大半给我。

三年后，父亲从劳改农场释放出来，回到家里才一个多月他又被送到一个远离环江的劳改场，作为“脱帽右派”继续接受管制劳动。就在那个时候，我突然染上了疟疾，由于得不到及时诊治，生命垂危。父亲接到病危通知后，获准回环江看我。当我从昏迷中醒来时，首先看到的是父亲慈祥的脸，泪水顿时涌出我的眼眶。在那大饥饿的岁月里，母亲和我们五个儿女及外婆和两个舅舅一起挨饿，种种辛酸苦楚，我多想跟父亲说说啊。可是，我的嗓子像是被堵住了似的，发不出一点声音。

父亲又回劳改农场去了。离家那天，他坐在我的床边，叮嘱了我很多话。临别时，他掏出一张一角的票子，塞进我的口袋里，我拼命地忍着不让自己哭出声来。父亲离去的身影，渐渐地被泪水模糊了。

后来，母亲带着我和弟妹们也来到农场，一家人终于又在一起了。在艰苦的岁月里，在饱受欺凌的日子里，父母的关怀爱护，让我和弟妹们得到了家的温暖。

几十年来，不管环境怎样恶劣，父亲总是要我们努力向上，做一个对社会，对国家有益的人。他自己也以他的正直，以他为人民、为国家所做的一切，影响着我们。

严酷的政治迫害，从没有动摇过父亲对人民，对正义事业的忠诚；但却严重地损害了他的身体，留下了许多久治不愈的伤病。

在劳改农场，年逾五十、体弱多病的父亲被迫与年青人在一起干同样繁重的体力重活。有一次，他们装车，装运建筑的片石，拖拉机在过渡时，突然刹车失控，顺着陡坡冲下河岸，倾翻在水边，满拖斗的石块四处飞散。坐在车上的父亲和装车的同伴，摔倒在河岸上，幸好命大。父亲头部和颈部受了重伤，几经治疗，仍留下伤痛和胃溃疡症；在以后的十多年里，一直靠药物维持。

1999年，父亲因身体不适，多次住院留医，直至秋天终于一病不起，诊断的结果是晚期骨癌。得知父亲将不久于人世，我的心情非常沉重，恨不能立刻回到老人家的身边。

2000年7月29日

上午9：30举行遗体告别仪式。但作为长子的我，由于种种原因，直到父亲的火化都没有可能看上他老人家最后一眼。也没有可能回家安慰我的母亲，造成终生遗憾！

编者注：廖新军仅仅由于在国外发表了一篇直抒胸臆的文章而失去了回国给慈父送终的最后机会。中华民族自古以来的美德孝道，被邪道放逐了！

作者简介：廖新军，王定（廖基豪）长子，现定居丹麦。此文有节删。

龙骨沟悲歌

湖南怀化冯建国

新兴农场的前身是上世纪50年代建立的劳改农场，劳改对象多是当时的土匪，恶霸和不法地主。到了50年代末，一些轻刑犯人已经服刑期满，一些有一技之长的人，如木工、泥水工等则留场就业。后来的教养人员把他们称之为“就业土匪”。他们中有的已娶妻生子，可以单独居住，成了劳改系统里管理较为宽松的人群；在他们之中有些人不忘旧时的优越，对共产党的天下怀有仇恨。他们对共产党反右派运动把大批的干部打成右派分子送来农场劳动教养幸灾乐祸，拍手称快。有一次，一名“就业土匪”在一次偶然的机会认出了一名右派劳动教养人员正是当年判他劳改的法官，真是冤家路窄。这名“就业土匪”毫不掩饰内心的仇恨，指着这名前法官骂道：“就是这个王八蛋，当年是他判我劳改的；如今我就业了，你反而来教养了，没想到会有这样的下场吧？活该，报应！！”这名“就业土匪”仇恨的发泄在“就业土匪”中是有代表性的。

“就业土匪”常在教养人员面前显示他们的优越和威风，因为教养队的干部常把他们当做监视教养分子的打手。

1960年6月1日

是龙骨沟教养队10天一次的休息日。1960年也正是“三年自然灾害”的饥饿时期，教养人员的日口粮定量从旧秤12.8两的主粮改变成了红薯、木薯甚至木薯渣，靠定量供应的食物已无法维持生命的起码所需。教养人员在野外劳动学会了抓蛇、抓青蛙及寻找各种能填充肚子的野菜带回监舍，抢在晚上“学习认罪服管”之前，用饭盒、罐头盒等铁皮餐具在监舍后边架起三块石头“开小锅小灶”。队部虽有明令不准开小锅小灶，实际上是睁一眼闭一眼，因为在饥饿的年代他们也体会了饥饿的滋味，干部们也面有饥色。此时正在教养人员聚精会神地开小锅小灶的时候，“就业土匪”手持棍棒冲了过来，说是他木工房边种的南瓜丢了。正好柳州锌品厂的一名教养人员（忘记其名）的小锅就煮有南瓜，于是不由分说的就遭到一顿毒打。饥饿中忍辱负重的教养人员，在精神上，在体能上对当时的折磨已经是不能承受了，再加这一顿无端的毒打，只见他躺在地上口吐白沫，连哭喊的力气也没有了。“就业土匪”挑战似地望着其他在场的人，嘴里骂骂咧咧扬长而去。众人见此情形不胜伤感。

因为有人见证这个小南瓜是被打人在公路边向农民买的，并说敢于站出来做证，于是激发了众人的暴怒，一下子集合了20余人，有人拿着绳子、扁担要去和“就业土匪”算帐。

当时我没有在事发现场，但我很快知道了事情的原委，我说：“我也去，我们去和他说理，不是打架，把绳子、扁担都放下！”监舍去木工房之间没有围墙，在我们到达木工房之前“就业土匪”早有准备，他手拿一把斧子站在门前恶狠狠地说：“别过来！过来我就不客气！”我边走边说：“你放下斧子，我们不和你打架，我们是来证明那个南瓜不是偷你的，是买的，有人做证。”说话间我已来到他面前，猛的按住了他的手，夺下了斧子。众人见势一拥而上，我只说“不要打死就行了”。

在我们到达木工房之前，早有教养分子的“积极分子”跑去队部报告了，说有人闹事。队部知道事态严重，就近调来了一个班的武装看守跑步赶到木工房，解救了“就业土匪”的性命。

武装把我们团团围住，押回监舍。早有其他“就业土匪”、改造中的积极分子，把参与人的名单报给了队部。队长站在门口照名单逐个点名，然后由“就业土匪”执行捆绑。他们用脚蹬，用手勒，捆好了手浇上一瓢冷水，被捆的人顿时手脸发乌，大汗淋漓。队长命全队集合，向证人了解真实情况后，明知引发事件的南瓜是买的，队长向大家训话，宣称：“这个南瓜一半是偷的，一半是买的。”一个南瓜一半是偷的，一半是买的这种逻辑，只能出自强权之口。队长不紧不慢地讲了10多分钟的话，下边被绑的20多人在地上痛苦地挣扎，呼喊声牵动在场人的心，上边讲什么，根本没有人听。队长见此怕绑死人，宣布散会，听候场部处理。

松绑后收监的（农场设的监狱）只有我和柳州铁路局的火车副司机谢一民两人。在被绑的20多人中也只有我和谢一民虽然汗湿衣裤，但却强忍着剧烈的痛苦没有呼叫。在农场改造记录里，我曾在古瓦农场在过“强制班”“看押组”，被干部称之为死不认罪的反改造分子。

龙骨沟队向场部上报本事件时定性为“暴动”。为防发生意外，第二天全队不出工，对事件的参与者、幕后人进行揭发、批判。场部对此事件十分重视，对参与者连夜“过堂”，先审讯未收押入笼的人。人们都一致诉说了“就业土匪”平时因队干部或默许或授意对教养人员捆绑殴打的事实。最后在提审我和谢一民时已半夜两点钟，场长、政委、管教科长等主要场部干部都在场。

我的陈述是：“就业土匪”殴打、捆绑教养人员由来已久，且肆无忌惮，手段毒辣。如昨天无端殴打好人，致人不省人事，激发了人们忍无可忍的事件；又如昨天捆人时把棕绳捆进了肉里还要加一瓢冷水，这都是队干部亲眼所睹。其残酷甚于坐“老虎凳”“灌辣椒水”的旧时刑罚，此等行为是对教养政策的破坏。

“就业土匪”捆绑、殴打教养人员带有阶级报复性质，是在发泄“就业土匪”们对共产党政权的仇恨。我列举了前面说过的“就业土匪”对以前判过他徒刑的右派教养分子的谩骂内容，即可证明他们仇恨殴打的非仅教养人员，而是仇恨共产党政权。事件的发生是某些队干部所谓的“以毒攻毒”的手段，纵容、默许“就业土匪”打人的结果。我们的陈述全无惧色且理直气壮。

新兴农场政委李殿是一位政策性较强的领导，在他的参与下，场部经过对事件的审讯，听取了受审人的陈述，分析了案情的实质后，下了规定：“各队开斗争会要先报场部批准再执行，禁止在斗争会上打人。”在这个事件中受捆绑酷刑的20多人换得了申张正义的机会。场部立下的各队开斗争会要报场部批准和不准在斗争会上打人的规定，给了教养人员一个暂短的免受皮肉之苦的生存环境。可是好景不长，后来“文化大革命”中场长、政委也要下跪挨打了。政委李殿曾一度被下放到矿业队监督劳动，和右派分子们一起劳动。大家很同情他，尊重他，因为他当政委时很尊重教养人员的人格，人心自有公道。

“文革”中新兴农场死了十名干部，其中四人被当场打死，这是必然的；但已经超出我要说的范围了。

这是龙骨沟的悲歌，是右派的悲歌，也是我们民族的悲歌！——谁能说不是？！

作者简介：冯建国，湖南人。桂林市邮局副处级离休干部。享年80岁。

逝水留痕

广西柳州罗建云

我14岁参加革命，在白区搞地下斗争。解放后投身剿匪，荣立三等功。16至23岁历任柳地公安处、柳江公安局、广西公安厅侦查员、中队长、特派员、所长、监狱负责人等职。平时喜欢舞文弄墨、谈古论今，还自负胸怀大志。岂知1957年冷不防身中“阳谋”，当年的红小鬼被打成了反党反社会主义的右派分子！1958年4月宣布右派名单时却没有我，乃起立质问，政委答曰：市委还未批，我们会有办法对付你！

两周后，果然被开除公职送古瓦农场劳动教养，并立即派人押送回家拿行李，限时30分钟。

一到家，结婚才一年的妻子已泪流满面地忙着为我张罗行李。我抱起刚出生40多天的儿子，他刚会笑，他频频对我傻笑。也许婴儿纯真无邪的笑打动了一旁监听的年轻公安干部，他一扭头就离开了。我与妻抱头痛哭。一望婴儿，他又笑了。傻小子怎会明白，由于爸爸的株连，你的未来将要面对多少坎坷，多少苦难啊！

在古瓦农场和新兴农场的几年，说是经历一场人间炼狱并不为过。对身体的摧残，是超强度的劳动加饥饿、打骂和凌辱；对精神的摧残，则是日本战犯、国民党战犯、刑事罪犯、土匪特务皆可大赦特赦，唯独右派是十恶不赦。残暴的肉体摧残加精神摧残，终于导致了大量的非正常死亡，这不是明摆着把人往死里整吗？笔者就曾被两个刑满留场的土匪用扁担痛打一顿。他们边打边咬牙切齿痛骂：“你也有今天！你烧成灰我都认得，姓罗的，你不是看守所长吗？老子今天教训教训你！”我痛得卧床两天；但这两个反革命暴乱时被俘被判刑的土匪却未受任何批评处理。

1962年，我终于解除劳教回到柳州，以为凭劳动总可以养活一家子。岂知不久又碰上文革大刮十二级台风。为“纯洁社会主义城市”，在街道干部押送下，我牵着稚子的小手，踏上了充军流放的茫茫山路，流放地是宜山县一个最偏僻最贫困的山区小荒村。有诗为证：

流放途次·1969年5月

挈妇将雏投大荒，烟水云山两茫茫。

天若有情容我老，人间岂可无沧桑！

危楼独上吊落英，迁客穷途此登临。

黄花自黄山自壮，愁煞南冠断肠人。

在农村一呆就6年，工分值是每天0.17元。开始住的是一间牛栏。幸好纯朴的山民和大队直至公社都待我甚好，认定我既在大厂当过车间主任，技术必定高超，非要我当全公社的机电技术员不可。我只好硬着头皮，靠老友寄来的几本看图识字式的技术资料，边干边学边摸着石头过河，居然不负众望，为山区修好了数十台柴油机和手扶拖拉机，设计安装了4个小水电站，办了两期培训班。公社为此5次颁给我先进生产者奖状。公社高中和初中也经常请我到校讲课。当公社驻地和十几个村庄破天荒用上电灯时，农民开大会庆祝，高呼“向罗同志学习！向罗同志致敬！”面对此情此景，我陷入沉思：一个备受凌辱和虐待的另类分子，一旦被当作人看待，是可以拼发出闪亮的光和热的。

被当作人对待，尤其是被当作自己人看待，我那喜欢舞文弄墨的老本性，竟然不知不觉又冒了出来。每逢节庆或红白事，都热情应邀帮农民写对联。其中一联颇得公社领导称赞：新春办喜事，不忘国事天下事。大旱夺丰年，牢记党恩政府恩。还结交上好几位喜欢吟诗作对的农民和高初中老师，并时有唱酬。他们的赠诗真挚感人，有“九月重阳喜相逢，贤兄割草在山中 ”、“多亏良才献高策，山村也有机器声”、“华灯不减城镇色，山村岂无机器声”等令人难忘的诗句。把我这个流放犯尊称为贤兄、良才，心里总是暖乎乎的，不禁自忖自慰：靠这点现炒现卖的机电技术，可以在农村混完这下半辈子了。

被株连流放到山村的稚子，他似乎觉得很好玩，不到一年就满口壮话，认了几位老庚，养了一帮鸽子，还学会阉鸡。凭借手巧手小，生意还不错，既补贴了家用，还邦补了烟越抽越厉害的老爸。有诗为证：

山村抒怀·1971年10月

独倚柴门听暮鸦，寂寞荒村何处家？

历落雄心惊岁晚，嶙峥傲骨阅鬓华。

牛棚偏宜住牛鬼，野树何妨绽野花。

此生学得雕虫技，一路风光迎晚霞。

1975年邓小平复出，我举家重返柳州，安排在日用电器厂当电镀工。1979年胡耀邦雷厉风行帮右派改正。刚从海军转业的二空政治部主任认为我最冤，要第一个改正。然而令人十分费解的是档案不见了，反右批文和劳教手续也不见了，到市公安局查底子居然没有。于是当年的反右英雄，现又执掌改正大权的骨干们主张：既无不实之词可供推倒，又无劳教手续可供改正，放到今后再说。眼看改正名单宣布，改正机构即将结束，我的怒火终于爆发，与他们大吵一场，又到主管局大吵大闹。他们威胁说要叫公安局来抓人；我骂他们是误国误民祸害干部的凉血动物。直至1980年底，才不得已召开老干部座谈会重新建档。除照例留下几条尾巴外，也不得不写上“在地下工作中，对敌特斗争积极、勇敢”，最后结论是“恢复工龄、恢复干籍”。这时我的鬓发已过早斑白了。有诗为证：

改正有感·1980年12月

雪凌霜摧忆当时，心有余哀鬓有丝。

历落雄心惊岁晚，嶙峥傲骨叹暮迟。

难友阴魂犹惊梦，骇世阳谋耐反思。

岁月空流人空老，掬吐衷肠赋此诗。

改正之后，我既不想从政，也不想重返公安战线，乃重拾22岁时为响应团中央向科学进军号召立下的誓言，满腔热忱地投入科学技术这块净土。20多年来，终于学有所成。撰写的20多篇论文分获国家、省部和地市级奖项，其中一篇入选工程院与中科院合编的《中国科学技术文库》。五项专利获国家授权，其中一项发明得到中国科技日报、清华科技和英国专利文献推介。有关事迹载入了湖南省科委编撰的《中国发明家大辞典》。

天道酬勤，我终于以初中二年学历，破格晋升为工程师。并先后担任主任工程师、总工程师、科研所长、名誉所长，成为中国机械工程学会、中国环境科学学会会员，获柳州市先进科技工作者称号，并连续10年当选柳州电镀协会秘书长及理事长，是西南10省市电镀协会秘书长联席会召集人。

1992年我毅然提前三年离休，全身心投入自办工厂。有道是光阴如白驹过隙，不知不觉就年进古稀。手拿明镜当头照，我已满头银鬓，垂垂老矣！有诗为证：

七十初度·2005年3月

刀光剑影忆旧时，往事如烟鬓如丝。

故垒黄花频入梦，战地英魂每念思。

生无媚骨媚世俗，老有丹心著丹书。

岁月蹉跎吾辈老，箫鼓夕阳赋此诗。

回首前尘，22年大有作为的大好青春，在没完没了的政治迫害中虚掷了。告诫国人，不论阴谋阳谋皆可休矣！国家绝不能只靠政治运动过日子。一波接一波发起政治运动，把看不顺眼的、敢讲真话的、敢进逆耳忠言的干部成千上万往死里整的“其乐无穷”，万万不可再重演；否则政治文明、经济文明、技术文明将无从谈起。万幸的是，中国“以人为本，构建和谐社会”的宏图，终于在新世纪起步。这是国家之幸，百姓之福，民族之光。

张文祺其人

广西龙州叶向东

新兴劳改农场矿业队有一个生产干事张文祺，他很偶然也漏点老底给大家听。他说1949年他39岁扛山炮来到柳州，以后就下地方管劳改犯了。按此推算，1963年他是54岁了，虽长得满脸皱纹，身材也矮而且佝偻，但精神好，上山步履轻捷。唯独他常背一支驳壳枪，好似看管什么重犯一样的架势。

有一次他说，他在东北日本人的煤窿挖煤，那个煤窿有处看着要塌下来了，那里正站着一个监工的日本鬼子，说时迟，那时快，他匆忙过去把那鬼子一抱出来。那鬼子脱险后很感激他，送给他一袋面粉呢！又一次他说，他在一个老财家里做长工，老财很信任他，给他驾驭大胶皮轱辘车，而老财的大少爷在县衙门里当县长（汉奸），他经常赶胶皮轱辘大马车到衙门里，马鞭抽得啪啪响。看他的神情，至今仍感到十分惬意，实在是一副活灵活现的狗腿像。也因为过去的经历吧，现在不用打扮，真是天生的董超、薛霸再世。在他的淫威下，我们受尽凌辱与磨难。举点事例聊聊：

矿业队的挖矿定额是十分沉重惊人的，1963年——1964年，每人每天的定额是1000斤毛矿，并且是按小组要集体完成，比如，一个小组15个人，每天就要完成15000斤。碰着窿口挖到富矿点时，还好过点，一般情况都是要干得骨头架子都要散了才能完成；但是，你越拼命干，张文祺的压迫也越沉重，他一步一个“包”：

一、包给养：每组都有一个做给养的，就是为大家下山回家挑饭，于是给养的任务要小组去完成。

二、包土方：如矿层上面压有较厚的土方，必须挖掉的话，你挖多少土方，就加多少天的任务。比如说，你专门挖了一天的土方，明天每人就要2000斤任务。

三、包病号、包工伤：如果小组出现病号、工伤，留下的任务就要小组去完成。

四、包下雨：每天下雨耽误了的任务要加在明天去完成。

五、包逃跑：小组内掺杂有些社会教养小流氓，如他们逃跑了，小组就要为他完成任务。

至于秤矿的那杆秤，1963年开始时，是一杆很古老的商品秤，秤砣也是原来配套来的；但张文祺要在秤砣上加上半截十字镐。这样，你起码要挑110斤去才能秤得100斤，比高玉宝遇到的地主老财有过之无不及。后来那杆秤被人偷了（晚上收工都留在工地），就叫木工自己粗制滥造一杆。那秤更大了，特别是秤砣是用一块蜂窝矿来替代的。什么叫蜂窝矿呢，就是锰矿的一种矿瘤，它内部有千疮百孔，状如蜂窝，遇上下雨天，它能大量吸收水分而加重。木制秤杆湿了也加重，秤起东西来，由于力点的加重，使得挑130斤去过秤，也只能得100斤了。

最惨的还是强迫你在极端危险的地方挖矿，数次发生大塌方。其中最严重的是一个叫做5号窿口的地方。本来1963年开窿口时在山边开挖，矿量多，土方薄，很好开采；但是日日月月向前水平推进，土方越来越厚。到了1965年上面已经压着22米高的土方了，而矿层又更薄，且还低落下去。如果要先挖掉土方才开采，随便一动工就是六七千立方，没有一千个劳动力拿不下来。所以，张文祺昧着良心要第一组的十几个人天天往深处再向里掏空挖进去，明明知道岭顶已经开始出现裂缝了，他每天早上也去看一看。裂缝一天比一天长，一天比一天宽，后来裂缝的宽度已经超过一米了，仍然强迫大家下去采挖。在他的淫威下，只好提心吊胆地去卖命了。好得那天正是大家出窿口吃午饭的时候，果然，崩塌下来了，几千乃至上万土方倒下来，整个窿口完全被掩埋了。唉呀！如果提前十分钟崩塌，那凄惨真是永世难忘了——被埋在塌方下面的人，不管上面出动好多人力，三天之内也挖不出尸体来啊！

张文祺对其他的干部也不时露出凶相。如1964年底，柳州外贸局来矿场装运锰矿时，那个叫做龙秘书的人，因与张文祺对采样发生争执，张文祺竟涨红了脸骂道：“妈的，你不要犯错误送到我这里来，我叫你好受，我不整你个半死，我不姓张。”

1964年的深秋，有一天收工回来，大家都急忙到龙榜村背的小溪流去洗澡，恰巧陈家祯在我旁边，他突然发出惊讶的声音，我掉头过去一看，见他正在翘起脚板来看，并惊叫：“怎么搞的，我脚板的厚茧肉都给老鼠啃光了！怪不得今天走路有点痛！”我过去看个清楚，果然见他的脚板那层厚厚的茧肉还有老鼠牙齿啃过的一条条痕迹。他昨晚太好睡了，老鼠啃脚板竟然不醒。当时，我觉得无法理解。可是，没过几天，同样的事情就发生在我的两个脚板上！实在太累了，睡下去简直像死了一样，连自己的监舍，自己的床铺是什么样子，几乎弄不清楚。睡在自己附近的人，只要不是同组的，有时终年也互不相识。原因也很简单：天未亮出去了，天黑回来又去露天场去“学习”。晚上十点之后摸黑回来就倒上床困死累死了，巴不得立刻睡熟，哪里还顾得其它？

文化大革命的1968年，正当“专政是群众的专政”、“刮他一个十二级台风”的腥风血雨年代，张文祺就更威风了。那个平时阴森可怕的指导员李景和也带妻儿逃避回哈尔滨了，那时张文祺更是夺权在手。当时，新兴农场李殿政委也被管制在他手下，凭其颐指气使，李殿只能低声下气听驱使。而作家秦黛及海军送来的朱世安就是惨死于其时。

在董超、薛霸之流的淫威下，说什么“劳动教养”，什么“改造”，都是百分之百的鬼话。真实情况是奴役！是敲骨吸髓的剥削！是任意垢骂侮辱乃至毒打……。还有就是鼓励变节、诬告，让人出卖良心：专门收集别人的言谈，上纲上线去告密，以为就能从狗洞钻出去。

作者简介：叶向东，广西龙州人，1925年生。1958年7月划右，保留公职送劳教。1964年摘帽，被无理扣留在农场6年。1970年“清理还乡”。1975年收回安排工作，1979年“改正”，1988年离休。定居南宁。

苦涩的回忆

广西横县黎世辉

自从我被划为右派分子后，就被送去农场劳动教养，历时十余年之久。

农场劳动教养的生活，令我终生难忘，许多人物，事物和自己的亲身经历，时刻浮现在眼前。为了一个忘却的纪念，仅将铭刻心灵的点滴之事，如实记录，与难友们共话。

麻疯草里寻宝

新兴农场龙凤中队对面雷劈山背后的穿山，是一大片排列不齐、大小不一、形状各异的旱地，人民公社社员种花生、红薯、木薯、芝麻……是当年队里的劳教人员完成生产任务后常到此处捡漏的场所，你翻挖了我再翻挖……，寻宝似的寻求得到那怕指头大小能充饥的遗漏农作物。我也曾不少次到此地光顾。

某天铲草皮，我完成任务较早，抓紧时间到该处“寻宝”。经过一番挖地三尺的劳动，毫无收获，筋疲力尽，丧气地在一个凹囊地旁边躺下休息。这个凹囊地横直顶多十多来米，长着比人高的杂草，浓浓密密，最多的是一种叫麻疯草的野草。这种草最可怕的是全身杆叶都长有透明的白毛，毛很硬，极尖利，你不小心碰着它，刺得你疼痛；过后发痒，痒得你咬牙切齿抓破皮肤！大约为此被称为“麻疯草”。当时我坐近休息，只为避避冷风，无意中发现身旁有几株半枯萎的花生藤，拔起一株，带出几粒花生，再拔一株又有几粒，令我十分惊喜。时间不多赶着回队参加晚学习，当晚神秘地享受着意外的收获。这晚我怎么也睡不好，老想着凹囊地里的花生尚未挖完。

第二天，我突击完成任务后又神秘地溜到那里，先在凹囊地周边“寻宝”，有了收获，保证当天的充饥，继而细心观察，发现麻疯草的根部杂草丛生，也有一些花生藤，我想一定是大跃进后社员丢弃丢荒的！我探险般地用锄头柄压开可怕的麻疯草，现出一条小道，侧身深入，到中间，我的天！竟发现一小片茂密的花生，我惊喜万分……以后，我断断续续地到该处光顾有20多次。多么感激苍天对我的保佑！多么感激在危难中大自然对我的恩赐！这是我苦难的岁月中又一段最难忘的插曲！

1998年我带着妻子到柳州参加难友聚会，坐车一过穿山，我就十分注意那片救过我命的宝地……接近了，到了，终于发现了！我心潮起伏地指给妻观看，妻不断点头，顷刻之间，凝成了夫妻间爱情中一个耀眼、灼热的亮点！！

一次巧妙的合理抗争

当年被送去劳动教养的右派分子，大多都能接受劳动改造，强烈地希望通过改造，早日回到革命队伍；最少也希望脱掉帽子，回家团聚，做个普通的公民。因此，都忠心耿耿地努力劳动，认真学习，咬紧牙关，忍着病痛，坚持出工，努力完成生产任务。我因有一技之长，曾被派当劳教医生，体验最深刻的是：不少人在三年困难时期，粮食紧张，吃不饱肚子，面黄肌瘦、眼睑、下肢浮肿，有心脏病的，肺结核的……都坚持出工不轻易休息，医药又十分缺乏。在所谓三年自然灾害的岁月，每餐两个“火柴盒”木薯馒头，一盆无星点油花的青菜汤，不要说劳动，就是维持心肺跳动所需的热能都不够；每当寒潮到来，不少人员连30℃的体温都达不到！我记忆最深的是柳州来的熊展英，他凭着强烈的渴望坚持出工——任何一位杰出的生理学家都难以理解其中的“伟大”！

对被劳教的右派分子来说，最可怕的是要完成每天的生产任务。之所以说可怕，是你今次完成了，明天的任务又增加，永无止境！而更可怕的还是完不成任务，扣你饭菜，不准收工，这是生产干部最常用的“有效”手段。

为了生存，当时我们曾进行过一次合理的抗争。

记得是1962年的冬季，很冷了。当时龙凤中队二分队，队长姓刘，一个脚有点跛的北方人。他抓生产最厉害，劳教人员怎么卖力他也不会满足，他下的任务很重。本来入冬以后都稍微放松一点，但他却是反其道而行之。我们总是敢怒而不敢言。当时的大组长（由教养人员担任）叫莫福民，他原是南宁桂西卫生学校的教师，矮个子，人极机敏，办事果断，他巧妙地“组织”了一次合理的抗争。

一天，刘队长下达了具体任务，明确命令：“任务不完成，不得收工！不准吃饭！”莫福民终于抓到机会。他讲得更明确，更严肃：“……近来完成任务都很好。今天定额虽提高了，通过努力还是可以完成的。从今天起，个人完成不行，小组不完成也不行，要全分队人人平均完成才算数！完不成不得收工！不准回队！不得吃饭！组长听清楚没有？”几个组长高声回答：“坚决完成任务！”

刘队长见组长的情绪饱满，很满意！他对大组长是很信任的，然而，队员们却忧心忡忡：又是多么可怕多么难挨的一天啊！连续多天的苦战，性命都赔进去了，今天还要增加任务……一到工地，个个垂头丧气，没精打采，往日苦中作乐的调侃嘻笑再没有了。然而，仍有几个体格较好的队员要求组长分任务到个人，好完成去“捡漏”；但马上受到冷嘲热讽，有的说“不用去‘捡漏’啰，你多出点力，我份饭菜送给你？”莫福民则坚持集体完成才算完成，弄得想分任务到个人的也不好意思了。

上午，大家还干得似模似样，刘队长巡到之处干劲更足，他一走又松劲了，几乎全明白，今天挨整是无疑的了；高不可攀的任务往往适得其反。中午饭一般是不被扣的，吃过午餐，莫福民不准休息，要大家继续干。刘队长见中午都不休息，很满意。不是抢收抢种的季节，生产干部大多中午回家休息，下午再到工地巡查，刘队长更是这样。刘队长一走，体弱多病的躺下了。明知完不成任务等着挨，谁都无心干了，当组长的干了一下也无心了。莫福民招呼几个组长坐下聊天。下午刘队长临收工前又到了工地，一了解，离完成任务差一大截。他恼火了，大发脾气，招来大组长小组长狠批一顿……下令抓紧时间突击完成。最后忘不了重申“完不成任务不得收工，不得领饭”的指令。组长回到组里假意发动又干起来了。刘队长满肚子火。但他终归明白任务太重了，不可能完成。超过晚收工时间后他先回去了。去前自然命令莫福民非完成不可。

要是以往，任务完不成，干部走后个把钟头大组长也敢下令收工，晚上接受一顿训斥，是最含冤的事。今天莫福民一反常态，不叫收工。他对大家说：“今日完不成任务刘队长发火了，我不敢下令收工。回去挨批的是我和几个组长，求大家谅解。谁想收工自己回，我们不负责，我愿和大家继续干，等到干部来叫收工才回去！”他的话音一落，队员们发出叽哩咕噜的轻叫声……很难体会其中的滋味；但大部分人员已心照不宜了。

每晚七点半钟，全中队集体大操场学习，白天劳动改造，晚上思想改造，是劳教场的制度，不能无故缺席。这晚二分队的位置空着，一个人也不见。管教员覃干事感到奇怪，问梁中队长，梁中队长也不知何故，询问其他分队长也无人能回答……此时伙房组长跑到操场报告：二分队全未领饭，饭罐少不能周转，影响明天早餐的准备工作，请示解决。八点多钟莫福民不失时机回到大操场，越级向梁队长覃干事汇报情况，请示完不成任务能否收工？能否给饭吃？并强调天黑了，又寒冷，队员四处分散，下落不明；要紧的是有不少带病出工的老弱残，恐怕出问题……弄得梁队长和覃干事不知所措。完不成任务不得收工，不得吃饭也是他们常说的口头语……梁队长只好尴尬地指示莫福民：“先叫大家回家再说……”

当晚，二分队人员三三两两，稀稀拉拉地回队。有十点以后回的，有十二点回的，大部分不吃饭，个别根本不回队（当然干部不太担心右派分子会逃跑）。

人格侮辱

记不准是1960或1961年，但却是我整个劳教期间最难忘的一件事。大小情节历历在目，就像昨天的事——

那时，我在新兴农场谢村矿业队当医生。该中队除少数机关来的教养人员外，全是社会教养。挖矿劳动强度大，队员大多是青年和中年。那个饥不择食的年代，大家都有深刻的体会了。有一位来自广西某地质队的右派名叫曾志轩。他个子矮小，极端老实，受过高等教育，这种人夹在社会教养中，自然有格格不入的心理。物以类聚，我与他接触不多，但思想沟通还可，彼此有点友谊。

当医生的一般不与队员同住，墙外有一间独屋作卫生室。某天是休息日，记得当日下午4点钟左右吧，突然中队干事刘明贵，命令式叫我到大监舍去处理一个紧急病人，要我跟他马上前往。我以为是什么危急病人，一拿药箱就跟上。一到监舍门口，刘干事大声叫道：“曾志轩，你快出来！”曾志轩出来时，监舍内似乎出现一阵幸灾乐祸的笑声。曾到我面前时有点显得不知所措。刘干事大声问：“你是不是吃了生木薯？”他胆怯地承认了。刘干事接着对我下令：“你马上灌他大便，让他吐出来！”并用手向厕所指指。事情那么突然，我也懵了；但我很快镇静下来，心想：防止吃生木薯中毒催吐灌粪便？够古怪新鲜！为了慎重，我扼要问了曾志轩到底吃了没有？吃多少？什么时候吃？现在感觉怎么样？……曾说是昨天下午收工时过老百姓的地里拾到吃的，并用手比划大如鸡蛋，只有四、五寸长，又是开春后的木薯，目前并无不适感觉……我心中有了点底，但刘干事又大声对我下命：“不管那么多，××的娘，灌他大便，教训教训他……”此时监舍内又有些笑声。我对刘干事说：“不必这样，有药会让他能吐出来的！”刘干事马上向我瞪火眼，恶狠狠地骂：“他妈的你黎世辉！”我坚持说我会处理，马上回卫生室要药……当我取好针和药回到大监舍时，看到队员已集合在厕所前的空地，曾志轩站在列队外，样子十分难堪……刘干事叫出一名队员到厕所用碗装来大半碗稀粪便端到曾的面前，刘干事命令：“你吃不吃？不吃就灌！”此时队员中发出一片：“灌他！灌他！”的呼喊声。曾苦瓜着脸说：“我吃！我吃！……”他闭上眼睛无奈吞下两口粪便，立刻恶心呕吐……。

这是我终生难忘的最苦涩的回忆！

注：他教数学从来不用看教科书，但复职后就是不让他上讲台。后因脑溢血殉职于办公室内。

作者简介：黎世辉，广西横县人，学医从医一生。两个儿子，一为生态学博士，另一个也是医生。

2000年11月6日

（原载《百草情》）

终生难忘的假枪毙

湖南何宁明

在劳改农场的那段时间，我身高1.72米；而每月粮食定量只24斤，要应付强制性的体力劳动，显然是极其艰难的，因此经常处在饥肠辘辘的状态中。

回忆在龙骨沟劳动，已属强制性劳动；这还不算，龙骨沟又在这个队设置一个看押小组，也就是强制性中的高度强制。组长派曾经是公安部门犯了错误的人担任。这种人厉害得很，一天到晚总是横挑鼻子竖挑眼地斥责我们，我们的行动处处受到限制。

一天我们在队部附近劳动，我借故解大便，暂时离开小组，走到50多步远的地方，见一新挖成的粪池，尚没使用。在粪池码头处，有人拉了三四堆粪；粪池的那端，地势比较低，最深处有一尺深的雨后积水。我发现那里丢弃了一头剖开肚子的猪，真是太可惜了。我在那里休息了将近20分钟的样子，才回到小组，可心中总是在盘算如何将那猪拿来美美地吃一顿。我把这一发现，告诉其他队员，商议如何把猪拿来大家分食。我们队员，大都可靠，唯有那刘德桂一人，阴险狡诈，阳奉阴违。我邀他晚饭后两人溜出去，把猪在清水里洗干净，就地找些枯玉米杆堆起来烧烤。恰巧那天夜晚，队里开斗争大会，斗争那些在劳动中偷吃红薯、玉米的人，队里闹哄哄的，我们可以从容地处理好烧烤的猪肉。刘德桂对我说：“你在这里守着，我回去看看动静。”谁知他回去后，将我们的行为向蔡队长汇报，并领着队长朝我烤猪的地方奔来。朦朦的月色下，我远远地看见一前一后两个人影直冲我的方向而来，我高声问是谁?也不答话。我见势不妙，忙将猪从火中取出，做好一切转移准备。离开火堆丈多远的样子，见有一丛杂草，便将猪肉丢入草丛中。此时，人影爬上斜坡，蔡队长历声说话：“你何宁明好大的胆子，杀死我的猪，在这里烧烤!”在他身后不远处，有一个人匍匐在地。我说：“蔡队长，我在粪池里发现一条剖开肚的猪，我拣来烧烤吃。”蔡队长硬说我用刀杀死了猪，追问我用的什么刀子，刀藏何处。我说：“我的确没用刀杀猪。调查清楚了，如果我是用刀杀猪，可以枪毙我。”话音刚落，只听得清脆的一声枪响，并且还发出火花。我立刻吓昏了头，魂不附体地跳起老高，跌倒在地，也不知是怎么一回事，莫名其妙下意识地想：有枪的响声，又看见火花，我可能中了子弹；但又马上想到，为何没有痛的感觉？蔡队长厉声呵斥：“还不快起来！”他继续和我争论，在争论当中又朝我开了一枪，真是吓人得很。蔡队长连续开了四枪，吓得我魂不附体。最后蔡队长对我说：“这里是三岔路口，是队员出工收工必经之地，把你枪毙在这里，吓坏了他们。我要将你枪毙在那偏僻的地方。”我听说他今晚非枪毙我不可，两腿发软无力，站也站不稳，对蔡队长苦苦哀求道：“蔡队长，为了怕饿，偷点东西吃，不致于犯死罪嘛?”

“不行！你犯的错误太大!”我感到讲好话行不通，只好横下一条心，准备一死了之。一想到劳动教养的折磨也实在难以忍受，死了也好，我胆也壮了，腿也不软了。我问蔡队长准备在什么地方枪毙我？他就说听他的口令，叫我在前面走，他就在后面指挥我向左转或向右转走了一阵。我发现身后没什么动静，遂停下来，看看究竟是怎么一回事?此时只见蔡队长距我四五丈远正在解小便，我也马上报告队长，我要解小便。得到他的许可后，解了小便，继续走。行到两山夹峙的过道，他喊了立定口令，只听得蔡队长在距离很近的地方扳手枪的声音。他一字一字吐音很清楚地说道：“我于中华人民共和国×年×月×日对何宁明执行……”我硬着头皮静听他吐出“枪毙”两字结束生命。良久，蔡队长高声呼唤我的名字，我应声而立。他问我家里有些什么人，我干脆利落地一一回答。他说，难道你不想他们吗?我说：“想也无用!”他语气缓和地对我说：“唉!家里这么多人，他们可想你啊!偷东西吃这个大缺点，难道改不了吗?……”说话声一点杀气也没有，并转而对我进行一番思想教育。然后两人沿着山坡回队，经过丢猪的草丛时，寻到烧烤的半生不熟的肉，他叫我送到伙房，给大家加菜。

后来听人家说，蔡队长一回队，马上斥责刘德桂，说他险些送掉何宁明的命，在场有很多人都听到。

次日出工，经过假枪毙现场，我寻觅弹壳，拾得二颗，不禁全身发抖，仿佛仍在受死刑折磨!

我自从那次假枪毙后，精神过度紧张，半个月内，头发无缘无故脱了很多，埋下了后来患神精分裂症的病根，吃精神分裂症的药一直到现在，38年了，病仍未好!

作者简介：何宁明，湘籍，百色师专美术教师，已魂归离恨天，再也不会害怕假枪毙了；何况，蔡队长也没要两角钱子弹费。

心声——为了不可忘却的纪念

上海顾家良

若是我们不能忍受煎熬，又怎能赢得对自己的看重呢。

——尼采

从理想到梦想——直到梦想的破灭

1949年5月25日上海解放了。我所在的中正中学理所当然的也解散了。接管当局给我们这些还留在学校的学生的出路是：转学到其他普通学校或自愿进入其选送的“青训班”或随军的“南下服务团”、“西南服务团”。我则自愿由“上海市学生联合会”介绍报考了“中国人民解放军华东军区军事政治大学”。录取报到后，也就算开始了我的革命军人生涯。

1949年7月17日—1958年5月，这短短的9年从军生涯里，我感到值得推敲与令我费解的有：

一、有人常问我：“你参加革命的动机是什么?”我始终坚持这么说：“我当时只是个不足17岁的中学生，就说是一时的冲动吧！我经历了日本侵占与国民党统治下的时期；我看到中国共产党政府官员与中国人民解放军进入上海市后的种种表现和处处受到人民群众爱戴的情景，我能不冲动、不激动地考虑自己今后对新中国应尽的义务和责任，以及对人生的选择吗?从军，是我从小从启蒙老师的教导中得来的崇高理想：做一个军人，保卫祖国。有国才有家，洗刷近百年来帝国主义列强侵略者给我们国家、民族蒙上的耻辱，难道说这不正是时候吗?可是，当时偏有这么些“党”官，在我以后经历的每次运动中，总是认为我这样陈述是在唱高调，是不肯暴露自己的真实思想，他们抓住我这个出身不由已的家庭出身问题，一再做文章。就是那怕我兢兢业业，每年以出色的学习、工作成绩 (有历年来所属单位出具的立功受奖证书及职务晋升)，来证实我对革命事业的忠诚、对崇高理想的真挚追求，结果还是被挂起来。终于，1958年5月竟然被以莫须有的罪名划为右派分子，被迫离开了我自幼所心爱的、理想的事业——海军。

二、中国人民解放军是中国共产党绝对领导下的人民军队，这是现行国家体制所特定的。可是当对与我们一起工作的苏联专家有不同意见时，我们的党委领导却公然要我们以“苏联专家的意见就是党委的决定”去无条件执行。试问，我们的党对军队的绝对领导这时又到哪里去了?

三、“统一战线”是中国共产党领导中国革命取得胜利的“三大法宝”之一；但我就不懂，为什么末了被清洗出军队的都是那些非党干部、群众，难道就因为他们不是共产党员，或曾是国民党海军起义人士、技术骨干?而这些人，在人民海军创建初期都可说是有功人员。有的曾是我的教员，在教学上是非常认真的。毕竟他们也都是炎黄子孙，在旧中国，除了为了生计所迫，也有像我那样，为了中华民族的复兴才从事海军的。相对再看那些和我们一起工作的苏联专家，吃饱喝足后，几乎一丝不挂躺在甲板上晒太阳。他们动不动就指手划脚地按他们的海军舰艇条令训人。我们自己的某些党政干部，平时不好好学习军事技术，大海航行中不想克服晕船困难坚持不了值班不说；可是当舰艇一进港湾刚靠好码头，就想方设法先上岸取乐……难道说这就是所谓的“党内外有别” ?

四、我的海军生涯，我做梦也没想到竟然只有10个年头；但有幸这是我人民海军创立的头10年，我一直是在国防第一线——水面舰艇部队服务，从信号员、信号班长、观察通信部门长，一直晋升到扫雷舰大队的观察通信业务部门长；从东海到南海，从黄海到渤海都留有我的航迹。在华东军区海军学校我曾以优秀的成绩毕业，并被选派去北京参加国庆一周年的海军检阅方队，接受党和国家领导人的检阅。在舰队我曾先后以出色的工作成绩荣立过四等、三等功数次，获得海军二级先进工作者光荣称号。可是，我怎么也没想到，正当我以这么些无可非议的成绩，争取加入我心目中理想归属——中国共产党时，突然被划为所谓的反党、反社会主义的右派分子……当我被迫离开海军时，我的心碎了，我的理想、梦想，被这无情的阶级斗争粉碎了，我的心在颤抖、在流血。要不是当时我还有年轻的妻子和年幼的女儿、年迈的双亲在，我是会以死相抗争的；我是绝不会顺从按“党官们”的阶级斗争的需要的路走下去的。

在那黑暗无天日的“改造”日子里

我参加革命是为了中华民族的复兴，是纯洁的对祖国、人民的爱和奉献；要不然在上海解放前夕，我完全可以随学校迁往台湾，或在解放后继续求学，继承家业，走一条完全不同于前者的道路。可是历史却偏偏给我开了个绝不能算小的玩笑：正当我从理想跨向梦想的一刹那，竟然被以莫须有的罪名，推进到今天也还没法说清的历史上最最大的纠“错”而不了了之的所谓“反右”运动漩涡。这究竟是谁“错”了？谁该纠错？在前后长达22年的改造日子里，妻子被迫改嫁；老母临终也没能见我这长子一面；小弟也因受我株连不能上大学，且被迫带病插队落户远乡，惨遭灭顶之灾。理想与梦想的破灭，亲人与家族的被株连，以及我在被改造“圈子”里所经历的那种没有公道的暗无天日的日子，难道就这样以所谓“纠错、改正”而不了了之一刀切掉吗?

从我被定“罪”那天起，直到现在，我可说心中始终没有认过什么“罪”，只是有时被迫作“检讨”时，才口不从心地作出些象征性的认“罪”表演，以求得少受皮肉之苦与精神上的折磨罢了。由于我政治上的天真、幼稚，开始，我曾几次三番以书面形式向有关当局申诉，结果是被一再以不认罪服管而加重处分。大小公开批斗不算，被迫进“圈”内的小“圈”(即禁闭室——农场小牢房)前后就有4次之多。以后，在同窗难友的开导下，我在残酷的现实面前开始学会了思考，学会了在特殊环境下保护自己的斗争艺术。我树立起信心，一定要活下去，要活着走出这个所谓的“共产主义的劳动改造大学”，彻底冲破这牢笼，迎接明天的太阳。我深信：人民的眼睛是雪亮的，历史会还我清白！

我和“圈”内所有右派难友一样，从进“圈”那天起，第一、二年，还相信单位领导及那些“党”官们，一而再、再而三、信誓旦旦地向我们保证：只要好好改造自己思想，不用一、二年，就可以“脱帽”返回原单位工作。但到时候，就算是有那么几个名额，除了被用作对内外宣传作秀外，也几乎全是被迫作“留场就业”(俗称“二劳改”)处理。这样年年复年年，该死的运动一个接着一个……为了尽可能不使家人在运动中受牵连，为了能使自己活着等到天总会亮的那一天，大家只好学古人“卧薪尝胆”的精神，对“圈”内外所发生的一切丑闻，一忍再忍。你，“党”官，一年又一年的骗我们，我们就无奈一天又一天的骗你——磨洋工。你骗、我骗、大家骗着过日子。但“团结起来到明天……”的信仰，始终不渝地在我们心中荡漾着!

我的处分明文是“监督劳动”，可实际上执行的竟然是“劳动教养”。但最后当我在原单位落实“纠错、改正”政策清理档案时，竟找不到我被改判劳动教养的文书，可在农场却当我是劳教分子。真是冤上加冤，令人发指！

“劳动教养”听说是当时向苏联老大哥学来的。我们这些右派在圈子内部文档里，被套以红色(代表“政治犯”)。我们原来的官衔要比现管我们的那些党官大；现在又不逃跑，不发表反动言论，劳作定额也尽可能完成或超出。因而一般管教干部也不那么和我们过不去。当然也有些干部由于政策水平不高，运动中别有用心，使我们心灵、肉体受到难以修复的创伤，甚至使有些人失去了宝贵的生命。这笔账到头来又该向谁去清算?！

由于劳教人员队伍来源复杂(有来自社会上的小偷小摸、够不上刑事处分的所谓“历史反革命分子”)，我们右派分子和这些人混在一起“大合唱”时，就有机会得到“重用”，一般单独出外勤务都指派我们去。

在所谓三年“自然灾难”期间，尽管农民自己生活也很贫困，但看到我们挨饿、坐以待毙的情景，也都深表同情，有的还偷偷把宝贵的口粮卖给我们，或让我们到他们已经收获过的耕地上复收(俗语“检漏”)。更有甚者，找对象竟敢找上门来(有寡妇、也有大姑娘)，排除各方压力，找到了她们心爱的好人。最终，老天也没有辜负这些心地善良的人们。今天，当年与我们右派结亲的壮族妇女，都有着美满、令人羡慕的家，过着幸福的晚年生活。

难忘“圈”内的小“花絮”

1．所谓休息：在法定节假日，说是给休息，但借大扫除、人员调动、重新编组等为名，进行翻箱倒柜的检查，弄得大家疲于奔命。那些被以所谓违“纪”为由没收炊具、食品、书报刊物的难友则敢怒不敢言，自认碰上了鬼，活该倒楣！

2．所谓“加菜、议价菜”。每逢重大节假日，加菜还是多少有一些的(那怕是些老、残、病、弱而死的牛、猪、羊、鸡等动物)，这也算是节日给我们疲劳一天后的补偿吧。而平时的议价菜，也还是用上述的那些动物为原料，加工后，以每小勺 3--5元的高价卖给我们。有些人戏说：“我们这些人从此也就可以过‘穷不出一个月(所谓月“工资”到时是发的)，富不超过七天’的日子了。”

3．终生难忘的小锅小灶：当时我们大家把它视为“炼钢”。这不仅使我们保持争取活着走出去的本钱，同时在取得那些原材料的过程中，也能接触到圈内外可信任的难友与群众带来的一些信息，加强了团结与友谊。

4．竟有这样来自上级的一位管教干部，他强迫所有我们(这是我一生中唯一的一次)，每两个人挂不同数码牌在一起照相。完毕后的训话中，他除了把柬埔寨读成东坡寨、“刚果有个非洲”、裙带风读成裤带风等颠三倒四的胡言乱语外，还狂称我们都是为了“上下两个洞”而进来的贪官污吏、好色之徒。然后又怕我们不懂，就解释说，这上洞为嘴——好吃懒做；下洞就是妈你的“B”。这时，似乎天公也听不过去了，便以雷声对他发出警告。可是他还以为我们怕下雨，就大声吼叫“不要怕，下雨我也要讲” 。但老天爷却马上下起了雨。当我们正要看他怎样往下讲时，他却不顾—切，像兔子那样飞快地溜了。

5．文娱活动：就拿我在的那个称为“右派分子成堆”的地方来说，真是到了“天生我才必有用”，可以“苦中作乐”的时候了。记得在龙凤队一次晚会上，当黄松蕃、柳原两人用英语合唱《当我们年轻的时候》和国语“桃花江”以及用哼调哼出《上帝保佑》这首外国古老民歌的时候，包括在场干部在内，一片叫好(当然，在场全体干部和部分人员不懂外语；只能说是欣赏他们的歌喉和桃花江上美人多的歌词，并佩服他俩的外语水平而已)。另外，霍实那副好嗓子，在从天不亮出工到天已黑收工途中，他用高吭的歌喉，为大家歌唱抗日战争时期激动人心的歌曲，鼓舞我们坚韧地活下去，相信真理必将战胜邪恶，光明一定会来到。这些情景，令我至今难忘。

在此，我深切缅怀昔日在“圈”内而现已相继故去的益师良友王成、秦黛、田映、黄松蕃、周继颐、苏建德、霍实、张鹏、吕辅周、石仰人、朱世安等难友。他们都是中华民族优秀的子孙，他们患难与共的高贵品质，令我毕生难忘！

心愿

一息尚存的“五七”难友们，热望你们——

保护好自己的身体，教育好自己的儿孙，为祖国的和平统一、中华的复兴而奋斗终生！

保护好右派心目中的图腾——王成的坟墓及墓碑，让有幸见到它的人们，都知道我们这一代人的真、善、美心灵和苦难的历程！

2005年5月5日

住址：上海市国科路29弄1号902室邮编：200433

电话：（021）55061416 手机：13501610629

法与非法

四川乐山柯林

这算什么《教养条例》

1961年12月，那时我在新兴农场基建队，队部布置学习《中华人民共和国劳动教养条例》。

我明白了两点：1、这是最高行政处分，属人民内部矛盾；2、劳教有时间限制，最长三年。

学习一个星期，讨论了几天，最后是自己对照“罪行”，自报劳动教养期限，

算是对认罪好坏有所认识，有所提高的表现。

不提自定期限尚可，一提我就火气来了。我来农场从1958年4月19日算起，到现在已经整整三年八个月了，这一千三百三十五天算什么？是住宾馆招待所吗？这是劳改农场呀！我什么也不想了，便说：“我来时通知书上明白告诉我：‘反党、反社会主义、反革命’罪大恶极，应定最长三年。”管教员说：“你说点具体的罪行才好定罪呀。”我说：“我只是提了一些意见，而且大都是在机关学习讨论会上联系实际时说的，讲的是一些观点，认识，当然也有一些不满和牢骚，我说不出有什么罪。”我又说：“三反分子，还算不是大罪？三年算是宽大我了。”（注：直到1979年2月，才知划我为一般右派）他说：“你认罪态度很好，定期一年半（十八个月）就可以了。”

直到龙南队，那是1963年4月，宽大又降临至我身，提前宣布：解除劳动教养，提前了两个月；但是却不同于其它十七人：既不宣布遣送我回乡，也不宣布留场就业，算是等待处理。好家伙！一等待前后总共就是二十一年。

说到这里，我总又记起了1958年4月15日，桂林市计委主任李用甫对我说：“小柯，你错误不大，去农场劳动、学习、改造，一年半载即可回来；要是不去，就要脱离革命队伍。”我是要继续革命的，我就高高兴兴自己去市公安局报到。到那以后才知道从此失去了自由。不知道那位李主任是欺骗我还是他也上了阳谋的当，谁也不知道。可惜他已早离人世，不然，我一定要问个清楚明白。

讲什么依法治国？这明明白白是无法无天。讲诚信，讲取信于民；但历史的教训，谁来澄清，谁来补救？

我们被迫当了一回“小白鼠”

1961年12月，就是学习教养条例，自报定期后不几天，中午饭时得到通知：今天下午不出工，在监舍等候。约三点，哨声响了，集合点名，一个不少，站好队，叫蹲下。并说要小便的先报告再去；回来也要报告再蹲在原来的地方。

接下来便搬来桌子、凳子、饮水。来了两个不认识的人；一个说今天来给大家治病，大家要守规定，不用惊慌，喊一个上来一个。管教员在一旁监督，一人在一旁发药丸（好像鱼肝油丸一样大小的胶丸）。管教员很认真，眼睁睁看着药丸是否在舌面上才叫喝水吞下，然后，命令回监舍躺下，不准出监舍一步。我吃了药丸，一进监舍，往日的嘈杂声一点也没有了，只有轻微的鼾声。我也感觉头昏昏沉沉，连想一想的时间都没有，一下子便倒在床上睡着了；但是，人还是有一点知觉，手足想动一动都不行，头脑里是唿唿、嗡嗡的声音。大约在晚饭时才有人慢慢起来，屋子里才有响声。直至吃饭时，我仍头昏昏，眼前金光闪闪。第二天出工，一身没劲，手足软无力，大家都是一样的感觉，便议论：大家吃同样的药，得的是什么同样的病？有当过医生的难友断言：肯定是什么新药，拿我们做试验。而且事后管教员还警告过：“不准乱说，谁说谁负责任。”

几十年过去了。现在想起这件事，真还有些后怕。我们就是应当拿来做新药试验品的吗？为什么不光明正大地说明真实原因并动员我们为革命作贡献呢？一定要强制吃药，又不说明真实原因，这完全是违法行为，是侵犯人权的。

2005年6月30日

柯林，四川乐山人，1927年生。1943年参加学生公教人员志愿中国远征军，在印度受训。下士坦克兵。1946年返学校。南下后，在桂林市计委划“右”。1986年离休。大专文化。

离休教师16年拼成千万富翁

高霞肖杰明王琼琰

在我市鹧鸪江有这样一个老人：1989年，60岁的他从长塘中心校离休后，借款7万元开了一家服装厂。经过精心经营16年后，服装厂扩大到三个分厂，身家超过千万。他，名叫何榕高。记者近日采访了这位颇具传奇色彩的老人。

莫名其妙成右派

1957年，何榕高是柳州地委的一名小干事。1958年，他无缘无故成了右派，被送到农场劳动教养。“当时我就是：‘—头雾水不知天’，忽然一下，就变成了—个‘削尖脑袋钻入革命队伍的异己分子’。”何榕高一边用手比画着“削尖脑袋”的动作，一边对记者说着。

这教养一教就是6年。1964年6月，何榕高终于从劳教场回来了。虽说不用再劳动教养了，可是，何榕高仍然没有脱掉右派的帽子。每天活干得不比别人少，可是工分却比别人要少得多，而且上街需要跟大队请假。尽管如此，何榕高仍然没有放弃，他一直在心中鼓励自己：“我是好人，总有一天，历史会还我清白的!”

含冤二十年终平反

一眨眼15年过去了。1979年，已经48岁的何榕高终于获得了平反。

“那一天，我正在家附近的地方挑牛粪。远远的就看到一辆吉普车开进了村里，停在了我家门口，从车上下来了三个拎着包、干部模样的人。”何榕高回忆起当时的情形。“这三个人在确定我就是何榕高后，对我说了一句我—辈子都不会忘记的话：同志，我们冤枉你21年了……”说起当时的往事，何榕高还是湿润了眼眶。

从那以后，何榕高才正式得到平反，开始回到原单位工作。

离休之后才创业

1989年，60岁的何榕高从长塘中心校离休了。离休在家后，每个月靠200多元的工资生活，还要养活几个正在上学的孩子，何榕高感到必须要搞一番“实业”来干干才行。搞什么“实业”呢?何榕高想到了开—个服装加工场。

于是，说干就干。他先是用自己在村里的6间平房从朋友那里借来了7万元。7万元，在1989年看来，这是—个不小的数目，对于何榕高在那个年代就敢借如此大笔的款项，记者感到非常吃惊。可是，何榕高说：“当时，我的心里根本没有多想，只是想：如果我亏了，大不了这房子就不要了，带着家人回老家种地。”正是有着这样的信念支持，何榕高开始了他的“实业之梦”。接着，何榕高又找到了鹧鸪江村委，在经过村委和生产队同意后，何榕高拿到了一块三亩大小的土地作为工场的建筑用地。

在有了土地和钱之后，何榕高便开始着手建厂房、买设备。由于一切都是刚刚起步，何榕高回忆时说：“所谓的厂房，其实就是一个用油毛毡盖的棚子。刚开始买来生产用的机子，都是我从二手市场上买来的，一共有10台机子。”

一个月后，一切准备就绪了。看着在村子里整天无所事事、到处闲逛的年轻人，何榕高心想：与其让他们这样在村里闲着、给村委增添麻烦，不如把他们招到工场，给他们一份工作做。于是，何榕高就从村子里找了8个青年，然后又从市针织厂请来了两个有经验的老工人，就这样，他的服装加工厂开始正式投入使用了。为了更好地打开市场，工场开工没多久，何榕高就在驾鹤市场租了一个摊位，专卖每天由他厂里生产的衣裤。“由于我们生产的衣裤款式好、做工细，因此，每天—拿到市场，一会儿工夫就卖光了，后来还有人直接到厂里预订呢!”一回忆起当时的情景，何榕高就特别开心。

真诚感动上帝

一年半之后，何榕高不但还清了那7万元的债，又起了一栋三层楼、面积达330平方米的厂房，生产的机子也全部重新添置，规模扩大到了60台。尽管成绩做出来了，可是，何榕高仍然没有满足于当时的成就。他又从市针织总厂聘请了一位老师傅，让他设计比较流行的服装款式，同时还按照规范的要求监督服装的质量。于是乎，他们场里生产出来的服装基本都是“当天生产当天卖光”。1994年，他们厂生产的衣服不仅被区内的客商认可，还引来了外地的客商，甚至走出国门、出口到了越南。

随着人们生活水平的提高，人们对服装的要求也渐渐发生了变化，现在人们在服装的布料方面有越来越高的要求。根据这一特点，何榕高也开始提高服饰在布料方面的要求。正是由于他的这种随时根据市场需求改变策略的做法，使得他的服装厂越做越好、越开越大。

如今，何榕高当年的那家小服装厂已经扩大成了3家大型服装厂，总共11个车间，占地700多平方米，总面积达3000多平方米，聘请的工人人数达300多人，总资产超过1000万元。现在，工厂每月所需的布料就达50多吨，每月可以生产成品服装达25万套，服装的范围涉及到了童装、居家服饰等方面。

但年岁不饶人，现已76岁的何榕高决定把厂子交给3个儿子管理，自己正式退休了——颐养天年。

爱心回报社会

由于何榕高的事迹突出，他先后多次获得由自治区、柳州市政府评出的“离退休先进个人”、“老有所为奉献奖”、“优秀共产党员”等多项荣誉称号。

何榕高富了，可是他并没有忘记乡亲们的帮助，没有忘记社会的帮助。上世纪90年代，在柳州遭受洪水的侵害后，何榕高老师先后捐款捐物达10万余元。2001年和2003年，何榕高还自行出资4万多元，为鹧鸪江村马鞍屯的村民修建了一条直达村子的水泥路。

（原载于《柳州晚报》2005年10月18日）

从科学家吴仲华的遭遇看反右派的沉痛教训

广西陆川李业勋

1979年我刚恢复党籍不久，听到传达当时国务院副总理方毅同志的报告。其中谈到科学家吴仲华的事，其大意：吴早在四十年代便是名扬世界的飞机制造专家，三叉戟飞机是他发明创造的，英国飞机公司把他当宝贝，不仅给他非常高的工资待遇，还给他提供很好的科研条件。他有强烈的爱国心，对国民党政府的腐败独裁，造成国家贫穷落后深感痛心。新中国成立后，他看到在共产党的领导下，发奋图强，艰苦奋斗，认为祖国复兴富强有望，便决定回国参加新中国的建设，以报效祖国。他多次谢绝英国飞机公司的挽留，冲破英国政府设置的障碍，于1954年回国。

回国后继续搞飞机研究工作，但对当时开展的知识分子思想改造，及单位领导对科研人员的工作干预过多有意见。57年被打成右派，从此剥夺了他搞科研工作的权利。

1962年林彪想坐三叉戟飞机，派人去英国采购，飞机公司的老总第一次见面便问：“三叉戟飞机的发明创造者在你们中国，怎么向我们购买三叉戟飞机呢？”我们无言以对。在交货时英国人给我们飞机是次品，试飞时性能不好，便向英国人提出要求：退货或换货。英国人的答覆是：按合同规定如果飞机不合格，可以退货或换货。但是你们得说清楚，飞机哪方面不合格，然后派人检查证实后才能退货。但我们只觉得性能不好，又说不清是什么问题。在开会研究如何处理此事时，王震同志提出：唯一的办法就是请吴仲华去交涉。当组织找吴谈此事时，他并不计较几年来所受的冤屈，为了挽回国家的声誉和经济上的损失，答应去交涉。英国飞机公司的老总看到吴仲华来了，谈判一开始便说：这件事不用谈判了，我方接受你方的要求，由此造成你方的损失，由我方赔偿，并向你方表示歉意。

经历了二十一年的苦难，人间的悲剧惨剧，我经历的、看到的、听到的实在太多了，我的心也渐渐麻木起来，没有过去的激情豪情了。但听完这个传达，心情还是很沉重的，很久无法平静下来。

我想如吴仲华这样有真才实学发明创造的科学家，实在是人类社会的宝贝，任何国家都是求之不得的。对中国更宝贝的是：他还有一颗炽热的爱国之心。他放弃在国外的高薪厚禄和优越的科研条件，冲破重重阻力回到一穷二白的祖国，虽生活和科研条件都很差，还是努力工作。在新中国建立的初期回国，说明对新中国和共产党是拥护的；被无端迫害几年后竟不计前嫌，以戴罪之身去找英国人交涉，以维护国家利益。其拳拳爱国之心，真是“虽九死犹未悔”，他是人类的精英，更是国家的栋梁。

如此国宝式的人物，只因为当权者多次请他参加座谈会，说什么提意见帮助党风就是爱护党，跟党一条心，要求大家做到“知无不言，言无不尽，言者无罪，闻者足诫”。多次点名要他发言时，才提了一点意见，当权者听了如果觉得逆耳，又无雅量，把他大批一通，已是过份；而以莫须有的罪名，将他打成右派，定为敌人，置之死地，更是令人毛骨悚然。

秦始皇焚书坑儒，已经骂名千古，但他是明来，并不搞什么“引蛇出洞”“阳谋”之类的卑劣手法。先发布禁令：不准议论朝政；有些儒生不屈服于独裁专制的淫威，继续议论，才下令杀了一百多个儒生。这与55万相比，实在不成比例。项羽设“鸿门宴”是有点“阳谋”的做法了，但他最终也不敢把刘邦置之死地，只不过给他嚇出一点冷汗罢了，我想，项羽也害怕千古骂名的。

在采购飞机的过程中，英国人对那些专会整人的“英雄”们，是采用玩弄和羞辱的手法。倘若在国内，“英雄”们一定把他们当作反革命，抓起来处以极刑；可怜魔爪短了一点，还无法伸向国外，也只好忍气吞声了。“英雄”们也知道要挽回面子和损失，只能靠科学和法律的知识，而这方面自己偏偏没有，无可奈何之下，只能屈尊请吴仲华去交涉了。请一个被自己定为敌人的人，去代表自己的国家和外国人谈判，心里自然是一股辛酸苦涩之味，很不情愿的，但除此又能有什么办法呢？

最近读报知道，欧洲空客已能制造航程超万里，载客800人的特大型客机。而我们呢，只能制造航程千里，载客百人的中型客机。我想如果当年不迫害吴仲华，而是重用他，国家的飞机制造业绝不会这么落后的。中外无数历史事实都证明了：“残害忠良，宠信奸臣”，必然是以害人开始，以害已告终。但最痛心的是害了国家和民族！

作者简介：李业勋，广西陆川人，1933年生，1948年参加中共地下党领导的革命活动。1958年划为右派，一贯不“认错”。“改正”后在广西玉林师范学院离休。

深度撞击

广东汕头吴雏龙

人间有否此如来

孙悟空火眼金睛，是非分明，在取经路上，却被认为不服管教而饱尝了紧箍咒之苦；到了西天，如来却封他为斗战胜佛。这不仅是对孙悟空的肯定，而且也是对自己的一次否定——否定他在五百年前，把孙悟空镇压在五指山下。

在天界，如来至高无上，法力无边，没有谁敢对他说不；如今，他居然有了这种胸怀，岂不是令人刮目么。那么，我们人间呢？

历史是块大理石吗

在学校听历史课，老师会插讲一些有关历史是什么的知识，给我印象较深的是介绍胡适博士对历史的一个比喻：历史像块大理石，在张三手中，是一个样子，在李四手中，又是一个样子。（注）不可思议——当时我这样认为。

可是，上世纪50年代及以后，得以看到发生在自己与别人身上的事，就由不得你不信了。

举个例子：一直都说刘少奇是中国工人运动的杰出领袖，是白区工作的卓越领导者，是新中国党和国家的领导人。可是，到了文革，一夜之间，他又变成了叛徒、内奸、工贼，光是这六个字，就使人触目惊心。然而，文革过后，又说这些都是不实之词，要重新推倒……

这是不是给胡适博士的比喻找到了新佐证呢？如果不是让张三从李四手中拿回这块大理石，那么，李四的刘少奇塑像就要变成永恒的了。想起来，该有多么可怕啊！

鲜丽得好像是血

在新中国的大地上，有一段时间，真是帽子满天飞。不是说，江青是帽子工厂的老板娘么。这些帽子，可不是扮靓饰美、遮雨挡风的。每个帽子，都有它的名称。有一顶帽子，记起它的名字来，可有足足的19个字，请听：反党、反社会主义、反人民的资产阶级右派分子。那真是朗朗上口，掷地有声。而且，还是用55万个青春编织，用22年的血汗染色的。这该是多么沉重，多么鲜丽：沉重得让人窒息；鲜丽得好像是血。

巴掌该打在谁的脸上

正在大跃进与灾荒齐头并进时，我在蒙难中，被农民兄弟打了一个巴掌。

当时，我所在劳改农场中队的那个村的村民，因为据说要过起提前来到的共产主义的美好生活，就按上级指示，把锅头、铁器砸烂送去炼钢，然后兴高采烈携家带小直奔那吃喝不要钱的集体食堂去了。祖辈居住的旧土屋不要了；炉灶也被挖去做肥料了。

可是，还不到一个星期，他们又回来了。兴高采烈消失了，只有一股气与怨，迎接他们的只有那个破败的家，而且还是由他们自己造成的。因为当天我高烧没有出工，这个屋主见了我，就不由分说，一个巴掌朝我打过来。

当然，我能有什么话说；只是心里在想：农民兄弟的这个巴掌，到底应该打在谁的脸上？

伟大的创举（上）

天还黑麻麻，就要出工，在工地吃早饭，宁可让我们在工地呆着等天亮，也不让我们多睡一会。

中午也是。当我们吃完午饭，好不容易在四处无遮挡的工地，用所有工具和自带的床单搭起一个帐蓬后进去躺一会时，开工的哨子又响起来了。

下午，不，应该是晚上，因为天已经黑了。大家拖着一身疲惫，一身汗污回到宿处时，便急急忙放好工具，掏出2分钱（2两米的官价）去向那些就业人员的家属买来一盆河水，匆匆抹拭一下之后，便将自己的身子往床板上一掷，呼呼睡去。

这样的糟蹋，不是创举么？

伟大的创举（下）

将我们这些从事超强度劳动的“劳教分子”的粮食定量从原来的40市斤改为27市斤；

把我们应有的主粮比例超规定搭配杂粮；

玉米煮熟后上面有一层厚厚的壳和渣；

红薯煮得烂扒扒的再称斤；

木薯渣蒸成馍块，每人两块，每块比火柴盒要大些，就是一餐。

遇到有死猪仔，便切成丁，连同属于应剥弃的芥兰菜皮，炒成一锅，装成小碟。每碟各有几丁几片，卖1元，可以打白条，到时在当月生活费扣还。而当年绝大多数的我们每月只有18元，扣除每月固定伙食费10元，还有8元，这8元便变成欠条了。因为一口气可以吃下10碟8碟的。这1元钱1碟，是当年官价粮的10市斤，而当年的猪肉，官价不超过7角钱1市斤，换算成现在市场价，那一碟要10元钱的。

这样的盘剥，不是创举么！

注：这些话不是胡适说的，而是胡适介绍詹姆士的实在论哲学思想时，詹姆士所说的话：“实在是我们自己改造过的实在。这个实在里面含有无数人造的分子。实在是一个很服从的女孩子，她百依百顺地由我们替她涂抹起来，装扮起来。好比一块大理石到了我们手里，由我们雕成什么像。”（《胡适作品集》第四集，台湾远流出版公司，1986年10月）

作者简介：吴雏龙，汕头市人，生于1931年。青少年时代侨居西贡金边等地。1950年起分配至柳州市工作，任职于公安民政部门。大专学历。

心语

江西张廷球

一

反右运动是文革十年浩劫的序幕，是头一次浩劫。被错划的右派对国家对人民是和屈原、魏征、岳飞、文天祥、于谦、袁崇焕、方志敏、张志新等一样的忠贞不渝的人。

二

我上大学和工作时，主张除对有大功劳者外，对任用和提升人员都应通过考试。革命先行者孙中山先生早就主张这样。可是，反右时批判我的人却说这样就要人头落地。但是，改革开放后却又实行了考试制度。

三

当时，国内报章上替苏联说话，说苏联军费比例小，美国比例才大。我心里觉得，苏联为了自卫自强，军费比例不会小的。这本来只是心中的想法，为了表示自己的诚恳，我也说出了这个想法。可是，结果就把我划成极右分子，给了我最重的处分——劳动教养。我做了最繁重的挖锰矿劳动，每天任务1吨，价值50元。整整经过21年，体重由70公斤降至40公斤

，到“摘帽”时，已是面黄肌瘦惨不忍睹了！

作者简介：张廷球，江西人，1926年生，1952年复旦大学毕业，广西冶金建设公司干部。在劳教中从未斗过人，亦未被人斗过。他采取锅牛式劳动，从未完成过一天任务。“改正”后，他的惟一愿望是找位女右派组成家庭。惜乎，迄今未如愿。现独居柳州，晚景孤凄。叹叹！

在古瓦的那些日子

广西柳州戴义开

一

我是1958年3月到古瓦农场砖瓦厂的。我们这些在“反右”中被千夫所指，日以继夜，七斗八斗过来的老右们，早已斯文扫地，半点脸面都没有了，听说能让集中到一个农场，在一起边劳动边学习，改造好了，一年两年就可以回到革命队伍里去，当然一般都愿意听从安排的。我还带了石印版的一本《苏东坡诗选》、一本《吴梅村诗选》。负责送我们一行十三人去劳教农场的公安局赵科长在火车上，逐一递送香烟，跟中学的黄衍斌校长还握了手，让国画家敖老感动得要掉泪。其实呢，行政处分嘛，不但我们右派们没有想到，也许办惯案子的赵科长当时真的也没有想到,一场更惨烈的厄运正降临到这些被称为右派分子的头上，而且，这场厄运历时竟长达二十二年，能够活下来的，还留下许多后遗症。

到来宾车站，赵科长召来几个挑夫帮挑行李，这个时刻，再麻木的人也能找回“反右”前那种与人平视的感觉，以致我刚踏进农场时，仰望蓝天白云，居然还有点“今日得宽余”的情怀呢。

第一天晚上，砖瓦厂管教干部马干事就叫集队听讲话。他说：“把右派分子打下去了，我们排除了干扰，大跃进就可以轰轰烈烈地搞起来，跑步进入共产主义……”接下去说的是“脱胎换骨”、“花岗岩头脑”等等。

但是，出乎想像的严酷的挑塘泥劳动，很快就把书生们从肉体上压垮了。首当其冲的是肩膀红肿、溃烂，可塘泥照样得挑。从岭脚挑到岭上，我把渗透着汗水和血水的衣服一层层卷在扁担上，以缓冲肩膀所受的磨擦。不少人通过各种办法弄到垫肩，系起来，两肩垫角跷起，疲惫已极地拖着扁担走向工地。晃眼望去，好像孙悟空变幻出满山遍野向风车挑战的唐吉诃德。不过，这个时候唐吉诃德挑战的对手不是风车，只能是自己。为了填肚子的两餐活命饭，为了顶住“一年、两年”的煎熬，求得与父母妻儿团聚，舍此别无它途。

收工途中，就路边水沟洗涤，我临水自顾，照见鬓发眉毛斑白如星霜，猛然—惊：难道真的伍子胥一夜白头了?原来是整天的汗渍造成的，只不过比别人显著些而已；身上惟一的一条蓝短裤，也像撒上石灰似的。蹲在水里把它擦几下，洗掉了，回到大宿舍它也干了，用不着脱下晾晒。这条短裤从春暖穿到冷冽的寒潮到来，无论日晒雨淋，日作夜息，都没脱离我的身体。最后脱下时，已不能再穿上。国画家敖老幽幽地劝说我：“后生家不要太冲，你不看人家老农，下田还专门穿件长袖衣。”他样子该五六十岁吧，身体一天比一天衰弱，他那件被称为全场最昂贵、特厚特大的垫肩，就越显得更大更沉重，套到他肩上，简直成了《水浒传》里林冲那副大木枷了。后来，他连饭碗大的两砣塘泥也起不了肩。之后被调到蔬菜组锄草淋菜，再后来不多久，就听说他死了，是早上起床时邻铺发现的。老画家被席子卷走没几天，又听见负责放牛的教育学老专家卢显能教授倒毙野岭。去年，因为卢教授兼学院教育工会主席，学院的一些学生便到他宿舍请他表态支持延长学年的要求，老教授说了几句劝慰的话。这几分钟的会见，竟使他老人家蒙上黑后台的恶名，卒致死于非命。48年后的今天，想起来，我还十分难过。

红水河涨大水，上游冲下来许多木头，我们组临时接到紧急任务，要跑步赶去捞木头。跑得最快的是戴右派帽之前任桂林市人民政府民政科所属教养院学校教师的李军。此人粗眉大眼，是个美男子，又兼老实热忱，多多少少能缓解他周围这些劳教分子的忧悒、消沉、孤僻、冷漠的气氛。近来他不断在各种场合表态，说要争取获得第一批解除劳动教养，尽早回到革命队伍。我觉得他的表态是极为热切的。由于过量劳动，他浮肿比别人明显，好在年轻，干活路还有劲。我们赶到河边，他已脱掉长裤、鞋子，向汹涌的急流中疾驰而过的木头划过去。这是个结霜的早晨，水很冷。负责管生产的韦干事正在跟大家布置工作，有人一声惊叫，只见李军往水里一沉，木头上苍白的手臂迅即没入洪水中，就在众人惊恐的注视下，李军的身影从此永远消失了。韦干事在水边呆立一阵，突然大发脾气，大骂一通之后，叫我这个小组长回监舍整理好李军的遗物，然后送交队部。我整理李军的棉被，似乎还触感到他的体温。我打开他的家书，有被水渍模糊了的文字——是妻子的还是丈夫的泪水?抑或是夫妻两地共有的苦泪?他妻子的信里说：“现在的日子，最大的快乐是抚摩肚子里的小宝宝，明年的今天，他该会叫爸爸了。”我忍不住泪水夺眶而出，震颤不已，完全失去了控制。我终于明白了李军为什么敢于向汹涌的红水河奋不顾身地扑过去。

二

老画家和李军的离世，就像悄然无声地沉没于幽潭深处的两颗小砂粒。相比之下，来自某高中的谢老师的故事就显得热闹多了。那是马干事明白说了“劳动教养有什么期限?几时改造好几时得出去”之后才爆发出来的。

人们白天跟两泥箕大的沉重的塘泥拼搏得精疲力竭，晚上还要跟自己两块同样沉重的眼皮作斗争。只要管教干部不在附近，学习时个个像和尚打坐似的，都不吱声；可也怪，谁要顶不住眼皮闭合，鼻鼾声跟着就出来了。自然有打小报告的。毛泽东讲得对，凡有人群的地方，就有左中右嘛。第二天打鼻鼾的果然就被管思想的干部点名批判了，这种批判使那倒楣鬼总得要有几天甚至长时间变成委顿不堪的病人。

谢老师的事情发生在晚间小组学习的例会上。这晚上两间大监舍劳教队员集中门前就地坐下。坐我旁边的是原中学老师潘老，先两年“肃反”结束，最早送来的老教养，因为有一嘴浓浓的一字胡，得绰号“鲁迅”。原来抱着膝盖很悠然地抽着烟斗的他，突然发现劳改队也来了十多个，他神色大变，紧张地喃喃自语：“出事了，出事了。”潘老是老劳教，有见微知著的能耐。平常这时候马干事出来巡视，总是叼着牙签的，今晚就没有，我认为这也是个兆头。马干事身影从队部那边一出现，这边会场立即鸦雀无声，“鲁迅”的烟斗也瞬间消失。马干事双手抱胸，绕会场踱圈子，踱到潘和我背后竟然止步不前了。怎么回事?难道潘老烧烟的气味被闻出来了?吸烟被认为是“跷尾巴”的表现——也许我借《苏东坡诗选》给潘老被打小报告了?霎时间，我感觉得背后好像是矗立起一座大冰山，寒气透骨。好在他终于踱进会场，叫一声“不要勾头!”全场的眼睛刷地都向着他。他作了这样的开场白：

“你们这些右派，眼前有两条出路：一条，夹紧尾巴，改邪归正；一条，继续胡闹，自取灭亡!”接着说劳动教养是改邪归正的必由之路……然后提高声调，厉声说：“今天还有人胆敢大放毒草，叫嚣什么‘劳动教养违反宪法!’”

原来如此!我那股冷感顿时回暖，也分明觉察到潘老僵直的身躯松弛下来了。接着就是全场先唱一轮当时流行的“社会主义好”：

社会主义好，社会主义好,

社会主义国家人民地位高。

反动派，被打倒，

右派分子想反也反不了!

谢老师被揪出来。他一口咬定“劳动教养就是违反宪法”，而且有批必驳。他的倔强使那些劳教分子的情绪更为亢进，很快就把斗争会推向高潮。身材颀长的谢老师完全淹没在这帮勇夫的拳脚之下。飞扬的尘土笼罩全场。批斗结束，各人起身，拍拍裤子，弄起更大的灰尘。灯光阴暗，人们在蒙蒙的灰尘中像幽灵般散去。

大会没有再开。谢老师与我不同监舍，不同工地，接下来的情况不大清楚；但那晚他所在组的外号“小报告”的某某受到表扬，因此特别招人注目。在来来去去的人群中，“小报告”持续几天所得回头率很高。听说他那个组天天在工地搞现场批斗。谢老师就只有“劳动教养违反宪法”那一句话；批斗他的话也就是“花岗岩头脑”那几句，了无新意。

队员们当然宁可嘴巴累点，巴不得多占用那怕几分钟的干活时间，所以也乐于这样搞。后来，听说管生产的韦干事跟管思想的马干事吵了一阵，说那个组的生产不成样子了。马干事很干脆地顶回去说：“政治是灵魂!”吵完折衷一下，把谢老师每天交到各小组工地，轮流批斗。轮到我这个组，他跟着去挖土方。大家也不跟他说话，见到韦干事身影，就吆喝几声：“老谢，动一动!”到休息时大家围成圈坐地，比大家更为鸠形鹄面的谢老师站在中间，组员轮流发言，因为干部不在，大都言不及义。解放前是某大报记者的老秦，说话爱挖苦人，看到被斗者垂眉闭目，一副与世无争的样子，叹口气说：“你呀，你想充电影《红岩》那个许云峰啊?”

其他发言也都慢条斯理，不温不火，都想把批斗拖到开午饭时候。不料韦干事更是棋高一着，工间休息时间一到，就出现于工地，叫喊：“开工!”吩咐我立即把谢老师“押回队部”，以免影响生产。他全身有伤，走得很慢，我只好耐心像个跟班似的跟着。走上一段乡间牛车路，他变得活跃起来，见地面有果皮蔗渣之类，必定踉跄上前，拾进嘴里。

我们组就只轮斗过这一次，最后听到他的一条消息是：死了。这原是大家意料中的事；又兼大饥馑的流言越来越多，谢老师生前虽然用生命为代价反抗了一阵子，死讯传来，却没有产生什么轰动效应。

2005年，报纸上有这样的报道：“中国政府正在积极研究《公民权利和政治权利国际公约》涉及的重大问题，一旦条件成熟，就将履行批准公约的法律程序。”所要研究的两个“目前最大的焦点问题”之一，就是“劳动教养”。

谢老师辞世快五十年了，泉下有知，当会乐见其成的吧。

短短的时间里，几位认识的相继死于非命，心里总有些想法。这个时期，也是我过劳动关最艰难的时期。肩膀磨伤剧痛才熬过，腰部的挫损却越来越严重。干活时没大感觉，休息下来就剧痛。晚上，怕触痛腰部，得小心翼翼地躺下，在大宿舍此起彼落的、从恶梦里发出的呻吟和哀哭声中，似睡非睡地度过夜晚。早上起床，先得要翻身扒着，两手撑着，背后好像压着两百斤大米袋，慢慢抬起上身，双脚就势用力，然后再翻过身来坐定。就这样，每早起床就要把“腰痛”这个对手摔倒我才能起身。我不知道哪天终于被摔倒，但我必须咬紧牙关坚持。

每天两餐的热量不足以对付体力的开支，看不到尽头的一天比一天更严重的饥饿和衰弱感，跟周围的同伴一样，我也浮肿了。实在累得不行，我就脱下眼镜，借抹眼镜汗水之机，放下挑子喘口气，歇他几秒钟。挑担已经是一种求生本能的驱动，不劳动，谁养活你?

两个别组的队员挑着满泥箕烧坏的砖经过，听说是专门负责掩埋死者的；这烧坏的砖是给死者立个记号，好对来找亲人的家属有个交代。这掩埋专业队我知道其中的一个，外号叫亨达利。有些年纪的知识分子大都知道，亨达利专门卖眼镜，他就有眼镜卖。谁都知道他从哪里进的货，可谁都不愿意说出来。同我一道来农场的十三人，近三分之一戴眼镜，敖老已经与世长辞，其他眼镜佬都转到种菜、看牛等轻工组去了。有人说从重工转轻工的，等于下了病危通知。现今还在重工组的，就只剩下我一个了。

面对天际忧郁的群山和眼底滔滔不息的红水河，我脑子里萦回着莎士比亚《哈姆雷特》那句永恒的话：

“生，还是死?这是一个值得思考的问题。”

沙漠中的绿洲

广西来宾肖定静

1988年荔浦县纪委书记邱海洋先生趁在南宁开会之机，顺路驱车到迁江中学看望我这个右派难友。他与我在劳改农场共同服苦役三年。他去农场教养前是荔浦县委宣传部副部长。今天真如古语所言：有朋自远方来，不亦乐乎。我们在饮酒畅谈中，回忆了农场时的生活，这使同他来的年轻手下干部，如听天方夜谭，不可思议。如邱书记的一套呢子衣服，只换了几斤大米；我的一支美国派克金笔，只换了几斤红薯。真是：金笔诚可贵，呢衣价更高；若为生存故，两者皆可抛。

欢聚后，我常常在沉思，我在古瓦农场遇上了几位好人，如戴义开、邱海洋、李敏章，他们年纪都比我大些，学问和社会阅历都比我高和丰富。我是刚从师范毕业后，工作仅只一年，就踏上了这条沙漠之路；由于年轻，遇事缺乏分析考虑，这样就会犯很多小错误。他们对我谆谆开导，时时帮助，既是名师，又是益友。我在农场中遇到他们，就像一个人在茫茫沙漠中艰苦跋涉，烈日当空，唇干口燥，五内如焚时，突然遇到了一片绿洲——这是我生命中永恒的记忆。

每当花朝月夕之时，回忆之门就情不自禁地打开。那沙漠之旅确实是惊心动魄，但亦有绿洲的温馨。那苦苦挣扎的艰辛，我在《百草情》一书中的《浪漫人生路》已有记叙；现在要表述的是绿茵的芬芳。

记得有一次我们组有一位姓姜的，在夜间偷去了我的伍元钱，第二天他去小卖部买东西时，被别人发现检举，当晚在组里进行批斗。当时除开伙食费外，这五元钱就是全月劳动所得了，因此我很气愤，准备在批斗时狠狠揍他一顿。晚饭后几位师友找我谈话，他们情深义重地对我说：你的气愤我们理解，但是你对姓姜的难友了解吗？他的妻子已离婚再嫁，父母在大跃进时，贫病交加，相继去世。他举目无亲，无人看望，实在可怜。我们只批评他的错误就行了，打人既是野蛮行为，也是对人性的不尊重。这些既朴素又具有哲理的话，在我心灵深处第一次起了深深的震撼。当晚组长点到姜的名字时，他一站出来就扑通一声跪下了。当时我情不自禁地上前把他扶起，看着他黑黄的瘦脸，呆滞的眼神，比鲁迅笔下的润土还要润土。那种精神麻木状态真令人惨不忍睹。事后我又和几位师友聚在一起，谈到下跪之事。从奴隶社会起，奴隶对奴隶主要下跪；封建社会臣下要对皇上下跪，民对官要下跪，家仆对老爷下跪。现在批斗也要喊下跪；而姜姓不经喊就先下跪。难道下跪也是我们的国粹吗？一位师友说，美国学者马格利特认为：社会性的羞辱之所以是一种伤害，就在于，羞辱不把人当人，使一个人失去了对自己生存尊严的把持。中国又有位哲学家说，一个人的内心深处，既有天使的美德，也有魔鬼的邪恶——那晚上你的表现，是向天使之路起步了。

又记得我们组里有一个姓王的，他是地质队的工人，原籍山东，个子高大，确属山东型大汉。他只有高小文化，头脑简单，他一心只想听干部的话要积极改造，争取早日回到人民队伍中去。因此在收花生和红薯时，有人吃了一点，他晚上就偷偷地去向干部汇报，使小组经常为此开批斗会，真是组无宁日。几个师友在一起商量，如何应付如此狼狈不堪的局面：你对其正面教育，他头脑简单接受不了；你说在收获时吃点东西，只是生活小节，不称偷（正像鲁迅《故乡》中的润土说，过路的口渴吃一两个西瓜是不称偷的）；但要是他将原话汇报给管教干部，那麻烦会更大。讨论结果，大家想出一个办法：当他威胁和打骂弱者时，由我出面教训他。他虽然是山东大汉，个子大，但因平时吃不饱，消耗热量比别人多，脸已有些浮肿，马步不稳，正像黔之驴一样。虽然我们这里不是贵州，可广西也有我这样的小老虎。在大家的鼓励下，我也就勇气倍增了。有一天他又发了气，要对别人动粗了，于是我向前去劝阻。他不但不听，反而扑向我，我和他较量了三个回合，他都被摔在地下，气喘吁吁。然后由几位师友上前去和他娓娓谈心，我也向前对他道歉。山东大汉就有这个特点，佩服将他打败的人。他不但心平气和地接受大家的好意，而且还承认了他过去的不对。从此我们小组也就风平浪静，海晏河清了。

积极改造，回归队伍，我们都知道这是骗人的鬼话。正如小说《人啊，人》里写的，在阶级斗争的年代，人成了阶级斗争的工具。但我们组的生产任务每天都要完成，可又不能让任务不断上升（以我们当时的口粮和体力是不堪上升的重负的）。所以年轻体壮者完成任务后，就主动帮助一些年老体弱者一起完成。这样管教干部也就满意；他们在上级面前轻松，我们也就轻松了。每晚上的学习，别组是乱哄哄你方唱罢我登场，今晚批斗这个，明晚批斗那个。而我们组的学习都是在谈生产和生活中的趣事，偶尔传出一些愉快的笑声，就像一道流星划破夜空，成为学习场上一道亮光。我们组在装红砖时，对技术不断改进，既省煤，又省工，质量还不断上升。来宾县建大礼堂就是全部使用我们生产的红砖。因此我们组获得了先进，个人也得了奖。每当工余之暇，或风雨之天，我的几位师友，特别是戴义开先生就先进入书域，今古中外。在他的影响下，我也就登书山，观奇景，两三年来许多名著和古典诗词都在这时得以饱览，这为我以后恢复工作打下了良好的坚实基础。后来我曾写下了一首小诗：

忆那一片芳草地

崎岖沙路鬼神惊，知友相依自可行。

喜得绿茵芳草地，严寒过尽是新春。

三年多的农场劳教生活结束后，在回家的路上，真如陶渊明所写《归去来兮》一样，“载欣载奔”，总以为获得了自由。其实，接着十七年的农村劳动，更是艰难之旅。好在有了那片绿洲的经历，能遇事不惊，从容应对，正像邓拓的诗：“久经坝底惊滩险，何惧深渊起巨霆”。

在农村中我结识了不少插队知青，有高中生、初中生。他们这一代是到农村接受再教育的，我们这一代则是到农场劳动改造，其艰苦程度，借用一个古代成语，真是有“异曲同工”之感啊！在这些人中我认识了两个杰出的少年，黄立羽君和唐宏建

君。他们年仅十五岁，初中毕业，都是刚破土而出的小苗，就离家去经受风雨的磨炼了。于是我把那片草地的温暖、绿茵的芬芳、书域的智慧、孟子的正气讲给他们听。恢复高考后他们先后考上了重点大学，现在成了社会栋梁。

1981年二十多位高考落榜的农村同学向我和黄立羽，陆才能老师恳求，办一个高考补习班。我们深知他（她）们家庭困难，无钱到县里或其它地方补习。面对着一张张淳朴的面孔，一双双渴求知识的眼光，尽管我们也困难重重，但却无法拒绝他们的请求，于是我们只好答应了。当时学校没有教室，我们租用了校园附近的一间民房，并与同学们一道动手，清理杂草丛生的庭院，打扫到处是蜘蛛网的房屋，还修整了学校舍弃的课桌。开学的第一天我和同学们说：“我们这间教室就像刘禹锡《陋室铭》中所写的‘斯是陋室，唯吾德馨’。让我们师生为美好前程，用书声，墨香装点这陋室吧！”

在一年的艰苦生活学习中，我们不仅传授了知识，我还把在农场“劳教”中得到师友们熏陶为人的高尚美德，言传身教给他们：一是善良厚道，二是光明磊落，三是聪明机智，当以善良厚道为最。

一年后，有的考上了大学，有的考上了公务员，有的在商海中奋战，十多年后各有所成。2002年他们在同学聚会时，盛情邀请我们几位老师。除了尊敬和感激之外，他们一致说：回忆那补习班学习生活的一年，不仅学了好多知识，更重要的是学会做人之道。那一年，我们在茫茫的人生途程中，就好像在大沙漠中遇到了一片绿洲……这句话深深地拨动了我的心弦，使我感动至深，思如潮涌。

聚会后我又想了很多。年年都有高考落榜的青年，而今更有大学毕业后找不到工作的寒士。夜里我再读杜甫的《茅屋为秋风所破歌》：“安得广厦千万间，大庇天下寒士尽欢颜。”现在仍有不少寒士在人生崎岖的途程中艰苦跋涉。啊！我心中默默地祝愿他们，也能在沙漠中遇上一片绿洲，得以喘息休息，然后鼓起勇气前进，到达杜甫所写的“广厦千万间、寒士尽欢颜”的境地。

苍天有眼

广西柳州虞忠仁

解放初，我投笔从戎报考军政大学，毕业后在部队任组织干事，后转业当上了人民教师。

和平建设时期到了，各处欣欣向荣。为了国家的美好前程，党号召我们帮助整风，“知无不言，言无不尽；有则改之，无则加勉”。我提了些意见，结果把我打成了极右分子，送劳教，从此葬送了22年青春年华。

1958年6月一个沉闷炎热的夏天，被柳州市的便衣警察送我到来宾古瓦农场接受教养。去时讲：学习半天劳动半天；结果是超强劳动。开荒造田，每人每天要完成土方开始5立方米，后来加到8立方米。种田（双抢时期）铲秧、挑秧、插秧一天一人一亩（一般农民每人只能插三分啊！）。

秋天铲草皮积堆肥，一人一天2700斤，只准带10%的泥。

做木工的，只给方料，一人一天一副门（包框）。

完不成任务就是反改造，就挨批斗。

到底教养有否期限，谁也不知。脱帽了，又说：“你无仔、无女、无亲属、无人接受。”用种种借口，要我留场就业继续改造，每月每人21元生活费。我只能听天由命：不死是自己的命；死了等于消灭反革命。

如今已是事过境迁，回忆当时的一切，无限感慨！幸得改革开放的春风吹遍了神州大地，一切被冤屈的人，能重新回到人民的队伍，我方能娶妻生育繁衍后代。

当然，不是好了伤疤就忘了痛，22年漫长的苦难日子，不是一朝一夕就能忘掉的，而且也是不应该忘掉的。但我坚信，自己能以中华民族的一员，心平气和地与祖国共荣辱，干好一个炎黄子孙该干的一切。

啊，苍天啊！苍天有眼，大难不死，必有后福。愿难友们同享。

荔浦“反右”传奇

山西王汉班

荔浦反“右派”运动已过去47年多了。这个运动把一个好端端朝气蓬勃的县击倒了。从此使该县各项事业走入低谷，一个蒸蒸日上的社会，一下子变得死气沉沉，其主要原因是把党多年培养的干部队伍摧垮。这是阴谋家郑益三从中捣鬼得逞、直接危害所致。时间长，直到改正错划右派政策和改革开放政策落实，才逐步有了恢复。现将我耳闻目睹回忆片断写出来，供后来人回味和反思。

炮击县委、人委

荔浦县1958年3、4月间开展了反“右派”斗争。开始是大鸣大放，大字报，思想发动摸底，只在县委、人委墙上贴出了些大字报。接着开始了所谓“斗争”，揪出并斗倒了各级干部共362人。如：

县委副书记包天兴，县委副书记吴景文，宣传部长唐季民，宣传部副部长丘海洋，财贸部长曾祥葵，县长莫子成，副县长罗云（当时已调广西日报），人委秘书王石民（现名王汉班），文化科长李敏，教育科长李一心，工商科长廖李芳，农业科长彭贤英，交通科长李明亮，手工业科长刘轩，卫生科长黄更里、周仰钦，公安局长莫林，公安副局长韦跃宣……

大部分骨干被打倒，职能科室瘫痪，各项工作处于无人负责状态。

党的领导核心垮了

按我们党历来工作方式，大的中心工作，必须在当地党委统一领导下，开展工作。县委书记钟镇静是整风领导组长，公安局长郑益三是成员，领导运动。刚开始不久，钟书记认为应该准确掌握政策不能过“左”过“右”（因有1957年以来的经验）。但郑益三觉得不对他的胃口，向上反映荔浦整风有右倾。上级不明真情，把整风组长改由郑负责。这正是郑所祈盼的。书记不管中心工作，即意味着靠边了，也是郑夺权成功了。

“反右”的扩大化

荔浦当时全县人口有18、9万人。干部职工在册人员1565人，划出右派362人，占职工总数23.13%，县委和人委机关划“右派”占70%。反右后，机关人去楼空，基本瘫痪。与邻县阳朔县委、人委才划9人也相差甚远。按当时中央规定运动处理人数不得超过百分之四，也大大超过了。而同级和上级对此情况无人提出异议，也无真正意义上的监督，划谁谁就是“右派”，一锤定音。监察工作不是软弱无力，而是虚设。一个县经过解放后八九年，全体人民艰苦奋斗，精心培养出的干部队伍，是精英，是带领全县人民走向繁荣的带头人，是最大的财富。可见干部在革命和建设中的重要性。然而，这次“反右”恰恰把一大批好干部打倒了。这是全县人民最大的灾难。广大干部在工作中勤勤恳恳，运动一来却遭到无情打击，任人宰割无人保护。为什么县委书记出来主持公道，掌握政策，竟被推开靠边了？在共产党执政的情况下，有些情况真是咄咄怪事。

这次反右间接不说，直接造成362个家庭流离失所，家破人亡的惨状。广东支边青年、商业干部冯光，被戴上“右派”帽子，不给摘帽近二十年，四十多岁才结婚，害得人家有家归不得。改革开放后他返香港探亲再也不回来了，叫人伤透了心！中学校长蒋源，因照顾郑益三不周被划上“右派”，1979年才落实政策；改正恢复工作后决心返回家乡，坚决不留在荔浦。还有一位校长潘晓初，是1938年入党的老同志，也给戴上“右派”帽子，妻离子散，一个孤老头子，一人在家，年老力衰，自谋生路，在市场上帮人切烟丝度日。

这次反右，把社会风气败坏了。压制民主，堵塞言路，无中生有，中华民族美德“言者无罪、闻者足诫”，“诚信做人”，变了味，居然叫“引蛇出洞，聚而歼之”。把我们党光明磊落，实事求是的传统都丢尽了。社会风气道德败坏的损失，这笔天帐无法计算。

这次荔浦“反右”惨案，如何能在以后荔浦或其他地方不再发生类似案件？我想，加强法制教育，坚决执行法律制度，任何郑益三、赵益三在法制的强大铜墙铁壁面前，也会碰得头破血流。

向党委讨回“右派”帽子

荔浦县报社排字工人伍启芳，把郑益三错排成“郑三益”，招来大祸。首先是批斗，工人们不答应，斗不起来；郑指示县报社负责人李颂一定要把他打成“右派”。因为不是干部，在送右派去古瓦农场时，李不敢违抗郑的命令，也将伍随车送古瓦农场。在六十年代 “右派”脱帽时，因为农场找不到伍的档案，一直在农场教养。直到农场结束时，才写了个条子，送他回荔浦原籍。1979年“右派”改正都办完了，也轮不到伍启芳，伍很着急，到统战部问个明白，统战部说：“右派中没有你。”伍说：“怎么没有？我已当了二十多年‘右派’，还到古瓦劳教了13年，你们就给我个‘右派’改正吧！”这把县领导难住了，查遍了所有资料，也没有他的名字。请示县领导黄河富，才特批了作退休处理了事，没有道歉，没有经济赔偿。一个正正当当的工人，没有手续，白当了20多年‘右派’，又在古瓦地狱中熬了13年，妻儿子女受了多少苦难？人身受到多少不明不白的侮辱？耽误了本人，又耽误了妻儿前途。当工人当的毁了自己，毁了家人，毁了下一代，谁负责？向谁讨回公道？国法在哪里？天理在哪里？人权又在哪里？

右派“翻了天”的变化

1979年，中央政策来了，荔浦的“右派”全部改正，官复原职。

1979年县委书记黄河富同志给改正的同志办了改正手续，恢复了公职。不久接替他的是刘万福同志（后任区林业厅厅长），上任后调查了荔浦情况，认为这是个“左”的重灾区，立即采取坚决果断彻底的行动：凡22年前从岗位下来的，立即仍回原岗位，恢复原职务；现任职的调出去。所以荔浦立即出现了干部大调动，大换班、大改组、大恢复的新局面。群众说：“右派”翻天；人们流传“老右”回来了。老八路又回来了！“老右”成了荣耀的代名词。这期间，恢复原职的人家，门庭若市，道贺的人们络绎不绝，像过年一样，见面就双手合十恭喜！恭喜！

县各系统立即补充了300多位有经验的干部，各行各业立即出现热气腾腾蒸蒸日上的新局面。

多年来人们几乎忘记了烈士们。在“改正”后的丘海洋同志主持下，花两年时间，在黄砂岭上即荔桂路旁最高的250米处建起了烈士纪念塔。周围种上珍贵花草，绿林成荫，每天早晨，中青年都要到此晨练，与地下烈士们共度美好时光。

新建五十米、三十米

宽的大街，荔柳、荔桂路延长线的街道两旁高楼拔地而起，几年间，荔浦高楼林立。从来没有的地下商城，百货大楼，在荔城中心建成了。人们到县城再不是往日的圩日闹哄哄、淡日冷清清的了；天天是圩市，城乡物资大出大进。

罐头厂、饮料厂、食品厂、制鞋厂等纷纷开张，全县已向工业县转化，也许不久会变成荔浦市了。

随着丰鱼岩的发现和开发、龙槐镇的建成及附属设施的投入使用，把世界级的桂林风景区，延伸到荔浦新的旅游点，给千万户人家创造了新的就业机会。

前几十年，当晚上10点听到清脆铜铃声，人们都知道，那是唯一的荔浦中学的作息钟声。仅有初中的荔中，现在不仅有了高中，而且不是独子，已有了多个兄弟姐妹，在为荔浦人民培养着各类人才。

荔浦政法战线，公安系统配备了几十辆摩托和现代化通讯工具，可与大城市公安媲美。一遇案件，公安人员像风将军一样，从天而降，吓死了坏人，大长了好人的志气，做到了公正严肃执法，使破坏分子得到应有打击，保卫了各条战线的安全发展。当然，我们不能把近二十年荔浦的发展都归功于“右派”政策的落实；但迅速全面发展，是有改正“右派”政策落实的功劳。一个县一下子补充了具有火山爆发一样干劲的干部300多，其力量是巨大的。

荔浦走过的弯路，愿它永远成为过去。相信在党的正确领导下，重振精神，以更大的硕果展现在世人面前——我这个老“荔浦人”，殷切地期盼着。

2005年8月5日

作者简介：王汉班，山西人，1932年生。17岁南下入桂参加剿匪、土改、镇反工作。26岁被错划右派，48岁改正。历任荔浦县人委秘书、工业科长。土建工程师。离休。

疯狂年代

北京张墨森

晴天响霹雳瞬成阶下囚

1958年春节刚过不久，轮到县级整风运动开始。我当时是平乐县委秘书，前不久，一位好心的朋友忠告我：“整风是假，反右是真；整风是名义，反右是目的。所以，凡是有意见，不管正确与否，都不能提；不管是谁提意见，他就是右派。动员会上，千万不要听信别有用心的人的花言巧语。”他还举了一个例子：地委办公室有几个年轻的秘书，在地委大院贴出了一张漫画式的大字报，标题是《升官图》，其中，画着地委书记杨林的爱人郭英（平乐县委书记）、地委副书记蒙谷的爱人明义（蒙山县委书记）。有的干部看了这幅画认为提的意见很正确，也签了个名在大字报上。几天之后，地委开始反右派，画大字报的人当然以“攻击党的领导、丑化党的领导、反对党的领导”等罪名被划为右派；认为意见提得正确而签名的人也无一幸免。这位好心的朋友还说：“反右派的任务是百分之五，一百人中要反出五个；如果批斗会上斗到你，就肯定划你是右派了。斗争你时，逼你反省，所列事实，无论是真是假，你都要承认，可免受皮肉之苦；如果你认为是捏造事实，不承认，他们会采取‘车轮战’轮番批斗你，强迫你跪下，拳脚棍棒并用，往死里打。”

果然不错。在整风运动动员报告上一再强调：“这次整风一定要做到知无不言，言无不尽；言者无罪，闻者足诫；有则改之，无则加勉。”保证‘三不’，即‘不打棍子、不抓辫子、不扣帽子’，要‘大鸣、大放、大字报’。”我听了之后，心中有数。

平乐县“整风五人领导小组”组长薛家驹，忍耐不住，沉不住气，写了一张大字报，标题是《哑巴和官》，意思是不提意见的人好升官。内容是长滩区委书记张机生时常吹捧县委书记，从来不提任何意见，吹大炮(虚报、吹牛之意)又是他的强项，有一次在向县委书记汇报工作时称：红薯大丰收，一个红薯有四斤半重。后来被提升为县委农村部副部长。大字报贴出几天之后，地委的通知就下来了：“撤销薛家驹平乐县整风五人领导小组组长、工交部部长职务，降为一般干部，工资由十九级降为二十四级。”据传说，当时的县委书记肖含艳出面力保薛家驹，因为他俩在解放前地下党游击队是亲密战友，否则“右派”非他莫属。薛家驹气病交加，几年后与世长辞。

整风运动进行10多天后，就召开动员大会开始反右派。平乐县委首先斗争的对象是华大校友原宣传部长马成功和桂北土改队来的原农村部副部长蒋斌，因为他们两人曾向中央反映过平乐县在搞粮食统购时过左，造成饿死人事件而引起中央对广西的高度重视。

斗争完他们俩人之后，就开始出关于我的大字报。此时此刻，我清楚地预感到厄运到来了：他们要打我为右派。

我没有大鸣大放；但他们讲：你在1957年春写了一份报告要求调回北京，在报告中向党进攻。

的确，我写过一份报告。写报告肯定要写一些理由，如父母年老，需要照顾；还引用了一条成语“乌鸦尚有反哺义，为人当报父母恩”。又如，南下干部到广西后，培养了很多本地干部，目前又提倡干部地方化、民族化，南下干部的历史任务已经完成，请求准予调回北京。

大字报声讨我的内容是：

“打倒右派分子张墨森！”

“右派分子张墨森污蔑党的领导!攻击党的领导!反对党的领导!攻击干部地方化政策！攻击干部民族化政策！”都是无中生有、断章取义、胡乱上纲、歪曲事实，“欲加之罪，何患无辞。”

直到现在，我还清晰地记得，斗争我的那天晚上，还没进会场，就听到口号声不断：“打倒右派分子张墨森！”这种“煞”被斗争人的威风的做法，在“三反”、“肃反”中，我早就用惯了，”所不同的是，这次是别人“煞”自己的威风。

我牢记那位好心朋友的话：不承认也得承认，免受皮肉之苦。

斗争会开始了。主持会议的王绍忠(他原是我领导下的县委办公室保密干事)训斥我：“你要好好交代反党罪行。”

“你把我们共产党讲得连禽兽都不如！”

我回答：“是。”

“你是日本汉奸！”

“是。”(我心里想：“七·七”事变时我才5岁。是就是吧!)

“你是国民党特务！”

“是。”(我17岁在北京入华北大学，是三门干部：家门、校门、革命门；南下剿匪，还没见过国民党特务。)

“交代右派组织！”

会场喊声呱呱：“老实坦白！不讲叫他跪下！打！拿棍子来！”

迫于形势逼人，我交代了我们右派组织的成员：都是些已经死去的人的名字和还没有出生的人的假名。

“继续交代你们的行动纲领、计划！”

我就乱编(因为是乱编，没有印象，无法记忆) 。

他们还提出了一些“莫须有”的罪名，栽在我身上，我都一一承认。

他们已经达到目的，便喊我出去，还一边警告我：“老实点，不许搞破坏！”

看来，他们是“来者不善”。这时候，我想到，我小小年纪“投笔从戎”，南下广西解放他们，在剿匪中差点被挖眼砍四肢。这些事情，他们早就抛到九霄云外了。现在，他们想到的是打倒我们，坐我们的位子。

我们挨斗之后，还到平乐地区礼堂开了一次大会。会上，地委书记骆明(原省委宣传部长)讲话，狠狠地骂我们，说右派怎么怎么坏，骂得唾沫四溅。还没骂完我们，何秘书上来与他耳语：“省委长途电话，通知你马上回南宁。”几天之后，《广西日报》头版头条登载：省委挖出一批反党集团，其成员有原省委宣传部长骆明、原组织部长王梦周、原财贸部长廖原、副省长陈再励，还有农村部副部长陈岸也被划为狭隘民族主义分子。原来大家都是“—丘之貉”彼此彼此！难怪群众讲：“整风整风，越整越疯。”

1958年6月宣布把我划为右派不算，还加上“极右”开除了我的公职和党籍，送劳动教养(就是“劳改”，美其名劳教)。

宣布送劳动教养后，我就收拾行李（当时，我是真正的无产者，只有被子和蚊帐）。第二天由武装民警押送起程。当时，我单身一人，毫无牵挂，感到无所谓，只是憋着一肚子气。到平乐县汽车站，见到同去劳动教养的县医院院长莫楚宝，他的妻子、孩子都来为他送行，呱呱哭；小孩不停地喊：“阿爸你冤枉，你不能走！”看到这般“生离死别”的情景，不由催人泪下。对于凭空捏造的冤假错案，只能忍气，万万不可气不过而自杀、逃跑；如果那样做，他们会扣你一个更大的帽子：“畏罪自杀”、“畏罪潜逃”。华大校友、县文化馆馆长冯岩气不过跳楼自杀身亡，弃下娇妻黄黛西，还落得个“畏罪自杀”罪名。当时，平乐县挨打成右派的知名人士有：县委第一书记陈岸，宣传部长马成功，财贸部长李会峰，农村部副部长蒋斌，县委秘书张墨森；政府机关有：副县长张墨林，县府办公室主任吴保新，粮食局副局长李耀（文革被丢下河），县公安局副局长李上达，县检察院副检察长肖汉辉（文革丢下河），县人大常委主任苏式平（文革被打死），县人民医院院长莫楚宝，县公安局政保股长桂庚生（文革丢下河），沙子区区委书记鄢广王，沙子区副区长张祖乃。平乐县被打成右派的据说有500多人。

四同古瓦

古瓦农场在来宾县以西18里处，原是劳改农场，因为这次被划的右派人数众多，特地将其腾出来安置右派。我到农场的第二天，荔浦县的右派也被送来了，等他们下车后互相一看，大家都哭笑不得，因为不少是华大校友，荔浦县县直领导差不多都来了。

华大校友钟山县的席得本和原平乐地委共青团书记柳志秀都来了，看来华大同学是“杀鸡儆猴”的标准牺牲品。

我们闲暇时开玩笑：我们是“四同”人员，即“同学”(华大同学)、“同志”(革命同志)、“同案”(右派同案)、“同监”(共同被关在古瓦劳动改造)。

同是南下的华北大学同学，分配在省、市工作的极少被划成右派；分配在县一级工作的，百分之八十至九十被划成右派。打个比方讲：省市如大海，大鱼多得很，一尺长的鱼还算小的，在那里的华北大学的同学大小如五寸长的鱼，所以都能穿网而过幸免于难；县一级如小河沟，五寸长的鱼就算是大鱼了，连小孩也可以轻而易举地用畚箕撮到你，所以县一级的华大同学个个祸来难逃。

可怜华大同学，小小年纪参加革命，从北到南，为了解放全中国，置生死于度外，在解放战争、剿匪战争中没有牺牲，却不明不白地被打成反革命右派，相逢在古瓦。此次不是一般的相聚，而是同监相聚，“同是天涯沦落人”，不觉泪涟涟，悲愤不已。我和一些校友被分配在来宾砖瓦厂。开始，大家都认为可能是毛泽东他老人家一时恼火，故意整治我们一下；过了这一两年，他的气消了，就会释放我们回家的。所以大家都积极劳动，争取早日解除劳动教养，脱帽回家。还在劳动中开展竞赛，你追我赶，打砖由每天一千块到一千五百块，到二千块、二千五百块、三千块，轰轰烈烈的场面好像当年延安的大生产运动。

饿饭新兴

由柳州鱼峰山向南，往石龙方向走，距柳州二十五公里的砖瓦厂，称“二十五公里砖瓦厂”，这个砖瓦厂，是正宗的劳改场所，前几天刚走了一批劳改队。环境也不好，住的全部是茅草房，也没有床，垫些茅草睡在地上。当时由于砖瓦销售不畅，暂时不生产，我们每天帮附近月亮塘、拌塘的劳改农业队积肥、刨草皮、烧草皮。我们所在的这个砖瓦厂隶属于新兴农场，粮食靠自给自足，由于大部分土地种木薯，所以每天的早、晚餐分给我们的都是一块比手巴掌还小的木薯粑，一勺青菜汤。吃完之后，还用舌头舔干净碗，即使这样还跟没有吃过饭似的，肚子里空空荡荡。

这段时间，大部分劳教人员由于长期营养不良，显得面黄肌瘦，不久，便发生脸、脚浮肿。眼看劳动教养快三年了，还没有听到一点点释放的消息。看来，毛主席他老人家的气很难消了。于是大家便私下议论：大概被判了无期徒刑，准备死在这里了。

我暗下决心：要尽量保命才有出路，留得青山在，不怕没柴烧。

有一天，叫挑牛粪到地里去，每人每天定额六百斤。往返一次约12里路，而且没有路，须从耕地里走过，每担挑一百斤，总计72里，简直无法承受，即使是骡马可能也会掉眼泪了。遥想我们当初在北京响应号召报名时，谁也没有意料到应征南下换来的竟是如此的境遇。

天黑了，收工了。还没有吃饭，队部就来通知：马上在草坪开会。大家顿时感到凶多吉少。果然，那个队长气势汹汹地点了完成任务比较差的40多人的名单(占全队人数的百分之三十)，要留下来继续劳动；其余人员散会吃饭。那个队长鼓起眼睛骂我们，他“狗嘴吐不出象牙”，不外乎“右派分子！反革命分子！胆敢抗拒改造！不给你们饭吃，饿死你们！”

夜深北风紧，天寒雨更飞。陈毅在打油诗中有两句：“日当午，饥肠响如鼓。”现在，我们早上吃了一块不足巴掌大的木薯粑，挑了一天牛屎粪，是“日当子，饥肠响如雷。”郊外“更深露重”，冻得我们脚尖疼痛，浑身打哆嗦，真是“饥寒交迫”。我们没有一个人出声，只是暗地里悄悄流泪，心想：当年动员我们南下，解放全中国，谁知会落到今天这个下场；早知如此，你就是跪下求我，我也不会去报名了！

深夜两点，丧心病狂的队长还不肯放过我们，强迫我们每人挑30担水冲厕所。“人在矮檐下，怎能不低头。”大家只得又挑起粪桶，到池塘边挑水冲厕所。天黑得伸手不见五指，下雨路又滑，有的只挑一瓢水，“哗啦”一倒，有点响声；有的干脆来回挑空桶。负责监视我们的那个干事也“睁一只眼闭一只眼”，一个原因可能是天寒地冻，看到我们可怜巴巴的样子而于心不忍；另一个原因可能是良心受到了谴责。于是他宣布每个人都已完成30担的任务，收工吃饭。我们哪还顾得洗手，三口两口就吞食了那块巴掌大、又冷又硬的黑木薯粑。此刻大概是凌晨3点。

释放回家又重返樊笼

第四个冬天又到了。11月的一天，队部召开大会，宣布：“经自治区公安厅批准，张墨森脱掉右派帽子，解除劳动教养。”但是，紧接着又讲：“张墨森表现不好，不给走。”我心里想：我根本不抱什么希望，早已做好“无期徒刑”的思想准备了，不给走，就不走。但是，第二天早上，队部通知我：“你快走吧!”这次和我一起被释放出去的还有华大同学北京籍的张少儒(原在永福县公安局工作)。到新兴农场场部办户口时遇到麻烦，我们要求回原来工作的县，被拒绝。

我说：“既然不准回原工作的县，那就回北京家里吧!”

答：“也不行。”

我说：“这不准那不行，到底可以回哪里?”

答：“农村。”

我问：“农村没有亲人，怎么生活?”

答：“那是你们自己的事情。”

我说：“那就由你定吧!”(反正是身不由己)

我家在北京西城区，他却把我转到石家庄。张少儒家在北京宣武区，被转到通州。

我们有个指导思想，就是“出去再说”。

我如“笼中之鸟”重返大自然，欢天喜地，换上了华大校友李志忠由平乐寄来的衣服。汽车把我们送到柳州火车南站，转乘贵阳至武昌的火车。1962年春节前回到北京，母亲见我活着回来，悲喜交加，高兴得反而泪流满面。

我的北京市户口，一直保留到1960年北京实行粮食计划供应时才被注销。如今回到北京，既没有户口，也没有粮食供应。家里的粮食本来就很紧张，我的父亲已经被饿得轻度浮肿，弟弟、妹妹又年幼，根本就不可能省出粮食来再多养一个人。在走投无路的情况下，我又给平乐县的好友李翔飞写了一封信。他很快就回信了，他的意见是重回广西，他负责接待，保证有饭吃。

1962年春节后，春暖花开季节，我无可奈何地第二次南下，又回到了广西平乐县，住在李翔飞家。通过他的介绍，几天之后，得到了有关部门的答复：来当干部不行，当职工可以。尽管如此，但在那个不容选择的年代，我还是同意了，被安排到平乐县二塘锰矿做工。

1963年春节，我到平乐县城，见到县委副书记董广宏，我向他请求：锰矿工作是露天作业，风吹日晒，比较辛苦，请你帮我调换一个比较轻松的工种。他满口答应：“到五金公司当个采购员吧!”但是，董副书记和朱荣华书记一说，朱书记讲：“张墨森说的这些理由，说明他的思想还没有改造好，不能给他换工作。”(在以后的岁月中，朱书记这句话反而救了我的命。)

1963年6月平乐县锰矿合并到荔浦锰矿。心里想：我为了新中国贡献青春，差点献出热血和生命，没有功劳有苦劳；你平乐县对不起我，打我为右派，送我去劳动教养，如此地对我不公平，我还呆在你平乐县干什么?加之对朱书记的话耿耿于怀，不如“三十六计走为上计”。调动工作进行得很顺利，6月到达荔浦锰矿。同年10月和本矿职工雷庆兰结婚，是标准的“有缘千里来相会，无缘对面不相逢”。在那极左路线、高压政策、阴森恐怖的政治背景下，还能“喜结良缘”，实为“天作之合”、“天赐佳配”。到荔浦锰矿一年多，由于人多矿少，决定减员，组织上将我调到兴坪供销社。兴坪供销社分配我一个人负责氮肥、磷肥、农药、氨水、柴油5个仓库，工作又臭又脏又辛苦，旺季时从早忙到晚，一天下来头昏眼花，星期天也没有人来换班。

府台衙门

1956年冬，平乐地委召开四级干部会议。晚饭后，大家坐在专署对面的花墙上聊天，来自桂北土改队的翻身农民张祖乃（当时任平乐县沙子区副区长），看到专署大门口挂的牌子，讲：“平乐地区专员公署相当于旧社会的‘府台衙门’。”有人说：“是。戏台上有苏州知府况钟，四品正堂，肃静回避。”还有的人补充讲：“过去省里是道台衙门，正二品，县里是七品芝麻官，区长是正八品，副区长是从八品。”

整风反右派中，也把这些茶余饭后、闲言碎语当成反党罪证，定为“丑化党的领导、攻击党的领导”。

可怜桂北翻身农民张祖乃这回他的身又被翻回去了，被划为右派，开除党籍，开除公职，回农村管制，监督劳动，一去就是20年。

这次，给他亲身体验了“三不政策”：“不戴帽子”是指不戴布帽、草帽、呢子帽，而是“铁帽”，是孙悟空的“紧箍”，想取取不掉。“不抓辫子”，连胡子、眉毛一齐抓，还要加上“汗毛”。 “不打棍子”，棍子太小，不够力，要拿大棒子来打。

草鞋县长

马华村，是解放初期的荔浦县县长，正牌大学毕业，是走“和工农相结合的道路”的典范。他生活非常朴素，身穿粗布蓝衫，打赤脚穿草鞋，平易近人，没有一点官架子，和农民群众打成一片，下乡都是步行，众所公认。后升任平乐地委宣传部长、常委。1955年平乐地区因粮食统购过火，发生饿死人事件，受到中央查处，地委书记杨林挨撤职查办(他倒无所谓，只动了点汗毛，调到梧州当市委书记)。杨林挨后，马华村可能讲了一句“过后乖”的话：“我们当时不同意粮食统购层层加码；杨林一意孤行，造成粮食统购过火，发生饿死人事件。”

1957年秋，地、市一级开始整风、反右派，可能是拿马华村来“搬本”，平乐《农民报》头版头条就登载出“穿草鞋”的右派马华村，罪名是，在传达中央文件时“歪曲篡改”。例子是：中央文件原文是“有反必肃；有错必纠”，马华村读完中央文件后，进行了解释加了一句“有反必肃，无反不肃；有错必纠，无错不纠”。不知是当真马华村进行了解释，还是“栽赃”，总之，经批斗后，赐“铁帽”一顶，下放钟山县农村监督劳动，终因年高体弱，病气交加，没等到1978年“改正”昭雪，就含冤与世长辞。

“狠狠地打”

钟山县县委宣传部长，1957年年底，在县直干部大会上，传达中央文件《中共中央关于在整风运动中反击资产阶级右派分子进攻的决定》，其中有一句：“右派分子抹煞成绩，必须狠狠地打击!”

这位宣传部长在台上盛气凌人，当他读到这一句时，更是装腔作势，用手推一推眼镜，头壳歪一歪，干咳两声，然后，加大嗓门：“右派分子抹‘熬’成绩，必须‘狼狼’地打击！”

台下干部开始时听不懂，不知是什么意思，只是发愣；经片刻思索，才恍然大悟。散会之后，思维敏捷、个性开朗、天真活泼、聪明伶俐的青年干部也装模作样讲：“右派分子抹‘熬’成绩，必须‘狼狼’地打击!”

1958年春，县里开始整风反右派，凡是讲过“右派分子抹‘熬’成绩”，“必须‘狼狼’地打击”的干部，一律打成右派，进行批斗，罪名是“丑化工农干部，丑化党的领导，攻击党的领导，反对党的领导!”统统开除，回乡监督管制劳动，铁帽，无期——标准的“只许州官放火，不给百姓点灯”。

用极左路线的人的口气讲：狼狼批斗仓颉(仓颉是“造字权威”)！哪个喊你造方块字时，造了“熬”字又造“煞”字，造了“狼”字又造“狠”字，字形又差不多，字音却不同。愚弄工农，罪该万死——全靠不知仓颉埋葬在哪里，不然，挖出他来批斗。笑话，欺古压今。疯狂的年代!

“黑丙锅”

整风运动中被划为右派分子的张凤鸣，被武装押送来宾县古瓦农场劳动教养。有一天，他到古瓦农场卫生所看病，护士喊“张凤鸣”。当他走进医疗室时，医生大惊失色，脱口而出“黑丙锅?”(广东话，“是哪个?”)原来张凤鸣是平乐地区人民医院人事科长。三反、五反，镇反、肃反、肃反复查运动中，他把有点政治问题的医师，统统“扩大化”，送到古瓦农场劳改。这些医师到古瓦农场后，仍然当医师帮犯人看病。哪知张科长把人家送劳改后，在1958年整风反右派中，又有人把他打成右派，并给予最高奖赏——送古瓦农场劳动教养。真是一出滑稽闹剧，一盏“走马灯”。

这场政治滑稽剧，医师们哪会料想得到,还以为张科长又来抓他们回平乐批斗，怎不大惊失色，惊呼“黑丙锅”！？哪知此时的张科长也变成“瓮中之鳖”了。

海外关系

冯光，生于香港，父亲是祖传中医，在香港有房屋家产。

1949年祖国解放，香港青年欢欣鼓舞，冯光抱着一片赤诚，满腔热情，放弃香港的优越、安逸生活，1950年回到广州，参加祖国的社会主义建设。因为他专长中医，所以分配在广州医药公司工作。1952年，广西请求广东支援商业干部，冯光又响应号召，到祖国最需要的地方去,到最艰苦的地方去。1953年到广西，分配在荔浦县医药公司工作。

“人无千日好，花无百日红。”1958年春县里开始整风、反右派，在这次运动中，冯光主要因有“海外关系”，被划为右派，被批斗、跪、打。300多右派除送劳动教养的、开除回家的，还有几十个右派，包括冯光，被送县锰矿监督劳动改造。

冯光，口服心不服，扬言“一恢复自由，马上回香港!”上面领导却讲：“你回香港，永远不帮你脱帽!”

其他右派劳教3年以后，都脱帽恢复工作，唯独冯光因有海外关系，一直不给脱帽，由青年到中年，又到老年，仍在锰矿劳动教养。20年呀20年!自古讲：“人活三十得半世，人活七十古来稀！”人的一生有几个20年?真是漫长的苦难岁月啊！

俗话说：“天无绝人之路”。1979年终于“喜从天降”，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后，冯光不但摘了右派帽子，而且“三恢复”，才得以重见天日。冯光随着日月的推移，头发、胡子已经花白，满脸皱纹；加上20年的苦役生活，更显得苍老，是标准的老头子了。正字号的红花仔，55岁才喜结良缘，作上了新郎。青春已一去不复返，风华正茂时代，已付诸东流!

政策稍有松动，冯光就打报告，要求回香港探亲。经批准后，携夫人启程赴港，乘柳州至广州班车，在黄埔港乘坐“穗港班轮”。

轮船汽笛一响，徐徐开离码头。冯光站在甲板上凝视着广州，百感交织，30年的苦难往事全部涌上心头，不觉泪流满面，感慨万千：

祖国啊，母亲!非儿不孝，实是惧母!/惧怕你政治运动不断，无故上线上纲!/惧怕你残酷斗争，无情打击!/惧怕你斗争会上拳打脚踢！/惧怕你跪石子、踩杠子，皮开肉裂血泪流！/惧怕你铁案铁帽，劳动教养永无期！/ 惧怕你戴高帽游大街，打一棒子丢下河去!/再见吧，亲爱的祖国!/再见吧，美丽的第二故乡!/再见吧，广州!/ 想当年，回国时，朝气蓬勃，兴高采烈! / 到如今，归去兮，白发苍苍泪满面！/茫茫大海水连天，轮船远上白云间。/维多利亚湾的高楼大厦已清晰可见。/香港码头，亲朋好友、兄弟姐妹翘首相望，/还有那，衰老的爹娘！/这一去，如开笼放鸟!/这一去，肉包子打狗不回头！/这一去，宁做“殖民仔”不做“右派”囚！/这一去，生命、人身安全得保障!/这一去，优越生活乐无穷！ 2000年12月于广西桂林市荔浦县

作者简介：张墨森，北京人。1949年进华北大学。曾任平乐县委办公室主任。1958年被划右，劳动教养。1979年“改正”。1996年在荔浦县商业局长任上离休。中共党员。自费出版《血洒南疆蒙冤记》。本文系该书摘录。

黄莎同志被冤害惨死

广西环江谭厚望

黄莎同志是广西象州县百丈街人，家庭出身贫民，本人成分自由职业，主要是教书育人。他曾经在上思县国民中学和柳州龙城中学任教师。他能书善画，文章也写得不错，还会拉小提琴，是个十分难得多才多艺的人才。

广西还在国民党统治时期，他就毅然秘密地于1949年2月加入中国共产党，并被派在中国人民解放军桂中支队八团做宣传工作。广西解放后，他被任命为梧州市工人日报社总编辑，兼任梧州市马列主义理论教员。梧州工人日报当时口碑不错，被称为“人民的喉舌”。黄莎同志上政治课也很受当时梧州市干部的欢迎。

1957年中国共产党整风，梧州市委马列主义讲师团全体人员受市委领导的派遣，下到全市各基层单位去发动干部、职工和人民群众起来帮助党整风，开展大鸣大放大字报活动。按照当时中共中央的规定，各地、市和省委都要把干部、职工和人民群众的鸣放意见摘要登报。

当时以黄莎同志为首的梧州市工人日报编辑部全体人员都忙得团团转，黄莎同志每天都是起五更睡半夜，忙着挑选全市干部、职工和人民群众的鸣放意见登报，和看报纸的“大样”。

梧州市委曾经受到广西省委的表杨，说梧州市开展大鸣大放大字报活动做得好，鸣放意见质量高。

可是，当人民日报社论《文汇报的资产阶级方向应当批判》发表后，早在5月15日(毛泽东主席有个内部文章《事情正在起变化》，文中有一句“诱敌深入，聚而歼之”——引蛇出洞)，风向就变了。——共产党整风就转变为 “反击资产阶级右派分子和反党分子猖狂向党进攻！”

在党整风中，积极提意见，帮助党整风的干部、职工和报社的编辑人员、梧州市委讲师团的讲师就大难临头了！

在“反右”和反“反党分子”的斗争中，梧州市第一位遭受批斗和划为“资产阶级右派分子”的是梧州市政府副市长、梧州市民盟主席李镇先生。

更为可笑和可恨的是：批斗李镇先生时，以杨明书记为首的中共梧州市委领导，任命黄莎同志为批斗李镇领导小组的组长。可是，把李镇先生划成“资产阶级右派分子”以后，黄莎同志也就成为批斗对象。黄莎同志被划为“资产阶级极右派分子”，开除党籍，并于1958年4月，送古瓦劳改场劳动教养。

梧州工人日报编辑部全体编辑人员都被划为“资产阶级右派分子”，编辑部中共支部书记吕映稻同志(女)被划为“反党分子”。编辑部的编辑李雪冷同志被划成资产阶级右派分子以后，送农村劳动管制，其爱人离婚，李雪冷同志受尽折磨，最后被迫自杀身亡。

黄莎同志于1959年8月23日在新兴劳改农场死亡，他是被活活饿死的。据其难友何榕高(也冤划右派，和黄莎同场劳教)说：“黄莎当时因长期劳动过度，天天吃木薯渣当饭，身体虚弱。1959年8月22日晚餐，有幸加了一次凉薯吃，他连口称赞好吃、好吃，好极了。岂料23日早晨出工时，他身体不舒服，请假不准，被逼出工，十分勉强。

到工地实在干不得，就坐在地上休息。管教干部覃干事说他装病、偷懒，午餐的木薯渣也不给他吃。晚上收工时，黄莎走了一段路，实在走不动，只好由何榕高(黄莎在龙城中学教书时的学生)背回到中队部。这时何榕高揑黄莎的鼻子，已经无气，停止呼吸，就立刻报告队部，请求给黄莎抢救。队部的覃干事说：“装死，别理他。”就这样，得不到任何医治、饮食和救助，黄莎死了!队部派何榕高等人把黄莎抬到野外，草草埋了!他们在黄莎同志的身上发现我们儿子的照片。我们惟一的儿子是在黄莎同志进劳改场六个月后出世的。儿子出世六个月时，我给他照了一张相片，寄给他父亲黄莎。

我十分感谢何榕高等先生托人把儿子的照片返转给我。在儿子六个月时的照片背后，黄莎同志写了如下的字句：“谭：我对不起你，请抚育好儿子。黄莎临终前。”

我把儿子的这张照片珍藏着。不是黄莎同志对不起我，而是极左路线及其忠实执行者对不起我!!

文化大革命时，1967年9月17日红卫兵抄我的家，把黄莎同志在儿子相片后面写有字的这张照片抄走了——作为我的“反革命罪证”，斗争我，后来也没还给我。

1979年3月29日，中共梧州市委会发文《关于改正黄莎同志被错划为右派分子的决定》，恢复其政治名誉、恢复党籍。可是其人已死了几十年。真是人间悲剧!!我百思不得其解：在“伟大的、光荣的、正确的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中国朗朗乾坤，为何会出现如此的人间悲剧呢??

当时梧州市的人民群众说：“梧州工人日报办成真正的人民的喉舌，报社的总编还能活得成吗?!”——这就是黄莎同志被划成为“资产阶级极右派分子，劳改致死”的原因吧!?

仅梧州市一个市，几乎当时各条战线的业务骨干都被以市委书记杨明为主的极少数人打成“右派分子”和“反党分子”，而铁的事实越来越证明全部都是错误的，冤枉的!1979年以后已经全都改正。可是，却经历了受灾受难，死去活来，长达廿一年的惨痛过程。一个人的生命有多少个廿一年?很大一部分早已惨死；留下来未死的，已年高身残，返回工作岗位，也干不了多少时间。所以说反右对我国生产力是极大的破坏!在政治上更是极大的反动!

可是，这样的脱离实际，个人独断专行，却仍继续下去，如“大跃进、三面红旗”，环江县在风调雨顺的年头却饿死了五万人，全国是几千万人死于非命，直至“文化大革命”。

但愿过去那几十年祸害，彻底埋葬，给幸存者及后来者真正过上幸福欢乐的生活，也让黄莎等成千上万的遇难者，得以含笑于九泉！！

2005年7月28日

作者简介：谭厚望，女，毛难族。1949年入党，现年75岁。因黄莎故，文革中她受尽折磨。在广西电视大学副校长任上离休。

一个女右派的际遇

广西鹿寨罗维

古人云：“自古英雄多磨难，从来纨绔少伟男。”事实的确如此，我深有体会。

1968年，“文化大革命”后期，横扫牛鬼蛇神，清理阶级队伍。我作为右派——阶级敌人，免不了被开除教师队伍。爱人李丙林受我株连也被开除公职，清除干部队伍回乡劳动改造。于是我俩只好带着三个幼小孩子（大儿子11岁、二儿子9岁、小儿子4岁），开始过着极其艰苦的生活。

老李家乡在湖南新宁县三渡水区，属丘陵山区。当时当地一个劳动日（10分）仅有5角钱，一般男社员一天10分，妇女劳动8分，而李丙林与我，每天分别是7分、5分。两人劳动一天，早、中、午三节工仅得6角钱，一年收入约200元。而我们干的都是重活、累活、脏活、危险活。如挑牛粪下水田、挖牛栏粪，上山挖山砍树蔸种杂粮，下河运木头，上山烧炭等等。一天劳动下来骨头就像散了架，那种滋味真无法形容。

最可怜的还是我三个孩子。在他们那种年龄本该是无忧无虑、背着书包蹦蹦跳跳，一天乐呵呵的时代。可是跟我们回到湖南，因没钱交学费不但不能读书，大儿子仅11岁就得每天跟我们上山劳动了，一天才挣1分。二儿子负责全家生活的烧柴和烤火柴。三儿子太小只好关在家里。

工作劳累些倒不怕，更可怕的是饿着肚子干活。当时每月供应我们粮食是200斤稻谷，碾成米只有120多斤，每日平均只有4斤米。一家五口人，两个劳动力，三个正在长身体的孩子，四斤米分作三餐煮，怎么够吃啊？大人只有咬紧牙顶着。不久大儿子浮肿了；二儿子瘦得像根藤；三儿子饿得天天哇哇哭。此情此景，感到心在滴血，多悲痛啊！作为母亲我不但不能呵护孩子，倒反连累他们，他们多无辜啊！我时时都担心着我家庭的安危。

真是天无绝人之路。一棵小草就有一滴露水。经过几个月的劳动，大儿子、二儿子学会了很多东西。他们知道向大自然索要食物，索要钱财了。他们知道：玉米杆虽然不如甘蔗甜，但也有点甜可以吃，山上许多野果、野菜可充饥，哪些野蘑菇可以吃，金银花可以拿到药店卖钱，找竹子编竹器卖钱。二个几岁的孩子，也能为家里增加经济收入了，真是穷人孩子早当家。我们家生活逐渐好些了。孩子经风雨，见世面，身体也开始恢复原来的水平了。

1970年春，县委组织部来人叫我们全家回鹿寨。重新安排了工作，农村艰苦生活结束了。一年半虽然给我们身心带来一定痛苦，但对我儿子的成长还是带来很多裨益的。他们懂得了：汗水挣来的粮食、物质财富不容易，要珍惜，劳动人民创造了物质文明要尊重。恶劣环境是可以改变的，只要经过自己努力和拼搏。

回到鹿寨后，三个儿子都进了学校。因有了湖南那一段艰苦生活的锤炼，孩子知道能读书不容易。当时我带老三在乡下教书，老李整天在乡下工作，大、二儿子在县城读中学。他们独立生活，自己管理自己，学习很自觉，很刻苦，因而成绩很优秀。1978年恢复高考，大儿子考取了广州华南工学院，二儿子经过插队做工人在1985年也考取了桂林广西师范大学，圆了他们的大学梦。在工作岗位上表现也较好：大儿子李白明是柳泥集团董事长，九、十届全国人大代表，二儿子李小跃现是柳城县国税局副局长，都是共产党员。他们能有今天，我认为，那段艰苦环境造就了他们。一位哲学家说过：“艰苦的环境是最好的大课堂。”一点不错。

2005年8月16日

作者简介：罗维，女，现年75岁，广西鹿寨县中渡乡人。划右派前在鹿寨县妇联工作。改正后在鹿寨县任小学教师。

患难夫妻情深似海

广西荔浦黄惠珍

南北有缘来相聚。1952年我们财政科调来了一位长的很帅的小伙子，任科长，他叫李敏。他是1949年3月在北京参加第四野战军南下分到荔浦的。我是从贺县调来荔浦的，当时县直机关称我为五朵金花之一。

长时间的在一起工作、学习、生活，发现我们之间有很多共同语言。逢节假日食堂不开饭，我们就在一起煮红薯、芋头吃。两人之间共同有相见恨晚的感觉，终于撞击出爱情的火花。那时我才18岁，李敏23岁。当他送给一条格子布的小手帕，我伸手去接时，他紧紧地握住我的手不放松，那一刻真和触了电一般，全身颤抖，当晚彻夜难眠，初恋的情怀悠然在心中荡漾，被触动的那颗心久久不能平静下来。当时的政策对干部的恋爱、结婚有严格的规定，我们的地下恋爱谈了三年，直到1955年政策放开了，我们才走进了婚姻的殿堂。相濡以沫五十多年的坎坷人生，经受了严峻的历史考验。1956年李敏调任文化科长。

1957年在参加自治区宣传工作会议时，给周恩来总理写了一封信，信的原文是：“敬爱的周总理：您好!每天料理国事，您已经够忙的了，但我有个问题还是向您反映：我们荔浦县有座始建于南宋时期的古宝塔，七层，高35.4米，由于过去遭雷击，年久失修，第四至第五层之间已崩塌了三分一，从第四层自上而下又开了一条长长的裂缝，每逢刮风下大雨，经常有砖瓦跌下来，严重影响着附近居住的几十户居民生命财产的安全。为这事，我曾向县财政科、专区文化科、自治区文化局反映情况，并请求拨款维修，但都说没有钱。我真不明白，究竟政府是愿事前拿钱将宝塔修好呢?还是待事故发生后拿钱来买棺材呢?这座宝塔是我们县唯一的文物古迹，如无钱维修请求将它拆去，否则—旦出问题将会给附近的人民群众带来不可估量的损失。恳求总理在百忙中过问此事。”五天会议结束，刚返回荔浦，就接到国务院的加急电报：“荔浦古宝塔不能拆，在五千元范围内迅速修复，款由省财政拨给”(县财政年终结算说明有记载)。

当李敏看到国务院的电报时，不知有多兴奋，真是高兴的跳起来，马上找建筑队的负责人，研究施工方案，选定开工日期。经过短时间筹备，即按计划开工维修。工程紧张有序的进行着，在不太长时间内将塔身全面加固；外部的装饰图案也恢复了它的原貌。为避免再遭雷击，他请了电厂和电信局的师傅们给塔身安装了避雷针。这算是他任文化科长给荔浦人民做了一件大事。工程完工并拍照留念，县委、县政府还将像片放大悬挂在会议室。

天有不测风云。1958年反右开始，县人民政府反右领导小组组长等人，凶神恶煞地质问李敏：“你给周总理的信是在哪里写的?”李说：“在南宁。” ×××说：你的行为是越级上告县委，就是反党行为，反党就是右派。命令李敏如实写下来。李敏含着眼泪看着我临产的身体，无奈地在随身的日记本上扯下一页，写下所谓的罪状。工作组又押起他回宿舍盖私章。我紧跟在他的后面扯衣尾说，这个章盖不得。工作组立刻将我推开，并斥责我，要站稳立场!就这么一个小纸条40多字定下了李敏为右派分子。之后送柳州地区来宾县古瓦农场劳动教养。我被株连下放到马岭乡布龙寨屯劳动锻炼。儿子还不满两岁，又多病，全家就我45.5元的工资，请不起保姆，只好要我那1l岁的弟弟作林来帮我带小的。这时最困难的是粮食问题。我按干部标准每月供应24斤，两个小的按农村标准，弟弟11斤，儿子8斤，合计43斤，每天只有1.43斤，每餐才4.8两。为确保儿子的小命，每餐在生产队的食堂给儿子代蒸二两米双蒸饭(蒸一次再放些水进去再蒸)；余下二两多的粮，就是我姐弟的救命粮了。为了活命在菜场检些黄菜叶和老糠粉拌在一起煮粥来充饥。农民再苦还有红薯、芋头、瓜菜来补充，我们却一无所有，真是叫天天不应，谁会来可怜我们右派家属呢!我原来体重120多斤，这时只有70多斤，简直是皮包骨头了。就这样每天还要按规定出集体工。原接替我的×××同志年终不会编制决算表，县里决定将我抽回来继续做总会计工作，至此总算在死亡的边缘线上熬了过来。

那时有不少人议论我：人年轻又漂亮，工作单位好，业务又熟练，比李敏好的人多的是，为什么要为他而守活寡呢?我反复思考，并结合李敏的实际：一个革命青年，响应党的号召，投笔从戎，就为了给总理的一封信，一夜之间就成了反革命，这怎么可能呢?这决不是党的政策，乌云终究遮不住太阳。别人怎么议论这是别人的自由，但我坚信被颠倒了的历史最终还要恢复它的本来面目。几年来的朝夕相处，我深深地了解李敏，我信得过他，我决不会为外面的流言蜚语所蛊惑。

在这期间我曾不间断地向国务院总理办公室写信，请求给李敏平反昭雪。

1979年李敏终于获得改正，恢复了政治级别和工资待遇，他又回到文化局任局长。我已担任财政局长。儿子李平原从日本留学归来也担任县畜牧水产局局长，当时的六口之家同时出任三位局长。我们革命意志不减当年，我还被选为县委后补委员，六连冠被评为自治区、地区、县的先进工作者，先进共产党员，现还保存各种奖状和荣誉证书达36份。2003年我们的孙子李榴又考取了清华大学自动化系。我和李敏都享受着优厚的离休干部待遇。今年的2月18日是我和李敏金婚喜庆的日子，回味这苦尽甘来的五十个春秋真是感慨万千。

我们情不自禁、赋诗以寄深情：

南北有缘结鸾俦，风雨同舟五十秋。

患难相依长互勉，荣辱与共复何求。

铁窗难隔鸳鸯恋，银侣胜如万户侯。

且喜夕阳无限好，金婚更上一层楼。

山珍野味吾等独尝

广西浦北谭乙进

轰轰烈烈的“惊心动魄”的大跃进年代，正是我们右派被送劳动教养进行所谓的“改造”年代。世人未尝过的山珍我们吃过；高官巨富未“享受”过的野味，吾等独尝。正所谓：得天独厚，“受宠”、“若惊”！？

在那非常的岁月里，整天繁重的超负荷劳动，使人感到度日如年，还要晚上加班；超极限的劳动还美其名曰：“放卫星”。还说是进行“脱胎换骨”的改造。而粮食供应，起初是每人每月三十斤糙大米，尚可填得半肚，后来从三十斤一减再减，直减至零。之后就花样百出：以杂粮干玉米薯片代大米，又从杂粮干改为鲜杂粮，是淀粉厂的过滤余渣。那时可谓是肠胃大清理，拉屎像拉尿，排便次数及排量猛增。幸好场里宣布“大优惠”全体休眠。天啊！集体大减肥！？效果确实神效！本人身高1.76米，原体重140斤，降至94斤，减少46斤。曾当过病号组组长的我，有骨无肉，真是“骨干”十足，轻松减肥，走路飘飘若“仙”也。然而，天然减肥之后不久，很多人又自然“肥胖”起来。据医学专家说，是饥饿性水肿。官方媒体至今还未公布升天者几何？吾等何所考！？

为了生存，为了活命，吃过的山珍野味多矣，多到数不胜数，可谓前无古人，后无来者。闻说有人吃过的必吃；没人吃过的也品尝无遗。凡是蛇鼠爬虫、飞禽走兽，上品下品，不分等级，皆含‘肪脂’蛋白；据此为理，通通猎取，绝不放过。所以，最多之时，曾日食五六十只。食法一般以剥皮煮吃为多，间或也烧吃，扑鼻之香难以言表。情况不允许之时，被逼改生吃，味道差矣。一般烹调统统清一色的原汁原味，毋需添加油酱醋作佐料（亦不可能有），味感亦“甚佳”。植物类除玉米、花生、番薯、木薯之外，还有野菌，作物苗杆，薯苗薯叶，青草木叶，还有垃圾堆里发霉变黑的木薯头，哪怕是丁点，也视若珍宝，捡拾无遗。当时煮食的办法是：八仙过海各显神通，瓷缸瓦罐，面盆口盅，瓷铜铁铝齐上马，三脚鼎立用石头，茅棚内外就是开火的“阵地”。开火还得提防管教员，还得采用“运动战”“游击战”：他来即走，他走即攻，继续“开火”。不然，重者必遭管教干事的拳打脚踢，轻则全盆覆没，锅底朝天。再者，在寒风刺骨，饥肠辘辘的春播期间，明知拌有农药“六六六”粉的玉米花生种子，也难忍放过，仅控少量而已，照尝不漏。那是拿生命开玩笑？不是！是拼命的顾命。还吃过猪胎盘、牛胎盘、生老鼠、死老鼠、生蛇死蛇，并连皮骨，全蛇烧烤，全蛇清炖，均是理想山珍，且物越少味更佳。

当时流传一句宣传语：台湾同胞处在水深火热之中。我亦深信台湾同胞和高官巨富也无能“享受”到如此的“美食”生活——他们连低能量的粗糠那怕是丁点也未曾“享受”过，更无法谈及如此的山珍野味了！真的，深信不疑。

官方媒体称当时是“三年自然灾害”时期；后来又改称为“三年困难时期”。实际是大跃进时期一个蠢货的过错造成的民族灾害，为何还要讴歌？是不是罪过？老实话为何如此难说！？

是呀！彭德怀老总说实话已将老命搭进去了！当年年青的我们仅是把青春、婚姻、智慧、事业、成就全部“献”出而已。请世人和历史学家明鉴：吾等是“幸运者”！？吾等是死剩还活着的“美食家”！？

2005年7月20日

作者简历：谭乙进，1934年12月生。广西浦北县人，原广西农科所甘薯良种选育课题主持人。1957年反右被批判走白专道路，定为极右，1958年4月20日送古瓦农场。1963年5月回原籍农民。1979年复职原籍农业局及水果局。1995年退休。

啼笑皆非

广西宜山邹纪

人生应该是理性的，社会也应该是理性的，回忆我的一生是遵循理性的，可是，这个社会待我却没有理性。

我的理性使我从23岁起便走上革命的道路，使我1946年在柳州龙城中学执教时便参加了当时的一个叫“民盟”的组织，宣传反饥饿，反独裁反内战。之后，在1948年又与其他三个老同志毅然下广州参加西江游击队。虽然曾经一度被捕并坐进了国民党广州军事法庭看守所，但仍严守党的纪律及革命信念。一直到李宗仁任代总统，我才得到释放，又直奔香港，再次参加了东江游击队。之后便参加了当时宝安县的接收和军管工作，后来又担任了新的工作，我都是积极负责的。

而社会待我却是没有理性，使我两次受诬，两次被开除党籍。

第一次受诬是在1953年，我正在广西省委党校学习。有人从解放前的旧报纸里找到一个什么发现，就诬陷我与另一位同志被关押在广州军事法庭看守所时，曾出卖同志。省党校也不调查就草草地据此把我们开除出党。在诬陷面前，我据理力争。我呈送了当时广州军事法庭释放我的文件，这个文件没有列举任何“立功表现”。在当时，如果参加革命工作而又向国民党告密，那是要“论功行赏”的。而且，被我们“出卖”的那位同志也证明了告密与我们无关。这样，在经过了一年多时间后，才恢复了我们的党籍。这真是令人啼笑皆非。

接着，又出现了另一件更使我啼笑皆非的事。反右期间，我在罗城矿务局硫酸厂任车间主任。忽然，厂里派人外调，说我是一个暗藏在革命队伍里的国民党特务——一个原来国民党的电台发报员！根据是：1.这个发报员当时在贵州榕江——我曾经在该地担任中学校长；2.这个发报员爱唱歌——我也爱唱歌一直至今。3.双脚为平板脚——我似乎也是平板脚……4.……经过我的有力的反证和抗争，“反革命分子”毫无根据；但是，我还是难逃厄运。当时正是反右高潮，为了完成单位右派人数指标，就把我定为右派，第二次开除我的党籍，并且送去农场劳动教养。回到乡间，又被作为五类分子加以“管制”，前后共22年。到了1979年，又宣布对我是“错划”，第二次恢复我的党籍，重新分配工作。这时，我已经56岁了，我的青春年华已被消耗殆尽。

最后，做了几年的罗城矿务局中学的支部书记兼校长。到了1983年，在这个岗位上离休，我的革命历史最终才得到承认。

所以，每逢回想起来，真是啼笑皆非。所以，在我的理性的基础上，又懂得学点糊涂，在名利得失面前，多点糊涂，心理便得到释然，得到平衡，得到充实。不是么？从那个22年之后，我到现在又活了25年。这个25年，我又得到了长进，身心都很健康和清醒。目前我还喜爱读书，喜爱唱歌和适当的劳动（家务）实践。

瀑布之所以形成奇观，是因为它有一泻千里的壮美，是因为它有自己在曲折中永不退缩的勇气。我崇拜瀑布，让我的生命像瀑布一样向前奔流。

作者简介：邹纪，融安人，高师毕业，1946年参加革命。解放后两次蒙冤，两次被开除党籍。1983年在中学校长及支部书记任上离休。

血泪心声

广西融水冯鸣

元戎远瞩欲防修，拟定“阳谋”妙计周。

举国若狂将右划，机关内定早名钩。

整风直道忠诚语，扣罪丧心与党仇。

一自斗争成右派，哪堪血泪二十秋。

1957年反右运动开始，党号召广大干部助党整风，鼓励大家积极发言。后发展用大字报形式大鸣大放，谓“言者无罪，闻者足诫”，并选余为《野火》小报主编。此报系代表大苗山森工局单位，作为鸣放园地之油印小报。余自知出身历史不佳，未敢有过激言论。及至运动后期要揭发检举谁为右派，余已被内定为揭批对象。余虽无明显之反党言行，但某次小组学习会上曾有过发言谓：“有些部队领导转业下地方当领导，彼对革命有过苦劳功劳，对革命一贯忠诚，论理亦应该；但地方工作究竟不同打仗，如文化过低则难以领导好业务工作，可给高薪待遇保送学习，再委重任。党外人士有德有才者，亦可委以重任；如以其非党员见弃，则为人才浪费。国家建设正需大量人才之际，干部政策应使人尽其才。”

森工局反右领导小组遂定余上项发言为反党言论，追问余：“汝见何单位党员领导能力不胜任？汝见何党外人士未被量才使用？汝攻击党之干部政策浪费人才资源居心何在？汝之言论，分明响应大右派分子储安平之党天下谬论，借整风之机猖狂向党进攻，要共产党下台，欲取而代之，狼子野心昭昭可见。”

余之发言并非无中生有捏造事实攻击党的干部政策。余曾见本单位前任局长文化过低，某次开县林农代表大会，唸余为彼所撰之发言稿，期期艾艾不能成句，终至满头大汗赦颜而退，由人代唸。余认为全县之林业生产、采伐、收购、运输情况极其复杂，此局长之才，在部队可当连长指挥士兵打胜仗；下地方未必就能领导好一个局之全面工作。关于干部不能胜任致使工作失误，造成巨大损失之事，历年报刊多有报道批评，乃众所周知。如某厂领导擅自将工程师设计工程使用之钢筋口径改小，认为如此节约钢材；岂知由于钢筋径小不胜负荷，终致工程报废，造成巨大经济损失。此等事例不胜枚举。报刊可揭发批评；而由余提出则为造谣、无中生有、恶毒攻击党的干部政策、仇视共产党专政之言论。党中央号召帮党整风，要求知无不言，言无不尽。“言者无罪，闻者足诫”。既是组织小组学习，号召各抒已见，即有错误亦属思想认识问题。局领导为凑够5%之右派分子数目，用推导方法定为右派言论，罗列罪状，将提意见者列为“不拿枪之反革命分子”，予以无情的无产阶级专政。运动开始反复动员谓言者无罪，诱人发言后却将其打成右派，出尔反尔，言而无信，翻云覆雨，用尽机谋，如此何以取信于人民？划余为大右派，谓为一贯反党，藉鸣放兴风作浪，存心欲推翻共产党政权。此等莫须有罪状余实难违心承认。

当时余被勒令写思想检查，独住于局中一间堆放杂物木屋中，不许随意出房门走动，不得与革命群众交流，食宿其中，几等禁闭。余写几次检查均未被通过，继又召开大小斗争会逼余永记上述诸项罪恶。

盖余枉读书多年，以参加革命为荣，始添此番烦恼；如系无文化，只知劳动生活，即使讲更多错话，亦不致被划成与人民为敌之反革命右派分子也。是夕月色明朗，如水银泻地，夜深人寂，余心烦乱不能成寐，起身徘徊于房外空地水井之旁，思绪万千……回忆参加革命，自庆新生，不辞艰危辛劳工作，多次获评功受奖。而今反赢得假装积极争取群众信任之罪名；复被视为一向仇恨共产党，要推翻共产党政权，欲升官发财作威作福。更被认定曾参加特务组织，遣派到国军当连政治指导员，隐瞒反革命历史罪恶。余虽据实交代过去历史，却难取信于众，内心感受委曲，万分痛苦，无以自解，懑愤绝望，几欲投井自尽，以死抗议无端加罪于已，以死表明清白。欲死至易耳，投身井中，一了百了。唯念及老母在堂，彼视余为其命根，余若自尽，岂不更催其老命。余有子女七人，均未成年。余妻为车衣工人，工资微薄，怎能独支一家老小生活？伊必然陷入困境，既不能抚养子女，则将忍痛割爱，送与他人。如此人亡家破，实余之罪过，余心何忍为之。况曾屡被警告：“若坚决不认罪，以死顽抗，自绝于人民，必累尔妻儿。”是夕余徬徨绝望，内心悲楚，作生死抉择之思想斗争，终于想通：余若投井一死无知，固能从痛苦中求得解脱；然余身为人子、人夫、人父，负有家庭重任，轻生则为逃避责任之懦弱行为，不可取也。纵使被打成右派分子，罪不致死，最多开除公职，自谋生活，还有奉母承欢，助妻维家教子之日；若择自尽，反贻人口实，谓余系隐瞒历史之特务分子，畏罪自裁，永远含冤莫白矣！因从鬼门关折回，返木屋就寝。

现回首往事，若当晚意志不坚，为求从冤屈痛苦中解脱而自沉深井，则无今日之83岁老翁写回忆录矣！当年反右运动中因故自杀者不少，殊为可悲可叹！愿历史悲剧不再重演，愿彼等冤死鬼魂在天之灵得到安息！

余在县森工局被当作反右重点斗争对象，为余召开之大小斗争会不计其数。为扩大战果，揭示右派罪恶言论教育广大干部，县召开大规模反右斗争大会，将余与县民政局干部黄河清列为典型，推上斗争舞台，从此成为臭名远扬全县典型大右派。余百辞莫辩，只有忍辱偷生，硬起心肠，按单位反右领导小组意图，将一切强加余身上不实之词一概承认，自供罪状写思想检查，签名画押，结束此无穷尽之斗争折磨，准备作一介草民，不复有邯郸黄梁之梦。

融水森工局划出数名右派，在未送往农场劳动教养前，先留单位监督劳动，作扫地除草、洗厕所、找牛粪，耕单位之责任田等杂工。负责派工监督者为工人出身党员身分之工会主席。在鸣放中余看不惯其对上级奉承拍马，特写《他的眼睛长在头顶上》讽刺诗对其批评嘲讽；彼有事实，敢怒不敢言，遂怀恨在心。及余成为阶下囚，在其管辖下劳动，常故出难题向余报复。如清扫厕所粪池，一般清出粪便，用扫把清水刷洗干净即可。余如此作但彼验收认为不够洁净，要余手持抹布，身下粪池擦洗四壁，墙缝中夹有粪便用竹签挑出，冲洗干干净净始为合格。又局中承包之样板田需翻犁，有耕牛不用，令余等用人力拉犁，导致精疲力竭仍不能完成指定任务，要加班加点始能完成，其整人手段异常阴毒，难以尽述。

上级规定右派分子不许与革命群众接近交谈，右派分子之间亦不许交谈议论，不许回家探视，劳动之余，幽居斗室，反省思过。昔日六亲视如陌路，曾同单位工作多年同事亦敌我分明，右派分子犹如麻疯佬，人不敢近。在人身自由受限制，人格受侮辱，如辕下之驹备受鞭策驰使之痛苦中，亟愿早离单位往农场教养，以冀变换环境，待遇稍能改善。

森工局反右运动结束，将余划为中右，开除公职，送农场劳动教养。领导找余谈话，谓去农场劳动，改造思想，每日半工半读，亦有工资发给；汝虽已被开除公职，劳动一年半载后，改造好仍可复职回局中工作。岂知到古瓦农场后始知农场14元生活费。脱帽释放遥遥无期，回单位复职更不敢作此奢望。怎知：离开伤心地，却入苦役乡。

劳动教养之右派分子，虽非刑事罪犯，然亦属政治犯范畴，虽未有判刑，但比被判刑更令人心焦失望。何时改造好，何时脱帽，解除教养，由农场考核决定。好坏并无明文规定，以管教干部之憎爱认定，伸缩性极大；如管教员对汝印象不佳，脱帽更遥遥无期，较有刑期之劳改尤甚。人生无希望最易沮丧，精神垮台，忧郁至死。余在农场度过1959、1960年大饥荒，侥幸未成饿殍。6年后因余家庭生活极度困难，经镇政府同意接收，农场给予脱帽遣释返乡生产，自谋生活。1979年全国右派“改正”，评审至余单位，当权者两次均不通过；最后上级派员至局坚决执行政策始给“改正”复职，尚留一尾巴在案。若干年后才全部推翻不实之辞，烧毁原有反右档案，可见极左流毒之深。若非胡耀邦争回历史公正，则我辈恐至死仍被当作要颠覆共产党政权之反革命分子看待矣。

余复职时已年五十有六，瞬届六十退休之年。由于被错划右派，荒废21年青壮年华；为给革命事业多作贡献，余继续留图书馆工作。1982年上级指示必须退休，方办退休手续（实则在职与退休工资并无差异，超龄二年工作并无加工资）。退休后，余拒绝参与儿辈经商致富，宁愿领为数不多退休金过清贫生活。吃家中饭，打庙里钟，不领津贴，作义务工，为繁荣融水，振兴文化，弘扬诗艺而参与创建玉融诗社，出版《玉融诗词》，建立香山公园两座诗廊，为宣传融水作出不平凡成绩。融水县人民政府因授予“在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中贡献突出奖”，颁发荣誉证书。县文化局、文化馆、文联以余工作出色并屡获全国诗联大赛奖，而为余特开表彰会，授予奖状奖金。余前后任玉融诗社社长13年之久，退职后仍聘为玉融诗社名誉社长兼《玉融诗词》主编。诸多顾问职务，恕不详列。设若仍强调“阶级斗争要天天讲、月月讲、年年讲”，将余列为“黑五类”终身管制，只让扫街、清厕、出卖劳力维生，则断无此老树开花之成果矣。

挣扎在饥饿死亡线上

桂林雷日新

自从被打成右派分子后，被送去农村监督劳动，我就作好了长期被管制的打算。但是，刚经过“大干、苦干、拼命干”的大跃进，鹿寨县的“钢铁卫星”升天后，不几天就被通知：全部参加大炼钢铁的右派分子立刻集中县城附近的黄斑园艺场，实行教养改造。

不到一年，我们几位原来在县委大院工作的老右，可能是由于劳动、生活接触比别人多一些，而被怀疑为有不轨行为，竟以“右派反革命集团”的罪名，连夜遭到搜查、拘留，最终逮捕，被关进鹿寨县公安局的看守所。又经过了四百多个难熬的日日夜夜，未经任何审判手续，就收到了一张“刑事判决书”，获得了八年的有期徒刑。

九死一生忆迁江

1961年4月13日——这个被西方人认为不吉利的日子，凌晨四点多钟左右，晨曦未露，鸦雀无声，六名武警，个个荷枪实弹，人人眼露凶光，在所长赵文秀点名后，我与其他10名同监难友，上了囚车。

抵来宾县后，武装看守人员，与鹿寨县公安局的押送人员办好了交接手续，由迁江农场的干部替我们松了绑，上了农场的一辆大货车。大约两个小时后，我们终于到达了来宾县的陶邓公社，步行约半小时，进入迁江农场二中队。抬眼四望，全是一派荒凉景象。因为在看守所关押太久，原来早就盼望着早日送农场劳动改造的心情，一下子就凉了半截，心里暗自思忖：“这岂不是才出了牢笼，又入罗网了吗?”

原来在看守所早就饿得半死的囚徒们，已是个个骨瘦如柴，坐卧无力的半条命，现在下得车来，东倒西歪，坐睡卧跪，千姿百态。正当大家唉声叹气时，来了一位农场的管理干部，此人看来还算和善，按照花名册一一点名，将我们像货物一样验收入库。今后的日子，我们即由他们长期看管。

一到农场我就当起了在别人枪杆子底下被人严管而又要严管他人的犯人小组长。更想不到的是，这一“乌纱帽”竟然扣在我头上长达十年之久，直到我出狱后，才把它扔给了农场。

我所在中队的全部囚徒，都是被饥饿折磨成半条命的苟延残喘的人。平时到伙房取饭打开水，都已东倒西歪，弱不禁风，哪还能上工地去劳动?所以刚到的一个月里，天天都是带领组员，排好队，在武装看守的警戒线内蹓跶、散步、聊天、晒太阳；除了保证没一个人逃跑外，也不准一个人进监舍睡懒觉，因为干部们担心这些半条命一睡不起。

眼看春耕生产迫在眼前。全中队118人中，经医师检查、干部批准的病休人数都在80人以上，剩下一二十人只准半休，被强制送到工地作半劳力。

这时，开始不时传闻外队饿死人的小道消息。我所带领的病号们，倒床全休的人有增无减，不少人连散步晒太都不能参加了，普遍都作好了死在农场的最坏打算。全队百分之百浮肿病。

粮食定量指标，名义上每月18市斤，但不是白面或大米，而是十分粗糙的木薯粉。每日六两木薯粉，分成早中晚三餐，用罐子兑水蒸成稀糊糊，每餐一罐，拿到手上三分钟就喝光。百分之百的人都把洗罐子的开水喝得一干二净，太宝贵了，实在舍不得倒掉啊。

眼看春播在即，中队领导召开了一次特殊的大会，不但干警犯人全部参加，而且队长夫人也到席了。姓常的老队长作了报告，他说：“现在国家遇到了暂时困难，粮食指标是少了一点，这点指标也还是来宾县粮食局供给我们的，因为我们是新办场，自己还没能生产粮食，只好吃低标准。”他边说边把自己的裤脚捞上膝盖，用手指不断挤按着脚肚和脚面对大家说：“现在不光你们浮肿，我们干部和家属都浮肿哩。希望你们安心改造，在目前的春耕生产中，积极出工，把红薯、玉米、陆稻、花生播种下去，等秋收后，生活就会得到改善的。”

就是在这个“撑着拐棍也要下工地，为春耕生产出工出力”的鼓动下，我带着病号组的组员参加了春耕春播。在翻耕熟地时，常有上年漏收的木薯红薯被拖拉机翻露出地表，组员们抢着拣起，在身上擦去黄泥就生吃起来。拣得蚂蚱青蛙，活生生地就一口吞下肚子。在种花生、玉米、红薯时，也公开偷吃，被干部斥责、训示、掌嘴、罚跪……可是，对于饥饿难忍的囚徒们来说，连死都不怕了，还怕你什么打骂?人啊，到了这种求生绝境的边缘，斯文和面子早已抛到九霄云外了。

农场各队天天传出死人的消息（场里面统统称之为“病死”），我们队也开始出现“病死”现象。此时，场部公开宣布了两项紧急措施：一是允许犯人家属立即来场探视亲人，送食品、粮票、现金；二是各队伙房自制一种叫小球藻的营养汤加入木薯糊糊内食用。一时间，向亲人求救的信件，发向了四面八方。

到农场将近三个月，坐卧无力，头晕眼花；开始悲观，经常萌发“生不如死”的念头。但是，上有年近花甲的老母，下有入学就读的女儿，还有情深义重的爱妻，我不能不给他们一个清白的交代啊。就是在这种既矛盾又绝望的状态中，我向妻子发出了难以启齿的求援信。

半个月后，妻独自一人，挑着大袋小袋的食品、粮票、现金，从龙胜——柳州——来宾——合山——白鹤隘，再步行近二十里山路，带着老母亲的重托，前来农场挽救我这个濒临死亡边缘的亲人。

当天到达时已近傍晚，管教人员允许我与妻子另开小伙，吃了我入监后的第一餐夫妻团圆饭。妻偷偷地告诉我，由百鹤隘到农场这段山路，太荒凉了，太可怕了。一个年轻女人，挑着十多斤的物件，单身穿行在四野茫茫的山间小道上，既害怕虎狼，更害怕坏人。最吓人的是在—处不知名的峡谷里，要横跨一座二十多米长的铁索桥，而十多米高的桥下，又是奔流直下的咆哮山洪。尽管有多害怕，还是冒着掉下桥底被山洪冲走的危险，一步一晃地，迷迷糊糊地走到了对岸，全身冷汗淋淋，手脚都瘫软，坐在桥头才敢哭出声来。是什么力量鼓舞着妻去完成了她这一离奇而惊险的深山孤旅?我想，除了正义感与同情心之外，必定还有爱的伟大力量的支持和激励。听了妻的令人后怕的讲述，看着妻那副万分疲惫不堪的模样，我的喉头立即梗塞起来。我意识到自己过于自私，为了自己，竟令爱妻跋山涉水，担惊受怕，万一在荒野中出现一点意外，我怎么向家人交代?我沉重地对妻说：“这个鬼地方，你下次不要再来了，再苦，我会有办法顶过去。”

想不到农历八月中旬，妻又独自一人挑着各类食品二次到了迁江农场。由于山间小路不易记，竟又迷路误入荒野，当日不能到达农场，而晚上竟露宿一户农民的屋檐下。第二天凌晨，脸都不洗，空腹赶路，中午时分才到达农场。在管教人员的监视下，我含泪对妻说：“上次就告诉你不用再来了，你怎么又来了啊?”妻说：“下星期就要开学了，我必须提前赶回学校做好准备工作；开学后，我没有时间来看你，又要等一个学期才能来，怕你挺不住啊。”唉，太为难妻了！她把维持自己生命的食物节省下来，把整个假期都用到我这个半条命上。人性、亲情、爱情，共同鼓舞着我挣扎在生死线上，完成我见证历史的使命。

在迁江农场将近半年的劳动改造，由于病饿交加，我们基本上就没有真正的劳动过；讲得实在一点，其实就是在饿着肚子等死。所有人的健康情况，越来越差，全队118人，已经有七、八人去场部医院“留医”，都不能回队，人们心知肚明，肯定是“出院”去“土耳其”报到了。人人都害怕不知何日轮到自己去“留医”，去“土耳其”、去……

当玉米中耕季节到来时，中队干部又召开了一次大会，公开宣布：根据上级指示，全场在最近要全员调离去其他较好的老场。

起死回生石榴河

三天之后，我们中队一百来号人，早上离开迁江，下午就到了鹿寨县境内的石榴河农场。它是自治区公安厅的一个直属劳改农场，距鹿寨县城仅四公里，铁路、公路穿场而过。有一条人工引水渠道——当地人称石榴河。

石榴河农场的粮油肉菜，早就全部自给有余了。所以，刚到的第一件事，就是把我们的粮食指标提高到每月28市斤，而且是按大米计算；到伙房实际操作起来，还有适当的自主。所谓自主，就是把28市斤指标，用三分之二计大米三分之一计杂粮(如一斤大米折一斤半干玉米或五斤红薯)。每日三餐平摊，可以全吃干饭，比起迁江农场那种睁着眼睛死撑强得多了，完全有希望恢复健康。

当时我们来到石榴河农场，恰恰是夏收夏种季节。俗话说得好，来得早不如来得巧。我们到达的当天，适逢全场开始收摘花生，而我们所在的队，仅花生即近千亩之多，这不是天赐良机吗?

当时很多人走路都还离不开拐棍，竟然争相报名出工，百分之百上了收花生的工地。这种劳动积极性，居然还感动了主管生产的邓队长，当场给予了一番表扬呢。收花生，每天除拔花生用两个小时外，都是坐着摘花生，在这种环境中，谁又挺得住，敢讲不动嘴吃花生呢?我们那时认准了一个理：总不能因为我们吃花生，你就不要我们去收花生了吧。于是吃花生反而形成了一个运动，胆大的居然还带回监舍吃起宵夜来了。囚徒们还不断总结经验教训，或明或暗地进行传播：

一、吃要吃，干要干，老吃不干属捣蛋；

二、吃饱为宜，不要过度，过度拉稀，吃亏自己；

三、保命事大，放下架子，批评莫怕。

花生，你以你丰富的营养，复壮了一批待毙的生命，挽救了一批濒临死亡边缘的灵魂。你保护了一批创造财富的苦役犯。

在迁江农场的饥饿，造成了我们一百来人的“病”。经过一个多月的收花生运动，除几位确是老弱者外，我们百分之百地都已同时脱离了险境。那种恐怖的饥饿岁月，是人为因素造成的恶果，一万年以后，神州大地都不应重复这个令人寒颤的错误。

在大多数人的健康状况好转后，大家积极投入场部开展的队与队之间的劳动竞赛，迎接来年的春耕生产。场部又向各队宣布了一项土政策——各中队以小组为单位，平均每人划给一分旱地，作为小组的“自留地”。具体的做法是：“在各组耕作区内，把地头、地尾的边角零星地块，按人头每人一分划给小组，由组长负责安排到人，只准种植红薯、木薯、玉米、瓜菜等作物。种子、化肥、农药可在中队大田中耕植保的同时，按需供给。小组利用节假日集体护理，收获时按谁种谁收分配。

种自留地的积极性很高，各组全年的收获，一般每人可收得干玉米20斤左右，或者红薯一百斤，木薯高的可得三百斤，一般也在一百斤以上。局外人可能不理解，也不可能相信，在人民公社大砍资本主义尾巴的年代，劳改农场反而出此下策!可见，同是一个党和政府领导，只因掌权者的选择差异，其政策产生的效果竟是天壤之别。我们这些被专政者，亲历或亲自尝到了这个丰收的实惠——每天每人可加餐玉米三两或红薯五斤的食量，长达一年之久。这对于经过长期饥饿的我们来说，无疑是一种天大的赏赐。可惜这一政策，次年就取消了。

我原是在鹿寨县总工会工作，如今落得个阶下之囚，且送回距县城仅四公里地的劳改农场强迫劳动改造，这个消息不几天就传到了我原来的几位好友那里。记得好像是在国庆节前后吧，县新华书店的经理乐景戎、售书员潘春锡、县人民医院的邹传孝，以及当时设在鹿寨县城的广西军区干部文化补习学校的文化教员杨绿、黄鹤松，珠江航道管理局技术员廖勋等几人，结伴到石榴河农场探望我，给我带来了食品、烟叶、衣物等。在队部的接见室里，我猛然见到几位昔日的至友，顿时目瞪口呆。我一万个想不到，也万分地惊讶。在那种阶级斗争一抓就灵、七斗八斗的政治环境里，别人避之犹恐不及，他们竟敢不顾个人政治安危，不怕惹来政治麻烦，不考虑招来引火烧身的可怕后果，跑到农场这种对付阶级敌人的禁地，探望一个已被无情打落在阶级斗争漩涡里的朋友!我万分无奈，相对无言，羞愧难当，热泪盈眶。我自被打成右派及右派反革命以来，除了白发老母探监第一次流下悲愤的眼泪外，这是第二次的真情感动，双眼饱含热泪，在无声中潸然而下。

会见的时间当然是很有限的，在我的记忆里，大约不到十分钟。在宝贵的十分钟里，他们在管教干部的监视下，把带给我的物品，一一点交后，还说了些什么话，我一概茫然。我只记得我是在沉默中度过那难耐的十分钟，好像谢谢二字都没来得及说一声，管教干部就代我送客出门了。事后，我给他们写了一封感谢信：“深情厚意愧领，定当后报。农场禁地，今后不可再来。切切。”

1979年，右派脱帽改正，右派反革命冤案昭雪平反。我专程拜访上述几位挚友，重聚鹿寨，俱已白头，感慨万千，难以言表。后来各自工作都已调动，但我们每一年的春天，都约定分别在桂林、龙胜、柳州、鹿寨、桂平聚会一次，风雨无阻。可惜好景不常，进入九十年代后，乐、邹、杨、黄、廖五位仁兄竟先后作古，所以，2003年我再访鹿寨时，发出了“鹿寨知音今何在?洒泪捶胸看坟茔”的哀号！我虽是一个不成熟的无神论者，但是，面对友人的遭际，我却信服先人说过的一句俗语：“好人不长命，祸害得千年。”

曲折的平反改正

1978年6月5日

，中共龙胜各族自治县委员会统战部，在我的出生地——和平乡和平生产队，召开了一个社员大会，宣读了为我摘掉右派分子帽子的通知。

1979年9月5日

，当面送达了中共鹿寨县委会鹿发（1979）196号文件：《关于对雷日新原划右派问题的审查改正的批示》，其原文如下：

鹿寨县委工交部：

经研究，同意你部《关于雷日新右派问题的审改报告》，划雷日新为右派分子属错划，应予改正，决定撤销原中共鹿寨县委整风领导小组关于划雷日新为右派分子的决定，恢复政治名誉，恢复原工资40元，收回安排工作。

中共鹿寨县委员会

一九七九年九月五日

而在此之前的7月17日，鹿寨县人民法院，已经先行发出《鹿寨县人民法院刑事判决书》（79）刑复字第10号，其核心内容如下：

“一九五八年三月，阳从明等人，被划右派以后，在集中劳动其间，互谈生活出路……属于政治思想上的错误，可不以反革命定罪。因此，根据党的有关政策规定，依法改判如下：撤销本院一九六一年三月十八日对阳从明、蔡菩奄、杨祖芳、雷日新、蒋承志、刘光化的判决，宣告无罪”。

鹿寨县人民法院

一九七九年七月十七日

到此，压在我头上的第二顶帽子——右派反革命，最后摘掉。

二十一年后的这两个红头文件，还给我以清白，尽管心情沉重，但我还是感到十分欣慰。一方面给乡亲父老们知道，我虽含冤受难二十余年，仍然诚恳为建设家乡出谋献策，勤奋为家乡脱贫致富辛勤劳动；另一方面，我当理直气壮地告慰我的列祖列宗，无愧我十年寒窗报效祖国，矢志不改的品德。

1979年9月，我满怀重见天日的喜悦，在妻儿的伴同下，重新走上了我离开二十余年的工作岗位，时年正值五十周岁。

恢复工作后的1985年元月，我又再次收到了中国共产党鹿寨县委员会鹿发（1985）90号文件《关于雷日新同志被错划为右派的再次复查纠正的决定》，文内称“雷日新同志，原中共鹿寨县委整风领导小组批准，错划为右派分子，经县委一九七九年九月五日予以复查纠正，撤销中共鹿寨县委整风领导小组对雷日新同志的处分决定，恢复政治名誉，恢复原工资待遇，但在《关于雷日新右派问题的审查报告》中，仍留有一些‘尾巴’，现根据中共中央一九七八年五月55号文件精神，经研究，给予重作决定：推倒复查报告中的一切不实之词，彻底纠正。”

三个红头文件相比之下，确实证明了极少数人的极左思想的严重程度，中央已经明令改正，纠错纠偏，本来是件好事，他还是歪嘴和尚唸错经，硬是要打一点折扣给我们不能睡安稳觉。三个文件有些什么区别呢？

第一个文件：虽然你改正，但你还不能称为同志；留点尾巴，帮你改正，以后好再……

第二个文件：倒还干脆：谈生活出路，只是思想错误，不可定成反革命罪，所以属于错判，现宣告无罪。

第三个文件：既改正了，就可称为同志了，所留下的“不实之词的尾巴”，现在全部推倒不留了。

二十一年前一纸不足一百字的决定，即把一个满腔热情，勤奋工作的革命青年，推进了险遭灭顶之灾的政治泥潭。经过历史的长期考验，如今以实事求是的态度，以大无畏的革命气魄，给无辜者改正，作为受害者的我，从心底钦佩党的光明磊落，实事求是，认真负责，有错必纠的精神。但愿这是一次真正的没有留下任何“尾巴”的纠正。

月被云遮重露彩

改正回县工作后，知天命之年，已经须发斑白了，但我并不悲观，我仍是壮心不已，以爱家爱国的精神，全身心投入到事业上，勤勤恳恳，兢兢业业，在不辞劳苦的任何环境或岗位上，干出不平凡的业绩。从1983年起，连续五年获得全县和本系统的先进工作者，曾两届荣任县政治协商会议的委员和常委，参加全县林、果、茶三大项目的考察和决策，1985年被家乡人民政府聘请为经济顾问，为家乡的建设出谋划策。

1986年中共龙胜县委组织部正式行文龙组字（1986）156号《关于确定雷日新同志行政级别的通知》中：“经县委常委研究同意，确定雷日新同志为正局长干部。”当我年近五十八岁时，还被县里选送进京，在北京乡镇企业学院学习培训。在全国开展产品质量标准检查验收期间，中央电视台和乡镇企业总局共同举办的《产品质量电视讲座》节目时，被应聘为专业辅导员，后被评为桂林地区优秀信息员。两次带领全县乡镇企业办公室主任和财务人员赴京参观学习，以及赴苏、杭、沪考察刺绣工艺品的生产工艺流程，为山区乡镇企业的振兴发展，做了我力所能及的本职工作。

1990年10月，按政策规定我办理了退休手续后，经县人事部门批准，返回到县乡镇企业局主持《龙胜各族自治县乡镇企业志》的编修工作，三年内跑遍全县各乡镇的全部基层企业，收集上千组的经济数据，核实上百件典型厂矿、商号的变革例证，于1994年完成全书二十万字的编印任务，并亲送县委、政府、人大、政协四家领导班子领导人彭祖意、粟永华，吴国崇、吴凡审阅题词后，正式付印出版。1994年又受聘于县黄金管理局，从事文秘工作六年之久，至2000年，正式退出工作岗位，时年正好七十周岁。

黄崇伦，你在哪？

广西陆川徐超勋

我是1958年3月6日被划右派，11日即被押到来宾古瓦农场，编在开荒队修理地球。此后，每天都有各地右派“入伍”，有时一天几批。

大约是5月的一天上午，我所在的小组添了一位难友，其人三十多岁，身材高大，脸色微黑，表情跟所有被“流放”的老右一样：悲戚、无奈、冷峻、疑虑、惊恐……

他到来后，一声不响，操起扁担挑土，大步流星，来来回回，脚有点跛。我也挑土，有时和他并排走。交谈中，他知道我是陆川县来的，便亲近起来。因为他来自博白县，两县临近，又同为“玉林五属”，算半个老乡。他自我介绍：叫黄崇伦，苏北人，原是博白县商业局局长。我立即记住了他的名字，因为和当时一位著名劳模相同。

过了一会，他突然发力，猛干起来：畚箕装得满满的，还嫌少，要铲泥的人再往上加，直堆成小山包；约摸两百斤的担子，他挑起来一拐一拐地飞跑，别人跑一趟他两趟。时近中午，烈日当空，他浑身被汗水湿透，仿佛刚从河里爬上来。

他表现很不正常。我揣度他内心极度痛苦，借此发泄愤懑或者折磨自己。果然，发疯似地猛冲了一阵后，他突然把担子一撂，重重地倒在地上，仰面朝天，双手掩脸，大声哭喊：“党呀，党呀！我冤枉啊！我冤枉啊！”声音撕心裂肺，不是内心深处有巨大的悲痛，受到极度的冤屈，是不可能发出这样悲惨的哭喊声的！特别是，这让人耳不忍闻的喊冤声，出自一位高长大汉的口中，更具有强烈的穿透力和震撼力！这是我这辈子听过的最悲痛的哭喊声之一。头两天，农场刚发生一位右派卧轨自杀的惨剧，我怕他无法控制情绪，走向极端，慌忙扶起他，好言规劝，多方开导，他才渐渐平静下来，又闷声干了一阵。开饭时，他坐在田埂上，抱着脑袋。我劝了又劝，他才捧起饭盆。

随后，我了解到，他是苏北宿迁人，参加过抗日战争和解放战争，亲历电影《南征北战》所反映的战事及淮海战役、渡江战役。南下解放广西后，留在地方工作，和一位农村姑娘结了婚，有一女一子，过着幸福美满的生活。不料，整风中，他如实反映统购统销不当，农民生活太苦，被划为右派。刚强耿介的他据理力争，被划为极右。一位忠诚的革命战士瞬间被打成青面獠牙的恶魔；一个温馨的小家庭突然被投入冰窟中。更可悲的是：被批斗时，单位贴出许多“揭发”他的大字报，他那刚三岁的女儿不知是怎么回事，连蹦带跳回家向妈妈“报喜”：“爸爸是右派，爸爸是右派！”

想起此事，这位身经枪林弹雨、魁梧雄壮的老战士泣不成声。

几天后，他爱人来农场“探监”。人清清秀秀，身体单薄，满脸悲戚，背着不满周岁的儿子，牵着女儿。夫妻在这样的场合见面，泪眼相对。

一位羸弱的年轻女子，家中的顶梁柱折断，失去了依靠，孤身带着幼儿稚女，摆在前面的生活道路怎么样——我不敢想。

此后，他的情绪反而平静下来。我们一直在一个组，他对我非常信任，常向我掏心里话，并将一个小包托付我保管，里面有包括淮海战役、渡江战役在内的纪念章和军功章以及荣誉军人证书——他多次受伤，腿上有一个碗大的疤。我起初不肯接受，怕他想不通，出大事。他说：“你放心，我会好好活下去的，为了爱人和儿女。你有箱子，好保管。你比我年轻，罪比我小，会先出去的……”这样，我就为他保管那用汗水和鲜血换来的沉甸甸的小包。可是，八月底的一天，我突然被调到新兴农场。不巧，他被派去别处干活。我把那珍贵的小包交给管教干事，他正忙着接收刚入场的一大批右派，同时，估计也有点怕麻烦，推说：“你先带过去，他过几天也过去的。”这样，我就把那小包带到了新兴农场开荒队。但黄崇伦一直没有调过来，也没有任何消息。我就把它交给了开荒队的黄队长。因为凭直觉，我觉得这位黄队长正直、善良、有同情心，并且也是南下干部，可以信任。但后来，他有没有把那珍贵的物品转到黄崇伦手中呢，我一直不知道。接下来是三年大饥荒，大革文化命……他留给我的地址也被抄走了……

斗转星移，沧桑巨变，五十一年过去了。如今，我苦尽甘来，衣食无虞，住有定所，且舒适宽敞、明窗净儿，还能赖在世上消费物质，并能安然地在电脑前撰文回忆难友。但黄君境况如何呢？在漫长的严酷的政治寒流中，在凶残无比的极权暴政倾轧下，他和家人熬过来了吗？如果健在，他该八十多岁了，他的儿女也该五十多岁了。如今，他们在哪里？他们安好吗？

最后，以一首小诗结束本文。诗是五十年前作的，自然，当时只能深埋在心里。

奖章成堆伤满身，污水泼向老功臣。稚女不识极左烈，慈父划右当喜讯。 2010年1月20日

不堪回首忆难友

广西靖西曾尚朴

吕辅周：牛高马大，性耿直，病逝于龙州，骨灰送回北方老家。去世之前我幸运能和他通一次电话，他当时已卧床不起，声音模糊，但神志还清醒。他说记得你是“表哥”曾尚朴。顾家良和叶向东去龙州看望他，当时我路过南宁不知这回事，错过见面机会，真是遗憾。记得那年在新兴二加工厂，得到通知到场部等待处理，我们都高兴地挑着行李上路，走到方圹村放下行李担子休息。他叫我：来！尚朴，这里还有几个红薯你吃吧！大家来。那时吃个红薯算不了什么，不像60年那样饥饿年月，可是这时我觉得既亲切又内疚。因为在文化大革命后期，吕辅周在二厂曾和霍实、伍廷枢等人一起上了脚镣。二十多斤重的脚镣白天拖着劳动，夜晚还带着睡觉。在那隆冬季节不带脚镣的整夜都睡不暖和，何况带着沉重冰冷的铁镣睡觉，可想而知是什么滋味。在这人人自危、颠倒是非、混乱无序的年月，当时我只能向他投个同情的目光，其他全不能帮他什么，所以内疚。

右派在漫长的二十多年所谓“改造”的日子里，这非人的对待是举不胜举。如：我和顾家良等二十多人由二厂调到一厂，又由一厂调回二厂。那时是文革后期，在“到农村去，农村是广阔天地大有作为”的号召下，很多青年、造反派都插到农场的各队来，原来我们住的监舍已安排他们住了。我们就住到猪圈里。才赶出猪又住进人，虽将猪粪扫出，可难闻的猪尿依然潮湿。没架床，我们只能砍树枝、垫上稻草，真是返古构木为巢。插到二厂的青年约一百人。他们做的是“风流”工，打钟出工，时间到收工吃饭，没任务、没定额。那队里干部，敢管他们这造反成性的青年吗？二厂的农活全压在二十多个脱帽右派就业人员的肩上。捡牛粪每天每人都要捡千多斤，无奈，逼着到邻近队的牛栏去偷。千多斤光是挑回二厂都够呛了。

吃的不能跟那些插队青年同个厨房，是陆瑞瑄做伙伕。我们吃的是“地脚粮”蒸出来的饭，罐底全是沙子，实在不能忍受。顾家良拿着饭罐倒出给干部看，干部不但不承认事实，反说顾家良闹事，马上集中插队青年，就在田映死的仓库前晒坪，对顾家良进行武斗，脱下衣服进行鞭打，我们全体在旁陪斗。不知顾家良当时如何考虑，他脱下他带的一块上海牌手表丢给我，我捡了。但马上那个队长警告点名：“曾尚朴也不是好东西。”我心想，完了马上轮到我挨打了。幸运我还能扶着顾家良回“监舍”——猪圈，将我家寄来的两颗田七，和酒磨细，服用和涂抹伤口。我们吃的不是人吃的饭；做的是牛马的工。

吕辅周在矿业队大伙房当过组长，在伙房劳动是个美差。在改造场所逢年过节也杀一两头猪，加加菜。此时队里干部家属都优先来割肉，选好的，尽要的是排骨、筒骨、猪肘子。向来伙房组长都很聪明，说是骨头其实精肉还比骨头多，称也称得高高的，那些干部家属都非常满意。剩下七零八落，就是改造分子吃的了。吕辅周就不这样，市面该怎么割，怎么称就怎么做。干部家属当然大不满意。不久吕辅周被调出伙房了。当时干部贪这小便宜比起现在的腐败是微不足道了。

文光佑：留着像鲁迅那样的胡须，他深谋远虑，藏而不露。休息时就下围棋。宋克元、王一民是他棋友。文光佑已故，我只能在叶向东那里见到他的照片。我和他一般交往。在二厂他逃跑之前曾向我要一件衬衣，因为到社会上没有一件衬衣穿怕露了马脚。当时我没有给他。不是我舍不得一件旧衬衣，而是一旦他逃不脱，抓回来懂得我给他衬衣逃跑，那时我就倒楣了。事后我很后悔，为什么这样自私、这样怕事。这事使我终生内疚。

邓儒雅：他针线活非常好，一条单裤破了补，补了又破，补来补去一层叠一层，平平整整足有二斤重，就像一条棉裤。我们这种改造分子从来没有领过布票；邓儒雅就凭一手好针线活也能穿得整洁、暖和。

郑展英：德保县人氏，已故。他和邓儒雅相反，他那件棉衣全身开花，一条麻绳一捆腰就是了。那年“八一”火烧了监舍。大家都抢着搬出被褥、衣物，他老哥什么都不要，就抱出南瓜和木薯粉。为什么？那时在新兴矿业队，粮食供应每月45斤，加上油水很少的两夹青菜，这样的强劳动量，肚子是最重要的。

火烧过后，郑展英的被褥、衣服全烧光了（其实他那东西也是一堆破烂）。上头有救济，是教养的衣物，郑展英当然是重灾户，被褥衣服全新。那些救出被褥、衣服的人，穿旧的，盖旧的，烧了花生麸、木薯片，小锅没得开了，饿肚子。郑展英笑了，煮他的南瓜、木薯粉。

蒋宏祚：浙江奉化人，说是和蒋介石同乡。他每月都给当时的广西省主席韦国清写信，汇报自己思想和改造情况，盼早日回原单位。

莫明旺（莫老弟）：是终身给养。改造场所有饭堂，但从来不准个人单独到饭堂吃饭，每组轮流派个人（就是给养）到饭堂领饭，挑到宿舍或工地，菜由给养分到各人的碗里。那时的菜天天如此，餐餐一样的三大菜——苦麻菜、牛皮菜、芥兰包老叶，都是喂猪的菜。可是那饥饿年月，分多分少都很计较的，每天担负着繁重的劳动，从哪里摄取能量呢？唯有这半斤米饭和油水很少的两夹青菜：所以做给养的要公正无私。莫老弟任劳任怨，大公无私；更有趣的是有的天还能报道“菜谱”，比如：千千万万的动物——小河虾；四脚大耳朵——死猪肉；两脚会飞——死鸡，等等。平常我们能吃上丁点肉都是农场的死货，不管是多是少分至饭罐上，叫做饭面菜。莫老弟有很多可爱之处，在漫长的苦难岁月里，他给我们带来短暂的乐趣。

莫老弟身体有毛病，每月要吃上七八斤盐，吃饭放盐、喝水要加盐、像吃糖一样吃盐。落实政策后，一次因服错药而中毒身亡。可爱的莫老弟再也见不到了。

曾秉礼：已故。在矿业队他没有参加体力劳动。他对新兴农场矿业买卖可以说有“贡献”。要特别指出的是，他被迫在矿堆布“梅花阵”——高度锰、低度锰巧妙混合布阵，从取样到化验，都能使整体矿堆提高度数。据说他在1970年处理回乡。他年纪大了，到农村在人民公社能劳动吗？没劳动就不得工分。“五保户”轮不到你这个脱帽右派。他又到新兴农场要求回来留场，可是场部不同意。无奈，又回到农村，回到人间天堂的人民公社。不知在那年月就在无人关怀、贫困潦倒中离开人世，离开这人间天堂——人民公社，到另一个天堂去了。

刘大赞：湖北人，是大学学生右派。在二厂大家都叫他癫子，因为每天晚上，我们按组排队，坐着小板凳，唱着语录歌等候管教干部来训话之前，他都跑到队伍前面，检讨、忏悔自己，直到干部把他哄下来为止。看来他是被折磨得有了精神分裂症了。

黄侃杰：宁明人。这人乖巧，他脑子里尽想如何能表现自己改造好，如背诵老三篇语录、打小报告等等。在二厂他能捞到当记分员。庞昆明因顶撞指导员，挨了一枪，接着鞭打武斗后丢在屋檐下无人管。伍廷枢不忍，就跑到卫生室说，龙医生你是医生，医生是救死扶伤，庞昆明如此你都不管，有人道医德吗？正好被黄侃杰碰上，他马上去向高经理汇报，伍廷枢随着也被上了脚镣。黄侃杰立功了，可能他认为，他又多积累一条“改造好”。

梁挪亚：广州人氏。最后处理到龙州农场。在矿业队我和他在就业厨房干活。1971年还有通信，他来信说蚊帐烂了，我寄给他几尺布票和二十块钱。以后也断了音讯。

韦沛鸿：都安人，国家一级体育裁判。已故。喻良璋，湖南人，原在那坡县任商业局局长，在湖南落实政策。史成章，湖南人，今在德保县，改正后被任为政协副主席。李华田，田东人，今在田林。刘居毅，那坡人，已故。吕世祯，靖西人，已故。李榕芬（花名表妹），广东东莞人。龙大成、黄晃、石国林、梁干、王学风、吴锡林、罗绍钧、童世凯、霍钜、黎明……

梁学政“老红军”，六十年代在矿业队就摘帽回家。回到农村当地称之为劳改释放右派。文化大革命又第二次回炉——劳改。

可怕的词语：冬训；夏收夏种；出工带肥；收工带草。现在听起来还是毛骨悚然。

后语

1949年共产党执政以来，反右是最大的冤案。人数之多何止55万，迫害之久长达二十多年。右派有什么错，又有什么罪？二十多年的苦役，凭什么量刑？一句骗人的话：“一年半载，改造好了就回来。”那些右派分子相信党，乖乖听话。日复一日，年复一年。艰难困苦熬过了二十多年，虽然有的在五年、七、八年不等的时间放回单位或乡下，有的却一直留在改造场所。放、留，是否是改造好坏之分，是幸运是倒楣，是祸是福，且看。

很多放回农村或单位的右派，在文化大革命时期又一次罹难；倒不如改造不好的留在场里。其实没有什么改造好与改造不好。右派是冤案，可是和其他冤案又不同，不补发工资，又是为什么呢？记得电视剧《宰相刘罗锅》中有一首插曲：“说你是，你就是；不是也是。说你不是就不是；是也不是。”是是非非，非非是是，是非颠倒、颠倒是非，何时休已。

千秋功罪，后人自有评说。

二○○五年七月二十八日

相见欢

——忆一次右派大聚会

陈佚生

1958年3月的一天，一大早，老天爷就板着那黑沉沉的脸，好像对人世间最近发生的事情很不满意。

同学们按学院的告示，吃过早餐后领上一分作中饭用的干粮，匆匆赶到体育场集中。不知是谁面对全院千多人的群体说了些什么之后，队伍便出发了。

华南师范学院（即如今的华南师范大学），在陈唯实院长领导时期，养成了艰苦朴素的优良校风，一座可容上千人的大礼堂是用茅草盖成的。全院师生到广州粤秀山广场参加“五一”或“十一”这种全市性的集会，总是徒步前往。这次从学院所在地石牌到白云山植树，当然也安步当车了。

不知走了多久，长长的队伍突然停了下来。大约三四十分钟后，有人从队伍前往后传话：“右派分子出列”，“右派分子出列”。原来学院植树的地方要通过白云机场大门才能到达，机场管理人员政治警觉性很高，不让右派分子进入。队伍中的右派分子一个个心情沉重地走到路的两旁，背向着继续前进的队伍，那场景令人心酸，流泪。

大队伍全部进入机场后，留在路旁的右派没有移动一步，只有少数站累了的在原地蹲下，抱头抽泣。又过了一段时间，有人从机场大门走出来吆喝：“你们跟我走！”这些散落在路旁的“你们”，像散兵游勇似的跟着那个“我”往回走了一段路后，便转上路边的一个土坡，坡不算陡，也不长，上坡后见不远处房舍俨然。走到一排平房前，那个“我”下令：“你们在这里等一下。”便径直入屋去了。不久，一个农村干部模样的人跟着“我”走出来发话：“大家今天的任务是给果树坑放肥料。肥料在那边。”他用手指了指：“工具也在那边。”当这群“大家”正要行动时，“农村干部”又发话：“大家把带来的午餐放到屋里去。”“大家”遵照指令，鱼贯进屋，把带来的包子、馒头放在拼排着的大桌上，然后去开工。

在一大堆垃圾旁边放着有铁铲、锄头、泥箕一类工具。这百多名“大家”夹手夹脚，不言不语地埋头干了大约一个小时左右，把一堆小山似的，经过筛选的垃圾分散搬到大约百多个挖好的土坑后，便无所事事了。这时，天老爷也降下了细雨。正当大家不知如何是好的时候，“农村干部”走过来招呼：“大家进屋歇歇！”而带这群人来的那个“我”却不见露面。

这排房子有二三十米长，只有一个门进出，里面用砖隔成三间，都有门相通，也有窗透光透气。我们放在中间屋的干粮不见了，取代它们位置的是两个开水桶和一大堆碗与口盅之类的容器。墙角堆放着几个手摇式喷雾器和竹箩、扁担等工具，从墙上张贴的表格文字说明中，得知这里是广东省直机关干部农场。进屋不久，门前屋檐淅淅沥沥地滴着雨水；不能（也有不放的成分）出去观光，大家只好呆在屋里。

在无人过问的情况下，这群被视作另类的大学师生，逐渐活跃起来了。在学校时，同来的还未见过面，别的除几名“顽固”、“极右”分子闻过其名之外，多数人并不相识。今天却是天赐良缘，给我们这群从未谋面的同类分子相聚一室，于是，十个一群八个一堆的便聚在一起，互道姓名、系别后，便交谈起来。起先说话还有所顾忌，音量还有所控制，谈来谈去，便“得意忘形”了。两个钟头前在路边那股弃妇般的愁情，已抛到九霄云外。说到自己“莫须有”的罪名时，也会从这些大学生中大声吐出几句下里巴人的话；讲到批判会上罗织的那些天方夜谭式的“反党言论”和“上纲上线”的狗屁逻辑时，便会纵声大笑。在屋的另一头的教授、讲师们就儒雅多了，或抽着烟，或抿着开水，低声交谈，依稀叹息，像在举行文艺沙龙。但从表情上可看得出，这些高级知识分子对今天的相聚心情还不太坏。

谈兴正浓，屋的后墙一扇我没留意到的门突然打开，几位“农村干部”抬着几个散发着腾腾热气的蒸笼进来，热情招呼我们：“开饭咯！”有手表的同学看了看手腕，午时已过，确实该开饭了。1958年初“人民公社化”刚开始，还可以“放开肚皮吃”，这百来人不慌不忙地取了自己应有的一份“饭”，要了些开水，仍然回到原处继续谈笑风生。

不知过了多少时间，带我们到这里来的那个“我”不知从哪里冒了出来，并发出短促的指令：“回去了！”这时我们才发现雨停了，天要黑了，在白云山种树的人早就回去了。我们正谈得兴高采烈，也只好听从命令离开农场。一路上，人们还是保持漫谈时的序列，边走边谈。回到学院，已是华灯初上了。

这次塞翁失马式的唯一一次相聚，给我留下了难忘的记忆。事后听说在农场热情招呼我们的那些“农村干部”，原来都是广东省直机关的右派分子，真是“惺惺惜惺惺”啊！

血泪浇心

—— 一个女右派的悲惨实录

加拿大傅世杰

社会第一站

“解放区的天是明朗的天……”

“共产党像太阳，照到哪里哪里亮……”

1951年的春天，到处洋溢着喜气洋洋的气象。全国各族人民群众为新生活欢欣鼓舞，为祖国繁荣富强放声歌唱。

这时我正值15岁的花季，因家庭出身的关系，我已辍学在家，多想在这和平的日子里能找到我能做的工作呀！我邀了与我同时辍学在家的同学罗智祥，到处找工作。哪儿有报名的单位，我们都去。干校、银行、邮局、学校，见我们两个小姑娘太小，都婉言谢绝，并叫我们去念书。

1951年4月份，我俩终于找到一分到农村鹿寨江口小学当小学教员的工作。这是我进入社会的第一站，虽然在离家僻远的农村工作，但是我们喜欢这个职业。

刚到校第二天，早餐时，一个女教师6岁的儿子问我：“你来这里干什么？”我高兴地告诉他：“我来教书，做老师哦。”他嗤的一笑说：“你这么小来教书？你来吃饭哟！”我脸红了，眼泪立即渗出。女老师不断骂着她的儿子；而这时我在想：我能胜任这工作吗？

为了迎接“五一”节的到来，我把孩子们组成秧歌队、腰鼓队，训练得有模有样；业余协助镇上群众组织宣传队，开展各种宣传活动。随着工作的进展，我与学生、老师、群众打得火热，深受大家的喜欢。

1953年，我被调往鹿寨县城重点小学，1956年被提为教导主任，并送桂林师范进修。学业完成被调往洛埠小学任教导主任。在工作中我克勤克俭，努力学习，在同事的帮助下不断进步成长起来了。

遭难1958中秋节

1958年有闰八月，儿时听母亲说过“闰七闰八，百姓糟蹋”的成语。这年果然是一个多事之秋。一场“反右派”斗争大劫难席卷全国，牵连之广，祸害之烈，使世人触目惊心。多少家庭一夜之间妻离子散，家破人亡；多少有识之士惨遭厄运。此时我仅22岁，是一个善良、心直、单纯而无知的姑娘，也遇祸遭难。从此，我被迫踏上了一条布满荆棘的人生之路，永远离开了我热爱的教师工作。

1958年秋天，鹿寨县小学教师“反右”运动进行补火（这之前，寒假学习期间已有几十个人被划为“右派分子”）。因为比例数尚未达指标，为凑数，全县小学教师再次开始揭批。在单位的一次批判会上，我被点名交代“罪行”。我交代什么？思想上一点准备没有。此时我真害怕极了，忆起了“春季反右”批判会的一幕幕：许多好同事在会上几天几夜被轮番批斗，直到认罪为止……这时，口号声四起，会议主持者严辞斥责。我只好硬着头皮，颤惊惊地站在会场中央说：“写大字报时，我曾写过储安平发表的‘党天下’一文有正确之处。”我的话尚未尽，会场主持者就制止我发言，要我按他们的部署承认：写过反动诗篇，与大右派分子来往密切，为大右派呜冤叫屈……我是反党反社会主义的右派分子。

我没有反党，没有反社会主义，没有罪行，无法拟出违心的交代。这时，我不知哪来的勇气，什么怕意全消失了。我严词拒绝了他们的安排，会上发出要我跪下的狂呼声。“跪”对我来说，是奇耻大辱，士可杀不可辱，坚决不跪！几个彪形大汉积极分子把我按倒在地，我就是不跪。按倒我又挣扎站起多次，我宁死不跪。我用自己的头颅猛撞水泥地板……会场一片混乱。僵持、沉默良久，一位文教科的干事叫李家寿（人称草包的）冲到我面前，野蛮地用双手拽住我两条两尺多长的长辫子，把我拖出离会场足有几十米远的地方。我被拖得鼻青脸肿，满身伤痕。斗争搁浅，从此我再也不开口。罪行未获，在不经任何法定手续的情况下，怀疑我有特务嫌疑，中秋节的前夕我被投入鹿寨“看守所”，第一次进了监狱。关了我一个多月后，宣布我为右派分子，并送农村监督劳动。

在农业社被“监督劳动”的日子

戴上“右派分子”的帽子，我到1959年11月20日被编入洛埠“五类分子”管制组劳动改造。

管制组里共有五类分子14人，每日早出晚归参加体力劳动，都有民兵用枪跟着，因为地、富、反、坏、右全是人民的敌人。就这样我成了犯人。不久，赶上大办钢铁放卫星的运动，五类分子被派到离圩镇20多里的深山挖土窑、挖铁矿。

大放钢铁卫星的运动如火如荼，七天七夜不分昼夜地挖、扛……实在顶不住了，走在路上只要有一分钟的停脚时间也打起瞌睡来。啊！劳动改造的滋味才有所体会。

后来我被抽调到蔬菜队。这里没有五类分子，与农民同在一起劳动，心境宽松了许多。一天，我跟几位农民上山割鲁鸡草回队垫节瓜。我从未做过这项劳动，被鲁鸡草刺得满手鲜血，痛到心肺。我不敢声张，人家能做，我为什么不能？割、割，痛不怕。社员们先割够任务收工回队了，我因任务未完成，只好继续埋头割。

突然，雷鸣电闪，狂风暴雨无情袭来，一刹那，我浑身上下被雨水浇透，寒气逼得我下意识地停下镰刀，寻找同伴。啊！他们都回去了，啊！我怎么办？山上的雨水汇成一股股瀑布似的急流往下猛冲。我的脚已不能立稳，只能让水把我整个身躯冲挂在坡下的一棵树干上，我全身湿漉漉地抱着树干。雨还下、电仍闪、雷在鸣，已近黄昏了。山上到处是股股的水流，没有路，没有人，怎么办？山上猛兽出来如何是好？急中生智，我沿着树干滑下，身子在水里慢慢移步，移步……

摸到山下，天已漆黑，我分不清方向了，正在思忖，远处传来呼叫“傅世杰”的声音，我连忙答应。原来是一位好心农民阿姨，提着马灯找我来了。随着呼唤声，认出方向，我才得平安回生产队。

至今，我一直没有忘记这位好心人。

争取开除公职，返回柳州

在农业社劳动的数月，劳动强度之大，加上粮食多是红薯，使我原来的胃病加重，胃出血了，体重显著下降。在母亲的请求下，生产队批准我回柳州治病。

治病，谈何容易？没有钱，若不参加劳动，一个月2元钱的工资生产队都不发，只靠母亲找些便宜的民间药方给我止血。经过休养，病也减轻了。为了早日摘帽，为了“改造好”，我挣扎着要回农业社劳动。母亲心痛地流着泪反对我带病回农业社劳动。1959年的粮食很紧张，父母都年过六旬，还要参加街道挖土方来维持生活，参加劳动一日工资只得1.25元，怎能养我？痛定思痛，我拖着病躯去县里找有关领导，但县里几个有关单位竟找不到对我处分的决定。这时我只得请求：开除我吧！让我回家吧！回家也可接受群众监督劳动改造。经多次请求，县里给我开了一张“开除公职，回家监督劳动”证明。

1959年8月份我的户口从洛埠迁回柳州。

因家庭成分是剥削阶级，父亲是有历史问题的伪人员，父母只能参加街道劳动；弟弟只有11岁，家庭非常贫苦。住房是简陋的木板房，面积只有10多平方米，床连着灶；我回家又要加个床位，真是进出门都要侧肩而过。

胃病使我更加虚弱，为了能生活，我执意要去街道挑土方。母亲坚决不同意，并帮我到多家服装厂、手套厂找手工活干。我每日早起夜睡地干，每天能挣6-8角钱，这样可以减少父母的生活负担了。

1960年饥荒，缺粮遍及全国，到处传来饿死人的消息。我们在城里供应的口粮只有21斤，在口粮里还要搭半数以上玉米之类的杂粮。家里没有一个人有固定收入，有时购买口粮的钱都没有，不用说吃其他什么了。我们一家四口都浮肿了。为了活命，母亲带着我和弟弟在半夜里到郊外去挖草根、芭蕉蔸回家伴餐。说也怪，我的胃病竟在“饥饿疗法”中好了。

回柳州后，我到派出所管辖的五类分子组报了到，每星期参加集中学习一晚，还交代了各种规章制度，总之是让自己明白：五类分子是人民的敌人，不能乱说乱动；外出要报告派出所—我成了人民的敌人！？

最可叹的是，在我们这间小小斗室里，竟有两个“人民的敌人。”

何为“三妖”

鹿寨县上千名小学教师队伍中，唯我、罗智祥、温梅君最年轻，我们仨都是出生于1936年的同年姑娘。我们仨都于1951年参加工作，三人爱好性格相近，活泼、可爱，虽然都在鹿寨县工作，但不在同一学校，只寒假集中学习时在一起。我们一见面亲密无间，蹦蹦、笑笑，嘻哈打闹乐极了。

1956年提倡打扮，我们仨都留着长辫子，都缝制过一条花色一样的连衣裙来穿；最时髦时每人在发上系朵蝴蝶结。当我们三人结队在街上行走时，有人时而递过来赞美、羡慕的眼光。我们为此骄傲极了，辨子抛来丢去，忘乎所以了！

我们仨都是诚诚实实，激情向上，热爱生活，热爱教育工作的好青年。

在“反右派”斗争中我们仨不幸都被划为“右派”分子，并侮辱我们为“三妖”。

罗智祥因丈夫也是“右派”而被冤为现行反革命分子送农场教养。温梅君被遣回老家四排监督劳动。

1978年落实政策，我们才在柳州见面，梅君去西北十多年也回来了。我们欢聚、快乐、尽情倾诉各自的辛酸苦辣。但愿我们晚年健康幸福。

我的老师——李榕芬

李榕芬是1956年从华中师院毕业，是我在桂师进修时的老师，1958年春被划为右派分子。在粮食极困难的1960年春，我收到了李老师一封信，得知他在柳州附近新兴农场劳动教养，要求我在危难时刻支持他度过饥饿关——他怎么没想到我也被划为“右派分子”？

我知道他被划右派是因他家庭出身不好，也同我一样是凑数的“冤鬼”。我很同情他。他在农场没一个亲人探望过他，因他家在广东东莞，处境更难。虽然我们很困难，但是几年来我坚持给他送物和食品——出城要天没亮就偷偷出发，不能让人知晓。

1966年他从农场释放回广东，来信深情地对我说：“全靠你救我了。”他回广东仍在生产队劳动，因自己是“右派分子”，找对象很难，后来与一个弱智女孩结了婚。落实政策后，李老师在广东石龙中学教书，生活虽有了改善，因负担重，还是很苦，很累，他已苍老得变形了。

给鹿寨的右派难友雪中送炭

1960年困难时期，鹿寨集中在农科所的“右派”更是雪上加霜了，饥饿中常有人丧命。听说原与我在一间学校教书的崔正斌老师在劳动途中，因饥饿跌下去就死了，我心里真难过。我与在柳州的几个“右派”苏生、叶健常千方百计从牙缝中节省些食物，给他们送去。因太缺钱了，为解决资金，我到医院卖过300cc血支持困难的“右派”难友。

杨祖芳从古瓦农场保释回鹿寨养病，我们也千方百计在柳州帮他寻医找药。谁知这位先生狠心反咬了我一口，说我是他的“反革命组织”（其实没有这个组织）的发展对象。

怎么会这样？我真百思不得其解啊！

“谁叫你们是五类分子”

1961年后，我能挣些钱辅助家庭，弟弟也唸书了。多好！

夏天的晚上很热。我们这间小屋子一个窗户都没有，全家人个个满身长着热痱，实难入睡。不仅热，屋子后面是第二中学的一排大公共厕所，晚上散发出极臭的怪味，蚊子多得随手一抓10多只。真无法睡，只得搬到门口马路上用门板作床睡觉。其他邻居早就这样搬出来睡，一条街的路上成了露天旅社了。

我们让父亲和弟弟睡在门板上，我和母亲只能依靠在门边打盹。一家人和谐相聚，虽苦亦乐。

一天晚上父亲高兴地说：“世杰，你看我都60岁了，头发都白了，但还能与那些小伙子一块挑土方赛跑。我不服老的！”我笑着说：“是啊！”当我转过背时，眼泪情不自禁地直淌。父亲挑土方已背驼，还要早出晚归挑土方。我真无能，不能养活老人，反而让老人为我耽心……

父母正在高兴享受这天伦之乐的倾谈时，突然，街道主任站在父亲后面用脚狠力踢父亲用砖支撑的门板，门板立即歪斜，父亲滚跌在马路上。街道主任厉声呵斥：“谁叫你睡在外面？回去睡……”父亲急忙从地上爬起，连声说：“我马上进去。”

啊！五类分子连睡自己门口都不行。我当时不服气地问：“全街人都这样睡在门口，我们为什么不能睡？”

这个50多岁的街道主任说：“谁叫你们是五类分子！”

五次牢狱之灾

（一）

柳州市这么大，就是容不得我这个“女右派”，没有一个能长时间给我做工的处所。为了吃饭，我靠劳力都不得，到处做零工，三天五天一换。真难呀！

1961年春，我在和源华酱料厂做零工。鹿寨公安局的两个公安到工场找到我，要我跟他们走。我诧异问：“什么事？凭什么要我跟你们走？”我不理，直往家里走。半小时后，派出所管我们这条街的民警叫我到派出所，见到鹿寨公安局的公安人员，他们说有些事找我调查，要我去鹿寨。后来，我回家捡了两件换洗衣服去了鹿寨。一到鹿寨，我就被关进看守所的一间小房里。

这时，我在思索：出了什么事？……

这是我第二次进鹿寨监狱。

一天晚上，一位姓潘的公安把我叫出看守所，进行讯问，内容不外乎：认识鹿寨农场的右派吗？哪些人去找过你？一连串的问题我无法解答。我据实承认我只给了粮票、食品之类帮助他们。又问农场组织什么活动？啊！我明白了，有人设计一个“反革命组织”的陷阱了。我如实地否定一切。

第九天的晚上，午夜12时许，叫我先回家。听说给我回家，我马上收拾衣物，飞一般跨出牢门，乘晚车回柳州。

（二）

事隔半月，一日午夜时分，派出所的民警拍门把我叫醒，要把我带走。母亲不依说：“她一个女孩家，半夜三更叫她去哪？”民警说：“派出所负责。”这时我很镇静地安慰母亲说：“妈！放心，我不会有事的。”

跟着民警到了浮桥头，带着我走的民警用手电向侧边打了一个暗号，即出来两个公安局的人。我被这两个公安带进了柳州看守所。啊！我又被送进监狱。这是我第三次进牢房。

我被关进女牢三号房。

牢里有10多个犯人，因不认识，我从不说话。我是后进牢房，又须挨着马桶睡（大小便都在牢内）。牢房有8个平方来宽，一排的木板床，比鹿寨监狱宽敞、明亮些，10多个犯人挨着睡，还不太挤。白天只能坐着反省，牢门紧锁着。每天由男犯人送来两餐似粥的饭，饭上有几条豆芽。这饭大家不舍得一次吃完，总是分数顿吃，吃了几口又加点水，量多一点，慢慢吃，这样少饿一点。然而在牢内的头三天，我是颗粒没有进肚啊！也不知饿，只是晚上睡觉时，我蒙头偷偷地哭……

痛定思痛，我振作起来。“还不是追问反革命组织那事吗？我就是不知道。”我自己安慰自己：这牢里住的比家里还舒服，臭也没家后面二中厕所那么臭嘛！不管它，坐牢等于休息，在这里还睡得香呢！

后来听同牢人说，只要进了看守所，风吹进来都要坐几个月才处理。啊！这么久，我又慑住了。

第七天的下午，鹿寨又来人追问我关于鹿寨右派组织“反革命”的事。我还是告诉他们我不知道。

第八天的下午，看守所的管理员点我的名，叫我捡行李出来。我犯难地想：又把我弄到哪里去？看守员把我带到办公室，算了算伙食，叫我回家，但要拿伙食费来交。

这第三次的监狱生涯告诉我：此后，难得安然。我常从梦中惊醒：说不定，明天又叫我进监狱。这以后，我天天洗头、洗澡，收拾破衣烂衫、草鞋，随时准备再去坐牢。

（三）

果不出所料，一星期后，又把我送进柳州监狱。这是我第四次进监狱、第二次进柳州看守所。许多犯人都熟了，她们问我：“你怎么又来了？”我当然无言以对。个别武警骂我“返头婆”。听见这污蔑、谩骂声，我真气坏了肚皮，总是用眼瞪着骂我的人，不屑一顾这些骡。反正我是堂堂正正的好人！

关了半个月，鹿寨又来人提审我，把我关在一间小审讯室里。来提审我的又是那个姓潘的股长（后来听说他才真是参加反革命组织的敌人，1980年时被判劳改15年）。这时他凶神恶煞，先把手铐用力拍打桌子吓唬我。我的心跳了一下。他警告我说：“这一次不同以往，你再不老实交代，就要你好看。”追问我参加反革命的事。我死也不承认——我的天呐，确实没有这回事啊！

姓潘的恼火了，把一叠材料扔在我面前。我拾起细看时，不禁热泪直泻而下。原来这信是鹿寨一个曾经要我帮助的右派杨祖芳劝我认罪的检举信，并硬说我是他发展参加“中国自由同盟”反动组织的对象（事实上根本没有这个组织）。还说他已坦白交代，组织上宽大他，没有受处分，能自由地在鹿寨养病（后来因他乱承认，被判了15年徒刑。落实政策后，这些错误的判决也被否定了）。

看完了信，我痛心极了。我理直气壮，毫无畏惧地说：“杨祖芳瞎说，他是陷害我，我可以同他对质。我真希望见到这个无心肝的坏人，搧他几个耳光方能解我的恨！”

姓潘的想方设法骗我，要我说参加了“反革命组织”。我一一拒绝。他说我太顽固，后果自负。又被关进牢房的我，没劲地哭。我恨！气愤中当晚我竟休克在牢房。看守所中不知什么人抬我到工人医院抢救。等我醒过来时，已是第二天了，又把我释放回家。

（四）

许多为鹿寨右派分子伸出过援助之手的好人，先后都被牵连判刑，送劳改去了。我知道我也难逃“法网”，只有等着宣判的那天。

1961年春节前三天，父亲和我被派出所叫去参加全市“五类分子”的集训。当时说一个月。

柳州市几百名五类分子被押送到马鹿山上挖石头，几百人中，年青的女人只有我一个。当时真是“遮颜过闹市，恨路漫履艰”呀！

马鹿山离市里有近10公里，荒凉一片，山上秃溜溜，野草不生，除了大山，就是石头。煮饭的水都是山上泥凹用瓢舀起沉淀后，还是黄泥水；根本说不上洗面，洗澡。每天天蒙蒙亮就开山搬石头。中午只有15分钟用餐，餐后接着挖、挑、搬石头建水库。天黑伸手不见五指才收工。每天晚上还要开会，12点钟后才能睡觉，劳动强度之大，真无法形容。加上几十天不能洗脸、洗澡，我不由自主地说：“这真是一天等于20年！”这天晚上召集训话时，指导员问：“谁说‘这真是一天等于20年’这句话？……”我立即回答说：“是我。”这时几个人拿了一根手指那么大的麻绳把我双手死死捆勒，痛得我冷汗淋漓，不禁发出凄惨的嚎叫声……（我手臂上的几道血痕两年后才消退）。

一个月后，来马鹿山集训的人，坦白交代自己罪行，并书面写好交给指导员。指导员根据各人情况，一一点名，叫这些人交了伙食可以回家。我父亲也被点名叫回去；他驼着背，依依不舍地望着我，揩着眼泪下山去了。

而我和另外五个男人从马鹿山又被押送到柳州监狱去了——这是我莫名其妙的第五次进监狱。

（五）

这一次一关就是四个多月。反正我来柳州监狱已是第三次，无所谓了。我心想：这次要准备去劳改了。

在牢房里我把两尺多的辫子剪掉，我捧着它哭了。啊！18年教书生涯的纪念物，要含冤在牢房扔掉，我的心多痛啊！

在牢房关了几个月，人已瘦的一把骨头了，全身无力。为了舒展筋骨，我拼命要求劳动。看管员有时让我们出牢房外在院子帮伙房摘掐青菜。

掐菜时，其他女犯拼命偷菜芯、菜叶吃；我因胃不好，再饿也不敢吃那泥裸裸的菜芯。

有一天，幸运的被看管员叫到外面做工；同去的还有一个女右派，她叫谢玉华，是柳州五公司技术员。

我俩在一巷道里做煤饼，没人管我们，俩人说说讲讲，还合得来。她告诉我说，她有一次去干部伙房做工，见到很多白蓬蓬的包子，大块大块的猪肉丢进饭桶里，多可惜，我们看都看不到……听她讲完，我下意识不假思索地说了一句：“朱门酒肉臭，路有冻死骨。”她听我说完，笑了笑，忙说她要去方便。我在做煤球，没有介意。10分钟后，预审科谢科长派人来传我去。我进到预审科，谢科长板着面孔说：“你叫傅世杰吗？看不出你小小年纪，思想如此反动。你说了些什么？”啊！我恍然大悟，是那个女右派告了我。我马上不假思索地说：“我什么也没说。是谢玉华告诉我，她去小伙房做工，看见你们丢猪肉、包子进饭桶，喂狗。我根本不知道。”谢科长怒了：“全不是好东西，关起来，不给你们出来做工。”好不容易能出去做工，这下完了。回到牢房，牢房的人都说要打这个谢玉华；想到她也是“右派分子”，我制止不给打。以后我再没理过她。

1961年7月21日，未经任何审讯，宣判我为：“抗拒改造罪判处管制两年。”（这是刑事处分，是被剥夺政治权利的）管制两年？我不在乎；几年来不都是被管被抓来坐牢吗？

滴血的心只留下最后一点“尊严”

五次的监狱生活，使我在精神上、人格上饱受践踏。我常一个人跑到河边没人去的地方向苍天狂呼乱叫：“为什么这样作贱我？我前世作了什么孽？这一次一次的污辱何时才了结？！”

我不甘心再作贱自己，绝不能自卑、自弃，我要自己看重自己，我要发掘心底的“尊严”。面对现实，穷困是目前最大的难关，我要用我的体力劳动，担起一家四口的生活重担，一定要好好活下去！

1961年冬，市场有开放的转机，我发现市场肥皂紧缺。我翻阅了许多有关化工的书籍，在家大胆试验，几次，几十次，上百次，终于用烧碱把废桐油或其他植物油制成水皂，经使用，去污垢效果还很好。

试制肥皂成功后，想供应市场需求；但自己是刑事犯人，又无本钱，怎么做？花了许多精力找人合伙，我负责技术生产，同伙人出面领执照和借资，终于在62年春天办起了小小化工厂生产肥皂。那时销售势头很好，每月可挣70多元。我很满足，因为这些钱可解决我一家人的生活费了。

父母亲不能胜任挑土方的劳动了，但可领执照做点小买卖。母亲得了卖小菜的执照，每天天未亮就到10多公里外的竹鹅圹购买小菜，天亮了与父亲到菜市摆卖，虽然清苦，一家人和谐相处苦中也甜了。

但好景不长，两个月后，社会上出现许多像我们这样的肥皂厂，生意在竞争中快要失败了。我在市场上碰碰撞撞又了解到市场上酱油、皮硝、苏打之类日用品紧缺，我即转向和同事们生产酱油等物品供应市场。

生活困难的问题，靠自己劳动解决了。人的尊严在鼓励着我：不管在什么困难的环境里，我都能争取胜利的。

为什么不能结婚？

1964年我已是二十七八岁的老姑娘了。“婚姻”从来不敢想，因为人家一听见“右派分子”躲都来不及，谁敢娶个“敌人”做妻子？所以这一辈子“独身”我是认定的了。

1958年未划成右派分子前，曾与一个初中同学（高年级）有过短暂的书信往来，也常对“爱情”有过幸福真挚的憧憬和自信。

这个同学叫陈宗辉（我现在的丈夫），他是1958年才从部队转业回柳州，分配在柳州饭店（市高级干部招待所）工作。我未被划右派前，他向我求过婚。从外表看，他仪表堂堂，落落大方。我也有愿许之意，只因接触了解太少，尚未贸然应允。

1958年秋我被划为“右派分子”。为了不牵连影响他的前途，我在农场监督劳动时，就详细地给了他一封信，说明了我的情况，表示我们的关系从此断绝；我也下定决心“独身”一辈子。

我们之间关系断了数年。1962年，他知道我从监狱回来，很关心地来看望我，安慰我。我非常感谢他；但为了不影响他，劝他少来我家。他多次表示不怕。他心目中知道什么是“右派”，他了解我，并再次向我求婚，甘愿冒着丢掉工作的危险，不做干部去拉板车都要与我在一起。

此时的我，矛盾极了：我何尝不愿有个与我终生厮守、百年好合的伴侣，因我也是女人呀！然而残酷的现实该如何面对？我能和一个国家干部结婚吗？后果将怎样？从长计议我还是没有勇气答应他。

他的真诚和热情终于感动了我。确实，在当时的情况下我没有权利再挑选——怕人家不要还来不及啊！我再次表白说：“我是被管制的，没有结婚的权利。”他直截了当地说：“刑场上还有举行婚礼的，为什么我们不能结婚……”

啊！我还能说什么呢？我答应结婚。由于我身分特殊，为免他受连累，我们不让他单位知道，由他搞了一张单位空白证明领了结婚证。在朋友的帮助下，于1964年4月22日在江滨饭店，邀了双方亲戚、朋友举行了婚礼——我们偷偷结婚了。

为了不让他单位知道，我们在远离市区6公里的地方——箭盘山（原来是兵营，兵营撤走了，房子全空着）租了一间小房，每月房租只要贰元钱。这间小房就是我们的新房。新房内只有我父母买的一张双人床；其他的家产就是旧被、旧蚊帐等。

为了保住丈夫的工作，避免单位的人发觉，他每个星期天只回家一次。

新房这地方偏僻、荒凉，居住的人很少，晚上电灯也没有，一个人孤零零的真害怕呀！有时想着自己连结婚都要躲躲闪闪，热泪总是情不自禁夺眶而出……

我做了母亲

我们虽结了婚，但我知道陈宗辉是苦于找不到理想的对象；而我这个戴帽的“右派分子”又无选择的权利，只要有理由能离开四人中竟有两个“阶级敌人”的小屋，也就无话可说了（我何尝愿意离开我亲爱的父母和弟弟啊！）。

婚后，我早出晚归劳动。每当黄昏后，独自行走在没路的水沟小道上，匆匆回到只有我一个人的家时，心里凄然难受；但一想到这样才能让丈夫平安无事，我也就任劳任怨了。

静寂的生活，激发了我希望有孩子的迫切愿望。我想：女人最神圣的使命就是做母亲了。

当我孕育第一个孩子时，我充满希望，快乐极了。由于肚皮的凸起，又担心见到丈夫的同事（怕人家泄露我们结婚的事实）。偶尔与丈夫星期天上街，碰上他单位的人，他会加快脚步，把我抛离很远；我也习惯地放慢脚步与他越远越陌生才好。

1965年我的朋友罗智祥、张传芬等（她们也被冤为抗拒改造的“右派分子”）从教养场所放回来，来到我的身边。在她们的照顾和伴随下，我勇敢多了。一天收工很晚，她俩在月光照映下伴着我走水沟回家。妊娠七个多月的我，因白天要站立劳动十一二个小时，晚上走在这水沟窄狭的羊肠道上，飘忽而艰难，不小心，我一个筋斗翻下水沟。这水沟离地面小路足有一米多深，幸亏她们把我扶起，才安然无恙。

这样危险的事，难免再有发生。她俩无论如何不忍心我再住下去，便帮我租了市区谷埠街一条小巷的破屋。一个板车把我全家搬到了市区。

1965年化工执照要收回，不给单干要组织合作社。这时我在怀孕，劳动能力差了；加之自己是“右派分子”，好的合作社不能参加，我被安排到绳类社。这是劳动强度大的一种工种。原来72元的工资没有了，要靠打绳子计件工资每月最多只能拿30元。眼看就要分娩了，多亏母亲丢下卖菜的工作来帮我。丈夫每月59元工资，他要赡养他的祖母、母亲，他没有钱给我，我不怪他。我用我单薄的身躯在苦难中搏斗，靠劳动还是活过来了。

1965年10月我生下第一个女儿陈美。母亲伴着我和女儿，我们祖孙三代相依为命地挣扎在一起。

丈夫仍是每星期回家一次。他什么也不用管，吃饭、睡觉，又上他的班去了。

1967年我又怀了第二个女儿陈悦。这时文化大革命进入武斗状态。文化大革命一开始，合作社工作不正常，我这个在合作社独有的“右派分子”又被叫去亮相多次，宣布我是“牛鬼蛇神”，不许乱说乱动。

为了第二个孩子的出世，我白天去合作社劳动，晚上领衣服在家车缝。丈夫每个月开始给我6元钱。

1967年11月10日午夜，为多挣几角钱，我忍着阵阵腹痛，还在帮人家车衣。直捱到叫妈的力气都说不出时，才由母亲搀着我穿过鱼峰山下武斗造反派据点，冒着红卫兵不停摔下的石头，往工人医院艰难地走去。

女儿出世已是半夜时分，只有母亲守护在我的身旁。母女俩四目相望，凄然地笑了。

我突然想起家里还有个两岁的女儿独自一人睡着，怎么办？我只得哀求母亲回去照顾大女儿。我知道母亲一个人穿过鱼峰山时，那像雨点般的石头落在身上的滋味……我真对不起我的母亲，她为我吃尽了苦头，受够了累呀！

1969年我又生了第三个孩子傅劲松。因是男孩，母亲高兴得给孩子父亲打电话。孩子的父亲不是喜欢，而是在电话里恐惧地责备母亲：“让人家知道怎么办？”

丈夫的种种表现，使我有所戒备，心里加重了另一层压力。

再以后，我又生了第四个男孩陈入春。

有了四个孩子的我，精神上有寄托：我要把生命的全部力量统统倾泄给他们，祈愿他们茁壮成长。

由于我是戴着“右派分子”帽子的牛鬼蛇神，从来不敢想享受什么产假，只要能坐起来，就帮人家织毛衣，车缝衣服，因为有几张嘴要靠我吃饭啊！

几个孩子都是在我极困难的年代出生的。我在坐月子的日子里没有休息好，给我留下满身难以言状的多种疾病。

但我谁也不怨，坚持挺起胸站起来。我要活下去！

在“文化大革命”的疯狂日子里

1966年“文化大革命”汹涌澎湃向我们“牛鬼蛇神”扑来，有事无事找麻烦。“阶级斗争为纲”，“敌我分清”，合作社的“牛鬼蛇神”只有我，谁也不敢同我说话。我总是老老实实埋头苦干。脏的、累的活社员不愿干，我这个“非社员”总是抢着干。工资谁都比我高，我只能每月30元；若请了假还要扣工资。

一天，主任交代我回去做一块50公分见方的牌子，写上自己“右派分子”身分，每天挂着牌子上班。听完她的交代，我的脸变灰了。当我看见一些挂着大牌子在街上匆匆行走的“牛鬼蛇神”时，心里真有难说的滋味；现在要我挂大牌子，我不挂！劳动中苦、累，工资低我都忍得；要我挂牌在大街上走，这是人格的侮辱，我受不了。我宁可饿死，也不愿去工作了。

为了挂牌事，我在家痛哭了三天。母亲和弟弟都来安慰我：为了孩子，还是要坚强，面对现实；不上班，无米、无钱，其他工作不给做，怎么办？

工宣队、红卫兵、单位领导无止境地纠缠，逼我去做工，逼我挂牌……痛定思痛，扪心自问：“右派分子”丑在哪里？挂就挂。我写上“右派分子傅世杰”，用一小扣针别在胸前去上班了。中午，社里在工地上召开斗争会，叫大家看我的牌子像什么？他们换上了早已制好的一块一米见方的牌子，硬挂在我的颈上。我把牌子除掉。从此，我坚决不去上工。社里不发工资，我就不要。家里仅有三斤米，一角钱买了豆腐花，我们祖孙仨熬粥顶了七天。

1967年派性斗争矛盾激化，一切显得紊乱，我不去上班也没人找麻烦。为了生活，我顶着烈日到处找工作。帮土产公司车缝补火车上的旧帆蓬，这活又重又脏，我不怕；我想，只要是出力劳动的收入都是清清白白的。

弟弟不幸殒命

1968年夏天，柳州市的武斗进入高潮，在街上走路的行人，常被吓得东奔西跑。我的住处，正好是所谓造反派盘据的据点，当时的“联指”大批人员时常以此为目标开枪射击。我与母亲带着两个年幼的女儿，每月付5元租金，租了一架衣车，在住处不远的路口替人缝补衣服，在枪声的威胁下寻求生计。街上已无行人，这时，我的住处被枪弹击中，引起了火灾。而孩子的父亲在柳州饭店上班，不敢回住处。正在我无计可施时，我的弟弟汗流浃背地跑来看我。他见我们如此情景，马上用两个箩筐把两个女儿挑起就朝安全地带跑。我与母亲才如梦初醒地收拾一些简单的行李，跟着弟弟急匆匆地向南站方向猛跑。总算命大，全家老小平安地渡过了这次劫难。

我弟弟为了救护我们，自己的行李尚未带去，为了转回去要自己的衣物，不幸被爆炸的弹片击中腰部，倒在了街上，血流不止，最后因流血过多而被夺去了年轻的生命。

弟弟的死，实在是“文化大革命”的武斗所致。一场飞来横祸，令全家人痛不欲生。弟弟啊！你才20岁啊，正是年少方刚，为国为家出力的时候。历经多年，一想起弟弟英俊魁梧、诚实稚气的青春笑貌，想起他机灵的神气，想起他正直无私的品德……我的心就痛，就觉得心在流血。

因为家里生活困难，弟弟从小就跟着我在鹿寨城乡度日。尽管我的工资低，弟弟心明眼亮，从不闹吃闹穿，姐弟俩相依为命，过着清苦的生活。他总是穿着我改过的旧衣服过冬。在食堂搭伙食，两人吃着一个人的菜。记得有一次年除夕吃饭，食堂加菜，得了两盘鸡肉。弟弟嘴馋了，两眼盯着菜盘鸡肉，忍不住用手拈了就吃；吃完自己盘里的鸡肉后，又一直望着我盘子里的。一位好心的工友过来对他说：“你怎么能这样呢？你姐姐一点都还未吃啊！”当我刚进饭堂听到工友的批评后，心里难过极了，感到十分愧疚，忍着酸楚的泪水，连忙向那位工友解释说：“小孩子不懂事，没关系，让他吃吧。”这时，略知人情世故的弟弟哭着对我说：“姐姐，我错了……”此时此地，我们姐弟二人，相互拥抱着，不约而同地哭了起来，以泪洗面，度过了一个苦涩的除夕之夜。

弟弟自幼就跟着我，相依为命地过着这种清苦的生活，品尝着人间的辛酸苦辣，经历着坎坷人生的艰难磨练，我怎能不时时想念他呢！

正当弟弟准备考初中的时候，发生了一件意外的事，导致了他终生受辱的厄运。

有一天，他在公共厕所里发现了一幅反动标语，就告诉了同街的几位同学，并带着他们去观看。晚饭后，派出所的人就找上门来，把弟弟带到派出所去，问他那条反动标语是谁写的。他说不知道。派出所的人又说：“别人说是你写的。”他坚决回答说：“不是我写的；但我在厕所发现，告诉同学去看了。”

当晚，年仅12岁的弟弟，被派出所的人留在派出所继续审问，威胁他吓唬他说：“你爸爸成分不好，你说是你写的就算了；你如果抵赖不承认，我们就连你爸、妈一起抓起来。”年幼的弟弟被他们这样一吓唬，害怕连累爸爸、妈妈受罪，就恳求他们说：“我说了你们放我回去吗？请你们不要抓我爸爸、妈妈，我说就是我写的行了吗？”经过一夜的折磨，这个天真无邪的孩子，就被他们认定为 “写反动标语的罪人。”

由于这样，弟弟不能进入公办初中读书，只好无可奈何地进了一间民办初中。实在是不公平啊。三年初中毕业后，由于上述原因，弟弟没能进入高中读书，只好呆在家里，有时搞家务劳动，有时帮母亲到市场卖小菜，有时帮父亲去做零工。

弟弟十六岁时想干活，想赚点钱替家里分担一些负担，通过朋友介绍，他独自一人到离家几十里地的一个矿山打工去了。我的一位女朋友看到他一个人打着赤膊在野外筛矿，转告诉了我。我说：“我有什么办法呢？”生活逼迫，使他过早地担起了生活的重担……

弟弟在这个世界上仅仅活了20年，多么短暂、匆匆！而留在我心里的弟弟，却是长久的，永恒的。我愧疚地双膝跪在父母亲面前，忏悔而悲愤地说：“我没有照顾好弟弟，他的死，我有责任，我对不起你们。但请你们放宽心，哪怕是干活累死，甚至讨米要饭，我一定要把赡养你们的责任担当起来，只要我有一口气在，你们就不会挨饿受冻……”

我苦命的弟弟啊，我没有背弃自己的诺言，我以自己的刻苦劳动，让父母过好了他们的晚年生活。九泉之下，在天之灵，你们都应该略以自慰吧。

弟弟无辜的死，令我化悲痛为力量，继续鼓起勇气，拼搏在求生的荆棘丛中。

武斗的炮声隆隆，我仍然在武斗的枪林弹雨中奔忙着。有朋友约我做酱油生意，我传授技术，每月工资100元，在当时是十分优厚了的。我冒着生命的危险，背上背着七个月大的二女儿陈悦，步行到市区购置原材料，穿行在武斗最激烈的市中心用沙包垒成的防御工事之间。一次，枪声四起，五米外的一位行人被流弹击中倒地身亡。我急忙弯腰迅速转入商店的骑楼底下。稍避锋芒后，我想着母亲和大女儿还在家等着我，便再次回到险境，绕过刚才倒地的无辜男尸，冒死离去。

“右派分子”有病，医生都怕治

1968年10月后，武斗之风趋于和缓。我重操旧业，向人租用一架旧衣车，到布店门前摆摊，每日清晨挑着担子出去，向人吆喝：“车衣啊，马上开工，立等可取。”也还每天可得几元钱。都是很晚才收工回家煮饭烧菜，奶孩子和家务，压得我喘不过气来。

这时，所在的合作社都恢复生产了，但仍然是高举“以阶级斗争为纲”这面大旗，每个单位必须有斗争对象；我这个被斗多次的活把子，不回单位是不行的。如是，社里的工宣队立即将我的衣车、布料、衣服统统收走，命令我回社里“抓革命，促生产”。为了将衣车衣料讨回还给物主，我只好硬着头皮回社里去上班了。

回到社里后，早上早请示，晚上晚汇报，我都被赶出队列，独自一个人去搞卫生。社里搞学习或斗争会，照例我总是站在中央，做社员们的斗争靶子。在劳动方面，都是分派我做劳动强度大烈日风雨露天的工作。每天劳动时间都在12小时以上。而工资我总是最低的，别人每月80元，我仅40元，心情常常抑郁，苦恼。社员也大多不敢与我接近、说话。有一次，一位同组的社员送了一个糍粑给我吃，马上就被叫到办公室，批评为“没有阶级立场”。为了不影响别人，我也颇有自知之明，不主动与别人打招呼、讲闲话、搭热呼，几乎成了一个活哑巴。我的健康状况，也一天不如一天了。

一天中午下班时，我忽然头晕眼花，跌倒在一根铁器上，铁器的利锋刺中了我的头，立刻鲜血淋淋，我痛得几乎休克，不能动弹。在这个人命关天的时刻，全社竟无一个敢站出来做一下救死扶伤的事情。而冷血动物的领导竟散布说，这是八小时以外的时间，与社里无关，后果自负。

稍事休息，脑子渐渐清醒后，我开始意识到只有自救才是惟一的活命办法。我咬紧牙关，拼命挣扎着行走了约五十米，碰上一位好心的邻居，她找到一辆三轮车，扶我上车赶去医院，她则跑回我家告诉了我母亲。

医院见我伤情较重，就安排我住院，并叫我要单位补开一个证明。

当母亲赶到单位拿来证明交给医院后，医生一看，证明上写着：“我厂右派分子自伤，请医院考虑治疗。”主治医生马上把已经开好的住院手续要了回去，严肃地对我说：“你请去看门诊吧。”话音一落，医生也不见了。

母亲无奈，只好借一架板车，泪流满面地把我拉回了家。

半夜跑贵州

随着父母亲年纪的增长，他们都不能参加繁重的体力劳动了。我要用自己的毅力和劳动，养活一家七口人，以证实自己决不是一个懦弱的女人。1970年春节，我背着半岁的三儿子，到贵州的一个苗寨传授制造肥皂的技术，曾获得过每月150元高薪报酬。尽管那时在市里仍然还戴着五类分子的帽子，受到严厉的专制（星期一集中学习、星期二义务劳动，星期三至星期日才属于自己找生活）。但我就利用这属于自己的五天，每星期都往返柳州和贵州之间，向贵州的苗族群众传授制皂技术。我总是在半夜背着孩子赶火车，以免引起别人的怀疑，惹来不必要的麻烦。

记得一次在去贵州的时候，时值早春二月，乍暖还寒，山风呼呼，我搂着孩子坐在车厢里打盹，孩子尿湿了裤裙，我只好把孩子搂得更紧，用我骨瘦如柴的体温把它烘干。孩子在我的怀中甜睡着，第二天凌晨四时，把孩子背上，跟着苗族农民（社里派来接应的社员），再爬60里的山路赶到一个叫三江的苗寨。

苗族群众在我的培训下，仅仅不到一个月的时间，就掌握了生产操作技术，生产出了产品，拿到市场销售一空，当即把150元的培训费兑现给我。我欣喜若狂，要知道，那时150元值钱啊。我可以用它维持全家数月的生活费用啊。

这项培训工作，本来可以在贵州长期搞下去的，后来因为市里面对我们的学习时间经常变动，我害怕他们发现我擅离柳州而被批斗，结果就不再外出搞这个业务了。

最后一次斗争会

从贵州回来后，我不敢坐吃山空，每天领得一些车衣的活路干。日子刚刚平静一些，肉体的创伤刚刚愈合，心灵的创伤尚未抚平，想不到的麻烦又来了。

社里面工宣队，革委会的领导们，跑到我家里，说我开地下工厂，消极对抗，把我替别人加工衣服的布料全部拿走，并命令我立即回社里参加生产。

在武装胁迫下，我只好背起几个月大的三儿子跟着他们走。当我们走到社里，举目一看，天哪，又是斗争大会，“批斗傅世杰大会”的横幅、标语口号，贴满会场。主持人宣布大会开始后，就指名问我为什么不回社里参加劳动，为什么逃避劳动，为什么消极对抗领导？我据理力争说：“我没有一天离开过劳动。我有病，有伤，社里不理我；社里复工了为什么不通知我？我在无人理会的情况下，自找活路保命，能保住活到今天就算不错了。”一些所谓的积极分子，高呼口号，说我态度恶劣，竟丧心病狂地一拥而上，把我双手抱着的三儿子抢过去丢在会场旁边的工棚水泥地上，并且禁止我去照看还吃奶的三儿子。大会就这样拖拖拉拉开到下午七点钟。散会后，我赶紧跑去抱起三儿子。他完全浸泡在尿屎中了，哭声嘶哑。我不顾屎尿的脏臭，赶紧喂孩子吃奶。孩子不哭了，而我的热泪却夺眶而出，一边不断地清理孩子的身上。唉，孩子是无辜的，可怜他幼小的童心，竟也遭此无情的冲击！

批斗会结束后，我赶紧背着孩子往回家的路上赶。次日，孩子病了。我的胃病加重了，大便带血，经医生诊断为“4个+”。医生动员我住院治疗，我哪有钱住院。医师说：“你这么严重的病，不赶紧设法住院治疗，恐怕凶多吉少。”听到医师的忠告，我无奈地慢慢走出了医院的大门。

说来也是“无毛的鸡仔天照应”。当我一个人低头走在四周无人的小道上时，猛然发现地上有一叠人民币！我惊恐万分地弯腰拾起仔细反复端详，才肯定手中拿着的确实是一叠救命的人民币；又仔细认真地一张张反复数起来，一共38元之多。我立即向四周扫视一眼，并未看到一个人。我下意识地想，这难道真的属于我吗？我忐忑不安地怀揣这38元钱回到家中，详细告诉母亲，把钱交给了母亲。

母亲拿着这38元钱，深思了片刻，然后开口说：“38元钱不少啊，可能是皇天大慈大悲吧，是天助你呀，快去治病购药吧。”

扛着大肚子上山挖白云石矿

疾病无情地拆磨着我，而一家人生活的重担仍然压在我的肩上。

但最可怕的还是怕社里来找我的麻烦。为了逃避他们的纠缠，我又怀上了第四个孩子。当我病情稍好转时，听说市玻璃厂需要大量的白云石作原料，我扛着大肚子多次步行到离家十几里的玻璃厂联系、选样、化验，终于达成了协议：在一个山头选矿点，把开出的矿石，一担一担地从山上挑到山下集中堆放，然后定期交到厂方验收，结算。在山上开采矿石是有一定危险的，但它的经济效益可观，每月可以得到150-200元的收入，所以哪怕是经常有小的工伤事故，我也在所不惜，怀着身孕，带着母亲一道去干。直到后来矿源稀缺，开采难度越来越大时，我们才改行。

不久，社里扩充，厂社联办，由社改厂，规模大了，厂里因我较长时间没去上班，怕我回厂后沾了他们的光，就再也不通知我回厂的事；我也“就汤下面”，自由了。每天回到家，与四个儿女们在一起，嘻嘻哈哈，反而开心起来，精神也舒畅许多了。

“割资本主义尾巴”又找到我

1972年，社会形势开始好转，国家对搞好工农业生产开始给予重视了。

第四个儿子出生后，我又开始到处联系找工做，很快就在郊区和柳江县联系了生产酱油的业务。我花去180元购买一架自行车，早出晚归，跑郊区的亚鹅、柳江县的穿山。每次往返都是几十里路程，每次都是身上背着不满周岁的四儿子摸黑回到家里。我以每个月150元的工资报酬，又干了一年多。

我把自己几年来的积蓄，与友人联合开办小型塑料厂，搞一些工艺简单的产品，生活开始初步安定。每天晚上能与母亲和子女们在一起，做家务，聊天，辅导子女们的学习，心情渐渐好转了。

由于我的精打细算，刻苦劳动，到1975年时，开始有一千多元的存款，在当时，供子女们上学和家用，是完全无忧无虑了。再苦再累，只要儿女们不因我的处境而影响他们的学习和生活，我就感到十分满足了。

谁知道突然又接到人民公社的通知，要我去参加公社开办的“割资本主义尾巴”的学习班。啊！问题又来了。我本能地意识到，可能我又要被卷入一场不轻松的漩涡之中了。

因为我是右派分子，曾经在郊区和柳江县办过小型生产事业，被认为是帮助农业社复僻资本主义。这样，亚鹅乡人民公社理所当然地就通知我去参加他们举办的学习班。此一去，不准带小孩，统一在公社吃住，又一次把我与幼小的儿女、年迈的母亲分开了。幼小的四个娃娃，日夜眼望他们妈妈的遥遥归期。

这个学习班，是由市“打击资本主义复辟”领导小组召集的，共50人，女人只有我一个，白天劳动晚上学习，时间一个月。方法是自我坦白交代自己的资本主义非法行为、地下工厂、非法买卖……随后是退出非法收入。50人中，有49人退了非法收入，数量少的几百元，多的几千元。凡退了款的按时放回了家。而我是指导农业社办酱料厂的，每月领工资150元，我坚持没有非法收入，也无款可退，结果多呆了半个月。工作组撤走时，我也被放回家了。

从学习班回来后，我又开始在驾鹤路、鱼峰路办塑料厂，每月领定额工资56元，基本可以满足全家人的生活开支。由于厂子是街道的，有效益了，街道干部比较满意，没有把我当牛鬼蛇神经常亮相或批斗，管制也稍有另眼相看了。我一方面把厂里的工作做好，一方面也在业余时间找些力所能及的零工做，以弥补家用开支。大部份时间找的零工都是拿回家里做的，稍大的两个孩子，也能常帮一些忙。如我领回绳草回家打草绳，孩子就轮流帮摇机子；我领回白布回家车口袋，孩子们饭后就帮着翻袋……经常与儿女们吃在一起，玩在一起，劳动在一起，这就是我惟一的乐趣。

可爱的小天使

我的四个儿女，像路边的小草一样，自出生之日起就经受了严酷的考验，经历了风风雨雨的洗礼，慢慢地在成长壮大起来了。栽什么树苗结什么果；撒什么种子开什么花。1975年我替厂领导外出搞供销业务。当我一回家时，四个儿女一齐拥抱着我，说是要为我的胜利归来举办一个欢迎会。10岁和8岁的女儿把房间早就收拾得干干净净，把我的日常用品和上班用的物品放得整整齐齐。6岁的儿子用粉笔在小黑板上画上花草，五颜六色，歪歪斜斜地写上 “热烈欢迎妈妈归来”的横幅。此情此景，使我激动万分，情不自禁地紧紧抱着孩子们狂吻不止，热泪盈眶……

帽子工厂关门大吉

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后，“反右派斗争”这一历史错案，由党中央宣布给予“改正”。

我是1978年冬天接到“改正”通知书的，心里顿时拨开了一层蒙蔽了二十年的乌云。孩子们的前途将会出现一线曙光、一个前程似锦的新局面。

真的，孩子们先后跨进了大学的校门。啊！我真是兴奋极了！我先后从北京——石家庄——广州——桂林，专门亲自走进儿女们读书求学的几所大学的大门，去探望他们，鼓励他们。

回顾我的青年时代，又何尝不是梦想着小——中学——大学的求学美梦呢？可惜的是，命运捉弄了我，残酷的现实无辜地惩罚了我，使我在短暂的人生旅途中，多次险些命丧黄泉，哪还能跨进大学的门槛呢！所幸的是，儿女们为我争回了这口气。他们在阳光普照的春晖里，既实现了自己的大学梦，也多少弥补了我未能进大学校门的遗憾。儿女们给了我最大的安慰，这就是我引以为荣的最大幸福！

落实政策后，我被分配到一个区办的工厂担任厂长职务。工作中我团结同志，克已奉公，与工人们一道把一个濒临倒闭的工厂，救活起来，使我在有生之年，为祖国做了一个普通公民应该做好的事情，尽到了自己一分应尽的义务。

由于操劳过度，我病倒了。好在得到了组织上的关怀照顾，先后到北京、南宁治疗，挽救了我垂危的生命，稳定了我的病情。由于我的体质较差，加上长期的劳累，不能再继续胜任现有的工作，1986年获准病退，至今一直在家安享晚年之乐。

光阴易逝，岁月难留，人生如梦（噩梦？）！曾几何时，我们的祖国不是也经历了不寻常的大变革，才迈开大步向前的吗!

历史是公正的，也是无情的；但归根结蒂，是公正的。二十年右派生涯，磨炼了我，尽管我付出了沉重的代价。公正的历史终于恢复了我善良诚实、刻苦奉献的本真面目。我，作为一个大写的人，问心无愧、理直气壮地活在这个星球上。

但愿我所经历过的历史悲剧从此划上一个坚实的句号。

2000年（原载《百草情》）

编者：请阅李昌玉读后感《苦涩的女中豪杰傅世杰》（摘要）

中国的女右派比男右派人数少得多，但不乏足可叫男右派们俯首折腰甘拜下风的巾帼英雄、女中豪杰。其中有被称为圣女的林昭，但是林昭毕竟只有一个。傅世杰和林昭相比，她们的文化背景差异非常大。林昭的年龄比傅世杰大几岁，而且受到过西方文化和基督教文化的洗礼，参加了北京大学的反右运动，所见所闻都是傅世杰难以企及的。傅世杰只初中毕业，而且是在乡下做小学教师。但是，她却从自身的遭遇中，不自觉地认识到反右运动的反人权反人性的邪恶本质。

傅世杰虽然在苦难的深渊中苟且求生，但是她始终保持着一颗善良的诚挚的心，在任何高压的逼迫下，宁可忍受巨大的屈辱，也要维护人格的尊严。她卖血去帮助右派难友，而不记恨人家对她的伤害。她对于告密者谢玉华表示出高贵的蔑视。

傅世杰还是幸福的，因为她的屈辱与艰辛，使4个子女都上了大学。最后，她和丈夫去投奔儿女，移民加拿大。傅世杰在《多伦多日记》中写道：“三月，避寒离去数月的大雁，又一群群一对对飞回来，时而在这湛蓝如洗的天空中自由翱翔；时而在湖边、公园和我的住宅草坪上，成双结对，漫步游荡，多快活、自在啊！谁也不会去干扰它们。”我们衷心地祝愿傅世杰和她的先生陈宗辉先生，在枫叶如火的那个自由的国度里，安享晚年！

李昌玉 2006-7-4于山东大学附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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