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不怎么读史，原因是，我记性太差，总是记不得里面的人名，隔两日再拾起来，便搞不清楚此时出现的仁兄是谁了。唯一正经读过的是《资治通鉴》，挺惭愧的说，还是蹲马桶时看的，日积月累也就读完了。
　　
　　老实说，随着一次如厕行为的完成，拉起裤子，我看的那点章节就随着哗啦啦的冲水声一同进了化粪池，没留下多少记忆，脑海里只存留着一点印象，准确说，是点气味，令人掩鼻的气味。这就是历史的气息——所谓历史，就是人的阳谋和阴谋，就是利益之争，充斥着数不清的欺骗、陷害和讹诈，也跳跃着一堆文人——最后也说不清谁是君子、谁是小人了，总之是搅和在一起，成了一堆软塌塌、粘乎乎、臭烘烘的物质。
　　
　　我这么说，似乎对古代的文化老前辈有些不敬，但是，其中的很多事情就是他们折腾出来的。有人说，中国文人最热衷于两件事，第一是如何维护皇帝，第二是琢磨道德，并为我所用。第一件事情好理解，学而优则仕，那叫梦想；第二件事情有点玄妙，把道德琢磨出来了，和私心有什么关系呢？这也好理解，一个文人，手无扁人之力，何以服众？惟有在道德上大做文章，于是乎，自己就是道德家了，你扁你是爱惜你，你扁我就是没品、臭德行，即使我不反击你，别人的唾沫星都会恶心死你。
　　
　　看看孔夫子的一生，就更加明白了。这老头子颠沛了一生，按照现在的说法，就是盲流。他还是个政治盲流，花了不少在求官上，估计他口才不行，别人嫌他罗嗦，所以没能如愿当上国务院总理，只好当教授去了——只开了两门课，第一门课是《维护皇帝老儿理论基础》，原本鲁国也有不少弑君之类的龌龊事，可孔教授的主编的历史书里，愣是给轻描淡写的抹掉了，还美其名曰“为尊者讳，为长者讳”。类似的手段还有一些。第二门课是〈思想品德修养〉，不但传授了理论部分，还制定了守则大纲。这一点就厉害了，他的徒子徒们按照大纲，撰写了若干的教材，一直使用了几千年。
　　
　　我悻悻的想，假如那时候有收容制度就好了——把那小老头收容起来，饿他几顿，再遣送回去，估计中国的很多历史就得改写，而我们的书包和大脑也会轻松很多。
　　
　　假如这事放在西方世界，估计影响也不会那么大。在中国则不一样，因为突然有一天，这些东西还成了全国考公务员的统一教材了——你想做官吗？对不起，得把教材研究透彻了。所以，都说文人清高，可憋足了劲想做官的还是那些人。即使出现几个矫矫不群的，隐居了，不合作了，其心理也非常微妙——就说陶渊明，干了几个月的政府干部，一生气回家种地去了，可按照苏轼的揭露，那陶先生还是去过几次省城的，看到官员们的豪华排场，也不禁嫉妒了一番。
　　
　　由于想当官想疯了，古人读教材比我们用功多了，但凡靠着真本事谋取了官位的，其脑袋的变态程度也就异常厉害了，最经典的物证就是创造了破鞋理论——你老公被牛车撞死了，你守寡了四十年，好一个烈女贞妇；假如你不小心二婚了，你就是荡妇，就是破鞋。于是乎，中国就有了女性的对立阵营，一边是性压抑的烈女，一边是快乐的破鞋。
　　
　　我琢磨着，这些家伙为什么要劳民伤财的树牌坊呢？想来想去，还是一个利字。不树这个牌坊，那么女人就不怎么好管教，搞来搞去，男人就容易戴上绿帽子。所以，中国历史上有不少为男人枯守一世的傻女人，却很少听说哪个男人为了女人当了活死人。
　　
　　把不守礼教的女子形容为破鞋，那仅是道德家的小试牛刀。他既然是道德家，就有理由在思想领域来一次破鞋大鉴定。这话有点蹊跷，鞋之新旧一看便知，难道还需要拿去化验吗？问题的关键就在这里——是鞋总不会太干净的，倘若不定个标准，那么道德家自己的鞋子难免也称为破鞋，到时候就天下大乱、鞋将不鞋了。所以，定下破鞋标准是把别人打成破鞋的必要条件。良臣不侍二主，侍贰绝非良臣，这是鉴别的标准之一。
　　
　　有了标准，也就有了破鞋。中国历史上最大的破鞋，是个叫冯道的老先生，他一辈子在五个朝代、是个皇帝手下当过政府官员，难怪动不动就被骂做“大汉奸”。然而，假如看一下历史书，就会发现，这老冯是个大大的好人——作官清廉，为人宽厚塌实，不贪污、不受贿、不腐败、不搞女人，发了奖金还和手下的一起花，动不动就薪水拿出来救济穷人，回家也不坐宝马奔驰，只靠两条腿走路；而且，以弱国之使去敌国交涉，也是不卑不亢；面对龙颜之怒，还可以侃侃而谈，坚持己见，做了不少于国于民有利的好事。无论怎样，都算得上是勤政爱民的好官。
　　
　　中国的道德家是不会这么看的——你老冯过得如此逍遥，不但二婚过，而且一口气五婚，我不管你是否有爱情，总之是个超级大破鞋。司马光就在〈资治通鉴〉里把老冯大骂一通，不知何故，他突然发了通议论，说“邦有道则见，邦无道则隐，或灭迹山林，或优游下僚”。
　　
　　这话说得非常微妙，我怀疑司马大人内心深处还是有点小嫉妒的，但是又说不出口，只好说，盛世你就出来做官吧，乱世你就隐居起来，即使做官，也只能做科长，而不可以做部长。换句话说，你老公死了，你赶快守寡去吧，实在熬不住了，那么嫁人绝不可以做正房，建议你做个奴婢兼姘头。可问题是，无论是正房或姘头，和第二个男人做爱的事实都已经成立了，为什么做正房就算是破鞋，做姘头就不算是破鞋呢？所以说，教科书读多了，脑袋不进水都难。
　　
　　拿道德大棒把人砸成破鞋的，通常有着不可告人的隐秘私心——我把你砸成破鞋，本身就在标榜着，我不但不是破鞋，而且还是最光鲜的那双新鞋。聂作平先生在〈历史的耻部〉一书中也谈到冯道的遭遇，发感慨说，“所有持道德武器批判人事的批评家最易犯的毛病就是用自己也办不到的标准去要求别人”。这话说得对，纵观历史，那些批评家（包括司马光）的屁股都不怎么干净。假如恰逢乱世，遭遇兵变、亡国，溜得最快的都是道德家，而哭着嚷着要做破鞋的也正是道德家。
　　
　　所以说，道德家写的东西多有虚伪，任凭他的笔头千折百转，无非就是个“利”。李敬泽在一篇文章中论说〈战国策〉，把它比喻成说话技巧的教材，“话是空的，它不指向真理或事实，它指向人的软肋——人的虚荣、欲望和利益”。所以，他得出的结论是，“〈战国策〉还用读？江湖之上谁人不是胸中早有一部〈战国策〉，才下心头又上口头？”
　　
　　道德家的东西看多无益，还不如看看时尚杂志叫人心情愉快。所以再上洗手间时，腋下的不再是史书，而换成时尚杂志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