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九四九年二月二十八日，南老师到了台湾，直到一九八五年七月四日离开，一住就是三十六年．这个时期是南老师的壮年和中年，也是他开创一片天地、达到享有盛名的时期。我不想把南老师的这个时期划成明显的阶段，但为了叙述的方便，大至可分为前期、中期和后期。五十年代为前期，六十年代到七十年代为中期，八十年代为后期．

乱世人生路

南老师一个人到了台湾，把父母、妻子和两个儿子留在了大陆家乡，一别四十年，恍如隔世．有些文章说他去台时“挈妇将雏”，那是不确切的。抗战胜利后，他在一九四七年回了一趟老家，住了一段不长的时间，又出去闯荡了．一九四八年，他去了一趟台湾，但时间不长，很快便回来了。一九四九年，他是只身渡海，便再也没有回过老家．

话说台湾被清朝政府割让给日本以后，被日本统治了五十年，抗战胜利，台湾回归中国．国民党派浙江省主席陈仪去接管。接管工作需要人，当时愿意去台湾的人并不多，派到台湾去被认为是流放。国民党的官员忙着当“劫收大员”，忙着搞 “五子登科”。当时。国民党在内部登记，征集五类人员去台湾工作，台湾省籍人；福莲人主要是闽南人；留学过日本的；浙江平阳人．因为也讲闽南话；还有其他特殊情况的人。至于后来，有些不属于上面这五种情况的人，也志愿报名去了台湾、这种人因为复员没有路子，没有靠山．在大陆找不到差使，只好去台湾找一条出路。那时候，南老师没有跟随国民党接收大员的潮流回乡，他还在大西南东奔西跑，访师求道。

在国共两党和谈失败后．内战烽火再次燃起。战场形势发展迅速．中国人民解放军从弱到强，势如破竹，国民党兵败如山倒。到了一九四八年．国民党在战场上节节败退，毫无招架之力。“党国要员’和巨商富贾，携带妻儿老小、黄金美钞。坐飞机坐轮船，来个大搬家，纷纷跑到台湾，照样过他们的富贵生活；跑到台湾去的人，像南老师这样的单身汉。也大有人在。一种是当兵的或机关的下级人员，随着部队或机关一起过去；一种是并不属于哪个部队或机关．只是全家一起走太不容易，要卖掉大陆的家产，凑足路费，在当时那种兵荒马乱的情况下．谈何容易，只好一个人先去，等那边安排好之后。再把全家老小接过去、这样做的人确实有，但很少。那些脑子特别灵，动作又特别快的人，把全家搬到台湾安顿下来；动作稍为慢一点，想再来接家属，就接下成了，只得天各一方．望洋兴叹了。

南老师一九四七年回家乡时，谈不上衣锦还乡，但在家乡这种小地方，也算是见过世面的人物了。当时，温州虽然还听不到枪声，但内战的消息也不断传来、有一天半夜，父亲把他叫起来，问他天下大势将如何收场，共产党会不会成功。南老师回答：国民党已是落日残阳．共产党绝对会成功，肯定会坐天下．父亲问他，你是不是共产党。南老师回答；我是你儿子，我要是共产党，我会告诉你的；这次我回来，是同你商量，全家一起走、南老师的父亲没有被他说动，对他说：我不走，你赶快走。

南老师没有说动父亲，只好辞别了年迈的双亲和妻儿，再次离开家乡，但他没有马上去台湾。南老师到了上海，住在虹口区的一个佛教医院里，当家的智方法师，把一间特等病房的钥匙交给了南老师．使南老师在兵荒马乱的年头，有一个又舒适又清静的安身之处。

在这段时间里，有一件事值得提一下。杭州一个老和尚，巨赞法师，被国民党特务列入黑名单，想要他的命，罪名是：他，还有虚云大和尚，陈铭枢等人向共产党靠拢．同共产党有联系。巨赞得到这个悄息后，来找南老师求救。南老师问他到底同共产党有什么关系。巨赞说，他同共产党己搭上手，共产党来了．他也不走，他要留下来，目的是保护佛教、南老师听说他要保护佛教．这个想法很好．这个忙一定要帮．救巨赞一命．南老师立即奔赴南京．找保密局、戴笠已于一九四六年坠机身亡，军统局在他死后改编为保密局，由郑介民主事。南老师同郑介民底下的人还能说上话．南老师说：这个和尚不要杀，请手下留情．放巨赞和尚一条命；巨赞同共产党搭上手．是要保护佛教，其实，你们最好也去同其产党搭个手。郑介民底下那个人口头答应不杀巨赞后，南老师还不放心，要他写一张条子．拿回去．让巨赞自己交给保密局杭州站站长。南老师的这一番奔波，总算救了巨赞的一条命。解放后，巨赞和尚曾经当过中国佛教协会副会长。

南老师没有留在大陆等待解放，他怎么也不会留在大陆迎接解放，这一点是肯定的；虽然他不是国民党的要员。但他毕竟在国民党统治下生活了几十年，在政治上、思想上以及人事关系上同国民党政权有千丝万缕的联系、他曾经在成都军校当过几个月的武木教官．并接受过政治训练，自认为是蒋介石的学生；在西南的时候，他的一个朋友、国民党的西康行辕主任贺国光，曾经送给他一个“少将参议”的头衔，虽然国民党里将官头衔满天飞，他的这个头衔完全是一顶没用的帽子，但在南老师的心里，共产党来了，他的这顶帽子足以使他掉脑袋。还有，从政治思想上来看，南老师受懦家的思想影响很深．尽管不满国民党政权的腐败无能，却不会跳出这个营垒反戈一击，他不会这佯做的。

在南老师要走未走之际，一九四九年一月二十一日，蒋介石宣布引退”．李宗仁当上代总统。李宗仁的“军师”白祟禧，从武汉托人传话给南老师，请南老师出山，许诺的官衔是政洽参议兼秘书。有人说这是”老亮”找‘小亮”．因为白崇禧有“小诸葛”之称。南老师听了，笑话，我怎么会去．他引用了两句古诗；“千里长江皆渡忙，十年养士得何人．”这个时候请南老师出山，南老师当然不为所动，他已经看到，国民党政权“日薄西山，气息奄奄”的败局根本无法挽回了。

真正促使南老师离开大陆的是一条新闻。台湾当局宣布，从一九四九年三月一日开始，台湾实行出入境管理制度，凡是进出台湾的人，都得有当局颁发的出入境证件。南老师一看，情况不妙，得赶紧去．晚了就麻烦了。南老师不是怕拿不到一个证件，而是主管这件事的人，南老师不愿意向他低头．于是，南老师立即买好了去台湾的轮船票．赶到台湾的那天，正好是二月二十八日、南老师庆幸自己能活着跑到台湾，因为那时都是仓皇逃难，大陆去的船一般都超载，就在前几天，发生了一起翻船沉船的事件，酿成几百人葬身鱼腹的惨剧。南老师平安抵达台湾基隆，回想这段狼狈出逃的经历，菲常感慨，想起古人两句诗：“三百年来养士潮，为何文武尽皆逃。”

台湾。南老师前一年已来过一趟，给他的印象有好有坏．南老师觉得惊奇的是．台湾的基础设施搞得不错，电力、马路、自来水，都搞得不错；社会秩序也比较好、但老百姓都很穷，满街的木拖板，老百姓都穿木拖板。台湾的“酒吧女”很漂亮，大概是混血的关系．因为菏兰人、葡萄牙人、日本人在此都统治过．但“酒吧女”上下都不能看，上面，一笑，“满口金牙”；下面，一抬脚，“两条烂腿”，没有袜子穿。总之，台湾的老百姓那时过着贫穷的生恬。

南老师到台后，先是栖身在基隆海滨一陋巷中，他带到台湾来的不是黄金美钞，而是一大堆书。到台湾干什么？南老师没有自已明确的打算。蒋介石后来“退到”台湾，是想把台湾变成“反共基地”，梦想有朝一日从这里“反攻大陆”，夺回在他手中失去的王朝。南老师当时并不相信蒋介石的这番话。南老师是熟读史书的人，古今中外，从海岛反攻大陆，没有成功的先例。一个政权，被打败了，被赶到海岛上去了，再想反攻到大陆上去，绝对是不可能的；拿破仑失败后，被流放到圣赫勒那岛，最后死在那里、何况面对现实，共产党在大陆如风卷残云，势不可挡，说不定哪一天共产党就要打过来了，渡过海峡，占领台湾。蒋介石到台湾不久，就到菲律宾作了一次访问，据《蒋经国传》的作者江南分析．蒋介石这次出访．实际上是为自己安排后路，万一共产党打过来，美国他是不会去的，他很可能流亡菲津宾或者南美洲。南老师也要为自己的下一步作出安排。万一共产党过来怎么办？逃到外国去？南老师不干、他曾经说过；这一点我同吴佩孚一样，一辈子不喜欢外国。南老师给自已想了一条后路：万一台湾守不住了，共产党过来了，就再跑，找一个小岛，在那里住下来．做点生意．当时．要做海上生意，有两样东西必不可少．一样是船，一样是枪．可是，这两样东西，当时一般人不容易搞到。还是南老师的朋友多，三教九流，什么人都有。戴笠的一些老部下也来找南老师。三条船，十几条枪，很快就搞到了。南老师同几个朋友一起，在基隆办起了一个公司。那时候不兴叫公司，而叫“行”，南老师为公司起的名字叫“义利行”，又讲义又讲利，这是孟子的话．南老师熟读古书，生平第一次做生意，也忘不了古人明训。

“义利行”开张，南老师自己当大老板，但他自己没有多少钱，资金大部分是别人的。当时仓皇逃到台湾的人很多，官僚、土豪、劣绅、地痞、流氓，这是共产党的形容词，南老师说，事实上就是那么回事，这些人都跑到台湾来了。他们身上多多少少都带有黄金美钞。但这些人个个如丧家之犬，惊魂未定，加上人地生疏，也不知道到哪儿赚钱，怎么去赚钱。南老师朋友多，人缘好，四川的朋友，云南的朋友，浙江的朋友，同乡的亲友，什么“立法委员”、“游击司令”，都来找南老师，许多人都愿意把黄金美钞交给南老师，同他合伙做生意，“义利行”很快就筹集了几千两黄金、南老师现在经常讲．天下的钱多得很，就看你会不会去拿来用。我看，南老师的这个经验之谈，最早是从“义利行”的实践中得到的．

现在有些介绍文章，把南老师说成是“台湾商人”，那是不准确的。从真正意义上说，南老师做生意，“义利行”是他生平的第一次，也是最后一次。南老师现在虽然挂着香港一家公司董事长的头街，那不过是挂名而已，董事长不“懂事”，他并不管实际操作、而南老师第一次做生意，把个“义利行”还真弄得有声有色，三条机帆船。从琉球运货到舟山，当时舟山还在国民党手里；再从舟山把货运到琉球去卖，钱赚得不少。’‘义利行”天天宾客盈门，经常是席开五六桌。赚来的钱，别人入股的钱，金条拿布一裹，随手塞在枕头底下。

既然又讲义又讲利，南老师在这段时间里，烛了不少“义事”．大陆逃来的人当中，穷光蛋也不少，这种人找到南老师，南老师都慷慨解囊，雪中送炭。国民党的一些残兵败将，蓬头垢面，胡子拉碴．来找南老师，南老师就接济他们。更重要的 “义举”是．南老师救了不少人的命、国民党在大陆杀了千千万万的人，“撤退”到台湾以后，又杀人不计其数。有名的“二·二八”事件，杀的大多数是台湾本土人，不知道制造了多少冤魂， “二·二八”的死结至今还没有解开。紧接着，国民党又在“抓匪谍”的口号下，又大开杀戒，抓了人，往麻袋里一装，扔到海里去、这批被杀的人，以大陆去的人为多，说是抓“匪谍”，其实，真正的共产党并没有几个，被杀的绝大多数是冤枉的。那时，国民党实行身份证制度，凡是从大陆来的．办理身份证都得有人担保．如果查明是共产党，担保人也要跟着送命．南老师早亲一步，基隆的擎察、宪兵联检处处长是当年成都军校的学生，同南老师的关系自然非同一般。这样，来找南老师担保的人很多；南老师又是个爱管闲事的人，人家找上门来，他就有求必应，掏出私章在人家的担保书上一敲，不管是认识的或不认识的，不管是不是共产党，救人济难的事．他是很乐意干的。启来。求的人多了，他嫌这样做麻烦，干脆把自己的私章放在联检处处长那儿，凡是能说出南某人名字的人，他都给担保。南老师回忆，那时候被国民党杀害的人无数，都是冤枉死的，哪有什么共产党的影子。台北有个叫马场町的地方，枪毙人的地方，每天都有人被拉去枪毙，一提起马场町，人人不寒而栗。有一天，南老师碰到那位联检处处长，一问，用自已名义担保的人已有四百八十多人。南老师一听．赶紧把自已的私章要回来，还是得慎重一点好，万一担保的人当中，真的出了个共产党，自己这条命也要搭进去；几十年来，能活下来也不容易，不要毫无意义地把这条命往马场叮送。南老师当年担保了那么多人．有些人后来成了南老师的好朋友；在危难之中，能得到别人的帮助，自然是终生不忘。

“义利行”总的来说还算顺利，但好日子没有维持多久，就遭受了一场灭顶之灾。一天中午，在舟山做生意的合伙人突然出现在南老师的面前，面如士色，一副狼狈相。他是从舟山回来，刚下的船，向南老师报告：国民党要撤退，三条船被征用，用来运国民党的残乒败将；三船汽油被烧掉，损失黄金三干两．他觉得很惭愧．对不起南老师．南老师一听，“义利行”的老本通通输光，何况许多钱都是别人的血本。但是，南老师表现得很镇定，就像他一生对待钱财的态度那样，他对这位合伙人说，没有事，不要紧．你先回家去，洗个澡，睡一觉，生意的事明天再说．

明天，南老师也没有什么高招。一夜之间，南老师从一个有钱的老板，变成一个穷光蛋，甚至要靠典当衣服来维持生活，生活陷入平生从未遭遇的困境。不久，南老师离开基隆，迁到台北，住在一个菜市场旁边。此后，在整个五十年代，南老师几乎都是过着清贫的生恬。关于南老师的这一段生活状况，他的学生张尚德教授曾有这样的描写：“一家六口挤在一个小屋内，‘家徒四壁’都不足以形容他的穷，因力他连‘四壁’都没有．然而．和他谈话，他满面春风，不但穷而不愁．潦而不倒，好像这个世界就是他，他就是这个世界，富有极了。”这是一九六 O年的事。

在这段文字里提到，南老师“一家六口”，我来解释一下事情的背景．八年抗战和三年内战，使千百万人家破人亡，流离失所，制造了无数的人间悲剧；同时，也大大地冲击了人们的婚烟关系。在电影《一江春水向东流》里，有所谓的“抗战夫人”、”胜利夫人”，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国民党官场的状况。一九四九年，国民党败退到台湾以后，“改组婚姻”又成为一种普遍的现象、最高层的“党国要人”、富商巨贾，都是全家老小搬到台湾，但许许多多的人都是孤身一人，随大流而去，把妻儿留在了大陆。本以为“委员长”能很快带领他们”反攻大陆”，打回老家去，与家人团圆，但这个梦想很快就破灭了、于是，那些在大陆有家室的人，纷纷重组家庭，被称为“改组派”，不重组家庭的反而是少数。

南老师到台湾后．不久也重新组成了新的家庭。新夫人名叫杨向薇，东北长春人，为人热情，心地善良，也是孤身一人随大流到了台湾。南老师同杨向薇的姻缘，说起来也带有一点偶然性。南老师那时在基隆，有一天，基隆一间小旅馆失火，住在旅馆的旅客本来都是从大陆逃难来的．现在又成了无家可归者．南老师天性慈悲仗义．他的家就成了接待所．杨向薇也在这批火灾难民之中，住到了南老师的家里。不久，难民们一个一个先后搬出去了．只有杨向薇还住在南老师家；同是天涯沦落人．两人结为夫妻。在家乡的原配夫人，从同乡的嘴里知道南老师在基隆落脚后，带了还不到十岁的二儿子小舜，颇费艰辛，寻到基隆。南老师有两位夫人，当时没有现在的《婚姻法》，不犯重婚罪；两位夫人融洽相处，相安无事。后来，南老师做生意失败，经济上陷入困境，原配夫人领着儿子返回老家，从此天各一方。新夫人结婚之后，孩子一个接一个出生，一共生了四个孩子，两男两女，生活是十分的艰难。这段婚姻维持了二十多年．夫妻没有能够白头到老，于一九七三年最后分道扬镳了，其中的原因肯定非常复杂，讲起来是一个长长的故事，我只好一言以蔽之了。

总之，整个五十年代，也就是南老师到台湾后的十多年的时间里，除了“义利行”兴隆红火的几个月时间外，属于他一生中生括最困难的时期，他胼手胝足。默默耕耘．做出了常人做不到的事惰。在这段时间里，即使在个人生活极端困难的情况下，他还念念不忘弘扬中华传统文化。日本统治台湾五十年，推行奴化教育，早年，学校里还可以教“四书五经”，到了抗战开始，报纸的中文版被禁止了，学校里“四书五经”也不让念了。南老师刚到台湾的时候，书店里买不到“四书五经”、《红楼梦》；现在台湾某些高官，从小接受的是日本的教育，连《三国演义》都读不懂，要看日文版的．国民党逃到台湾后，根本没有心思顾得上文化建设的事、南老师看到这种情况，心里很着急。重视文化是南老师的一贯思想，他认力，文化是根本，一个国家，一个民族，如果没有文化．不管你经济怎么发展，这个社会也不可能繁荣安定的。

南老师就在文化方面全力以赴，做他想要做的事。当时，到处找不到一部佛经．南老师就从自己带来的书中选了一部佛经。没有钱印不了。不过．好事自有好心人相助，有人出钱给他印了几百套佛经，但是。很长时间里也没有卖出去。后来，碰到一位商人．他愿意出钱全部买下，南老师当然很高兴，算碰到好心人，自己的苦心没有白费。谁知道，这个商人原来是一个肉商，他把这些佛经买回去，然后把书都撕开来，拿来包肉用。这件事，南老师后来经常提起，当作一个笑话、实际上，这里面包含了多少文化人的悲哀。

这里还有一点值得提一下，在他到台初期的那段艰苦的日子里，他仍然保持了那种热情好客、仗义疏财的豪放气派。他得知邻居揭不开锅，可以把自己家仅有的米送去。那时，台湾整个社会经济不发达．一般老百姓生活都比较困难，比南老师穷的大有人在，只要求到南老师，他总是慷慨解囊，受过他的接济的人不知道有多少。这种作风或这种品德．贯穿了他一生的行迹．一个人，当他的钱多得花不了的时候，拿出一小部分来．捐给教育机构．捐给慈善事业，自己留个好名声，这样的人当然也不错，西方国家和港台地区，很多人就是这样做的，但毕竟还是比较容易做得到的；难的是在自己并不富裕的情况下，能从自己的碗里拨出半碗饭给饿肚子的人，这就非有菩萨心肠不可了，南老师就是这样的人．近年来，我碰到南老师有的学生，在南老师面前表示．等自己赚了大钱．发了大财以后，一定去做事，做善事．南老师听了，一笑了之。

道德文章开辟新天地

南老师在台湾的第二阶段，我算它为中期，大概从六十年代到七十年代中期，这十几年的时间，是南老师的事功最辉煌最鼎盛的阶段，所谓著作等身、桃李满天下的局面，就是在这段时间里形成的。

这个阶段，台湾社会的特点是．一方面，国民党、蒋介石的独裁统治，恩想上采取禁锢主义，但又拿不出什么像样的口号来维系人心，蒋介石的“反攻大陆”的口号喊了十几年．天天喊，年年喊，喊得老兵们胡子长了，头发白了，也看不到反攻大陆的影子。另一方面，台湾经济从稳定开始走上繁荣，人民生活开始富裕，但因为没有一种理念、一种精神来支撑，整个社会的价值观、道德观出现了问题、如果说，时势造英雄．那么，在这佯一个大环境中，南老师的一整套理论，或者说他的全部学问，才有了需要，有了市场，他的弘法传道、济滋救人的理想才能够实现．

这十几年里，南老师做了很多事情，而且，做得都比较顺心。

一九六三年，“中国文化大学”聘请南老师担任教授，这是南老师在台湾的第一份正式工作。南老师接到聘书后，非常感慨，他写了一首诗：

门外忽传走转车．

聘书递送却愁余。

自从长揖山林后，

又向人间填表书。

后来，辅仁大学也邀请南老师给学生讲哲学讲禅宗。辅仁大学和中国文化大学都是私立大学，规模和名气都相当大。南老师没有到公立大学上课，原因是南老师没有学历资格，前面说过，南老师一辈于没有一张文凭，连小学的文凭也没有。台湾当时还是沿袭国民党在大陆时的老办法，公立大学的教授都由“教育部”任命，不管你学问多大，你是自学成才．没有学历资格，“教育部”也不会任命你当教授。后来，南老师名气越来越大，教课很受学生的欢迎，教育部想给南老师特批一个教授资格。六十年代初，“教育部长”几次派人登门，请南老师在一张表格上签名盖章，就可以给他颁发教授资格证书．但南老师就是不签名盖章．他对来人说：“麻烦你跑了好几趟，真对不起部长和你、并非我不识抬举，不通人情，无奈我从来不想取得什么资格，事实上我不想把我这些不成文的著作拿去请人审查，我当然不能在申请表上签名盖章。”这就是南老师！别人拉关系走门路都求之不得的东西，白送给南老师他都不要．南老师不希罕这种任命的教授，就是不去公立大学教书。

当时．台湾大学校园里流传着“不三不四”教授的称呼，这自然是贬义的，是讽刺那些教“三民主义”和“四书五经”的教授，满口的教条和空洞的口号．学生当然不爱听。但南老师认为，学生不爱听．原因是你老师教得不好。他甚至自愿去代课．讲四书五经，结果，大受学生的欢迎。

南老师讲课有一个特点，不带讲稿。他的普通话不很标准，略有家乡江浙口音和四川口音，除个别字外，一般还比较容易懂。他讲课非常生动，所谓厚积薄发，他脑子里装的东西太多了，真是信手拈来，出口成章。我开头三次去香港，都是他叫我做记录整理工作的。第一次讲《大学》，第二次讲《禅宗与生命科学》，第三次讲《庄子》．每次上课大约一个半小时。他自己拿一本原书，叫学生也准备一本书。有时侯．没有那么多的书，他事先叫秘书把有关的章节复印出来，听课的学生人手一册，南老师逐字逐句解释。像《大学》，《庄子》这些书，我们现代人读起来确实感到很深奥，很难懂。近年来，国内出版界掀起一波一波的传统文化热，把我们的老古董翻了个遍，或注释．或今译，甚至一部古书有好几种今译本、这种古书的今译本，翻译得好不好，效果到底怎样，早有出版方面的权威人士提出过质疑。南老师对古书今译这种事当然是不以为然的．因为就他而言，差不多所有的古书都是青少年时代念的，私塾里的老师教他们的时候．只带领他们念，一天一段，第二天就要背出来．背不出来就要打板子，打手心，教书先生的“戒方”就是拿来打学生的手心用的，起一种震慑作用。可怜古代的学子，从五六岁开始．整天在“戒方”的威胁下．摇头晃脑，死记硬背四书五经。如果有哪句话是什么意思搞不懂，去问问老师，老师根本不理踩你，眼晴都不看你一眼，恶狠狠地说；”‘叫你背就背，什么意思，你大了自然会懂的。”

达种教育方法早就不复存在了，现在的学生可以不受“戒方”的威胁，可以不用背那么多的古书了、那么，这种古老的教育方法是不是一无是处？南老师的回答是“不！”因为他从这种老式教育中受益匪浅。尽管他没有吃过多少板子，但老师教他的，老师要他背的书．他都背下来了，当年没有搞懂书中的意思，等他长大了。经过人生的磨练，书中的道理自然明白了，当年背的书使他一辈子受用无穷、所以，南老师经常对他的那些二三十岁、四五十岁的门生讲；“你们算是读书啊？你们读过几本书？我讲过一百遍你们都记不住。”有道理吗？当然有。但用南老师当年所受的那种方法来教现在的小孩，行不行得通呢？恐怕行不通．南老师有个学生想出钱在国内办学，让学生从小接受传统文化，要学生从小背古书，这事恐怕办不成，毕竟时代不同了，不要说孩子不干，家长也不会送孩子去受这份罪。

南老师自己能背书．但并不要求他的那些成年学生背书，他知道这是做不到的事．但他要求学生在读古书时，要“以经解经”、“经史合参”，从原书里找答案，而不要被前人的注解套住了，以至越弄越糊涂、这是他对学生的要求，也是教给学生的读古书的方法、“以经解经”，说起来很简单，真正做到又谈何容易．

南老师讲课。先是逐句逐段解释原书。碰到有些字句．千百年来学术界有不同的语释．争论不休，南老师也会点出来，引起大家的注意。但南老师非常自信，他认为自己这样解释是对的，讲话从来不模棱两可。他经常说这样一句话：“至少我今天是这样看的．也许，明夭我发现自已错了，再改过来。”

解释完一段原文以后，南老师就进行发挥，古今中外．天南地北，人情世故，随手拿采说明书中讲到的道理，可以说是理论联系实际，也是大家最爱听的．有时候，还拿在座学生的事情来当例子，经常引起哄堂大笑。诗词歌赋更为南老师的课增加了色彩、每节课．他总会引用好多诗词。每当他提到一首诗时．他的助手或者说他的学生，就在黑板上写出来。近年来给他写黑板的学生是李素美和李淑君小姐．她们两位都是大学毕业，而且追随南老师十几年二十几年，对南老师讲话的口音和讲课的内容都很熟悉，所以南老师一提到哪首诗，她们马上能在黑板上写出来偶尔想不起来或写错了，那就要挨骂了：“都听了一百遍了，还不会写！”一般人肯定受不了这样的骂，但这两位学生只是笑笑。打是亲，骂是爱，南老师的学生都知道，南老师不随便骂人，他只骂他最亲近的学生。

南老师讲课，那么嘻笑怒骂，海阔天空，他会不会毫无条理地胡侃一通？恰恰相反，他讲课很有条理，逻辑性很强。实际上，他每次上课前都作了充分的准备．头天晚上找好资料，第二天上午叫秘书复印出来．因为他搬了好几次家，现在的住处是临时性的，地方又不大，很多书没有带在身边。有时侯，手头没有他所得的资料，他就叫人到书店去买，或者给台北的一位学生发传真，请他查到了马上传真发过来。这样的条件，内地恐伯没有哪个专家学者能办得到。

我为南老师的讲课作记录整理的工作。说容易也容易，说难也难．他上完课以后，第二天，我根据录音整理。他讲一个多小时的课，我要花一整天的时间才能整理出来。一节课整理出来有五六千字，最多的一次．我记得有一万字。我把整理好的材料拿给南老师，他翻了翻，说我整理得好。我说，老师，这里面没有我的一个字，甚至连顺序都是照老师讲的那样，我所做的只是把一些重复的话去掉、他这三次讲课，我记录整理出来．有三十多万字，只要再花点时间加以润饰，就可以出书．但南老师不急着出版．他把我整理的书稿通读了一遍后，表示不满意，说不能出书、他不是对我的记录整理不满意，而是对他自已讲的内容不满意，他要重新讲，从头再来。我开头不太理解，你辛辛苦苦讲了．我认认真真记了，你一个不满意，大家都白辛苦一场．后采我了解到，这是经常发生的事，南老师己经出版的书，都不是一次就完成的，他自己不满意，都不会匆忙出版；在他讲课的过程中，我也发现，如果碰到他情绪不好，或者身体不舒服，讲课的质量就要打折扣，难怪他有时会对自已讲的内容不满意。

南老师的三十多部专著大多都是这样出来的，就是他讲，学生记录整理，自己再反复修改．从已经出版的书中，可以看出记录整理的水平是不一样的．南老师最满意的，也可以说公认整理得最好的，是《论语别裁》。这本倾注了南老师和他好几位学生的心血，南老师在前言里特别提到了蔡策先生．说他“不但记录得忠实，同时还详细补充了资料”，“其情可感，其心可佩”．蔡先生比南老师还稍年长一点，当时还在《中央日报》担任秘书．在繁忙的公务之余，帮助南老师完成这部六十多万字的巨著，确实功德无量。后来，蔡先生还想帮助南老师完成其他著作，南老师看他年纪大了。身体也不很好，就没有忍心让他做。遗槽的是，蔡先生已经作古了，现在，再要找到蔡先生这样的人是很难的了。所以，南老师那里有一大堆讲课的录音带，整理的进度很慢。南老师周围的学生很着急，他自己也经常为此而苦恼。找过不少人。有台湾来的，有大陆去的；还有人自告奋勇，以为这还不容易．不就是记录整理吗？拿了南老师的几盘录音带．吭哧吭哧。整理出来，拿给南老师，南老师翻了一下．就扔在一边了。

上面讲了一大堆话．都是关于南老师上课的情况，是我自己亲身经历的．我可以想象，南老师当年，六十年代、七十年代，在台湾大学里受欢迎的情景。书教得好．学生爱听，一传十，十传百，“南怀瑾’三个字不径而走，南老师的名气越来越大，请他教课的学校也越来越多。

这段时间，南老师总算有了一个比较安定的生活环境。在大学里教书，传道授业，桃李满园，社会上也有人请他去讲课。但南老师并不满足这个现状，他需要一个更大的舞台，在巨大的范围里，弘扬传统文化。把他自己脑子里的好东西装到更多的人的脑子里去。大学校园这个天地太小了，他要走向社会，走向更高的层次。他在《禅话》这本书中提到禅宗著名人物傅大士（傅翕）时，有这么一段话；’‘我们从傅大士的卖妻子、集资财、作布施的事．便可了解世间法和出世间法事难两全的道理。世间法以富贵功名为极至，‘洪范’五福，富居其一。出世法以成道的智慧为成就，所以佛学以般若（智慧）解脱为依归。但作法施（慧学的施舍）者，又非资财而不办、自古至今，从事宗教与学术思想者，莫不因此困厄而寂寞终身、否则，必依赖于权势与财力，方能施行其道．傅大士力了要弘法利生，先自化及平民．终至影响朝野。”南老师当然要弘法利生，当然也要影响朝野．这是他一辈子的心愿，一辈子的理想。但他没有依赖权势与财力，他要自己干。

一九六三年，当时台湾的某委员会给南老师送来一个聘书，请南老师担任委员，南老师坚辞不受，他写了一首诗：

一纸飞传作委员，

却惭无力负仔肩．

人间到处宜为客，

免着头衔较自然。

各种各样的职位、头衔是很有诱惑力的，多少人为此孜孜以求，有人名片上印满了各种头衔，令人眼花潦乱、而南老师又是显示出他的与众不同之处，什么头衔都不要．“免着头衔较自然”。他这个作法到他晚年都没有改，内地好多单位要送给他这样那样的头衔，他也一概不要。

大约在一九六六年左右，应蒋介石、蒋经国父子的邀请，南老师到台湾三军各驻地巡回演讲。其中有一次，在高雄冈山空军基地演讲，蒋介石亲自聆听，有所感悟，回台北后即命令成立“复兴中华文化委员会”，蒋介石亲任会长，并请南老师主持实际工作。这真是天赐良机，在当时当地，这是多少人梦寐以求、可望不可得的殊荣。但是，面对“当朝天子”送上门来的这份厚礼．南老师并没有为之动容，他婉言谢绝了．因为，一方面，那样做不符合他一辈子做人的理念;另一方面，是他对蒋氏父子存有固定的看法，始终保持一定的距离。他后来同别人谈起这件事的时候说，他“以保持超然身份之故，婉辞美意”。我想他这样做是不奇怪的，这是他一贯的作风、一贯的脾气而且他的这个脾气一辈子也没有改，他要自己干，他真的自己干了。

一九六九年十一月，日本盖了一个徐福庙，邀请台湾派一个“中日文化访问团”参加落成典礼．徐福的传说，中国人几乎家喻户晓．说的是秦始皇派方士徐福去求长生不老之药，徐福带了五百童男童女，到东海仙山求药，中途遇台凤．漂流到日本岛，没有采到药，却在日本定居下来了，经过世世代代的繁衍，就是现在的日本人、日本人过去对徐福的故事是讳莫如深的，而现在居然为徐福盖庙，恭敬祭祀，并请台湾派人参加庆典，显然是一种友好的姿态。台湾派了一个规格不低的代表团，团长由何应钦担任，南老师则学者的身份被选中参加代表团，这是南老师生平第一次到外国访问。在日本短短的一星期里，除了游览名胜古迹外，还同日本学术界进行文化交流，南老师应邀作了《东西文化在时代中的趋向》的报告。

访日虽然只有短短几天，所见所闻，感慨颇多，在回程的飞机上，南老师写了一首诗：

空到东瀛走一回，

平添感慨有沉哀。

低徊富士山头白，

我又乘风归去来。

南老师这里说‘平添感慨有沉哀”，他究竟感慨什么呢？对日本侵略历史，南老师有亲身难忘的体验，对日本本来就没有好感;对战后日本经济的腾飞，南老师认为“值得钦佩和欣赏’、但南老师相快就感触到，”十九世纪以来，西方各种经济思想与工商业的发达，带给东方经济思想的影响而忧虑”，他给日本朋友指出：“一个经济发展到实力充沛的国家，如果没有远大的经济哲学恩想，往往会踌躇满志，挟富而骄，欺凌弱小。”他在看到日本经济发展的同时，社会文化方面存在的问题，指出“日本在文化思相上的危机，的确是一件更为值得担忧的问题”。东道主对南老师的意见，说“要讲东方文化，中日两国原为兄弟之邦，中国是老大哥”，希望南老师开诚布公有所指教，请南老师把他的讲演内容形成文字，这就有后来的《致答日本朋友的一封公开信》，发表在台北的《中央日报》上．

一九六九年九月，在一些外籍学者专家和南老师弟子门生的筹划下，“东西精华协会”在美国加州成立。同年十一月，在台北创立了“东西精华协会”总部，南老师自任会长。

辛苦艰难独自撑．

同侪寥落少辰里．

松筠不厌风霜苦，

雨露终教草木青。

熟读经书徒议论，

实行道义太零仃．

乾坤亘古人常在，

欲起天心唤梦醒。

从这首诗可以看出，南老师搞这个协会的目的，是“ 欲起天心唤梦醒”，要从事文化教育工作，以弘扬传统文化为己任．从这个名字可以看出．协会不是一个保守的、排外的组织，对外来的文化、西方的文化。不是一味的排斥、南老师为协会订下了三大目标；一、唤醒近世东方各国，使他们恢复自信，不再舍弃固有文化的宝藏．而一味盲目地全盆西化、二，重新振兴中国人文思想的精神．以纠正西方物质文明的偏差；三、沟通东西文化，以谋人类的和平和幸福、后来，他在向内地有关方面负责人谈起这件事时说：“处此交通讯息极发达的时代，全人类来往密切;弘扬中华文化优良传统固属立国之根本，但若不能与世界各国之文化精华结合，则极易重蹈清末‘国故派’之覆辙．欲跻中华民族干真正强盛之域．无异缘木求鱼。”

摘自《我读南怀瑾》http://shixiu.fjbtv.com/nanshi/zhuzuo/wdnhj.ht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