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伯牙与子期-同性恋？ |
| 送交者: 夏德元 2005年08月09日20:46:53 于 [跨国婚姻] 发送悄悄话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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扪心自问，在我们的记忆深处，在“同性恋”话题成为媒介争相炒作的热点之前，我们难道从来没有体会过那种兄弟或姐妹般的同性之爱吗？同性之爱，兄弟姐妹之爱，难道真得像同性恋话题一样沉重、烦琐、愤激或学理化吗？在同性恋或（与异性恋爱对等的）同性爱之外，是否存在着一种仅仅区别于泛异性之爱的“泛同性之爱”呢？ 俗语有道：“自古英雄爱美人”，这里的美人特指美女；但又说“惺惺惜惺惺，英雄爱英雄”，“英雄所见略同”，这里的英雄无疑专指男人。男女之间的性爱对维系人类的繁衍起着不可替代的作用，男人之间的同性之爱，互相倾慕、欣赏、崇拜、追随也是人类社会进步发展的重要基础。 在漫长的封建社会，妇女被限定于狭小的生存空间，长期游离于社会政治文化思想建设的大舞台之外，主要是男人的表演维系着社会的正常运转。因此，一方面，男人之间的互相扶持、倾慕、欣赏、崇拜、追随就变得必不可少；另一方面，那些被排斥于社会生活之外的女人，因为得不到男人的认同和追慕，也不免萌发同性之间的泛泛之爱，其极端者，还有可能发展为同性之恋。 在政治生活中，“个人魅力”常成为党派领袖的制胜法宝。一般情况下，这种个人魅力不是政治领袖们想出的什么诡计，而是他们行为举止中不知不觉地散发出的某种吸引人的品质。而且，这种品质不仅仅是对异性有吸引力，不妨说对他们的同性伙伴有着更大的吸引力。 毕竟，与英雄爱美人、英雄难过美人关、英雄气儿女情之类狭隘的“英雄美女观”相比，人们对美好事物的追求具有更普遍的意义，所谓“爱美之心人皆有之”讲的就是这个道理。人们对美好的自然景观有相同的爱好，对美好的艺术作品有类似的感受，对人望、人格、人体之美的欣赏，也应该是不限男女的。 诚然，与“同性恋”这个多少带有歧视色彩的词比起来，“同性爱”更接近历史与科学的真实。但仅仅对某一现象换一种说法是远远不够的，它在辩解和正名的同时，等于也附和了某些成见，因而它仍然没有揭示全部事实。 据专家考证，中国同性爱最早的史料记载来自商朝。在商代之后，同性爱一直没有从中华文化中消失。到了春秋战国时代，同性爱交往更趋活跃，当时最有影响、最有成就的同性爱者，应该首推楚国伟大诗人屈原，在他的《离骚》、《思美人》等诸多作品中，无不流露出诗人对楚怀王的深深恋情。 到了汉代，帝王将相的同性爱活动屡见史书。据《史记》、《汉书》记载，前汉皇帝几乎个个都有同性情人。汉代著名人物如汉武帝、汉文帝、大将军卫青和霍去病等，也都有过同性恋爱的经历。 中国古代同性之爱的故事中，“俞伯牙摔琴谢知音”的故事流传最广，也最感人。人们把伯牙和子期的故事当作友谊的典范，千古传颂，而且也把最知己的朋友称为“知音”。著名琴曲《高山流水》也因此而得名。现在，人们多以“知音”喻指异性恋人，有写蔡锷与妓女小凤仙恋情的电影《知音》和专讲恋爱、婚姻、家庭的杂志《知音》为证。 冯梦龙《警世通言》第一卷，讲的就是发生在俞伯牙和钟子期之间的情爱故事，而在故事的开头，作者又引用了更古老的管鲍的故事：“古来论交情至厚，莫如管鲍。”管就是管仲，字夷吾，鲍则是指鲍叔牙。他两个都是商人，一起做生意，约定有了利润应该平均分配。但当时管仲因为家里比较穷，就总是多分了一些利益，叔牙也没有什么意见。后来管仲被囚，鲍叔牙还帮助他逃脱，并推荐他做了齐国的宰相。“这样朋友，才是个真正相知。” 冯梦龙还进一步发挥道：“这相知有几样名色：恩德相结者，谓之知己；腹心相照者，谓之知心；声气相求者，谓之知音，总来叫做相知。” 看来，同性之爱还能分出很多的名目来呢。 “李白乘舟将欲行，忽闻岸上踏歌声。桃花潭水深千尺，不及汪伦送我情。”这是唐代诗人、有诗仙美誉的李白的一首《赠汪伦》。这首朗朗上口、妇孺皆知的短诗或许没有什么深意，而其中潜藏在一般的人情世故、送往迎来俗套背后的对同性之爱的珍视却一直被人们所忽视。 明代唐汝询在《唐诗解》中说：“伦，一村人耳，何亲于白？既酿酒以候之，复临行以祖（饯别）之，情固超俗矣。太白于景切情真处，信手拈出，所以调绝千古。”这一评论可谓自相矛盾，既然只是“酿酒以候之，临行以祖之”这样的俗交，怎么会有“超俗”之情呢？显然，评论者要么对诗歌的深意一无所知，要么就是在故意隐瞒，所谓顾左右而言他。 据《三国志·关张马黄赵传》记载：刘备、关羽和张飞自从桃园结义之后，“先主与二人寝则同床，恩若兄弟。”可见刘、关、张的感情联系——撇开肉体的联系不说——已经俨然超过了夫妻关系，称得上中国古代“英雄爱英雄”的典型。 另一个耐人寻味的故事是《梁山伯与祝英台》。乍看之下，梁祝的故事是典型的异性之间的爱情悲剧，但是，二人产生感情纠葛之初，却借助了同性（只不过其中一个是女扮男妆而已）的外形。所以，这个故事的前半段，实际上完全可以视作同性爱的一种——同窗之爱。 说到同窗之爱，让我们想起充满桃色的住校生活。在校园生活的某个阶段，我们几乎每个人都有一个或几个亲密的同性伙伴，其亲密程度远远超过异性。中学校园，多半是男同学勾肩搭背的地方。而大学校园里，一对对的女同学手挽着手、胯贴着胯地招摇而过的情形，也着实让人嫉妒和羡慕。 笔者家乡至今还有这样的习俗，同性同学因为互相欣赏而结成“朋友”，称为“亲家”，得到双方父母的认可。“亲家”管对方的父母叫爸和妈，就像男女订婚以后管对方父母叫爸妈一样。“打亲家”的仪式估计脱胎于旧时代的结拜礼，双方父母还要见面摆酒席。一旦确立了这种朋友关系，两方的父母之间也互相走动，同样互称“亲家”，并对对方的儿女关爱有加，视同亲生。 在这里，爱，似乎回到了它的本原。 一个皇帝深深宠爱的身边之人，某晚与之欢好，次日要赶早朝，起床时发现自己的一只袖子被身边人在熟睡中紧紧搂住。为了不吵醒梦中人，皇帝将这只袖子轻轻割断……这就是“断袖”这个缠绵悱恻故事的由来。 这个故事有经典情爱中最感人的细节，因而是浪漫的，但又常常被引用者所贬抑，因为皇帝和他爱的人同为男子。 “断袖”出自于汉哀帝与其幸臣董贤的故事。《汉书·佞悻传》记载，董贤“为人美丽自喜”，哀帝很爱他。贤“常与上卧起”。一天昼寝，帝醒而贤未觉，“帝不欲动贤，乃断袖而起”。 韩非子的《说难》篇里和刘向的《说苑》里均记载着另一个有关皇帝与宠臣的故事：弥子瑕是位风度翩翩的美少年，卫灵公非常宠爱他。有一次，弥子瑕在桃园游玩的时候，摘了一个熟透的桃子吃了。想不到这桃子美味异常，弥子瑕就把吃剩下的一半留着，拿去献给灵公。卫灵公不禁对身边的人感叹说：“爱我哉！忘其口味，以啖寡人。”他是那样地爱我，竟然忘记了可能会因为给我吃剩下的东西而得罪于我！几年后，弥子瑕的容貌不再像以前那般美好，灵公就渐渐疏远他。有一天，灵公突然想起弥子瑕赠送余桃的事，就大声骂道：“弥子瑕真是可恶极了，竟然把吃剩的桃子送给我吃。” 这也是一个同性爱的样板。同是弥子瑕所做的一件事，却随着卫灵公感情的变化，由喜爱转为憎恶，这与异性恋爱故事中的喜新厌旧的典型变化毫无二致。 《汉书·外戚赵皇后传》记载，“房宫女名与宫宫女名对食。”东汉人应劭解释说：“宫人自相与为夫妇名对食。”“对食”开始专指女子同性恋爱，到后来，女子与阉者（不妨说是中性人）的性行为也称“对食”。南汉时，宫中有一条规矩，做状元者，必先受宫刑。这些受阉的状元多成为宫女的对食伴侣。故罗履先《南汉宫词》云：“莫怪宫人夸对食，尚衣多半状元郎。”因恋爱对象为状元郎，所以这些宫女不仅不隐讳，反而矜夸于人。 中国古代史家对同性爱的描写真是太冷静了，不带一点感情色彩，因而也几乎不带一丝偏见。这种对所谓异常性爱的宽容态度，与今天充斥于网站的各种过激言论比起来，真有点让人匪夷所思。 同性爱现象是在人类历史上、在各个文化当中普遍存在的一种基本行为模式，无论是在高度发达的工业社会，还是在茹毛饮血的原始部落；无论是在二十一世纪的今天，还是在远古时代。 同性恋爱历史中最引人注目的当然是古希腊文明中的情形。在古希腊，成年男子常常和已经度过青春期但尚未进入成熟期的少年发生热恋，尤其喜爱十二岁到十六岁之间的少年。在公元前六世纪到公元前四世纪这两百年间，希腊人将同性恋爱视为“高等教育”的一个分支，当一个少年接受完传统的基本教育之后，就被置于一个年长男子的羽翼之下，这个成年男子被称为“爱者（Ｌｏｖｅｒ）”，少年则被称为“被爱者（ｂｅｌｏｖｅｄ）”。 这个成年人通常三十出头，负责少年的道德与心智发展教育，以仁慈、理解、温暖及纯粹的爱对待少年，惟一的目的是为了培养这少年道德上的完美。在战争中，他们并肩作战；如果少年“被爱者”出错，成年“爱者”还要替少年受罚。少年长大成人后，或者结婚，或者成为另一个少年的保护人。 在战场上，同性之爱也得到赞赏。在不少战役中，斯巴达的军队都因士兵的这种“同性之爱”而赢得了战争。柏拉图对此曾作过这样的评论：“一小群彼此相爱的士兵并肩作战，可以击溃一支庞大军队。每个士兵都不愿被他的‘爱人’看到自己脱离队伍或丢下武器，他们宁可战死也不愿受此耻辱……在这种情况下，最差劲的懦夫受到爱神的鼓舞，也会表现出男人天赋的勇敢。”著名的底比斯圣军，就是全部由一对对彼此相爱的士兵组成的。他们转战三十三年，立下辉煌战绩，最后才被马其顿帝国亚力山大大帝所击溃。在最后一次战役中，三百名圣军全部光荣战死或受到致命的创伤。 雅典也盛行同性恋爱。根据史料记载，雅典政治家阿西比亚德将军就是一个这样的传奇人物。他十七八岁时，成为当时雅典城内个子最高、长相最英俊的青年。无论他走到哪里，都有一大群男人追随。这些男人把他当作美丽少女一样与他调情，向他求爱。 总之，希腊人认为男性是近乎完美的造物，因而是更加理想的爱情对象，对于那些有文化修养、兴趣高雅的男人来说尤其如此。因为他们将精神上的投契作为爱情追求的一部分。尚未成熟的英俊少年比异性情侣更能燃起他们炽烈的感情之火，他们有着姑娘式的腼腆，精力旺盛，朝气蓬勃，男子汉的气质正处于含苞待放之时。这种爱远远超出了纯生理的范畴，成为一种高雅的、具有美学意义的情趣。 柏拉图甚至认为，“神圣之爱”只存在于男人之间，只有男子之间的爱情才是情感的贵族与骑士形式。当然，在对这种“神圣之爱”的追求方面，古希腊的杰出女性一点也不逊色，有些女性打扮成男子模样，参加打仗和狩猎活动，同另一个女人结婚，两人像夫妻一样相处。据说女诗人萨福在勒斯波斯岛上建立了一个女子学校。她的诗名极盛，被誉为“第十缪斯”。她虽有丈夫子女，却一个接一个地爱上了她的学生，最后因遭到一位女恋人的拒绝，蹈海而死。 我们从小都习惯了两个女生牵着手上学，长大后你会看见两个女孩一起去逛内衣专柜。但当这些动作转换到男性身上时，就多少有点显得不自然。这到底是为什么呢？ 在传统的雄性与父系的社会中，男孩从小就被灌输要表现出英勇的男子气概，标准男孩子们手上把玩的应该是玩具枪、组合模型或是在游戏中扮演警察的角色，一旦你表现出阴柔的一面，人们的直接联想往往是“娘娘腔”。 但是，这个观念在今天的社会需要重新加以审视。日本一直是以男性为主导的社会，女孩往往是听话、温柔的化身，这样的观念在中国社会中也是存在的，只不过没那么严重。然而今天的女性思维在日本社会甚至在全球都在快速地蔓延。在日本，受欢迎的年轻偶像是具有柔性美、穿着中性的男艺人，也许今天的女性不再那么需要男人厚实的胸膛与强壮的肩膀，她们也懂得如何创造自己的财富，她们所需要的反倒是一位能了解她们内心世界、分担同样是来自工作和社会交际等方面压力的异性。 当爱超越了性别，超越了一切社会的、世俗的、功利的局限，漫向同性甚至无性，这是不是也是一种爱的进化呢？ 这个世界不一定是绝对的男子气概与似水柔情的组合，心思细密或是动作柔美的男子也不一定是同性恋者。今天的男性可以更自在的表现出自我本性，他们可以对同胞伸出如亲兄弟间情谊的援手，而不带任何爱恋的成分。 当然，男人也可以用各种方式来“爱”另一个男人，无论是精神上的崇拜，彼此对优越才华的欣赏，还是肉体上的亲密接触，只要这份爱来得自然，谁能说他是对或是错呢﹖ 自然界创造了人类的思想与灵魂，当一位男人以肉体的方式表现对另一位男人的爱意时，若他们同时也愿意以无形的婚姻约束来信任对方与另一个男人用单一伴侣的关系终其一生，这是不是要比一位在传统婚姻关系中的丈夫在婚姻里不停的出轨要来得高尚呢？ 有一个有趣的现象：据报道统计，结了婚的夫妻，丈夫可以接受他的妻子与另一位陌生女子发生肉体上的接触，甚至他们会因为想到这个画面而感到兴奋，但当这位陌生人换成男性的时候，这些丈夫只是想到他的妻子背叛了他。这一方面说明男性在性爱方面的独占倾向，同时是否也从一个侧面说明，女性之间的同性之爱其实并不那么反自然呢？ 人类对于性的感觉本来就是天生的，狂野性爱的想法因为有社会道德的约束，渐而形成一把心中的尺，只是看你把这个刻度定在什么标准上罢了。 在当代西方，一种新的社会理论——酷儿理论——正方兴未艾。“酷儿”是音译，Ｑｕｅｅｒ一词最初是英语口语中对同性恋者的贬称，有“怪异”之义，后来被激进理论家借用来概括其理论的精华，大约是取其反叛传统标新立异之意。 西方自二十世纪六十年代以来的同性爱解放运动和关于同性爱现象的讨论完全改变了同性爱在人们心目中的形象。过去的观点认为，所有的非异性爱形式的性活动都是越轨的，甚至是变态的，现在的观点认为，这些行为只是获得快感的不同方式罢了，不应受歧视。近年来与同性爱现象有关的理论出现了一个引人注目的特征：从辩护姿态转变为出击姿态，从破坏传统转变为建设新秩序，从对少数边缘群体的研究转变为关注同性爱关系对整个人类社会发展的启示。 根据酷儿理论，同性爱现象对于人类社会发展的启示主要表现在以下三个方面：第一，它揭示了一种新型人际关系和生活方式的可能性；第二，它揭示了超越性别界线的可能性；第三，它是所有边缘群体对主流意识形态及话语权力的挑战。 这种启示首先表现为对几千年来人类社会普遍实行的一夫一妻制关系的挑战，昭示出人类新型人际关系和新的生活方式的可能性。 酷儿理论家从对同性爱现象的观察，提出了许多重大的带有颠覆性的问题。在阐述同性爱现象对人类社会发展的启示的人们当中，福柯是最重要的一位。他指出：“我们生活于这样一个人际关系的世界之中，体制变得相当贫困……事实上我们生活在一个人际关系的可能性极其稀少、极其简单、极其可怜的法律的、社会的和制度的世界中。当然，存在着一些基本的婚姻关系和家庭关系，但是还有多少关系应当存在啊！……”几千年来，人们在这些基本的婚姻和家庭关系中生活，对它们早就习以为常，从来不会去设计和想像其他种类的生活方式和人际关系，甚至没有意识到有建立这些关系的可能性。在这些丰富多彩的人际关系中就有同性爱这种既不同于一夫一妻制又有感情与性投入的关系。 如果说同性恋爱是对一种生活方式的选择，是对快乐的一种追求，那么同性恋爱就不再是一种性别身份，而仅仅是人们对自己的生活作出的后天的、有意的选择。于是，同性恋爱就不再像过去人们所一向认为的那样，是一种将“正常的人”从异性恋爱拉走的“拉力”，而是一种使所谓的“正常人”选择同性恋爱关系、同性恋爱行为、同性恋爱生活方式的“推力”。而这种选择极有可能完全没有性倾向的依据。对同性恋爱生活方式的有意选择可以出于超越传统的性别角色的愿望，可以出于避免结婚的愿望，或者是出于保持一种有异于常人的身份的愿望。在当代西方社会中已经出现了一批选择以同性恋爱身份安排自己生活的人。 中新社２００１年６月１３日报道，将成为柏林下一届市长的沃威尔特宣称自己是同性恋的言论引发了一场有关政客的隐私权是否被媒体剥夺的辩论。在德国社会民主党一致同意提名他担任市长一职前，现年四十七岁的沃威尔特说：“我是同性恋，这是一件好事。”他的这一言论使他成为德国最有名的同性恋政客。 “选择”，这是一项神圣的权利，可以用在政治竞选中，也可以用来处理个人的隐私。特别是在对友谊、爱情、幸福等私人问题的处理上，我们将高兴地看到，我们会有更多的选择。 本文原题为《同性之爱：天赋还是人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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