傅雷（著名翻译家）夫妇在风雨如晦的1966年9月3日凌晨双双愤然离世。

当时，傅雷夫妇的长子傅聪在英国，次子傅敏在北京被打入“牛棚”。一位戴大口罩的姑娘，冒充傅雷夫妇的干女儿，勇敢地挺身而出，保留了傅雷夫妇的骨灰。这个女子究竟是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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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66年9月初，时年27岁、酷爱音乐的江小燕，正在她的钢琴老师家学琴。钢琴老师是傅雷长子傅聪的同学，而钢琴老师的女儿是上海音乐学院的学生，所以，她们关注来自傅聪家的消息是理所当然的。钢琴老师的女儿进门后告诉她一个令人震惊的消息：“傅聪的父母——傅雷夫妇双双自杀了！”

江小燕睁大眼睛，张大嘴巴，久久说不出话来。她跟傅家非亲非故，素不相识，毫无瓜葛。她是在《约翰·克利斯朵夫》、《贝多芬传》这些译著中认识傅雷的。她非常敬佩这位翻译家流畅、老辣的译笔和深厚的文学根底。

江小燕从未见过傅雷，倒是见过其子傅聪一面—那是1956年，傅聪在获得第五届国际肖邦钢琴奖之后，在上海美琪电影院举行钢琴演奏会。

她当时是上海第一女子中学的学生，由于喜欢钢琴，便买了票。因为她深度近视，所坐的位置也比较靠后，所以，她只模糊看见台上演奏者的身影。

傅聪

傅雷是在1957年的反右运动中遭到批判，在1958年被上海市作协划错划为“右派分子”的。当时，他的长子、钢琴家傅聪正在波兰留学，闻讯出走英国，一时间被说成是“叛国分子”。傅聪的出走又加重了傅雷的罪名。

傅雷与傅聪

当“文革”狂风骤起，傅雷便在劫难逃了。上海音乐学院的造反派到傅家抄家，批斗傅雷，折腾了几天几夜。傅雷夫妇被逼得走投无路，愤然离世。

从钢琴老师家回来，江小燕出于义愤，想给周恩来总理写信，反映傅雷夫妇含冤离世。不过，当她拿起笔来，又觉得有点不踏实，因为她听到的毕竟只是传闻。给周恩来总理写信是一件大事，来不得一丝马虎。于是，她想去傅雷家看看，仔细了解一下傅雷夫妇自杀的真实情况。

她想办法打听到了傅雷的家。不过，傅雷家已经被查封，无法进去。她向傅家的邻居打听，得知傅雷家的保姆周菊娣就在附近一家当保姆，于是，她找到了周菊娣。

江小燕从周菊娣嘴里得知，傅雷夫妇死后，在西宝兴路火葬场（原万国殡仪馆）火化。周菊娣说：“傅家属于黑五类，又是自杀的，死了不准留骨灰！”

江小燕听后很着急。她想，能不能由傅雷的亲属出面去认领骨灰？她向周菊娣询问傅雷亲属的地址，冒昧来到傅雷的姑母家中，问傅雷的亲属之中，谁能够出面去认领傅雷夫妇的骨灰？傅雷的姑母说，傅雷次子傅敏在北京跟“牛鬼蛇神”一起劳动，无法来上海，而长子傅聪远在英国。除此之外，傅雷没有别的子女了。

傅雷与付敏

这些话，令江小燕坐立不安，夜不能寐。

戴上大口罩开始秘密行动

一种正义感，一种对傅家厄运的不平之情，驱使这个弱女子勇敢地挺身而出，进行了一系列秘密行动。江小燕戴上大口罩，出现在上海西宝兴路火葬场，自称是傅雷的干女儿，无论如何要求保存傅雷夫妇的骨灰。她含着眼泪说得那么恳切，终于打动了火葬场工作人员的心。

要留骨灰，就得买骨灰盒。当时的江小燕没有正式工作，只是在家跟着父亲学画、做父亲的助手，哪有钱买骨灰盒？

她从殡仪馆的登记本上查到傅聪的舅舅朱人秀的名字以及地址。朱人秀是傅雷妻子朱梅馥的胞兄，是除了傅聪、傅敏之外，跟傅雷夫妇关系最亲的亲属，所以，傅雷夫妇的后事由他料理。朱人秀在新中国成立之前便在上海从事中共地下工作，新中国成立后担任上海市某局领导。“文革”中，朱人秀作为中共党员和党的干部，不能出面为“反革命”傅雷夫妇保存骨灰。

江小燕给朱人秀寄去一封信，说明了情况，还与他约定了见面时间。信末，只留一个“高”字。其实，她并不姓高，只是她的姓氏在上海话中与“高”相近。

江小燕戴着大口罩，按照约定的时间，准时来到傅聪的舅舅朱人秀的家。朱人秀问她姓什么，她说自己姓“高”。朱人秀问她住哪里，她不肯说。朱人秀见她连地址都不肯说，而且又从未谋面，与傅家非亲非故，有点儿不放心。于是，朱人秀把钱交给外甥张廷骝，让他陪着“高”姑娘前往上海西宝兴路火葬场。

在买好骨灰盒、领取了傅雷夫妇的骨灰之后，“高”姑娘把傅雷夫妇的骨灰盒放进一个事先准备好的大塑料袋里，带回到自己家中，暂且保存起来。

过了几天，她把傅雷夫妇的骨灰盒送往上海永安公墓，办理存放手续。考虑到傅雷的名字太醒目，“高”姑娘从朱人秀那里得知傅雷原名傅怒安，就在骨灰盒上写上了“傅怒安”三个字……

就这样，中国著名的翻译家，一位正直爱国的知识分子，虽然含冤而死，却被一个忠诚的读者，冒着生命危险，把骨灰保存了下来。

一封信暴露了她的地址

1979年，上海要为傅雷夫妇平反、举行追悼会的时候，急于寻找傅雷夫妇的骨灰盒。傅雷妻子朱梅馥的胞兄朱人秀派女儿和一位亲友到了永安公墓，竟然没有找到傅雷夫妇的骨灰盒！他们非常着急。一问，才知道傅雷夫妇的骨灰盒安放在永安公墓之后，多年来没有人来祭扫，也没有交管理费，按照规定要处理掉。

但毕竟天下还是好人多，永安公墓一位管理骨灰盒的工作人员，当时从江小燕口中听说那是傅雷夫妇的骨灰盒，就没有处理掉，而是转送到青浦乡下的一个公墓。傅家亲属在那个管理员的陪同之下，在上海远郊的青浦找到了傅雷夫妇的骨灰盒……

据朱人秀回忆，1979年当傅聪终于回到上海的时候，看到父母的骨灰盒，非常痛苦，同时又非常感谢那位不认识的姑娘。

而在这位姑娘看来，她为傅雷夫妇保存骨灰，只是一件“次要的事”。当时她认为最重要的事，是向中共中央反映傅雷夫妇蒙冤之事。

苦苦思索多日后，江小燕终于写了一封信，寄给周恩来总理，如实反映了傅雷受迫害的情况。信中还提及傅雷临终说的话—他至死还申明自己是爱国的！她担心这封信不一定能寄到周恩来总理手中，所以未在信末署名。

1979年追悼会后，傅聪手抱骨灰盒，傅敏手捧遗像，前往公墓

江小燕的担心不是多余的。这封信并没有寄出上海，而是落入上海市公安局的造反派手中，这件事被当成一桩大案进行追查。她的字写得很漂亮，看得出是颇有文化修养的。信中又谈到傅雷遗书，于是，上海市公安局的造反派便怀疑写信者是傅雷的亲属。他们从傅聪的舅舅朱人秀那里查到了那封署名只有一个“高”字的信，比对之下，笔迹相同，一下子就把给周恩来写信这事与“骨灰事件”联系起来了。

不过，当时就连朱人秀也不知道“高”姑娘究竟是何许人。上海市公安局的造反派对这桩大案紧追不舍，查找傅雷的其他亲属。神秘女子曾与傅雷的姑母傅仪偶然说起，她的钢琴老师就住在傅雷的姑母家附近。就凭这句话，公安人员追查到她的钢琴老师那儿，终于知道了她的地址……

她差点被打成“现行反革命”

有一天，江小燕刚从外边回来，刚一进家门，看到屋里坐着三个陌生的男人，用异样的、冷漠的目光注视她。她一下子便意识到：出事了！

果然不错。来人用命令的口气，要她收拾一下东西，马上就走。趁她拿毛巾牙刷之际，母亲压低声音对她说了一句：“他们说你是‘现行反革命’！”

她坐着轿车，被押到上海正泰橡胶厂（注：当时朱人秀在那里工作，也遭审查，所以由该厂的造反派审讯她），关在一个单间里。第二天，上海正泰橡胶厂的造反派开始审讯她……几轮审讯下来，审讯者什么把柄也没抓到。

造反派们查来查去，查不出这个年轻女子有什么政治背景，这才没有给她戴上“现行反革命”的帽子，不得不把她放了。

江小燕的写生作品

从1966年9月起，到1976年粉碎“四人帮”，江小燕在不安之中度过了十个春秋。有几次，户籍警来查户口，使她受惊不已。她在精神上一直承受着无形的压力。

1972年，江小燕的父亲病故，她到社会上找工作，由于有过“现行反革命”嫌疑，她只能到里弄生产组工作—这是她第一次从家庭步入社会，她已经33岁了。当时她一天的工资，最初是三角、四角，后来是八角、九角。

1979年，傅聪从国外回来，四处打听才打听到江小燕的地址。傅聪托亲友向她表示深切的谢意。她却淡淡地说：“何必说谢！何足道谢！”她还说，如果她今日接受傅家的报答，当初她就不会挺身而出了。傅家的感谢只会使她“窘迫和难堪”。

她说她只是一个很平常的人，做了一件很平常的事而已。如果她当时不写那封为傅雷鸣冤的信，也许她就不会“暴露”，傅聪、傅敏也就永远不知道她是何许人—她本来就不想让任何人知道。她之所以做那件事，只是因为她深深地敬重人民翻译家傅雷。

来源：新周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