怀念陈寅恪先生

　　我与陈寅恪先生，在美国哈佛大学、德国柏林大学连续同学七年。寅恪先生的母亲是我唯一嫡亲的姑母；寅恪先生的胞妹是我的内人。他的父亲陈三立（散原）先生是晚清有名的诗人；他的祖父陈宝箴（右铭）先生是戊戌湖南维新时期的巡抚。右铭先生有才气，有文名，在江西修水佐其父办团练时，即为曾国藩先生所器重，数次邀请加入他的幕府，并送右铭先生一付对联，以表仰慕。上联寅恪先生不复记忆，下联为：“半杯旨酒待君温”，其推重右铭先生如此。曾文正公又有与陈宝箴太守论文书，此文收入王先谦的续古文辞类纂中。我的母亲是文正公的孙女，我的伯父俞明震（恪士）先生、舅父曾广钧（重伯）先生（均是前清翰林），与陈氏父子祖孙皆是好友。本人与寅恪先生可说是两代姻亲，三代世交，七年同学。

　　读书须先识字

　　现在我略谈寅恪先生治学的方法和经过。寅恪先生由他念书起，到他第一次由德、法留学回国止；在这段时间内，他除研究一般欧洲文字以外，关于国学方面，他常说：“读书须先识字。”因是他幼年对于说文与高邮王氏父子训诂之学，曾用过一番苦功。到了中、晚年，对他早年的观念，稍有修正。主要原因，是受了两位大学者的影响。一是瑞典汉学大家高本汉先生。高氏对古人入声字的说法，与假借字的用法，给他极大的影响。二是海宁王国维先生。王氏对寅恪先生的影响，是相得益彰的；对於殷墟文字，他受王氏的影响；对梵文及西域文字，则王氏也受他的影响。

　　在史中求史识

　　在讲寅恪先生治国学以前，我们先要了解他研究国学的重点及目的。他研究的重点是历史。目的是在历史中寻求历史的教训。他常说：“在史中求史识。”因是中国历代兴亡的原因，中国与边疆民族的关系，历代典章制度的嬗变，社会风俗、国计民生，与一般经济变动的互为因果，及中国的文化能存在这么久远，原因何在？这些都是他研究的题目。此外，对於所谓玄学，寅恪先生的兴趣则甚为淡薄。

　　严谨而不偏狭

　　我们对传统的典籍，大致分为经、史、子、集四部。我们先讲他对经的看法。他说：无论你的爱憎好恶如何，诗经、尚书是我们先民智慧的结晶，乃人人必读之书。关於尚书今古文之辨，他认为古文尚书，绝非一人可杜撰，大致是根据秦火之後，所传零星断简的典籍，采取有关尚书部份所编纂而成，所以我们要探索伪书的来源，研究其所用资料的可靠性，方能慎下结论；不可武断的说它是全部杜撰的。由此我们可以得见寅恪先生，虽是严谨的小学家，却不是偏狭的汉学家。

　　寅恪先生对於玄学，兴趣淡薄，上面已经说过。他甚恶抽象空洞的理论，本人从未听见他提及易经中的玄学。

　　再讲春秋，寅恪先生虽不如王荆公之讥讽春秋为“断烂朝报”，但他除认为左傅为优美的文学外，对公羊三科九旨之说很少兴趣。对榖梁除范序外，我也未尝听他提起过。

　　关於尔雅，他归於说文一类。对孝经，他认为是一部好书，但篇幅太小，至多只抵得过礼记中的一篇而已。

　　他很注意三礼，对於周礼，他虽同意一般人的看法，认为不是周公所作，然亦不可能为一人所杜撰。而周礼中用了许多古字，要说刘歆伪撰碑文，到处埋藏，则甚为可笑。

　　他说，周礼是一部记载法令典章最完备的书，不论其真伪，则不可不研读。他尤其佩服孙诒让的周礼正义一书。

　　关於仪礼，寅恪先生认为“礼”与“法”为稳定社会的因素。礼法虽随时俗而变更，至於礼之根本，则终不可废。他常提起“礼教”思想在唐律疏议中的地位；他说这些是人人应该重视的。

　　寅恪先生对於礼记的看法：他说礼记是儒家杂凑之书，但包含儒家最精辟的理论。除了解释仪礼及杂论部分以外，其他所谓通论者，如：大学、中庸、礼运、经解、乐记、坊记等等，不但在中国；就是在世界上，也是最精釆的作品。我们不但须看书，且须要背诵。

　　次讲四书。大学与中庸，原是礼记中的两篇，不再重述。他说，论语的重要性在论“仁”，此书为儒门弟子所编纂，而非孔子亲撰有系统的一部哲学论文。故大哲学家黑格尔看了论语的拉丁文译本後，误认是一部很普通的书，尚不如 Cicero 的 De officiis。至於孟子一书，寅恪先生喜欢他的文章。但孟子提到典章制度的部份，及有关历史的议论，他认为多不可靠。孟子云：“仲尼之徒，无道桓文之事者，是以後世无传焉。”即其一例。

　　我们这一代的普通念书的人，不过能背诵四书、诗经、左传等书。寅恪先生则不然，他对十三经不但大部分能背诵，而且对每字必求正解。因此皇清经解及续皇清经解，成了他经常看读的书。

　　特别注重志书

　　“国史”乃寅恪先生一生治学研究的重心。对於史，他无书不读，与一般人看法不同处，是他特别注重各史中的志书。如史记的天官书、货殖列传、汉书艺文志、晋书天文志、晋书刑法志、隋书天文志、隋书经籍志、新唐书地理志等等。关於各种会要，他也甚为重视，尤其重视五代会要等。他也重视三通，三通序文，他都能背诵。其他杂史，他看得很多，这里恕不一一叙述了。寅恪先生特别注重史实，前已说过，因此他很钦佩刘知几与章实斋。他尤其推崇司马温公通鉴的见解，读过他隋唐政治史述论稿者，都能看到这一点。本人认为寅恪先生的史识，超过前人，此所谓“後来居上”者是也。

　　喜欢庄子荀子

　　因寅恪先生不喜欢玄学，在子书方面除有关典章制度者外，他很少提及。但他很喜欢庄子的文章，也很重视荀子，认为荀子是儒门的正统。这可能是他受了汪中的影响。他偶然也提到子书中较“僻”的几章，例如：抱朴子的诘鲍篇，列子（可视为一部伪书）的汤问篇等等。至於其他中国一般学者所推崇的书，如论衡之类，他似乎并不很重视。

　　诗推崇白香山

　　其次讲到集部，集部浩如烟海，博览实难。但是凡集部之书，包含典章制度者，他都特别加以注意。关於文学和诗词。寅恪先生对文，最推崇欧阳文忠公、韩文公、王荆公、归震川、姚姬传、曾文正公诸大家。他推崇曾文而认为姚文为叙事条理有余，而气魄不够，本人当时亦有同感。袁子才早年评方苞文与王渔洋诗，有 “一代正宗才力薄，望溪文集阮亭诗”之句。如曾文正撰罗忠节公神道碑铭有“矫矫学徒，相从征讨；朝出鏖兵，暮归讲道。”如此类雄奇瑰玮之句，实非所谓一般桐城派文章中可得常见也。

　　诗，寅恪先生佩服陶杜，他虽好李白及李义山诗，但不认为是上品。如果寅恪先生重写“诗品”，太白与义山诗，恐怕将列为二等了。他特别喜好平民化的诗，故最推崇白香山。所以在他“论再生缘”中有“论诗我亦弹词体”之句。关于词，除几首宋人词外，清代词人中，他常提到龚自珍（定庵）、朱祖谋（古微）及王国维三先生。我们可以说，词不是他特别的嗜好。他所作的诗不多，但都很精美。他吊王国维的一首长诗，流传海内，为一般雅人达土所爱好，也是我们这一代最好的诗篇之一。

　　学梵文研佛经

　　现在我们讲寅恪先生在国学范围以外的学问，寅恪先生在美国哈佛大学，随 Lanman 学习梵文与巴利文二年，在德国柏林大学随 Lueders 学习梵文及巴利文近五年。回国後，在北平，他又与钢和泰（Baron A. Stael Von. Holstein）继续研究梵文四五年。前後共十余年，故他的梵文和巴利文都特精。但他的兴趣是研究佛教对我国一般影响，至于印度的因明学及辩证学，他的兴趣就比较淡薄了。本人还记得在抗战胜利后他回清华，路过南京，曾在我家小住。我曾将 Stcherbatsky 所著书内关于法称 Dharmakirti 的因明学之部及 Tucci 由藏文所译龙树廻诤论（梵文本现已发现）念给他听，他都不特别感觉兴趣.

　　寅恪先生又常说，他研究中西一般的关系，尤其於文化的交流、佛学的传播、及中亚的史地，他深受西洋学者的影响，例如法国 P．Pelliot（伯希和）、德国的 F.W.K．Muelle、俄国的 W.Barthhold，及其他国学者。然他究因国学基础深厚，国史精熟，又知择善而从，故其见解，每为一般国内外学人所推重。

　　精通各种文字

　　其他边疆及西域文字，寅恪先生在中国学人中是首屈一指的。除梵文外，他曾学过蒙文、藏文、满文、波斯文及土耳其文。文字是研究史学的工具；兹以元史为例，略作说明。大家都知道我国旧有元史是仓促修成，不实不尽的地方很多，为後来学者所诟病。因此有志重修元史的学者，先後辈出，约而论之，可分为三个段落。

　　第一代，是元秘史与圣武亲征录的发现。圣武亲征录的佳本，见於说郛，只有漠文本。元秘史有汉文本与蒙文译音本。可是这一代的元史学者，功力虽勤，都不能直接读蒙古文。代表此时期的名家，为：钱大昕、何秋涛、李文田、张穆、魏源等。李文田曾把“纽察.脱察安”（即是“机密的历史”）误认是两位作者，即因不通蒙文的缘故。

　　第二代，利用欧洲译文，补正元代史实。洪钧所著元史译文证补，堪称这一时期的代表作。陆润庠在序文中说：“证者，证史所误；补者，补史所缺。”立论精当，耳目一新。但是洪文卿氏仍不懂西域的文字，所用的材料，仍仅是间接的翻译，而非直接采自各家的原文。屠敬山的蒙兀儿史记与柯凤荪的新元史也都属於此时期的作品。王国维先生为我们这一代第一流学者，其考据之精，可与乾嘉大师并美，即关於蒙古史著作亦极精确。惟王氏只通日文，故其关於元代著作，或是利用我国原有资料互校，或利用日人转译欧洲学者著述，未能用直接史料也。惟王氏启後承先，厥功甚伟。第三期学者之来临，未始不受王氏启示的影响。

　　第三代，在此时期，我国学者开始研治西北及中亚文字，期可阅读关於蒙古史的直接资料；然终因种种原因，未能写成一部新的蒙古史。代表此时期者即为陈寅恪先生。有关系的文字他都懂，工具完备；可惜他生於“齐州之乱何时歇，吾侪今朝皆苟活”的时候。他既无安定的生活，又无足够的时间，未能完成他的心愿，留给我们一部他的新蒙古史，只仓促写成唐代政治史述论稿及隋唐制度渊源略论稿，在他看来不过是整个国史研究的一部分而已。他平生的志愿是写成一部“中国通史”，及“中国历史的教训”，如上所说，在史中求史识。因他晚年环境的遭遇，与双目失明，他的大作“Magnum Opus”未能完成，此不但是他个人的悲剧，也是我们这个时代的悲剧。（按：姚从吾先生与札奇斯钦先生共同译注蒙古秘史亦属此期。）蒙古史原始资料以 Rashid a－din 著述为最重要，惜今尚无中文译本，盼我国学者早日将其译出，以供我国治元史者参考。

　　缅怀一代大儒

　　寅恪夫人名唐莹，是甲午年台湾巡抚唐景崧的孙女。（据俞大纲教授生前表示，孙女可能是侄孙女。）寅恪先生有三女，长女、次女在金陵中学念书时，住在我家，由她们的姑母抚养，毕业後考入清华大学。现陈夫人及三个女儿究在何处，无从探悉，即寅恪先生去世的消息，在香港曾传过数次，前几次均为误传，此次亦尚未证实。真是“欲祭疑君在，天涯哭此时。”惟寅恪先生现已年逾八十，以久病之身，处今日之世，溘然长逝，自属可能。惟今後“汉世之事，谁与正之乎？”我在美时，即有写下寅恪先生谈话的志愿，并拟仿裴松之注三国志例，加以注释。现时历四纪，我又已年逾七十，这点心愿亦恐不能实现矣！我与寅恪先生情属至亲，谊兼师友，缅怀此一代大儒，不禁涕泗滂沱！

　　寅恪先生，生於前清庚寅年六月，我生於丁酉年十二月，相差七岁有余。除在美德同学七年朝夕相处外，上边所述他一生的经过，自不免尚有遗漏，或有不实不尽之处。深盼他的友人与在清华研究院、香港大学、岭南大学的学生有所补正。唯追述他当年治学一般的观念，想大致不差也。

　　五十九年三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