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洛兵

雨很大。一出车门，身上很快就湿了。举目望去，满天满地像一个湿漉漉的梦，把我们笼罩在昏黄的路灯，黝黑的小巷和深一脚浅一脚的跋涉中。这很像我当时的生活，一次次地感觉要云开日出，却总是浓雾弥漫，看不清去路。
这么远啊？我问。

快了快了，王晓京不耐烦地说，你以为我愿意这么跑来跑去？他是个大人物，是这张专辑的制作人！制作人，你懂不懂？算了，不懂我也不教你，到时候你自然就明白了。

胡同曲曲折折，门脸很破旧，没有人。屋檐下吹起一阵风，背上几滴冷流顺着脊柱缓缓淌下。我突然有种感觉，这个人对我来说，可能非常重要。

终于到了一幢老楼。过道很窄，很黑。我闭眼，又睁开，王晓京已经怦怦地砸门了。

灯光很鲜亮，这是我的第一个感觉。王迪像头高大，孤傲而温柔的狮子，这是第二个。

快进来吧，他的声音听上去有种很浓的鼻音，洛兵吧？晓京总说起你。欢迎欢迎。

过了好一阵，我也不知道什么叫做制作人。

王晓京拉着我，一次次找到王迪，把北京广州上海搜罗来的一百多首作品摊在地毯上，一首一首仔细挑选。我发现，王晓京绝对信任王迪，因为他是制作人。我听了初选出来的东西，觉得没什么了不起，就央求指南针乐队的郭亮把我的一首歌做了小样，得意洋洋交了上去。这首歌叫《我的泪不再淋湿你的心》。

很久都没有音讯，我去问，王迪委婉地说，你有才，但还需要磨练。

为什么？我很委屈。

那个时候，我的境遇还很差，做音乐或许才是立足的最快方式。所以我不想去招惹任何大腕，但是骨子里的清高，以及急于求成的心态，促使我追问到底。

王迪凝视着我：你不能这么急功近利，要进入这一行，最好先看看别人是怎么做的。

我一身冷汗。我亲眼见着，他是怎样严肃，认真，接近于虔诚地对待着工作。所有作品他都编撰了详细的目录，所有歌词和小样都精心收藏在一起，而在追求每个和声，每个音符，每句歌词方面，更是严厉无比，尽心尽力。

很久以后，我看了一个故事。有一个美国小孩，从小到大，对每件事，无论巨细，都非常认真，毫不懈怠，比如补自家的篱笆，比如帮邻居做些微不足道的小事。慢慢地，他长大了。到后来，我们知道了他的名字——比尔•盖茨。

而在王迪开导我的一九九二年，Windows刚刚开张，百业俱兴，比尔正在认真写着每一行程序，而在遥远的中国，我们一边快乐地使用着Dos和Wps盗版，一边在北京的大街小巷听着崔健，王迪，田震和孙国庆，他们并称为北京四大摇滚天王。

那还是个摇滚的年代，跟现在不同的是，男孩女孩崇尚的是摇滚，男的养头发，女的当坚果。摇滚是那个时代最前卫，最光鲜的事。傍上一个牛逼乐队的歌手，有如十年后嫁给一个千万富翁。

二零零二年，我在网上搞到一张王迪当年风光无比的专辑，叫做《冲击波》，王迪在里面翻唱一首激昂凶猛，豪气四溢的摇滚歌曲，即使在今天听来，也让人为之一震。那盘专辑里还有王虹，一个早已消失的歌手，还有王路明，一个短暂辉煌的前辈，还有现在依然活跃的常宽，田震，还有我非常喜欢的老崔，老崔那首歌也是我喜欢的——《最后一枪》。

王迪的声音非常独特。他那种很像外国人的鼻音，跟刘欢的有些类似，而他在高音区汹涌激越的迸发，则是他的金字招牌，雄浑，浓厚，一种铁骨铮铮的大老爷们气息。我能想象出他们当时录音的情形：那个革命歌曲垄断一切的时代，几个风华正茂，先知先觉的青年，踌躇满志而又略带紧张地忙碌着，自己也不知道自己能够走多远。这里面有很多人坚持到了今天，比如崔健，田震，常宽，也有很多人消失，比如王虹王路明，还有些人，比如王迪，一直在探索，在艰难地行走，一切在他眼中宛如一场大梦，不知道何时能够醒来，也不知道何时希望自己能够醒来。

《冲击波》在中国摇滚史上的地位，一点也不逊色于《让世界充满爱》在中国流行音乐史上的地位。

王晓京眼光很毒。虽然国内词坛方兴未艾，却也有几个成名的家伙，他却要用我，可见他的胆量和决心。而在王迪的问题上，他更是异常得意，有机会就要拿出来炫耀一下。

用了王迪，这盘专辑就是十拿九稳了。

为什么？我当时还不知道，也没听说过《冲击波》。

嘿！要讲这个，得几天几夜。

得了吧，现在就讲给我听听，我说。

你慢慢就知道啦，王晓京意气风发地说，那帮傻逼，谁也没想到找他当制作人。他绝对是全北京最好的。

为什么最好？你能不能具体点？

他是最能干，也最有才华的，王晓京嘿嘿笑了一下：他还是最认真的一个。

那时候，王迪的夫人是眼镜蛇女子乐队的王晓芳，是个姿容俏丽，亮眼如星的英豪女子。我后来跟眼镜蛇乐队打过很多交道，还应她们队长于静的邀请，给她们写过一些词，虽然最后没能被采用，却也算是老朋友了。再后来，我还邀请她们的吉他手肖楠为我演奏过手风琴。

我们在百花录的《摇滚北京》，收录了她们的一首《自己的天空》。王晓京看我跟她们比较接近，就消遣我，说我有一次身着藏族服装，露出肌肉发达的膀子，阴沉而坐，一言不发，不时紧紧腰边的藏刀。所有人都犯怵，交头接耳：这丫谁啊？我不做声，喝一口酒，闷一口烟，再喝一口酒。于是满堂静穆，气氛沉闷。终于有个家伙沉不住气，小心翼翼问王晓京：这位……谁啊？王晓京豪气大发，仰脖吞下一大口二逮子，轻蔑地看看我：他啊！嗨，不就一写词儿的吗？

还有一次过中秋，一大堆人齐聚百花外的小饭馆，我喝得晕晕乎乎，见郭亮抖抖索索不敢喝，就拈起一个落到我杯中，还在挣扎的小虫，对郭亮说：你信不信，我把这个生吃了！

郭亮当然不信。
我说：打赌？

好！郭亮来了兴致：怎么打？

这时候，周围的人们，包括王迪，已经大声鼓噪，加油添醋了。

这样，我也不难为你，我故作大方：你看这虫子，足有绿豆大吧？我把丫嚼碎了，生吞！你就得连干两瓶燕京，怎么样？

郭亮哈哈大笑：好！你先吃！

我心头有种纵情的快乐。我已经加入了这帮哥们，事业也一帆风顺，生活更是不成问题。而我内心隐藏更深的渴求，梦想，到什么时候才能现身呢？

我冷哼一声，把虫子放到嘴里，活活嚼碎，又摊开舌头，让他们都看见，我是怎么吞下去的。

郭亮脸色惨白，但还是英勇地抓过两瓶燕京，一口一口猛灌。

只灌了一瓶，郭亮就狂奔出去，抱住街边的老槐树，猛烈呕吐。

你太过了，王迪凝视着我，用某种我熟悉的眼光说，有些东西，是必须要认真的；而有些东西，就不必要了，是吧。

那英会因为这盘专辑红上加红，红得发紫，王晓京说。

我们足足花了三个多月挑歌，中间还搀杂了那英的许多意见。终于，专辑弄得差不多了。王晓京请来了三宝，还专程把毕晓世从广州请过来，让他编自己的歌。用王晓京自己的话说，费尽心血，几乎倾家荡产。但是，大地唱片公司成立了，那英经常去西单的华威大厦找他们。终于，她听信了其中一个人的话，不录这盘专辑了。

王晓京暴怒：乐队都录完了，这样玩下去，我岂不是要破产！

怎么办呢？我说。

没办法，王晓京叹息着，王迪还等着监唱呢，乐队给我推荐了陈琳，我们看看去。

我们很快到了成都，在岷山饭店的顶楼，陈琳淡妆浓抹，轻吟浅唱，在稀稀拉拉的霓虹中，她的身姿曼妙而柔和，看上去像个需要呵护的小精灵。

你觉得怎么样？王晓京问我。

我知道这是多问。有些事他已经有了主意，也要问我一遍。

我要是你，我认真地说，就用她。

王迪开头并不满意陈琳。

作为一个歌手，在进唱之前，首先需要读词，读词！王迪一遍遍地数落着。或许是因为舞厅唱得太久，陈琳一时半会儿不能适应，感觉总是不到位。我发现，原本以为很简单的录唱，实际上非常复杂，琐碎。有时候，王迪要陈琳唱好几十遍，却依然不能过关。那些句子在我听来好像都差不多，但是一天天下来，我渐渐明白了，里面有很多细微的差别，比如发音位置，比如感觉连贯性，比如创造性的发挥……很多很小很细微的地方连缀在一起，就能决定这首歌是否成功，制作是否真的精良。

不行，不录了！王迪突然暴躁起来，晓京，先休息一周吧？让她好好练练，看到底行不行。

我听着这话，很是担心。什么叫做“看到底行不行”？王迪在心中已经否定陈琳了吗？

回到三元桥，指南针们纷纷出谋划策，周笛郭亮小耗子每天晚上都要折磨陈琳，让她不停地练歌，陪她理解歌词，他们心里有种朴素而幼稚的情感：决不能让北京人瞧不起四川人。

我一边陪着练，一边觉得王迪做得对，我们很多人都是第一次录制这么重要的专辑，我学到了很多东西。比如繁复而精细的记谱，对总体的准确把握，以及在此基础上对每个细节周到而细密的严格要求。王迪和那种吹毛求疵，只顾细节的家伙不一样，首先他是学美术的，所以对艺术有通灵般的，跨越式的理解，其次，他并不只要求局部，他首先要整体，然后才是细节。他追求的是无比敬业的态度，那时候还没有“态度决定一切”的说法，他这种信仰让我很是心仪。

陈琳是个慧质兰心的歌手，很快，很多东西都通了。第二次进唱，王迪虽然还是那么严格，那么苛刻，却满脸都挂着欣慰的笑容。

王晓京见状，终于松了一口气。

每个人都有收获，包括我。我没想到自己第一次录音，就跟这么好的良师益友在一起。指南针在音乐上给了我很多启发，他们是属于音乐的，不像我，我也不知道以后会属于什么；陈琳让我发现在流行音乐中歌手的重要性，这是一个大家都得围绕他们转的职业；王晓京让我深深钦佩，那种环境下，他大胆出手，慧眼识珠，把这么多才华横溢的家伙捏合到一起；而王迪呢，他给我的东西很简单，那就是：认真。

王晓京本来想让我把十首词都重新写了，王迪却只是让我修改了九首，留下一首《平衡》，不让我动。

这首词已经很完整，不用再动，他对王晓京说。

我有些遗憾，如果能修改《平衡》，那么这张专辑十首词都有我的份了。

在修改《你的柔情我永远不懂》时，王迪说原词少一段，让我加一段，我加了“没有心思看你装糊涂，也没有机会向你倾诉，不想把爱变得太模糊，如果你爱就爱得清楚”，他很喜欢，又说要加两句伴唱，使结构更完整，我又加了两句“梦想在何处”什么的，他居然很欣赏。

我以后要好好用你，他由衷地说。

我无比得意。王迪是超一流的制作人，他等于是在说：你前途无限。这首词本来是丁原的，我只是修改，我还有无数的招数没有施展呢，他就这么赞赏，这意味着我以后可以大放光彩。

快收工的一天下午，王迪主动拉我出去喝酒。这很难得。我知道，他是一个严于律己的家伙，在干活的时候很少顾及享受。

你要好好写，不要学坏了，王迪说。

你指的是什么，我坦率地说。

不要吸毒，王迪谆谆告诫说，千万不要去吸毒。

没有！我说，圈里那帮玩摇滚的喜欢这个，我不好说他们，这一套是从西方传过来的，是跟随摇滚乐的发展一起过来的，某种程度上，我比较理解他们。

我不是讨厌他们，而是讨厌这种行为，王迪说，我对那种放任自流，不能自制的行为，是很不喜欢的。我希望你永远不要这样。
我点头应允，但并不能明白他的话。喝酒有什么呢？喝酒多快乐，多纵情，多能给我提供灵感啊。

直到很久以后，我因为贪杯，放纵，酒醉闹事，喝掉了朋友，喝掉了爱情和青春，我才真正明白，那天如果听进了他的话，就不会有那么多刻骨铭心的损失，就不会去浪费更多珍贵的时光。

陈琳专辑出来半年后，我成了一个香饽饽。

到处都在约我写东西。黄小茂把我介绍给了苏越，三宝也在找我。当然，找我最多的，还是王迪。

王迪到了大地，就着手给李玲玉做专辑。这次要做一张《女人心绪》，他说。港台都是走这个路子。

李玲玉于是开始转型。在那些年代，这是情歌皇后，著名的甜嗓子。李玲玉是上海女子，跳舞出身，舞台扮相一流，乐感细腻而甜美，是当时的天后。

她的转型会成功吗？我们都在拭目以待。

我去大地，给王迪交了几首歌词，包括《那一天我没有想你》和《你有一种惊心动魄的美》，顺便跟黄小茂聊歌词创作。黄小茂给了我很多启示，最重要的一点就是：歌词只需要说出很少一点东西，就够了。剩下的，给听众去想象，去放大。

我自己也总结出一点，就是：歌词只是歌曲中很不重要的部分，或者说，在音乐人眼中很没有地位的部分。

我说这个，是有根据的。

当时北京圈子里，可能只有黄小茂几个写词的认为我们在写歌，其他的，都认为我们在写词，而他们在写歌。因为他们是作曲，而我们是作词。具体说来，就是这样：一首歌，洛兵词，三宝曲，大家问起来，这歌谁写的？

肯定绝大多数人都会说：三宝。

洛兵呢？

洛兵是个写词的。

王晓京早就在笑话里意味深长地指出了这一点。

李玲玉的专辑做得非常精良，但在商业上远远没有《你的柔情我永远不懂》成功。我和王迪的合作却越来越多了。我总很佩服，也总在学习他的认真。在王晓京这边，我也把每一首词，每一首曲，每一次监唱当作是宝贵的机会，一板一眼，严肃对待。我很奇怪圈里有这么多人马马虎虎，只为了混口饭。我问晓京，晓京一笑置之；我问王迪，王迪说我应该宽待别人，严于律己。

仔细想想，大学亏欠了我不少，有一次我喝了点酒，恶狠狠地说。

也给了你不少，王迪说。

我有时候想起北大，就有种奇怪的报复心理，我要等自己成功以后，来报复过去欺压我，凌辱我，折磨我的一切，我咬牙切齿地说。

呵呵，王迪大度地笑起来：毫无必要，真的。

等着吧，我说。

这次过后，王迪对我的要求更为严格。

你能写得更好，这就是他的口头禅。

我第一次听这句话，非常得意；第二次就有点惴惴了；从第三次开始，我一听这句话，就浑身发麻。

比如，他要做红霞专辑，周笛有首曲子，王迪给了个题目，叫做《写在你脸上的表情》，拿给我填。我想这种浅淡的哼哼唧唧的东西是我的最强项，于是拿过来一挥而就。王迪拿去就否了。我问为什么，他说太口水化。我说这还不简单，草草改了，他又说这太文了，老百姓听不懂。我问他到底要什么样的，王迪说，要那种直白而又意味深长的，感觉是说话，而不是朗诵。于是，我就一稿一稿改下去，一直改了八九遍。

终于有一天，我几乎要第一次对自己的歌词失去信心之前，王迪说，可以了。

真的？我将信将疑：你骗我吧？安慰我？

不，王迪说，不是非常满意，但是勉强可以PASS。

那不行，我说，这事关我的声誉，我再改。

不要改了，王迪说，再改就一点感觉都没了。

你也知道啊？我一下子很委屈：第一二次，我充满激情，感觉非常好，越改越没有感觉了，你应该比我更清楚吧。

是的，王迪说，但是，该改的还是要改。这不仅对这首歌好，对你自己，也是很好的。

我相信，全中国写词的，除了当年的陈哲，恐怕没人像我这么改了。

王迪经常说自己是个AB型的家伙，非常自私，自得其乐，不会顾及别人的想法。

王晓京认为他言过其实，我想也是。王迪很大方，很豪爽，有极好的人缘，但我也注意到他总在一种亲切，自然的状态下，跟所有人保持着一种淡淡的距离。也就是说，你很难梦想跟这种人交心，虽然你跟他是名义上的铁哥们。

我就做不到这一点，我已经有了名利之心，放纵恣肆，高兴的时候恨不得全世界都是我哥们，不高兴就打打闹闹借酒撒疯，如同跟王迪所说，在用拙劣而直率的方式报复着什么。圈内很多人出于爱才之心，对我一忍再忍，从来没有谁忤逆过我，这就让我越走越远，难以自拔。

我后来想，如果早一点戒酒，早一点能够约束自己的行为，是不是会在事业上损失小一些。但我得出了一个相反的结论，那就是，虽然音乐上我可能走得更远，但在人生经历上，未必如此。好莱坞电影大师罗伯特•麦基在其不朽的杰作《故事》中所言：一个人可能度过的最美好的人生，应该包括尽可能多的回合。这句话对于一个作家来说，给予的启示，应该大过普通的人生吧。

九二年夏天，我和郭亮没有回家，我们在连续几天的瓢泼大雨中，完成了一首歌，叫做《这一刻我是真心的》。

郭亮问我为什么要填这个题目，我说，我想表达一种壮烈的，但有点装丫挺的无奈。我可以很混蛋，很不负责任，但是，在一个关键的，冲动的，迫使我真实的时刻，我是真心的，我会发现自己曾经真心过。

王晓京很喜欢这首歌，让罗琦唱了一遍，收在《摇滚北京》第二版里。王迪听见了，也非常喜欢，想唱。我们当然求之不得。我想他会把曲子编得很漂亮，刘元的黑管会很悠扬，辽远，在雄壮的节奏下，配合王迪那金属般的声音，一定穿云裂帛，荡气回肠。

录音的时候，我们都去看热闹。我已经养成了一个习惯，只要是王迪录音，我想方设法都要去听，去学，我要当他那么杰出的制作人，要真正熟练地把握一种技巧，最大限度地实现我自己。

王迪有点古怪，曲子一遍一遍放，他也不进录音间，而是坐在阶梯上，一支接一支抽烟。
我问他，你怎么了？

他摇摇头，什么也不说。

王晓京走过来，正要问，他突然站起来，冲进录音间，紧紧关上门。

我们还在纳闷，里面猛然传出一阵放声大哭的声音。

我一开始不能相信那是王迪，但仔细听听，的确是他。在我心目中，王迪一直非常善于自制，是什么触动了他的心弦，让他如此直白，狂放地表达情感呢？是什么样的人，会让他如此真实，在这一刻被真心击穿？

送他回家后，我跟王晓京在车上闲谈，王晓京神秘兮兮地笑起来，说，我知道王迪为了谁。

谁？我说。

一个你不认识的人。王晓京卖起关子来。

我不想再追问。有些东西在让我深思。我曾经觉得这个圈子充满了没有文化的家伙，现在才知道，有如此多的才子奇葩，性情中人，在争奇斗艳，星光熠熠。我的命运本来黯淡，在他们的照耀下，也渐渐明亮起来。我知道，我爱上了这个圈子，即使很久以后，我不会单纯做音乐了，也会深深感谢，并且挂念它。

而在十年之后，在我有了更多悲欢阅历之后，我想，一刻真心，长久淡然，这种为人处世之法，应该用在整个人生中。我们只能把握现在，所以，一切努力都应该在现在，而不是追悔过去，或者空想将来。

跟王迪合作的日子，彷佛充满了各种各样的金属色彩，天空中流淌着摇滚的强音，昂扬而坚硬地回旋着。我感到一种铁骨嶙峋的柔情，在他强硬却温柔的面貌下存在着。

他非常喜欢摇滚，经常在做流行的时候唠叨不停。但是摇滚的形势渐渐严峻，后进者大多扮酷，而不追求本质，大环境也越来越差，他只能沉醉于国外的作品里，或者竭力帮助国内一些弱小的，但很有天分的乐队。

我慢慢发现，王迪最喜欢的歌星不是甲壳虫，不是滚石枪炮玫瑰，而是古怪灵异到极点的巨星Prince，他觉得那个天才是全世界最伟大的摇滚音乐家，他家里许许多多东西都是跟Prince有关的，音像资料，书籍，乐器，录音设备……包括他自己的作派，行头……

但是，在这一点上我看出了问题。他并不能做成Prince，他是巨蟹座人，生性敏感，加上AB型自我矛盾又自得其乐的性格，他只能专心经营自己的内心，守住自己的初衷，却不能像Prince那样成为一个全才，成为一个影响千万万人的巨腕。那样的人，学王晓京的话说，都是王八蛋，需要一颗坚硬无比的心，需要抛开世俗的牵绊，不管不顾，混帐行事。而王迪不能。他敏感，他温柔，他严于律己，从不吸毒，否定别人的时候甚至带着羞涩和犹豫，他怎么能成那种混世魔王呢。

这并不重要。王迪有他自己的生活方式，是我喜欢的，我做不到的事情也有很多，但并不在意，我只要做好自己。虽然王迪的很多东西也在之后不断影响着我，比如，对什么事都很认真，哪怕付出心力交瘁的代价；还比如我现在的钱包是哈雷的，我最喜欢用的羽毛球拍是Price的，虽然跟大魔王大天才毫无关系。

王迪决意退出制作圈，专心致志搞专辑。他跟京文签了唱片约，花好几十万在西黄庄的家中盖起了当时北京最大的私人录音棚。墙上厚厚的吸音材料上，挂着那些伟大乐队的图片画布，以及他自己早期的美术作品。满屋子都是乐器，都是金属色的东西，都是闪烁的红黄白灯，都是颤抖而激动的电流，随时可能喷薄的音乐。

我一边祝贺，一边暗自心惊：以他那般刻苦，认真，认死理的劲儿，这张专辑悬了。我能想象他像生孩子一样小心翼翼拿出每一首歌的表情，那种虔诚，那种超凡的沉静，那种患得患失。他会担心不如新人，会比平时更认真，更仔细，更吹毛求疵，以至于无所适从。守着这么好的一个录音棚，还不每个音符，每个声儿都尽善尽美，没完没了吗？

看来，认真过分，也并不是什么好事，尤其对艺术作品来说。艺术从某种程度上说就是缺憾。不是吗。

后来很少见到王迪。有人说他彻底隐退了，有人说他在穷尽十年功，推出一张超级专辑，还有人说他改行进了中央电视台。

再后来，他的女朋友张蕾当了我的音乐经纪人。

张蕾说，王迪说你最近的东西有些空洞，不实在。

我说，可能吧，我在思考一些问题，没有把更多心思放在世俗的描写上。

太虚了也不好，张蕾说。

我没再申辩。张蕾是个杰出的经纪人，在我们合作期间，她介绍我给宁静，瞿颖，李进，丁子峻等许多歌手创作，还给刘德华写了一首《朱颜记》。多年以后，我在卡拉OK里，还经常拿出来向陌生的朋友炫耀。

张蕾说，王迪跟京文已经签约三四年了，在家里鼓捣录音棚，成天写了又改，改了又写。什么都不干，就这么苦苦折腾着。

可以理解啊，我说，他歇了这么多年，出来的必须是精品，否则怎么向自己交代？

他可以不这么苦，张蕾说。

不行，我说，他是我遇见的最认真的音乐人。我以后要做自己的专辑，无论如何也要找到他来当制作人。

恐怕悬，张蕾说，他一天到晚泡在录音棚里，不给任何人制作了。全都推了。

那他现在靠什么为生呢？我说。

给电视台写点音乐，张蕾说，就那样的音乐，他也比什么都认真。

十年前，奥运——中国之光演唱会上，我给王迪填了一首《梦游者》。那时候我的一切都在百废俱兴，凤凰卫视刚采访过指南针，我说：我要成为北京摇滚圈最好的作词人。

那次，也是罗琦伤后复出的第一场。我很得意，罗琦唱着我的歌，王迪唱着我的歌，最后的群星合唱《奥运•中国之梦》也是我跟周笛合作的。我风光无限，感觉自己成了个腕。那是我得意洋洋走上狂妄之路的开始。

王迪上台，把两幅巨大的歌词板子扛着，往地上一扔。烟雾氤氲，欢声雷动中，他开唱了。看得出来，他有点激动，还有点拘束。毕竟不是十多年前的“摇滚四大天王”时代了，他要面对的，是一大帮风头正劲，才气横溢的家伙，还有渐渐商业化的社会，以及越来越浮躁，势利的人心。

所以，他在唱梦游者的时候，眼神迷离，声调艰涩，虽然还是一贯的凝重，让空气里充满了金属味儿，却有很多歌词都在半白半唱，不能连贯地唱个痛快。我恍然大悟，可能填词没注重原曲的音乐性，这是我的失误，因为我从来都是音乐至上主义者，而这次，或许是我得意过分玩现了；或许是我太想借着这个机会表达点什么：
——他们说我的美梦做得不够好我没有办法只好出去看热闹漂浮在大街小巷荒凉的地方我闭紧双眼装作对自己嘲笑

城市的手臂把我紧紧地缠绕我不想逃出这种欢乐和美妙撞上了墙头算我运气不太好昏黄的街灯把我吓了一大跳

别再用谎言重复我的无聊我只想回到软绵绵的床角可太多面具挂在我的脸上我只好给你一种奇怪味道

别再用互换勾起我的狂叫我只想活到太阳爬得老高有谁的眼睛可以变成向导有谁的心跳才是我的目标——

我望着四周，远远近近闪光灯不断，世界像一大块虚幻而浓酽的梦，不断破碎着，又不断凝结。台上烟雾弥漫，横冲直撞，台下人影幢幢，银光闪闪。罗琦正在跟几个好朋友猛烈地拥抱，到处都是浑身挂满金属链子，长发飘飘眉目难辨的摇滚人。我开始恍惚，觉得我飘了起来，悬在半空，成为一个晕晕乎乎的旁观者，用一种很边缘，很冷静地舞步独自梦游着，谁也不能到达我的身边。

一晃多年。

我渐渐回归自己的内心，沉醉于文学，网络，和其他一些更能吸引我的东西。二零零三年四月，我去广州珠影厂给一个片子贴音乐，回北京的火车上接到无数手机短信，说这边“尸横遍野”，叫我半道转车，逃往四川避难。

我还是回了北京。几天之后，超市疯狂抢购，我亲眼看着飘亮的所有大米白面都被抢光了。邻居老太太甚至戴了个V95口罩，去一趟趟抢购卫生纸。又过了几天，所有的体育场馆都关了。又过了几天，晚上八点钟，长安街上居然见不到一辆车了。

我还是不怎么相信。我想我起码认识圈里的几百号人吧，这几百号，各自再认识几百号，居然没有听到谁真的染上了，说明SARS距离我们还远。

但是，有一天我去张蕾那里拿版税，听她说王迪的大伯动手术，隔壁有个非典，他被传染，只过了几天就去世了。

我的心一下子染上了一层阴霾。

两天后，我有事找张蕾，打不通手机，我就给她公司打，公司说张蕾今天感冒了，咳嗽，还流鼻涕，一天都没上班。

我的心一下子揪紧了，急忙给张蕾家里打，没人接。

我又马上打王迪手机，没人接。打王迪家，还是没人接。

我心头冰凉，急得要命，在家里转来转去，连饭都吃不下。

更可怕的是，晚上王磊来电话，问我，王迪是不是染上非典去世了。

我大叫：胡说八道！

王磊作为圈中知名记者，消息非常灵通。正是他第一时间告诉我红豆出事，又在不久前的愚人节告诉我张国荣跳楼。

那天，整整一个晚上，彷佛有一个凶恶巨大的噩梦死死压在我胸口，所有的音乐，所有的记忆，所有的梦游者都在疯狂旋转，嘶吼，都在一瞬间燃烧掉他们的生命。

这一切，与我何干？我只在想，我的良师益友，我的合作伙伴，是否无恙。我的心悬在虚无的梦中，我原来也是如此敏感，脆弱，如果真出事了，我不知道如何面对。

十点过，电话突然响了。

我一把抓起来，张蕾用一种比王迪还重的鼻音有气无力地说：你是不是给我打电话了？

你在哪里？我狂喊。

我在家里……你能不能小点声儿……

你没事儿吧？我继续喊。

没事儿没事儿，张蕾说，我昨天还跟王迪在一起呢，他还下楼买了个大西瓜……

我略微放下心：要不，你一会儿再给他打个电话？

好的好的，呵呵，张蕾笑了起来，看你，都有点神经质了。

我傻笑着放下电话，突然满心欢喜，就像前一段时间，有个很要好的网友对我说要自杀，结果第二天她母亲打电话说救活了她一样。当然，我知道这不是一回事，但有些感觉是一样的，一种劫后余生，突然梦醒的滋味。我想，我对这些东西如此牵绊，是否会影响我的作品呢？是否会阻碍我成为一个强硬的人？

我不知道，但就这么下去，也没什么不好。

这两年，我在准备出自己的专辑。我在整理这几年写给自己的作品，加上其他歌手唱过，而我唱起来应该不同的作品，作为对十二年流行音乐生涯的总结。

那些东西，带有梦幻般的色彩，很多都是我为自己留下的，没有舍得给别的歌手。我可能自私了一点，但是，想到很少有人把我的歌（不单是词）唱好了的，我就心安理得了一些。

我要找王迪当制作人。我跟目前许多优秀的制作人是好朋友，但是，我要找王迪，才能真正放心，才能把所有的精力放在精心演绎作品上，而不会为了编曲奔忙，为了演奏焦心，为了其他琐事而浪费心力和才华。

我不知道时光是不是停留在多年以前，也不知道王迪是不是依旧会如同当年那样认真，严格，但我还是要找他。就像我不知道自己是否还在最年轻，最单纯的原点，但却永远守着自己的初衷，对这个世界，对所有生命满怀敬意，慈悲和热爱。我们都是勤劳的梦游者，我们都选择了认真，作为这一辈子的准则，这使得我们虽然累一点，苦一点，却能够看清更多的现实，接近更多的本质，也使得我们成为这方面的知音，虽然，对于其他的东西，我宁愿和他若即若离，保持一种安静而真诚的默契。

2003-11-13

2003-12-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