几点想法

农业的商业化、农业地方专门化、农业机械化和科技农业，是美国农业发展的三架马车。三者并不一定同时出现，其中农业的商业活动起源最早，在殖民地创立之初便出现了。在殖民地时代，农业地方专门化生产的特徵，在南方地区尤为明显；在北方部分地区，其身影隐约可见。进入19世纪之后，随着工业革命、城市化的发展，农业商业化和农业地方专门化，成为美国农业经济活动的主流。到19世纪晚期，全国性农业商业市场和农业地方专业化分工布局已经基本完成。农业机械化起源于19世纪30年代以后，到19世纪晚期，农业机械化(前拖拉机时代)已经在美国多数农业地区得到普及；科技农业比较姗姗来迟，其主要成就都是进入20世纪以后，特别是20世纪30、40年代以后的事情。农业的商业化、农业地方专门化、农业机械化和科技农业，三者相互配合，相互促进，成为推动美国农业发展最重要的力量。在农业三架马车的带动下，农业生产能力取得了人类历史上前所未有的进步，农民的生活水平和农村中的生活状况，也获得了极大的改善和提高，并且奠定了美国农业在国际农业市场上的优势地位。

农业的商业化

依靠市场机制，搞活农业经济，增加农民收入，改善农民生活，已经成为中国国内许多人的共识。中国农业的商业化，起步甚晚。远的就不提了。在1980年代以前，农业是中国国内“以农助工”政策的马前卒，专为城市工业经济作嫁衣裳；出多进少，几十年下来，几乎被计划经济折腾得奄奄一息。根据国内农业问题专家的文章介绍，自从1985年以来，中国政府逐步放开了对一部分农业产品的控制，蔬菜、水果、水产品和畜牧业产品等等，其产量和价格都由市场决定，出现了较为繁荣的局面。在粮食和一些主要农业产品方面，政府的政策时紧时松，徘徊于市场经济和政府控制之间。在更多的情况下，政府倾向于直接干预粮食供销过程，以保证国内粮食供给。

美国农业的商业化，已经经历了将近400年，为美国农业和农民积累了相当数量的财富，以及丰富的商业和市场经验。中国农业的商业化，起步甚晚，面临的困难和问题，远比美国商业化起步和发展时期复杂和艰巨。首先，依靠农业商业活动，增加和改善农业收入的最佳时期，是农业产品短缺时期。不幸的是，在改革开放以前，政府长期以低价对农业产品实行“统购统销”，限制了农民的自主经济活动和收入，致使中国农村、农业和农民缺乏财富和经济实力的积累(由於计划经济挫伤了农民的生产积极性，也使农业产品短缺的问题长期无法解决)。改革开放之后，农民的自主经营权力扩大，农民的生产积极性大为提高，加上在改革开放初期，农业产品供应不足，农业产品价格较高，农民收入一度增加很快，农业经济成为破除计划经济，开放搞活的闪亮点。可惜好景不长，到了1990年代中期，农业产品，特别是粮食产品出现了持续性过剩现象。1998年，中国政府评价国内粮食供应状况，“总量大体平衡，丰年有余”，其实是对粮食产品过剩现象的一种委婉说法。由於农业产品(主要是粮食等大宗农业产品)过剩，引起农产品价格下跌，农民收入於是逐年下降，所谓“谷贱伤农”。

由於中国农业产品(主要是粮食等大宗农业产品)已然过剩，如果单纯依靠农业商业化和市场手段来增加农民收入，十分困难。以中国农户人数之众，经营之分散，农民之间的商业竞争势必越来越激烈，农业产量过剩现象将会更加难以控制。在农业产品已然过剩的条件下，单纯实行市场调节，农民可能未蒙其利，反而先受其害。其次，自从1980年代以来，国际农业市场上的竞争越来越激烈。中国加入WTO以后，在不久的将来，必将面临来自世界主要农业出口国家的激烈竞争。以中国农业、农村和农民的财富积累水平，农业机械化和农业科技水平，农民的商业和市场经验，中国农业和农民面临的挑战尤其巨大，其前景令人格外担忧。

从改变农业面貌的现实需要，以及农业发展的长远利益来看，实现农业商业化和市场经营，实乃大势所趋。市场经济和商业化，同时也是一把双刃剑，“优胜劣败”，“效益”与“风险”并存。由於中国农村经济实力太过薄弱，财富积累十分有限，在推动农村市场经济和农业商品化的同时，政府应该审时度势，坚持在一定程度、一定范围内实施必要的农业经济保护性政策和措施。

农业的地方专门化

商业化农业，有两个主要特徵，一是市场(包括市场需求和市场规模)，另一是竞争。从事农业商业化经营，首先要围绕如何了解、掌握和满足市场需求，扩大市场规模，提高竞争能力做文章。根据美国农业发展的经验，农业的地方专门化生产，是扩大农业产品市场，提高农业专业化水平和市场竞争能力的有效手段。

中国国内疆域辽阔，农业生产面积分布广泛，各个地区在土壤、气候、水资源、农作物、畜牧业产品等许多方面，多有不同，差异明显。各个地区应该根据当地以及全国其它地区的市场需求，合理利用、调配地区内部的资源优势，开发区域内部独特的农业资源和农业产品，建立有地方特色的农业产业结构，从而形成各个农业地区独居一格的产品竞争实力，这是其一。其二，中国农业经济要更上一层楼，还需要各个农业地区之间优势互补，互通有无，从而扩大各地农业产品、农业资源在全国范围内的商业市场。以地方专业化为特色的农业产业结构布局，不仅要以满足各个地区城市市场，以及全国城市市场的需要，而且可以进一步促进农村地区之间的农业产品交流和贸易，使农村地区和农村地区之间也互通有无，互为市场，从而形成一个全国范围内的，包括城市和农村地区在内的全国农业产品大市场。

中国国内市场，是一个整体；国家地大物博，具有优势互补，取长补短的条件。地区内部自己自足的思想，只能限制各个地区优势竞争力的形成和发挥，以及专业化带来的规模效益。1994年，国外曾经有人提出，到21世纪“谁来养活中国”的疑问。时值中国粮食生产暂时滑坡，中国政府於是提出了“米袋子省长负责制”，要求各个地区粮食“自求平衡”。虽然在几年以后，政府实质上取消了“米袋子省长负责制”，但是由此可见，在如何保障国内粮食供应，合理利用各地农业资源，农业产品互通有无等问题上，仍然有一些不甚明了之处。优势互补、资源互补、扩大国内农业产品市场；避免资源浪费、地区之间恶性竞争；形成地方农业产品竞争力和规模效益等等，都亟切需要在全国范围之内，各个农业地区之间，建立较为合理的农业产业结构布局，或农业地方专门化生产布局。能如此，各个地区的农业产品不仅能够在国内市场站稳脚跟，且能够凭借地方专门化优势，走出国门，开发农业产品国际市场。

知识农业

美国农业和中国农业，可比性最小。美国农业规模大，农业机械化程度高。美国随便一个普通农民，便拥有百英亩以上的土地。早在殖民地时代，以中小型农庄居多的新英格兰地区，农民的农庄面积一般在25英亩，40英亩和80英亩之间。以一英亩等於六市亩计算，农庄的面积都在百市亩以上。1910年，美国农庄的平均面积为138英亩；1940年，174英亩；到1950年，达到216英亩。农民家庭拥有较大的耕地面积，需要农业机械的帮助；由於农业机械的投资要求较高，农民生产经营需要一定的耕地面积和生产规模，才能够达到较为有利的投资收益比。农民拥有的耕地面积的大小和其农业机械化程度，相辅相成，形成了美国农业优势的规模效益。

自从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以来，美国国内农村人口，农场数目不断减少，农场规模则进一步扩大，大型和超大型农场在美国农业经济中早已占据绝对优势。到1990年，美国共有210万个农场。其中大型和超大型农场32.1万家，当年产量和销售量达到全国农业产品总产量的77%；其余30.6万家中等规模的农场，和151.3万户半工农民(part-time farmers)经营的小型农场，其产量和销售量之和，仅为全国农业产品总产量的23%。所谓半工农民(part-time farmers)，大致有两类。一类仍然居住在农场上，半农半工；除了务农之外，也从事其它工业、商业，或者服务行业。另一类则被称为“皮包农民”(suitcase farmers)，居住、工作在城市，[夹着皮包]经常往返与城市和农场之间，继续兼顾农场的农业生产活动。许多半工农民的经济收入，以非农业收入为主。

在中国，即使三尺小童也知道，中国人口众多，土地稀少。人多地少，是中国农业最基本的国情。在中国，一户农民往往只有几亩土地，或者十余亩土地。在目前条件下，由於城市经济吸收农村剩余劳动力的能力有限，不宜通过土地兼并，建立大型农场。在一部分地区，通过出租和转让土地使用权，形成了少量大型农业生产企业。根据国内农业专家的调查研究，其中的问题和困难仍然很多。特别是在如何合理地补偿转让土地使用权的农民的经济利益，以及这部分农民的就业机会问题等方面，并没有较好的解决方法。可以说，在现在和今后一个相当长的时期内，中国的农业生产仍然将以一家一户的小农经营方式为主。

中国农民家庭拥有的耕地面积过於狭小，限制了农民的生产规模，不利於在农村地区实行农业机械化；农业机械化的投资成本要求较高，农民生产规模过小，只怕连购买新式生产工具的成本都收不回来；同时农民的耕地面积太小，一些现代大型农业机械在田间地头转个身也不容易。农业经营规模小，发展农业机械化不易，农业生产力难以提高。在农业生产力仍然落后，农民生产规模狭小的不利条件下，即使没有加入WTO以后带来的国际竞争压力，中国农业不能充分有效地开辟和利用国际农业市场，也是一件令人遗憾的事情。

美国农业规模大，机械化程度高，无论在国内、国外市场，都具有很强的竞争能力。中国农业规模小，机械化程度较低，只能“以柔弱胜刚强”，实行和加快“知识农业”的建设。所谓“知识农业”，并非标新立异，而是根据中国农村人多地少，生产规模有限，国际农业市场竞争越来越激烈等情况，提出的改善农业生产条件，提高农业竞争力的设想。“知识农业”的核心是综合开发和提高农民的知识水平，生产和经营能力，包括实行一定程度的农业机械化，加强农业科技培训和市场经济知识教育，提高农村的总体教育水平。从而帮助农民，对内，更有效地开发和巩固国内农业市场；对外，尽可能开辟和扩大海外农业销售市场。

(1) 中国农村家庭耕地面积很小，并非完全没有条件实行一定程度的农业机械化生产。早在19世纪初，“独立宣言”的起草人和美国总统托马斯.杰佛逊便提出，改良和发明新式农业生产工具，应该根据各个地区不同的土壤、地形、农作物特徵，因地制宜，生产和制造适合各个农业地区特点的农业生产工具。在19世纪前半期，美国人一口气在耕犁的改进和发明上搞出数百个花样。从1850年代至1940年代，美国人竟然提出了近1800份棉花收割机的发明与创新专利申请。中国的能工巧匠和农业工具公司，同样可以根据中国各个地区的农业特点，生产出(或者引进)符合农民需要的，适合小农生产规模的较为先进的农业生产工具。农民可以组成生产和购销等方面的合作社组织，通过合作社购买较为贵重的农业机械，分摊购买和保养费用，享有平等的使用权利。在农业地区还可以组建农业机械出租公司，农民可以租用农业机械。在19世纪，甚至更早的时候，类似的农业机械租赁活动在美国农村地区非常普遍，为许多经济实力有限的农民带来了较大的方便。目前在国内的一些地区，农民仍然使用较为原始的生产工具，农民的劳动仍然十分繁重、辛苦。改进、发明和制造新式农业工具和农业机械，不仅仅可以提高农业生产能力，也是减轻农民劳动负担，缩小城乡[职业/劳动]差别的一个组成部分。开发农业生产工具市场，形成具有相当规模和实力的农业机械等农业生产资料制造和供应工业，则也是扩大农村地区工业化、城乡地区非农业经济规模，转移一部分农村剩余劳动力的途径之一。

(2) 中国农业素有精耕细作的传统。近些年来，随着国内农业科技水平的提高，农业生产有了很大发展。根据国内农业专家的研究，近年来中国农业单位产量和总产量节节上升，农业科学技术的进步起了很大作用。其实，人多地少的矛盾，其它国家也有。例如，在1860年，日本农民和耕地面积的比例为 1:0.61 公顷，美国为 1:10 公顷；到1960年，日本农民和耕地面积的比例仍然只有 1:0.97 公顷，美国则为 1:46 公顷。除了耕地面积之外，在土壤和气候条件方面，日本皆不及美国。但是在1860年至1960年间，美国农业总产出的年增长率为1.5%，日本则为1.6%，两个国家不相上下。在同一时期，美国农业生产率(农业单位面积产量)每年增长0.7%，日本则为1.0%，甚至超过了美国。日本国土面积很小，耕地面积有限，依靠精耕细作的生产方式，特别是利用科技资源补充土地资源之不足，在农业生产能力和生产率方面，并不让土地资源丰富，农业机械化高度发达的美国。在目前和今后一个较长的时期内，中国农村人多耕地少的状况难以改变，依靠农业科技知识和精耕细作的生产方式，善用土地，是改善农业生产能力和竞争能力的重要手段。特别是利用现代科技知识和市场信息，不断改良、开发和引进新的农业产品品种，改进农业产品质量，以优质和多样化的农业产品，满足国内市场的需要，增加农业生产者收入，同时力争扩大中国农业产品的国际市场份额。

(3) 对於人的投资，其重要性不亚于，甚至超过对於农业机械，农业科技的投资。一户农民家庭，便是一个独立的，完整的生产单位。无论是市场需求，生产过程，农业机械、科学技术、农产品价格和销售市场，都要求农民亲自了解和掌握。相对与城市具备专业知识、专业技能的工薪阶层，每一户农民家庭便是一个完整的经济实体，需要掌握的知识并不亚于活跃于城市经济的专业人士。但是，相对与国家对於城市地区教育资源的投入，国家对於农村地区教育资源投入明显不足。农村地区引进商品经济，使农业经营更加复杂化了；对於农民的综合知识水平要求越来越高。在美国，一个现代农民需要在农业机械、生产技术、经营管理、市场知识等方面，样样精通。在市场竞争日益激烈的条件下，农村教育，已经不能够局限于农村基础教育，农业科技普及和培训等传统项目，而且应该特别注重为农民提供市场经济知识和现代经营与管理知识。综合素质较强的农民，其适应能力、应变能力、灵活性也较强，才有可能较好地把握、适应不断变化的市场需求，从容面对国内、国际竞争压力和市场变化。

中国农业最大的优势，就是最为靠近世界上最大、最为集中的人口群体。特别是最近十余年以来，中国国内工商业、城市化取得了举世瞩目的进步。国内城市经济的发展，必然会进一步促进城市人口和城市经济对於农业产品的需求。众所周知，中国人对於农业产品的消费口味非常独特和多样化。千百年以来，中国农业创造、形成了多种多样，具有独特特点的农业产品和农业经济。随着国内工商业的发展，市场意识的加强，农业产品/食品加工业的创新能力也将会进一步提高，从而为城乡消费者提供更加丰富的农业消费品，同时为农业生产者开辟更加广阔的农业产品消费市场。充分利用与国内消费市场熟悉、接近的优势，根据市场需求，运用“知识农业”的力量，适当调整农业产品结构，开发具有特色的优势农业产品，充分满足国内市场需要，放眼海外商品市场，正是中国农业希望之所在。是所谓“因势利导，有所作为”。

社会支持和帮助

现代农业经济，是一个十分复杂、高度专业化的整体。农民的农业生产活动，只是现代农业经济中的一个组成部分。农业经济学家考克雷恩认为，现代农业经济至少包括以下四个方面：(1) 农业生产资料(农业工具、化肥、农药、种子等)生产、供应和服务业，以及农村银行和信贷服务业；(2) 农民的农业生产活动；(3) 农业产品营销、加工、运输、储存、批发零售等等；(4) 政府对於农业经济的管理和服务，科研服务，农业高等教育等等。根据考克雷恩提供的资料，早在1963年，美国农民用于农业生产资料方面的开支已经达到150亿美元，农业生产总产值为369亿美元，美国国内消费者用于食品和非食品类农业产品的开支为1030亿美元。其中农民获得的实际收益为238亿美元，农业收购、加工、批发零售、运输等行业的收入为735亿美元，其余部分为政府税收。由此可见，农业经济中的非农业生产部分创造的价值，早已远远高于农民的农业生产活动创造的价值。

与此同时，在1963年，美国农业生产资料工业的就业人员为110万人(不包括为农业生产者提供机械、电气、机车维修和维护，银行、兽医医疗等服务行业的从业人员)，农业生产人员(包括农民和农民家庭成员，农业工人)共有651.8万人，农业产品购销、加工、运输等市场营销人员则达到900-1000万人。如果加上政府农业管理机构，农业教育和科研人员，在整个现代农业经济体系中，非农业生产就业人员已经远远超过了从事实际农业生产活动的就业人数。由此可见，现代农业经济，作为一个整体，在创造经济财富，提供就业机会(特别是非农业生产性就业机会方面)，具有极大的潜力和非常重要的作用。农民的农业生产活动和过程，是整个现代农业经济的基础；农业生产活动的健康状况，尤其是农业生产者的经济状况，直接关系到农业经济中非农业生产行业的健康和前途，影响到农业经济体系中一个更加广泛范围之内的就业机会，以及创造经济价值的能力。

中国的农业经济，同样具备上述四个组成部分，尽管其内部各个部分之间的规模和比例不同于美国农业经济。具体些说，中国农业经济中从事农业生产活动的人员仍然超过从事非农业生产活动的人员。根据美国的经验，随着农业经济的发展，非农业生产部分的比例(经济价值和就业人员)应该逐步上升和扩大，农业生产部分的比例(经济价值和就业人员)则会不断缩小和减少。这样，在中国农业经济中，发展非农业生产部分，包括农业生产资料、农产品加工、营销、运输等行业，农业经济管理、科研和教学等等，仍然有较大的余地和空间。由於农业经济中的非农业生产行业就业人员，许多都是城市居民和城市工作者，所以说关心农业的发展，关心农民的利益，实际上关系到除农民以外的更多人，包括许多城市居民的直接经济利益。同时，发展和扩大农业经济中其它三个非农业生产性部分的规模，也是帮助农民从农业生产者转入非农业生产者，从农村居民转变为城市居民的一个重要途径。

现代经济发展的一个普遍现象是，随着工商业经济的发展，过去在国民经济中曾经占主导地位的农业经济的比重逐渐下降。例如，在最近若干年，中国的农业经济，主要是农业生产部分的农业产品总值，大约只占国内GDP的13%--14%左右。但是，如果加上农业经济中其它组成部分创造的价值，整个农业经济在国民经济中仍然发挥着非常重要的作用和影响。农民的农业生产活动的健康状况和发展，直接影响着整个农业经济体系的健康状况和进一步发展；而现代农业经济的发展，对於国家工商业经济的全面发展，城市化建设，又有着极其重要的作用。所以说，农业生产者的经济利益，农业经济的发展与健康，不仅仅是农民和农业经济本身的局部利益与责任，而是关系到整个社会的全体利益和责任，从而需要社会上各个方面的关心、重视和帮助。简言之，改变农业、农村和农民的生产、生活面貌，有利于整个社会的经济发展，也是社会的共同责任。

政府农业(粮食)保护政策

综观世界各国，几乎没有任何国家把农业经济、农民的命运完全交给市场支配。尤其是世界主要工业国家，依靠国内农业人口较少，国家财力较为充分的优势，更加积极地推行农业保护、农业补贴政策。根据“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The Organization for Economic Cooperation and Development，OECD)的报告，1980年代初，主要工业国家每年用于农业保护项目的资金总额在1000亿美元以上。1990年，日本、欧洲共同体、加拿大、美国等11个OECD国家农业补贴的货币总值达到1760亿美元的天文数字，相当于每一名全职农民得到15000美元的国家补贴。其中，大约75%的国家补贴为农业产品价格支持和保护，12%为支付给农民的直接现金补助。尽管各个国家内部批评政府农业保护政策的声音此起彼伏，各个国家之间更是互相指责，并且常常以制裁性贸易措施和报复相威胁，大家说一套，做一套，相互观望，我行我素。

农业经济学家肯尼思.罗宾逊(Kenneth L. Robinson)认为，农业问题，一个是“粮食问题”(Food problem)，另一个是“农业[经济]问题”(Farm problem)。当农业生产能力不能满足市场的需求，农业产品，特别是粮食产品短缺，粮价腾贵，损害消费者利益，是为“粮食问题”。国家政府的当务之急是提高农业生产能力，满足和保证国内市场的粮食供应。与之相反，如果农业生产能力超过市场需求，农业产品，特别是粮食产品过剩，粮食价格连续下迭，农业生产者收入下降，农民生产和生活陷入困境，是为“农业[经济]问题”。

当前，世界主要工业国家(同时也是农业强国)面对的农业问题，主要是“农业[经济]问题”。为了缓和与化解农民的经济问题，各个主要工业国家都采纳了以农业产品价格补贴为主的，多样化的农业保护政策和项目。农业保护政策的重点之一，在於保障农业生产者(农民)获取合理的劳动收入，平衡城市和农村地区的收入差距，维持农村地区的购买力，稳定农村消费市场。同时，农业经济问题，如果完全交给市场支配，必然会引起农业产量，特别是粮食产量和价格的大起大落，不仅伤害农民的经济利益，也不利於城市工商业经济的发展，同时损害广大城市消费者的经济利益。维持农业产品产量和农业产品价格稳定，保障农村生产者，城市消费者的经济利益；维护国家经济持续、稳定发展的长远目标，正是美国、日本、欧洲共同体等主要工业国家和地区坚持实行农业保护政策的根本目的。

在改革开放以前，中国农业的主要问题是“粮食问题”。自从1980年代中期以后，感谢中国政府的农村改革政策和农民的辛勤劳动，中国国内农业产品长期短缺的状况逐渐得到改变。但是到了1990年代中期，中国的农业产品，主要是粮食产品开始出现过剩现象，农业产品价格走起下坡路，农民收入下降明显，“谷贱伤农”。真是一波未平，一波又起。根据国家公布的农业统计数字，在国家“九五”期间，中国农村居民收入增长速度一再下降，从1996年的9.0%，大幅度滑落到2000年的2.1%。特别是在1998年至2000年之间，农民人均来自农业生产销售的纯收入每年递减，以农业为主要收入来源的农民的实际收入出现负增长。2001年以后，农村收入略有回升，增长率上升到4.2%。但在同时，农村居民和城市居民之间的收入差距进一步扩大。2002年，中国国内城镇居民人均收入实际增长13.4%，而农村居民人均收入实际增长只有4.8%；全国城镇居民年均可支配收入为7703人民币元，农民人均纯收入则仅为2476人民币元，不及城市居民可支配收入的三分之一。中国的农业问题，自1990年代中期以来，已经由“粮食问题”，转变成为更加棘手的“农业[经济]问题”。如何稳定和提高农民收入，平衡城乡收入差距，维持农村购买力，扩大农村消费市场；同时，稳定农业产量和价格，特别是粮食产量和价格，成为中国农业经济发展问题的当务之急。

根据经济学的市场供需原理，如果政府对农业经济不加干预，当农业产品过剩、价格下迭达到一定程度，从事农业生产变得无利可图时，农业生产者便会自动减少农业投入，缩小生产规模(例如近年来在部分农村地区出现的土地抛荒现象)，一部分农民甚至退出农业生产领域，从而限制和减少农业生产产量，最终实现农业产品供需平衡，重新恢复对农业生产者较为有利的农业产品价格水平。但是，(1) 长期以来，中国农村缺乏财富和财产积累，农民承受减产、破产、抛荒等经济动荡的能力有限；(2) 中国城市经济吸收农村剩余劳动力的能力和能量仍然不足，农村中无业、失业和半失业人口的增加，必然会加大城乡地区的就业压力；不能及时找到新的就业出路的农民，其生活会更加困苦。另外，(3) 中国农业生产者人数众多，经营方式非常分散，市场信息缺乏而不完全，容易从一个生产极端走向另一个生产极端，难免不重复从生产过剩走向产品短缺，然后从产品短缺重新回到生产过剩的轮回，从而引起农业产量和价格大起大落，既伤害农民的利益，也不利於城市消费者的利益和国家经济的稳定发展。

农业经济，需要市场机制，才能搞活；依靠商品经济，农民才有可能开辟更多的产品、收入和市场渠道。但是，农业经济，包括粮食生产和供销，在粮食等主要农业产品已然过剩的前提下，已经不能完全依靠市场调节和支配；在适当时候，政府需要对农业经济进行一定程度的价格和供销干预。在商品经济条件下，政府对农业的干预，不是要重新回到对粮食等主要农产品实行“统购统销”的老路，而是以市场机制为主，只有当粮食面临或者将要面临严重过剩，价格下跌，出现损害农民利益局面的时候，政府应当以高于市场价格的保护性价格，收购农民的剩余农业产品，同时配套实施其它相应的保护措施。农业价格支持和其它保护性政策的主要目的，不是要政府包干和垄断农业产品供应，而是合理、合适应用政府能力，为农业经济发展和农业生产者提供一道安全网。

美国政府干预农业经济的一个重要手段，是为农民提供直接津贴补助，鼓励农民闲置、休耕一部分土地，从而控制农业产量，缓和农业产品过剩的趋势，稳定农业产品价格。美国家庭农场土地面积广大，农场主有条件闲置一部分土地；通过缩减土地耕种面积，限制农业产品产量的措施，在美国比较容易推行。在中国农村，人多地少，农民家庭的耕地面积本来就已经十分有限，即使每一户农民家庭把所有的全部耕地充分利用，每年的经济收入也不过数千元人民币。农民没有条件，通过休耕一部分家庭承包土地，缓和农业产品过剩的情况。不幸的是，中国农村农户家庭的基数非常大，如果把所有农户拥有的土地面积合起来，又是一个很庞大的数字，成为目前粮食产量过剩的原因之一。这样，中国的农业经济就面临一个矛盾现象，既不能随意要求农民限制生产规模和产量，又需要退耕一部分土地，减少粮食产量过剩的压力。根据中国的情况，适当减少粮食耕种面积，例如退耕还林，退耕还湖，退耕还草等等，需要满足下面几个条件：(1) 具备从事其它农业生产活动所需资源和条件的农业地区，农民可以在政府和社会的帮助下，转产其它地方特色农业产品，或者开发、引进新的农业品种和农业科技产品；(2) 政府能够给予退耕的农民合理的经济补偿；(3) 退出粮食和其它过剩农业产品生产领域的农民能够有其它就业渠道，包括非农业生产就业机会。

中国农民家庭拥有的耕地面积太小，在农业产品过剩的情况下，依靠农民减少耕地面积，缓和农产品过剩、价格下跌状况的余地极为有限。政府的政策，除了以保护价格收购一部分剩余农业产品外，应该重点开发和扩大国内外农业产品消费市场；通过扩大市场，消化、吸收更多的农业产品，从而帮助农民增加收入。例如，(1) 引导、帮助农民开发地方特色农业产品，避免地区之间恶性竞争；引进和培育新的农业品种，开辟新的市场和消费渠道；(2) 适当补贴国内城乡低收入家庭的农业产品消费，扩大国内农业产品消费市场。在部分地区或者部分低收入家庭试行“中小学(早)午餐补助计划”，“食品卷”，“低收入老龄退休人员食品补助计划”等等，一方面帮助城乡一部分低收入人员的生活，同时帮助农业生产者扩大国内农业产品消费市场。人们或许认为，中国不具备美国的经济实力，人口更在美国数倍以上，不能承受上述社会福利带来的财政压力。不过，美国政府在实施和试行上述福利措施的时候，正是在1930年代经济大萧条，美国经济几乎全面崩溃，政府财力非常紧张的时期。政府在制定申请补助的条件和规则方面，人数方面，完全可以根据国家财政能力，加以适当调节和控制。而且，一般而言，收入越高，每一个家庭用于食品方面的开支，占家庭总收入中的比例会越来越小；收入较低的家庭和个人，食物开支所占比例，在其总收入中所占的比例则较高。适当补助低收入家庭农业产品(食品)消费，实际上也是帮助这部分家庭扩大在其它商品方面的消费能力，有助于扩大社会的产品和消费总需求。同时，通过政府的国内食品消费补助计划，农业生产者也获得了更大的产品消费市场，有利于维护和保障农业生产者的经济利益。政府通过保护价格收购的部分库存余粮，也有了较好的出处，尽量避免不必要的农业产品积压和国家仓储负担。

在农业贷款问题方面，可以借鉴美国政府实行的“不予追究贷款”(non-recourse loan)措施，即美国农民在较早时期自发提出来的“副国库制度”(Sub-Treasury system)。农民可以以粮食等部分农产品作为抵押，从政府专门设立的贷款机构获取贷款。农民抵押品的价值，根据高于市场价格的农产品价格计算。在一年之内，如果农业产品价格上涨，超过了农民抵押品的价值，农民可以将抵押的农产品卖掉，清还政府贷款，并获得一定的利润。如果价格下跌，农民的抵押产品归政府所有，政府则勾销农民的贷款债务，农民的信用不受影响，在新的一年可以继续申请政府贷款。这样，一方面，令农民望而生畏的贷款过程和手续，有望转变成为农民可以接受的政府对农业产品实行价格支持的一种手段；另一方面，在农产品价格下跌，对农民不利的情况下，农民不必急于抛售农业产品，遭受经济损失；同时，农民仍然可以获得必要的生活和生产资金，保持农村地区生产和生活的正常进行。

中国学者提出的农业、农村、农民，所谓“三农”问题，是中国经济建设、现代化建设过程中最复杂、最艰巨的挑战之一。农村经济滞后，对於国民经济的整体和持续发展，必然会带来极大的负面影响；城乡差距进一步扩大，也不是一个公正、健康的社会经济现象。国外农业发展的经验，值得参考、借鉴；制定合理、有效、符合实际的农业政策，还需要中国国内农业经济工作者共同的、富于创造性的努力。中国不乏聪明能干之人，缺的是理解、关心农业经济、农民利益、农业发展的有心人。重视农业问题，关心农村变化，尊重农民的经济社会利益，农业、农村和农民，在国家经济建设和发展的大局中，才能真正有所作为。

结语

正如前文提到的一位美国农业学院院长所言，农业是一个很难致富的行业。农业、农村和农民的根本出路，还在於减少农民。正如解决城市经济中的一些问题，需要把眼光投向城市范围以外，依靠改善农村的生活和经济状况，提高农民的收入和购买能力，稳定和开辟农村消费市场；同样，改善农村的经济状况，需要把眼光投向农村地平线远方的城市，依靠城市经济和农村地区非农业经济的发展，带动农业经济的发展，转移更多的农村剩余劳动力。

美国国内工商业的发展，起步甚早，在美国国内工商业发生和发展时期，特别是在19世纪和20世纪中期以前，遭遇到的国际竞争相对较小。加上美国工商业经济的创新能力极强，例如19世纪的铁路工业，20世纪的汽车工业、航空工业，其它如钢铁工业、机器制造、农业机械制造和服务、电报、电话、各类电气和电器产业、摄像、电影、电视、收音机、百货商店、连锁商店、邮购服务、媒体广告、金融市场、投资银行等等，或者完全起源、发展于美国，或者在美国获得发扬光大，推陈出新。两个因素结合起来，形成了极为强大的创造新的就业机会的能力。可以说，美国工业化时期，每推出一个新的工商业项目或种类，都充分吸收了美国农村地区出现的剩余劳动人口，以及源源不断来自海外的数以百万计、甚至数以千万计的移民人口。

中国国内工商业的发展，起步甚晚，每迈一步，都面临来自复杂和强大的国际竞争。加上中国国内工商业的创新能力仍然不足，开辟和扩大就业机会的能力受到一定程度的限制。近年来，国内每引进和建立一项新的工业，例如IT、现代汽车工业等，都需要和工业发达国家争市场、材料、人才、资金和就业机会。即使是在中国较居优势的传统制造业方面，依然受到来自东南亚和其它国家的竞争压力。传统制造业为中国部分地区提供了众多就业机会，但是在国外竞争和国内人口的双重压力下，传统制造业进一步增加和提高普通从业人员收入水平的条件有限。所以说，培养、鼓励国内工商业的创新能力，包括引进国外资金、新的科学技术和先进管理经验，推陈出新，发扬光大，成为扩大城乡就业机会，提高收入水平的关键。另外，根据中国人口和市场特点，特别是农村的特点，建设有特色的农产品加工工业、农村教育和医疗卫生事业，利用国外资源，避免国际竞争，通过发展农村地区地方工业产业和服务行业，扩大农村地区非农业生产性就业机会。

在中国农村的地平线上，创造和建立非农业生产性的就业机会，改变农村的生活和经济面貌，是一项前无古人的事业。人与自然和谐共存，工业和农业同步发展，路途仍然遥远，细节错综复杂；改革创新，走前人没有走过的路，目光则不能不远大。

启明
2007.3.23.

[后记：《美国农业史话.1-4》摘自3年前本人写的一部关于美国经济史著作（2004年版），其中美国农业起源、商业化、地区专门化、农业机械化和科技农业的形成与发展，因篇幅过长而省略。本人特意挑出枯燥的农业史部分贴在这里，有两个用意。1. 与各位分享美国兴起的知识和认识。我们许多人虽然生活在美国，但对美国究竟如何崛起及其创业的精神并不清楚。管中窥豹，以农业发展为例，可见一斑。2. 通过比较，知道差距。国家近年来进步显著，固然可喜，但各类社会、经济问题也会越来越多且复杂。集中精力搞好经济、社会建设，包括改善农业经济及亿万农民的生活，少谈些大国、崛起，甚至好勇斗狠之类的空话。-qmh）