经济波动和就业问题

所谓那壶水不开提那壶。正当越来越多的人依靠工商业和城市劳动力市场获取生活来源时，劳动力市场则并不稳定，更不完善。19世纪后期工业化强劲增长时期，美国经济发展的总体表现令人喜忧参半。一方面，工商业发展突飞猛进，国家经济财富与日俱增，创造了数以千百万计的工作和就业机会，成就有目共睹。美国国内工商业和城市经济活动，如同一个不断扩大，高度活跃的巨大磁盘，把国内众多剩余农业劳动力从耕耘了几代人的土地上，无数海外移民从世代生息的故土家园，吸纳进入美国国内工商业和城市经济体中。另一方面，新的经济制度和工商业经济活动表现出明显的“高涨”和“衰退”循环反复的特徵。当经济高速增长一段时期以后，达到饱和和过剩，在无人预料的情况下，冷不防地猛然崩溃，然后进入一段或长或短的经济衰退和收缩时期。经济恐慌在19世纪中期以前、工业化的起步阶段便多次发生，例如1819-1822年的经济恐慌，1828-1829年的经济衰退，1837-1839年的经济恐慌，1854年的金融恐慌和1857年的国际性经济恐慌等。但是，到19世纪晚期工业化高速成长时期，经济恐慌来势更加猛烈，并且数次形成较长时间的全面经济萧条。由於工业化、商业化的高度而全面的发展，新的经济秩序进一步强化了社会内部包括企业、行业等各个经济单元之间的经济联系和依赖关系，特别是就业人员对於劳动力市场的依赖关系。经济恐慌或者经济萧条一旦爆发，造成的影响、波及的范围、以及破坏的程度都更加巨大。对於依赖出卖劳动力为生的普通劳动者，打击最为沉重。

在19世纪的最后30年里，美国经历了两次经济萧条(Depressions)和一次较为严重的经济衰退(The recession of 1884-1886年)。在1873-1878年经济萧条和1893-1897年经济萧条中，美国的失业人口至少在16%以上。在部分地区和个别时期，失业率甚至高达30%以上。在1873年，一场由华尔街投机者引发的金融恐慌很快蔓延、发展成为全国性经济萧条。在1874年一年之内，便有6000余家企业破产倒闭，失业工人数以百万计。在工业发达地区如麻撒诸塞州，失业人口一度高达当地劳动力总数的30%以上。1873年开始的经济危机，历经4年仍然挥之不去，终於在1877年引发了震动全国的铁路工人大罢工，加剧了社会的冲突和矛盾。在1893年2月，一场新的，更大的经济危机袭击美国。在危机开始以后仅仅6个月内，至少有8000家企业、360家银行破产倒闭。在1893年一年之内，破产倒闭的企业和银行总数分别达到15000家和600家的惊人数字。失业人数则一度达到200万至300万人之间，占当年全部劳动人口总数的15%-20%左右。换句话说，在危机最为严重的1893年至1894年冬季，至少每5名美国工人中便有一人丧失工作，失去了生活依靠。

失业并不仅仅发生在经济危机和衰退时期。在经济形势较好的时候，仍然有一部分人找不到工作，失去已有的工作机会，或者处於半失业状态。根据美国联邦政府1889年的一项调查研究，在全国铁路行业中，只有大约四分之一的铁路员工能够保证全时工作日，将近60%的铁路员工实际上只有半年时间真正就业，只获得大约相当于6个月的工资收入。麻撒诸塞州州政府劳工统计资料所描绘的就业画面，同样让人心寒，至少有30%的就业人员在一年之内随时面临遭受解雇的威胁。一般而言，中产阶层，包括白领阶层员工，就业状态相对稳定，普通工人和体力劳动者只能听天由命。如果爆发严重经济危机，众多蓝领劳动者和一部分白领专业人士，在失业、半失业、减薪的洪流中，同归于尽。

失业问题是工业化、商业化、和城市化过程中不可避免，最惨重的社会代价之一。在19世纪晚期和20世纪初期，几乎没有任何失业救济、失业保险、再就业培训等帮助失业者渡过难关的社会保障机制。以当时普通工人的工资和家庭负担，很少工人能够积累一定的存款和储蓄。对於大多数劳动者而言，一旦失去工作，便失去了全部生活来源和依靠。早在18世纪晚期，现代经济学的创始人亚当.斯密(Adam Smith)便说，普通工人只要失去工作一个星期，便无法生存下去。美国著名劳工运动领袖塞缪尔.高姆帕斯(Samuel Gompers)在移民前往美国之前，曾经目睹一名失业工人在伦敦街头哭泣：上帝置我于死地。我的妻子，我的孩子们需要面包，可是我没有工作可做。失业工人的痛苦深深地刻在了高姆帕斯的心上，发生在伦敦工人身上的不幸同样也发生在大西洋彼岸的美国工人身上，高姆帕斯后来成为美国最大、最成功的工会“美国劳工联盟”(The American Federation of Labor, AFL)的创建者和领袖。1893年至1897年的严重经济危机，甚至将一些失业工人逼上绝路。根据麻撒诸塞州州政府医疗检察官的一份报告，一些失业无助的人，绝望之中，服毒、自沉河水，悬梁，或者开枪自尽，触目惊心。失业和经济动荡使人们变得焦躁不安和愤怒，历史学家罗伯特.戴文(Robert A. Divine)等人引用一份当时报纸的描绘：在城市街道的每一个角落，都站着一个饱受[经济危机]煎熬的人，敌意地指责[身边的]每一个人、每一件事。19世纪晚期，著名学者，美国早期总统约翰.亚当斯(John Adams)和约翰.昆西.亚当斯(John Quincy Adams)的后人，无衣食之虞的查尔斯.佛朗西斯.亚当斯(Charles Francis Adams)，形容1890年代的经济萧条岁月，“简直就是地狱”。

社会对於就业(失业)问题的态度

当美国社会从一个“自由劳动者”，或者独立业者的国家转变成为一个雇员、工资劳动者的国家时，并不是所有人都能够迅速适应新的经济和社会现实。从前，拥有和依靠自己的土地、手工作坊，相当于拥有一份”铁饭碗“，养家糊口不成问题。现在，绝大多数人失去了独立的经济地位，需要依靠劳动力市场获取工作和经济来源。加上在19世纪后期，大企业迅速兴起，并且开始在国家经济生活中占据日益重要、甚至主导地位。经济资源、社会财富越来越集中在少数寡头、甚至垄断性，具有高度组织性的大企业中。许多人不仅对於新的就业和经济依赖关系不适应，充满不安和焦虑，而且担心平等、个人自由等共和国的理念和传统，在新式经济关系和组织形式的冲击之下，土崩瓦解。正如理查德.哈夫斯塔德所说，随着工业化、商业化的不断发展和城市扩张，“自由劳动者”和“农民神话”离现实越来越遥远，美国人则更加怀旧，希望能够挽回昔日自由、平等和独立的地位。

1869年，费拉德尔菲亚的一部分服装工人成立了一个劳工组织“劳工骑士高贵而神圣的秩序”(The Noble and Holy Order of the Knights of Labor)，简称“劳工骑士团”。1870年代，“劳工骑士团”从秘密走向公开，到1880年代中期达到高峰，有75万名会员。“劳工骑士团”把社会上的人简单地划分为两类：生产者(Producers)和少数非生产者(Non-producers)，后者包括银行家、律师、酒业经营者、赌徒等。生产者的概念比较广泛，包括工人、农民等，甚至企业家和雇主。“劳工骑士团”的会员成分因此比较复杂，其主张也比较多样化，不像一个单纯的劳工权益组织，而更像一个社会改革团体。“劳工骑士团”主张废除童工劳动，实行8小时工作制，推行累进式收入税制度等等，但是其核心主张是恢复小生产者私人财产制度和独立的经济地位。根据“劳工骑士团”的主张，工人组织工厂(和工业)合作生产单位，拥有独立的私人股份，共同劳动，分享利润；重新分配土地，使土地真正掌握在农业生产者手中，而非土地投机者手中。简言之，社会上每一个人都应该重新成为自己的雇主，而非工资的奴隶。“劳工骑士团”进一步认为，只有恢复生产者私人(个体)财产制和19世纪中期以前的独立“自由劳动者”制度，才能够保障美国共和国自由、平等、民主的基础。“劳工骑士团”不愿意承认工业化、商业化社会中工资制度和劳动力市场的现实，幻想回到早期的“农民平等主义”和独立“自由劳动者”时代，这种向后看的主张对改变现状无济于事，只不过反映了社会上仍然有许多人对新的雇佣关系的不适应，不理解，和怀旧的心理。

19世纪晚期的著名改革家亨利.乔治没有受过多少正规教育，十来岁便在远洋船上做杂工，后来成为水手。定居加利福尼亚州以后，又做过记者、印刷商等各色职业，通过自学，终於成为一位一鸣惊人的经济学家和不知疲倦的社会改革家。乔治曾经去到纽约，目睹工商业大都会的极度富有和社会上一部分人的极度贫穷，深感困惑与不安。1870年代中期的经济危机和铁路工人大罢工，更加震撼其心。1879年，乔治发表了<<进步与贫穷>>一书，探索社会贫富差距的原因和救治的良药。根据<<进步与贫穷>>的分析，财富集中和贫困问题，是由於土地高度集中和垄断的结果。乔治於是提出以100%的税率征收土地地租等不劳而获的土地收入，打破少数人对于土地的集中控制和垄断，使更多的人能够较为容易地获得土地，重新成为小土地(生产资料)所有人和独立生产者。同时，也可以减轻城市地区就业压力，从而提高工人工资，一举两得。<<进步与贫穷>>这部著作，曾经一版再版，印刷了上百万册，并且被翻译成为多种文字，人们争相传阅，在美国国内外广泛流传。独立生产者，“自由劳动人”的观念，在雇佣关系开始占据主导地位的时代，在许多美国人的心中依然挥之不去。

“失业”的概念，在古代社会几乎不存在。据说，在古代埃及，修建金字塔的劳工是夏季尼罗河泛滥时期失业的农民(一说是奴隶)。修建金字塔成了埃及法老(国王)举办的“公共”工程，缓和年复一年的尼罗河畔的农民失业问题。在古代希腊和罗马，据说在不同时期也都存在一定数量的“无业”人员。在罗马共和国晚期，一部分无所事事的人，专门聚集在罗马城内，依靠公民权和选票，获取政府救济为生。在古代社会，即使存在一定数量的“无业”人员，其“无业”概念和现代社会的“失业”概念，风马牛不相及。古代社会、还有中世纪欧洲社会，主要劳动力为奴隶和处於依附地位的农民。奴隶是奴隶主的私有财产，奴隶无业可做，是奴隶主的个人损失，不可想象。中世纪的欧洲农民多依附于封建领主，其地位相当于农奴；加上生产水平低下，需要勤扒苦做才能勉强维持温饱，只有拼命干活的，很少有无事可干的农民。只有到了17、18世纪，工业化开始在英国和少数其它欧洲国家兴起，现代社会的“失业”问题才逐渐成为社会中比较普遍的新的经济和社会现象。

美国的国情比较特殊。从殖民地时代，直到19世纪初期，绝大多数劳动者是拥有自己土地的农民，属於所谓独立的自由劳动者。在美国南方地区，虽然存在着大量黑人奴隶，但是属於种植园主的私人财产。所以，至少在19世纪中期，美国内战之前，失业问题，在美国东海岸部分工商业城市零星存在，但决不是具有普遍性的社会现象，其程度也不甚严重。随着工业化、城市化的发展，到19世纪晚期阶段，美国已经成为一个“雇员的国家”，工资和薪水收入阶层逐渐成为社会劳动者中的绝大多数，“失业”也开始成为一个经常发生、普遍存在的经济和社会现象。

在19世纪，无论是在欧洲，还是在美国，人们通常以极为负面的眼光对待失业者。失业问题是一个个人问题，甚至是个人道德问题例如懒惰、游手好闲、酗酒误事等，而非一个社会问题。在美国，失业者通常被称为“流民”(tramps)。失业者之所以失业，是因为他们个人选择不工作。对於是否应当帮助和救济无业贫民，社会上流行的观点是否定的，认为救济只会进一步鼓励懒惰。这种置疑失业者道德观念，不分青红皂白歧视失业者的观念，到了19世纪晚期，越来越站不住脚。尤其是在1890年代世界性经济危机期间，许多一辈子勤勤恳恳，在社区内广受尊重之人，也纷纷失去工作，徒唤奈何。所谓“倾巢之下，焉有完卵”，人们才开始逐步改变对於失业和失业者的看法。

古典经济学家对於失业问题，比较轻描淡写、不痛不痒。亚当.斯密对于劳工颇为同情，并在其巨著<<国富论>>(The Wealth of Nation)中，多处捍卫劳工利益。但是在同一书中，斯密甚少论及失业问题。历史学家约翰.加内铁(John A. Garraty)认为，在劳工问题方面，亚当.斯密对於工资上升和下降问题的关注，显然超过了对於失业问题的关注。可以理解的是，在<<国富论>>发表的年代(1776年)，工业化开始不久，其经济和社会影响尚未全面展开，失业问题并非当务之急。中国人最为熟悉的西方经济学家，除亚当.斯密外，应该是托马斯.马尔撒斯(Thomas Malthus)。马尔撒斯在1798年发表<<人口论>>(Essay on Population)一书，首先敲响“人口过剩”的警钟，指出“人口按几何级数增长，粮食供应则按算术级数增长”，人口膨胀将会使人类面临饥荒的威胁。按照马尔撒斯的逻辑，人口增长过快引起[粮食]供给不足的矛盾，需求大於供给，於是需要更多的人工作，更多的就业。人口过剩不会导致失业，失业只是临时、暂时性现象。但是过多的人口一定会导致工人工资水平下降，从而加剧社会的贫困和苦难。政府对於贫民的救济，只能进一步鼓励人口增长，加剧产品需求和产品供给之间的矛盾，并且进一步压低就业人员的平均工资，使社会上已有的贫困人口更加贫困化。另一位重要的古典经济学家大卫.李查度(David Ricardo)认为，有一个“劳动力市场价格”(the market price of labor)，其决定因素为劳动力市场的供应和需求状况。此外，还有一个包括粮食等生活必需品的“自然价格”(the natural price)。当“劳动力市场价格”下降到维持人们基本生活需要的“自然价格”以下时，人口增长速度放慢并且下降，从而缓和工资下跌和就业压力；反之，当“劳动力市场价格”上升并且超过粮食等生活必需品的“自然价格”时，人口开始进一步扩张，工资随之下降，就业也成为问题。总之，就业和工资问题，就像任何一件商品，完全由市场的供需关系决定并取得平衡。不过，在人口问题上，李查度并不完全信任市场调节，主张政府规划和控制人口增长。在19世纪晚期，直到1930年代世界经济大萧条以前，西方经济学家普遍认为，一切经济活动，包括就业问题，是一个单纯的市场问题，应该、而且能够通过市场经济的宝贝-“供需原理”自行调节，政府不应该干预包括就业市场在内的一切经济活动，以免起到相反的效果。经济危机、失业问题，还是留给市场机制，任其自行起死回生。

政府和就业问题

社会的主流意识对於失业问题轻描淡写，一笔带过。绝大多数西方政府对於失业问题争一只眼闭一只眼，也就不足为奇。在英国等欧洲国家，政府很早便设立了若干救济贫民的机构，加上宗教慈善团体，对无业、失业人口发放一定的食物救济，敷衍了事。类似慈善机构，以施舍、救济为主要内容，缺乏现代意义上的失业保险机制和功能。但是，到了19世纪晚期，英国、法国、德国、美国等国家的工业化已经达到相当成熟的阶段，雇佣关系成为社会上占主导地位的就业形式，绝大多数人口依靠劳动力市场获取工作机会和生活来源。一句话，这些工业发达国家已经成为“雇员的国家”，或者工资和薪水收入者的国家，就业市场的稳定与否，直接关系到各个国家内部绝大多数社会成员的生活水平，甚至生存问题，以及社会稳定。19世纪后期频繁发生的经济衰退和萧条，特别是1890年代的世界性经济危机，迫使上述工业国家的社会和政府重新认识和面对经常性失业的现实，并且开始采取一些补救和缓和措施。

大约在1890年代，根据历史学家约翰.加内铁细致、深入的研究，在德国、法国、瑞士、奥地利、比利时、挪威等欧洲国家，出现了众多“就业办公室”(Employment office)，或称“公共劳动力交易所”(Public labor exchanges)。其中德国拥有当时世界上最为完善的“公共劳动力交易所”网络系统，遍布全国每一个城市。除了政府设立的就业办公室外，还有一些属於工会和私人企业的就业服务机构。“公共劳动力交易所”为寻找工作的人员(包括失业人员)提供就业信息，在寻找工作的人员和雇主之间牵线搭桥，其主要目的在於避免、防止和减少失业，包括尽量缩短失业人员从失业状态转变到重新再就业状态的时间。在社会福利和服务方面，美国总是比欧洲国家慢半拍，其最早的“公共劳动力交易所”大约出现在1907年。

在1890年代，失业保险也渐渐受到西方社会和政府的关注。在欧洲，少数民间行业工会设立了最早的失业保险基金。从1890年代起，欧洲的一些城市政府，甚至国家政府开始对民间保险基金提供一定的资金补助，其中以起源于比利时根特市的“根特制度”(Ghent system)最为著名，曾经广泛流行于比利时、卢森堡、德国、瑞士、意大利、法国、挪威和丹麦等国。“根特制度”是一种民间自愿保险形式，参加人数较少，保险金额微乎其微。

英国政府举办的就业服务机构出现于1909年，晚于其它欧洲国家。通过“全国劳动力交易所法令”(the National Labour Exchange Act of 1909)，英国建立了一个全国范围内的政府就业服务网络。 两年以后，英国政府又通过了“国家保险法令”(the National Insurance Act)，为所有工资收入者提供医疗保险，和一部分行业的就业人员提供失业保险；保险金来自员工，雇主、和国家政府三个方面。约翰.加内铁认为，英国的保险法是西方国家设立的第一个现代意义的失业保险制度，其主要推动者为温斯顿.邱吉尔(Winston Churchill)，当时的英国国内事务部长和贸易委员会主席。邱吉尔自认为对经济学一窍不通(I can't get my mind around the economics)，但他深知失业对於社会稳定的影响。失业问题，邱吉尔认为，是国家经济中“阿奇里的脚跟”，是现代经济中致命的弱点，必需依靠政府干预和设立相应的失业保障机制，保护失业者的利益。对於社会上流行的把失业现象和失业者的道德因素混为一谈的观念，邱吉尔尤其显示出不寻常的政治远见和实际作风，直言不讳地说道，我[邱吉尔本人]所关注的是邪恶(失业)本身，而不是邪恶(失业)的原因；是失业的事实，而非失业者的个人品格。以邱吉尔的言行观察其人，颇有“稳定压倒一切”的意味。如果失业者的利益不能得到保障，失业问题不能得到妥善处理，工业化带来的一切社会经济成果都有可能化为乌有，前功尽弃。

在设立失业保险制度方面，美国又落在欧洲国家后面。不过，美国有自己的国情，可以说是不见棺材不落泪。在1890年代以前，美国政府和西方其它国家政府一样，对失业问题漠不关心。1897年以后，美国和世界经济开始复苏，美国国内的失业问题得到缓解。从1900年至1920年，美国国内的失业率在绝大部分年份里都在5%以下。在1906，1918，1919年三年之内，失业率甚至低于2%。尽管在1907-1908年和1913-1915年前后，美国经历了两次较为短暂的金融和经济恐慌，但程度较轻，影响有限，失业率在恐慌时期从未超过8.5% (1908年， 8%；1914年， 7.9%；1915年， 8.5%)。特别是在1914年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之后，战争的需求极大地推动了美国国内经济发展，就业形势更加水涨船高，全国皆大欢喜。在1918年和1919年两年之内，美国国内失业率只有区区1.4%。美国人好了伤疤忘了痛，1890年代的经济危机和失业苦难，已经被健忘的美国人抛在脑后。失业保险之事，如果美国人曾经考虑、研究、探讨过的话，现在则被理所当然地束之高阁。第一次世界大战结束以后，美国经历了极为短暂的经济衰退和大规模失业。在1921年，失业率一度攀升至11.7%，有将近500万人失去工作。不久以后，美国经济又进入新一轮高速发展时期，是为所谓“呼啸的20年代”(The Roaring [19]20s)。从1922年至1929年，美国国内的失业率分别为6.7%(1922年)，2.4%(1923年)，5.0%(1924年)，3.2%(1925年)，1.8%(1926年)，3.3%(1927年)，4.2%(1928年)，和3.2%(1929年)，不足为忧。到1929年秋，当代最杰出的经济学家，耶鲁大学教授欧文.费西尔(Irving Fisher)不禁忘乎所以地宣布，股票市场的价格(20年代美国经济繁荣的象征)已经达到一个永久性的高原地带。正当美国人认为呼啸攀升的美国经济，如同已经脱离并不受地球引力影响的庞然大物一样，扶摇直上之时，1929年10月，突然之间，经济繁荣的象征和焦点 - 华尔街股票和债卷市场连续崩盘，溃不成军。银行和整个金融系统随之土崩瓦解，经济繁荣嘎然而止，国家经济生活陷入停顿和瘫痪。

30年代的经济危机，灾难重重。其最大的灾害，莫过于造成了千百万无业可依，无事可做，失去一切生活来源的庞大失业人口。1930年，美国国内失业率超过1929年几乎3倍，达到8.7%；1931年，失业率又翻了一番，达到15.9；1932年，失业人口已如潮水泛滥，达到1200万人以上；次年，美国国内失业率达到顶峰，大约有1300万至1600万人失去工作，占当年全部劳动人口的24.9%。1933年以后，失业率有所下降，但是始终维持在两位数字以上的高度。一直到1940年，美国国内的失业率仍然高达14.6%。大规模失业等於大规模社会灾难：在人类取得巨大物质进步的时代，流离失所，忍饥挨饿，一时竟然成为司空见惯的景象。

在1893年经济危机期间，数以千计的失业者，在约瑟夫.考克斯(Joseph Coxey)率领下，曾经长途跋涉前往美国首都华盛顿，要求美国政府举办公共工程，为失业者提供工作机会，以及采取其它措施，帮助失业者渡过难关。美国政府派出警察，粗暴地将聚集者驱散，考克斯等组织者被捕。政府的职责是维护和保障社会秩序，失业者的苦难和失业问题，政府视而不见。1930年代的经济大萧条，给美国人当头一棒。失业问题不再是单纯的失业者个人问题，而是具有广泛影响的社会问题。单纯依靠自由经济制度的内在调节功能，并不能保证国家经济的稳定运行和发展，也无法解决经济危机关头的大规模失业灾难。当一个国家的绝大多数人口依赖就业市场、劳动力市场为生，个人和市场机制无力应付经济危机和失业问题时，美国人终於意识到，现代经济、现代社会需要国家政府的积极参预和帮助。

1933年初，当佛兰克林.罗斯福总统任职以后，一改美国政府在就业问题上消极回避，或者半推半就的态度，果断承担起保护失业者利益，减轻失业危害，促进经济恢复的多项新的经济、社会政策。罗斯福政府在积极举办政府公共工程，增加就业机会，减少失业人口的同时，又于1935年，通过了“社会保险法令”(Social Security Act)。根据该法令规定，设立了一个由联邦政府管理的老年人退休基金，其资金来源于联邦政府抽取的雇主和雇员的“工资税”(payroll tax)，保障老年人退休以后的基本生活来源；设立联邦政府 - 州政府合作经营管理的失业补助(保险)制度，具体的失业补助标准由各个州政府制定并监管，帮助并缓和失业人员及其家庭的生活困难；由联邦政府提供专款，州政府拿出对应比例的资金，为残疾人、处於贫困状态的老人、儿童提供福利救济。从此，帮助失业人员，为失业人员提供一定的社会保障，成为美国联邦政府，以及州政府的重要职能之一。

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美国国内经济重新高涨，国内劳动力紧缺，失业现象几乎消失。在1943年，1944年和1945年三年内，美国国内的失业率分别只有1.9%，1.2%，和1.9%。到1946年，美国国内的失业率仍然只有3.9%。尽管30年代经济危机和大规模失业的噩梦已经过去多年，美国人再也不敢掉以轻心，美国国会于1946年通过了第一个“全面就业法令”(The Full Employment Act of 1946)，明文规定，“创造和保障就业机会，是美国联邦政府永久的政策和责任”。从此，创造和保障就业机会成为美国国内经济发展和经济政策的主要目标之一。

自从1946年以来，在美国，实现经济增长和实现最大限度就业的目标，几乎相提并论。同时，实现经济增长，又保障市场物价稳定，成为美国经济发展和经济政策的另一大目标。近半个多世纪以来，美国的经济发展和经济政策，基本上是围绕着实现具有最大限度就业的经济增长，和实现价格稳定的经济增长两大目标做文章。根据经济学家的观点，在就业目标和反通货膨胀目标之间存在着一定的内在矛盾。当就业形势较好，劳动力稀缺，社会需求增加时，物价水涨船高，是为经济过热引起的通货膨胀；反之，当物价下降到一定程度，预示着市场饱和甚至过剩，企业於是减少投资，生产能力闲置，解散部分员工，失业上升。经济学家查尔斯.舒尔茨(Charles Schultze)曾经抱怨，每当我们[政府]将失业率降低到可以接受的水平，新的一轮通货膨胀开始出现；而通货膨胀引起的政治和经济后果又使得实现全面就业难上加难。美国政府的经济政策常常在扩大就业和抑制通货膨胀这两个目标之间走钢丝，寻找平衡。其结果往往是见仁见智，在不同时期，有不同的成绩单。在50年代和60年代，美国国内的失业率多在5%以下，偶尔蹿升至6%以上(1958年，6.8%)，经济增长较快，通货膨胀率也较低。1970年代比较糟糕，失业率多次达到8%-9%，同时物价飞涨，到70年代末、80年代初，通货膨胀率甚至达到两位数字以上。这一时期的这一奇特现象被人们称为“[经济]停滞-[价格]膨胀”(Stag-flation)，真是奇怪的现象需要奇怪的字眼来描述。80年代中期以后直到现在，美国国内的失业率基本上都被控制在6%以下。虽然不能尽如人意，不过，从美国国内令人羡慕的生活水平看，战后美国的经济政策和经济发展相当成功。特别是从前噩梦般的高达两位数字以上的失业率和千百万失业人口，在政府的防范和干预之下，已经很难卷土重来。

启明
2004. 10.

[以上三篇文字系根据作者有关美国经济史书中部分内容改编整理而成，如有转载请注明作者。-qmh]