早年读史的几点印象

早年在美国读书，学过几天历史。当时国内改革开放，对外交流顶多十年之久，中外之间学术交流（特别是社会科学方面的学术交流）还非常少，在海外留学生中学习社会科学（包括历史）的学生人数屈指可数，寥寥无几。初出国门，置身于完全不同的教育和学术环境之中，美国（西方）社会科学（我这里主要谈历史方面）的研究成果，研究方法等，曾经给我留下了极深的印象。这些印象对我读书做研究、观察社会都有很大影响，为此一直想把它们总结一下。一点体会或也可以供其它对历史有兴趣的朋友们参考。

“百花齐放，百家争鸣” 这几个字大家都很熟悉，但我真正体会到其中能量，感受到其存在，还是在来到美国读书以后。那时，我们每学期上三个seminar，分别围绕美国的某一历史时期或历史问题进行讨论。每一seminar至少要阅读6-8本专著，基本上是一周一本，三门课下来一学期一般要读到20来本专著（不包括写term paper做研究另外查看的书籍和资料）。平均每本书在300页左右，600来页的著作也很寻常。当时英文水平有限，读起来真的是很苦。

上面说的书籍都是教授挑选指定的，比较有代表性。有的是某方面的经典作品，有的代表了某种新观点或者新研究趋势。总之内容丰富，观点极为多样化。我们一般要给每本书写3-5页书评，在写书评之前，通常要参考peer-reviewed专业评论，从中又接触到其它观点和该著作在学术方面的贡献。许多严谨的历史著作后面往往附有一篇“文献综述”(Bibilographical Essay)，细说某一方面研究的演化、代表性作品、和主要学派。什么经典学派，后经典学派，修正学派，后修正学派等等，五花八门。或观点迥异，或相互补充，光大发扬，往往有独辟蹊径者，从不同角度和视野提出独到见解，真的是“百花齐放，百家争鸣”。我那时刚从国内出来，忽然接触到这样内容丰富，具有个性，有些甚至很有智慧的见解，非常受启发，也觉得很过瘾。这种开放、自由的思想风气，我私下想在中国恐怕只有春秋战国诸子百家时代才有。美国聚集了来自各国的人才，并允许他们各抒己见，独立思考，其产生的能量是非常之大的。从这一点来说，我当时觉得美国很厉害。也改变了以往“美国无历史”的成见。美国历史虽短，但发展经历丰富而且多样化，其历史研究（尤其是本国历史研究）内容非常丰富，博大者有之，细致深入者更是屡见不鲜。

“说话要有根据” 这句话要和上面的“百家争鸣”联系起来。空发议论，没有根据不行。道理很简单，一旦做起来很多人就忘了。我们那时每个seminar都要交一篇paper。我写过的最短的paper大约10页，double space。一般在15-30页之间，不算注释和参考文献。记得有一次写paper，老先生要求我们每写一个段落，就要有一个endnotes。我当时很有些气愤，写文章作注释谁不懂呀？但每一个段落都要写注释，太过分了。有些段落可能是我的总结或Introduction，怎么写注嘛？老头是中西部人，很倔很严格的那种。不过人家是老师，只好听他的。我当时对他的要求很有怨言，但后来（一直到现在）觉得他的那种训练方式很有道理。久日久之形成习惯，注重investigation，以事实为根据，尽量避免说些没有根据的话，这对写文章、观察问题，乃至于为人处事都有益处。（当然也可能有副作用，搞得人一板一眼比较罗嗦）。

说到这里，顺便提一件事情。我曾经写过一篇term paper，内容是关于美国公众舆论和尼克松总统访华的关系。后来把文章扩大，囊括了从1945至1972尼克松访华二十多年的中美关系以及美国政府-公共舆论之间的互动，成为我的毕业论文。在分析尼克松对华“新思维”起源的时候，引用了尼克松回忆录的相关材料。没想到老教授（即上面说的那老头）把文章立马打回来，在课堂上对我（还有其他同学）说道：Nixon is a liar. I don’t believe him。其口气之坚决肯定一点讨价还价的余地都没有。我又一次对他非常气愤：我研究的是尼克松对华思想的转变，不用他自己的回忆录用什么？没有办法，只有再去查资料。后来找到尼克松在1967/68(?)年间当选为总统之前写的一篇文章，这是一篇非常重要的文章，发表在著名的《外交季刊》(Foreign Affairs)上。当时为了给68年总统大选作准备，尼克松到亚洲（包括东南亚）、欧洲做了一次相当全面、深入的fact-finding访问，通过和当地领袖人物交流，尼克松意识到美国的对华政策有些脱离亚洲和国际政治的reality。在这篇文章里，尼克松首次表示了不应继续孤立中国，以及维护国际和平需要中国参与的想法，这是后来尼克松政府对华政策（包括72年破冰之旅）的思想基础之一。这篇文章证实了尼克松回忆录中他本人对当年思维转变的回忆和记载，只是一般回忆录多少有些self-serving的嫌疑，而且水门事件之后尼克松本人的信誉大打折扣。《外交季刊》上的那篇文章显然更令人信服，两者结合，比较说明问题。在这件事上我不得不佩服姜还是老的辣，在运用证据方面严谨、一丝不苟。

关于“Authority” 上面提到的老教授并不是我的主要指导教授。其实对我的英文写作和研究帮助最大的还是我的指导教授和一位共过事的老板。不过，老教授对我的一些基本功很有帮助。下面说的仍与他有关。

为了写美国民意和对华政策关系的term paper，需要选择一些美国的主要报刊（这里说明一下，报刊只是研究公众舆论的数种资料中的一种。我个人便使用了包括报刊、民意测验等至少5-6种以上不同资料来源，不然全局观不够，更是很难搞清公众舆论(public opinion)和舆论制造者(opinion maker)之间的互动。 我当时到美国不太久，对美国的主要报刊并不熟悉，于是在课堂上请教老师。原话记不清楚了，只记得当时我的问题是：美国有哪些权威性的报刊？老先生一听愣了一下，然后边思索边回答：我们[指美国]没有权威性的报刊。沉思片刻，老头又说道，也许是你的背景吧（指我从中国大陆来的背景）。我们通常只说某些报刊比较有影响(influential)，或者liberal，conservative等等。然后他举了纽约时报、Chicago Tribune等几个例子。从那以后，我尽量在思维方式上避开authority, 或authoritative这样的概念，不仅在对待学术问题上，而且在对待诸如媒体，社会，政府等问题上。美国史学界有没有权威性著作和人物？当然有。我的意思是没有人把他们当作“神明”。敬重归敬重，同时一定要具备质疑和批评的精神。还是对等的心态比较好。

去年看到国内报刊一篇文章，引用了华尔街日报editorial的某个观点，证明“民族主义”也是美国的主流思潮。华尔街日报固然是美国最有影响的大报之一，也反映了一部分主流精英的想法。但毕竟是一家之言，以此概括美国社会某种主流意识，即使歪打正着，在证据使用和论证方面都嫌不足。比如说我的同事们基本上都是些民主党人或民主党同情者，我看他们平常只看纽约时报，对华尔街日报不闻不问者大有人在，更不用说要华尔街日报代表他们了。而以前做过事的一个地方，各种报刊都收集，但老板的立场显然是在华尔街日报一边。从最近几年的选举看，美国似乎liberal, conservative一半一半，还加个中间派独立人士，观察美国的媒体也好，主流意识也好，要有多元、系统的思路，以及多方面收集材料的功夫。这个好像与上面“authority”的小标题似是而非，说走题了。

“Moral Judgement” 说老实话，我对这个概念的界定不是很清楚。尤其是分寸如何掌握，颇费斟酌。这个概念是我在修“史学方法论”(Historiography and Historical Method)时接触到的。西方史学讲究描述(de????ive)，和分析(analytical)，尽可能还原、恢复历史的真相、原貌，而不要对历史事件和人物作“道德评价”。要做到这一点很难。什么是“Moral Judgement”？标准是什么？历史研究难免对一些事件、人物做出这样那样的评价，比如历史人物的功与过算不算“Moral Judgement”？其中分寸、尺度怎么掌握？如果道德评价仅仅是善与恶，是与非，（或者中国传统的忠与奸），似乎又过于简单。还有，有些历史问题如美国南北战争之前的南方黑奴制度，希特勒的Holocaust等本身就带有浓厚的道德色彩，历史学家应该如何处理？人们常说，把某人（或事件）的功过是非留给历史评说。个人觉得，历史学家的职责是对历史真相进行investigation，通过描述和分析，尽可能恢复历史真相和原貌，功过是非可以说一说（这是难免的往往也是必要的），但道德评价留给他人去各自表述吧。

这样一个弹性较大、含糊的概念，西方“史学方法论”（至少是我接触到的）把它列为原则之一，我想，可能还是为了避免研究者受“Moral Judgement”的影响，以便尽可能保持历史研究的客观性。试想不同时代有不同的价值观，人们的道德观念也有差异，此一时彼一时，用一个时代，或者自己的的价值观、道德观去套另一个时代，很难避免偏见。而且历史学家也是有血有肉、有思想有观念的人，要做到完全客观公正的确是非常难。也许正因为如此，提出避免“moral judgement”这个原则还是很有必要的，可以时时提醒人们在历史评价方面一定要慎重，不要轻易做道德上（也许可以推广一下，包括所谓“政治正确”- Political Correctness）的评判，尽可能客观对待历史。

“Exhausting all available materials” 还有一位老教授，个子高高的，七十来岁的人了，身板总是笔直，显得很挺拔。面色红润，双眼锐利有神，头发有点儿稀疏发白，我总觉得他和已故的美国前总统艾逊豪威尔将军有些相像。初看有军人的威严，莞尔一笑又显得很和蔼。老头子常常一个人坐在办公桌前，嘴上含着个大烟头（那时教授好像允许在自己的办公室吸烟），在一台老式打字机前用两根食指乒乒乓乓敲打键盘。

闲话少说。我有次修他的课，老教授要求我们写term paper时，要“Exhausting all the available materials [in the library]”。其实一般我们写学期论文(term paper)，都要遍寻学校图书馆的有关资料，有时候根据题目需要，往往还得通过图书馆的inter-library loan service向外校去借。老头是美国农业史领域硕果仅存的几位老专家之一，学问很深。他郑重其事要求“Exhausting all available materials”，我们更是一点也不敢马虎。这里顺便说一个小故事，期末的最后一次seminar上我们讨论各自写的论文，老头在由两张桌子拼起来的长桌头前坐下，扫了大家一眼，然后当着众人的面，直截了当地点着一位沙特来的博士生的名说他抄袭。老头书本都不用翻开，随口就能说出抄袭的内容出自那一本书，作者是谁，第几页，甚至段落。那位同学开始还想辩解，最后哑口无言。第二个学期以后，再也没有看见那位沙特的学生。

我后来如果对某个问题感兴趣了，想写点儿东西时，多少会有一点“Exhausting all available materials”的劲头。有人灵机一动也能写出好文章，但历史和社会科学的东西还是要靠系统研究和平日积累（老一辈人说“厚积薄发”，仍然有道理）。“Exhausting all available materials”可能有点类似科学研究中的读文献和试验工作，一方面了解、掌握某种动态，特别是知道别人在同一题目上作过什么，有哪些观点，如果没有新的发现，没必要重复。有些相同的观点，必要的话可以补充发展；不同，尤其是相反的观点，也要心中有数。往往资料读多了，时常会有意外的发现，可以不断补充、修正自己的观点。不然的话，结论的准确性往往受到限制。读书/研究资料的过程中，可以看到作者从不同角度、不同侧面，不同思路tackle同一个问题，很受启发。

另外不可忽视的是，现在学科专业内部分得很细，每个人都研究本专业内的一、两个分支，许多专门史著作和文章的确是写得很棒。这本来是好事，但很多读者阅读范围和数量有限，也没受过多少专业训练，往往在读过几本书后就得出很generalized结论，往往是捡了芝麻丢了西瓜。这样的事例很多，我看网上有许多不必要的误会和争论也都是由此引起的。两千多年前国人就知道“盲人摸象”的道理，现在还是有很多人抱住了大象的大腿就说这就是大象。如果真地对某个历史、社会问题很感兴趣，最好还是多观察、并多读些相关的专业书和原始材料。要想全面，急不得。

上面聊的，都是些常识。做起来并不容易，有些需要一定的专业训练或有意识的培养才能逐渐形成习惯。就我自己而言，已经离开史学、国际问题领域很久了。近年来偶尔操点旧业，还是会遵循读书时养成的习惯（观察社会问题也是如此）。不过自认为做得很不够。尤其是“Exhausting all available materials”，常有力不从心之感。现代资讯发达，信息膨胀，在研究历史问题，特别是当代问题，或者涉足不熟悉的领域时，在潜意识里要多长个心眼，随时留意以前没有见过的资料，新的情况和新的观点，我这里指的是“informed opinions”。

还有几句话不吐不快。我在网上多次看到有人提及“文科思维”，似有轻蔑之意。可以理解，国内中学就开始分文科理科，重理轻文，加上早年文科“政治挂帅”，内容单一陈腐，近来就业压力大等等，许多人对文科有偏见，不足为怪。另一方面，我有时也很诧异，觉得越是口口声声贬低“文科思维”的人，越是对文科和所谓文科思维并不了解，对现代西方社会科学研究成果和方法接触得就更少。有兴趣的朋友如果不带偏见把上面提到的几点印象回味一下，不难发现，独立思考的习惯往往就是在这样的学术训练和研究中潜移默化形成的，这恐怕就是我所理解的文科思维。Investigation, respecting facts, questioning, criticism, independent thinking, open to and tolerance of different views是文科/社会科学研究的精髓，不仅史学如此，其它社会科学领域也不例外。

很多在海外留过学的华人的背景都是理工科，在国内时受到的文科教育是很狭窄的。国内的文科专业本身（这里泛指社会科学教育和研究），在研究方法和成果方面，现在的状况比我当年出国前要强很多了，不过遗憾的是学术、思想、言论自由仍然受到一定限制。一般学生在中学和大学中受到的公共政治课教育，公共历史课教育等就更不用说了，大体上仍然是同一思维体系下的一以贯之似的灌输。去年在国内时看到一本有关国际政治的大学教材，内容有不少是新的，包括正在发生的国际事件，但思路和观点还是几十年前“帝国主义”，“霸权主义”等冷战时期的老一套，有点旧瓶装新酒的感觉。学生说书本就是个摆设，老师讲课常常说自己的，不照书本来，这也许是一点进步吧。不过我看教材上学生用彩色笔认真画下一行行重点，这样意识形态浓厚，统一思想的教材对学生看问题的角度和方法不能说没有影响。

想想有些悲哀。文科/社会科学这样重要的学科，一方面受到政治的牵制，另一方面受到社会的轻视。看看中国内部的种种社会问题，我们是多么的无能为力；国际争端一起，往往固执于传统思维方式和民族主义情绪。我们的教育体制，培养出一大批在某一方面的精英，同时在其它方面无知又狂妄的人。这种同一的，缺乏探索精神，和不能宽容不同观点的思维惯性，使我们在睁眼审视自己和看世界的时候，常常又情绪激动地闭上了自己的眼睛。

启明 2008.04.2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