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很多读者希望我换一个视角来认识西部文化，比如专门谈谈陕西文化心理的弱势和弊病。现在电视、电影都兴戏说，我说陕西人的弱点也用戏说吧。我虽然是南方人，但在西安生活了四十年，这里是我真正的家乡，对老陕，对乡党常有恨铁不成钢的心情。我现在用这种心情来说说陕西人的“十好”，陕西人的十个嗜好，十个不算光彩的嗜好。

正文开始前，我要简说几句陕西人自称“老陕”的心理。“老陕”是对陕西人“生、蹭、冷、倔”精神徽号的一种乡土味很浓的表达，他们不满意自己这种粗砺，有点自嘲，又想掩盖，转而成为自负。蚤子既然飞到自己头上，也就变成好虫虫了。这样，“老陕”的称谓便带着一种自大、一种苦涩流传开来。

一． 好溯源

“我们先前……”这是阿Q和未庄人的一个口头禅，不料竟成了咱老陕最爱说的话。以致让我怀疑，上世纪20后代鲁迅先生来西安讲学，给易俗社题的“古调独弹”四个字，那“古调”未必是指剧社的秦腔戏，倒恐怕是反映满街可闻的秦音“我们先前……”吧。

不错，古长安，古关中（秦川）是中华文化的一个重要发祥地，中国文明史最悠久的那一段，写在这儿，所以陕西人最喜欢追溯各种事物的源头，而把“第一”拿到自己手里，在心理上得到某种虚假的满足。

古代神话中有神农氏和后稷，传说他们最早教民稼穑，因此就认定中华民族从游牧向农耕转移是从“咱陕西”开始的。造字的仓颉，据说是关中白水人，由此文字也是“咱陕西”创造的。

最早的礼教是周礼，周在我们陕西的岐山、凤翔一带。最早的政治改革是秦国的商鞅；最早走向世界的是汉代城固的张骞；最早的史书又是韩城司马迁写的《史记》。你说“咱老陕”先前了得吧？

西安更不得了，是建都历史最长、建都时间最早的城市，又是中国第一个百万人口的大都会，那时候的世界，只有西安和古罗马可并称最辉煌的大城市。全球惟一呀！

还有一个神话色彩很浓的轩辕黄帝，我们把农耕、纺织、冶炼、盖房子，以及团结统一中华民族的各个版块等等一切创造发明的东西，都归到这个轩辕黄帝身上。

大禹治水是在韩城的龙门，花木兰是在肤施替父从军，肤施就是今天的延安呀。黄河文化的源头是在延川境内的黄河拐弯处，君不见这段黄河自古叫伏羲河吗，河弯里的山色多么像阴阳八卦，那就是中华太极图的诞生地啊，现在都印到韩国国旗上去了！

……谈到这些，秦人无不兴高采烈。我也经常谈，谈得眉飞色舞。

这些史料，许多都是对的、值得我们骄傲的。有的虽属传说，也是秦人美好的愿望，它一直构成秦地重要的精神凝聚力。但如果我们总是陶醉在过去的辉煌，总做源头上的冠军，而有意、无意忽略我们在现实社会并不乐观的排名，甚至是非常落后的序号，不是很有那么一点悲哀吗？

二． 好为中

似是而非的中心论，也是秦人自傲于人的资本。如果说中国是中央之国，这个中央之国十三个王朝的首都西安，那就是中央之国的中心。西安在空间位置上恰好大致在国之中央，因地位居中，北京时间也采用地处西安郊区临潼陕西天文台的报时（时间中心）。西安城北的泾阳又是中国的大地原点（空间中心）。这种时空的中心感，辐射着全球的华人，西安人当然可以自傲于人了。

更了不起的是，纵贯陕西南北有一条神秘的东经119度。不但中国的时空中心在这一带，而且精神中心也在这条纵线上：黄陵是中华民族的发祥地，在这条纵线上，周秦汉唐建都的西安也在这条纵线上，革命圣地延安也在这条线上，我们民族的历史文化传统和革命文化传统都在这条线上，陕西的中心情绪就更浓郁了。顺便说一句，这些归纳、鼓吹，我自己便唱着主角，20年来不遗余力。

山东人孔子曾经不无嘲弄地说陕西人“地虽僻，行中正”，而陕人自己不但把北方人叫夷狄，把南方人叫南蛮子，惟有自己开化得早，而且说“南方的才子北方的将，陕西埋的是皇上”，一说到黄土地下的72个皇上，腰也挺了，气也粗了，声也大了。

我到过成都，成都由于地处西蜀，盆地意识较浓，他们编了一段民谣，描述盆地小民百姓的生活追求：“打点小麻将，吃点麻辣烫，喝点根兜酒，看点歪录相。”（“根兜酒”是那种很便宜的杂酒）可见他们常常陶醉于一种小康而闲适的生活。陕西人则不一样，比四川人穷，可是参与意识强，眼睛常常瞅着中南海，总是关注国家中心地带的动向，并热衷于参与其中。最好每天中央台的新闻联播都能上几条陕西新闻。“文革”时代我去陕北米脂高西沟，见到村支书高祖玉，他第一句话就问：“彭老总打进冷宫挂甲屯，现在怎么样了？”这件事当时我还压根不知道呢，这位村支书地处边缘，却丝毫没有边缘意识，很叫我吃了一惊。说到底，这还不是故都情结！

三． 好称大

陕西无论从面积、人口到经济力量，乃至政治影响，在中国都不算大省。但正如宋代理学大师朱熹在剖析秦俗时说的：秦“悍然有拓八州而朝同列之气”和“强毅果敢之资”。陕西人自古素来“尚质”、“尚直”、“尚武”，到了现代，实力不足以撑住“强”与“悍”的面子时，仍然改不了老大自居的习惯，一有机会便要自吹自擂，称一次“大”，过个把瘾。一会儿说自己是文学大省，一会儿说自己是科技大省，一会儿说自己是文物旅游大省。

这些“大”，不能说“大”得全没有根据，但有些兄弟省市这方面的实力比我们强，他们却并不称大。上海曾经称过大上海，那是名副其实，而且是30年代半殖民地畸形商业经济的产物，带一点广告的味道；北京实力也比我们强，广东、江苏、山东等地实力更是远比我们强，可没有听说过称大北京、大广东、大江苏，他们不喜欢这样炫示。

好称大，常常忽略了我们的弱势、弱点。就是在这些真正大的领域，热衷于称大也容易掩盖发展的不平衡和潜伏着的危机。不是有些明智的人说，与其称陕西是╳╳大省，不如称为╳╳资源大省来得确切。（其实，既然还只是“资源”，又何必称“大省”呢？）陕西省科技人员比例在全国很高，但科技成果转化率却在下游，科技产生的效益在全国排在后面；科技人才固然多，但中、低级人才比例过大，高级科技人才严重匮乏，结构失衡，跟不上高新科技现代化步伐。文化、旅游资源丰富，但开发和管理差距很大，严重影响了丰厚的资源转化为丰厚的经济与社会效益。过去是“白天转庙，晚上睡觉”；现在这方面好转了不少，却又假冒伪劣满天飞。在去秦俑馆的路上，假秦俑遍地，搞得有的外地游客来一趟西安，进了好几个秦俑展馆，竟然没有看到真秦俑。所以有外宾说，去中国，常常是北京交朋友，西安看景点，上海花钱。就旅游而言，我们不过是京沪感情投资和经济投资的一个中转站。

秦人的确应该深思，这样、那样的“大”，加起来为什么反倒等于“小”，反倒成了一个经济小省呢？

在好称大的背后，隐藏着一种心理自卑。真正大的地区，有实力的地区，谁都能看见，他们也很自信，所以无需称大。我们既小且弱，又不服小、不服弱，历史上又称惯了大，便以此来掩盖自己信心的不足。我记得拿破仑传记片第一个镜头就是让他的手下人为他量身高，因为他矮，几乎天天要量，经常踮起脚以获得一个假的高度来满足、抚慰自己受了伤的心灵创伤。我和贾平凹都是矮个子，有次谈起来，竟然都觉得比对方高一点，说完哈哈大笑，都明白了自己在身高上的虚弱，所以后来贾平凹为我一部书写序，开宗明义第一句便是：“我和肖公都是矮子，照相总是坐着。”

好称大，也有积极一面。孔子说过，秦国虽小，气势大，因此好称大也可理解为对大的热切向往和追求。这当然无可非议，但那不是靠嘴头功夫可达到的，而要用几倍、十几倍于别人的劳动、奋斗来换取的呀。

四． 好不争

儒的哲学是“入世”，道的哲学是“不争”。秦人一面好入世，一面又很君子，好不争。道的不争是一种精神境界，秦人的不争情况却很复杂。

一是自惭形秽。因为我们穷，说不起话，也争不过别人，便不争。我们到了京城，总是坐在旮旯拐角，当二排议员。不说话还能显出一点矜持，一说话反倒露出了穷酸。所以京沪穗的人、东部的人说我们“没有也不争”，中央的人、上级单位的人，说我们“不给也不要”。当然“争”不光是争钱，重要的是争项目，而我们在市场中的竞争力比较差。花大本钱总算改造了一点投资环境，但是把海内外的投资吸引来了，我们有时却又过分古道热肠、重义轻利，热情的温度超过了争项目、落实项目的温度。在抓项目上，我们常常过分大度、宽厚，在我们举办的洽谈会上，有的项目空中飞人般让别人截走了。我有一位深圳朋友，来西安参加商贸洽谈会，给西安也签订了几个项目，却也把外商带到西安的一个亿元以上的大项目半空截走，带到他那儿落地了。他好不得意，我好不脸红。

好不争还有一种心理，是贵胄情结在作怪。自古以来，天子脚下的古都人，看惯了别人送上门的贡奉，养成了君子不言利，君子不开口的毛病。到了市场经济时代，还想以不争来掩盖失落，便只能显出自己的无能。受农耕文化熏陶的小生产者从来没有风险意识，习惯了小打小闹，不敢大踏步向前、大踏步后退，不能将有得有失、时得时失、大得大失，视为市场竞争中的正常现象。我们总是怕输、输不起，以输羸论英雄。为了不输，宁可不争，穷日子穷过。穷有穷福，穷得挺有面子。

五． 好自闭

陕西农村每家每户都有一个院墙，关中八大怪之一是“房子半边盖”，不让雨水流到院子外面。农家房舍的窗子都朝院内开着，没有一扇外向的窗子，自己不看外面的风景，也怕别人窥探自己的领地。关中的地窑更封闭了，整个村落都在地平线下，一家切出一个方形土坑作为院落，三面是窑洞，一面是上地面的通道，像墓穴一样。陕北的窑洞，窗子也是朝向院落，密不通风。这种民居建筑方式，在相当程度上反映了陕西人的自闭心理，又反过来一代一代培养了三秦儿女的自闭文化。

城市也一样，西安的城墙是全国惟一一个保留完整的城墙，它的文物价值当然是无与伦比的，但从陕西人对于城墙的珍爱、眷恋和自豪中不也透露出一种消息，那就是倾向自闭、安于自闭的潜意识。我曾说，西安城墙是历史老人将钟楼这颗石印盖在黄土地上的一枚印章，它也深深地盖在陕西人的心上，成为陕西人自闭心理的极好意象。

封闭内视是陕西人的一种不自觉的嗜好。在历史的镜子中，反复端详自己，发现自己逝去的风韵，美人迟暮却顾影自怜。我出席过一些全国文化人聚会的场合，在交谈中，老陕一不小心就把话题扯到周秦汉唐，扯到羊肉泡馍馍，而且总要说，全国哪里的羊肉都膻，就陕西的羊肉不膻（好像陕西的羊也吃的是宫廷后院的草），当下逼着别人回答好不好吃。当然没有一个敢说不好吃，最后剩在碗里的却不少。不要说了解、熟悉外国了，连兄弟省市都知之甚少，常常为全国早已闻名的某省某地的名人名城名产惊诧不已，而且最初的本能的反应是怀疑：“你们那里也有这么好的地方？”自闭得叫人脸红。

另外，一千多年中央王朝的优越感，总有一种以为自己是中华文化正宗嫡传而自豪的意识，别人都是夷、是狄、是海派、是胡脉。高傲导致自闭，自闭又涵养了高傲。

自闭的直接后果是自执、偏执、执拗、倔强，一条道走到黑，不愿根据千变万化的现实生活调整坐标，这可能是关中人“生、蹭、冷、倔”的负面表现。

六． 好自足

有个老朋友快要退休了，单位让他到南方各地考察了一圈。回来后，他对我说，走了这一圈，我发现天下最好之地还是关中。我听了十分吃惊。这是在改革开放20年之后，东西部差距明显拉大的情况下说的，这是从一位老干部、决策者口中说出来的。这种无缘由的自足，实在匪夷所思。

说奇怪也不奇怪。小富即安、不思进取，大概是关中人的老毛病。记得60年代初，我在《陕西日报》社工作，有记者了解到生活境况稍稍比陕北、陕南好的关中农村，有一种“够吃论”思想，农民最大的理想是吃饱就成，至于吃什么和吃得好不好的问题，他们是不讲究的。在吃之上的精神追求和精神生活质量，对他们更是奢侈得连想都不敢想的事。这就好像柳青笔下的梁三老汉，他能够想到的最大的消费，便是去集上吃豆腐泡馍。他生气时对儿子说：“我天天去吃豆腐泡馍呀，把家产踢腾了算毬”。那时《陕西日报》专门就“够吃论”组织了讨论，促进关中农村克服“够吃论”的小生产思想。

三十多年过去了，改革开放二十多年了，富裕的南方都在进行富而思源、富而思进的教育，我们这里安贫乐道、小富即安的现象却俯拾皆是。农民年均收入已掉到全国最后几位了，还觉得天下惟我富有。既不富裕却又不思进，怎么能有大的作为呢？

西安郊区的农民由于城市的扩展，正逐步地失去土地，他们本可以将出售土地的钱作为自己搞实业、搞商贸的起步资金（这样的人当然也不少），但是我们的确看到有相当多的农民靠吃地租、房租过着闲散庸懒的日子，乃至于成为新时期农村的“八旗子弟”。在西安有许多小市场，像布匹、装修、饮食，都被浙江人、四川人占领，更多的市场空隙也正在被其他的外地人所占领，西安人的钱装到了人家的腰包里，人家在西安买房子，携家带口的搬过来，甚至于组成了成片成片的社区，文明富裕的“西安浙江村”不过是其中之一。西安人不但不屑于去占领市场，反而用一种古都子民的傲慢口气说：“这些活都是我们古都人能干的吗？”

这就使我们看到了，在自足的深处是懒惰、是好逸恶劳，自足掩盖的是现代市场意识的欠缺。

七． 好沉稳

都说陕西人醒得早、起得迟，许多事情不是不知道，是知道了不去干。即使得了风气之先，也总是想着：等等看看再说吧。等到没有了风险再动，结果把机遇看过去了，等过去了。等别人把路踏出来、老陕才急急忙忙去赶末班车，那已经是拾人牙慧了。这叫我想起俄国一个作家叫冈察洛夫的，他写了一部长篇小说叫《奥勃洛莫夫》。主人公是农权制崩溃前的最后一代农场主。他好冥想，不行动。小说一开始他就醒来了，到了七八十页第一只袜子还没有穿上。列宁曾经让苏联共产党人好好读这部书，检查自己心里有没有“奥勃洛莫夫”的影子。我看陕西人也该查一查自己心中的“奥勃洛莫夫”情结。

陕西人好静不好动，好出门不如赖在家，金窝银窝不如穷窝，在一种静态生存中苟活着。对于动，对于变，有一种本能的恐惧。“挣起赔不起”，求稳求保险这些与现代大都市日趋激烈的竞争氛围格格不入的文化心态，仍然根深蒂固。据《西安晚报》报道，置身今日激烈竞争的大环境中，西安市民生活仍然以“稳”字当头，投资与消费理念与南方差距很大。西安人把钱往银行里送，为的是“稳当”，南方人把钱从银行里往出贷，求的是发展。

咱们老陕信奉以静制动，以不变应万变，满足于取得低水平的消极的平衡。有时候这一招还真灵，例如它使陕西在政治上比较稳定。因为陕西人不爱跟风，等风头过去了，他才懒洋洋的想到要跟一下，但是原来的风头已经被新风头替代了，已经用不着跟了。这又巩固了陕西人的信条，还是一动不如一静好啊！

现在有人说北京霸气、上海洋气、深圳酷气、成都闲气、沈阳虎气，西安该是什么气呢？我想该是暮气吧，静观待变，以静制动，老气横秋，暮气迷蒙。

其实我们祖先并不是这样暮气沉沉的啊，他们以活跃的生命力在中国历史上建功立业，开创了一个一个的新局面，比如周代的管理（周礼）、秦代的改革（商鞅）、汉代的开拓（汉武帝和张骞）、唐代的开放（贞观之治），都揭开了中国历史的新篇章，在社会思潮和社会管理的每一个方面都起到了奠基礼的作用。历史老人在这里写下了最有为的篇章，建功立业的豪强之音在这些篇章中回响。

我们的祖先比我们年轻多了，而我们比祖先还老态龙钟，这真是历史的幽默。

八． 好名分

陕西人穷讲究、好热闹。干啥事都讲究形式，追求排场，爱搞这样那样的仪式，而且总要把这些形式、仪式搞得热热闹闹、红红火火。你仔细听一听古城井字形大街上哪天不响一两遍锣鼓，不驰过一两队花车。在古城墙上，城楼或者角楼的旁边，又有哪一天不飘起几个气球标语，飞出一曲洋鼓洋号。和陕西人好静不好动相反，陕西人可又爱起哄，爱围观，爱赶时尚，既满足了好面子的主事者的面子，又满足了自己肤浅的小市民式的好奇，给平谈的生活加了一点装饰音，放了一点调和面。

在好面子、好起哄的混乱中，陕人从不忘争名分、列顺序，不管是什么性质的活动、会议和仪式，请官员、请名人并且给名人、官员排座次、排名单，总是最重要、最麻烦、最煞费苦心，而最后又总是闹得八面不讨好、四处焦头烂额的一件事。

陕西人好面子、好名分，说近一点和官本位思想作怪有关系。这几年又加上了“金”本位，谁的含金量大，谁就往前站。论资排辈的这个“资”实际有两个意思，既是资格，又是资金。

这种现象，说远一点大约还是脱不了皇城根下子民的贵胄情结，虽然凤凰落架不如鸡，但瘦死的骆驼比马大，再穷愁潦倒，架子还是不倒，谱还是要摆的。在这里面，我们浪费了多少精力、时间、金钱，引起了多少明争暗斗，又激起了多少很不高尚的欲望和行动。我曾想，如果把耗费的这些能量都输到发电机里去，古城的夜景会美丽一千倍吧。

九．好非异

“异”不一定是反对自己、阻碍自己的东西，更多的情况下只不过是和自己不同、自己感到陌生的东西。对于异己的人和事，开始是好奇，接着便看不惯，并且热衷于把这种看不惯传播出去，形成舆论。再下来，舆论诱发行动，非议便转化为排他。回想起来，我们生活中的许多矛盾不都是这样开始的吗？一个窝里斗很严重的地区和单位，常常是非异心态很浓重的地方。

如果“异”者是错误的、落后的，那该非；如果“异”的正确，甚至“异”的进步，那非异便是一种社会前进的障碍心理和消解力量了。你迈着四方步在黄土地上走惯了，见有人骑马扬鞭而过，你就看不惯、讨厌，千方百计要把别人从马上拉下来，最起码也要来一句“省骂”：你算个毬。在这样的环境中，新事物成长之难是可以想见的了。

世界文化发展的第一阶段是封闭发展阶段，相互不交流、不沟通，也就是看不到“异”的时代，所以发展缓慢。第二阶段是竞争发展阶段，相互看到了异，看到了不平衡，于是竞争。这种竞争常常是一个吃掉一个、一个打败一个。由见异到非异到排异，有时甚至发展到流血。异质文化以流血的方式在竞争中发展。虽然社会在这样进步着，但是在打败对方的同时，把对方的优势和精华也抹杀了。这仍然是一种非此即彼的单向思维。现代社会文化的发展进入了综合发展阶段，这里没有谁打败谁的问题，只有融会各家优势，构成发展自己的动力，非异、排他，在斗争和兼并中前进，已转化为交流、融会，在“双羸”中共同前进。如果我们还热衷于非异，前进的步子将会越拉越远。

十． 好农本

我60年代中期住在西安东大街，经常能看见乡里的马车辚辚而过，一路马粪，把你引到骡马市的骡马大店。那时西安一出城门便是麦地，我在南廓门割过麦子，在草场坡春游看过田野风光。西安居民也大多才从农村土坑搬到城里的木床上，被子还没有暖热。那时候的西安可说是一个很大的村落，世界第一村。它使人感到纯朴，也给市民心里带来了农本意识的浓厚影响。前面谈到的自足、自闭、不争、非异，在某种程度上都和农本意识脱不了干系。

农本意识必然导致重农抑商，只愿意在土地上以终生的辛劳维持简单的再生产，换取低水平的生存循环。不会也不愿意去学会通过市场使自己的劳动产品增值，扩展和深化原有的生产领域。对于运用现代市场新的操作方法，在许多没有商机的地方看到商机，使资产转换为资金，存量转换为增量，则更是陌生。最重要的是农本意识使人对市场、对商业、对金融怀着天生的戒备、厌恶，这就从集体无意识的层面，从社会文化气氛的层面抑制了市场经济的发展。

农本意识在人际关系上，自觉不自觉地以血缘、族缘、地缘关系网代替在事业中建立起来的理解和友谊，代替公平、公正、公开的现代竞争。血缘、族缘、地缘关系网，是种种不正之风的温床、权力腐败的温床。由于它是人生道路上的一种不公平竞争，甚至不是竞争，而是交易，它也滋生着懒惰和无能。这都是陕西现代化的精神路障。

热爱乡土、崇尚农耕，这是我们民族极可宝贵的感情，但是如果我们在心理上永远停留在农耕文化阶段，虽然没有土地，心里还是农民，迟迟完成不了由乡而城的转化，完成不了由自然经济到市场经济的转化，真正的现代都市和市场观念就无从诞生，更何谈发展？

最后，我开个玩笑吧，我发现，半年前陕西电视台的标志，三秦——QQQ，如果不用拼音而用英文读，那不正是阿Q的Q，不正是阿Q精神的三级强化么？真不愿意这是一个具有讽刺意味的暗示啊。好在现在改成了有点现代味儿的闪电式图案。

如果这“十好”是一面镜子，我想说，它首先照出了我自己精神某些零碎的影子。因而，尽快甩掉千年文化积淀的历史重负，知耻而后勇才能轻装疾进，重铸西部精神文明的现代新辉煌，这样一些结束的话，也就首先是对我自己说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