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凤凰周刊》上读到一篇很有意思的文章，是周为筠写的“一个时代的新年梦想”，介绍了76年前《东方杂志》组织了一批知识分子，搞了一集“新年的梦想”特刊。当时稍微有点名气、现在更有名气的知识分子如鲁迅、巴金、柳亚子、叶圣陶、徐悲鸿、老舍、林语堂等等都参加了这集特刊说梦。 当时《东方周刊》的总编胡愈之给这些中产阶级的为主的知识分子出了两个题目，一个是“先生梦想中的未来中国是怎样（请描写一个轮廓或叙述未来中国的一个方面？另外一个是“先生个人生活中有什么梦想（这梦想当然不一定是能实现的）？ 现在读一下这些名人大家在76年前的“新年梦想”，大多让人心情沉重，但有些也让人忍不住开怀大笑。例如后来在复旦大学任教的周谷城的梦想就是“人人都有机会坐在抽水马桶上大便”。很显然，当时世界各国的厕所都在迅速马桶化，但在落后的中国，能够坐在抽水马桶上大便的人则一定是非富即贵。 我以前看到过西方人评选出的20世纪人类最伟大的发明，排名第一的竟然是抽水马桶。当时我家里和学校还没有抽水马桶，偶尔遭遇到宾馆里的马桶，我都是小心翼翼地爬上去，蹲在上面象玩杂技一样。现在如果你让我评选人类文明最伟大的发明，我一定举起双手——另外还加上我不用长期蹲在厕所的双脚去投票选择抽水马桶为第一名。信不信拉倒，你看到的我的最精彩的文章，大多是在世界各地不同的抽水马桶上构思而成的。 周谷城的梦想其实并没有实现，如果加上中国的农村地区，中国现在绝大部分的人并没有坐在抽水马桶上大便（不好意思，这个词语反复出现，有点低俗了）。可是，可以预见，这个梦想一定会实现的。建议，下次北京在搞五年规划或者宏伟蓝图的时候，把人人能够坐在抽水马桶上大便作为小康的标准之一。 还有一个梦想我不知道是否实现了，当时在这些知识分子中，竟然有20多位做了几乎相同的梦想：未来的中国是一个没有阶级压迫、废除了私有制、实现了大同世界的社会主义国家！ 如果我说他们的梦想在30年前的文化大革命时候基本上实现了，很多人都不会同意。然而，改革开放前的中国可是最彻底的废除了私有制的国家，也是最彻底的大同的（共同贫穷）世界，而且是不折不扣的没有参水的社会主义国家！ 不想讨论下去，只是想说，有梦想很好，但如果梦想脱离实际，脱离人类历史发展的轨迹，梦想变成幻想，变成痴人说梦，就不仅仅是梦想无法实现的问题，而是——当时参入这些梦想的很多人，包括老舍等，在“梦想”实现的时候，要就是一言不发、明哲保身，要就是投湖自杀。 当然，76年前的那些知识分子总体来说还是提出了很多人类一直追求的梦想的，例如司法独立、法律面前人人平等、民主自由等等，这些梦想在世界各地都纷纷实现，只是在中华大地却还有相当一段路途，而他们已经先后离去（这些人最后一个离开的就是巴金了）。 当时在特刊上说梦的绝大多数都是知识分子，这也是一个缺陷，让我们充分了解了知识分子的想法的时候，却不知道当时民众到底怎么想的。当然普通的民众脸朝黄土背朝天，他们很难说清、也没有时间去咬文嚼字描述梦想，但可以肯定，他们需要变化，需要一个更公平、合理的世界。 中国的知识分子一直是让人失望的，几千年都如此。相比较而言，1933年那批在白纸黑字的《东方杂志》（注意啊，不是互联网呀）上说梦的知识分子相对来说还是中国自古及今最有独立精神和自由思想的一批。不过即便如此，他们也为当时的梦想付出了代价，第一个付出代价的就是《东方杂志》的主编胡愈之，就在他搞了这样激动人心的特刊说梦后，他被迫离开《东方杂志》。正如矛盾和陶孟知所言：梦想是危险的事。 我也注意到，虽然当时胡愈之提出了两个问题要知识分子回答（关于国家的梦和个人生活中的梦），但这些忧国忧民的知识分子的回答却难分难舍，而且大多以国家未来为重，个人的则无关痛痒，甚至一笔带过。我突然想，如果现在我们向一些当代的大陆知识分子同样提出两个梦想的话，会是如何？ 关于国家的未来和个人未来的梦想还能够重合吗？很多知识分子不正是因为自己的一点蝇头小利和自己的个人愿望（是否有好多的工作，是否可以发表文章，是否可以有项目，是否可以继续讲课，是否可以——）而失去了或者紧紧掩藏对国家的梦想？不久前我写了一篇文章，叫《人民已经准备好了》，其实人民包括很多人。例如，普通老百姓求变求新，他们从来不会成为社会变革的阻力，历史上从来没有出现人民群众跳出来阻止社会变革和政治改革的，相反，阻碍社会变革的一般都是政权、利益集团，甚至是知识分子（包括御用文人）。当有一位海外华人质疑我，老杨，你真认为人民已经准备好了吗？我说，是的，人民已经准备好了。看到他吃惊的表情，我只好又加了一句：不过，知识分子还没有准备好。 站着说话不腰疼，我在这里对过去和现在的知识分子指指点点，很有点不地道。还是说我自己吧。又到新年，我有什么梦想呢？我的梦想和76年前的那些知识分子的梦想又有什么不同？我对个人的期望和对国家的梦想是否重合？ 当我在这篇文章里第五次写下“76年”这个年数的时候，我突然感到一道灵光，因为这个年数正是前几年我看到的世界一些国家人口的平均寿命，而且，中国的人口平均寿命也正在接近这个数字。这就是说，如果那一年（1933年）有一个孩子出生，今天他已经到了人类平均离开人间的寿命。这种想法让我心里感到一阵激动和不安。76年，一个人生出来，又死掉了，梦想还在。 正好在今年的大年三十，《南方都市报》评论部的周博士在网上看到我，问我是否可以在大年初一的南都上说一下自己的新年愿望。我在MSN里顺手给他写了一行字。我的新年愿望和76年前的知识分子们的相比已经是最低标准，甚至有些祈求的味道了，实在是惭愧。不过今天看到出版的报纸，才发现，我顺手写下的新年愿望也并没有全部刊登出来，而是有所删减的，谢天谢地，我幸亏没有实话实说。即便这样躲躲闪闪，也差一点说不出来。 下面是我的新年愿望（原载《南方都市报》大年初一，有删减）： 从让全世界侧目的北京奥运会，到让全中国人可以“仰望星空”的神州火箭；从化不掉的南方铁轨上的冰雪，到碎不了的孩子们身体里的肾结石；从西藏的火把，到悉尼和巴黎街头的奥运圣火；从一幢幢被强权和利益集团一夜之间拆除的民房，到压在孩子们身上怎么也搬不开的学校大楼…… 当2009年的钟声终于敲响的时候，热泪盈眶的我们都明白了一个道理：天灾无法避免，人祸却绝对不应该重演。在无法避免的天灾中，我们看到了人性的光辉，因此我们变得坚强，更加充满希望；而本来应该避免的人祸却让我们绝望！ 在新的一年里，我不指望天灾永不降临，但却希望我们一起，让人祸永不再来！ 杨恒均 2009-1-27 （大年初二） 广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