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个星期，我的导师通知我说：“你的学位论文已经正式通过了，祝贺你！”他用非常强调的语气对我说：“有了多伦多大学的这个学位，今后你可以做你想做的任何事！”配合导师的赠言，我立刻做出了一副欣喜若狂的样子来。导师接着又问，你对这一年的感受如何？我继续欣喜若狂地说， great（好极了）！
　　
　　虽然我并不像导师那样对前途充满信心，但我想我至少应该高兴高兴，尤其是在经历了那么多困难以后。以我个人的感受，在整个学习的过程中，几乎没有人（包括教授、洋人同学和中国同学）能够替你分担，因为看起来所有人都无暇他顾。在独自摸索和独自面对的最初一年里，如果遇上一个能够体谅你的人，那已经是一种很大的幸运。也是在这一年里，我开始学会不对人抱怨也不向人倾诉（因为实际上没有人愿意听），并学会在任何情景下都对人说“ great”。
　　
　　我最困难的时候是在今年春节。当别人都忙着“每逢佳节倍思亲”的时候，我的痛苦是担心完不成家庭作业。虽然一个学期只有 3门课，但每周通常需要看完3到 4本书并写出相应的书评，有的书甚至厚达 500多页。我和洋人同学不同，我几乎没有“草草翻书”的可能，因为我既没有相关的知识积累，而且对英文也很不敏感。如果不是呕心沥血地一个字一个字地读，我很容易就会找不着北，书评自然无从写起。所以每到周一上午去上课的时候，我的两只眼睛看上去就血淋淋的（眼膜出血），如果有人问我怎么了，我就说，那些书伤了我。
　　
　　大年初一的那个早上，我睁开眼的时候发现整个房间都晃动起来，像小说上常说的那种天旋地转。我有些高兴地想，大概是地震了，地震就不用上课了。但不是地震，是头晕。其实之前的一个下午我就有类似的体验了，当时我还认真地站在大街上晃着头左看右看，以为脑袋四周飞满了金色的小虫子，当然后来我知道那叫“眼冒金星”。可我还是习惯性地想往图书馆跑，于是弯下腰穿鞋，但是怎么穿也穿不上，我的脚肿了。
　　
　　我惟一可以告诉的人就是丈夫，因为你甚至不能对你的母亲说你快撑不住了。丈夫一向是“主战派”，因为每次他总让我坚持坚持再坚持。但这次他却说：“回家吧，这书咱不念了。”但最后我们还是决定再试一个星期，毕竟回头路也不是那么好走的。记忆中，大年初一那天几乎是我惟一没有看书的一天。那个下午我一直躺在床上，看着外面依旧清蓝的冬日的天空。尽管我很明白困难就像冬天的坏天气一样常见，但我还是希望坏天气至少能和好天气那样穿插进行，别那么一眼望不到头的。
　　
　　第二天我如同脚下踩云似地去上课，正赶上那个一向严厉的女教授问大家有没有看书。我的同学其实也没有看，但他们都讲出了一堆复杂的理由。我想我的英语大概还没有好到足以撒谎的水平，所以当教授最后问到我时，我只说：“没看，但是……”女教授非常生气地打断了我，她说：“如果你不愿意看书，你也不用来上课了。”之后的 3小时，教授始终没有再搭理我。她和每个人说话，但却连一眼都不看我。其实那堂课我一个字也没有听进去，我一直努力在脸上挤出一点轻松的表情来，并努力想一些可以让眼泪不掉下来的理由。事实上，这个教授后来也时常使我有很挫败的感觉，因为我总觉得她看着我就像在看一堆垃圾。说起来自己也不相信，每次上这门课的前一天晚上我就会做恶梦，而我也的确在课上表现出了极大的心理障碍，例如平常少见的错误、口音以及愚蠢全都铺天盖地地跑出来了。
　　
　　我至今也很难用“歧视”来定义我在这门课上的遭遇，毕竟我自己的表现也并不出色。但好在还有另一类教授，他们给了我比知识更有价值的东西。有一次，我的教授盖文有一次，我的教授盖文──一个慈祥的英格兰老头给了我的论文一个A并写了很长的评语。他说：“祝贺你写了一篇很有见地的文章！当然我也注意到了你的语法错误，但我更注重你的思想，毕竟英语不是你的母语，而你的思想比你的英语更优秀。”我想这是另一种让我落泪的理由，而这种理由使我终于能够完成学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