十七

有一天我下班回来得早一点，米卡看我精神头还不错，就和我聊天。
估计她问我的问题是她蓄谋以久了，但是我没有给她一个她所期待的答复。
米卡问我：“现在有没有女朋友？”
我反问她：“什么意义上的女朋友？”
米卡说：“你别和我绕了，你知道我问的是什么意思。”
我说：“那好，这你自己更应该明白，你说我现在身边的女人是谁呢，每天晚上我在和谁睡觉啊？”
米卡问我：“你到底结婚了吗？”
我说：“没有。是这样的——现在没有。今年没有。从来也没有。”
米卡“噢”了一声，然后说：“给我讲讲你以前的女朋友好吗？”
米卡说这话的时候，我突然就看到了墙上那颗原来挂画用的钉子，取下来的那幅画就象一个谶语从我的脑子里划过。那一刻摩擦，剩下的痕迹就是三个字，那是一个人的名字，单亦欣。人是一个很有点生得贱的动物，有时候怕被纠缠，天天象贼躲警察一样地躲躲藏藏，好了，人家真不纠缠你了，你有觉得缺少了点东西了，甚至还有点想念了。
大约这也是我和单亦欣这么久的牵扯留下来的一点惯性吧。
米卡的问题让我想到了她。要我和米卡说单亦欣吗？摸摸脑门子，我没有发烧。所以，我不会说的。有什么好说的。我一贯的原则就是，历史不可以改写，但是可以不写。
看我没有说话，米卡就开玩笑地问我：“是不是你的女朋友太多了，不知道说谁好啊？没有关系，说谁都行，反正我就当听故事了的。”
我不想和一个比我小那么多的女孩子讲我的过去，我想，我们是有代沟的。一个时代给一群人必然留下了烙印，只有一起经历过的人才能理解个中的悲喜。和一个找不到共鸣的人说一些事情，无异于对牛弹琴，就算是她只是听故事，但我也要被回忆蛰伤一次，有什么必要呢？
我回避她的问题在，转过来问米卡：“讲讲你怎么来巴黎的，好吗？”
米卡笑了笑，说：“其实也不是什么正途，你也该知道一星半点吧，在巴黎黑下来的温州人不少呢，我算是比他们强点，有那张身份纸，不过这纸来得也不怎么光明正大。”
“说来听听，我也长点见识。”
米卡说得很模糊，我可以理解，没有人愿意陈述不体面的曾经。
她告诉我，她是和她妈妈一起过来的，算是半偷渡的性质，先是去东欧，然后辗转着从罗马尼亚到了法国。她妈妈为了把身份合法化，就在蛇头的安排下嫁了一个法国老头子，本来不过是一个交易，说是等身份换好以后就离婚的，后来那个法国老头子还真看上她妈妈了，就真的一起过日子了。米卡说，她这个拖油瓶也就跟着有了身份。
“那你弟弟呢？到法国以后你妈妈才生的吗？就和那个法国老头子啊？”
我这么问着，心里是有些不屑的。我一直很看不上那些傍着老外的中国女人，尤其是傍一些都脏不兮兮、散发着腐朽的气息的老头子，要钱没钱，要品没品的；有时候在外面看到那些不和谐的伴侣走在一起，我就会杞人忧天地想一想，她们和那堆快要生蛆的横肉睡在一起的时候，就不怕做恶梦吗？
米卡很显然是不想太多地触及这个话题，她只是“嗯”了一声，就转身了过去。

等到米卡重新回到我身边来的时候，她突然问了我一句：“以后，我可以带我弟弟来玩吗？”
我说：“可以啊，有什么不可以的。你弟弟是叫毛毛吧？”
米卡说：“是的，你喜欢这个名字吗？”
“我有什么喜欢不喜欢的？”我反问说。
很巧合的是，武汉话里，把刚出生的婴儿都叫做毛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