经过几周的调整和磨合，对于每个星期天到苗苗中文学校的上课问题，我们认同了这样的安排：
早上9点到12点，在幼儿汉语班上跟秦老师学拼音；
下午1点到2点，学习初级绘画；
下午2点到5点，在我的班级上跟我学基础汉语。

按说，对于一个4岁的孩子来说，一天满打满算有7个小时的连续学习，应该是很枯燥和疲惫的了，但是千千却总是兴致勃勃。

每到星期天早上，他一睁开眼就问我：“妈妈，今天是星期天吗？”

我说是啊。

他马上跟着说：“口耶，我要去苗苗学校上学了。Hooray——”

然后，跟上足了发条一样跳下床，穿衣服、穿袜子、整理自己的小书包。

千千的星期天，没有一点被迫上学的无奈。

有时候我也很纳闷啊，学习是一件多么辛苦的工作啊，那么多的知识都要从书本上、从老师的脑子里装进自己的记忆中，不管你愿意不愿意。何况千千才4岁，4岁的孩子是那种陀螺屁股，没法坐住坐稳的啊。为什么千千却那么期待呢？如果说是他愿意成为我的一名学生的话，那他平时在家里和我一起学汉字的时候，怎么就没有这样浓郁的激情呢？
也许，是苗苗学校的那种学习氛围吧，那种几百个孩子一起聚在操场上嬉笑打闹的场景，那种有许多人陪伴、不寂寞的周末？

是啊，在人口稀少的澳洲，你在一个小小的单位里，一下子可以见到那么多的中国面孔、大家在一起说中国话，着实是一件激动人心的事情。对于我们成年人如此，对于我们的孩子，大约也是一样的吧。

在海外的汉语教学中，我们并不强加给学生一些硬性的指标，有些家长也明确跟我们说，他们送孩子来学中文的初衷就是让孩子记得和懂得这个母语，至于是不是能够熟练使用甚或是成为汉语作家，那是他们从来都不曾奢望的事情。对于高年级的学生是这样要求，对于象千千这个年纪的孩子就更是寓教于乐了。所以，我们的基础教学中，通常讲故事、做游戏什么的，先让孩子们了解中国，同时也锻炼孩子们的听和说的能力。

千千总是很喜欢回家以后跟我复述老师在课堂上讲的事情。

有一次，千千告诉我，老师今天讲了毛主席。

我很惊讶地问他，都说了些什么啊？

千千说：“老师说，在北京，有毛主席的什么糖，毛主席就睡在那里。”

我问他：“不是毛主席的什么糖，是毛主席纪念堂。”

千千马上回应我说：“对对对，妈妈你说得对，你真了不起，和我们老师说的是一样的。”

他接着说：“我们老师还说了，北京的一个什么厂，也有毛主席。”

当时，我的脑子没有转过神来，什么叫“北京的一个什么厂”啊？

千千提示我说：“那个厂里还有一个什么门。”

我越听越糊涂了，说，每个厂都有门啊。

千千有点着急了，解释说：“妈妈你说得不对，那个厂叫什么门！”

什么门的厂？！

我可是想了半天也没想过神来，心说，我在北京也住了小十年啊，怎么就没听说过有这么个厂子呢？

然后我就有点疑惑了，给千千他们上课的那个秦老师是南方人，不应该比我更熟悉和了解北京啊。

千千看我想了半天也没想出来，就调皮地用手指头点点我鼻子说：“妈妈，你看看，我们秦老师就比你懂的东西多吧？秦老师说了，每个中国人都应该知道毛主席，应该知道那个什么门的厂。”

我恍然大悟——那是个每个中国人都应该知道的什么门的什么厂，那根本就不是个工厂，是天安门广场！

我是头一次听人把天安门广场说成“什么门什么厂”的，长见识！把我都给弄蒙了。估计也只有老外和这些象半个老外一样的“ABC（Australia born Chinese，意思是澳大利亚诞生出来的中国人——注）”的孩子们才有这种创造力。

我跟千千说，你出生后回中国去的第一天就从天安门广场前穿过，那时候你才3个月大呢，后来你一岁、两岁的时候都去过天安门广场······天安门广场，那是中国的象征啊，你怎么就不记得呢，怎么还把它说成是什么门什么厂啊，太不应该了。

千千说：“妈妈，那你就再带我回一次中国吧，我要去看天安门广场。我还要看看毛主席。”

我告诉千千：“毛主席已经死了。死了很多很多年了。”

千千马上追问我说：“那，那个毛主席纪念堂里的毛主席呢？”

我解释说：“那是他的遗体，就是死了以后的身体。”

千千又问：“那不是一些骨头啊？”

——千千在幼儿园里玩过人体骨骼的玩具，老师也告诉过他人死了以后埋在地底下就都会变成这个样子。

我说：“那不是骨头，是用药水处理过的身体，穿着衣服，就象他活着的时候的样子。”
千千问：“妈妈，那你见过毛主席活的时候吗？”

我回答说，没有。我告诉千千，毛主席死的时候，妈妈才4岁，就象你现在这么大。妈妈什么都不记得。

千千很不理解地说：“你没有见过他活的时候，你怎么说毛主席纪念堂里的毛主席就象他活的样子呢？”

毛主席，您老人家在天有灵的话，就点拨我一些，告诉我该怎样回答我的儿子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