此文为《中国社会的前进必须要从正确评价毛泽东开始》系列第五篇

从任何意义上讲，无论你是否喜欢毛，毛都是一本巨著，是浓缩了中国千年文化和近现代历史的一部巨著，内容极其宏大丰富，遗憾的是由于和当前政治的联系过于紧密而无法科学的研究和对待。

梁 漱溟说过，“毛主席是变化的。”这导出了解毛泽东思想发展的关键。所以我把毛的思想阶段分为早年（27年以前，新民主革命时期，建国初期，57年反右后到 文革结束）这四阶段。因为这几个阶段的思想很不一样。有些思想是一直存在和发展（例如群众运动和阶级斗争）；有些思想变化很多，比如对于民主的看法和个人 崇拜等，还有对中国社会的矛盾性质，社会主义经济建设的看法和措施等等。

所 谓“毛泽东思想”，实际上是太宽泛的描述。简单的说，大家理解的“毛泽东思想”，主要是指官方审定的《毛泽东选集》中关于马克思主义与中国革命斗争结合的 阶级斗争和民主革命，以及部分社会主义社会建设的思想，其精华部分应该是主要针对建国前的革命斗争。但除此之外，还有很多的史料，著述，讲话和文献表达的 是与此完全不同甚至互相矛盾的观点，特别是后期晚年文革中的一些说法和讲话。这样导致不同人群对毛有完全不同解读或者诉求，即使是拥毛派完全可以有不同的 理念就一点也不奇怪。他们都是只寻找对自己观点有利的文献加以利用，而对毛很多自相矛盾和不同时期的变化却避而不谈。比如，毛左分子或者文革余孽可能更醉 心于寻找他建国后，特别后文革期间的一些思想和言论来武装自己。这个我会在第六章中提到这个问题。

本节试图讲述他的思想变化,力图描绘这些变化和他晚年悲剧的关系。

4.1毛的早年青年时期思想（1927年以前）

关于毛的早年和青年，官方著述甚多但大都吹得神乎其神，其实效果适得其反，很多人有了逆反心理，反而了解得比较少。这里材料基本都摘自李锐的《毛泽东的早年和晚年》，力图还原一个真实准确的毛的早年的思想性格和重要活动。

小的时候

“

经书难懂，他最爱读的是《三国》、《水浒》、《西游》这些民间流传的小说，熟记其中的人物故事，倾心于造反的下层英雄。

。。。

父亲的专制和刻薄，塾师的体罚和不讲理，使得这个从不愿受约束的少年养成特别倔犟而好自行其是的性格，在家中有过“忤逆不孝”的抗争，在学塾有过“不服管教”的行为。由于以强抗顽，据理辩驳，他总得到胜利。看来，从劳动到说理，他都是从不服输且好胜到底的。

。。。

在长沙第一师范

“

他利用这个学校，专心于自己喜好的社会科学（不好自然科学），从国学（经典古籍）、诗文、历史、地理到哲学、伦理学，尤好哲学，中外古今或涉猎或专攻或全书抄录。还天天读报（这也是一生习惯），关注时事。总之，一心探索救国救民的真理和改造社会的道路。”

”

在 这个学校，毛泽东也不是完全没有机会施展他的学识和才具，抱负和胆略。例如，他的异乎寻常的写作才能为老师赞赏，同学传诵，还在《新青年》上发表极有思想 见地的大块文章；反对袁世凯称帝时，他做了有效的宣传鼓动；他主持学友会，锻炼同学的自治能力，活跃课外生活；他创办工人夜校，为失学的工人尽心服务；在 南北军阀混战，一次长沙城短暂真空时，他领导“学生志愿军”巡逻护校，利用溃军不知虚实，竟缴了一支北军的枪械。

。。。

他 从体育之研究，人皆乐“动”，而得出“天地盖惟有动而已”这一理论观点，认为“动”是天地身心的本性。他对一切差异、对立、冲突、动乱，不仅持完全肯定的 态度，而且持赞赏喜爱的态度；认为宇宙间水力、风力因遇地势之抵阻，而益增其奔猛、怒号；战国、刘项、汉武匈奴、三国竞争之时，“事态百变，人才辈出”。 他的结论是：“安逸宁静之境不能长处，非人生之所堪；而变化倏忽乃人生所喜也。”在日记中写的“与天奋斗，其乐无穷！与地奋斗，其乐无穷！与人奋斗，其乐 无穷！”也并非单纯从身体锻炼得来的偶感，而是经过深思熟虑的本源思想，并且是一贯身体力行，也为后来历史证明的他的人格个性特点。

他对自己这个时期的思想状况曾经这样说道：“在这个时候，我的思想是自由主义、民主改良主义、空想社会主义等等思想的大杂烩。我憧憬‘十九世纪的民主’、乌托邦主义和旧式的自由主义，但是我反对军阀和反对帝国主义是明确无疑的。”

。。。

他 们当时是敬佩陈独秀的。１９１７年９月２２日下午，毛泽东和张昆弟在湘江游泳后，一同来到岳麓山蔡和森家中。他们三人畅谈了一夜。下面是张昆弟于２３日写 的日记：“时将黄昏，遂宿于此。夜谈颇久。毛君润之云，现在国民性惰，虚伪相崇，奴隶性成，思想狭隘，安得国人有大哲学革命家，大伦理革命家，如俄之托尔 斯泰其人，以洗涤国民之旧思想，开发其新思想。余甚然其言。中国人沉郁固塞，陋不自知，入主出奴，普成习性。…毛君又主张家族革命，师生革命。革命非兵戎 相见之谓，乃除旧布新之谓。”

。。。

但 是在毛泽东的思想中，看来是更多地受了康有为的《大同书》的影响。《大同书》里对理想社会描述得十分具体：妇女有身者入胎教院，儿童出胎者入育婴院，儿童 按年入蒙养院，老则入养老院……等等。毛泽东在《学生之工作》中对所设想的“新村”的描述，是很接近康有为的想法的：“合若干之新家庭，即可创造一种新社 会。新社会之种类不可尽举，举其著者：公共育儿院、公共蒙养院、公共学校、公共图书馆、公共银行、公共农场、公共工作厂、公共消费社、公共剧院、公共病 院、公园、博物馆、自治会。合此等之新学校、新社会，而为一‘新村’。吾以为岳麓山一带，乃湘城附近最适宜建设新村之地也。”这似乎可以看作他的人民公社 思想的胚芽。这篇文章中关于“工作之事项”的规定：“种园、种田、种林、畜牧、种桑、鸡鱼，”岂不也很像他后来概括的“农林牧副渔”么。

毕业后的经历：

（从 湖南师范）毕业之后，这一群志同道合的新民学会会员，首先要解决的便是去向问题，一致意见是向外发展。必须走出湖南，到通都大邑，出洋留学，自由研究，获 得世界知识，以求救国救民之道。恰恰遇赴法勤工俭学的机会，为此毛泽东第一次来到久已向往的北京。克服种种困难，学会会员终于分几批到法国勤工俭学，向海 外发展成为事实。毛本人决心留在国内，为学会打好基础。在北京停留的半年，更使他眼界大开。他结识了陈独秀和李大钊，接触了许多他钦佩的思想激进人物，还 同一些左翼青年成为朋友，吸收了许多新的思想，也包括马克思主义的粗浅知识，参加了许多有意义的活动，脑中装满了许多社会实际问题。他自己回忆这半年生 活：“政治的兴趣继续增加，思想越来越激进”。他深深感到，“近数年来，中国的大势”；“革新之说，不止一端。自思想、文学，以至政治、宗教、艺术，皆有 一改旧观之概。甚至国家要不要，家庭要不要，婚姻要不要，财产应私有公有，都成了亟待研究的问题。更加以欧洲的大战，激起了俄国的革命，潮流侵卷，自西向 东。国立北京大学学者首欢迎之，全国各地各学校的青年大响应之。”

插一句，如果他当时也去法国留学了，对中国革命，不知是幸还是不幸？

回到湖南到建党以前：

他 主编主撰的《湘江评论》，走出了湖南，尤其气壮山河的《民众的大联合》长文，获得辉煌的成功，在全国发生了影响。“毛泽东”这个名字开始为世人注意。《湘 江评论》开始克服唯心主义，强调从实际出发，强调物质生活的重要性。对戊戌变法和辛亥革命的失败都有了新的认识：“那时候的思想，是空虚的思想”；那时候 的出版物，“内面多是空空洞洞，很少踏着人生社会的实际说话”；“办学堂”、“办自治”、“请开议会”成风，“多半凑热闹而已”；“人入思想界，便不容易 引入实际去研究事实和真理了”。通观《湘江评论》全部文章，无一不是“研究事实和真理”，“踏着人生和社会的实际说话”。《创刊宣言》提出，“世界什么问 题最大？吃饭问题最大。””这话说得何等明白。作者当然已感觉到，解决物质生活的吃穿住，是人类生存的首要问题。“社会制度之大端为经济制度”，这已接触 到经济制度较之政治制度与精神文化，是更为根本的东西了。吃饭同哲学相比，经济同精神相比，无疑前者是更为重要了。从而对“大本大源”的认识，开始了向历 史唯物主义的变化。在长沙响应五四运动这一段时间，毛泽东的精力多用在报刊宣传上，他写的大小文章都是国内外当时最实际的问题。为了一个赵女士在花轿中自 杀，一连写了十篇文章。

。。。

中国激进的民主主义者在接受马克思主义的过程中，曾经历过三次思想论战，即同胡适的问题与主义之争，驳倒罗素、张东荪等反马克思主义的假社会主义，以及同无政府主义的斗争。这三次论战，毛泽东都先后经历了。

。。。

毛的自述：

那 么，是怎样接受马克思主义的呢？同斯诺谈话中他说：“我第二次到北京期间，读了许多关于俄国所发生的事情的文章。我热切地搜寻当时所能找到的极少数共产主 义文献的中文本。有三本书特别深刻地铭记在我的心中，使我树立起对马克思主义的信仰。我接受马克思主义，认为它是对历史的正确解释，以后，就一直没有动摇 过。这三本书是：陈望道译的《共产党宣言》，这是用中文出版的第一本马克思主义的书；考茨基著的《阶级斗争》，以及柯卡普著的《社会主义史》。到了 １９２０年夏天，我已经在理论上和某种程度的行动上，成为一个马克思主义者，而且从此我也自认为是一个马克思主义者了。”

李锐《毛的早年与晚年》

综上所述，从１９２０年到１９２１年１月之间，根据本人自述和第一手资料（本文引号中语均见已出版书刊），关于毛泽东完全接受了马克思主义的标志，可以概括为这样几点：

一）反对种种改良主义，确认马克思主义为“改造中国与世界”的“一面旗子”。

二）确认以劳农为基础的人民群众，是达到“改造中国与世界”的决定力量。

三）确认以俄式革命、阶级斗争和无产阶级专政，为达到“改造中国与世界”的必由之路。

四）必须组织共产党，以为“改造中国与世界”的“神经中枢”。

建党之后的初期革命活动：

在 早期革命活动中，他以自己的革命实践，正确地指出了中国新民主主义革命的道路；这条道路按照他后来规定的公式是：无产阶级领导的，人民大众的，反对帝国主 义、封建主义的革命。他一开始革命活动，就认定中国人民的死敌是帝国主义和封建势力，特别是帝国主义；并且从自己具体的革命实践，从中国近代革命历史的教 训以及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理论中，极其明确地认定领导这个革命的责任完全落在无产阶级的肩上。虽然当时他还没有直接从事农民运动，但他是在农村中长大的，他 极其熟悉农民，同农民有着天然的纽带关系。在同军阀赵恒惕的斗争过程中，逐渐深刻认识到彻底摧毁赵恒惕的社会基础，必须依靠广大农民群众的力量。

因此，从１９２５年开始，他就集中精力领导农民运动了。

。。。

１９３９ 年１２月，在延安庆祝斯大林６０寿辰大会上，毛泽东讲话中说道：“马克思主义的道理千条万绪，归根结底，就是一句话：‘造反有理’。几千年来总是说：压迫 有理，剥削有理，造反无理。自从马克思主义出来，就把这个旧案翻过来了。”毛泽东的造反气质，也是从青少年时代起，贯穿于一生的行事，到老不衰。用“造反 有理”四个字来概括马克思主义，当然是大大的简化，但不能不说是极有见地的。可是这四个字只能限制在推翻旧世界这个意义上，过此一步，真理就变成了谬误。

之 所以要引用这么多，一是也许读者能够看到毛早年思想在后来的影响；二是想通过毛为代表的立志救国的热血青年选择马克思主义的过程，来论证这条道路在当时中 国，也许真的是历史必然？当然更多书籍对时代背景的介绍更为详尽，但是我们关注的是结果：在这样的社会环境下，毛的造反理论成型了，他将坚定的领导中国人 民走向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暴力革命和社会主义社会的建设之中。

这是幸还是不幸，我们这这代还是无法回答这个问题。等将来的历史再做结论吧。

4.2新民主革命时期（27年到49年）的主要思想

（以下摘要自高华：《中国革命中毛泽东的因素》）

“

总结下来有下面几点：

1，重视革命暴力，强调革命专政对于无产阶级反抗和夺权的极端重要性；

2，有一套改变中国的大见解，随形势变化而变化，从不放弃；

3，重视动员底层群众；

4，非常现实主义；

5，强势的领导风格。

毛的概念全面渗入党的思想、组织：

1）农民

农民是中国革命的主力军，最具革命性。

2）知识分子

他认为，知识分子对于革命很重要，但知识分子只有书本知识，因此需要长期改造思想，毛以后对国共斗争是这样解释的，他说，是共产党的农民打败了国民党的知识分子。

3）对理论

毛说，不能对实践有用的理论就是狗屎，甚至还不如狗屎，因为狗屎还可以肥田。

4）对个人与集体

   强调个人必须服从集体。

毛抓住几面旗帜，站在道德制高点上：

反帝反侵略，开展底层革命，

1，民族主义（抗日，以后又反美），

2，平民主义（穷人的党）

争取广大底层民众的支持，抓住了大多数，

3，高呼民主主义、反对蒋介石的独裁，

新民主主义，民族的，科学的，大众的，欢迎外国资本，争取国内各阶层的支持，抗战胜利四年后，打败蒋介石与国民党，夺取全中国。

毛的成功取决于他抓住了两个大问题：民族主义和民主主义，占据了近代中国的道德至高点，毛的成功取决于他面对中国近代以来的几个基本问题所作出的有力的回应：

近代中国的基本问题：民族独立和社会改造，即“反帝反封建”，孙中山的反应是：创建三民主义，发动反清革命和国民革命，有所成功，也有所失败，关键是对底层的改造着力不够。

           ”

《李锐选集》里面的评述：

由 于从中国的具体情况出发，善于确切衡量革命中各种社会力量的对比，毛泽东在一开始革命活动时，就将建立广泛的人民革命统一战线作为中国革命的基本政策之 一。在当时的革命活动特别是工人运动中，他极其注意革命的策略，非常善于利用敌人阵营里的每一缝隙，善于给自己找寻各种各样的同盟者；广泛地争取和联合中 间阶级和广大的城市小资产阶级，最大限度地孤立了敌人。

李锐访谈中也强调：

我 认为主要是他正确地运用和把握了阶级斗争的战略、策略和方法。农村包围城市，这是个伟大的创造。马克思主义的经验和理论是无产阶级在城市暴动，取得革命胜 利。中国阶级斗争的主力军是农民，农民战争必须在农村搞土地改革，发动农民并动员农民参军，才能壮大革命力量。在土地改革中，不能侵犯工商业，不能采取消 灭富农的政策，尤其不能侵犯中农，也要给地主分地（这些问题，王明都犯路线错误）。转到抗日时期，同蒋介石建立统一战线，土地改革变为减租减息（要争取地 主抗日）。这种阶级斗争就更复杂了。于是就出现了王明的右倾机会主义路线，一时党内不少人跟着走了一阵。毛泽东从最初接触马克思主义时，就说过这样的话， 我就是取了四个字“阶级斗争”。1921年初他给蔡和森的信中说：“唯物史观是吾党哲学的根据”。那时信仰马克思主义的人，一般也都认为唯物史观就是阶级 斗争。这是一个新的方向，中国的历史上从来没有出现过的新事物。中国进入近代以来，成为半封建、半殖民地的国家，一直是小农经济为主，生产力很不发达，资 本主义经济很难发展，无产阶级就自然弱小。那时有一点工业，从清末到北洋政府到蒋介石统治，也多是官办的，包括安源煤矿也是官办的，而且有帝国主义的资本 在里面。中国的民族资本由于受帝国主义和官僚资本的控制，发展困难；民族资产阶级就具有两面性，有民主和革命的一面和妥协性的一面。毛泽东根据中国的国 情，用正确的阶级分析和阶级斗争的学说，来同外部敌人作斗争。到了抗日战争时期看得更清楚了，他总结了一套正确的斗争策略，在全局上是执行抗日民族统一战 线，同蒋介石国民党联合而不忘斗争，联合中有斗争，斗争中有联合，分寸掌握得很好。如有名的在具体斗争中有理、有利、有节，适可而止。对地主阶级也是实行 打拉政策，又打又拉，拉中有打，打中有拉，非常高明。在抗日战争中，民族矛盾为主的情况下，掌握好阶级斗争是很不容易的。因为整个抗战的领导，表面上是国 民党蒋介石，但蒋介石是动摇的，他时刻不忘借抗战削弱、消灭共产党的力量，他的阶级立场是非常之坚定的。我们既要抗战，又要用斗争来维护统一战线的局面， 情况非常复杂。抗战时期出现过几次反共高潮，由于毛泽东的正确领导，都化险为夷。新四军曾经受过一些损失，后来执行了毛泽东的正确领导，在长江北岸更发展 了，华北的反磨擦，都是我们取得胜利。

小 结：无产阶级暴力革命的理论主要来自列宁。但是毛的创新主要是将无产阶级的主体从教条主义的工人变成农民；同时毛结合了现代的军队管理和组织和中国传统农 民起义（征兵，动员体系和以战养战等后勤保障的思想），实践证明是有效的。所以第一章谈到过，毛深谙中国社会的本质（皇权文化和农民为基础），特别是抓住 了20世纪共产主义运动的趋势和有效地利用了苏联的影响力和援助，以暴力革命为手段，宣传为辅助，以绝对务实的,z在最大限度的团结各界显示了极其务实灵 活的态度和策略，在与蒋斗争中成功地慢慢让形势朝自己有利的方向发展。最后在日本入侵中为党谋取了最大化的利益，最终取得了革命胜利。这个过程中，他的指 导思想慢慢开始系统化，在党内文人的宣传下，最后也成了党，军甚至很多国家或地区游击队的指导思想。

4.3建国后头七年后的逐步变化（49年-56年）

4.3.1建国前和刚刚建国的时候，毛的头脑还是很清醒的。

以下摘自《李锐文集》：

1947 年底在《目前形势和我们的任务》报告中反复说：“新民主主义革命所要消灭的对象，只是封建主义和垄断资本主义，只是地主阶级和官僚资产阶级（大资产阶 级），而不是“一般地消灭资本主义，不是消灭上层小资产阶级和中等资产阶级。”而且还进一步说：“由于中国经济的落后性，广大的上层小资产阶级和中等资产 阶级所代表的资本主义经济，即使革命在全国胜利以后，在一个长时期内，还是必须允许他们存在；并且按照国民经济的分工，还需要他们中一切有益于国民经济的 部分有一个发展；它们在整个国民经济中，还是不可缺少的部分。”1949年七届二中全会上，毛泽东正确分析了中国当时的经济情况：现代性工业产值只占国民 经济总产值的10％，而90％为分散的个体的农业经济和手工业经济；私人资本主义工业，则占现代性工业中的第二位。从这一总的情况出发，重申前言：“在革 命胜利以后一个相当长的时期内，还需要尽可能利用城乡私人资本主义的积极性，以利于国民经济的向前发展。在这个时期内，一切不是于国民经济有害而是于国民 经济有利的城乡资本主义成分，都应当允许其存在和发展。这不但是不可避免的，而且是经济上必要的。”应当注意的是，在报告的前部分，即谈道“必须学会在城 市中向帝国主义者、国民党、资产阶级作政治斗争、经济斗争和文化斗争。既要学会同他们作公开的斗争，又要学会同他们作隐蔽的斗争。”这里的“资产阶级”是 一个笼统的名词，显然包括民族资产阶级在内。因此，也就不能不影响到不仅这个报告本身，而且进城之后，到底中心工作是什么，新中国成立后，工作重心到底是 发展生产，还是搞阶级斗争？我觉得就这个报告本身讲，你说是这个也可以，说是那个也可以，字面上看似乎是前者，也可以解释为后者；随后的实践，从三反五反 斗争到社会主义工商业改造很快完成，则无疑是后者了。

李 锐：从中国的实际看，他对中国经济基础的薄弱，以农民为主体的几亿人口文化素质低，即所谓“一穷二白”，这些对于社会主义建设不利方面，可以说认识不够深 刻；相反，反而认为“一穷二白，好画最新最美的画图”。对我们党来说，主要是一个农民进城的问题。党的干部基本是农民，这就有一个要让绝大多数干部学习新 的科学文化知识，变成适应现代经济文化发展的人才的问题。毛泽东曾说过，“严重的问题是教育农民”，但是并无相应措施，发展到后来，首先是知识分子，通通 下乡接受贫下中农再教育。1949年进城之前，他就说过：“党的二十八年是一个长时期，我们仅仅做了一件事，这就是取得了革命战争的基本胜利。……但是我 们的事情还很多，比如走路，过去的工作只不过是像万里长征走完了第一步。残余的敌人尚待我们扫灭。严重的经济建设任务摆在我们面前。我们熟悉的东西有些快 要闲起来了，我们不熟悉的东西正在强迫我们去做。“我们必须克服困难，我们必须学会自己不懂得的东西。我们必须向一切内行的人们（不管什么人）学经济工 作。拜他们做老师，恭恭敬敬地学，老老实实地学。不懂就是不懂，不要装懂。”由此可见，当年毛泽东是很谦虚谨慎的，了解到全党最大困难所在的。可是这一精 神未能坚持贯彻下去。

李 锐：黄克诚是政治家，正反经验很多，一生谨慎，是遇事极用头脑的人。有件事他和我谈过，也已写在《回忆录》中。就是在他任天津市委书记时，大概是1949 年5月间，他向毛泽东汇报天津工作时，毛问他：“你认为今后城市工作的中心任务是什么？”“我毫不犹豫地回答说：‘当然是发展生产'。”毛很严肃地摇了摇 头说：“不对，主要任务还是阶级斗争，要解决资产阶级斗争的问题。”黄认为这次当面考试不及格。

4.3.2"比打仗还厉害些？"

以下来自单世联《读《李锐文集》

以打仗夺取政权，这不但是毛泽东终生的自豪，也是他考量一切事情的标准。他在南宁会议上说：

搞工业，搞农业，难道比打仗还厉害些？我就不相信搞经济就那么复杂，那么多学问。（李锐，1999C：79）

汉 高祖刘邦以马上得天下，手下的谋士告诉，可以马上得天下，却不能由马上治天下。数千年后此话又一次得到证实。不到一年，1959年2月2日，毛就不得不承 认：我们搞经济建设还是小孩子，虽然现在年纪不小了；应该承认这一点，即向地球作战，向自然界开战，这个战略战术，我们就是不懂，就是不会。（李 锐，1999D：393）据胡乔木后说："在召集庐山会议之前，毛主席已经在一次政治局会议上讲，经济工作还是要陈云同志他们来领导。"（胡乔 木，1993：169）1962年1月的"七千人大会"上，"毛泽东先‘哈哈'苦笑了两声，说：‘想不到会搞成这个样子。'"（杨立，1997：230） 然后再次承认："我注意较多的是制度方面的问题，至于生产力方面，我的知识很少。"（薄一波，1997：1064）。

4.3.3.人民公社

以下来自单世联《读《李锐文集》

毛 泽东没有读过多少马恩原著就成了马克思主义者。1940年3月，周恩来在政治局会议上传达共产国际领导人对中共领导人的评价，在说到?闻天是中共最优秀的 理论家时，毛泽东当即讽刺：甚么理论家，张闻天从苏联背回来的是一麻袋教条。（刘英，1992：126）在延安时期，理论家通常与"教条主义"是差不多的 意思。

掌握政权后，毛对马恩经典也时有不以为然的态度，跃进之年就是超越马克思的一年。毛在1958年4月的"武汉会议"上就号召要破除对马列主义的迷信。同年5月，在八大二次会议上，他说得更明确：

马克思的东西，不一定都要读完，读一部分基本的东西就够了。但我们做的超过了马克思。（李锐，1999C：323）

一旦"做的"的超过了，"理论"也就超过了。"马克思革命没有成功，我们革成了。这种革命的实践，反映到意识形态上，就成为理论。"中国革命的理论就是毛泽东思想，所以毛超过了马克思、恩格斯、列宁，这已经为"文革"中流行的"顶峰论"作了预言。

马克思当然不是神，后人可以也应当超过马克思，但这种超过不能是目空一切的狂妄自大。正像李说的："《共产党宣言》中固然没有‘总路线'、‘大跃进'，但它绝不会告诉人们如何去作河北徐水、湖北当阳闹共产主义那样的荒唐事情。"（李锐，1999B：192）

把 战争经验固定化、迷信化，使经验成为教条，是毛泽东晚年错误的根源之一。他在1958年北戴河会议上说："人民公社，有的地方采取军事组织──师、团、 营、连，有的地方没有，但‘组织军事化，行动战斗化，生产纪律化'，这三化的口号很好。这就是产业大军，可以增产，可以改善生活，可以休息，可以学文化， 可以搞军事民主。"（李锐，1999C：123）这本来是他本人的经验和信念，但他却追溯到马恩：

我请陈伯达编了一本书，叫《马恩列斯论军事》。我读了一二篇，有一条说，许多东西自古以来就是从军队首先实行的。我们的共产主义也是从军队共产主义先实行的。（李锐，1999D：123）

"人民公社"作为军队共产主义的新形式，就这样有了马恩的根据。可见马恩还是有用的，但这个"用"不是作为"指导我们思想的理论基础"，而是作为我们指导思想的印证。

4.3.4大跃进为什么失败：

以下来自《李锐文集》

“大 跃进”和人民公社化运动是毛泽东晚年带有浓厚空想色彩的社会主义建设思想的实践。在运动中，毛曾多次谈到自己的社会理想。他认为乡社合一，工农商学兵互相 结合，农林牧副渔全面发展，公社什么都要管；“组织军事化，行动战斗化，生活纪律化”的公社生活，是实现两个过渡（由集体到全民、按劳到按需）的最好形 式，将来就是共产主义雏形。当时不仅是毛泽东，包括中央和地方的主要领导人，都曾自豪地描述过几十年以后我国的情景。说那时我国的乡村中将是许多共产主义 的公社，每个公社有自己的农业、工业，有大学、中学、小学，有医院，有科学研究机关，有商店和服务行业，有交通事业，有托儿所和公共食堂，有俱乐部，也有 维持治安的警察，等等。若干乡村公社围绕着城市，又成为更大的共产主义公社。总之，前人的乌托邦的梦想将被实现，并将被超过。为了实现这样美妙的前景，还 在理论上提出了破除资产阶级法权，取消商品货币关系，废除八级工资制和家庭私有经济等观点。毛泽东将“大跃进”和“人民公社化”视为一场几亿人的伟大革命 运动，在实践中谋求一步到位，运用战争年代政治挂帅、书记挂帅、大搞群众运动和阶级斗争的经验，大搞“人海战术”，“拔白旗，插红旗”，“破除迷信，解放 思想”，依靠人的主观能动作用，来高速度发展社会生产力。“人有多大胆，地有多大产”，“不怕做不到，就怕想不到”，等等口号，成为一时风尚。毛泽东认为 中国一穷二白是极大的好事（而不言经济文化条件太差、起点太低是最根本的困难），穷则思变，这是革命的天然基础，认为中国的农民比西方的工人先进，他们之 中蕴藏着一股极大的社会主义积极性。他急于求成，夸大了主观意志的作用。

然 而，这个大运动仅仅沸腾了半年，问题便接踵而来：国民经济各种比例失调，工业生产全面紧张，高指标、瞎指挥、浮夸风、共产风等泛滥成灾，农村生产力和社会 生活秩序遭到严重破坏。现实和理想发生了明显的冲突，迫使毛泽东和中央领导不能不有所冷静，寻找解决问题的对策。庐山会议前的这半年中，两次郑州会议、武 昌会议和上海会议的主题就是纠“左”，整顿公社的所有制，对群众退赔，修改一些过高的指标等等，以便解决继续跃进的问题。

4.3.5"赶美超英"与超苏

以下来自单世联《读《李锐文集》

" 大跃进"的流行口号是"赶美超英"，但没有公开宣传、毛实际上多次说过的另一个赶超的对象是苏联，这个老大哥曾不把毛当回事。不但江西时期受过"莫斯科 派"的气，1949年掌权后，毛专程到莫斯科拜见大哥，"但毛主席到了苏联，斯大林迟迟不肯见他。......毛主席访苏回来，中央要毛主席谈谈情况，毛 主席不愿谈，请恩来同志谈。这次访苏对毛主席刺激很大。"（胡乔木，1994：88）

大 跃进的理想，既是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的竞赛，实际上也想和苏联较一回劲，继斯大林之后充任社会主义阵营的老大，成为世界级的领袖。这种欲望是逐步形成 的。"毛泽东对赫鲁晓夫的秘密报告抱有一种十分复杂的心态，他不满意报告打倒一切的调子，却不止一次地高度评价赫鲁晓夫的作法，说赫鲁晓夫勇敢地揭开了盖 子，从而解放了思想。在他看来，斯大林问题的揭露至少证明了他久已存在的看法，即苏联的经验并不都那么令人羡慕。赫鲁晓夫对斯大林问题不顾后果的，并且是 明显偏激的做法，更让毛泽东看不起苏联新一代领导人的政治能力。"（杨奎松，2001：387）被赫鲁晓夫揭发的斯大林有许多问题，揭发斯大林的赫鲁晓夫 缺乏政治谋略，苏联人有什么理由永远充当老大哥？

" 据当年为苏中两国领导人做过翻译的一位俄国人回忆，还在斯大林去世后不久，中共领导人就曾明确讲过：斯大林去世后。国际革命运动的领袖就属毛泽东了。不论 这种说法是否准确，1956年斯大林问题暴露后，中国共产党人心理上出现了某种优越感。"（杨奎松，2001：387）1957年11月，毛赴莫斯科开 会，亲身体会到一些中国共产党坚持的东西，已越来越被苏共和欧洲国家的共产党抛弃了，他认真考虑了世界革命的中心转移到中国来的问题。只是中国还不具备当 大哥的能力："我们中国是为不了首的，没有这个资本。我们经验少。我们有革命的经验。没有建设的经验。我们在人口上是个大国，在经济上是个小国。我们半个 人造卫星都没有抛上去。这样为首就很困难，召集会议人家不听。"（毛泽东，1996B：626）国家的地位取决于实力，社会主义阵营也不例外。所以也就是 在这次会议上，毛表示苏联15年赶上美国，中国15年可以赶上英国，并立即向国内发出指示，着手大跃进的部署。他自信，如果中国经济搞上去了，在苏联变质 的背景下，中国就可以成为世界革命的中心。八大二次会议上：

柯庆施向毛泽东说："明年上海可以试行吃饭不要钱了。"毛泽东听了非常高兴地说："做到吃饭不要钱，有全世界的影响，可比苏联放一颗卫星大得多。"（李锐，1999C：168）

同年8月的北戴河会议上，薄一波传达了毛的一个想法：

要破除迷信，美国不算什么。用不了一、二十年，苏联可以变为两个美国，我们可以变为四个美国。（李锐，1999D：127）

社 会主义当然要与资本主义较量，更重要的是中国要与苏联的竞赛：你苏联不过变成两个美国，我比你多一辈，我是英、美、苏一起超过！在八大二次会议上，毛 说："中国应当成为世界第一大国，因为中国人口世界第一个多嘛！过去林彪同志在延安曾谈过，将来中国应比苏联强。那时我还有点不大相信，我想苏联也在进步 呀！现在我相信了，完全有可能。"（李锐，1999C：329）

4.3.6 李锐访谈：为什么在民主革命时期，毛泽东正确地把握阶级斗争的方法和策略，取得了很大胜利。那么为什么民主革命时期没有过头，在社会主义时期就过头了呢？

李 锐：民主革命时期也有过头的，这就是王明教条主义，地主不分田，富农分坏田，没收地主工商业，最危险的敌人是中间派，等等。毛泽东一直纠正这些“左”，的 东西，他始终是从中国实际出发，从革命斗争的主客观条件出发，来制定政策、方针、路线。当时，客观上有三座大山压在头顶上，能随心所欲、乱说乱动吗？日本 帝国主义占了大半国土，蒋介石几百万军队，还有另外一座，就是斯大林这座大山，有意见也只能“腹诽”。所以说，当年能做到实事求是，除开主观因素上要了解 中国情况外，也有客观的制约力量。毛泽东认识到这种力量，不能乱说乱动，也没有本钱乱说乱动。如军事上，直到辽沈战役开始，才考虑决战。在政治上非常谨 慎，军事上也是非常谨慎。1949年之后，三座大山解决了，日本投降了，蒋介石被赶到台湾岛，地主阶级也不存在了。随后抗美援朝打下来，美国也不过如此。 斯大林盖子揭开，可以吐出多年的“闷气”。在党内更是鹤立鸡群，人人高唱“东方红”，喊毛主席万岁，还有什么阻力呢？无所顾忌，唯我独尊，用不着再谨慎 了。

最后作为小结，再次引用80年李锐的关于对毛评价座谈会的讲话：

在 这样的气氛下，毛开始有了变化。建国后头七年，国内外敌对势力有待解决，他的思想和确定的路线是正确的，第一个五年计划执行很好；但也潜伏着并已有不少 “左”的东西露头（主要是农业以及工商业的社会主义改造太急，没有吸取苏联教训，也没有根据中国农村和社会具体情况办事）。八大开得很好，思想、理论、政 治、经济和组织等方面的决议都是正确的。怎样进行社会主义建设的总任务已经解决了，这标志着我们的党中央和领导的成熟。但是毛个人对八大不满意，尤其对反 了他的“冒进”等等不满意；加上发生了斯大林问题和波匈事件，使他认为中国要走另一条道路，要采取另外更高明的办法来建设社会主义。反右派运动，整民主党 派和“资产阶级知识分子”，实质是不懂得资本主义有用遗产之可贵和中国的知识分子又太少。南宁会议批判总理和陈云，不满意国务院的工作，于是发明了三面红 旗、以钢为纲等（也有客观原因，如上上下下有一批说假话、说大话、说空话、奉承迎合的人，党的威信高，群众容易盲从等等）。看到大跃进出现许多一时的假 象，便认为很快可以进入共产主义了，完全否定了马克思主义有关社会主义社会的理论。庐山会议之前，对“左”的东西，有所察觉，有所纠正，但思想上并没有认 输，勉强上山反“左”。彭总一封信，正好转而反右，而且从理论上提出：这是一场“你死我活的阶级斗争”。这样一来，反右派，封了党外的口；反右倾，封了党 内的口。以后就走上了一条人人战战兢兢，左右为难，天威莫测，唯命是听，不能不盲目紧跟的道路。

4.4五七反右年到庐山会议到文革（57年到76年）

4.4.1反右是毛的阶级斗争理论在建国后的新发展

1957年的反右大获全胜，"右派"的头面人物纷纷检讨过关：《向人民低头认罪》（章伯钧）、《我的初步交代》（罗隆基）、《思想检讨》（龙云）、《自我检讨》（陈铭枢）。但1959年，他们的胆子似乎又大起来了：

章伯钧说：1958年搞错了，炼钢失败了，食堂办不起来了，大办水利是瞎来。

罗隆基说：物资供应紧张是社会制度造成的。私营工商业改造有毛病。现在人民怨愤已达极点。共产党说是唯物，实际上最唯心。

龙云说：解放后只是整人，人心丧尽，内政还不如台湾。全国干部数量，比蒋介石时代成百倍增长。

陈铭枢说：供求相差惊人，几年之内也难恢复正常供应。要是过去发生这种情况，就早该"下诏引咎"了。他们实行的不是列宁主义，而是斯大林主义。（李锐，1999A：52─53）

毛的反应如何：（李锐《毛泽东晚年“左”的错误思想初探》）

就在５月１５日写出了《事情正在起变化》的文章，发给党内高级干部阅读。为了清除中国有出“匈牙利事件”的危险，便采取了“引蛇出洞”的办法。

《事 情正在起变化》首先谈到，共产党内有右派——修正主义者，他们“有修正主义或右倾机会主义错误思想，这些人比较危险，因为他们的思想是资产阶级思想在党内 的反映”。“最近这个时期，在民主党派中和高等学校中，右派表现得最坚决最猖狂。他们以为中间派是他们的人，不会跟共产党走了，其实是做梦。……现在右派 的进攻还没有达到顶点，他们正在兴高采烈。党内党外的右派都不懂辩证法：物极必反。我们还要让他们猖狂一个时期，让他们走到顶点。他们越猖狂，对于我们越 有利。人们说，怕钓鱼，或者说诱敌深入，聚而歼之。现在大批的鱼自己浮到水面上来了，并不要钓。这种鱼不是普通的鱼，大概是鲨鱼吧，具有利牙，欢喜吃 人。”①文章中谈到对右派应当扣帽子，但要扣得对，确是右派才能扣。“所谓百分之一、百分之三、百分之五到百分之十的右派是一种估计，可能多些，可能少 些。在各个单位内情况又互相区别，必须确有证据，实事求是，不可过分，过分就是错误。”

１９５８ 年３月，毛泽东在成都会议上提出：国内存在着两个剥削阶级、两个劳动阶级。帝国主义、官僚资本主义与封建地主阶级，他们反对社会主义，是敌人，右派就是其 代理人。另一个剥削阶级是民族资产阶级及其知识分子。党的八大二次会议接受了毛对国内阶级状况所作的错误分析，正式提出我国依然存在两个剥削阶级的观点。

①除被八大宣布已经消灭的剥削阶级还继续存在之外，又把“资产阶级右派”和“资产阶级知识分子”列入了剥削阶级行列。

②八大二次会议对过渡时期的提法更明确，认为“整个过渡时期，也就是说，在社会主义社会建成以前”。

③对过渡时期时限的这个提法，为后来由资本主义向社会主义过渡，改为由资本主义向共产主义过渡，把整个社会主义社会视为过渡时期，形成“以阶级斗争为纲”的“大过渡”理论埋下了伏笔。

这个时候，毛的阶级斗争理论和实践又有了新的发展：

。。。

其 四，改变党对过渡时期时限的规定，不再以生产资料所有制改造的完成，作为结束过渡时期进入社会主义社会的标志。毛在《一九五七年夏季的形势》一文中指出： 全国城乡仍然存在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两条道路的斗争。这个斗争，需要很长时间才能取得彻底胜利。“这是整个过渡时期的任务”。

。。。

其 五，提出了导致社会主义社会阶级斗争扩大化的某些策略。毛泽东认为，反右派斗争创造了大鸣、大放、大辩论、大字报的群众斗争形式。“大是大非也好，小是小 非也好，都可以用这种鸣放辩论的形式去解决。”明确表示：“以后要把大鸣、大放、大辩论、大字报这种形式传下去”。反右派斗争时，凡属提出不同意见，都视 之为向党“猖狂进攻”，采取“引蛇出洞”，“诱敌深入、聚而歼之”等对敌斗争策略。毛曾指示各级党组织，在两三个星期内，“对于右派的猖狂进攻，硬着头 皮，只听不驳，聚精会神，分析研究，聚集力量，准备反攻。”“目的是让魑魅魍魉，牛鬼蛇神‘大鸣大放’，让毒草大长特长，使人民看见，大吃一惊，原来世界 上还有这些东西，以便动手歼灭这些丑类。”①这种人为地制造阶级斗争的方法，毛自己十分欣赏，把它称做“阳谋”，认为“这是一套很好的马克思主义策略”。 正是这种策略，使冤狱遍及神州，毛泽东晚年阶级斗争扩大化的理论也从此生长。

１９５８ 年的统计是从３０万人增加到４０万人；１９５９年中央文件说“约４５万人”；２０年后改正时，复查统计为５５万多人。这个数字，为当时全国知识分子总数的 九分之一左右。这场反右派斗争是毛泽东和党中央领导社会主义建设时出现的第一个重大错误，其严重后果，李维汉说道：“把一大批知识分子、爱国人士和党的干 部错划为右派分子，使他们和家属长期遭受委屈和打击，不能为国家的社会主义建设事业发挥他们的聪明才智。这不仅是他们本人的不幸，也是国家、民族的不 幸。”

这 一场斗争的后果，还不只是全国有５５万人被错误地打成“右派”（包括被株连的家属就是几百万人），受到不公正的处理，影响更为深远的是，它以强力推行了一 系列“左”的观点，使毛泽东晚年“左”的思想更具有系统性；根据反右派斗争的实践，促使他认为推动社会前进必须以阶级斗争为主要手段。他概括出这样一系列 “左”的错误的社会主义社会阶级斗争的观点：

从 50年代中期批判邓子恢的右倾错误时，毛泽东就意识到社会主义革命的主要敌人不在党外而在党内。这就是1958年他多次说的，"反日、反蒋、土改是比较一 致的，但在搞社会主义合作化问题上，就不同了。"这一观点直接通向"文革"的"走资派"、"资产阶级就在共产党内"等判断。所以，毛虽然在庐山会议上多次 痛骂这些右派言论，会议结束时还宣称要写一篇万字长文向包括右派在内的国内外敌人宣战，但他确实没有在全国范围内再次发动反右斗争。而且，在批判彭德怀右 倾机会主义的1959年8月24日，毛还给刘少奇写信，提出给部分右派分子摘帽问题；同年12月5日，报纸公布了摘掉包括蒲熙修、潘光旦、费孝通等著名右 派分子的消息。事实上，那些知名的"右派分子"在被剥夺了政治地位和个人尊严之后，生活条件仍有相当保障，章伯钧从行政3级降到7级，警卫、秘书、公务员 仍然保留，只是小车由"吉姆"变成了"别克"，罗隆基从4级降到9级，工作人员没有，但原则上可以向政协机关要车。当然，这并不意味着他们就真可以无忧无 虑的安心养老了。1966年，他们受到大规模的虐待，一些甚至在肉体上被消灭。

4.4.2 再谈五九年庐山会议

在第二章提到，庐山会议之后的继续极左批右倾，是大饥荒的主要原因。同时，在政治后果上，也有毛自己的阶级斗争思想的发展。

前面提到，庐山会议后，毛越来越认为党内存在阶级斗争。这是他在建国后才发展的新的思想，就是党内的阶级斗争比党外还要严重，需要发展群众去斗走资派，而且这种斗争要变成中国政治生活的常态。这个思想逐步到文革发展到了顶峰。

    以下摘自《庐山会议实录》

庐 山会议的严重政治后果，首先表现为“阶级斗争”理论的升级。毛泽东发动了对彭德怀、张闻天、黄克诚、周小舟等同志的批判，并对这场错误批判进行了理论概 括：“庐山出现的这一场斗争，是一场阶级斗争，是过去十年社会主义革命过程中资产阶级与无产阶级两大对抗阶级的生死斗争的继续。在中国，在我党，这一类斗 争，看来还得斗下去，至少还要斗二十年，可能要斗半个世纪，总之要到阶级完全灭亡，斗争才会止息。旧的社会斗争止息了，新的社会斗争

又 起来。总之，按照唯物辩证法，矛盾和斗争是永远的，否则不成其为世界。资产阶级的政治家说：共产党的哲学就是斗争的哲学。一点不错，不过斗争形式，依时代 不同而有所不同罢了。”由此，在反右派运动和“大跃进”运动中提出的，在三大改造基本完成后，国内还存在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两大对抗阶级、两条道路的矛 盾，是我国社会的主要矛盾的错误观点，就直接引申到了党内。

庐 山会议直接破坏了党内正常的民主生活，党和国家政治体制上的弊端更加突出地显现起来。庐山会议由前期纠“左”，转为后期反右，转折点是７月２３日，毛泽东 以突然袭击的方式，发动了对彭德怀的极其严厉的批评和斗争。自此时起，没有人能再讲“大跃进”、人民公社中的问题了，“问题不少”的中心议题被搁置一边。 原来表示赞成或基本赞成彭德怀信中观点的同志，也不得不迅即转变态度，有的还违心地进行了揭发批判。

庐山会议还推动了个人崇拜的发展。

4.4.3 文化大革命

以下摘自高华的《毛发动文革的动机》

“

在 文革开始后，毛的思想基本上系统化了：“无产阶级专政条件下继续革命的理论”，这是毛晚年思想的精髓。和这些相配合，由林彪的军队系统率先大搞毛的个人崇 拜的宣传，党的宣传机构也迅速跟进，几个核心概念在全国大普及，实现了充分的社会化，这就是：从社会主义制度建立到实现共产主义的历史阶段，阶级斗争无时 不在，无处不在，阶级敌人到处有，党外有，党内有，知识分子中更多；社会上的阶级斗争一定会反映到党内，老的资产阶级消灭了，还会不断产生新生的资产阶级 分子，阶级敌人，人还在，心不死，时刻梦想复辟；反修防修是社会主义阶段的长期任务；毛主席是红太阳，大救星，全世界人民热爱毛主席；毛思想是马克思列宁 主义的顶峰，“谁反对毛和毛思想，我们就和他拼”等等，经过多年的密集的宣传，为文革提供了充分的精神条件。

毛泽东在南方6月的潇潇雨中，想得很深很远，他坚信，他领导的这场无产阶级文化大

革 命将是人类历史上最彻底的革命，因为毛是在与人类的痼疾，人性的基本弱点——“私”作斗争，说到底，在他看来，刘所代表的就是“私”：在平庸的世俗生活的 包围下，一些共产党人对发展生产的兴趣远远超过了对发扬革命精神的兴趣，而在发展生产的背后，则是与资产阶级精神相通约的那些因素：追求舒适，追求物质， 追求享受。毛就是要和这种“退化”作斗争，他相信，“公字当头”的新社会是可以设计的，人性是可以改造的。当然，这场革命最后能否胜利，现在还难以肯定， 自己被打碎也完全有可能，将来的革命是否也将取得胜利，现在更不知道，然而这一切阻挡不住毛的不容拂逆的意志，那些顾虑暂且放在一边，也许几百年后，人们 会认为今天的这一切都是可笑的[34]，但那是以后的事，眼下要考虑的是具体问题，这场革命将以何种方式来展开？

不 久，毛泽东就找到了领导革命的具体形式，这就是在党的垂直机器之外，通过重组党的宣传媒介，再建立一个领袖与人民直接对话的新渠道。在这个新形式中，将实 现领袖与人民的直接交流，而毛将以人民的化身来指导革命。毛将暂时把党机器搁置一边，在他的眼中，党组织已被以刘为代表的“修正主义者”牢牢控制，他们最 擅长的就是把毛的一切设计加以过滤和改造，使之适合于他们的需要。毛已不愿意再做“牌坊”，他要重新回到中央领导的第一线，他所掌握的力量将是在他之外的 任何人都永远无法掌握的，这就是一个巨大的集合名词“人民”。当然，人民是不会自发产生正确思想的，惟有人民的化身毛，才能给人民以思想，所以“故国人民 有所思”，实际上是毛代表人民在思索。

”

在此不难推导出毛发动文革的动机。当然，发动文革动机还包括打垮刘少奇为代表的党内走资派的权力斗争的实质在内。两个因素都占主要原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