比尔•格茨（Bill Gertz）在2007年2月15日的《华盛顿时报》上发表了一篇很有煽动性的文章，质疑中国藏有“地下秘密武器设施”。此举并不令人惊讶，文章意图在美国人心目把中国刻画成一个前苏联式的国家，同时正好迎合了美国武器制造商们的利益；巧妙地淡化了美国自身所处的窘境。

类似的，媒体中这类将中国比作60年代的苏联的暗喻，目的在于支撑一种已经过时的冷战安全机制。这个机制拒绝对全球化世界所带来的真正挑战做出回应，但这样做的确转移了人们的注意力，去忽视中方给美国带来的真正挑战。

今日的中美关系，与1910年和1970年英美两国间的苦涩的竞争再相似不过了。在当时的背景下，受“英美乃亲密盟友”的意识形态影响，英美间的竞争并非军事冲突，而是体现在对全球范围内市场的争夺，以及科技、经济和文化方面的权威比拼。不幸的是，虽然美国在那场竞争中果断取胜，而今却义无反顾地踏上了老对手上世纪折戟的旧路，不同之处只是走的比英国还快。

大英帝国在20世纪初期在经济、外交和军事领域中保持了无可争议的统治地位。虽然当时英国也有自己的竞争对手，但皇家海军成功控制着海上航线，英镑成为世界的通用货币，英国文化的影响力惊人，帝国的太阳从未落下。

作为英国全球霸权的竞争对手，美国虽有大规模扩军，却从未与英国发生任何军事冲突。相反，美国有条不紊地在其它领域里壮大自己的实力，并最终取代了大英帝国在世界政治、经济、社会上的霸权地位。

在这个过程中，其实大英帝国曾助美利坚一臂之力——就像今天美国的困境也帮了中国的忙一样。20世纪的英国被迫卷入了两场极具破坏力的战争，国内资源消耗到了极限，不得不在金融和制造业领域积极依靠美国。例如在二战期间，并非是美国强行地从英国手中夺走海上航线的控制权，而是由于资源消耗过度及其他事务缠身，英国海军不能再担此重任，美国海军才介入了海上航线的防御事务。

由此不难想象美国将全球霸主的地位拱手让给中国的可能性。原因不是中国持有大量核武器，而是美国将自己深陷于不必要的“全球反恐战争”中。“恐怖主义”一词含义如此广泛，意味着反恐行动永无休止，损耗美国的国力，抑制着她传统的自由，并在国际声誉上留下了一个道德污点。

在20世纪里，美国缓慢而稳定地增强了其在科技、知识资本和市场占有率方面的控制力。虽然当时大英帝国没有充分认识到美国的成长，随着时间的流逝，英国发现自己越来越依赖美国的支援。在第一次世界大战之前，英国曾是全球资本第一大聚集地，控制着40%的海外投资。然而战后，却发现自己深陷债务泥潭，美国成为了他们最大的债主。从此以后，光支付债务利息就占据了英政府支出的40%。

第二次世界大战让英国给自己挖了一个更深的坑。举例来说，正当二战进行到白热化的时候，美国通过“租借法案”为英国提供了大量战争物资，同时要求英国的生产全部投入战事，而不能用于出口。这样做的结果显而易见：英国1944年出口额仅为1938年的31%。如果租借法案的例子在读者们看来缺乏说服力，这一定程度上是由于不了解中国制造业对当前美国军事活动所起到的支撑作用。

同样的，对于美国在中国和其他亚洲国家欠下的债务，大部分经济学家们表示不值一提，他们确信美元在世界经济中地位独一无二。可是我们有什么样的理由可以断定，随着时间的推移，美元就不会走上和英镑一样的没落之路呢？美国人已经无法继续无视欠中国的巨额债务。就像他们自己的国家在上世纪初一样，今日的中国在高科技产业和制造业方面已经取得了长足的发展，占有了相当的地位。尽管美国可以以中国当下仍不具备最先进的科技而聊以自慰，在许多领域里两国之间的技术差距已经大大缩小了。另外，美国的经济低迷确实给中国带来了相当大的影响。我们无法否认这样的事实，中国在开拓多元化的市场，而美国却日益债台高筑。

甚至在意识形态方面，中美之间的竞争也与上世纪的英美竞争惊人地相似。中国刻意避免宣称拥有干涉他国内政的道义责任；美国则在不断要求开放市场、强调民主的重要性和恐怖主义的威胁。美国对狭隘规则的坚持让中国获益匪浅。因为中国人在扩展对外经济纽带的同时从不对他国内政指指点点，恰好与苛刻的美利坚形成鲜明对比，从而逐渐成为了受欢迎的合作伙伴。

中国的做法，让人想起了19世纪美国的“门户开放”贸易政策及20世纪总统伍德罗•威尔逊倡导的“民族自决”理念。美国将自身展现为一个关心世界人权的国家，改变了国际社会对她的看法，恰恰反衬出了大英殖民帝国的骄傲感。如今，世界上大多数国家认为美方的要求侵犯他们的主权，感到中国是一个更随和的谈判伙伴。

当然，中美之间发生军事冲突的可能性是一直存在的。连亲华派的军事专家们也考虑过这种情况并做出了预案。可从长远看来，故意歪曲地分析中方带来的挑战会对美国产生更大的危害。仅仅用军事威胁来诠释这种挑战，会使美国否认自身经济、科技发展方面存在的劣势，无视由此而来的危机。如果对类似来自内部的威胁迟迟不做严肃的回应，终有后悔莫及的一天。

最后我想说，“中国军事威胁论”清楚地表明了美国的对策多么捉襟见肘。日益严重的贸易赤字和虐俘丑闻混合在一起，美国正失去它在经济、文化方面的权威。当这个国家需要一套超常丰富、高明的方案来开拓前路时，却发现仅剩军事威胁论这一传统手段，这是非常危险的。美国军队正被私有化腐坏和掏空：不必要的海外战争、各自为政导致的基础设施的完善被忽视，却将中国描绘成崛起中的邪恶军事力量以期能转移人们对上述问题的注意力。和中国进行全球性对抗有助于维持现状，支撑那套已过时的安全系统。然而与此同时，这也让美国在不断接近自身物质力量的极限。

美国，若只管自己的事，仍然是一个威胁吗？

有关美国联邦和各州政府将从何处削减开支的问题，我们大多数人仍不甚了然。也许其中一些是从膨胀的军队预算里来——那样其实可以减少驻扎全球的美军所面临的威胁，当然也可能增加新问题。不过，实际在军中服役的很多人会赞同这种预算的削减。

但从现在开始，我们需要考虑一个前所未有的、可能造成全球性规模影响的安全威胁：在管理过去六十年中累积的各种危险品方面，美国缺乏相关的安全协议与有效的检查系统。

美国是由一堆化学废料、很多老化的核电站、核燃料与核武器储存库、多处石油钻台、输油管道、矿山（包括废弃的）、军械库和许许多多的铁路线、高速公路构成的国度，保证这一切的安全运行需要大量的投资。

为此联邦和各州政府默默执行着幕后的检查、维修程序，平时并不为人所知。几乎可以确信，前面提到预算削减中的很大一部分将从这些维护项目中来。如果那些预算被缩减了，检查和安全被大砍一刀，那么我们可以想象——不需要塔利班或基地组织参与，美国境内就会出现大量安全问题，甚至比起恐怖主义暴行有过之而无不及。很不幸，安全检查相关行业并没有雇佣最昂贵的说客，或是出现在媒体上为自己争取更多权益。很难想象安检员和维护专家们跑到华盛顿去捍卫自己的立场。

要想意识到这其中的危险，只需记得墨西哥湾漏油事件所带来的持续灾难，卡特里娜飓风中崩溃的基础设施和2011年3月日本地震海啸引发的福岛核事故。只需几起重大工业、基础设施的安全事故就足以让我们的国家锐气尽失，并结束美国引领的国际主义时代。

l  追求国家安全，节奏能慢一些吗？

军队倾向于用较快的速度处理安全问题：怎样在几小时内确保机场固若金汤？或者几秒钟内炸掉某个目标？总的来说，计算机技术的高速发展进一步促成了这种趋势。面对可能发生的电脑病毒入侵或导弹来袭，我们得做好准备。于是其中速度因素一定戴着效率的光环。不过我想说，其实这样的心理需求和实际安全没有多大关系。

假如将我们面对的基础安全问题放在百年大计的角度上去考虑呢？于是我们发现似乎没有一个安全、情报机构或军事集团能够提供合适的系统来应对这样关键的问题。土壤学名著《文明的侵蚀》的作者戴夫•蒙哥马利曾在亚洲研究所的一次研讨会上说，表土层正在以每年1%的速度消失。这在华盛顿特区无数的雷达上肯定是侦测不到的。

如果你提起这样的事，那些坐直升机或豪华轿车四处奔走会晤的人一定会愣住。可是要知道地球需要几百年的时间才能再生表土层，按照1%的侵蚀速率，在本世纪内将造成灾难性后果。耕地的丧失，总人口的快速膨胀，加上迅猛发展的中产阶级（有消费力的人们），无疑是我们面临的最大的安全威胁之一。

朝鲜问题

朝鲜难题已然成为阻碍东北亚一体化的最大障碍，这个国家一直在公然藐视国际社会的外交决议。毫无疑问，认真处理朝鲜危机才是通向有效区域整合的快车道（这与经济一体化不同，后者易遭受曲折，甚至可能激发仇外情绪）。而且，朝鲜问题愈发变成中国的大麻烦。

但是，当前有关朝鲜的大部分讨论其实都不得要领。虽然六方会谈上觥筹交错，但讨论的实质问题非常有限（即朝鲜是否会停止其核武计划），而大部分问题——从贸易、一体化到气候变化和大转型时代中民族国家的角色，更不用提美国没能履行《不扩散核武器条约》中的义务——都没有提上讨论议程。

詹姆斯·鲍德温（James Baldwin）将东亚外交的核心问题精妙地总结为：

“面对问题不等于解决问题，但是回避问题就永远不可能得到解决。”

因此，让我们正视朝鲜悲剧的现实和问题的走势极为关键。然后，在对问题的全新解读之上，我们可以采取有效的步骤来解决它。

首先，朝鲜使用其武器对邻国发动大型攻击的风险微乎其微，所以不应对此过度担忧。发生小规模武装冲突的风险固然存在，尽管一些国家表示反对，但是朝鲜在最近并无进攻他国的举动。

我们应该集中关注朝鲜的存在所带来的威胁。朝鲜主要在以下两个重要方面造成了严重威胁：

第一，朝鲜在不断提升其军事技术，尤其是导弹发射技术上已经达到新的高端水平。在整个东北亚地区缺失基本的军控协议的情况下，朝鲜导弹系统和其他进攻性武器的研发很容易引起日本、中国、朝鲜和韩国之间的军备竞赛。这是非常严重和危险的事情。军备竞赛将囊括所有常规武器和大部分的战术导弹系统。并且，朝鲜的扩军备战已然为日本和韩国发展核武器提供了正当理由，这是不争的事实。一旦美国的政治影响力衰落，东北亚地区出现普遍军备竞赛的危险性将陡然上升。

更糟糕的是，这样的军备竞赛会很快外溢到越南、蒙古、印度尼西亚、台湾、俄罗斯和其他国家。常规武器与核武器都将被囊括其中。东亚的发展趋势将导致全球性的军备竞赛，并最终在某一时间地点引燃战火。一旦引发这样的军备竞赛，其实我们已经看到了苗头，朝鲜就不再是我们需要真正担心的问题了。所以，我们必须认识到最终的风险不在朝鲜一国本身，而在于其对国际社会所造成的影响。然而，我却没听到有任何人提议建立东北亚地区的军控机制。

第二种风险与前一种相关。朝鲜总是被当作不负责任的角色，成为亚洲以及美国军事决策者们最方便的开罪对象。尽管朝鲜在20世纪三四十年代有过社会主义斗争，也曾在冷战的意识形态对立中充当了一角，但是其对自由世界的意识形态挑战已不复存在。朝鲜领导人早就无所顾忌地坐着豪车、提着世界名包、穿着名牌服装。朝鲜哪怕连社会平等的幻景也无法展现给全世界。

其实，朝鲜只不过被卷入了维持脆弱的地缘政治秩序的战略中枢当中。美国、日本和韩国都以他们需要为防御朝鲜的威胁做出准备为正当理由，在不断增加军费开支。甚至来澳大利亚和新西兰也照搬这套说辞。而这个理由正变得愈加空洞无力。

对于这些国家军费的增长，更可能的原因是将国防开支作为刺激国内经济的手段之一。国防开支的独特性就在于，在当前经济危机中的政府开支之外，能够真正有效地创造就业岗位。对于安全问题的传统态度使得大多数纳税人不会反对这样的国防开支。在市场主导的意识形态体系中，国防开支成为了唯一可以增进就业的公共支出形式。其他手段都已经黔驴技穷了。因此，对于广大的特殊利益集团的政治、经济需求而言，国防开支已经变得至关重要。

然而，随着军费的增长，爆发严重军事冲突的风险也随之增加，即使这并非政策决策者们的本意。当前，东北亚的秩序是脆弱的，而且各国都“心怀鬼胎”，并没有真正努力去解决朝鲜半岛的分裂问题。例如，基本上美、日的军方人士都认为，在半岛统一、产生和平政权的过程中，存在着与中国发生直接军事对抗的可能性。原因很简单： 这样“中国威胁”就变成了仅剩的理由，来论证常规军费对于国民经济的重要意义。在此情况下，出于经济原因而与中国维持好关系的努力就会让位于寻找到新常规军事对手的需求，因为后者才是提振经济的主要动力。

此外，东亚国家以及美国的扩军备战不仅仅在于国内军费开支的增长，并且与全球武器市场的合同与交易直接挂钩。以各国增加国内军事开支的幅度，他们能够扩大武器生产规模，让自身在多个特殊领域的武器制造方面更具全球竞争力。所以，这种故意维持与朝鲜紧张关系的利益驱动不应该被人们低估。

尽管你可能以为相关国家会对朝鲜半岛的统一前景感到高兴，但私下里，很多国家都担心在那种情况下将发生一场噩梦。无论准确与否，这个噩梦般的情况在他们的安全考量中要比来自朝鲜的实际军事威胁重要得多。他们恐惧，如果美国在半岛的和平政权建立后从东北亚撤出，那么中、日、韩就将在一场微妙的地缘政治角力中决定谁会成为他们的新敌人。在此情形下，先前与美国的同盟关系对于缓解可能的敌对情绪，或者决定哪两方将发生冲突基本没用。由于军费开支与财富的积累紧密相关，很可能国家会为了获得短期的经济好处而做出与自身长远利益相违背的举动。一百年前的欧洲正是这种战略误判的典型代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