比爾•格茨（Bill Gertz）在2007年2月15日的《華盛頓時報》上發表了一篇很有煽動性的文章，質疑中國藏有“地下秘密武器設施”。此舉並不令人驚訝，文章意圖在美國人心目把中國刻畫成一個前蘇聯式的國家，同時正好迎合了美國武器製造商們的利益；巧妙地淡化了美國自身所處的窘境。

類似的，媒體中這類將中國比作60年代的蘇聯的暗喻，目的在於支撐一種已經過時的冷戰安全機制。這個機制拒絕對全球化世界所帶來的真正挑戰做出回應，但這樣做的確轉移了人們的注意力，去忽視中方給美國帶來的真正挑戰。

今日的中美關係，與1910年和1970年英美兩國間的苦澀的競爭再相似不過了。在當時的背景下，受“英美乃親密盟友”的意識形態影響，英美間的競爭並非軍事衝突，而是體現在對全球範圍內市場的爭奪，以及科技、經濟和文化方面的權威比拼。不幸的是，雖然美國在那場競爭中果斷取勝，而今卻義無反顧地踏上了老對手上世紀折戟的舊路，不同之處只是走的比英國還快。

大英帝國在20世紀初期在經濟、外交和軍事領域中保持了無可爭議的統治地位。雖然當時英國也有自己的競爭對手，但皇家海軍成功控制着海上航線，英鎊成為世界的通用貨幣，英國文化的影響力驚人，帝國的太陽從未落下。

作為英國全球霸權的競爭對手，美國雖有大規模擴軍，卻從未與英國發生任何軍事衝突。相反，美國有條不紊地在其它領域裡壯大自己的實力，並最終取代了大英帝國在世界政治、經濟、社會上的霸權地位。

在這個過程中，其實大英帝國曾助美利堅一臂之力——就像今天美國的困境也幫了中國的忙一樣。20世紀的英國被迫捲入了兩場極具破壞力的戰爭，國內資源消耗到了極限，不得不在金融和製造業領域積極依靠美國。例如在二戰期間，並非是美國強行地從英國手中奪走海上航線的控制權，而是由於資源消耗過度及其他事務纏身，英國海軍不能再擔此重任，美國海軍才介入了海上航線的防禦事務。

由此不難想象美國將全球霸主的地位拱手讓給中國的可能性。原因不是中國持有大量核武器，而是美國將自己深陷於不必要的“全球反恐戰爭”中。“恐怖主義”一詞含義如此廣泛，意味着反恐行動永無休止，損耗美國的國力，抑制着她傳統的自由，並在國際聲譽上留下了一個道德污點。

在20世紀裡，美國緩慢而穩定地增強了其在科技、知識資本和市場占有率方面的控制力。雖然當時大英帝國沒有充分認識到美國的成長，隨着時間的流逝，英國發現自己越來越依賴美國的支援。在第一次世界大戰之前，英國曾是全球資本第一大聚集地，控制着40%的海外投資。然而戰後，卻發現自己深陷債務泥潭，美國成為了他們最大的債主。從此以後，光支付債務利息就占據了英政府支出的40%。

第二次世界大戰讓英國給自己挖了一個更深的坑。舉例來說，正當二戰進行到白熱化的時候，美國通過“租借法案”為英國提供了大量戰爭物資，同時要求英國的生產全部投入戰事，而不能用於出口。這樣做的結果顯而易見：英國1944年出口額僅為1938年的31%。如果租借法案的例子在讀者們看來缺乏說服力，這一定程度上是由於不了解中國製造業對當前美國軍事活動所起到的支撐作用。

同樣的，對於美國在中國和其他亞洲國家欠下的債務，大部分經濟學家們表示不值一提，他們確信美元在世界經濟中地位獨一無二。可是我們有什麼樣的理由可以斷定，隨着時間的推移，美元就不會走上和英鎊一樣的沒落之路呢？美國人已經無法繼續無視欠中國的巨額債務。就像他們自己的國家在上世紀初一樣，今日的中國在高科技產業和製造業方面已經取得了長足的發展，占有了相當的地位。儘管美國可以以中國當下仍不具備最先進的科技而聊以自慰，在許多領域裡兩國之間的技術差距已經大大縮小了。另外，美國的經濟低迷確實給中國帶來了相當大的影響。我們無法否認這樣的事實，中國在開拓多元化的市場，而美國卻日益債台高築。

甚至在意識形態方面，中美之間的競爭也與上世紀的英美競爭驚人地相似。中國刻意避免宣稱擁有干涉他國內政的道義責任；美國則在不斷要求開放市場、強調民主的重要性和恐怖主義的威脅。美國對狹隘規則的堅持讓中國獲益匪淺。因為中國人在擴展對外經濟紐帶的同時從不對他國內政指指點點，恰好與苛刻的美利堅形成鮮明對比，從而逐漸成為了受歡迎的合作夥伴。

中國的做法，讓人想起了19世紀美國的“門戶開放”貿易政策及20世紀總統伍德羅•威爾遜倡導的“民族自決”理念。美國將自身展現為一個關心世界人權的國家，改變了國際社會對她的看法，恰恰反襯出了大英殖民帝國的驕傲感。如今，世界上大多數國家認為美方的要求侵犯他們的主權，感到中國是一個更隨和的談判夥伴。

當然，中美之間發生軍事衝突的可能性是一直存在的。連親華派的軍事專家們也考慮過這種情況並做出了預案。可從長遠看來，故意歪曲地分析中方帶來的挑戰會對美國產生更大的危害。僅僅用軍事威脅來詮釋這種挑戰，會使美國否認自身經濟、科技發展方面存在的劣勢，無視由此而來的危機。如果對類似來自內部的威脅遲遲不做嚴肅的回應，終有後悔莫及的一天。

最後我想說，“中國軍事威脅論”清楚地表明了美國的對策多麼捉襟見肘。日益嚴重的貿易赤字和虐俘醜聞混合在一起，美國正失去它在經濟、文化方面的權威。當這個國家需要一套超常豐富、高明的方案來開拓前路時，卻發現僅剩軍事威脅論這一傳統手段，這是非常危險的。美國軍隊正被私有化腐壞和掏空：不必要的海外戰爭、各自為政導致的基礎設施的完善被忽視，卻將中國描繪成崛起中的邪惡軍事力量以期能轉移人們對上述問題的注意力。和中國進行全球性對抗有助於維持現狀，支撐那套已過時的安全系統。然而與此同時，這也讓美國在不斷接近自身物質力量的極限。

美國，若只管自己的事，仍然是一個威脅嗎？

有關美國聯邦和各州政府將從何處削減開支的問題，我們大多數人仍不甚瞭然。也許其中一些是從膨脹的軍隊預算里來——那樣其實可以減少駐紮全球的美軍所面臨的威脅，當然也可能增加新問題。不過，實際在軍中服役的很多人會贊同這種預算的削減。

但從現在開始，我們需要考慮一個前所未有的、可能造成全球性規模影響的安全威脅：在管理過去六十年中累積的各種危險品方面，美國缺乏相關的安全協議與有效的檢查系統。

美國是由一堆化學廢料、很多老化的核電站、核燃料與核武器儲存庫、多處石油鑽台、輸油管道、礦山（包括廢棄的）、軍械庫和許許多多的鐵路線、高速公路構成的國度，保證這一切的安全運行需要大量的投資。

為此聯邦和各州政府默默執行着幕後的檢查、維修程序，平時並不為人所知。幾乎可以確信，前面提到預算削減中的很大一部分將從這些維護項目中來。如果那些預算被縮減了，檢查和安全被大砍一刀，那麼我們可以想象——不需要塔利班或基地組織參與，美國境內就會出現大量安全問題，甚至比起恐怖主義暴行有過之而無不及。很不幸，安全檢查相關行業並沒有僱傭最昂貴的說客，或是出現在媒體上為自己爭取更多權益。很難想象安檢員和維護專家們跑到華盛頓去捍衛自己的立場。

要想意識到這其中的危險，只需記得墨西哥灣漏油事件所帶來的持續災難，卡特里娜颶風中崩潰的基礎設施和2011年3月日本地震海嘯引發的福島核事故。只需幾起重大工業、基礎設施的安全事故就足以讓我們的國家銳氣盡失，並結束美國引領的國際主義時代。

l  追求國家安全，節奏能慢一些嗎？

軍隊傾向於用較快的速度處理安全問題：怎樣在幾小時內確保機場固若金湯？或者幾秒鐘內炸掉某個目標？總的來說，計算機技術的高速發展進一步促成了這種趨勢。面對可能發生的電腦病毒入侵或導彈來襲，我們得做好準備。於是其中速度因素一定戴着效率的光環。不過我想說，其實這樣的心理需求和實際安全沒有多大關係。

假如將我們面對的基礎安全問題放在百年大計的角度上去考慮呢？於是我們發現似乎沒有一個安全、情報機構或軍事集團能夠提供合適的系統來應對這樣關鍵的問題。土壤學名著《文明的侵蝕》的作者戴夫•蒙哥馬利曾在亞洲研究所的一次研討會上說，表土層正在以每年1%的速度消失。這在華盛頓特區無數的雷達上肯定是偵測不到的。

如果你提起這樣的事，那些坐直升機或豪華轎車四處奔走會晤的人一定會愣住。可是要知道地球需要幾百年的時間才能再生表土層，按照1%的侵蝕速率，在本世紀內將造成災難性後果。耕地的喪失，總人口的快速膨脹，加上迅猛發展的中產階級（有消費力的人們），無疑是我們面臨的最大的安全威脅之一。

朝鮮問題

朝鮮難題已然成為阻礙東北亞一體化的最大障礙，這個國家一直在公然藐視國際社會的外交決議。毫無疑問，認真處理朝鮮危機才是通向有效區域整合的快車道（這與經濟一體化不同，後者易遭受曲折，甚至可能激發仇外情緒）。而且，朝鮮問題愈發變成中國的大麻煩。

但是，當前有關朝鮮的大部分討論其實都不得要領。雖然六方會談上觥籌交錯，但討論的實質問題非常有限（即朝鮮是否會停止其核武計劃），而大部分問題——從貿易、一體化到氣候變化和大轉型時代中民族國家的角色，更不用提美國沒能履行《不擴散核武器條約》中的義務——都沒有提上討論議程。

詹姆斯·鮑德溫（James Baldwin）將東亞外交的核心問題精妙地總結為：

“面對問題不等於解決問題，但是迴避問題就永遠不可能得到解決。”

因此，讓我們正視朝鮮悲劇的現實和問題的走勢極為關鍵。然後，在對問題的全新解讀之上，我們可以採取有效的步驟來解決它。

首先，朝鮮使用其武器對鄰國發動大型攻擊的風險微乎其微，所以不應對此過度擔憂。發生小規模武裝衝突的風險固然存在，儘管一些國家表示反對，但是朝鮮在最近並無進攻他國的舉動。

我們應該集中關注朝鮮的存在所帶來的威脅。朝鮮主要在以下兩個重要方面造成了嚴重威脅：

第一，朝鮮在不斷提升其軍事技術，尤其是導彈發射技術上已經達到新的高端水平。在整個東北亞地區缺失基本的軍控協議的情況下，朝鮮導彈系統和其他進攻性武器的研發很容易引起日本、中國、朝鮮和韓國之間的軍備競賽。這是非常嚴重和危險的事情。軍備競賽將囊括所有常規武器和大部分的戰術導彈系統。並且，朝鮮的擴軍備戰已然為日本和韓國發展核武器提供了正當理由，這是不爭的事實。一旦美國的政治影響力衰落，東北亞地區出現普遍軍備競賽的危險性將陡然上升。

更糟糕的是，這樣的軍備競賽會很快外溢到越南、蒙古、印度尼西亞、台灣、俄羅斯和其他國家。常規武器與核武器都將被囊括其中。東亞的發展趨勢將導致全球性的軍備競賽，並最終在某一時間地點引燃戰火。一旦引發這樣的軍備競賽，其實我們已經看到了苗頭，朝鮮就不再是我們需要真正擔心的問題了。所以，我們必須認識到最終的風險不在朝鮮一國本身，而在於其對國際社會所造成的影響。然而，我卻沒聽到有任何人提議建立東北亞地區的軍控機制。

第二種風險與前一種相關。朝鮮總是被當作不負責任的角色，成為亞洲以及美國軍事決策者們最方便的開罪對象。儘管朝鮮在20世紀三四十年代有過社會主義鬥爭，也曾在冷戰的意識形態對立中充當了一角，但是其對自由世界的意識形態挑戰已不復存在。朝鮮領導人早就無所顧忌地坐着豪車、提着世界名包、穿着名牌服裝。朝鮮哪怕連社會平等的幻景也無法展現給全世界。

其實，朝鮮只不過被捲入了維持脆弱的地緣政治秩序的戰略中樞當中。美國、日本和韓國都以他們需要為防禦朝鮮的威脅做出準備為正當理由，在不斷增加軍費開支。甚至來澳大利亞和新西蘭也照搬這套說辭。而這個理由正變得愈加空洞無力。

對於這些國家軍費的增長，更可能的原因是將國防開支作為刺激國內經濟的手段之一。國防開支的獨特性就在於，在當前經濟危機中的政府開支之外，能夠真正有效地創造就業崗位。對於安全問題的傳統態度使得大多數納稅人不會反對這樣的國防開支。在市場主導的意識形態體系中，國防開支成為了唯一可以增進就業的公共支出形式。其他手段都已經黔驢技窮了。因此，對於廣大的特殊利益集團的政治、經濟需求而言，國防開支已經變得至關重要。

然而，隨着軍費的增長，爆發嚴重軍事衝突的風險也隨之增加，即使這並非政策決策者們的本意。當前，東北亞的秩序是脆弱的，而且各國都“心懷鬼胎”，並沒有真正努力去解決朝鮮半島的分裂問題。例如，基本上美、日的軍方人士都認為，在半島統一、產生和平政權的過程中，存在着與中國發生直接軍事對抗的可能性。原因很簡單： 這樣“中國威脅”就變成了僅剩的理由，來論證常規軍費對於國民經濟的重要意義。在此情況下，出於經濟原因而與中國維持好關係的努力就會讓位於尋找到新常規軍事對手的需求，因為後者才是提振經濟的主要動力。

此外，東亞國家以及美國的擴軍備戰不僅僅在於國內軍費開支的增長，並且與全球武器市場的合同與交易直接掛鈎。以各國增加國內軍事開支的幅度，他們能夠擴大武器生產規模，讓自身在多個特殊領域的武器製造方面更具全球競爭力。所以，這種故意維持與朝鮮緊張關係的利益驅動不應該被人們低估。

儘管你可能以為相關國家會對朝鮮半島的統一前景感到高興，但私下裡，很多國家都擔心在那種情況下將發生一場噩夢。無論準確與否，這個噩夢般的情況在他們的安全考量中要比來自朝鮮的實際軍事威脅重要得多。他們恐懼，如果美國在半島的和平政權建立後從東北亞撤出，那麼中、日、韓就將在一場微妙的地緣政治角力中決定誰會成為他們的新敵人。在此情形下，先前與美國的同盟關係對於緩解可能的敵對情緒，或者決定哪兩方將發生衝突基本沒用。由於軍費開支與財富的積累緊密相關，很可能國家會為了獲得短期的經濟好處而做出與自身長遠利益相違背的舉動。一百年前的歐洲正是這種戰略誤判的典型代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