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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知鹰二也感觉双方的意愿出入不大，那个蒋委员长的卖国态度还是比较诚恳地，随即表示基本同意，“1.停战协定中不涉及军事协定字样。2.俟恢复七七事变前状态后即订经济协定。3.对中方提出的不订军事协定问题，和知本人认为可以商量，但恐东京方面坚持，故对此点表示保留。4.和知同意，由日本先发和平宣言，中方以和平宣言响应，即停止进攻若干日，作为双方正式代表签订停战协定的时间，其签订地点可在香港。5.双方和平宣言须以电报事前商定原稿，方得发表。6.和知定28日晚回东京，作最后决定，于10月10日前电告，和知本人随后即来香港。7.和知离港后请雷嗣尚飞汉，面陈详情。”

双方这就算基本说定了，但是武汉那边委员长反悔了，有了变化，发电报给萧振瀛，“兄等携来经济协定之原稿，无异亡国条件，更无讨论余地。”“只可订明停战之时间、地点与日本撤兵及恢复七七以前原状之手续与月日，此外不能附有任何其他事项。”

这等于日本的侵华战争，打的打的不想打了，想家了，啥也不要就收兵回家玩儿去了，这可能吗？蒋委员长反悔了，又觉得不能卖国了。

一会儿卖、一会儿不卖，刚下海的妓女也就是这样了，没办法就是这样的指示，萧振瀛不敢怠慢，把委员长的最新条件再告诉和知鹰二。和知鹰二表示愿作让步：1.对停战协定中不出现军事、经济协定字样一条，认为可以商量。2.对中方要求日方以事实表示诚意，非恢复七七前原状后，不商谈任何协定一条，表示"颇谅解"。这已经不是答应了，只是，表示可以“商量”，其实和知鹰二心里恐怕很清楚，这次搞不成了。

28日晚12时，和知鹰二离港回国，行前向萧振瀛表示，日方此举原因，第一、希特勒最近多次电请日方与中国谋和，共同对苏；第二、日本国内经济困难重重，不堪应付长期战争。但是近卫文麿、板垣征四郎、多田骏等虽有远识，不过日本朝野各方尚无普遍认识。此次回东京，遭遇困难必多，将拼死努力，于10月10前以日方最后态度相告。

第二天9月29日，萧振瀛致电蒋介石报告以上内容，同时也报告了自己的判断，“和知鹰二此次奉近卫、板垣、多田之密令而来，态度确甚诚恳、坦白，条件亦较以前多次提出者为合理。”

委员长很高兴，虽然长江重镇田家镇失守，但是日本人这就要撤兵了，就算再失地也实在是无关痛痒。10月1日、2日，蒋介石都在日记里记下这个马上就来到的停战协议要点，而且指示开始草拟将来要在停战协议先期发布的《和平宣言》。关于“满洲国”的谈判，蒋介石指示了三个办法，“1.日方自行考虑，以最妥方式及时机，自动取消"满洲国"，日本保留在东北四省一切新旧特权，但承认中国之宗主权。2.中国承认东四省之自治，而以日本取消在华一切特权为交换条件（如租界、领事裁判权、驻兵、内河航行等等）。”这就差不多相当于清朝和朝鲜的关系。“3.暂仍保留。”这就是把问题交给比自己聪明的子孙后代去解决。

蒋介石不让军权、不让财权，但是“日方动员60个师团，耗财百亿，死伤数十万，必须求得代价”，于是决定出让东北来换取停战。而此时10月10日，乃是和知鹰二所说的回信日子，此时武汉会战激战正酣、日军广州攻略即将开始的日子，实在是难以捉摸委员长“毫不足动摇余之大计也”是哪一条大计。不过过了4天就知道了，10月14日，蒋介石致电萧振瀛，“敌既在粤登陆，可知其毫无诚意，不可与之多谈。”

日军向广东方面调兵，其企图不言而明，武汉激战胜负难料、广州再打起来结果可想而知，为今之计只有一个办法，舍一个保一个，自然是要武汉、放弃广州，但是委员长两个都想要，这个问题让委员长极其纠结，思之再三10日给广东绥靖主任余汉谋发去手令，“最急。广州余主任幄奇兄：○复电悉。无论如何需加抽一师兵力，向武汉增援，如能增此一师，即可确保武汉。否则，武汉将失，粤亦不能幸保。只要武汉能守，则粤必无虑，切盼吾兄不顾一切，勉抽精兵一师，以保全大局。究抽何师何时可到？盼复，蒋中正○手令。蒸。”

武汉会战打到现在，参战部队50个军、超过100个师。你要说10个师缺一个师不行，俺相信，现在参战部队109个师，你还说“如能增此一师，即可确保武汉”，怎么看怎么像耍赖！“否则，武汉将失，粤亦不能幸保。只要武汉能守，则粤必无虑。”这就是撒泼了。

无论如何，这个时候的委员长是有一个算一个、都给俺守武汉去，甚至不惜撒泼、耍赖也要从广东抽兵来援助武汉，这个时候是不会放部队走的。

时任第1兵团作战科长的赵子立回忆，“在九月里，南浔路战况沉寂……蒋委员长来电要调第74军俞济时部至长沙休整，薛总司令复电说：‘调不下来。’蒋委员长再来电说：‘第74军在岷山伤亡甚大，应予调下整补。’薛再复电话：‘赣北各军作战时间都比第74军长，伤亡比第74军大，各军都未调下整补，对第74军也请缓予调下整补。’”

既然“战况沉寂”，那么战场整补即可，为何要将部队调到长沙？等有事儿再调上来？不嫌折腾吗？第74军在岷山受损的是第51师，战死1343人，战伤1385人，虽然是重创，算是血流满地但不算伤筋动骨，这一点完全不足以让基本上一支整军撤出战区。

“接着军委会又来电调第64军赴粤作战，兵团又未让全部调走，强留下它的第187师。这两个部队的留下，关系赣北战局甚大。不然，对瑞武路和万家岭的作战，就很难打了。”

李汉魂为第29军团军团长，还兼着第64军军长，如果要调第64军回广东，军长要不要跟着？如果李汉魂要跟着回广东，那么第29军团其他部队谁来指挥？况且第155师并没有调走，而是驻扎张公渡一直未动。

还有，“为了迅速歼灭第106师团，想调在庐山庐山南部的第66军参加万家岭的作战，但第66军是蒋委员长亲自指定在放弃赣北时，留在庐山打游击的。如请求调下庐山使用于万家岭，恐难邀准。于是就一面报告，一面使用。这个第66军是叶肇的部队，由于语言不通，深怕留在庐山打游击，现在得到这个下山的机会，十分高兴，踊跃地参加了对万家岭日军第106师团的作战。”

“放弃赣北时，留在庐山打游击”和现在没有放弃赣北的时候、调动去打仗有冲突吗？此时第66军从星子战线撤下是作为二线部队进行战地整补，随时准备投入再次发生的战斗。薛岳回忆，“第66军转用于万家岭时，将德星阵线缩短，敌乘时猛犯……”此时两军还在对战，胜负尚不明了，何谈打游击？

武汉会战后10月30日军委会撤到南昌，开会商议南浔路守备，在这个会上蒋介石决定，“余决抽调粤军，全部回粤，以安粤人之心。”

这样看来，在9月底，关于第74军和第64军调下来以及第66军打游击的说法并不能成立，赵子立这样说只不过是想说明委员长净给第1兵团找麻烦来着，差不多都成了日军的帮凶了。

赵子立1949年4月任第19兵团中将副司令，5月任第127军军长，6月任河南省政府主席、省军管区司令，10月任河南省第2路绥靖总指挥，12月26日在四川巴中率部起义。1950年11月任南京军事学院军事教员。1951年被捕，1975年获特赦后定居北京，任全国政协文史资料研究委员会专员，1978年3月当选全国政协委员，1980年1月当选全国政协常务委员，现在这个时候如果不写一写蒋介石的坏话简直是没有政协委员的职业操守，是不是？

此次南浔路作战，广东部队是很重要的部队，第4军、第64军、第66军，特别是第66军出力最大、牺牲最重，第4军在围歼万家岭也是主力部队。而指挥官薛岳、吴奇伟、李汉魂都是广东出身，再加上第2兵团司令张发奎也是粤军，第9战区半壁江山几乎都是粤军顶下来的。现在日军企图广东，这些粤系部队不能不说有思想波动，但是这些部队都是深明大义的，第4军是革命历史最悠久的部队，第66军是抗战时间最长的部队，第64军在河南也是打过硬仗的。现在的形势武汉和广州哪个更重要，部队心里自然很清楚，薛岳等指挥官也明白，现在仓促回转去救广州也不可能，只能是两头落空。所以说将第64军撤回广州的说法不成立，而且部队确实没有走，但是第155师没有参加万家岭的围歼战。如果在最后关头将战力基本完整的155师投入万家岭，日军第106师团一定会被全歼。

但是，现在日军第101师团在德星公路开始进攻，日军沿箬溪大道向德安突进极其猛烈，即便是全歼万家岭第106师团，德安形势依然严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