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应该说陈公博在1940年3月加入“伪政府”的时候就对这个结局有一定的认识，当然也抱有一定的幻想，结果幻想自然破灭。陈公博临刑前极为平静，法警来提人押赴刑场时，陈公博正在给监狱长写一副对联，“大海有真能容之量，明月以不常满为心”，还剩下最后三个字没写的时候，陈公博回头看见几个法警进入室内立于身后，心中已然明了，问法警是不是来提人行刑，几个法警竟然不好意思回答，于是陈公博就说，“那么请劳驾再等几分钟，让我先把这对联写完了吧。”继续写了“满为心”三个字，又加写了上下款，搁下笔跟随法警转向监狱临时设置的宣判厅。

检察官宣读执行命令之后，陈公博称要写遗书。先给家人写罢，再写给蒋介石。走笔半途，墙上挂钟报时鸣响，陈公博抬头一看微微叹气，“时间不早了，当局自有成竹在胸，将死之人，说了也未必有用，算了吧。”于是搁笔作罢。

陈公博站起身来对监刑官说，“现在就走，免得耽误你用膳，来生再会吧。”说着把手伸了出来。监刑官未曾料到陈公博这一举动，下意识地伸过手去握了一握，这种“监刑官与死刑犯握手诀别”，实在是千古难见。

陈公博走时将一小茶壶赠予陈璧君，“夫人，我先走一步，随汪先生去了。牢中别无长物，这把茶壶送您，权作留下纪念吧。”陈璧君大哭。

陈公博走到这一步心中不怨汪精卫，但是未必不怨陈碧君，不过事已至此、夫复何言？

陈碧君入监之后还是一贯蛮横无理，在法庭上也是胡搅蛮缠。虽然证据确凿，但是当局也懒得杀她，给个无期就算了。1949年蒋介石败退之际也懒得理她，留给共产党吧。这种事情共产党更懒得管，陈碧君1959年6月病死狱中。

陈碧君一生“挚爱”汪精卫及至控制汪精卫，到汪精卫死时为何不干脆结束自己也算一段“佳话”。1944年11月10日汪精卫死时日本战败已无人怀疑，陈碧君将来岂能逃过惩罚？为何还要在狱中苟活15年？所以讲陈碧君根本不爱汪精卫，爱的只是她自己。

陈碧君是一个极端自私之人，一生都在利用汪精卫。1935年汪精卫被孙凤鸣刺伤，躺在血泊中呻吟，“我要完了、我要完了。”陈碧君竟然呵斥汪精卫，“你刚强点好不好，你硬一点好不好，干革命的，还不早晚就有这一天，早晚会有这个结果！”汪精卫从重庆出逃前也有犹豫，陈碧君竟然说，“难道当汉奸你也想当第二吗？”陈碧君根本不管汪精卫的死活、也不管汪精卫的什么“名节”。投降日本在她心里根本不是是非问题，而是汪精卫当第一还是当第二的问题，民族大义在陈碧君心里一文不值。

相比于陶希圣夫人，万冰如以自己和五个孩子的性命来帮助陶希圣逃离虎口；在“汪日密约”签订之时，万冰如以全家性命相拼来阻止陶希圣签字。万冰如和陈碧君，二人相差何止十万八千里？简直是人鬼之别。万冰如所作所为令人仰慕，实为陶希圣之福、中国民族之荣；而陈碧君所作所为，简直令人不寒而栗，实为汪精卫之祸、中华民族之耻——汪精卫误于陈碧君太多。

周佛海是典型的投机政客。周佛海和陈公博一样同为中共“一大”代表，因陈独秀未能来上海参加“一大”，周佛海源此还代理中央局书记，“一大”会后返回日本继续求学。

1924年5月回到广州任国民党宣传部秘书，随即脱党。陈公博是因为政治主张不同而脱党，而周佛海的脱党是因为不愿意交党费。彼时周佛海当国民党宣传部秘书的月薪为200大洋，后又受聘广州大学教授，月薪240元。共产党的党费是按收入累进计算，这样算下来每个月周佛海需要交纳70多大洋的党费。周佛海的第二任夫人舍不得这些白花花的大洋，于是耸动周佛海脱党。于是周佛海就向组织提出脱离，周恩来找了周佛海多次，但是共产主义理想和70块大洋根本没法比，周佛海就是要脱党。

这位“一大”的代理书记脱党之后立刻变脸，“攻击共产党，是我的责任，是我的义务。”说是义务，其实是拿着高薪、谋取高位。从1927年到1937年，周佛海跟随蒋介石青云直上，先后担任国民党中央政治委员会委员、民众训练部部长、蒋介石侍从室副主任兼第五组组长、国民党宣传部副部长、代理部长等职。

周佛海私生活比较放荡。1917年赴日留学，1920年回国探亲，一同与陈独秀组建上海共产主义小组，1921年参加“一大”。在此期间结识富家小姐杨淑慧，于是抛弃在老家的已经为周佛海养育一子一女的结发妻子，携杨淑慧一同返日。

在“重光堂”谈判前夕，周佛海秘密赴日，与19岁的帝国大医院护士金田幸子搞在一起，成了周佛海在日本的“妻子”。这未必不是日本人的“美人计”，不过也是愿打愿挨的事儿。

周佛海降日之后在伪政府任要职，虽说排在汪精卫、陈公博之后，但是真正掌握实权，任伪财政部长、伪军事委员会副委员长、伪中央政治委员会秘书长等要职，后又任伪行政院副院长，伪中央储备银行总裁、伪警政部长、伪清乡委员会副委员长、伪物资统制审议委员会委员长、伪上海特别市市长等职务。如此权倾一时自然有人巴结，伪中央储备银行上海分行行长潘三省为周佛海寻访名媛供其淫乐。为此潘三省也挨过周佛海夫人杨淑慧的打骂，不过职位由行长提升为储备银行总裁。

周佛海在伪政府期间大肆搜刮，以二十多个化名在各大银行开设账户，存款约为3000万元，换算成黄金大概是7500两，现在看差不多是1000万美元。对于辛辛苦苦搜刮来的这点儿钱，周佛海十分自谦，“为数虽不多，今日之蓄积，比上不足，比下有余，亦应自足矣。”

 在汪精卫的“和平运动”中，周佛海是最关键的人物。在一开始高宗武被蒋介石命令终止对日谈判并且停止支付费用的情况下，周佛海从自己掌握得宣传部拨出经费，并且“命令”高宗武继续与日本政府进行接触。如果没有周佛海每个月3000块钱的支持，高宗武是不可能去日本，而以后一系列的活动也就无法谈起。

在汪伪政府建立之时，高、陶二人脱离汪伪，周佛海就成为汪伪政府最主要的建设者，汪伪政府中的各院、部、会的汉奸要员，都是由周佛海提名而产生的，汪伪政府实际上是周佛海炮制而成—— “国民政府还都，青天白日满地红旗重飘扬于石头城畔，完全系余一人所发起，以后运动亦以余为中心。”周佛海这个无耻汉奸对此竟然十分得意，“人生有此一段，亦不枉生一世也！”

表面上，周佛海地位次于汪精卫和陈公博，其实汪精卫只是“领袖”，具体事务无法操作，而陈公博并不热心权利，而且对汪伪政府抱有幻想，一直试图影响、引导汪伪政府，所以对汪伪政府的具体事务避之不及。如此周佛海就成为了汪伪政府权力的实际控制者，直接掌握汪伪政府的外交、金融、财政、军事、物资和特务大权，并且直接掌握一支装备精良、训练严格的伪税警团。

等到日美太平洋战争爆发，而日本在这个大陆的军事行动也陷于“停滞”，日本战争的前途已然出现败亡征兆，投机分子周佛海自然要转向。1942年10月，周佛海背着汪精卫派人潜往重庆，与戴笠接上关系，向戴笠输送了大量情报，而戴笠要求周佛海除掉李士群，这也算是投名状。

戴笠最恨的就是“76号”的李士群，军统死在李士群手里的特工太多了，国民政府在上海、南京的特务组织因为李士群而遭到了毁灭性的破坏。

李士群原本是中统的人，1938年奉命“潜伏南京”，但他却辗转来到香港，追随汪精卫投靠日本。在土肥原贤二支持下，李士群拉拢丁默邨，在上海成立特务组织菊机关。而丁默邨原本是中统第三处处长，因为被告贪污导致第三处解散，丁默邨以军事委员会少将参议衔在昆明闲住。

说起来一开始李士群、丁默邨一开始都是中共党员，1932年李士群被中统抓获叛变但是并未暴露。丁默邨早在1924年就脱党加入中统，其时正在上海开办杂志《社会新闻》，利用自己早期党员的有利条件，“专门刊登共产党人隐私的诬文”。揭老底儿最可恨，于是地下党命令李士群暗杀丁默邨。

李士群已然叛变，自然一转身就将详情报告丁默邨。二人商量之后觉得无论杀与不杀，这一关都躲不过去，还是找一个替死鬼比较合适，如此丁默邨可以无恙，而李士群也可以交差。

此时丁默邨的替死鬼也得是有头有脸的人物，不是随便找一个就能混的过去，共产党不是那么好骗的，不过二人好死不死竟然找上了中统上海区区长史济美。于是中共红队队长邝惠安依照情报，率领六个队员七枪击毙史济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