3日薛岳托“小委员长”给大委员长打电话，“小委员长”没有直接打电话，到了现在陈诚也觉得不说不行了，不过电话还是不打，而是直接把薛岳的电报一字不改转发给委员长了，连薛岳跟自己说的话——“拟恳与委座通电话时，将上述情况婉为陈明。”——这些也都发给委员长了，这真是有一种被赤裸裸出卖的感觉！这让委员长怎么看薛岳？在你薛岳眼里、难道俺就是这么不好说话的人？在你薛岳眼里、难道俺就是这么不讲理的人？陈诚这件事办的极差，非常不厚道，非常不够朋友。部队如此困难、形势如此恶劣，你却把问题上交，说明陈诚此人做人毫无原则、毫无坚持。

当然，陈诚现在给委员长转发这个电报，也有间接表明自己态度的意味，不过还是不想触委员长的霉头，但是前线崩溃在即，陈诚作为战区司令长官没有自己的主张，非常没有担当，失职。

委员长在接到副总参谋长和第9战区司令长官的两封电报之后，还是没有理会，仍然一意孤行相信可以打下南昌。上面没有停止进攻的命令，部队只好继续打下去， 6日拂晓，第26师终于突破火车站日军阻击继续攻击至金盘路，遭遇强烈反攻被迫后撤，这是南昌之战的最后攻击。

日军飞机在天上飞来飞去，整个战场形势早已清楚，现在火候到了，驻守莲塘的第101旅团冲出阵地，分兵开始向北东南三个方向横扫，天上飞机来回穿梭扫射、轰炸、地上战车横冲直撞突进，太惨了！

上官云相根本就没有任何预案来对抗莲塘日军的逆袭，第26师、预备第5师完全是不管侧后的日军重兵集团而突进，这已经不能说上官云相在冒险了，而是故意犯罪，是用牺牲部队来向委员长表忠心。

第26师、预备第5师立刻崩溃，部队溃散算是好的，这也能逃得一条性命，但凡有组织的抵抗都被分割包围剿灭。第26师第78旅第153团团部被日军捕捉冲击，团长谢北亭阵亡，全团仅有团附蔡大为等百余人突围。

此时第29军军长陈安宝率领特务排正在向第26师师部前进，完全不知道战场情况，突然遭到一股日军突袭，一片弹雨扫过几十人的特务排死的死、伤的伤、逃的逃，陈安宝腹部中弹。

4名卫士死命拖架着军长就跑。陈安宝伤势太重很快阵亡，一阵弹雨过来，2名卫士阵亡，仅剩2名卫士无法抬运军长遗体，只好掩藏于树丛中自己逃命。没想到一发炮弹恰巧打中这个树丛，陈安宝遗体被炸碎，战后卫士再来寻找仅拾得一条大腿。

陈安宝保定军校3期，毕业后即到浙江第2师服役，1926年浙江第2师响应北伐，改编为国民革命军第26军，先后任营长、团长、旅长一步一个台阶，于1933年调任第79师副师长，1935年任师长。

陈安宝资格太老，保定军校同期的有白崇禧、张治中、徐庭瑶、何键等人，即便是现在的上级，第3战区副司令长官兼第32集团军总司令上官云相，也只是第6期的，第3战区司令长官顾祝同还有叶挺也是第6期的，陈诚、罗卓英都是第8期的啦。南昌之战中陈安宝是被上官云相欺负死的，一开始自己的基干部队第79师就损失惨重、爱将段朗如也被冤杀，如此还要进攻，打不动了还要打，被逼着前进指挥，最后惨烈牺牲。

陈安宝

第26师师部也遭到冲击，师长刘雨卿大腿中弹。此时战场一片混乱，飞机乱飞、炮弹乱炸，各部都失去联系。在此协助指挥的第29军参谋长徐志勖和师长刘雨卿只能跑了，一口气儿跑了50里到了抚河河边的中洲，抚河是不能渡的。

6日莲塘日军的逆袭将第32集团军的进攻力量全部击碎，国军攻占南昌的企图彻底落空，经过一晚的情况汇总，上官云相也彻底没了脾气，7日让参谋长刘普珩向第9战区通报战况。陈诚接到报告之后立刻向委员长报告第32集团军的攻势被彻底摧毁，但是自己已经命令第32集团军各部坚守抚河各渡口及已占据的要点，同时命令第9战区“各部仍取攻势，以牵制南昌之敌南下……”这就是牵制日军，使之不要对第32集团军再行追剿。

陈诚在电报的最后说，“惟职明知其不可再攻，仅以电话请文白兄转报钧座，而不能补救此失，实无以对所部、无以慰钧座也。”

薛岳在3日请陈诚给委员长打电话，但陈诚却打给了张治中。1938年“11·13长沙大火”时张治中为湖南省主席，处分是革职留任。1939年年初，国民政府决定军民共治，战区司令长官兼任地方长官，2月1日薛岳就任湖南省主席，张治中就到重庆任军事委员会委员长侍从室第一处主任，负责军事机要。5月3日陈诚不敢直接跟委员长说明南昌前线情况，于是打电话给张治中，意思是请张治中“婉为陈明”。

陈诚不敢直接说、张治中也不敢，于是薛岳的重要意见就被这样给“瞎”了。现在南昌败局已定，陈诚在这封电报里也想摘清自己，让张治中去背锅。

陈诚的这封甩锅电报先到侍从室，再由第一处主任张治中决定呈报。张治中一看就明白了，在这封点报上写几句话要把陈诚顶回去，省的委员长单听一面之词归罪自己，“辞修兄最近有一次电话，只说‘反攻南昌，恐怕无希望了。’即‘攻不下’攻不下之意，而绝未明言‘不可再攻’。‘攻不下’与‘不可再攻’，其涵义与解释，固大有差别在也。”

张治中抱屈是陈诚在电话里没有“明言”，也就是没有把前线真实情况相告，仅仅说“攻不下”。现在陈诚电报里说当时在电话里说的是“不可再攻”，张治中认为这个“不可再攻”不仅仅包含“攻不下”的问题，还有“攻不下”之后日军的反击怎么对付问题。

推想起来张治中说的应该是实话。这个负责军事机要的委员长侍从室第一处主任，在接到各战区报告之后当然要斟酌之后再行上报，不能像传达室送报纸一样，不能不管内容只管送到，那就用不着中将来坐传达室了。当时陈诚打来了电话，张治中当然要斟酌其内容、含义和背后企图啥的，再决定怎么办。当时陈诚应该是只说了“攻不下”而没有说“不可再攻”。

张治中理解“攻不下”就“攻不下”由它去好了，到最后老头子自己说算了最好，省的现在去触霉头。可现在陈诚却说“不可再攻”，这就是让自己背锅嘛。

再回头看薛岳3日给陈诚的电报，也确实只说了“欲求5月5日前攻克南昌，事实上恐难达成任务。”根据陈诚的“军事素养”，也就只能理解到“攻不下”，而理解不到挫于坚城之下、随之而来的危险。

不过不管是张治中还是陈诚怎么打笔墨官司，现在南昌的情况已然很清楚了，但是委员长还是不认输、就是不表态。8日薛岳只好发来“捷报”意图给委员长一个台阶，快点结束南昌方面的战事，“本战区虽未如期攻克南昌，但敌锋已挫，困难比我更甚。安奉、鄂南、湘北各方面，经我不断猛攻奇袭，敌寇已陷疲于奔命之苦。……”

委员长此时就像正在闹脾气的林黛玉，即便是明知道自己错了还就是吊着脸不吭气，搞的这帮带兵打仗的就像哄女朋友高兴一样不停说好话。虽然薛岳哄了一番还是不行，林大小姐气儿是没那么好消的，又闹了一晚脾气，9日终于下令停止进攻南昌，南昌之战终于结束了。

一般都称此战为南昌会战，其实哪里有一点会战的规划和气魄？完全就是一场乱战，最终结果是中方丢失南昌，损伤兵力52000人，其中牺牲43000人，而日方夺得南昌，损伤兵力24000人，其中死亡仅有2200人。双方战死比率高达将近20：1，无论如何来说都是惨败。

南昌之战是完全体现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蒋委员长军事指挥能力的一场战役。在战役规划上，对于作战厅提出的正确判断和正确对策采取完全否定的做法，恰恰要反其道行之，妄图采取攻势消灭日军攻击南昌的企图。其反击“计划”并无具体作战目标，也无结束计划，只是发动单纯进攻，打起来再说。

在现阶段国军大规模反攻条件还不具备，如果强行进行反攻必将遭受极大损失而不会有任何战果。即便是蒋委员长打算以攻对攻，部队也没有办法做到，第9战区还没有来得及完成进攻准备工作，日军已然发动进攻。

由于第9战区原有防御重点在南浔路，而日军却在修水以西发动突破，而且第9战区主要精力在准备进攻，再加上日军准备了前所未有的火力及战车快速突击，迅速完成突破及占领南昌，达成战役目的。

由于实际情况完全符合作战厅战前判断却和自己的判断完全不符合，蒋委员长决定夺回南昌以否定作战厅的正确，于是在仓促之间强令部队攻击，再加上作战指挥体系混乱、攻击行动无法协调，使得原本无望的作战更加损失惨重。

当第一阶段进攻遭到挫折之后又未进行正确判断、处置，而是以最极端的杀人手段来驱使部队发动不顾后路的进攻，结果遭到日军理所当然的抄击、包剿，致使第26师、预备第5师遭到几乎是毁灭性的打击，第29军军长陈安宝因此阵亡。

南昌之战部队战死43000余人，阵亡军长一名、团长一名，杀师长一名，重伤师长、旅长各一名，损失如此惨重而几乎一无所得。如果采取作战厅战前正确的作战方案，“与敌胶着战场，周旋二、三月”，即使失去南昌，但是对日军的杀伤绝对不会仅仅只是2200名，而且赢得了时间、拖住了日军、锻炼了部队。可是现在，真的是一地鸡毛，要不是日军无意扩大此方面的战事，正在调集兵力、资源到江北意图汤恩伯第31集团军，而是对已经崩溃的第32集团军展开追剿，损失将更加惨重，牺牲兵员绝不仅仅是43000人。

南昌之战尽显蒋委员长其低级战术素养及愚蠢统帅思想的“风采”，其思想之顽固愚蠢、其军事素质之低劣窳陋展现无遗！要不是要一起抗日，实在是没法跟着这种人混，联想历史上反蒋运动此起彼伏，从蒋介石一开始掌权一直延续到最后败退台湾，其个人素质之低劣不能不说是一个重要因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