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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于西南政务委员会有联日反蒋的意图，陆军参谋本部随即派遣特务进行工作，抽调时任关东军参谋的和知鹰二为广东驻在武官，此时和知鹰二也刚刚提为中佐。至于翻译，夏文运自然是不二人选，还有一个加分就是夏文运和白崇禧的侄子白维义关系密切，二人是由于白维义在日本士官学校留学而结识。从此夏文运脱离关东军及“满洲国”建制，成为直属日本陆军参谋本部第二部的高级特务。

不过这次夏文运南下，好死不死碰上了天上地下无所不能的李长官，于是李长官对这位日本陆军参谋本部第二部的高级特务开始下手了——

“我和何君见面多次之后，觉得他为人正派，年轻热情，何以竟甘心事敌呢？一次，我便秘密着人约其来私邸一谈。

见面之后，我便很诚恳地问他说：‘何先生，我看你是位有德有才的青年，现在我们的祖国如此残破，你的故乡也被敌人占据，祖国命运已到生死存亡的边缘，你能甘心为敌人服务而无动于衷吗？’”

李长官也没有二话，单刀直入直接质问你为什么当汉奸？看来李长官也没准备什么美人计啥的，估计是美人有限、平时舍不得用，只好等抓到共产党才用。即便这样，这位日本陆军参谋本部的高级特务也立刻被李长官吓哭了——“何君经我一问，顿时泪下。”看来李长官不用美人计是对的，就得区别对待，要是见人就使美人计，那不是争着、抢着要被抓吗？

这正是——李长官一句话说哭梦中人，夏文运泪如雨满腹心酸事——嘚、呛呛、嘚——

“我说：‘何先生，我看全面抗日战争很快就要爆发了，你希望不希望替祖国尽点力呢？’

何说：‘如有机会替祖国报效，万死不辞！’”

李长官，在1935、1936年你是怎么知道“全面抗日战争很快就要爆发了”？

不管他了，反正工作需要就让“全面抗日战争”爆发好了。这次策反日本陆军参谋本部第二部的高级特务仅仅只用了两句话，刀切豆腐干净利索、毫不拖泥带水。

“我见他出语诚挚，乃私下和他议定，要他做我方情报员，刺探日方机密。何君一口允诺，并谢绝任何报酬。”

李长官不费一文钱搞定了夏文运，不过就这样让夏文运光溜溜一个人就走了，这实在是让咱们这些看电视剧的放心不下，还是应该安排一个美女特务假扮夫妻比较好，到了晚上让夏文运睡在地板上就行了，这样组织上也没啥损失是不是？

“‘七七’事变后不久，上海、南京相继沦陷，益之得和知鹰二等朋友的掩护，在沦陷区行动自由，常搜集日方重要军事行动情报，交设于法租界的地下电台拍发至第五战区。故日军每一军事动向我方都事先得报，历验不爽。甚至军委会所得情报，尚不及五战区所得的为可靠。所以军令部曾迭电嘉奖五战区的情报组，此实何君之功。”

1936年“两广事变”失败之后，兰机关对桂系的直接联系从半公开只能转为地下，1936年8月和知鹰二调任支那驻屯军参谋，常驻天津，其住所设有与两广联系的电话，翻译当然还是由夏文运担任，而李、白的代表黄南鹏就住在和知公馆。这个黄南鹏在1944年任伪北平宪兵司令，挂中将衔，兼任伪宪兵学校校长，实在是童叟无欺、足斤足两的汉奸。1946年以“汉奸罪”判刑两年半，刑满释放后赴日定居，是“台湾民主共和党”创始人之一、1956年“台湾共和国”国民代表之一，是台湾蒋政府认定的“台独分子”。

黄南鹏1979年回大陆，国务院侨办、台盟北京市委等有关部门向法院提出更正对其汉奸的判决。这个要求比较扯，让中华人民共和国法院改判中华民国法院的判决，实在是笑话。明知道是笑话、那为什么还要这么干？还不是因为都是桂系同仁，出了个汉奸、大家的颜面上都不好看。好在法院没有那么扯，（1986）刑再字第12号文件，对黄南鹏与中共的联系定性为“在任日伪北平宪兵司令后期，做过不少有益于革命的工作。”黄南鹏1944年任伪北平宪兵司令，“在任日伪北平宪兵司令后期，做过不少有益于革命的工作”，这不是废话吗？还要怎么后期？至于前任中华民国法院判的“汉奸罪”，实在是管不了，要不你们去台湾省试一试？1986年蒋经国还在当政，此时的“台独分子”回台湾去搞“汉奸罪”的翻案，估计是想新账旧账一起算吧——昔日的汉奸、今日的台独，明显是负有任务嘛。“台独”任务失败之后逃到日本定居30年，然后又跑回大陆伪装爱国，这种货色，吊起来抽上几鞭子就什么都招了，不过当时的大陆政府不知是糊里糊涂地还是网开四面、既往不咎。

“‘七七’事变后”的1937 年8 月，和知鹰二调任上海派遣军第11师团步兵第44联队长，大佐衔，参加淞沪会战。1938年3月，调任台湾军司令部付(特务工作)，参谋本部付(特务工作)，大本营付(兰机关长)，第21军司令部付兼中支那派遣军司令部付，支那派遣军总司令部付。1940年3月，晋级陆军少将。同年11月，成为参谋本部付，和知鹰二这一路走来当然得由夏文运陪伴，也就是“益之得和知鹰二等朋友的掩护”。

至于夏文运发给李长官的“日方重要军事行动情报”，除了这次“襄东会战”之外，其他的都语焉不详，不过在60年后的1999年7月2日，李宗仁的前秘书、全国人大常委会原副委员长程思远突然写信供述了夏文运在“台儿庄大捷”时的情报工作——

1938年1月底，夏文运通过设立从上海法租界梅谷旅馆的电台（报务员是广西人刘某、邓某），发来的绝密电报，“日军南动而北不动。”于是李宗仁立即改变军事部署，命令驻防在津浦线南段滁州、明光的桂系第31军迅速西撤，诱敌深入；2月初，日军第13师团突破了第51军的淮河防线，在淮河北岸建立了桥头堡，但是已经清楚“日军南动而北不动”了，李宗仁因为暂无北面的后顾之忧，于是果断地把张自忠的第59军由山东派往安徽淮河前线增援，2月15日第59军抵达前线，迅速投入战斗，经过数次“拉锯战”，到22日，日军在淮河北岸的据点小蚌埠被第59军收复，日军被迫退回淮河南岸。在连续一个多月的拼杀中，我军集中优势兵力，坚守阵地，日军损兵折将3000多人，始终未能越过淮河天堑。

实际上当时第59军并不在山东，而是在徐州附近。淮河吃紧，驻在战区中央徐州的部队自然前去，不存在从北面山东抽下部队的事情。况且已经收到“日军南动而北不动”的情报，为何桂系部队撤退、而东北军、西北军却顶上去，这就是收到情报的作用吗？

1938年2月上旬，夏文运又来密报，板垣师团从胶济线进军蒙阴、沂水等地，李宗仁据此料定板垣将进攻临沂，因此命令庞炳勋军团驰往临沂，堵截敌人。

这个事情其实是因为此路此前完全空虚，等于敞开大路等着日军，日军第5师团从胶济线南下，李长官这才抽派驻东海、连云港的庞炳勋第3军团北上守备临沂。有没有夏文运的“密报”，李长官都应该早做布置是不是？

庞炳勋守备临沂吃紧，夏文运又来“密报”，“日军北动而南不动。”咦？你啥时候发来一个“日军南北都不动”的“密报”好不好？如果这种东西也算军事情报的话就只能算是笑话，即便真有这么一回事，李长官拿着“日军南动而北不动”、“日军北动而南不动”的电报也得气得背过气去。

咱们前书已经说过，情报绝对不能是一句话，即便是你有这么一个线索，也得去找另外的渠道去求证，如果靠着“日军南动而北不动”、“日军北动而南不动”来打仗的话，即便是“李猛仔”再猛上十倍也是不敢的——日军要是反着动怎么办？

那为什么91岁的程思远要编造这样不靠谱的夏文运“密报”？为什么只说“台儿庄大捷”、而不说大溃退的徐州会战？原因很简单嘛，就是要说明夏文运的“抗战功绩”。“台儿庄大捷”谁不知道啊，贴上去就是金光闪闪是不是？后边的徐州会战一塌糊涂，第5战区司令长官部只顾逃命断电7天，你就是再发来“日军南北都动”的“密报”顶个屁用是不是？

91岁快要钻火化炉的程思远为何硬要把已经在日本死了20多年的夏文运往“台儿庄”上靠？难道仅仅是为了给夏文运贴金？好歹也是全国人大常委会的副委员长，没有辣么简单，其真实目的还是为桂系和日本的勾结洗白——夏文运是“抗战英雄”、辣么桂系和夏文运的联系也完全就是抗战啦是不是？不过给夏文运洗白还真的不是那么省事儿，因为实在是太黑了——所以就是死也要把他洗白！都是副委员长了，人世间还有什么让人放心不下的？唯有这件事啊、真是让人死不瞑目啊——

1938年7月26日，日本陆军省、海军省和外务省三个单位在上海共同组建了间谍谋略机关“对华特别委员会”，其下成立“梅兰竹菊”四个机关。1939年1月汪精卫投日，这使得负责此工作的“梅”机关一跃而起，梅机关长影佐祯昭也因此功升少将，在“对华特别委员会”中的地位特殊。而兰机关的工作运作多年未见实际成果，和知鹰二也逐渐被边缘化，夏文运也经常遭到影佐祯昭的冷嘲热讽。

1942年2月，和知鹰二调任第14军参谋长去攻打菲律宾，彻底退出了特务工作，夏文运在兰机关也无存身之地了，而并不是如李长官所说，“直至太平洋战事发生，日军进入租界，何君因间谍嫌疑，为日方搜捕而逃离上海，我方情报始断。”其时关东军的旧友花谷正于1941年底就任山西派遣军参谋长，于是夏文运投奔花谷正，花谷正在伪山西公署里给安排了一个建设厅厅长的职务——“日方搜捕”还能去当伪厅长、这个可能吗？

干什么也没有当官容易，夏文运在山西省建设厅厅长的位置上干的不坏，虽然除了贩卖鸦片、签发民工给日军修碉堡之类也没有什么大事儿，不过据时任伪政府太原市长的牛新田回忆，夏文运对日军要求的征粮任务极其热心，“特别是伪省公署主办搜集食粮事务的建设厅厅长夏文运，更是东奔西走，跑个不停。”

抗战胜利之后李长官升任北平行营主任，无路可走夏文运自然再一次投奔老友。李长官也乐意收留夏文运，用他来做一些接收“逆产”的工作。不过一个伪山西省建设厅长的汉奸，目标也是太大了，1946年被军统秘密抓捕。在北平视察工作的戴笠为了亲自审问夏文运因而耽误了一天的行程，结果第二天飞机遭遇恶劣天气而失事。至于沈醉说编造的“戴笠于三月十七日由天津动身，不直接飞重庆而去上海，便是想和胡蝶见一见，住上一两天才走”，实在是无聊之谈。

戴笠一死竟然给了夏文运机会，这个时候北平行营主任李宗仁把北平监狱里的夏文运捞了出来不算什么难事儿。

1949年11月20日，李宗仁以就医为名，从南宁乘专机飞往香港，12月飞往美国，这下子夏文运再次走投无路了，只好计划逃回日本。在上海卖掉房产换取黄金时被当作投机客抓了起来。中共上海市委情报委员会书记吴克坚闻讯，立刻将其释放。

这真是巧的不能再巧的事情了，几年前吴克坚在日据上海活动时被“76号”抓住了，严刑逼供几近丧命。当时“76号”归于“对华特别委员会”领导，夏文运自然可以亲去探监，送饭送药，这里边的原因搞不清楚，不过当时潘汉年与周佛海关系密切，应该是打了招呼，吴克坚也因此活了下来。有这一番“救命”之恩，吴克坚帮助夏文运从香港转往日本，临行前吴克坚说，“像你这样深刻了解日本的人，任何工作都可以胜任，例如剪贴搜集日本报纸，就大有用处啊！”这也就是上海市委情报委员会书记送人情的一个托词而已。

到了日本之后还是投奔老友，和知鹰二更名十河信二任国铁总裁，于是给夏文运一个“嘱托”的位置，也就是顾问。退休之后开料理店，1978年死于东京，终年73岁。

夏文运是足赤真金、如假包换的日本陆军参谋本部第二部高级特务，其主要工作方向就是桂系。不仅是抗战前进行，就算是抗战爆发后也和李宗仁有直接联系，直至夏文运1942年离开在上海的“对华特别委员会”去当伪山西省建设厅长，二人的联系才算告一段落，这期间长达6年。为了掩盖这个事实，李宗仁在回忆录里把夏文运描绘成“为人正派，年轻热情”、“这样爱国志士，甘做无名英雄，其对抗战之功，实不可没。”其目的性不言自明。而程思远对李宗仁这个把戏自然也是心知肚明，就这样才在临死前编造什么台儿庄的“密报”，这也算得上桂系的一项系统洗白工作，和抹黑韩复榘有异曲同工之妙，至于搞历史的唐德刚之流，骗他们比骗女孩子要容易的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