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战史言到金振中在7月10日的铁桥战斗中负重伤，左小腿被手雷炸断，枪弹从左耳旁钻进右耳下出。在1933年长城抗战时金振中即为营长，所部第9连连长钮吉辰、第11连连长耿锡洲阵亡，金振中头部、腋窝被炮弹破片击伤。此次卢沟桥伤愈归队后调升团长，后任第77军第179师第673旅副旅长兼第1065团团长。武汉会战时第77军与日军激战，第1065团在大界岭与日寇厮杀三个月，肉搏战百多次。作为部队基层干部，金振中率部与日军英勇作战，所部牺牲累累、自身也多次负伤，金振中当之无愧为抗日“民族英雄”。

金振中后因亲共而遭疑忌，调为军部上校付员闲置，内战时驻在徐州柳泉站。1948年11月8日，何基沣、张克侠率领国民党第三绥靖区所属第59军第38师、第180师，第77军第132师、第37师第111团，共三个半师2.3万人在江苏贾汪、台儿庄淮海战场起义。金振中闻讯后向东追赶起义部队，中途被国军截回徐州看管。解放后在华东区高教团学习三个月，核实为起义人员，随即遣散回老家河南固始，全家摆摊为生。

1953年镇反时被定为历史反革命，幸亏县公安局政保股长许泽夫看到了金振中“七七事变”参战证明，建议免除重罚、监督劳动。1958年定为伪军府警宪中的反革命分子，由街道监督劳动。1969年全家遣送农村劳动改造，户口也变为农村户口。

金振中在固始县城有房八间，解放后被占一间，文革后被借住的汤慕仁将四间房子拆毁霸占房料。剩余房屋在1969年被遣送农村时又被房管所和街道低价强买，而到了农村，金振中自己盖了两间土房又不幸失火烧毁。

金振中全家老小在农村苦熬10年，终于到了“拨乱反正”的时候，1979年信阳专区、固始县委按照起义人员给金振中落实政策，1980年全家迁回固始县，金振中安排在县文化馆工作，长子安排到麻纺厂做学徒工。而金振中相关抗战的回忆资料就完成于这一时期，1982年金振中任县政协常委，河南省政协委员。

1985年3月1日金振中病逝，8月14日，金振中骨灰安葬于卢沟桥。

金振中所写的《七七事变点滴的回忆》错误很多，有些情况完全失实，不过联系到金振中率部多次与日军战斗，在暮年时很多事件记忆交错了；再联系到金振中10年抗战、30年受罪，暮年时分回顾年轻时上阵杀敌、手刃敌寇、身负重伤、战友牺牲，精神不免激烈、心理不免激荡，所写个别情况未必属实是可以理解的，不过生造一场战斗并且精心构造了大量生动细节，这又如何理解呢？

宛平城很小，可以算是一个大的关卡，仅有东西门，东西长640米，南北宽320米，西门外就是横跨永定河的卢沟桥，现在日军占领龙王庙及进至永定河右岸，等于半包围了宛平城，但是日军并没有进一步的动作，停止了行动，其原因之一是宛平城内的双方协商要求停火，随即进城的三名日本协商人员离开宛平城。

日军北平的第1联队长牟田口廉于7月8日凌晨1点左右将宛平城的情况报到给天津的中国驻屯军司令部。现任司令官田代皖一郎中将“6月16日心脏瓣膜症恶化，陷入呻吟状态”，最终于7月15日去世。参谋长桥本群少将在1点30分主持召开幕僚会议，会议意见认为“本事件不是大事件，中国方面的不法行为是经常发生的。”不过会议也作出相应布置，会后派遣和知鹰二与铃木京两位参谋去现场负责联络，所辖部队在3点做好出动准备，在秦皇岛校阅部队的河边正三旅团长立刻出发赶回北平指挥位置。

凌晨5点半发生战斗及战果的报告传来，驻屯军司令部于9点下达命令，“一，军要确保永定河左岸卢沟桥附近，谋求事件的解决”，这意味着日军先退一步撤过铁路桥，但要坚持卢沟铁桥东首，在此基础上解决事件；

“二，步兵旅团长应解除永定河左岸卢沟桥附近中国军队的武装，以利于事件解决。”这意味着中国军队要放弃永定河左岸的宛平城，双方隔河而对，否则日军将攻占宛平城。

而在前线，驻宛平城的第29军参谋王启元便装缒城而出，与森田彻举行会商。森田彻依照驻屯军命令要求中国军队“移至永定河西岸，一木大队移至河东岸两军隔离，否则解除城内中国军队的武装。”

第29军参谋王启元便装缒城而出

王启元参谋驻在宛平并非负有使命，只不过是个翻译，这次临时充当协商代表，竟然换上便装，这应该是第29军不想落下与日军“谈判”的口实，而在日军眼里看来，实在是有些不负责任。

放弃河东宛平城的要求，王启元一个参谋翻译根本无权答应，只能上报。下午15点，第1联队长牟田口廉与联队付森田彻互换指挥位置，15点30分旅团长河边正三到达丰台，命令“联队主力集结于永定河左岸，从明天佛晓开始攻击宛平城。”

事态即将升级，不过日方内部还是有不同意见，日本驻华大使馆驻北平陆军辅助官今井武夫匆忙找到第132师师长赵登禹，并由赵登禹引见了第29军代军长秦德纯。二人一致认定“事情不扩大”，不过秦德纯又不提出具体办法。

拿不出办法只有着急，在天津的第38师师长张自忠也去找日本驻屯军参谋长桥本群协商。

日军北平特务机关长松井太久郎、辅佐官寺平忠辅及驻屯军参谋和知鹰二连夜赶来与秦德纯一起协商，最终在7月9日2点达成协议，“一、双方立刻停止射击；二、日军撤至永定河左岸，中国军队撤至右岸；三、卢沟桥的守备由冀北保安队担任。”自然，这个协议是得到现在山东乐陵老家宋哲元的同意的。

双方约定凌晨5点同时撤兵，也就是日军撤回丰台，而宛平守军放弃宛平撤到河西岸。

7月9日凌晨4点，王冷斋接到北平打来的电话说明协议内容，但是王冷斋在回忆中并未说明是谁打来的电话以及撤兵具体安排。

凌晨5点，日军依约撤守铁桥西首，结果国军见状竟然追了过来并开枪射击，日军于是立即又进行了还击。而负责宛平守卫的300名冀北保安队成员在距离沙岗处3里的五里店被阻击，人员发生伤亡。

听到前线又爆发争斗，国军第110旅旅长何基沣来和日军交涉，这时才发现是国军内部的指挥系统出了问题，“撤退”的命令没有下达到前线的作战部队。于是，双方再重新撤军，直到9日中午时分，双方撤兵完毕。“14时，中国驻屯军发出报告，说卢沟桥城内的中国军队已经撤退。”而冀北保安队只允许50名队员每人携带步枪、子弹30发进入宛平。后一日日军允许300名冀北保安队进入宛平，但是不允许携带机枪。

从这个“误会”可以看出把宛平县太爷王冷斋派出来“谈判”纯粹不着调，他连执行一个已达成协议的“撤退令”都执行不了，何谈在冲突发生之时进行有效工作？再回头看王冷斋在回忆中没有透露打电话的人和接到电话后续行动，明显是有意隐瞒，推测起来，打电话的不一定是秦德纯，应该有可能是河北保安处长张允荣。在秦德纯与日方商定此协议时张允荣在场，协议一确定，自然赶紧电话通知前线，秦德纯会很自然让最了解协议内容的张允荣给宛平打一个电话。

如果是这样的话，张允荣和王冷斋都不是现役军职，这样的“命令”让第219团团长吉星文和第3营营长金振中如何执行？当然，打电话也许不是张允荣，但也不会是第29军的现役军官，没有现役军官通过地方行政人员给自己的部队下达撤退命令的道理、是不是？

王冷斋应该将电话内容通知了吉星文或者是金振中，因为不能想象王冷斋会隐瞒这个电话，干系过于重大，责任谁都负不起。吉星文听到王冷斋转述协议内容之后，大概就坐等撤退命令，北平的秦德纯心想告诉王冷斋就行了，结果就造成这样一个所谓的“指挥系统”问题。

这个责任应该秦德纯来负，既然达成“协议”，前线部队的撤退命令自然要由你明确发出，你代军长不说话，即便师、旅长知道“协议”内容，可是并无权利下达命令、是不是？

从日军承认中国军队是“国军内部的指挥系统出了问题”而同意重新安排撤兵这一点上来看，日军确实没有要通过“卢沟桥事件”挑发战争的意图。由此推断，日军利用失踪士兵为借口挑发战争的说法也就不成立。

撤兵交接完毕之后，日军旅团长河边正三提出要求，率领徒手幕僚进入宛平城慰劳中方人员。河边正三这一想法还是应该出于慰问，毕竟冲突中中方死伤近百人，而日军虽有损伤但是相对中国军队来说要轻微的多。不过河边正三这一要求被县长王冷斋大义凛然予以拒绝。应该说河边正三提出“率领徒手幕僚进入宛平城慰问中方人员”有相当的诚意，这可以用后来发生的事情来印证，不过也许还有验证中国军队是否撤出宛平城的意味，但是即便有这个意思也不是主要的。

虽然军方的要求被拒绝，不过日方还是决定表示一下，改派外交人员笠井顾问、广濑秘书、爱泽翻译官三人带了香槟酒进入宛平城，以表示庆祝和平实现之意。大概金营长到了这个时候才认识了爱泽，不过无论如何也不能把人家怎么样了，你的兵都撤出宛平城了。

到了这个地步，《秦德纯、松井停战协议》已经实施完毕，似乎“卢沟桥事件”就可以结束了，但是事情急剧变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