志願軍戰士在九龍江淌流衝鋒

黑人連在九龍江不戰而降

1950年11月初，志願軍發起第二次戰役。據中方戰史記載，11月27日凌晨，隸屬39軍347團2營的4連在九龍江邊的公路遭遇美軍的一個分隊。4連迅速包圍了該分隊美軍。沒多久，美軍的一個加強連渡過九龍江前來增援，與4連發生短暫交火，6名美軍士兵被打死，美軍加強連逃到公路邊的山上。志願軍347團調動1營封鎖了美軍的退路，2營進行正面攻擊，將該連美軍包圍。戰鬥過程中，志願軍發現美軍幾乎全是黑人，遂開始陣前喊話，勸其投降。被圍的美軍在不斷喊話下停止了戰鬥，而後指揮官斯坦利上尉（Capt. Milford Stanley）率領全連115人投降。他們隸屬於美軍25步兵師24 團C連，90%以上是黑人。連隊編制148人，戰死33人。

美軍軍史對這一事件長期諱莫如深。要等到1988年，也就是朝鮮戰爭結束35年之後，美軍才開始採訪當事人，包括投降人員，根據他們的回憶補寫這段軍史。等到這段軍史完成補寫，已是1996年了，距離那場戰爭的結束已經過去了43年。

補寫的軍史大致如下：此前一天，也就是11月26日，25師指揮官下達了全師後撤的命令。黑人連沒有收到命令，原因可能是該連電台的電池沒電了，或者是命令的傳達出現了混亂，該連就此與上級失去聯繫。27日凌晨，黑人連誤打誤撞地來到了九龍江，然後被志願軍的炮火趕到了山上。陷入包圍的全連情急之下，既沒討論，也未投票，便在指揮官的帶領下放下武器，向志願軍投降。

美軍高層對此事是如何處理的呢？接替沃克擔任第八集團軍指揮官的馬修·李奇微（Matthew Ridgway）在他的回憶錄中有這樣一段敘述：

 “當我還在指揮第8集團軍時，我曾收到當時美軍第25 師師長威廉·基恩少將提出的一項深思熟慮的建議：合編白人和黑人士兵。基恩曾有充分的機會觀察黑人部隊，包括和平時期在本寧堡【註：位於美國喬治亞州的陸軍基地】，以及在朝鮮期間，全部由黑人編成的第24 步兵團是他指揮的一部分部隊。他覺得無論從一個人還是一支軍隊的角度，把士兵按種族隔離，這完全是低效的，更別說是不合適了。這一建議與我的見解完全一致，我便計劃於一九五一年三月中旬尋求麥克阿瑟將軍的同意，在他依次尋求華盛頓的批准之後，立即着手合編工作……六月初，在國防部長馬歇爾訪問朝鮮和東京期間，我與他討論了自己的計劃。他將這份計劃帶回了華盛頓。計劃最終獲得批准。我立即在自己的戰區付諸實施。此後，美國陸軍全部實行了這項早該實行的改革，並在提高士氣和國民接受程度上達到了全部預期的有益效果。”

 基恩少將就是黑人投降連所屬的第25師師長。李奇微的這段話是在告訴我們，他率先在自己管轄的戰區軍隊裡取消了種族隔離制度。他是根據第25師師長基恩少將的建議作出這一改革的，並得到華盛頓的批准。得到華盛頓的批准就是得到杜魯門的批准。杜魯門終於在朝鮮邁出了取消種族隔離制度這一步。但是，只是一小步，只限於軍隊，並沒有推向整個國家。這說明他並沒有在全國取消種族隔離制度的政治追求，只是因為志願軍把美軍驅趕了300公里，打出了大有把美軍趕出朝鮮的磅礴氣勢。黑人連隊的不戰而降是一個危險的徵兆，如果其他黑人連隊效仿，將危及美軍在朝鮮的整體作戰，杜魯門和他的高級將領是不得已而為之。

儘管如此，這仍不失為一項突出的成就，這是美國第一個消除種族隔離制度的舉措，值得大書特書。然而，李奇微的敘述中顯然漏掉了一個事實：他把25師師長的建議歸之為他對黑人部隊的長期觀察，偏偏不提剛剛發生的黑人連不戰而降一事。常理告訴我們，黑人連的投降帶給基恩少將的衝擊遠非之前他對黑人部隊的觀察可比，他是在黑人連投降之後才提出這一建議的，這就說明了一切。李奇微不提黑人連投降一事，意在掩蓋觸發基恩少將所提建議的直接動因。說到底，李奇微不想把消除種族隔離的第一個里程碑與黑人連投降相聯繫，因為黑人和白人士兵合編這一足以載入美國史冊的改革，其實發軔於對黑人士兵的不信任，是為了避免黑人部隊成建制投降的事情再度發生，而不是出於消除種族歧視的高尚動機。也就是說，美國消除種族隔離制度的第一個成果是被黑人連的投降陰差陽錯催生出來的，這當然使重視美軍榮譽的軍隊高層難以啟齒。更為尷尬的是，追根究底，促成美國取得這一歷史進步的第一波推力實際上來自敵軍，來自於朝鮮戰場上與美軍作戰的中國人民志願軍。美國的種族隔離制度是一座堅固封閉的堡壘，是志願軍第一次在戰場上撬開了這座堡壘。李奇微在回憶錄中描述這一事件時的隱瞞掩飾，折射出他在十多年以後撰寫這段文字時，美國高層依然不能正視消除種族隔離制度的外來推動力，不能正視自身的道德缺陷。

美國關於消除種族隔離制度的歷史敘述，首先提及的通常是聯邦最高法院對“布朗訴托皮卡學校董事會”的判決，予人這是第一個里程碑的印象。1951年，堪薩斯州托皮卡市的黑人布朗為女兒申請入讀一所白人小學，被拒絕後把學校董事會告上法庭。在地方法院敗訴後，他一直上訴到聯邦最高法院。1952年，聯邦最高法院接受了案子，並於1954年5月17日判決布朗勝訴。這當然是取消美國小學種族隔離制度的第一個成果，但不是美國取消種族隔離制度的第一個里程碑，因為早在1951年3月，李奇微就擬定了在第八集團軍取消種族隔離制度的方案並提交上級。同年6月，杜魯門批准取消了第八集團軍內的種族隔離制度，並且在1953年7月朝鮮停戰之前，在美國全軍基本實現了白人與黑人士兵的合編。之後，在53年秋季學期，美軍的軍校也取消了種族隔離制度。

明明是美軍第八集團軍第一個取消種族隔離制度，卻要把聯邦最高法院對布朗案的判決捧成是第一個，其中的奧妙何在？即使不得不提及第八集團軍取消種族隔離制度，也要隱瞞黑人連不戰而降——直接觸發軍方高層決定取消種族隔離制度——的事實，而要歸功於杜魯門的9981號行政命令，而實際上1948年7月簽署的該行政命令根本不是針對種族隔離制度，行文中甚至連種族隔離的字眼都沒出現，更不要說9981行政命令所設立的諮詢委員會早就因為難以運行而解散，致使9981行政命令形同廢棄。

把聯邦最高法院的判決捧成第一個里程碑，或者把軍隊的黑白士兵合編說成是總統行政命令的結果，就此掩蓋了美國種族隔離制度瓦解的外來推動因素。這關乎取消種族隔離制度的道德形象：是源自於美國白人領導精英的主動改正，還是外來壓力下的被動之舉？抹去外來推動因素，消除種族隔離制度的歷史敘述就變成了美國的自我道德提升。在這一敘述中，由白人法官判決黑人原告勝訴，展現了白人統治階層的理性道德形象。要使這一敘述完美呈現，就必須淡化乃至隱瞞因為黑人連在朝鮮不戰而降、導致第八集團軍在全美第一個取消種族隔離制度這一歷史事實，為此，直到該黑人連投降40多年之後，消除種族隔離制度的道德敘述已然成形，才煞有介事地補寫這段軍史，不露聲色地隱去了黑人連投降迫使美國採行第一個取消種族隔離制度舉措的史實。美國式的春秋筆法令人嘆為觀止。

然而，這一掩蓋回答不了這樣一個問題：為什麼美國黑人會在20世紀50年代掀起一場前所未有的民權運動，而且在不斷鎮壓下持續了十多年的時間？

只有真實的歷史，才蘊含着真實的啟示意義。

朝鮮戰爭打破了美軍不可戰勝的神話。中國士兵一改此前世人眼中羸弱怯懦的形象，把世界首強的美國白人士兵驅趕了300公里，迫使有着全勝戰爭記錄的美國簽下停戰協定，創造出有色人種新的力量圖騰，不可避免地會給白人至上種族主義當道的世界帶來前所未有的衝擊，改變了世人——包括美國黑人——對種族力量的認知。在這個大背景下，歷史留下了這樣一個具體記錄：

九龍江之戰迫使美軍黑人連全體投降，推動美軍在朝鮮取消了種族隔離制度。美國的種族隔離制度是在遠離美國本土的朝鮮，一個有色人種的國家，與一支有色人種的軍隊作戰時開始瓦解的。這象徵着美國堅守了半個多世紀的種族歧視的最後堡壘——種族隔離制度——被攻破了。其影響反彈回美國國內，激發出一場席捲全美的民權運動，激進的黑人民權活動分子奉毛澤東為精神偶像，拿起武器進行武裝反抗。其中羅伯特·威廉是最典型的例子。1955年，他從美國海軍陸戰隊退役，回到家鄉北卡羅萊納州，公開組織黑人武裝自衛隊伍，反抗美國政府及其白人種族主義者的鎮壓。他四次逃過暗殺，被美國肯尼迪當局通緝，流亡古巴。他兩度給毛澤東寫信，正是在他寫信請求下，毛澤東於1963年8月8日發表了支持美國黑人反對種族歧視鬥爭的公開聲明。一言以蔽之，20世紀50年代興起的美國黑人民權運動與朝鮮戰爭在時間上的密切銜接不是巧合，而是存在着因果關係。有色人種的志願軍打敗了美國白人士兵，這一事實激勵了美國黑人追求平等的鬥爭意識。美國的社會政治生態由此改變：戰前，美國社會瀰漫着狂妄的麥卡錫主義浪潮，戰後，麥卡錫主義如泡沫般破滅，被爭取種族平等的浪潮所覆蓋。這一浪潮持續了十多年，直到1964年《民權法案》出台，取得了重大的階段性成果。

從1951年美軍第八集團軍廢除種族隔離制度到1964年《民權法案》確立，經過了13年的時間。這一段美國黑人的民權運動過程，展現給世人的是黑人的遊行示威隊伍與鎮壓的白人軍警交織在一起的混亂畫面。這些畫面傳出一個明確無誤的信號：美國的白人統治階層不願意取消種族隔離制度。那麼，為什麼到了1964年美國國會出台了《民權法案》，展現出願意接納黑人的姿態呢？你可能會以為這是美國黑人的抗爭終於打動了白人領導層。其實不然，真正迫使美國領導層改變的是外來壓力。

中蘇同盟擋住了美國武力征服世界的戰車，東西方兩個陣營的形成和對峙意味着世界權力達成了某種平衡。那麼，什麼力量會改變這一權力平衡呢？朝鮮戰爭之後，殖民地獨立解放的武裝鬥爭風起雲湧，在中蘇的鼎力支持下匯成世界潮流。到了60年代初，非洲出現了一批獨立國家。這些獨立國家把憤怒的目光投向歧視黑人的美國，也因此會義無反顧地在兩個陣營的對壘中倒向社會主義陣營。這些國家本身的力量不大，但是它們會增加社會主義陣營的力量，改變既有平衡，就像砝碼改變天平的平衡，這才是美國的噩夢。世界變了，既然征服不了這個世界，美國就必須跟着改變，以適應改變了的世界。廢除黑人在美國社會中遭受系統性歧視的法律制度，以求得一個與這個改變了的世界——特別是改變了的非洲——最起碼的相處方式。只有具備了最起碼的、能被新興獨立國家接受的相處方式，才能提供外交空間，藉助綜合國力阻止新興獨立國家倒向東方陣營。由此可見，外交不僅是中小國家的生存之道，也是超級大國美國的生存之道。一言以蔽之，十五世紀之後的全球化時代，外交決定了每一個國家——包括超級大國——的前途命運。

鑒此，美國武力征服不了的中蘇同盟，才是催生《民權法案》的必要條件。而志願軍在朝鮮的英勇作戰才是《民權法案》的催生素。美國的歷史因《民權法案》的頒布施行而改寫。在這一改寫過程中，美國白人統治階層有意識地剝離美國霸權中的白人至上種族主義元素，着力營造所謂的善良霸權形象。鑑於美國在西方世界的首要地位，這一歷史改寫在形式上完成了殖民帝國對300年的白人至上種族主義意識形態的最終摒棄。當然，帝國仍在，且沒有放棄對絕對霸權[1]的追求。

[1] 絕對霸權是筆者在另一篇文章里所作的定義。霸權可分為兩種：相對霸權和絕對霸權。相對霸權是受到約束力的霸權，譬如受到俄羅斯（蘇聯）和中國制約的美國霸權。所謂絕對霸權是指沒有任何約束力的霸權。設想一下沒有俄羅斯（蘇聯）和中國制約下的美國霸權。那將是一個美國為所欲為、沒有任何國家敢於違背美國意志的世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