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章 “騷然”的棗陽亂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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委員長全國性的“冬季攻勢”之後，日軍陸軍參謀次長澤田茂認為，“即使減少一部分兵力，我們也不會被擊退。”於是繼續推行縮減在華兵力的計劃，但是前線的意見並不是這樣，第11軍感覺“敵尚強大”，認為應立即計劃一個大的反擊作戰，中國派遣軍也持同樣態度，並且積極準備。

其實在1939年12月，也就是日軍占領南寧之後，第11軍就產生了自己也來打一仗的想法，目標是宜昌。不過國軍的“冬季攻勢”率先發動，日軍第11軍只好先應付眼下的情況。到了1月國軍攻擊浪頭漸漸回落，第11軍重新研判，在2月定下了作戰設想，於2月25日制定了《會戰指導方策》，

“擬在雨季到來之前，在漢水兩岸地區將敵第5戰區的主力擊敗，通過作戰的勝利，進一步削弱蔣軍，並為推動對華政治、謀略的進展作出貢獻。”

“推動對華政治、謀略的進展”主要是指汪精衛一夥一直鬧騰着要成立偽政府來體現賣國價值，可是日本人覺得汪精衛起不了什麼作用，而且成立一個什麼“政府”作用不大反倒會惹惱了蔣介石。1939年11月，中國派遣軍參謀鈴木卓爾中佐以日本駐港武官的身份“策劃建立與重慶政府間的聯絡路線”，開展所謂的“桐工作”，當然是背着汪精衛的。

鈴木這個傢伙在香港找來找去、最後盯上了時任“西南運輸主任”的宋子良，中國銀行董事長大國舅爺宋子文的弟弟，也就是小國舅爺。如果能搭上這條線，那豈不是能直通委員長的床？那不是連辦公桌都跳過去了？還有哪條“與重慶政府間的聯絡路線”比這個更直接、你說說！

宋子良          曾政忠

不過宋子良對此根本沒興趣，此時國民政府陪都重慶，重要國土僅剩西南，此時無論是國家戰略物資還是走私商品的運輸都在“西南運輸主任”的職責範圍之內，皇軍的那點兒金票實在是放不進眼裡去，就現在這個情況來看那是打死也不能現在當漢奸是不是？宋家也有一個“走私”的案子和戴笠鬥了一場，這個咱們後文再說。宋子良於是拒絕和鈴木卓爾見面，隨即也向重慶報告了此事，意思是備個案也就算了。沒想到戴笠聽了信兒來了興趣，要趁此機會耍一耍日本人、搞一搞汪精衛。於是戴笠找了一個特工曾政忠、也叫曾廣，冒充宋子良與日本人接觸——這個曾政忠與宋子良長得確實有些相似。情況也確實如此，在談判期間，日方通過門上的鎖孔偷拍曾政忠的照片，帶回南京讓陳公博、周佛海辨認是否是宋子良，結果一人說像、另一人說不像，這等於白忙活了，那只好死馬當作活馬，稀里糊塗繼續幹下去。

準備好了之後，“宋子良”向鈴木卓爾發出見面請求，鈴木卓爾自然非常高興，於是雙方一真一假地開始了“談判”，就這樣斷斷續續持續到了9月份。不過除了中國派遣軍自身之外，這個“談判”幾乎遭到了日本其他所有政軍界的冷眼，最後關東軍直接擺明態度反對，這件事扯了大半年，中國派遣軍自己也覺得味道不太對了，於是也就拉倒了。

其實“宋子良”的假把戲很容易拆穿，不過中國派遣軍十分熱衷於這是真的，於是就上了大半年的當。熱衷的原因也很簡單，就是大本營一方面要消減在華兵力、另一方面還要解決“中國問題”。中國派遣軍迫於中國軍隊“冬季攻勢”的壓力，從1月份就開始請求大本營增兵，而且要求是“精銳兵力”，“但年度已過而未見答覆，極為苦惱。”

其實大本營內部也是意見十分對立，面對即將來到的世界大戰，參謀本部作戰課竟然提出要“放棄華中、華南”來謀求“中國問題”的解決以期騰出兵力對蘇作戰，參謀本部作戰課作戰主任荒尾興功中佐認為，“解決中國事變只有兩條路，一條是武力席捲重慶、成都，一條是從中國撤兵。然而，進行大規模進攻作戰，就沒有餘力對付蘇聯。”不過這個“放棄華中、華南”的意見立刻遭到陸軍次官阿南惟幾漲紅臉的呵斥，“要從皇軍流過血的地方退下來嗎？”

現在問題是既不可能撤兵，也不可能“席捲重慶、成都”，那麼中國問題怎麼辦呢？此時2月底，正是中國派遣軍的“桐工作”進行的熱火朝天之際，似乎中國問題有了解決的希望，於是中國派遣軍有意搞一次大的戰役配合“桐工作”來壓迫重慶方面，以期徹底解決“中國問題”。

會戰指導方針是，“在最短期間內作好準備，大概在５月上旬開始攻勢。首先在白河以南捕捉漢水左岸之敵，接着在宜昌附近徹底消滅該河右岸之敵核心部隊。”

去年的“襄東會戰”是在“南昌會戰”進行時，日軍捕捉到了湯恩伯第31集團軍移防第5戰區的情報，隨即萌發預想消滅湯集團，於是才有了所謂的“襄東會戰”，目標單一，也是快打快走的準備。而此次“襄東會戰”賦予了兩個作戰目標，一個是“白河以南捕捉漢水左岸之敵”，再一個是“宜昌附近徹底消滅該河右岸之敵核心部隊”。

說實話，這兩個作戰目標直線距離相隔200里，日軍預想先在北路擊潰湯恩伯第31集團軍，然後南下宜昌，而宜昌是三峽入口，預構有強力阻擊陣地，如何能快速得手？況且張自忠第33集團軍集團軍沿漢江布防，日軍從北向南轉進就要與第33集團軍展開連續戰鬥，層層突破、徹底擊潰第33集團軍才能抵達宜昌、展開下一步任務，無論如何難度太大了。

日軍對這些渾不在意，因為還是覺得中國軍隊的戰力太差，特別是指揮水平奇差無比，兩個目標就是兩個目標，特別是攻克宜昌，這對重慶方面來說簡直是顛覆性的震盪！這才能達到“推動對華政治、謀略的進展作出貢獻”的目的，說實話，中國派遣軍認為僅僅靠單純的軍事行動已經沒有解決“中國問題”的可能性了。

鑑於這種認識大家都還是可以接受的，於是參謀本部就在4月10日下令進行宜昌作戰，但是如此大規模的進攻兵力不夠怎麼辦？那只好權變，4月19日陸相畑俊六決定，“未來將在華兵力減少10至15萬，目前則為之增派兩個精銳師團。”而這兩個所謂的“精銳師團”到7月份才能組建完成。

另外有個現實問題，那就是宜昌。此次作戰的目標之二是“在宜昌附近徹底消滅該河右岸之敵核心部隊”，那麼拿下宜昌是自然的事。可是大本營4月10日的命令是，“中國派遣軍司令官為完成目前任務，可在5、6月間在華中、華南方面，實施一次超越既定作戰範圍的作戰。”雖然沒有明說，但是根據目前的精神和命令的含義，很明顯是作戰完成後還要返回原駐地，不保持宜昌。

打下來又不讓占領？這豈不是“要從皇軍流過血的地方退下來嗎？”這自然遭到了激烈的反對意見，可是現在的精神不僅僅是在華不擴大，而且是要收縮，於是反對意見被壓制。

反對意見被壓制是被壓制了，但是可以預見將來肯定不是這樣的。就像前一時期的“膺懲傅作義”攻擊五原一樣，原計劃也是不占領五原，大本營、華北方面軍、駐蒙軍都有明確命令，而且駐蒙軍司令岡部直三郎親自飛往包頭，向行動部隊直接解釋命令，但是以駐蒙軍參謀長田中新一為代表一批人陰奉陽違，還是要占領五原，聯絡華北方面軍參謀長笠原幸雄共同壓迫駐蒙軍司令岡部直三郎同意以日軍特務機關領導“蒙古軍”占領五原，結果遭至覆滅，讓傅作義搞了一個“五原大捷”。所以講，關於這個宜昌占還是不占，還是走着瞧吧。

此次會戰，日軍第11軍決定投入4個師團的兵力。

第1期作戰，第3師團由信陽出發，沿遊河、桐柏、西新集公路向襄陽攻擊，捕捉集中在襄陽東北的中國軍隊主力；由第40師團4個大隊組建的石本支隊沿同樣路線向襄陽東攻擊，打擊中國軍隊左側背；第39師團及第6師團3個大隊組建的池田支隊由隨縣出發，向襄陽東南取廣正面攻擊，捕捉中國軍隊；第13師團由安陸出發，以主力突破大洪山向樊城攻擊；以上4支部隊完成對襄陽東中國軍隊的合擊。

第2期作戰，第3師團由襄陽出發渡過漢水向當陽攻擊；石本支隊留置襄陽掩護；第39師團由宜城渡河向荊門攻擊；第13師團由沙洋鎮渡河向河溶攻擊；池田支隊由舊口渡河。

第1期的作戰目標還是湯恩伯第31集團軍，主要還是由第3師團、第13師團和第39師團以及石本支隊的四面合擊。去年的“襄東會戰”是東、南兩面合擊，再加上北面切斷退路，準備包了湯恩伯的餃子。最後沒有吃上餃子的問題是計划過於牽強，湯恩伯第31集團軍也不白給，見機撤退了。而這次也是準備吃餃子，至於是不是湯恩伯倒是沒有好意思明說，現在目標區域內的部隊是第11集團軍，如果第31集團軍也裝進去那自然更好。不過上次是兩面合擊沒搞好，這次接受教訓，搞一個四面合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