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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宗仁回憶錄》有唐德剛的序言，敘說了這本書對自己的意義和在歷史上應當具有的地位，“這本書也是我個人已出版的著作中，用功最深、費力最大、遭遇困難最多的一部有原始性的史書。……其正確性則反映在當代史籍上所發生的效果——它保存了李宗仁在中國歷史上的真面目。”

這本書還有唐先生的後記，其中也談了談這本書的寫作方法，“大體說來，我那時起稿的程序是這樣的：第一、我把他一生的經歷，大致分為若干期。他同意之後，我又把各期之內，分成若干章。他又同意了，我乃把各章之內又分成若干節，和節內若干小段。其外我又按時新的史學方法，提出若干專題，來加以”社會科學的處理……”

唐德剛先生是史學大家，他所說的“新的史學方法”俺這個外行完全沒有概念，好在唐先生在李長官這裡也碰了釘子，只好把那個什麼“新的史學方法”勞什子扔回教科書，“決定不去畫蛇添足。還是使他的回憶錄以原始史料出現罷。”

唐先生決定還是老實一點兒好，不搞什麼“新的史學方法”還是“舊的史學方法”這些花樣了，於是開始第二步。李長官的歷史軌跡唐德剛是完全清楚的，於是就按照李長官的年表結合歷史先寫出了章節題目，然後讓李長官按照章節主題談就好了，“約二三小時講完這段故事之後，我便收起皮包和筆記；正式訪問，告一結束。……但是就在這輕鬆的談話之後的三兩天內，我則獨坐研究室、廣集史料、參照筆記、搜索枯腸，一氣寫成兩三萬言的長篇故事來，送交李公認可。”

唐德剛先生不愧是史學大家，寫得是真好，《李宗仁回憶錄》這本書，如果不看正文、單看前言、後記，完全可以百分百相信這本書的史學價值，因為唐先生自己都說了“用功最深、費力最大……獨坐研究室、廣集史料、參照筆記、搜索枯腸”，這都不信、你還要信什麼、是不是？

正是相信了前言、後記，這一看正文，汗就下來了——

史迪威，全名約瑟夫·史迪威，1919年8月第一次來華，為首任駐華語言軍官；1920年8月第二次來華，正式就任駐華語言軍官，1923年7月回美進入本寧堡步兵學校學習；1926年9月第三次來華，出任美軍駐天津步兵第15團營長，1929年6月回到美國任本寧堡步兵學校戰術系主任；1935年7月第四次來華，在北平任美國駐華武官，上校，1939年8月回到美國出任步兵第2師第3旅旅長，1940年7月，出任第7師師長兼蒙特雷市奧德兵營司令，1941年6月出任第8軍軍長，1942年3月第五次來華，擔任盟軍中國戰區參謀長兼中緬印戰區美軍司令。

“民國二十八年（一九三九年）九月初，希特勒忽出兵侵略波蘭，英法因與波蘭締有軍事同盟條約，遂被迫對德宣戰，歐戰爆發了。為應付這個突如其來的新局面，蔣委員長特地在重慶召集軍事會議，加以商討。我便應召赴渝。其實在會上所討論的仍然只是一些國內戰事的問題罷了。

此次赴渝，最使我高興的便是我又見到美國大使館武官史迪威上校。他聽說我到了重慶，特地專柬請我吃飯。”

而史迪威在1939年8月回美國本土擔任步兵第2師第3旅旅長，然後就是師長軍長，一直到1942年3月才有來到中國，也就是說李長官所說的“歐戰爆發”的1939 年“九月初”，史迪威在美國啊，這如何能在重慶“專柬請我吃飯”？

約瑟夫·史迪威

美國這邊的情況靠不住，蘇聯那邊似乎也不是那麼結實，“過了兩天，蘇聯大使也請我喝茶，在座只有首席顧問朱可夫中將和一中國譯員。”

“首席顧問朱可夫中將”？其實在中國擔任軍事總顧問的是崔可夫，而不是朱可夫，朱可夫從來沒有到過中國，更談不到和李長官一起在重慶喝茶。不過搞錯了朱可夫、崔可夫這個事情算不得什麼大事兒，因為都是可夫，只不過一個姓崔、一個姓朱，咱們在日常生活中也搞錯過別人的姓氏，何況是兩個外國人的姓氏？李長官搞錯了也完全正常。不過對唐德剛先生這種“歷史學家”來講，這完全不是搞錯兩個姓氏問題，哈？

瓦西里·伊萬諾維奇·崔可夫，1926年秋，伏龍芝軍事學院東方系中國部實習生崔可夫以外交隨員的身份隨資深外交官克羅日科前往中國；1927年秋崔可夫正式完成在伏龍芝軍事學院東方系的學業，再度前往中國，擔任軍事顧問。

1938年4月任步兵第5軍軍長。1938年7月先後任白俄羅斯特別軍區博布魯伊斯克集團軍級集群司令員、第7集團軍司令員，並指揮集團軍參加了解放西白俄羅斯的進軍。1939年11月蘇芬戰爭爆發，崔可夫擔任第9集團軍司令員，一直打到1940年3月。戰前1939年秋起，列寧格勒軍區緊急進行了戰爭準備，調整了軍隊部署，構築了急造軍路、貯備了作戰物資，進行了戰前訓練。到戰爭打響前，蘇聯紅軍在蘇芬邊界附近共集中了約30多萬人的兵力，4個集團軍，18個步兵師、1個坦克軍、4個坦克旅以及約1000余輛坦克、800多架飛機。也就是說在歐戰爆發之際，德國和蘇聯解決波蘭之後，英法對德實行綏靖政策，德國暫時停下了腳步，而蘇聯卻在積極準備解決芬蘭。參戰部隊第7、第8、第9、第14總計4個集團軍54萬兵力，準備一口氣吞掉芬蘭。可是仗打得非常差勁兒，崔可夫因作戰不利而被解職；1940年12月崔可夫再一次被派到中國，任駐中國武官和和第4任軍事總顧問，1942年3月回國。

也就是說李長官所說的“歐戰爆發”的時候，崔可夫正在蘇聯本土擔任第9集團軍司令員準備對芬蘭展開的戰爭，如何能在重慶和李長官一起“喝茶”？

崔可夫

唐先生啊唐先生，李長官的脾氣你是知道的，“李先生對我輩書生所搞的什麼考據、訓詁、辭章、假設、求證……等等做”學問“的通則、規律和步驟，當然也就完全漠然了。正因為如此，他卻有堅強的信心，認為他所講的，無一而不可以寫下，傳之後世。這就是‘隔行如隔山’的必然後果罷。”

如此李長官信口開河，唐先生才不得不“獨坐研究室、廣集史料、參照筆記、搜索枯腸”，可是您如此“用功最深、費力最大”卻搞出了這麼一個東西？果然是“隔行如隔山”，俺隔着大山還真搞不懂您的這一行是個什麼行當啊？

算啦，唐德剛先生的吹牛沒意思，還是看李長官的吹牛比較上檔次。

李長官吃了一頓飯、喝了一巡茶搞定了美蘇兩個大國，接下來就該辦一辦自己的事情了。自古忠孝不能兩全，對於李長官這樣的大英雄就是這樣，自從出桂抗戰以來，忙着打了三次斷電會戰，實在是沒有時間回家侍奉老母，現在趁着歐戰爆發之際，特別是安頓好了美蘇兩國，全球再也沒有什麼大事兒了，正好回家省親。於是“在重慶會畢，我乘機向蔣委員長告假半月，回桂林省親。因家母年高多病，很想看看我。軍事委員會乃特地為我預備一架小飛機，直飛桂林。這是“七七事變”後我第一次返鄉。桂林各界歡迎的熱烈，與母子相見的歡愉，自不待言。”

李長官乃是國之柱石，即便是尋機省親也無法安心侍奉老母，“文化界人士在廣西大學校長馬君武領導之下，為我舉行了一個大規模的歡迎會和時事座談會。會中，大家對歐戰爆發後的國際新形勢，作了極為熱烈的討論。”

“文化界人士”一般都沒有什麼用可是比較討人嫌，這次搞“歡迎會”也是一貫的不嫌事兒多，竟然分成左右兩派吵了起來，作為“歡迎會”的主角李長官自然還得做雙方的工作。

“一般左派人士對蘇聯在歐戰前夕簽訂《德蘇協議》的批評，都認為斯大林有眼光，有手段。在他們看來，目前的歐戰是資本主義的內戰，社會主義的蘇聯可以坐收其利。

另一派人士則對英法的勝利表示有信心。他們認為英法是歐洲最強盛的國家，潛力雄厚，曠日持久，德國必然失敗。德國的失敗無疑造成對中國極有利的形勢，但中國是否有力量支持到那個時候，則不無疑問。因此油然而生惴惴不安的心理。”

李長官於是就把前一陣子安頓美蘇兩國的分析又拿了出來給這幫秀才講上一講，沒想到能安頓美蘇兩國的理論竟然遭到了“文化界人士”左右兩派的同時反對！

李長官分析英法頂不住德國的攻擊，結果是親英法的右派“文化界人士”“不以為然”；當李長官講到德國搞定了英法以後回頭又去打蘇聯，結果是親蘇的左派“文化界人士”“個個搖頭”！

李長官看看左邊的文人們搖頭，再看看右邊的文人們還是搖頭，李長官不禁心頭火起、心裡暗罵，“這幫沒見識的文人就是沒見識，跟他們囉嗦什麼？”李長官提高聲調，“諸君，歐洲戰局的發展是不會隨我們的好惡而改變的。不管我們高興不高興，歐戰是朝這方向發展的，請大家用恬靜的心等着瞧吧！”

真是大兵遇秀才，有理講不清，這些“文化界人士”實在是無趣而不知趣，李長官乾脆給左右兩派文人都潑了一盆“滿頭冷水”！算了，不跟這幫“文化界人士”磨嘴皮子了，回老河口長官部打會戰去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