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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宗仁回忆录》有唐德刚的序言，叙说了这本书对自己的意义和在历史上应当具有的地位，“这本书也是我个人已出版的著作中，用功最深、费力最大、遭遇困难最多的一部有原始性的史书。……其正确性则反映在当代史籍上所发生的效果——它保存了李宗仁在中国历史上的真面目。”

这本书还有唐先生的后记，其中也谈了谈这本书的写作方法，“大体说来，我那时起稿的程序是这样的：第一、我把他一生的经历，大致分为若干期。他同意之后，我又把各期之内，分成若干章。他又同意了，我乃把各章之内又分成若干节，和节内若干小段。其外我又按时新的史学方法，提出若干专题，来加以”社会科学的处理……”

唐德刚先生是史学大家，他所说的“新的史学方法”俺这个外行完全没有概念，好在唐先生在李长官这里也碰了钉子，只好把那个什么“新的史学方法”劳什子扔回教科书，“决定不去画蛇添足。还是使他的回忆录以原始史料出现罢。”

唐先生决定还是老实一点儿好，不搞什么“新的史学方法”还是“旧的史学方法”这些花样了，于是开始第二步。李长官的历史轨迹唐德刚是完全清楚的，于是就按照李长官的年表结合历史先写出了章节题目，然后让李长官按照章节主题谈就好了，“约二三小时讲完这段故事之后，我便收起皮包和笔记；正式访问，告一结束。……但是就在这轻松的谈话之后的三两天内，我则独坐研究室、广集史料、参照笔记、搜索枯肠，一气写成两三万言的长篇故事来，送交李公认可。”

唐德刚先生不愧是史学大家，写得是真好，《李宗仁回忆录》这本书，如果不看正文、单看前言、后记，完全可以百分百相信这本书的史学价值，因为唐先生自己都说了“用功最深、费力最大……独坐研究室、广集史料、参照笔记、搜索枯肠”，这都不信、你还要信什么、是不是？

正是相信了前言、后记，这一看正文，汗就下来了——

史迪威，全名约瑟夫·史迪威，1919年8月第一次来华，为首任驻华语言军官；1920年8月第二次来华，正式就任驻华语言军官，1923年7月回美进入本宁堡步兵学校学习；1926年9月第三次来华，出任美军驻天津步兵第15团营长，1929年6月回到美国任本宁堡步兵学校战术系主任；1935年7月第四次来华，在北平任美国驻华武官，上校，1939年8月回到美国出任步兵第2师第3旅旅长，1940年7月，出任第7师师长兼蒙特雷市奥德兵营司令，1941年6月出任第8军军长，1942年3月第五次来华，担任盟军中国战区参谋长兼中缅印战区美军司令。

“民国二十八年（一九三九年）九月初，希特勒忽出兵侵略波兰，英法因与波兰缔有军事同盟条约，遂被迫对德宣战，欧战爆发了。为应付这个突如其来的新局面，蒋委员长特地在重庆召集军事会议，加以商讨。我便应召赴渝。其实在会上所讨论的仍然只是一些国内战事的问题罢了。

此次赴渝，最使我高兴的便是我又见到美国大使馆武官史迪威上校。他听说我到了重庆，特地专柬请我吃饭。”

而史迪威在1939年8月回美国本土担任步兵第2师第3旅旅长，然后就是师长军长，一直到1942年3月才有来到中国，也就是说李长官所说的“欧战爆发”的1939 年“九月初”，史迪威在美国啊，这如何能在重庆“专柬请我吃饭”？

约瑟夫·史迪威

美国这边的情况靠不住，苏联那边似乎也不是那么结实，“过了两天，苏联大使也请我喝茶，在座只有首席顾问朱可夫中将和一中国译员。”

“首席顾问朱可夫中将”？其实在中国担任军事总顾问的是崔可夫，而不是朱可夫，朱可夫从来没有到过中国，更谈不到和李长官一起在重庆喝茶。不过搞错了朱可夫、崔可夫这个事情算不得什么大事儿，因为都是可夫，只不过一个姓崔、一个姓朱，咱们在日常生活中也搞错过别人的姓氏，何况是两个外国人的姓氏？李长官搞错了也完全正常。不过对唐德刚先生这种“历史学家”来讲，这完全不是搞错两个姓氏问题，哈？

瓦西里·伊万诺维奇·崔可夫，1926年秋，伏龙芝军事学院东方系中国部实习生崔可夫以外交随员的身份随资深外交官克罗日科前往中国；1927年秋崔可夫正式完成在伏龙芝军事学院东方系的学业，再度前往中国，担任军事顾问。

1938年4月任步兵第5军军长。1938年7月先后任白俄罗斯特别军区博布鲁伊斯克集团军级集群司令员、第7集团军司令员，并指挥集团军参加了解放西白俄罗斯的进军。1939年11月苏芬战争爆发，崔可夫担任第9集团军司令员，一直打到1940年3月。战前1939年秋起，列宁格勒军区紧急进行了战争准备，调整了军队部署，构筑了急造军路、贮备了作战物资，进行了战前训练。到战争打响前，苏联红军在苏芬边界附近共集中了约30多万人的兵力，4个集团军，18个步兵师、1个坦克军、4个坦克旅以及约1000余辆坦克、800多架飞机。也就是说在欧战爆发之际，德国和苏联解决波兰之后，英法对德实行绥靖政策，德国暂时停下了脚步，而苏联却在积极准备解决芬兰。参战部队第7、第8、第9、第14总计4个集团军54万兵力，准备一口气吞掉芬兰。可是仗打得非常差劲儿，崔可夫因作战不利而被解职；1940年12月崔可夫再一次被派到中国，任驻中国武官和和第4任军事总顾问，1942年3月回国。

也就是说李长官所说的“欧战爆发”的时候，崔可夫正在苏联本土担任第9集团军司令员准备对芬兰展开的战争，如何能在重庆和李长官一起“喝茶”？

崔可夫

唐先生啊唐先生，李长官的脾气你是知道的，“李先生对我辈书生所搞的什么考据、训诂、辞章、假设、求证……等等做”学问“的通则、规律和步骤，当然也就完全漠然了。正因为如此，他却有坚强的信心，认为他所讲的，无一而不可以写下，传之后世。这就是‘隔行如隔山’的必然后果罢。”

如此李长官信口开河，唐先生才不得不“独坐研究室、广集史料、参照笔记、搜索枯肠”，可是您如此“用功最深、费力最大”却搞出了这么一个东西？果然是“隔行如隔山”，俺隔着大山还真搞不懂您的这一行是个什么行当啊？

算啦，唐德刚先生的吹牛没意思，还是看李长官的吹牛比较上档次。

李长官吃了一顿饭、喝了一巡茶搞定了美苏两个大国，接下来就该办一办自己的事情了。自古忠孝不能两全，对于李长官这样的大英雄就是这样，自从出桂抗战以来，忙着打了三次断电会战，实在是没有时间回家侍奉老母，现在趁着欧战爆发之际，特别是安顿好了美苏两国，全球再也没有什么大事儿了，正好回家省亲。于是“在重庆会毕，我乘机向蒋委员长告假半月，回桂林省亲。因家母年高多病，很想看看我。军事委员会乃特地为我预备一架小飞机，直飞桂林。这是“七七事变”后我第一次返乡。桂林各界欢迎的热烈，与母子相见的欢愉，自不待言。”

李长官乃是国之柱石，即便是寻机省亲也无法安心侍奉老母，“文化界人士在广西大学校长马君武领导之下，为我举行了一个大规模的欢迎会和时事座谈会。会中，大家对欧战爆发后的国际新形势，作了极为热烈的讨论。”

“文化界人士”一般都没有什么用可是比较讨人嫌，这次搞“欢迎会”也是一贯的不嫌事儿多，竟然分成左右两派吵了起来，作为“欢迎会”的主角李长官自然还得做双方的工作。

“一般左派人士对苏联在欧战前夕签订《德苏协议》的批评，都认为斯大林有眼光，有手段。在他们看来，目前的欧战是资本主义的内战，社会主义的苏联可以坐收其利。

另一派人士则对英法的胜利表示有信心。他们认为英法是欧洲最强盛的国家，潜力雄厚，旷日持久，德国必然失败。德国的失败无疑造成对中国极有利的形势，但中国是否有力量支持到那个时候，则不无疑问。因此油然而生惴惴不安的心理。”

李长官于是就把前一阵子安顿美苏两国的分析又拿了出来给这帮秀才讲上一讲，没想到能安顿美苏两国的理论竟然遭到了“文化界人士”左右两派的同时反对！

李长官分析英法顶不住德国的攻击，结果是亲英法的右派“文化界人士”“不以为然”；当李长官讲到德国搞定了英法以后回头又去打苏联，结果是亲苏的左派“文化界人士”“个个摇头”！

李长官看看左边的文人们摇头，再看看右边的文人们还是摇头，李长官不禁心头火起、心里暗骂，“这帮没见识的文人就是没见识，跟他们啰嗦什么？”李长官提高声调，“诸君，欧洲战局的发展是不会随我们的好恶而改变的。不管我们高兴不高兴，欧战是朝这方向发展的，请大家用恬静的心等着瞧吧！”

真是大兵遇秀才，有理讲不清，这些“文化界人士”实在是无趣而不知趣，李长官干脆给左右两派文人都泼了一盆“满头冷水”！算了，不跟这帮“文化界人士”磨嘴皮子了，回老河口长官部打会战去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