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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自桂林回到老河口不久，便接獲可靠情報，敵人受德國閃電戰勝利的刺激，也預備和我們來一個閃電戰。……29年4月中旬，集中了六七個師團的兵力，要再到隨棗地區來掃蕩我五戰區。”

真是來得早、不如趕得巧，李長官剛在重慶、桂林轉了一圈兒，已經把希特勒歐戰的失敗前景布告美蘇兩國以及桂林的“文化界人士”左右兩派，恰恰是日本人自己還是執迷不悟，還是要“掃蕩我五戰區”？這不是送門上來找打嗎？

李長官打仗第一就是情報，第二就是決戰，第三就是斷電，當然斷電這次是不可能了，因為李長官已經從《孫子兵法》中悟出了“保供電”的武林秘籍。

那麼就先從第一的情報說起，“接獲可靠情報”！按照李長官的套路，這次情報應該也是夏文運給“運”來的。雖然上回隨棗會戰夏文運只是告訴了李長官日本人的正面行動，漏報了日本人包抄長官部的行動，但是“日軍每一軍事動向我方都事先得報，歷驗不爽。甚至軍委會所得情報，尚不及五戰區所得的為可靠。”那為什麼不用夏文運的情報尼？為什麼還要聽“軍委會”的？對！還是聽夏文運的！

第二就是決戰，李長官已經根據情報給日本人準備了一十三條錦囊妙計，單等日本人打上門來讓他們中計、跟他們決戰了。

很遺憾的是，日本人根本不知道李長官在重慶的這一系列唾沫橫飛的“騷操作”，沒有按照李長官回憶錄的套路應該退避三舍，而是按照原計劃，該打就打。第11軍4月12日發出集中命令，22日發出進攻命令，28日軍戰鬥指揮部推進至應山，5月1日第3師團及石本支隊從信陽西北的遊河出發開始西進，2日，第13師團從鍾祥出發向北發起進攻。這兩路日軍的目標是前進2、3百公里至白河，將襄陽以西的中國軍隊全部兜底包圍，而在正面進攻的第39師團將在兩天后從隨縣發起進攻，意圖將包圍圈內的中國軍隊全部剿滅。

上次隨棗會戰時，隨縣正面進攻的第3師團在作戰的最初階段沒有使用全力進行突破，而是逐步展開戰鬥吸引和留置湯恩伯第31集團軍，以等待南北兩路完成包剿。而此次棗宜會戰是負責穿插的南北兩路提前行動，然後隨縣正面的第39師團再發動打擊。

這次會戰日軍的第一階段目標是包剿白河以東的中國軍隊，並且要“以利於捕捉敵之主力（集結於襄陽東北地區）”，最後“各兵團到達襄陽一帶後，集結主力，準備迎擊敵人。”

捕捉襄陽東北地區的“敵之主力”就是指湯恩伯第31集團軍，但是第31集團軍現在駐在南陽南部，兼顧第1、5兩個戰區。日軍的這個所謂的“雙重包圍”根本沒有兜住第31集團軍，而是在第31集團軍駐地南部穿過去了，也就是說將來打起來的時候，第31集團軍將會出現在包圍圈的外部！也就是說第31集團軍必定會對日軍北路側背進行打擊！

包住了敵方次要部隊，而敵方主力將會在包圍圈外部對自己的側背進行打擊，這種作戰如果不失敗那就是太奇怪了，難道說日本陸大培養出來的軍官都是飯桶嗎？當然不都是飯桶啊，而是另有原因啊。

5月4日，“軍收到了有關至今尚未捕捉到的湯恩伯部所在地的情報……與我軍發起作戰的同時，第31集團軍開始南下，其精銳部隊4日到達泌陽北側，有當夜開始攻擊第3師團右側背之勢。”

而在4月7日第11軍提出的《作戰大綱》第七款“宣傳與謀略”里明確要求進行“進行誘使湯恩伯南下的宣傳”，這說明在戰前日軍第11軍對湯恩伯第31集團軍駐在南陽是掌握的，並且意圖將第31集團軍誘至包圍圈內一併進行包剿。

不過很明顯“進行誘使湯恩伯南下的宣傳”不一定會百分百成功，也就是說如果湯恩伯第31集團軍沒有南下進入包圍圈，而是作戰時出現在包圍圈的外部，那麼這次作戰就是失敗的，而且有遭受重大損失的可能性。所以講在戰前監控湯恩伯第31集團軍的動向是第一要務，以決定作戰方向，甚至是決定是否發動作戰。

很顯然日軍第11軍並未對湯恩伯第31集團軍做積極的監控，甚至是忽略了，這才有到打起來的4日才“收到了有關至今尚未捕捉到的湯恩伯部所在地的情報”。

為什麼會出現這種基礎性的錯誤，原因就是搞的這次第二次“襄東會戰”非常勉強。

上次1939年搞的“襄東會戰”是因為捕捉到了湯恩伯第31集團軍調防的情報、準備殲滅第31集團軍而引發的，而這次所謂的“襄東會戰”完全是中國派遣軍為了配合所謂的“桐工作”、在大本營收縮在華兵力的大背景下強行發動的。會戰的目標不是殲滅敵方的野戰力量，而是要打下宜昌以期待重慶方面積極進行“和談”以結束所謂的“中國事變”。

儘快結束“中國事變”是日本政軍兩界的共識，問題是到哪裡停下來、或者說怎麼停下來。

在蔣委員長來看，結束所謂“中國事變”就要恢復“七七事變”之前的態勢，也就是維持所謂的“滿洲國”狀態，這兩年的明的暗的談判也都是這個“條件”，但是在日方看來這是不可能的，因為“七七事變”之後占領了中國北平、上海、武漢、廣州，已經席捲了大半個中國、似乎全面勝利就在眼前，而且已經死了這麼多人、卻要回到一開始、這是為什麼？可是不儘快結束“中國事變”又不行，如此就這樣軍事、政治反覆折騰，軍事不行就搞政治、政治不行就搞軍事，軍事政治兩者都不行那就合起來一起搞。這次所謂的第二次“襄東會戰”就是為了和談的“桐工作”而發動的，以期給予第5戰區以打擊迫使國民政府同意停戰，所以講這就使得這次“襄東會戰”的軍事目標模糊了，換成日本人自己的話來講就是，“無論如何也要先幹起來吧！”

第11軍司令官岡村寧次不是這樣認為的，他認為這種半吊子的軍事打擊根本對現在的局勢不會產生任何積極的影響，要不就增加兵力來個全面打擊，要不你們就乾脆和談撤兵算了。不過全面打擊根本做不到，要能做早就做了是不是？況且現在的中央精神就是縮減在華兵力、準備世界大戰，這次“襄東會戰”也是為了徹底解決“中國事變”而採取的臨時軍事行動，其後不論會戰結果如何，在華兵力還要繼續縮減下去，那麼這個“中國事變”該怎麼辦？

第11軍司令官岡村寧次的態度與大本營產生了對立，大本營解決問題的辦法就是解決掉提出問題的人，讓他滾蛋。3月9日園部和一郎中將接任第11軍司令官，岡村寧次回國任軍事參議官。

軍事參議院是1903年設立的，一開始的目的是因為海陸軍鬧得不可開交，找一些雙方的元老組成參議院以形成共同意見來調整海陸軍的關係，後來軍事參議院的職責演變成是等到天皇舉行軍事諮詢時，召開參議會並將意見上奏給天皇，但不允許獨自上奏，很有些天皇的軍事顧問團意味，但是天皇從來顧不上問顧問團，到1945年戰敗後廢止。

軍事參議院的參議員都是軍界元老，位顯而無權，一般都是大將的養老之處，像岡村寧次這樣的中將就給踢到參議院去養老比較少見，看來這是對岡村寧次的特殊關照。

岡村寧次接到這個命令還是十分詫異的，沒想到大本營竟然用這樣的手段來解決問題，岡村寧次非常氣憤，“唯一的遺憾是未能摧毀敵人的抗戰企圖，卻將眾多官兵留在戰場而離去，這是一種‘聖戰未息，殘軀獨歸’的心情。”不過生氣也沒啥用了，進了養老院就是等着退役了，再也沒有什麼指望了。

岡村寧次回國之後於3月26日覲見天皇，而天皇的態度似乎比較冷淡，對這位第11軍司令官未能解決中國問題感到很不滿意，僅僅客氣了一下——“你此次多多辛苦。”

岡村寧次應該回答一些“為天皇‘聖戰’,效死疆場而‘無比榮幸’”啥的，不過岡村寧次覺得自己這種層次的將領說這些無腦的話似乎有些不合身份，這一猶豫間天皇就沒給他說話的機會，接着說，“賜給你一些東西。”說完這短短的兩句話就給了3000塊錢和一個銀質大花瓶，把岡村寧次給直接攆了出去，一丁點兒想從前線將領了解戰況的意思都沒有。

如此只能告退吧。倆手抱着薄皮銀殼大花瓶站在宮門外的太陽底下，岡村寧次覺得自己就像一塊用了21個月、沾滿油污煤灰的破抹布，讓人給直接扔進了軍事參議院那個垃圾堆。